从虚无党小说的译介与创作看无政府主义对晚清小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无政府主义论文,晚清论文,小说论文,虚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传播的高潮。在无政府主义复杂的理论体系中，最先引起中国知识分子兴趣的，不是它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激烈批判，也不是它对未来大同世界的热切诉求，而是“无政府党”（或称“虚无党”）的暗杀活动。仅在从1902年至1905年出版（发表）的27部（篇）著译中，介绍俄罗斯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的就至少有17部（篇）（注：资料统计依据以下文献：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外国无政府主义论著汉译目录》（《中国哲学论丛》，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一书的“附录”部分。），虚无党的暗杀俨然成为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即所谓：“怀炸弹，袖匕首，劫万乘之尊于五步之内，以演出一段悲壮之历史”。（注：辕孙《露西亚虚无党》，载《江苏》第4期，1903年。）按照当时一些人的看法，“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注：燕客《无政府主义·序》，自然生（张继）纂《无政府主义》，1903年上海出版。）《民报》、《苏报》、《童子世界》、《大陆》等激进报刊都报道了俄罗斯虚无党成功刺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壮举，并给予了高度赞扬，《民报》还刊登了与虚无党有关的大量资料图片。（注：如第2号、第3号、第15号分别刊出了虚无党女杰苏菲亚、无政府党首创者巴枯宁和俄国暗杀团首领该鲁学尼的肖像；第16号刊登了旡首译的《巴枯宁传》，第17号刊登了渊实译的《虚无党小史》等等。）在出版界，1902年马君武翻译了《俄罗斯大风潮》，分三个阶段介绍了俄国虚无党（民粹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1903年张继推出了《无政府主义》，分上、下两编，分别从“无政府主义及无政府党之精神”和“各国无政府党”两个方面介绍了世界无政府党的理论和活动情况。另外，《俄国虚无党源流考》、《虚无党小史》等著作，都对虚无党给予了热情的介绍和颂扬。从当时的介绍来看，他们对虚无党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虚无党采取的极端手段上，对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基础“民粹社会主义”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认同。只有到刘师培办《天义》报的时候，这一理论才得到回应。很显然，虚无党人对俄国专制政体采取的恐怖行动，触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兴奋点，满足了他们激进的革命要求。在西方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中，这一时期巴枯宁最受推崇（辛亥革命后是克鲁泡特金），他被奉为虚元党的精神领袖，虚无党的耶稣。他的名言“破坏欲就是创造欲”被反复申说：“凡一国国民，当晦盲否塞、沉酣不醒之时，不挟猛烈之势行破坏之手段，以演出一段掀天撼地之活剧，则国民难得而苏。此变革腐败之政体，唤醒全国之民气，所以重破坏主义。”（注：转引自蒋俊《辛亥革命前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刊资料述评》，《中国哲学》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4页。）暗杀成为唤醒国民的手段，被纳入到文化启蒙的理论框架之中。
所谓无政府党或虚无党，实际指的是俄国“民意党”。这是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产物。在俄国，从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理论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农民革命理想”都带有民粹倾向，他们都相信：“俄国革命思想史上，村社不但不是专制制度的支柱，相反，却是推翻专制制度的杠杆，是俄国未来自由社会制度的基础。”（注：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而“民粹派”的真正代表是19世纪60年代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70年代中期以“到民间去”为口号，自发地组织起来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试图依靠农民实现赫尔岑构想的“民粹社会主义”。