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如何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杭州市淳安县“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探索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淳安县论文,群众论文,杭州市论文,党员干部论文,深入基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243(2015)04-0035-07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但是，随着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许多党员干部，甚至是身在基层的乡镇党员干部，都容易因为缺乏革命战争这一天然压力机制及形成对行政权力的惯性依赖等因素，而变得怠于和不善于联系服务群众。如何促使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联系服务群众，从而更好地为基层群众谋福祉、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当前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杭州市淳安县2013年开始推行、此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权威媒体也曾分别报道的“三认”(认人、认情、认事)联系服务群众机制，[1]正是一种促使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基层联系服务群众的好机制。鉴于此，笔者在2014年2月赴淳安县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淳安“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实践探索、成效和启示等进行了总结和思考。 一、“三认”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举措 所谓“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即指党员干部包村认人、认情、认事以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由于淳安县的“三认”在2013年实施之初主要针对乡镇党员干部，2014年才扩大到面向县直机关干部和村干部，因而，本文调查和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乡镇党员干部。 (一)认人 概言之，就是认清人头。具体地说，认人就是要求乡镇干部认清所包村庄的人头，熟悉每一位村民，成为农民群众的自家人。尽管我国各地乡镇政府都实行了干部包村制度，但由于一些乡镇干部不同程度地存在两眼喜欢向上看不喜欢向下看、双脚懒得迈出政府门走进农家门的官僚主义现象，乡镇干部常有对自己所包村庄的村民认不清人头、叫不出人名的尴尬。过去在农业税时代，许多乡镇干部因为要进入每家每户征收农业税，而不得不认清农村人头、熟悉农户情况。此后，随着农业税的废除，许多乡镇干部便失去了进村入户、熟悉农户、认清人头的动力，变成了懒得进村、悬在半空的乡镇干部，尽管上面各级党委政府事实上是始终高度重视和一再强调乡镇干部要深入农村、服务群众。甚至一些包村的乡镇干部，也只熟悉村两委班子成员、村民小组长、家里很有钱的农民、家里很有来头背景的农民或在他们眼里很会惹是生非的农民等少数农民群众。可见，淳安县提出乡镇干部“认人”是很有针对性和必要性的，并非多此一举和玩文字游戏。为了确保乡镇干部百分之百地“认人”，实现包村干部进村入户遇见农民可以拉得起手、叫得出名、谈得了心的目标，淳安县委制定出台的文件规定，乡镇干部采取“组团”的方式成立若干个包村工作组，并采取分户联系、分层结对的办法，要求包村干部每月到村走访、办事、服务不少于10天，并具体要求包村干部在承包村召开村“两委”工作会议、开展村级财务民主评议和村级重大事务“五票制”决策、实行季度党员分类量化管理考评、处理重点矛盾纠纷、商议重点建设项目、推动重点工作、处置突发事件、发展党员等情况时，必须到村到场。同时也要求包村干部对困难户、残疾人户、孤寡独居人员、70岁以上老人、发生大病住院等重大变故的村民、邻里纠纷矛盾突出的家庭、外出务工户、种养殖大户、全体党员、家里办红白喜事的党员群众等10类重点农户必须走访，并在承包村结对联系1户困难户、1户专业户和1名老党员，定期走访联系、谈心交心、宣传政策、提供服务。如此一来，乡镇干部进村访户不仅有总量的规定，也有关于场合和农户特别的底线要求；不仅访农户见农民的范围广了，而且场合多了、次数多了、频率高了。认人经常是相互的，亦即当别人认得出自己、叫得出自己名字时，往往有利于自己认出别人、叫得出别人名字。为了更好地确保乡镇包村干部认人，也为了更好地帮助乡镇干部认事，淳安县委同时规定在行政村公示栏内公开包村干部的姓名、职务、照片、职责和联系电话等，并为每位包村的乡镇干部制作一张包含干部姓名、职务、分管工作、联系农户、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的民情联系卡，分发到每家每户。 (二)认情 概言之，就是认识村情民情。具体言之，主要是要求乡镇干部勤进村、勤走访、勤联系，全面了解所包村庄的村情和民情，从而成为村庄村民的知情人。村情，具体如村庄地形、组织设置、农户分布、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农民收入、项目建设、安全隐患等；民情，具体有每家农户的家庭成员、户内关系、人员去向、经济状况、就业状况、收入来源、存在问题、意见诉求等方面情况。如上所分析的那样，因为农业税的废除，加之“走读”现象的普遍存在以及手机、网络、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使用，许多乡镇干部下乡下得少了，以致认不清所包村庄的人头、叫不出几个农民的姓名，在此背景之下，也就更难指望他们对农村的村情和民情有多大程度的了解。对那些不是本地成长的且年轻的“三门”(从家门到学校门再到单位门)干部来说，这一问题尤其突出，许多乡镇干部是身在基层但不知基层，也因此成为许多人对乡镇干部的共同看法。由此可见，为了帮助广大乡镇干部尤其是年轻的“三门”干部和外地干部补上村情和民情这一课，让他们更好地接地气、做工作，淳安县委要求乡镇干部认情，也是形势所迫、工作所需。为了实现认情的目标，淳安县委要求乡镇干部实行“六个一”工作法，具体包括：(1)编制一张村情图。要求包村干部深入承包村入户走访，从而熟悉掌握村庄地形、农户分布、组织设置、经济发展等情况，并编制成村情民意图记录在民情日记上，做到心中有数。(2)分发一张联系卡。统一为每名包村干部制作一张民情联系卡，上面注明包村干部的姓名、职务、分管工作、联系农户、联系电话等相关信息，并分发到每家每户，以方便村民联系，同时接受群众监督。(3)开设一个连心箱。在行政村活动场所门口设立一个民情联系箱，收集村民提出的意见建议，包村干部每周定期开箱收信，并及时研究、限时办结、即时反馈。(4)建立一套民情档。按照“一村一档”、“一户一档”、“一事一档”的要求，建立承包村民情联系档。其中，村档要全面反映承包村的情况；户档要反映家庭成员、户内关系、人员去向、经济状况、收入来源、存在问题、意见诉求等情况；事档要具体包含办事群众姓名、事由、办理人、办理情况、结果反馈、群众满意度等内容。民情档由包村干部负责整理和保管，每月梳理汇总一次。(5)记好一本民情账。每名包村干部都持有一本民情日记，记录每次进村入户走访联系服务具体情况，包括进村情况、走访农户情况、村内工作情况、联系户情况、群众反映的意见、办理事项、近期村情动态、需提交乡镇党委研究的事项、问题处理等。(6)召开一次恳谈会。包村干部统筹安排时间，每月召开一次由党员、村民、两代表一委员、困难户、专业户、群英智囊团成员等不同层面人员参加的民情恳谈会，以交流谈心、宣讲政策、征求意见、解决问题。 (三)认事 概言之，就是认领事项。具体说，就是包村的乡镇党员干部要履行包干责任，积极帮助农民办理各类合理事项，回应农民群众关切，为农民群众做好事谋福利，从而成为农民群众的办事人。由于农民群众所反映的事项、所表达的诉求有难有易，有大有小，有只需本级乡镇可以办理的，也有需要上级党委政府或其他部门配合办理的，因此，淳安县委也为乡镇包村干部认事设计了多种路径。其中，对于农民群众提出的有较为固定办事程序、可直接代办或协助代办的具体事项，包村干部可亲自或会同其他村级事务代办员及时予以办理，这是全程代办。例如，淳安县鸠坑乡包村干部吴新君晚上开车将翠峰村村民严华芝摔跤受伤的老伴送医院；宋村乡包村干部徐樟村为妻子患颈椎瘤的青山口村村民余金中申请低保；梓桐镇包村干部王碧娟经常为慈溪村汪婆婆购买药品、换洗衣服、擦洗身子，以及石林镇包村干部姜浩强、徐苏生、钱慧玲为棠高村年满70、左手残疾的张荣生老人锄草采茶等，都是由包村干部独自或会同村干部全程代办的。[2]此外，还有驻村包办，亦即包村干部必须在每周固定的一天时间到承包村与村“两委”干部集中办公，重点做好政策宣传、信访接待、纠纷调处、项目推动、工作会商、意见听取等工作。像鸠坑乡包村干部王新明与村干部和乡里的土管员等一起成功调解处理赋置村村民胡冬梅妯娌的地基纠纷，就属于驻村包办范畴。[2]再就是对于那些需要县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重大事项，则经乡镇联席会议商议后，与联系本片的县级层面群英智囊团成员联系，由其给予协助办理，或向联系本乡镇的县领导汇报沟通，由联系县领导协调县级部门共同办理。 科学的制度设计一定包含着对考核监督环节的规定，包含着对万一制度规定不能得到执行如何应对和惩戒的考量。淳安县的“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作为比较精致和科学的制度设计，同样对监督考核环节做了详细和具体的规定。其考核监督方面的举措大致包括：(1)抽查。管理科学表明，抽查是成本低同时效果好的有效管理手段。在淳安县，不仅有乡镇党委对包村干部进村访户情况和记民情日记情况进行抽查，还有县委组织的抽查。调研过程中，淳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徐新勇向笔者提到，淳安开展“三认”第一年内先后开展了两次抽查，第一次抽查的结果是只有30%多的农户说包村干部来过，第二次抽查的结果则是70%的农户表示包村干部来过①。