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和余秋雨：我们时代的两个英雄人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秋雨论文,英雄人物论文,王朔论文,两个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使发生过的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但是，有些人物和事件幸运地构成了历史，而有些则注定了要被彻底遗忘。借鉴以往的历史内容及其书写方式，现在再来看刚刚尘埃落定——这话说来可能还嫌为时尚早——的分别以王朔和余秋雨为中心人物的文学争论（事件），似乎仍有意犹未尽之感。总觉得既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又不是轻率的遗忘便能真正完全地了事。事情或许并不那样复杂，也不如此简单，只是有些别样的言说需要强调或明确而已。
这两个人都是名人，并且都是以其看家本领——写作——而一度连着数度闻名，名声之大用惯常所说的如雷灌耳也不会有丝毫夸张的成分。大凡名人又都不免于两种遭遇，或者被捧，或者被骂，无论被捧还是被骂，结果总是一样的，那就是更加有名。当然，王朔和余秋雨并不需要因被捧或被骂而追求名声。有时，他们也捧人（如替别人作序之类），甚至也骂人（大多出于不得已，像王朔那样“逮谁灭谁”是很少见的，这方面余秋雨的表现算是名人的常态），如果说名人捧人并不稀奇，那么名人骂人就大小要算作是一件新闻了——市井阿三骂人是不会有文化价值或微言大义的，也不会有新闻价值，如是王朔或余秋雨可就不一样了。总之，名人总是要与捧和骂这两个字遭遇的，王朔和余秋雨也概非能外。谁叫他们是名人呢？
再稍加分析的话，在名人的被捧、被骂和捧人、骂人之中，被捧和捧人都很正常，前者是他们理应获得的一部分社会待遇，后者则是他们应当承担的一部分社会责任，两者合成他们的社会权利和义务。比较起来，难免要令人大惊小怪的是名人的被骂和骂人。名人的被骂（暂不追究这骂的动机），说明有人要向权威挑战叫阵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需要非凡的勇气（因为大凡骂名人者，是以非名人即凡人、平常人居多的，在公众场合，他们一般都要比名人胆小，处于弱势，没有特权），除非泼皮牛二，骂名人你得拿出证据提出理由来，这个证据和理由也就是名人被骂之所以会形成社会轰动效应的真实原因——对于名人被骂，人们第一个反应是要问“骂什么”或“为什么骂”，其次才会是“谁”骂，首先受到关注的总是名人。而名人的骂人，那就更需要完全充足的理由了，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名人是不会、不必也不屑于骂人的——职业骂家李敖除外（既以骂人为业，那还有何话可说？），名人骂人所受到损害的往往倒会是自己。干嘛呢，生这么大气？所以名人都在控制着自己内心骂人的冲动和欲望，如此，则一旦破口大骂，未免就会惊天动地，夺人耳目；同时可以想见，名人得为自己的骂人预留余地，扎紧阵脚，并多方设法以防授人以柄，否则，一不小心被人反扑，就会遭致失态或小题大作、以势压人、得理不饶人之讥，危险性很大。可见，名人的被骂和骂人，都属于少见的特殊现象，碰上了，那就成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中心事件了。
果然，我们现在正在谈的两位主人公，名人王朔和名人余秋雨，恰恰都是因骂而再度辉煌成为中心人物的。两人的不同在于，王朔因骂人而成媒体宠儿，余秋雨则由被骂而成为舆论焦点。他们原本都是公众瞩目的社会名人，这下可好，他们主动或是被动地逸出了名人生活的常规，终于搅起了一场众说纷纭的波澜。除了两位当事人和直接相关者以及按捺不住挺身杀入骂战之中的好事者以外，还更有人劳心费神地试图要在其中辨出个是非曲折评出个所以然来。结果，当然是非分不清，也根本不会有结果。名人是特定社会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名人的被骂和骂人现象中，具体起因或细节往往并不重要。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名人的特定社会文化属性才导致了他们被骂和骂人的结果，也就是构成他们的被骂和骂人的根本诱因。骂的结果早已预示或预设在了名人之成名人之初，不过那时只是蓄势待发而已。这未骂之前的时间或许是漫长的，但必骂的结局却是注定了的。所以名人的被捧和捧人常见，而被骂和骂人就相对少见了。但这也就使玩味名人的被骂和骂人中的社会文化含义显出了非同一般的趣味——你能从中看出什么？