这些以大学生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被称为“民粹派”。俄国最早的民粹派小组是著名的“土地和自由”社，成立于1862年，提出消灭沙皇、召开人民大会的宗旨；之后，“伊舒京小组”、“柴可夫斯基小组”等相继成立。这些民粹派组织与流亡海外的赫尔岑、奥加廖夫、巴枯宁等人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受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最大（此时车氏已被流放）。1874年春、夏，大约有两三千名革命青年（包括一些贵族）穿上农民的衣服，模仿农民的言行，学习各种手艺，深入乡间。他们认为，只要把农民发动起来，革命的高潮就会来临，沙皇的统治也会随之土崩瓦解。他们以高度的热情，向农民宣传他们的主张，但农民无法理解他们的思想，一些大学生甚至被农民扭送到警察局。几个月后，这些深入乡间的民粹派几乎全部被沙皇政府逮捕，“到民间去”运动彻底失败。这次运动使知识分子意识到，农民并不具有革命的天然本能，也没有实行革命的自发要求，这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革命方针和斗争策略。1876年10月，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著名的民粹主义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不同于1864年的土地自由社），以“土地”和“自由”表达农民的愿望和理想，借以发动群众。“土地和自由社”组织暴动、集会、游行、宣传，但农民仍然处于蒙昧状态，没有对他们的宣传给予太多响应。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失去兴趣，开始以暗杀手段惩治恶官暴吏，将恐怖活动看作革命成功的捷径。相反，这一组织中的普列汉诺夫等人坚决反对恐怖活动，导致“土地与自由社”分裂，普列汉诺夫等人成立“土地平分社”（注：“土地平分社”在国内活动不多，因而影响不大。从“土地与自由”分化出来的另一派别在国内影响深远，这就是以米哈依洛夫斯基为首的“自由民粹派”，他们将“教育农民”作为发动革命的前提。），另外一些主张恐怖活动的成员组建了“民意党”。“民意党”人最大的恐怖活动就是“猎捕”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他们历时一年半，经过八次“追捕”，终于在1881年3月，将亚历山大二世炸死。然而，这次成功的暗杀并没有带来成功的革命，群众依然麻木，沙皇的统治更加残酷，未出一个月，“民意党”组织遭受毁灭性打击，36名执行委员会委员有5人被绞死，有1人精神失常，其余被流放西伯利亚。1884年，“民意党”停止活动。
“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及其最后结果，证明恐怖主义是一条“死巷”，在俄国也颇受谴责。但20年之后，它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赞美的对象：“彼无政府党者，其宗旨高，其识见卓，其希望伟，帝国主义遇之而却步，民族主义遭而退走。”（注：马叙伦《二十世纪之新主义》，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7页。）这种过甚其辞的赞美，说明了当时中国革命派急于事功的浮躁心态。从理论上来讲，“民意党”人的恐怖活动固然受到流亡海外的巴枯宁的影响，但它与无政府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民意党”的理论基础是赫尔岑的“民粹社会主义”。民粹运动失败之后，一部分革命者对农民彻底失望，从而走向了恐怖主义。俄国无政府主义也受到赫尔岑理论的影响，但他们提倡个人的绝对自由，反对严密的权力组织，更反对组建政党，如马克思所讽刺的那样：“工人阶级不应该组织成为政党；他们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因为同国家进行斗争就是承认国家，而这是同永恒原则相抵触的！工人不应该举行罢工，因为浪费自己的力量去争取提高工资或者阻止工资下降，就是承认雇佣劳动制度，而这是同解放工人阶级的永恒原则相抵触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第555页。）“民意党”严密的组织显然违背了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原则。此外，民意党人的暗杀活动基于对农民愚昧的绝望，而巴枯宁从未对农民的革命性失去信心：“人民起义，就其本质来说是自发的、没有秩序的和不顾一切的，他总是要求自己和别人在财产上付出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人民群众时刻准备做出这种牺牲。因此他们是一种粗暴的、野蛮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建立丰功伟绩和实现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目的。”（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所以将“民意党”与无政府主义等同起来，是一种很模糊、很不科学的说法。但在晚清这样一个充溢着革命激情和生存焦虑的时代语境下，人们不会过多考虑理论的严密性。
