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主题和风险下的人际信任：“信任圈”的中、加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际论文,风险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9)02-0061-67 中图分类号：B844.3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
在人际交往中，既有财物交换，如借给别人钱，也有信息交流，如告诉某个朋友自己愉快或者不愉快的经历。这类交往之所以能发生，前提是信任别人。本研究将比较中国和加拿大两国被试在经济和信息交流方面的人际信任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在人际背景下，信任指个体预期与自己打交道的他人是善意的[1]，与其交往没有太大风险。这个定义有三层意思。首先，信任者需要估计他人的善意程度、行为动机和意图的性质[2]，并且权衡信任他人可能产生的代价与收益[3]。其次，信任通常与风险有关。如果一种行为是完全有把握的、没有风险的，也就无所谓信任的问题，可以说是“某种风险创造了信任的需要”[4]。最后，信任者采取的行为往往是对他人善心和自身行为风险预期的结果。例如，个体遭遇痛苦经历或有坏消息时，希望找人倾诉，首先要分析他人是否善良可信，是否有同情心；否则，个体就有丧失脸面、遭人蔑视的可能。当确认风险很小或者获得的收益超过风险时，个体才会信任别人，向其倾诉自己的苦楚。
信任有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区分，对此社会学家Weber[5]早有论述，这种划分已被运用到实证研究中[6，7]。通常，要进行人际交往，个体必须首先信任别人，然而有些人更容易信任他人，有些人则不容易相信他人，在不讨论交往对象影响的情况下考察这个人的信任，即可测量其普遍信任特质，这种测量反映了对所有人泛化的信任水平。然而，在日常生活中个体接触的是具体的人际关系，对他人的信任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本研究关注的是具体人际关系背景下的信任，即特殊化的信任，这种“特殊化”是指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会因为双方人际关系的性质不同而不同。在本研究中将涉及亲人(如配偶、父母)、熟人、陌生人(如从事某个行业的陌生人)等不同的人际关系。一般来讲，对亲人的信任最高，其次是熟人，最后是陌生人[7]。在这种水波纹一样的人际关系的“差序格局”中[8]，个体在某个方面(如借钱、分享信息)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可以从信任“水波”所波及的范围来测定。也就是说，个体从人际关系网络中选出的“被信任者”的数量，就代表了这种情况下其“信任(心)”有多高。
基于此，为了对个体的“信任”水平加以操作化，我们提出的一个可行思路是，考察个体的“信任圈”(trust circle)大小。信任圈，指的是个体所信任的他人的集合，如果个体信任更多的他人，其信任圈就大，反之就小。可见，在同等条件下，信任圈的大小可以体现个体对他人“信任”水平的高低。在本研究中将提供若干类个体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他人，要求被试根据任务情景选择可以信任的他人，通过计算被信任者的数量来量化信任圈的规模。
个体是否信任别人，并非只取决于潜在的信任“特质”，它还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限制。如同前文所讲，信任是一种风险决策，信任的内容及其相应的风险等级、文化背景是三种重要的外部条件，本研究探讨它们如何影响人际信任。
首先，交流的内容或主题可能影响个体对他人的信任程度[9]。通常，人们信任别人可以保守秘密，而告诉其个人隐私或个人信息[10,11]。即便同样是分享个人信息，分享自己的正面信息(如获奖、升迁、幸福的体验)和负面信息(如考试失败、遭受处分、被羞辱的经历)时，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可能不同。虽然没有文献支持，但据日常经验可以假定在分享正面信息时个体对他人更为信任。不过，这样做也有风险，向他人展示自己积极的一面，可能让人觉得自己不够谦虚，或者招致嫉妒[12]。本研究将考察个体在向他人分享自己的正面和负面信息时，是否表现出相同的信任水平；此外，还将考察个体借钱给别人时的信任程度。在经济生活日益发达的今天，人们时常面临是否借钱给别人的难题，他们要预期别人是否有还款意愿和能力，是否存在钱物“有去无回”的风险，然后决定是否信任别人。