先说王朔。王朔的骂人事业并非始于九十年代，虽说他的骂名迟至九十年代末才有了不同凡响的知名度，实际上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他已经赤裸裸地露出了骂人的迹象。对此，人们注意到了，却还没有以骂人视之。这其中的不同在哪里呢？概言之，一是骂人的方式不同。九十年代用的是直截了当、淋漓尽致的批评文章，八十年代却是用虚构想象、曲折暗讽的小说创作。二是骂人的对象不同。九十年代大多针对具体的个人，一旦开骂必指名道姓，让人回避不得，心里恨恨的，也比较尴尬，很有点不知如何应对的窘迫；八十年代则基本上无所指名（总不能利用小说攻击个人吧，王朔也不是一个如此下流的人），骂的是一群人，或准确地说是一类人即所谓的“正经人”。所谓的正经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作家、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之类，总之是惯常认为的文化精英。并且，因为是用小说，他就不可明目张胆地痛骂，而只能是曲曲折折、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式地暗骂。不说他在小说里到处要骂，大有不骂白不骂之势，更要命的是他的整个小说语言和小说叙述方式本身（当然也包括他的整个写作方式本身）就完完全全是对貌似严肃、高尚的正经人和正经文学的一通活生生的嘲骂——后来流行的时髦说法叫做颠覆。颠覆不就是骂的极致吗？于是他也遭到了报应，人说他是“痞子文学”。而十几年后，他还是因骂而招致了近似同样的下场。王朔的骂人不被同情，他的不正经则因此成名，人们对他抱有了一种看戏的态度。其实这都是对王朔的最大误会。
在我所看到的有关王朔的文章中，陈村的一篇《开导王朔》（1995）无疑是最精彩的。陈村对王朔看得最准，认识得最深，而且大有惺惺相惜之意，这是任何人都没能做到的。但对本文来说，理解王朔的最为点睛的一句话，陈村在前一年（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说到了，那就是：“正经得太长久，有人就羞于正经了。”（《赤子之心》）这话陈村在《开导王朔》中又引了一遍。不过它似乎还未说全。要我现在来说，这话最好说成：“正经得太长久，就有了假正经，接着假正经倒成了正经，于是有人就羞于正经了，甚至以不正经来反正经了。”王朔就是这样一个因羞于正经而以不正经来反正经的人。你说在假正经和王朔之间，到底是谁还比较正经一点呢？这令我想起了鲁迅在谈到魏晋竹林七贤时说过的话，表面上看来是非礼教反礼教的人，实则是受礼教至深，只因假礼教太多，礼教为假礼教所用，故而激变出反礼教，而结果又遭致假礼教借礼教之名的迫害。鲁迅所论真是深刻之至。我说王朔的不正经和反正经就有点像是竹林七贤的非礼教和反礼教——言中之义是，王朔骨子里竟是个正经人。还是拿陈村已经说得很好了的话来说吧：“我想王朔大概是被弄烦了，所以说了那些不三不四的话。本来，王朔只要一开口，大家就明白他又要不三不四了，因此，也没有什么可大吃一惊的。”“然而，我读王朔的文字向来是当正经话来读的。我发觉，他总是把话说得明白如话，说得无耻但不阴暗，还常常说一些比较基础的话。……所以一听就觉得比较幽默或比较痞子。”（《开导王朔》）王朔的“无耻”似在表明着他的不正经，而“阴暗”则别属于假正经。王朔用“无耻”（不正经）来抨击、痛骂“阴暗”（假正经），并顽固不化地始终与之作对（反正经），那便恰巧露出了正经人和正经话的尾巴了。正经而必待“痞子”来证明，谁能说这不是正经的悲哀呢？如今的世道真是由此可知。除了陈村，很少有人看出这一点。王朔为他的不正经付出的代价很大，这一点也有点像是竹林七贤的遭遇。
话说到这份上就渐渐要完全说白了。王朔经八十年代来到九十年代并还跨过了世纪千年，他的文名也从“痞子文学”堕落抑或升华到了“骂人文章”，只见其中的不正经是一以贯之毫不妥协的。那么我们来看他的这种专与正经为敌的骂人态度和斗争精神究竟是想要干什么。王朔最近招致众怒公愤和正经人口诽腹谤的骂人伎俩是贬损了以金庸等为代表的所谓四大俗之流，还有紧接着的对于老舍、鲁迅等等“经典”文学（人物）的大不敬。还是不必去追究其中的具体细节——其实王朔自有其道理，平心静气读他的文章即可明白道理何在，让我们从大处着眼，仔细端详一下王朔骂人的文化姿态和动机——顺便提一句，“骂文化”自王朔始可能有了一种特殊的新义——这种文化姿态和动机在我看来可以简言之为对于权威、精英、偶像等所构成的主流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所反映和代表的普遍的趣味和价值倾向的极端怀疑和挑战精神。八十年代已经如此了，九十年代还是如此，——将如此进行到底，数十年如一日，王朔迄今一直都好像是一个天生的反抗者或叛逆者。他始终自觉地站在主流也即正经人和正经行为、正经文化、正经事业的对立面，八十年代他反以人文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具有利益特权性质的精英主流文学和文化，世纪之交他又反以金庸、“四大俗”等为代表的世俗主流文学和文化。