二
舆论界对虚无党的大量介绍与宣传，直接引发了晚清的暗杀风潮。蔡元培1904年第二次执掌爱国女校时，确立的宗旨是：“不取贤妻良母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为此，他训练女学生制造炸弹，以备暗杀之用。1904年上海暗杀团成立，是光复会的前身。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刘师培等都是其成员。同年，革命分子在长江流域策划过三次暗杀行动，史称“甲辰三暗杀案”。（注：见章士钊《书甲辰三暗杀案》，《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5页。）1905年发生了吴樾炸“五大臣”案。在遗书中，吴樾称中国革命进入了“暗杀时代”。（注：《吴樾遗书》，见《民报》“天讨”专号。）光复会成立后，也积极策划暗杀事件。徐锡麟、秋瑾都是这一组织的成员，鲁迅也曾奉命执行暗杀任务，因为自己的犹豫，未能成行。在俄国已经失败并退出历史舞台的恐怖活动，在中国竟然找到了它的传人。
在暗杀枪声不断响起的时候，文学界也闻风而动，出现了大量以虚无党为主人公的“暗杀”小说。这些作品或著或译，或半译半述，在晚清文坛上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辛亥革命之前，这类作品主要有知新室主人（周桂笙）译的《八宝盒》（1906），芳草馆主人译的德国摩哈孙的《虚无党真相》（1907），杨心一译的《虚无党之女》（1911）和《虚无党飞艇》（1911年），周瘦鹃译的《女虚无党人》，李石曾译的《夜未央》及陈景韩的大量译作。创作方面的代表作有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和曾朴的《孽海花》等，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类著译迅速减少。
虚无党小说的盛行，与舆论界的宣传鼓动，以及现实生活中暗杀风潮迭起有关，但除此之外还有着其他一些因素：一是这类作品像西方的侦探小说或中国的公案、传奇一样，往往悬念重重、险象环生，很容易吸引读者的目光。陈景韩译的《俄国皇帝》，（注：载《新新小说》，第2年第7期，总第19期。）写无政府党人胡勒奉命到圣彼得堡运送炸弹。当他刚到亲戚家时，突然遇到侦探进门搜查。这时无处躲藏的胡勒，爬到窗外（住的是楼房），抓住窗棂，将自己“挂”在外面。恰逢外面风雨交加，胡勒危在旦夕，后有幸脱险。如此惊心动魄的情节，自然能吊起读者的胃口，故而陈氏译作出版之后，有“洛阳纸贵”之誉。（注：见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页。）二是这类作品与一般的侦探小说不同，它在给人们带来阅读兴趣的同时，也能唤起人们心中的正义感。这类小说都以专制的俄国为背景，写受压迫者被“逼上梁山”、合伙复仇的过程。而当时的中国与俄国极为相似，彼地的悲剧无时不在此地上演；彼地对暴政的反抗也必然会引起此地人们的向往。陈景韩《虚无党奇话》开篇描写俄政府对犹太人的迫害，俄罗斯民众“犹太人！不如狗！”的叱骂，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汉人在满族统治下的命运。因此，这类作品在趣味性之外，有着一定的现实关怀。三是这类作品向人们透露了一些陌生、神秘甚至恐怖的“内幕”。暗杀者们行踪诡秘，涉险潜行，这些都让普通民众感到新鲜和好奇，可以满足很多人的窥探欲和猎奇心，所以它流行一时也就在情理之中。反过来也可以说，这些作品的流行，几乎与其艺术质量无关，主要是由上面这些外部因素决定的。
在这类小说的翻译和创作中，陈景韩是用力最勤的一位。陈景韩（1877—1965）早年游学日本，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加入同盟会。（注：陈洪范《松江革命前辈陈景韩先生》，见松江县委文史组编《松江文史》，第3期，1983年。）归国后担任过《新新小说》、《申报》、《时报》、《大陆》等期刊的编辑，他精通英文、日文，创作小说有《刀余生传》、《路毙》等159篇，（注：陈景韩的创作成就，见邢懿《陈冷与他的创作小说》，载《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在创作同时，还致力于翻译，曾译过莫泊桑、普希金、安特莱夫等人的著作。译述多署名“冷”或“冷血”，因其文笔冷峻、峭跋，被称为“冷血体”。在陈景韩所有译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虚无党小说，主要有《虚无党奇话》、《爆裂弹》、《女侦探》、《俄国皇帝》、《杀人公司》（注：上列作品依次发表于《新新小说》第3、4、6、10号，《月月小说》第16、18号，《月月小说》第13—15号，《月月小说》第19、21号，《月月小说》17号。）等。从这些作品内容来看，陈氏译述虚无党小说时注重展示虚无党人之“奇”与“勇”：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巧妙设计炸弹，精心设计圈套，诱惑“猎物”上钩（如《爆裂弹》）；同时他们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与当权者展开角逐，涉险蹈死，甘之如饴。