其次，风险等级的影响。与交流内容或主题直接相关的是其风险问题。影响是否借钱给别人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钱数多少，借出去10万元钱，就比借出去10元钱冒更大的风险；同样，告诉别人自己被学校开除了，就比告诉别人考试不及格，冒了更大的丢失脸面的风险。根据一般的信任理论[4]，可以假定风险越大时，人们表现出的信任水平越低，也即信任圈越小。
最后，文化背景的影响。上面提到的交流内容也好，风险也好，其含义与影响往往有文化差异。已经有研究表明，信任过程受到国家、文化和种族的影响[13～15]。然而，目前一些关于中外信任差异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王飞雪、山岸俊男[16]发现，与日、美相比，中国人对人性有较高的信念，但只有较低的信任行为。即，在中国对人性善良的信任并非意味着必然采取信任行为。然而，张建新与Bond[6]的调查表明，中国大学生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高于美国大学生。中国人的信任行为比美国或西方其他国家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本研究将比较中国和加拿大两国被试的信任水平。
对这两个国家的选择，出于对文化典型性的考虑。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代表了典型的东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而加拿大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之一，有着北美文化特色，基督教文化主导社会生活[17]。总之，二者代表了相互区别的文化类型[18，19]。两种文化下生活方式、习俗、价值观的不同可能导致个体信任水平有差异。东方人通常被认为更为内敛，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个人信息，特别是可能有损脸面的“丑事”[20]；而研究表明，“开放性”可能是西方人的典型人格特质[21]，这是否意味着西方人更信任他人，更乐意分享自己的个人经历呢？此外，在经济方面，中国人是否比西方人更信任他人，慷慨地借钱给别人呢？本研究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虽然文化类型差异明显，但无论在上述哪种文化下，信任都是一种基本社会心理现象，而且在中文和英文中都有大致对等的概念表述方式，这给信任的跨文化比较提供了可能。而且确实有研究者成功地比较了中、日、美三国[16]或中、美两国[6]的人际信任水平。本研究试图比较中国和加拿大两国被试的信任特点，这种跨文化研究将有助于反思各自文化下的信任心理特点，对跨文化的人际交流实践也有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考察信任主题、风险、文化背景三个因素对个体信任水平(体现为“信任圈”大小)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为确保样本的可比性，在两个国家采用了相同的取样方法，两国被试在年龄、性别、教育和经济水平方面作了大致匹配。参加本研究的202名被试包括一般人群和大学生群体。其中，有102名加拿大人(50名男性、52名女性)，平均年龄31.94岁；100名中国被试(男女各半)，平均年龄32.92岁。中国被试来自昆明市。其中的50名大学生选自云南师范大学和云南科技大学；50名普通被试是从昆明市的一些公共场所，如居民区、驾校、商店等招募的，在招募时考虑了基本人口学特征的平衡和匹配问题。在加拿大的取样方法与此类似。被试来自渥太华市，其中包括来自Carleton大学的52名大学生，以及从社区招募的50名普通被试。
2.2 工具与变量
采用自编问卷收集数据。问卷编制前进行了一项预研究，向38名中、加被试(取样方法与正式样本类似)询问了若干开放性问题，探讨他们借钱、分享信息的可能对象，然后根据被试提名次数，确定了测量“信任圈”所用的19个备选项，也就是一些典型的社会角色，包括：熟人；银行经理/会计师/律师；最好/最亲密的朋友；老板/领导/老师；子女；同学/校友/同事/工友；孙子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丈夫(妻子)/男朋友(女朋友)/情侣；邻居；异性朋友；父母/监护人；心理学家/专业咨询师；亲戚；同性朋友；兄弟姐妹；陌生人等。被试只要根据问题，选择可能的被信任者就可以了，所选被信任者个数代表信任圈的大小。