（如果他自己时不时地也会有与之“同流合污”即假正经或正经的行径，那么他一样脸不红心不跳地反自己，损自己。王朔是这样一种做得出来的人。主流当然是正经的体现，王朔反主流，当然也就是反正经和不正经。如此一说，王朔显然就是个异端。）正是在反主流、反正经和不正经的文化意义及价值层面上，王朔活现出异端和另类精英的嘴脸。这同时也就是我所看到的王朔骨子里之所以是一个严肃的正经人的要义所在。而对于王朔的这种异端和另类精英的文化精神的考验，主要的不是主流社会（包括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抨击和压迫，倒是在他自身。这一点陈村又比我先说到了：“一个人偶然不是人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是人。”（精彩，说王朔没有比这句话更尖刻到要害处了，连王朔都得佩服。）“我说，这个问题关系到晚节。你是王朔你就必须在野。你是王朔，就只能是灰姑娘，而不要仗着几只老鼠一盘南瓜出落成公主去勾搭什么王子。你不能变成天鹅。你不能穿西装扎领带涂男人的香水字正腔圆。这是你的宿命。”（《开导王朔》）用我的稍微理论化一点的说法是，鉴于王朔以往的杰出表现，他的宿命应当是保持一种异端和另类精英人物形象的本色，并且毫无顾忌（包括可以真正的堕落）。这样，王朔才能完完整整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及以后时代的另类文化英雄的榜样。
可是，对于王朔还有另一种危险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就是现在的“假王朔”太多了，几乎一点也不比王朔所反的假正经要少。这就有连累真王朔的可能。人常说“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这个“王”就是王朔。到头来王朔的不正经恐怕要被说成是真媚俗了。所有的罪名都该让他去先顶着了。这世道已经到了条条道路通媚俗的境地了。为了我的这种杞人之忧或预防万一，应该替王朔再说一句公道话，就是他的骂人或美之名曰文学批评，有一切批评家和假王朔们所不具备的东西，即王朔的个人的独特文学经验。这话听来像是废话，既是王朔个人的，当然别人不会有，也就构不成理由。其实不然。王朔的骂人文章（批评文章）细细地看去，决不是从理论出发来说话立论的，相反，如果你从理论上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保管能把他驳得体无完肤。可这照样不能击中他的要害。王朔不服，非但不服，还要小瞧你，讽刺你。王朔的说话骂人向来是以（他的个人的）经验事实为潜在依据和前提的，这使他的那些感性化的振振有辞听来不仅显得自信，而且还很实在到位，能够踏踏实实地落实到实地，甚至有些胡话也居然是这样。这就是说，王朔的言论有真实的文学经验在其中作为坚固的支撑，他完全可以自成一家之言。他有他的经验逻辑。说得再简明一点，八十年代的王朔小说为九十年代的王朔骂人提供了实际的经验。王朔的文学观由此经验而终于形成。而批评家和假王朔们就没有自己的经验，他们都是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都是别人的，独独缺了个自己，却又要面对感性的带有个人文学经验的创作对象。这就无法做到像王朔那样，从王朔中来到世界各地去走走，显出潇洒和自在。较之王朔的由经验指向理论，批评家能做的只是用理论去规范经验。谁更有骂人的亲切感呢？因此，王朔实际上是不可模仿的。能够看着他笑傲江湖、骂倒一切，就已经显出你的境界不同一般了，而真正的理解他或像陈村那样的惺惺相惜，实在是难。你说，王朔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人物吗？
差不多说完了骂人的王朔，现在该轮到被骂的余秋雨了。这里先要把我的基本观点早一点亮出来，如果说王朔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异端和另类精英，那么余秋雨便称得上是一位主流文化人物——说来两人都是一个时代的文化英雄，但他们之间的文化姿态和价值趣味不同，有时还勿宁说是截然相反的。王朔走的是偏锋，余秋雨则历来都是中锋运笔，显得温柔敦厚，有规有矩，不似王朔的时常要旁逸斜出，走险撒泼。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从中大致可以看出这样一种状态或关系，另类的王朔是势必要视余秋雨为敌并也与之为敌的。这不是王对余有仇，而是另类对主流的姿态所决定的。