(2)暗访。县委组成暗访组，对各乡镇的“三认”工作开展暗访。(3)集中检查。每月底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都要详细查阅包村干部的民情日记，不仅从中了解本乡镇各村群众的需求和意见，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乡镇干部“三认”工作做得怎么样，从而有效地督促乡镇干部真正进村入户做好“三认”工作。(4)民情比武。各乡镇定期抽选部分乡镇干部，通过现场陈述和现场应答形式考察包村干部“三认”工作做得如何。在具体实践中，各乡镇都有自己的做法。例如，威坪镇有“民情大比武”，每月在包村干部会议上随机抽点10名包村干部，通过辨认农户照片说出其家庭人口组成、收入情况、存在困难和问题等，以此检验包村干部是否真正到村入户开展走访服务；[3]金峰乡有“村情月考”，每月由乡党委设计主题，采取书面测试或口头陈述的方式，考察包村干部对承包村、承包户基本情况、工作动态的熟悉度；[3]临岐镇有“讲家史、讲村史”，利用周二夜学时间，每次随机抽选10名干部上台，现场提问和检测他们对农户的家族历史、人口信息、就业收入等基本情况，以及所承包村的地理位置、主导产业、发展思路、存在问题和解决办法。[4]所有这些，就其本质而言是乡镇全体干部对包村干部的现场抽查。(5)群众测评。通过向村民发放测评表，重点测评村民对包村干部的了解程度及满意程度。显然，这是群众作为主体对包村干部进行考察评价。(6)纳入干部考核。将通过上述有关渠道所反映出来的包村干部“三认”情况，按照不同权重设置，纳入对乡镇干部的考核体系，与奖金、评先评优和晋升提拔挂钩。 二、“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特征 相比不少乡镇干部相对于群众的悬空和疏远状态，同时也相较于国内许多地方的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淳安县的“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具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党员干部所联系服务的群众具有广泛性。如前所述，现今不少乡镇干部很少下基层进群众家门，对辖区的群众大多茫然不知，哪怕是包村干部，也往往只是跑村办公室、熟悉村干部。国内许多地方虽也有结对帮扶机制，但总的来说，其联系服务群众的面仍然较窄，主要集中于数量有限、家庭特别贫困的群众。在淳安县，乡镇的包村干部不仅要根据“三认”制度规定结对联系1户困难户、1户专业户和1名老党员，而且要对困难户、残疾人户、孤寡独居人员、70岁以上老人、发生大病住院等重大变故的村民、邻里纠纷矛盾突出的家庭、外出务工户、种养殖大户、全体党员、家里办红白喜事的党员群众等10类重点农户进行走访，并最终达到认识所有农户的目标。其所联系服务的群众范围无疑是广泛的，既有党员，更有非党员的群众；既有少数村干部，更多的是普通群众；既有生活困难的贫困户，也有致富能力强的种养大户。试想一下，包村干部每月要进村起码10天，要走访10类重点农户，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村干部必然认得出所有的村民，所有的村民也必然认得出包村干部。 (二)党员干部所提供的服务资源具有多样性。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过程，基本上可视为一个党员干部提供服务资源而群众则接受服务资源的过程。服务资源根据性质可分为物质性服务资源和非物质性服务资源两大类。前者包括资金和家电、粮油米面、衣物等各类生产和生活物品；后者则包括智力、知识、信息、政策乃至劳力等。从现实来看，许多党员干部为服务基层群众做得最多的是捐款捐物，也就是提供物质性服务资源，具体如为困难家庭送慰问金、送粮油，为重病患者捐款，等等，但是许多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是超越于物质层面的，是光靠给钱给物所不能解决的。例如，许多独居老人群体，他们可能不愁钱花不愁物用，但普遍感到孤独寂寞和空虚无聊，他们最普遍和最强烈的服务需求是有人上门看望和给予精神慰藉；又如许多留守老人，虽然吃饭穿衣花钱有保障，但因为年老体衰，下地劳作和家里干活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最普遍和最强烈的服务需求往往是有人帮着做家务干农活；等等。可见，为了更好地契合基层群众的服务需求，必须努力为基层群众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资源，既包括物质性服务资源，也包括非物质性服务资源，亦即必须因人而异地提供政策服务、智力服务、信息服务、劳动服务。在淳安县，笔者看到和听闻了许多乡镇包村干部为农民群众提供各类服务的生动实例，例如石林镇包村干部徐苏生等多次为70多岁的孤身老人方三连采茶，为左手残疾的张荣生老人锄草，这些正是为农民群众提供劳动服务②；又如，威坪镇包村干部王三凤教株林村村民学跳广场舞，这是一种技术服务。[2]此外，还有许多乡镇干部是帮助代购药品，帮助申请低保，出面调解邻里纠纷，所有这些都是乡镇干部提供非物质性服务资源的范畴。