另外，这类小说有时也将人物置于“生”与“死”、“个人”与“集体”、“社会正义”与“私人感情”的二难处境中来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如《虚无党奇话》对虚无党员与出卖虚无党人的贵族夫人之间的爱情描写，在揭露俄国上层社会腐朽堕落的同时，也表现了主人公内心的复杂世界，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在其创作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以虚无党为题材的，如《专制虎》、《刺客谈》等，这类创作与其译作风格极为相似。事实上，受晚清译界风气的影响，陈氏虚无党小说的翻译和创作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很多是半译半述。
虚无党小说译述的广为流传，引起了中国作家进行此类小说创作的兴趣，因而出现了几部较为出色的创作。岭南羽衣女士的《东欧女豪杰》是其中的代表。小说以俄国民意党人苏菲亚为原型，再现了这位女革命者的精神风采。苏菲亚出身于“俄国最高贵族”，“君临俄国的女王伊利沙白曾下嫁拉祖莫夫斯基，苏菲亚即其后人。苏菲亚的祖父做过教育大臣，她的父亲做过多年圣彼得堡总督”。（注：见司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25年（1936年）版，第143页。）但在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家庭中，她看到的不是体面和尊荣，而是种种不幸和罪恶，后来她偷偷阅读了大量“禁书”，萌发了反抗意识，踏上革命道路。苏菲亚一方面“有着天真烂漫的容貌和温柔仁爱的性情”，另一方面“却又是恐怖主义团体中最可怕的党员”，（注：见司特普尼亚克著，巴金译《俄国虚无主义运动史话》，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华民国25年（1936年）版，第143页。）她有主见，有胆识，对她所献身的事业赤胆忠心。民意党人成功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全过程，主要都是由她来策划、指挥完成的。事件发生后，苏菲亚被捕，从容就义。苏菲亚的反抗暴政、慷慨赴死的壮烈行为，引起了中国革命党人的敬重，她与罗兰夫人一起，成为晚清中国女界的两大偶像。到20年代，蒋光慈还写下了“此生不遇苏维亚，死到黄泉也独身”（注：胡苏明《“五四”时期芜湖反封建的斗争》，载《文史资料选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辑，第22页。）的诗句。《东欧女豪杰》即以苏菲亚的革命事迹为蓝本，加以虚构、点染而成。小说虽然未能终篇，但从已完成的五回来看，苏菲亚的形象已经十分清晰。她舍弃个人荣华，穿上简朴的服装，装扮成农家女子，深入工厂矿山，宣讲革命道理。被官府发现后，她从容镇定，甘愿被捕。她说：“我是拿定了宗旨才出来办事的。早拼着拿也任他们拿，囚也任他们囚，杀也任他们杀，我尽管尽我的职份。今天的事情正是意中事咧。”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在塑造苏菲亚形象的同时，还虚构了一位中国女子华明卿，从立意与笔法来看，作者想把她塑造成“中国苏菲亚”的形象，所以用了旧小说笔法，渲染华明卿非凡的“降生”：
听说她母亲从未嫁过丈夫，到了七十多岁，忽然发了一个梦，梦见看了一部甚么蟹行鸟书的册子，和一幅甚么倚剑美人的图画。看了一会，那画中美人蓦地一扑，扑到她身上便不见。谁知梦醒起来，身体发病，腹中渐动。过了十个月零十五日，忽然生下一个孩子。那老妪吓得面如土色，以为一定是个怪物，连忙用一块破布包了，背着人抱到一个僻静地方，放下就走。（注：此处引文据《中国近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13卷，第399页。）
真是“非凡之人，必有非凡之来历”，作家袭用旧小说家的惯伎，只是在情节设置上，模仿了耶稣的降临（处女怀孕），隐含着明显的“救世”用心。其母将其抛弃后，为一美国女教士救起，“爱如掌珠，珍同拱璧”，抚养成人。她先是在中国受传统教育，后随西妇回到美国，继而留学瑞士。在留学期间结识了俄国女虚无党员莪弥，通过莪弥引出苏菲亚的故事。从开篇来看，华明卿应该是该小说的主人公，苏菲亚的故事只是一个衬托，但小说未完，所以华明卿的故事没有展开。从其言行和指向来看，必是苏菲亚第二。当她从莪弥那里得知民党（民意党）的革命宗旨后，感慨地说：“可恨我国二百兆同胞姊妹，无一人有此学识，有此心事，有此魄力。又不但女子为然，那号称男子的，也是文弱不振，甘做外人的奴隶，忍受异族的凭凌，视国耻如鸿毛，弃人权若敝屣，屈首民贼，摇尾势家，重受压抑而不辞，不知自由为何物。倘使若辈得闻俄国女子任侠之风，能不愧死么？”也许正是有感如此作者才详尽介绍苏菲亚的事迹，并虚构出华明卿这一形象，以达到让国人“愧”而思变的目的。由苏菲亚到华明卿，我们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在异域政治思潮冲击下，“主动”吸纳外来资源的勇气。如果说《东欧女豪杰》因未能终卷，让人微觉遗憾的话，那么《孽海花》对虚无党的完整描写，则使我们得以窥见虚无党小说向主流文学渗透的过程。