问卷由作者(熟练掌握双语)用英语和中文编写，然后请语言学方面的教授进行翻译和回译比对，确保两国被试使用的问卷等值，且符合各自文化要求。最后，用该问卷考察信任圈规模这个因变量与如下三个自变量的关系。
(1)交流主题，包括物质交流(也就是借钱)、信息交流(积极和消极信息的分享)。
(2)风险等级，每个主题下各包括四个风险等级(1至4)。在物质方面，借给别人钱的数额有10块、500块、10000块、100000块或更多四种情况，在问卷中询问被试“你觉得你会信任并借给谁这个数额的钱？”显然，借出的钱数额越大，风险越大。在正面信息方面，包括积极程度依次降低的四种情况：“你是你们学校最好、最拔尖的一个学生”、“你是你们班最好、最拔尖的一个学生”、“你考试中得了一个好分数”、“你作业得到了好的评语”，在问卷中询问被试“你会信任并同谁分享这个信息”。在负面信息方面，采用类似问卷设计方法，只不过换成了消极程度依次升高的四种情况：“你的作业得到了坏的评语”、“你在考试中得了一个低分”、“你在专业学习上失败”、“你被学校开除”。上述每个主题下的四种情况代表了四种风险等级，在预研究中对其合理性做过检验。
(3)文化背景，即被试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
2.3 程序
首先进行预研究，确定问卷编制思路。编制问卷后，在中国和加拿大使用该问卷进行调查，大学生的调查主要采用小组集体施测方式，而其他被试为单独测试，每次测试时都由本文作者管理。获得的数据录入SPSS数据库，并采用该软件统计。
3 结果
表1提供了在不同主题、不同风险等级下，中国和加拿大两国被试信任水平的基本描述统计结果。
为考察三个自变量对信任圈规模的影响，进行了3(被试内因素“主题”，包括借钱、正面信息、负面信息3个水平)×4(被试内因素“风险”，包括从低到高的4级)×2(被试间因素“文化”，即加拿大、中国)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2中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三个因素的主效应均显著，所有两因素交互作用、三因素交互作用均显著。
对于主效应，结合表1和表2具体分析如下：
(1)交流主题对信任有显著主效应。被试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取决于交流主题，其中借钱(M=7.08，SE=0.28)、分享积极信息(M=7.04，SE=0.20)时信任圈较大，事后分析表明二者无显著差异；分享消极信息时信任圈较小(M=3.71，SE=0.16)，且均显著小于前两者(ps＜0.05)。
(2)风险等级对信任有显著主效应。从风险较低的1级到较高的4级，信任圈规模依次为7.95(SE=0.20)、6.26(SE=0.18)、5.32(SE=0.17)、4.23(SE=0.20)，很显然，风险越高时，被试越不信任他人；事后两两比较表明，任意两个风险等级下的信任圈都有显著差异(ps＜0.05)。
(3)文化背景对信任也有显著的主效应。整体上，加拿大被试(M=6.53，SE=0.23)的信任圈明显大于中国被试(M=5.34，SE=0.23)，也就是说，加拿大人比中国人容易相信更多的他人。
然而，上述结果并没有考虑到交互作用问题，即这些自变量的作用可能是有条件的。下面首先来看两自变量交互作用问题。
(1)文化背景与交流主题的交互作用(见表2、图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在借钱方面，中国人比加拿大人更信任他人，F[，(1,200)]=6.54，p＜0.05；无论是分享正面信息，还是分享负面信息时，加拿大人都比中国人更信任他人，F[，1(1，200)]=35.86，F[，2(1，200)]=15.19，ps＜0.001。对于中国人而言，主题对信任圈有显著影响，F[，(2.98)]=118.52，p＜0.001，其中，借钱时信任圈最大，其次为分享正面信息，最后是分享负面信息，两两差异均显著(ps＜0.05)；对于加拿大人而言，主题对信任圈也有显著影响，F[，(2，100)]90.18，p＜0.001，但其中分享正面信息时信任圈显著大于借钱和分享负面信息，而分享负面信息时信任圈最小(ps＜0.05)。
图1 文化背景与交流主题对信任的交互作用
(2)文化背景与风险等级的交互作用。虽然表2的结果表明，这两个自变量对信任的影响存在交互作用，但是图2表明，这是一种次序型交互作用(方向一致，但程度有所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在哪种风险等级下，加拿大人的信任圈都高于中国人，虽然二者差异程度因风险等级而有细微差异；类似地，无论是加拿大人还是中国人，当风险等级增加时，他们的信任圈都会变小，虽然具体变化程度有所区别。这里不必具体考察简单效应了。