这种敌对（就像以前常说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具体落实到王朔的骂人，他骂余秋雨也就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不骂才是怪事。在这一点上，王朔是真诚的（不像有的人老谋深算的狡猾，内心只希望看着余秋雨被骂，而自己则不露声色地隔岸观火，还显出不屑一顾的高姿态）。但余秋雨则并不需要对王朔和自己的被骂作出明确的回应，他不必用骂人（回骂）来反击和报复自己的被骂。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形象，他依赖的是最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公众（读者）的支持，决不会跟少数另类死缠烂打，否则，只会损害自身的形象。主流对另类的态度往往如此。有两个例子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是金庸对王朔的“心平气和”，二是被“断裂”文学者谩骂贬损的《读书》、《收获》杂志等的沉默和不置一词。可见，主流和另类都有着各自自信的理由。而余秋雨还有一层心理和文化的支撑优势，即他不仅是一个名人，一个主流文化和社会活动中的名人，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一个学院教授和专业知识分子。他有什么必要撕破脸来呢？但我现在要谈的问题不在这里，在余秋雨的被骂现象中，王朔式的另类攻击其实只是少数，而且还体现出“健康”的文学精神和文化心态，更多而引人思考的倒是由一类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所构成的“知识社会”或“文化社会”对于余秋雨的围剿式的口诛笔伐，暴露出的严重而深刻的偏差。这种偏差说得好听一些是由学识、认识和观念的不同形成的，而尖刻一点，则反映了中国当代知识文化社会中的狭隘、丑陋、阴暗的心理弊端，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劣根性。这是问题的关键，我要说的主要和基本的就是这一点。
余秋雨被骂的罪名，概括起来大致不外乎有三项：一是作为一个学者不该抛头露面不断做秀、炒作如明星状，有失学者的身份和形象；二是他的文学写作丧失了一个学者的严谨，且还流于或堕落到煽情的地步，连严肃作家和文学的严肃性的基本要求（标准）也还没有达到；三是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文化活动家，他缺乏起码的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对于历史和对于文化的反省、反思和批判的意识与立场，他的思想认识水平和人文关怀境界都不高，而且倒有自我粉饰和逃避尖锐事实之嫌。在这三项罪名中，第一项是针对“学者”而发的，第二项是针对“作家”的，第三项则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即知识分子和社会责任、文化使命、道德义务等基本的价值要求和良知准则。这也是最为核心的一点。但要我来说，这三项罪名其实都不成立。
就第一项而言，涉及的是学者和媒体的关系。在传统的和一般的眼光看来，学院教授是应该守本分坐在书斋里的，不该常常出现在公众媒体上宛如明星般的频频登场亮相，否则便是有失学者的庄重而显得不安分，并会令人很不舒服。这倒使我想起了曾经有过的关于学者和明星的议论，其中对于学者的期待是如何努力将专业学术研究及其思想文化成果更为广泛普遍地扩散影响于社会层面和公众生活，提高全社会的精神文化素质和水平；而对于明星的要求则主要是增强知识文化的涵养，使这些公众人物更能代表社会精神文明的形象，在大众文化中起到高尚文化的表率作用。与此有点相似的是，甚至还有人提倡“作家学者化”，其意图不仅在提高文学创作的内在文化素质，而且也在由此影响社会大众阅读的知识文化和精神情操的水平与趣味，在基本层面上这与鼓励明星的读书学习文化知识是相同的。那么，如果余秋雨是学者而兼明星，或是明星似的学者，这对学者和明星来说都应该只会是件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好事。因为再也没有有着如此广泛社会影响的学者了，同时也根本没有有着如此丰富学识的明星了。将学者情怀播散于大众文化，使书斋精神弥漫于社会生活，这应当是每一个学者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都要承担而不是轻视甚而推卸的责任。学者不该是冬烘先生，也不该是与社会隔离、蔑视大众生活的清高文化贵族，学者的学术文化成果不仅应该在专业领域里获得其价值的实现，而且也应该寻求一切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实现其广泛的价值影响。