三
《孽海花》在《小说林》发表时，标为“历史小说”。曾朴有意以金、傅爱情为线索，“尽量容纳近三十年来的历史”。（注：《曾孟朴谈〈孽海花〉》，见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页。）所以其中人物多有依傍，重大情节多有案可考。然而奇怪的是，在这样一部作品中，很突兀地夹进了一段俄国虚无党人夏雅丽的故事，似乎与中国三十年史无必然联系。此种奥妙值得深究。可惜历来研究《孽海花》的人，不是视而不见，就是语焉不详。从《孽海花》成书过程来看，有关虚无党人的情节，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别有用心”。众所周知，《孽海花》最初（1903年）是金松岑（注：金松岑（1874—1947），即金一，又名天羽，号鹤舫、爱自由者、天放楼主人等，江苏吴江人。1903年在上海参加“爱国学社”，与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主张推翻清政府，从事著译，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作品多发表于《国粹学报》、《新小说》等处，另有一本《女界钟》，主张男女平权、妇女参政。1904年，译述了《自由血》（俄国虚无党史）、《三十三年落花梦》（日本宫崎寅藏著，写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事迹）等，民国初年出任江苏省议员，后主要从事教育。）为《江苏》杂志所作，并在该刊第八期发表了前两回，共完成六回。（注：关于金氏创作的回数，曾朴说法不一，据魏绍昌先生考证，应为6回，今从魏说。见《〈孽海花〉资料》，第134页注四。）后曾朴等人创办“小说林”社，提倡译著小说，金便将已写好的六回寄给曾朴，曾看后认定是一个好题材，但认为金氏笔法跳不出《海上花列传》的框范，应该借爱情故事来贯穿历史的“琐闻逸事”。当曾朴将这意见告诉金松岑时，金氏顺水推舟，将写作的任务移交给曾氏，曾氏“也就老实不客气地把金君四五回的原稿，一面点窜涂改，一面进行不息，三个月功夫，一气呵成了二十回”。（注：见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29页。）此后，曾朴不停地补缀、续写，历经近30年时间，完成了《孽海花》的创作。由于《孽海花》主要由曾朴完成，金氏的前六回，也经过了曾朴的“点窜涂改”，所以研究者在讨论这部作品时很少考虑金松岑的影响，这显然是不全面的，也由此导致了对其中虚无党情节的忽视。依我看来，在曾朴创作《孽海花》的过程中，金松岑的影响一直存在着。在辛亥革命之前，曾朴并非是激进的革命者，直到辛亥革命之后，曾朴做了民国官员，他才开始颂扬资产阶级革命。与他相比，金松岑是狂热的革命者，尤其对俄国虚无党推崇备至。在开始创作《孽海花》的时候，他译述了“俄国虚无党史”《自由血》，在为本书写的序言中，他认为虚无党乃“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专制政体之敌也。”（注：金一《〈自由血〉绪言》，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原书无标点，引文中标点系笔者所加，下同。）由此见出他对虚无党的热衷。他与蔡元培等人参与组织的“爱国学社”，也是一个类似虚无党的暗杀组织。1904年《自由血》出版时，书后附有一版“爱自由者”（即金松岑）的撰译广告，其中有对“政治小说”《孽海花》的介绍，并说该书内容包括：
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虚无党事件、东三省事件、最近上海革命事件、东京义勇队事件、广西事件、日俄交涉事件，以至今俄国复据东三省止，又含无数掌故、学理、轶事、遗闻。精彩焕发，趣味浓深，现已付印，即日出书，上海镜今书局发行。（注：金一《自由血》最后一页“撰译广告”，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
这是金松岑对《孽海花》内容的最初构想。该书交给曾朴创作后，金松岑与曾朴一起“预定了六十回的回目”（注：见《金松岑谈〈孽海花〉》，魏绍昌编《〈孽海花〉资料》，第146页。金松岑的原话是：“……其预定之六十回目，乃余与孟朴共同酌定之。”），在内容上基本保留了金松岑最初设定的框架。《孽海花》在《小说林》发表时，标为“历史小说”，说明在小说主旨定位上二人存在分歧，但金氏参与制定的回目，保证了金氏思想在小说中的位置。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孽海花》是金氏“政治意识”与曾氏的“历史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其思想既来自于曾朴，也来自金松岑。其中关于虚无党的描写，是该小说政治内容的集中体现，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不可忽视的一环。