显然，淳安县乡镇党员干部在“三认”联系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既充分发挥了自身所长，又满足了广大农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做到了送服务送到群众心坎里，其效果无疑更佳。 (三)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具有主动性。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方式有主动与被动之分。拿受理群众来访来说，信访部门在办公室受理群众来访，就是被动式的，而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倡导的领导干部下访就是主动式的。[5](PP78-80)在淳安，由于“三认”机制的引领，乡镇干部包村联系服务群众具有很大的主动性，这主要是指他们深入农村、经常访户、与农民熟识后，可以听到许多农民一般情况下不愿表达的诉求，可以看到许多农民不一定会向上反映但事实上需要处理的问题。概言之，就是“三认”机制使得乡镇干部可以发现更多的群众诉求和民生问题，进而通过他们的努力来回应、解决这些问题。例如宋村乡包村干部徐樟村、方淑珍、申屠嘉在青山口村走访农户中，一位妻子患颈椎瘤、家庭生活困难的农民余金中，在跟他们深入交流后，提出“现在我年纪也越来越大了，想申请低保，但不知道怎么申请。”随后，三位包村干部就老余家的情况咨询了乡民政办干部，并当场帮余金中填写了申请表，同时也和村两委干部进行沟通。村里也马上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商讨余金中家庭享受低保的情况。1个多月后，余金中终于拿到了低保证。[2]又如，中洲镇包村干部王秀华等，也是因为走访厦山村一位自小腿受伤、不能干重体力活且儿子身体不好、经常吃药的贫困农妇余仙女，听余仙女表达“如果有人在村里办服装加工怎么样”的愿望后，于是联系有关投资人，在厦山村办了一家小的服装加工厂，从而为余仙女等多位农家妇女创造了家门口就业的机会。[2]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三认”机制带来的党员干部主动联系服务群众，要么这些群众的民生诉求难以传递到基层党委政府，要么这些农民不得不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四)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形式具有直接性。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的形式和渠道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前者如结对帮扶、进村访户等，后者如听取下面干部的汇报、制定政策惠及民众等。这两种形式和渠道各有其长处和优势，对于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和各级政府的管理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就近年来的实际情况而言，党员干部是间接联系服务群众多，直接联系服务群众少，即便是栖身基层的乡镇干部也有许多成为“表格干部”、“电话干部”或“鼠标干部”。在淳安县的“三认”实践中，乡镇干部都有包村的任务，都有进村访户的要求，都要经常面对面地与群众谈心聊天、面对面地调解群众纠纷、肩并肩地与农民干活、手把手地教农民，所有这些都表明当地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形式是直接的。无疑，党员干部这些具有直接性的联系服务，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了解群众的需求，更好地做群众工作，更好地帮助农民，更好地展示党员干部的良好形象。 三、“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实践成效 自2013年以来，淳安县的“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已推行两年有余，取得了显著成效。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9月，淳安县为425个行政村、12万余户全部建立了村情档案和户内办事档案；帮助群众解决各类实际问题和代办各类事项11.3万余件，相当于平均为每户农户办了一件实事或解决了一个问题。[1]具体说来，淳安县的“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在以下方面成效尤为显著。 其一，因为“三认”，懂政策的乡镇干部经常进村访户，从而推动了各级党委政府惠民政策的落实。当前，相当多的农民群众因为文化程度低、忙于生计等原因，而对各级党委政府“与三农”相关的惠民政策不甚了解，使得许多上面的惠民政策不惠民。乡镇干部由于本职工作的关系，往往对与“三农”相关的惠民政策比较了解。