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的价值实现意义上，余秋雨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最具社会影响力的著名学者。他以学者的身份获得了一般只有明星才可能拥有的媒体地位，因此他的贡献不仅超越了纯粹的书斋学者和学院教授，而且更使其他文化明星望尘莫及。余秋雨其实堪称一位文化创造和文化活动的表率人物，他为社会主流文化的创造和建设提供了他个人的高素质内涵的知识文化成果和学者形象的贡献，为此，他受到社会公众的有力支持是根本不奇怪的。然而，这却是与我们的学院传统和知识分子社会氛围相冲突或格格不入的。余秋雨和媒体的合理的密切关系被知识社会视为别有用心的沽名钓誉，余秋雨的社会关怀被贬为书斋专业研究和学术文化的堕落，这种狭隘、偏执、自命清高且自以为是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观念几成人文知识社会的一律舆论，并进而形成一种颇有围剿之势的口诛笔伐。只是知识社会的抨击和贬损并非整个社会的大势趋向，它阻止不了社会对于余秋雨的欢迎，余秋雨依然融入社会主流文化之中，并俨然成为其中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象征。他将学者和社会大众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形象成功地合为一体。
抛开知识社会的文化心理和习惯观念不谈，就其针对余秋雨的或明或暗的敌视态度和批评方式而言，完全是一副借口学术尊严和文化正义的名义而试图以集体的意志粗暴地干涉和压迫一个个体对于自己的价值实现方式的自由选择的架式，好像知识者个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必须服从某种特定的社会集体意志似的，否则便要群起而攻之。可是正是这样一个知识社会群体，平日里却是口若悬河地高唱民主自由高调的，并且还信奉和鼓吹价值多元化，甚至将思想宽容和个人独立引为圭臬的，然而一旦出现了一个不服从集体意志、不遵守传统规范、偏要自行其事随心所欲任意独行的个人，无形中就会陷入被排斥、受攻击、遭围剿的“公敌”的危险境地，这不是很滑稽、很使人心寒而且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吗？在余秋雨和视之为敌的知识社会之间，两者到底是哪一方存在着精神障碍？哪一方显出了既虚伪又脆弱的文化性格呢？暴君的专制独裁和残酷卑劣，掩饰的往往是他内心实质的虚弱和恐惧，而依仗集体意志之名行暴君之实，掩饰的是自欺欺人的虚弱和恐惧。我们每个人不能不对此深层意识进行切实的反躬自问。
而且，批评余秋雨与媒体关系的人还忘了一个基本事实，余秋雨是戏剧和戏曲研究的学者，他的本业便是应当与公众媒体和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发生直接和密切联系的，在他的专业领域内，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的结合，不仅是价值实现的理所当然的方式，而且还是必须的和基本的方式。出现在公众媒体和社会文化舞台上，实际上是对自身学术研究和专业理论学者素质的一种最充分、最有力也最必要的检验。余秋雨完全应当也有理由保持与媒体和社会的亲和性，并且由此倡导和引领社会主流文化的文明健康发展。难道一定要脱离社会、隔绝媒体，整天缩在书斋里才算是学者和学术研究的高雅姿态吗？有生命的学术更应当在社会生活的层面上寻求其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至少也应当尽可能地使社会更多地了解、理解和认同学术文化的成果及其价值。何况，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能够获得媒体的自觉关注和基本重视的学者与学术文化，根本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在我看来，双方倒是应该更加扩大和争取这种机会与可能性，这对学术和社会文化水平的双重提高与发展都是有益的。恰恰在这方面，作为学者的余秋雨的贡献是其他绝大多数学者无法比拟的。这也是余秋雨对社会主流文化的贡献。我想即便是对余秋雨心怀不满和恶意偏执的人，也说不出任何具体的理由证明他是在恶化社会和文化环境或使之堕落吧。
第二项罪名更是明显地缺乏理由，因为这涉及的是作为作家的余秋雨的文学写作的个人特点或风格问题，以及文学写作与学术写作的区别问题，批评者则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无视和抹煞了其中的个人特点与两种写作的区别的存在合理性及其客观事实，从而构成了对余秋雨的吹毛求疵和无理挑剔。这可以说是文学批评意义上的偏见和偏执。