《孽海花》从第九回开始，俄国虚无党女党员夏雅丽登场，她同《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一样，出身豪门，聪慧颖悟，光彩照人（注：金一（金松岑）在《自由血》一书中对俄国女虚无党员进行了热情歌颂：“虚无党女杰者，何也？彼天仙之化人也，彼孕革命之花而胎自由之母也。明慧其才，婵媛其姿，芬芳其质，美妙其心，彼慕西欧文明之风，而生北方专制之国。”（见该书第125页），这与曾朴对夏雅丽的赞美极为相似。）。随后通过毕叶之口，介绍了虚无党的宗旨，这番介绍与当时中国学界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如出一辙。至第十五、十六、十七回，小说集中描写了夏雅丽的壮举：她到德国后，从自己的恋人那里得知虚无党陷入经济困境，便悄然回国，嫁给了曾经出卖过虚无党的表哥加克奈夫。不久，她将加克奈夫暗杀，将其财产转交给她的同党，自己混入皇宫。在一次皇帝出宫参加舞会时，夏雅丽冲了上去：
左手持炸弹，右手揕帝胸，叱曰：“咄，尔速答我，能实行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二月十二日民意党上书要求之大赦国事犯、召集国会两大条件否？不应则炸尔！”（注：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152页。）
僵持之余，她被侍卫砍断手臂，当晚被处以绞刑。与《东欧女豪杰》对苏菲亚的描写相比，《孽海花》中塑造的夏雅丽显得更为成熟。从艺术上来说，夏雅丽这一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在晚清小说中是难得一见的，她有美丽的外表，渊博的学识，且深明大义，视死如归。她被砍断一条手臂后倒在地上，当卫士来擒她时，她“犹蹶起，抠一卫士目”。这是天使与复仇女魔的混合物，而这复仇又不是为了一己之私，乃为天下苍生，这就更显出这一形象的逼人魅力。曾朴能塑造出这一形象，完全得益于中国学界对虚无党的宣传、虚无党小说的繁盛和金松岑对《孽海花》内容的预定。这一成功的女性形象，填补了《东欧女豪杰》未能终篇的缺憾。从思想上来说，《孽海花》对虚无党的成功描写，极大地提升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小说正面渲染中国官场中的蝇营狗苟、卑琐龌龊，侧面描写虚无党人的光明磊落、甘死如饴，从而使小说形成相互对比、相互映照的两个世界。如此布局谋篇，颇得《红楼梦》精髓。余英时在论及《红楼梦》时指出：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创造了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这两个世界，我想分别叫它们作“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两个世界，落实到《红楼梦》这部书中，便是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的世界。作者曾用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所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和正面。（注：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余氏认为，两个世界的对立是《红楼梦》的一条基本线索，把握住这条线索，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其实作者是否有此意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种阐释思路，能引领我们发现更为丰富的思想宝藏。同《红楼梦》一样，《孽海花》也呈现出两个对立的世界，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我们都可看出二者之间的对比关系：同样是美丽动人的女性，傅彩云淫荡贪婪，寡廉鲜耻，而夏雅丽忧怀天下、孤傲高洁；傅彩云一生不停地与各种男人勾搭、通奸，且不失时机地聚敛财富，而夏雅丽将金雯青赔偿的钱全部交给了“组织”，最后嫁给“仇人”也是为了给“组织”筹集活动经费，两相对比，清浊分明。同样是爱情，金、傅之情起于孽海，终于怨恨，而夏雅丽与她的恋人在共同理想和事业基础上倾心相爱，但最终却为了崇高的信念牺牲了爱情。除了主人公之间的对比外，两个世界的其他配角也构成强烈的对比关系：在俄国虚无党中，所有成员同舟共济，不惜赴汤蹈火解民于倒悬，而在中国，那些官场中的蛀虫，污言秽行，巧夺名利，二者相较，正邪自辨。从创作态度来看，作者对这两个世界也是一褒一贬：贬金雯青的愚陋、斥傅彩云的邪僻，所以鲁迅说“书于洪傅颇多恶谑”（注：《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91页。）；而对俄国虚无党，给予了颇多赞美。特别是对夏雅丽的精心描绘，使这一形象犹如漆黑的夜空里升起的焰火，即使瞬间熄灭，也以其壮丽的华彩使躲在黑暗里的魑魅魍魉显出他们卑琐的外形。正是这两个世界的强烈对比，使小说在貌似平正、通达的历史叙述中，显露出强烈的政治寓意：同处于专制的统治之下，俄国有虚无党，中国有淫暴吏，未来前景，不辨自明。如此艺术效果，与当初金松岑翻译《自由血》时的初衷是一样的，他在《自由血》的《绪言》中说：“夫彼（俄国）于其同胞同种国王，徒以不布宪法、不自由而乃极端反动，至于杀君戕吏而犹不止也。念及此，而吾国民其无容身之地矣！其无面目见五大洲之人矣！吾译虚无党，吾愿吾国民知其所奋也。”（注：金一《自由血·绪言》，镜今书局1904年发行。）《孽海花》对虚无党的描写也应该做此理解。