在淳安，相当多的乡镇干部进村访户后，为农民群众做的好事、提供的服务就是政策解读，尤其是根据既有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农民群众申请各类补助，包括民政等部门的低保、医疗补助、危房改造补助及其他各类关爱资金补助等，这就有助于克服政策的悬空和落不了地的问题，推动各级党委政府的惠民政策的落实。 其二，因为“三认”，许多年轻的“三门”干部经常直面群众、直面困难，从而促使其群众工作能力得到提高。近年来，党政机关中许多年轻的“三门”干部，因为缺乏基层艰苦工作的磨炼，缺少对普通群众生活的切身体验，缺乏对基层群众的深厚感情，缺乏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而被社会各界所关注和担忧。在淳安县，由于“三认”机制的驱使和引导，许多年轻的“三门”干部同样加入了包村干部的行列，并在“三认”过程中，直面形形色色的群众，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而这些基层群众和现实挑战正是他们学会做群众工作的好老师和好教材。石林镇茶园村包村干部徐华山通过亲自调解一起村民之间农村土地纠纷体会到，“在处理类似山林纠纷过程中，关键的是发现问题要积极、主动、尽早介入，急事快办。要分清矛盾主次，了解内情，掌握政策。同时注重工作方法，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有的放矢。如此，什么问题都能在基层得到解决。”[2]笔者在与淳安乡镇干部座谈时，也听到石林镇妇联陈主席说，“以前下村访户拉家常拉不起来，现在可以拉了，不要人陪了。”③所有这些，都是乡镇党员干部从实践中学到的群众工作方法，表明他们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其三，因为“三认”，乡镇党员干部与群众交朋友、为群众谋福祉，从而使得党群干群关系进一步密切。在淳安的“三认”实践中，无论是乡镇党员干部简单地与农民群众聊天谈心，还是比较复杂甚或比较辛苦的调解纠纷、跑腿办事、下地干活、家务劳动，客观上都是乡镇党员干部与农民群众互相熟悉、变成朋友的过程，是乡镇党员干部为农民群众做好事、谋福利的过程。也正因为此，党员干部在农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变得更加亲切可敬，农民群众与包村干部的感情更加深厚友好。换言之，在推行“三认”的淳安县广大农村地区，党群干群关系都变得更加密切。在淳安，有许多农民群众因为包村干部帮助他们成功调解纠纷、申请补助、捐款购物、下地干活、送医院，而由原先对乡镇干部的冷漠甚至排斥、敌视的态度变为笑脸相迎、热情招呼、主动问候甚至邀请吃饭。石林镇玳瑁村70多岁的方三连老人因为三位包村干部多次帮他采摘茶叶，很是感动，竟然对着他们唱起了“学习雷锋好榜样”的老歌①。石林镇棠高村70岁残疾老人张荣生就是因为包村干部姜浩强、徐苏生、钱慧玲多次帮他锄草、摘茶、代购药品，而有了让在外务工的儿子回家入党的想法，并且由衷地说，“还是党员好”①。石林镇综治办徐主任也提到，“以前是要钱要粮要命，现在是给钱给粮给命(指帮农民申请办理医疗补助等)，现在下去百姓是欢迎的。”③这番话可谓话糙理不糙，深刻地揭示了“三认”后因为乡镇党员干部与群众交朋友、为群众谋福利而带来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喜人变化。 其四，因为“三认”，乡镇党员干部经常为农村建设和发展出主意、作贡献，从而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在翻阅淳安乡镇干部写下的一篇篇民情日记的过程中，以及在现场的座谈会上，笔者发现，在淳安“三认”中，乡镇党员干部除做了大量帮助申请政策补助、下地帮忙干活等惠及农民个体的好事实事外，还充分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智力优势和人脉优势，做了大量的调解邻里纠纷、引进招商项目等惠及农民群体甚或整个村集体的好事实事，像石林镇综治办徐主任就曾提到，经过他们的沟通协调，他们所包的玳瑁村与隔壁的建德市朝阳村共同出资修建了连接两村的水泥路，且镇政府将其作为林道列入政府建设项目①。总之，他们同样在为农村的建设和发展献计出力，他们的辛劳和付出同样促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由于“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取得显著成效，淳安县委于2014年决定将其进一步推广到县直机关和行政村层面，实现“三认”对县直机关干部和村干部的全覆盖。可以预见，在“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引领和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党员干部加入到为民服务的事业中来，广大的基层人民群众也必将因此而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党的执政基础也必将因此变得更加巩固。 