招致这类批评和指责的主要是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批评者一是认为余氏散文有史实错误，且文化历史观有问题或偏差，二是指其写作手段为无聊的滥情和煽情，属文学写作中的末流下乘。将此二者合起来看，结论便是余氏散文从里到外都与其所获得的声誉地位大大地名不副实，或只能迎合盲目无知的大众读者的低级趣味。
余秋雨因为是个学者，也就无怪乎别人要以学者的常规来看待和评价他的写作，而且，对其作品（散文）中的一些史实失误及与之相关的误解，确乎也并没有为之辩护和开脱的理由与必要。不过，所有这些毕竟只是其中的小疵末节，如果说在学术著作中它们能够构成“硬伤”而危及立论的可靠性——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学者的著作中都难免会有这种危险，只是程度不等而已——那么在主要属于文学创作的散文作品中，它们应当是可以获得一些宽容的。这是对失误的雅量，而非是对失误的掩饰。相反，如果对此耿耿于怀，以为拿到了名人的把柄，且一味张扬夸大，则显然是有点小题大作了，而且，批评者的容量之小也未免会使人疑其有醉翁之意之嫌。莫非仅仅以此就能低估余秋雨散文的成就和价值么？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余秋雨是个以学识、学者为背景的作家，他的创作是文人之作的散文，不是学术之作的论文，他的历史文化散文主要是在抒发个人的历史文化情怀，决不是在用逻辑的方法论述和证明历史文化的对象或问题，历史文化在他是抒情言志、遣兴寄思的文学对象和想象载体，而非理论思维和客观真实目标，因此凌空蹈虚的个人化创造的特征要远较探讨历史真相的学术规范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换言之，对于余氏散文的衡文标准应当着眼于文学创作的特征，而不是专业学术研究方面的得失。对于余秋雨在散文创作中透露出的所谓历史文化观或某些近似观点、结论性的东西，视之为有感而发的个人体会和文学情绪即可，不必看作是对于历史的理论判断甚或文化史观。余秋雨的文化史观肯定是有的，却并未全部表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而且，散文创作也不必负有表现作者完整的历史观念的使命。对于有着多种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的余秋雨来说，讨论其文化史观应当通过别的更为有效和更为全面的途径。实在没有必要舍本逐末企图从他的散文中抓出一个自以为翔实肯定的结论来，这是一种用偏颇的方式从偏颇的对象中企图得到完整结果的做法。结果当然是不可能的，对此探讨的合理性先期地不充分也不成立。一言以蔽之，余氏散文中的史实失误与他的文化历史观之间缺乏必然和充分的联系。这本是从文学批评和学术评价的角度都能容易理解的问题，惜乎批评者在匆忙激动之中竟无暇顾及，既搞错了对象，也搞乱了关系。
至于说到被人多方诟病的所谓煽情写作，且不谈这是否称得上余秋雨散文创作中的主要或基本的特征，这本是一种文学趣味和写作风格意义上的问题，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我们无法规定或限制作家对于个人情感表达方式的选择，抒情手段的运用将视作家个人的美学观念、文学技巧和行文语境而定，并无千篇一律的定则。这也就意味着情感表达的内容和方式，不仅不可能适应一切人（不管是读者还是批评家），而且即便被人同情，也会有程度差别，原因无他，这首先是作家个人化的体验而已。特别如一些批评者那样寻章摘句不顾全文的情感氛围，即断言余氏散文仅为煽情之作，显然有失文学批评的常理，并违背批评的公正和道德立场。在所谓煽情的指责下，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似乎只是一堆言不及义的言情滥调，它的文学价值则被轻率地遮蔽和抹煞了。对此，批评者的审美能力不能不令人怀疑。事实上余秋雨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成就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至今仍未得到充分的探讨和必要的肯定，尽管他的个人写作风格至少在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领域无人可比地成为一代风气的开创者。这决不是煽情二字足以否认的。