图2 文化背景与风险等级对信任的交互作用
(3)交流主题与风险等级的交互作用(见表2、图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对于借钱而言，风险等级主效应显著，F[，(3，199)]=237.19，p＜0.00，η[2]=0.78。从风险较低的1级(借给别人10元)到较高的4级(借给别人10万元以上)，信任圈规模依次为12.09(SE=0.32)、7.55(SE=0.25)、5.09(SE=0.20)、3.59(SE=0.21)，很显然，在借钱时，随着风险等级增加人们的信任圈迅速缩小；事后两两比较表明，任意两个风险等级下的信任圈都有显著差异(ps＜0.05)。
图3 交流主题与风险等级对信任的交互作用
对于分享正面信息而言，风险等级主效应显著，F(3，199)=14.15，p＜0.001，η[2]=0.18。从风险较低的1级到较高的4级，信任圈规模依次为7.67(SE=0.32)、7.31(SE=0.31)、7.19(SE=0.36)、5.99(SE=0.38)；事后两两比较表明，除了第4级比其他的风险等级之下的信任圈显著要小之外(ps＜0.05)，其余任意两个风险等级下的信任圈都没有显著差异。
对于分享负面信息而言，风险等级主效应显著，F[，(3，199)]=14.79，p＜0.00，η[2]=0.18。从风险较低的1级到较高的4级，信任圈规模依次为4.08(SE=0.22)、3.92(SE=0.21)、3.70(SE=0.19)、3.14(SE=0.15)；事后两两比较表明，除了风险等级1与2之间的信任圈差异不显著外，其余两两差异均显著(ps＜0.05)。
综合上述结果，对于借钱而言，风险等级对信任圈的影响最大(效果量达到0.78)，而在正面和负面信息的分享方面风险等级的影响相对较小(效果量只有约0.18)。
表2结果还表明在对信任圈的影响上，三个自变量有交互作用。由于这时的简单效应结果很庞杂，这里主要以信任的文化差异为主线总结有关结果(描述统计情况见表1、图4)。单自变量(文化)的方差分析表明，对于借钱而言，除了借10元钱时中、加被试的信任圈没有显著差异外，当借更多的钱(500、1万、10万及以上)给别人时，中国人都比加拿大人更信任他人(ps＜0.01)；而无论是在哪个风险等级的正面或负面信息的分享中，加拿大人都比中国人有更大的信任圈，特别是在正面信息分享上，加拿大人更信任别人，更乐于分享。
主题与风险
图4 主题、风险和文化三变量对信任的交互作用
注：图4横坐标下的字母M、P、N分别代表借钱、正面信息、负面信息，而数字1至4代表风险等级.
4 讨论
4.1 主题及其风险的影响
本研究表明，交流主题对信任水平有影响。在借钱和交流正面信息时信任圈明显大于交流负面信息时。这说明，不能抽象讨论一个人的“信任(心)”，而要看具体的交流主题是什么。若单从信息交流来看，人们在分享正面信息(好消息、愉快的经历)上信任更多的人，然而，在分享负面信息(坏消息、不愉快经历)方面，信任圈则较小。显然，信息的性质和内容确实影响到信任圈的大小。以前也有类似研究指出，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交流中人们表现出不同的信任水平[22]。
研究结果还表明，风险等级对信任有显著主效应。从风险较低的1级到较高的4级，信任圈规模依次变小，这符合一般的信任理论[4]，即信任是风险评估的结果，预期到风险越大时，表现出的信任水平越低，也即信任圈越小。
在对信任圈规模的影响上，风险等级和交流主题有显著的交互作用。风险等级对于借钱这种经济主题下的信任圈规模有更大的影响(效果量为0.78)，而在信息分享方面其影响虽然显著，但相对要小得多(无论对于正面还是负面信息，效果量均约为0.18)。很显然，人们对钱财一类物质交换中风险等级的增加更敏感，借给别人很少的钱时(如10元、500元)，个体的信任圈范围非常大，而随着风险增加(如借给别人1万元或者10万元以上时)会迅速缩小信任圈。而信息交流中，对于越正面或积极的信息(风险越小)，人们在分享信息时的信任圈就越大；对于消极的或负面的信息，随着风险等级增加，分享信息时的信任圈则变小。然而，与借钱相比，分享信息时风险等级对信任圈的影响虽然存在，但没有那么剧烈。
4.2 文化背景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总体上加拿大人比中国人有更大的信任圈，但具体还要依据交流主题和风险等级而定。无论分享正面还是负面信息，中国人的信任圈都比加拿大人更小。而在借钱方面，一般而言，中国人比加拿大人的信任圈更大。具体说，借给别人10元钱时，两国被试几乎一样大方，一样相信别人；然而借给别人更多的钱时，也就是说面临更大的风险时，中国人的信任圈显著大于加拿大人。在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宁可借给别人钱，也不愿意与人分享信息，哪怕是正面信息。