虚无党作为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政治团体，是政治宣传遇挫之后的产物，它指望以极端的恐怖主义达到实现民主、自由、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目的，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坚决反对建立民族国家的。令人感兴趣的是，《孽海花》中对虚无党的介绍，几乎照搬了无政府主义的宗旨：
他立这会的宗旨，就要把假平等弄成一个真平等：无国家思想，无人种思想，无家族思想，无宗教思想；废币制，禁遗产，冲决种种网罗，打破种种桎梏；皇帝是仇敌，政府是盗贼，……它的会派，也分着许多，最激烈的叫作虚无党，又叫做“无政府党”。（注：曾朴《孽海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版，第82——83页。）
这是曾朴对虚无党的误读，而这一误读在当时具有普遍性。《民报》、《天义》、《新世纪》等在宣扬无政府主义时，都将虚无党（或“无政府党”）看作是以实际行动实现无政府主义大同世界的代表。张继在介绍“无政府党之精神”时将马拉、罗柏斯比（罗伯斯比尔）、巴贝夫、巴枯宁都看作虚无党的精神导师，并指出：“无政府党之特质，在不认种种政府，彼之目的，在对政治上之种种制度宣战，今日既然，将来亦然。”（注：自然生（张继）《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党之精神》（1903年），见《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39页。）这与《孽海花》对虚无党宗旨的介绍如出一辙。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在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看重暗杀。在这里，我们看到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之后发生的变化：将无政府主义理论与“民意党”人的恐怖主义紧紧结合在了一起。无政府主义理论满足了小知识分子对未来的浪漫幻想，而“民意党”人的极端行动，契合了他们渴望革命速成的迫切愿望。因此，曾朴对无政府主义的“误读”，倒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式”无政府主义的基本形态。
讨论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文章，多注目于西方文化和文学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很少注意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冲击，这无意中忽视了驱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一维。事实上，在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中，来自西方的政治思潮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学理论、法国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等等，都被近代作家所吸纳，都为中国文学走出中世纪提供了重要动力。无政府主义作为中国近代一股强劲的政治思潮，不止影响了中国的政局，也极大地冲击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无疑，在纷至沓来的西方各种政治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极为强劲的一脉。它在引发政治风波的同时，也为中国作家所接受，开始向中国文学步步渗透。通过上面的考述，我们不难看出它向中国主流文学挺进的轨迹：从虚无党小说译本的流行，到《东欧女豪杰》的大胆尝试，再到《孽海花》对虚无党素材的成功征用，清晰地勾画出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向文学逐步渗透的过程，使我们得以看到一种西方政治思潮在中国文学中落地生根的生动景观。
此外，当时许多文人宣扬虚无党，并非天真地认为恐怖主义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是想借助这一极端政治思潮的冲击力达到唤醒民众的启蒙目的，这就使虚无党小说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文化启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了中国近代启蒙文学的进程。
标签：孽海花论文; 苏菲亚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文学论文; 红楼梦论文; 读书论文; 民报论文; 月月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