由于余秋雨的巨大影响力，批评者还往往忽视了他毕竟只是一个作家个体，他的创作首先是一种个人行为，而不是整个社会和文学创作的主要责任人。写什么和怎样写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由，至于创作成就的高低优劣也只是首先对他个人才有意义。如果长期地将整个社会的文学责任堆放到他的身上，那他是无力承受的，而只能是批评者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强人所难。对此，即使是过多的期待，也可能会造成对余秋雨的损害。自始至终地满足一切人的口味，可能吗？这是作为名人的余秋雨的悲哀，因为这在心理上给了批评者一种具有欺骗性的表面理由。
最后说到第三项罪名。本来其中所涉及到的问题有可能得到严肃深刻的讨论，然而，由于提问者和批评者自身的浅薄无知却又狂妄自傲，使得整个过程变得滑稽可笑。批评者其实还没有在学识和思想方面作好讨论的起码准备，导致了严肃认真的交锋不得不从常识补课开始，这便降低了讨论的思想水平，甚至渗入了太明显而批评者并不自知的强词夺理。在学理方法上这种现象也是一个恶劣不堪的例子。我所说的主要就是指针对余秋雨个人的责任及其与“文革”关系的批评。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自我反省的问题——这里先不谈余秋雨和“文革”的具体问题——从理论上或抽象地来说，无疑都应当作出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一旦将这种普遍的肯定性具体落实在历史和社会中的个人身上时，则不能不考虑到同样是普遍存在的作为个体的个人的局限性，即知识者个人的社会行为其实是受到规定和限制的，他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个人的任何反省并非缘于外界的逼迫，而将主要源自自我的内心觉悟和思想愿望，这是反省的实质所在，也是反省之所以有其价值的特定性，要不然反省便丧失了内在的驱动力，并有可能沦为表面文章。同时，也正因为反省的内在性，它的表现方式便既有可能外在化，但也可能仅仅是内心活动，主要在个人的心理世界和思想之中展开。这两种可能的方式都是有理由存在的，而并无碍于反省的真实性。所以，反省的深刻性和反省的困难性都表现在这里。
具体谈到余秋雨的个人问题，作为一个知识者，他当然应当而且必须承担其社会责任，但具体承担什么和承担的方式却将视其个人的能力和选择而定——只有上帝，才是不受限制的。如果余秋雨像他的批评者们要求的那样承载全部所负，倒是他的不自量力。而事实上余秋雨也并没有推卸他的社会责任，他在文学艺术、学术研究和社会文化活动中的实践，都能够证明他对自己的社会责任自有责无旁贷的自觉意识和个人选择。可如果他并非一个思想家或别的什么人，却又要期待他胜任明显不堪的使命，那只能是赶鸭子上架，不合人情事理。至于他的自我反省问题，如上所述，应当首先是纯粹个人的内心觉悟和思想问题，在这之中还包含有个人的权利问题——逼人反省也是对他个人权利的侵犯和对他人自由的剥夺，何况，反省是否外化表现并不是反省是否存在和真诚的唯一标准。打一个极端的比喻，如果一个人确乎是因反省的觉悟或重负不堪而自绝身亡，别人既不能确认其死亡是反省所致，也同样无法肯定反省并非其死亡的原因。反省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内心的自觉，并因其内在化而显得深刻。这样说当然也在表达着另一层意思，即反省是痛苦的、艰难的，是思想和心灵中的搏斗，是精神历程中的地狱之旅，是对自我的一种末日审判。唯其如此，反省也才更是一种内心的觉悟和思想成熟，而非外在的姿态或表态。相比而言，有无具体的外在表现倒还是次要的——外在表现更多地受到了社会因素的限制。并非在否定外在表现的意义，只是强调主次本末之别对于讨论反省问题的重要性。
再更具体地来看余秋雨的“文革”问题。批评者在此暴露出了多方面的偏差和不成熟，其一是对“文革”这一特定社会历史情境的隔膜和对其中人事现象细节真相的不了解，同时又未能对此做好知识方面的基本准备，如缺乏对于诸多相关事实的必要核正，因此容易受到表面现象或一面之辞的误导，将似是而非的东西偏信为完全的真实，由此推导出的结论自然会因证据不足或虚假而难以采信和成立。因为批评者是针对余秋雨个人的，这种轻率而严厉的指责便形同人身攻击，不必说根本谈不上知人论世，而且也违背了学术和批评的道德。这是有关常识和学风上的问题。其二，在思想和学理方法上，批评者将有着复杂因素影响和制约的社会历史现象（问题）简单化为（个人的）道德现象（问题），且不论道德因素是否确属其中的主要因素；道德的高调虽然耸动视听，但它不能取代对于“文革”这种具有复杂深刻内涵的历史现象的基本解释和理解，特别是在现有的思想认识水平上，它基本上无助于知识界（包括个人）和整个社会对于“文革”的全面而深入的反思，远较此有价值的探讨和研究早已开始，现在的要求并不是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否则很容易流入只是道德情感的谴责，却难进入成熟的理性反思的层次。