中国人之所以不愿意与人分享信息，可能与文化习俗有关。中国文化一直强调做人要内敛，不要过多与人分享自己的成败得失方面的信息。人们担心将自己的正面信息(成功、愉快的信息)告诉他人，可能会招致嫉妒，从而破坏人际关系；而只与很少的人分享负面信息，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尊，防止“丢脸”、“丢面子”[20，23]；或许加拿大人也有上述考虑，但是要弱得多。例如，有研究已经表明，嫉妒的程度和表达方式是受到文化影响的[24]。或许在加拿大人们不太担心会招致别人的嫉妒，所以他们很乐意分享自己的成功信息，而且一般而言在加拿大或西方文化中，人际之间的情感表达、信息的交流更为直接、普遍，对来自他人的信息或者分享自己的信息保持更开放的态度[21]。所以，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信息的分享上，加拿大人都比中国人有更大的信任圈，分享范围更广。
在借钱方面，特别是当钱数较大或风险较大时，加拿大人的信任圈明显比中国小，似乎更“小气”。因为加拿大文化中，人们会尽量避免借给别人钱，也尽可能不从别人那里借钱，他们的格言是“钱、汽车和老婆一样都是不能借给别人的”。研究表明，加拿大人在经济上较为独立[25]，甚至与自己的家人都是“明算账的”，尽量不要有经济上的瓜葛。在加拿大，人们面临经济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向银行借贷，而不主张寻求某个人的帮助。
但在中国，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则较为普遍，特别是在更多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农村。中国人在经济上，对他人更为信任，可能与传统的人伦关系网的强大有关。个体可以借给别人钱，甚至不用写借据或欠条，因为这个人自己“认识”，对其为人有把握，而且在社会流动性较小的情况下确信能找到借方并讨回钱款。此外，中国人在借钱上的大方与高信任水平，还可能与“人情”、“报恩”的观念有关。在别人需要钱时借钱给别人，这是一种“人情”投资[23]，人们相信他人会“知恩图报”[20]，当自己经济或其他方面困难时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从他人那里借到钱物或得到帮助。
4.3 研究的创新与局限
本研究在方法和研究结果上有一些创新之处。在方法上，我们采用“信任圈”规模作为对人际信任程度的操作测量，这种方法充分考虑到了信任发生的人际网络背景，而且容易获取数据，测量有生态效度，可以在同类研究中推广使用。
研究综合考察了主题、风险、文化对信任水平的影响，而且确实发现了有价值的交互作用结果，这有助于澄清以往单因素考察时所获得的矛盾或片面结论。如前所述，有研究[16]发现，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对人性有较高的信念，但有较低的信任行为。然而，张建新与Bond[6]的调查表明，中国大学生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高于美国大学生。中国人的信任行为比西方到底是高，还是低呢？本研究表明，信任行为的文化差异与主题有关，中国人在经济方面，可能比西方人信任更多的人，而在信息分享方面则不然。因此，要说明信任的文化差异，就要考虑信任的主题、风险等因素是否与文化交互影响信任水平。实际上，有些研究者[6，26]似乎已经注意到，对于不同的事件而言，如“借一大笔钱给对方且不立字据”、“把自己的隐私告诉对方”，人们所持有的信任水平是不同的，但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例如，作为跨文化研究，被试样本如能增加，结果会更有说服力；由于篇幅所限，对于“信任圈”的构成、信任与否的原因等问题尚未分析。这些问题将留待今后的研究来解决。
5 结论
(1)交流主题对人际信任水平有影响，在借钱和交流正面信息时信任圈明显大于交流负面信息时。
(2)风险等级越高，信任圈越小，在借钱时人们对风险等级尤其敏感。
(3)无论分享正面还是负面信息时，中国人的信任圈都比加拿大人更小，而在借钱方面中国人比加拿大人的信任圈更大。可见，人际信任与主题、风险和文化因素及两个因素或三个因素的交互作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