四、“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的启示 淳安县的“三认”联系服务群众机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第一，为了让党的执政基础更巩固，必须要求党员干部下沉到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党在农村、城市社区等基层的执政基础是否巩固，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安全和党的执政地位。而为了让党的执政基础得到巩固，就必须解决基层群众各种最直接最现实的具体利益问题，必须让基层群众对党的政策有深切的认同，对党员干部有良好的印象。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心底里为我们党投赞成票，为我们党鼓掌叫好，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党员干部必须下沉到基层，必须走进群众之中。在淳安的实践中，正是因为广大的乡镇党员干部经常进村访户、真正下沉到基层、想方设法为群众办实事，当地农民群众才对党的各种惠民政策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才有对党员干部越来越多的笑脸和客气话，才有感激、不舍的感情，而到了这一步，我们也就完全可以自信地说，当地的党群关系是好的，党的执政基础是巩固的。在一定意义上说，下沉到基层的党员干部正是为党的执政大厦的地基加固维护的工程队。 第二，为了让党员干部更好地深入群众，必须要求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同志2010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曾提到，“不少基层党员和群众反映，现在交通工具发达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通信工具先进了，干部与群众的沟通却难了；干部的学历高了，做群众工作的水平却低了。”[6]这提醒我们，在交通工具发达、通信工具先进的当今时代，党员干部仍然要继承过去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光荣传统，借鉴“三同”的有益经验，仍然需要直接地、面对面地、手拉手地、肩并肩地联系和服务群众，唯此，党员干部才能成为基层群众记得住名字、留有好印象、怀有深厚感情的党员干部，而不是想不起名字、不知长什么样、心底有隔膜的“表格干部”、“电话干部”、“空中干部”，换言之，党员干部才能真正地深入群众，真正地走进群众心中。 第三，为了让党员干部更积极地联系服务群众，必须发挥考核机制和情感机制两种动力机制的作用。所谓的考核机制，就是如前所述的将包村干部在群众测评、上级抽查、现场考问中的表现列入干部考核体系；所谓的动力机制，就是党员干部因为包村访户，因为经常与农民群众工作生活在一起，因为要直接地服务每一个具体的农民，他们对农民群众的感情不知不觉地加深了，农民群众在他们心里的分量不知不觉地变重了。由于这两种动力机制的激励，许多党员干部联系服务群众变得更加自觉主动。可见，为了让党员干部更积极地联系服务群众，必须遵循制度设计的一般规律，立足党员干部所同样具有的人之本性，充分发挥考核机制和情感机制两种动力机制的作用。 第四，为了让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效果更佳，必须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是一个涉及双方并存在着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过程。这也就告诉我们，党员干部服务群众，必须对准和契合群众的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唯此才能赢得群众的最大满意，借用经济学的说法，就是成本最低、效益最好。现在有些地方的党员干部结对帮扶群众往往只是按照上面的统一规定，定期为结对群众送去慰问金和大米等物品，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党员干部提供的服务并非群众最想要、而群众最渴望的服务党员干部却没有提供的尴尬局面。在淳安的“三认”实践中，许多党员干部为当地农民群众提供的服务都是直接回应着农民群众的最现实需求，而这些需求要么是群众主动表达出来的，要么是包村干部经过现场走访和深入交谈才发现的。比如，上述举例提到的帮助残疾人干农活，帮助常年患病的农民申请低保和医疗补助，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党员干部服务与农民群众需求之间的对应性和契合性。可见，为了让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效果更佳，必须首先走到群众身边、聆听群众呼声，以准确把握和真正了解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办好事。 ①笔者调研笔录，2014年2月20日。 ②笔者调研笔录，2014年2月20日。 ③笔者调研笔录，2014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