其三，部分地可以说是上述二项的一种结果，即由于事实的偏差和思想方法上道德化的单一性（倾向），激发了批评者自命不凡的道德仲裁的强烈冲动欲望，将自己摆放在道德权威和道德代言人的位置上，于是，种种极端偏激的情绪化言论便依仗着道德的名义和自信不加节制地倾泻而出，表面上看这是道德激进倾向，实质则是意图伦理的道德定罪的思想方式，带有宗教裁制所式的专制独裁的压迫性质。但是，说到底批评者的道德权威地位不过是自封的而已，在具体问题上因为它缺乏基本事实和成熟理性的支持而显出了可怜可笑的脆弱。抽象的道德情绪往往会掩盖事物的真相，并使思想趋于极端偏执，难以自拔，最终阻碍对于真相的分析、探讨和发现。其四，针对余秋雨个人问题——不论其问题的真假——的追究缺乏事理上的必要性和充分性，因为余秋雨既非“文革”期间有关他的被现在的批评者所指责的那些社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主要与唯一的责任者，同时，即使他难免个人的责任，甚或对他的指控能够部分成立，其实也没有展开这种批评方式的充分必要和理由。现在的做法和结果无非说明了批评者对“文革”事实缺乏在将它作为讨论对象时所必须获得的应有的感性认识，因而将大问题缩小了，将“文革”现象个别化了，将社会历史问题个人化了。总之，由“文革”问题而向余秋雨个人发难，毫无必要，余秋雨个人承担不起，也不必承担。如果一定要说到对于“文革”的责任和反省的问题，其对象首先显然并非是任何个人，同时，主要也不在和不局限于任何个人。夸大个人的责任和因素，尤其是对如余秋雨这样的人，那不是思想方法和认识水平上有问题，便可能是情绪和心理上有问题了。最重要的是，这会模糊对“文革”问题的认识和研究。
本文无意写成一篇辩护文章，主旨也不在为余秋雨辩污，而是想探讨分别以王朔和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现象的意义。如果说王朔所代表的是一种另类文化姿态，则余秋雨现象堪当社会主流文化的代表。另类和主流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关系，并有可能在不同文化层次上展开，其表现形态及特征不尽相同。从较为浅显又较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来说，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精英主流现象相当突出，且意识形态意味浓厚，但这种现象在九十年代则因分化而变得复杂起来，不易笼统地概括和把握，相比之下，九十年代的社会大众主流文化现象有了占据要津的地位和气象，而它在八十年代多少是受到压抑的，虽然知识精英文化和社会大众文化主要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进行的。王朔的另类文化表现跨越了不同的层面，能够分别在精英文化领域和大众文化领域中施展手脚，体现出所谓另类的本性和坚定性；而余秋雨则以一个知识学者的身份主要引领了社会大众主流文化的潮流，那么，王朔必将与之发生抗衡关系，这不是正确与否的抗衡关系，而是另类与主流的文化姿态和文化结构的抗衡关系。主流文化现象的存在本身是无法排斥和否认的，然而，另类却是应当存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正是在文化现象的代表性意义上，另类的王朔和主流的余秋雨，才被称作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两个文化英雄人物。他们的价值都体现为文化的建设性。视余秋雨为庸俗固然是偏见，而以王朔为纯粹的破坏，甚或无理取闹，也是皮相之论。实质上，这两人都是文化的精英人物，他们选择了能够最充分地实现自身文化价值的方式和领域，通俗意义上的所谓名人和名人效应也就是由此形成的。
回到王朔的骂人和余秋雨的被骂现象上来，王朔的骂人可以由其另类姿态和另类文化的立场动机得到解释，余秋雨的被骂同样也可以由其社会主流文化代表的地位及其文化姿态而获得解释，他之主要遭到知识社会在文化上、心理上乃至人格上的攻击并非纯属意外，攻击者俨然都是以知识精英自命的人，但是，他们虽有精英的自命不凡和自我陶醉，却缺少文化的理性和对社会发展的健康认识心态，这对中国当代知识社会的思想状态的影响可能是致命的。或者，我忍不住要恶劣一点地猜想，他们不仅仅是表里不一的市侩和投机者，以文化和道德的高调寻觅市场——这不仅更加有害，而且简直是十足的可恶和卑鄙。这样一比，王朔真是不正经得高尚好多好多了。只有他才配骂人。
2000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