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看“商品粮生产特区”设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品粮论文,特区论文,多角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国际比较看“特区”的可行性
第一个问题是：这种特区有没有可行性？它的目标是什么？能够担负起什么使命？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历史和国际经验。
徐更生先生文中以美国为例，强调了生产规模对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但是中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太小，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太多，中美之间缺少可比性。作者建议退而求其次：同欧盟比，它总体上也是食品出口的重要经济体。欧盟人均农用地面积约0.34公顷，其中35％是牧草地，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接近0.2公顷，只比中国多一倍。但是中国农业劳动力的成本比欧盟低得多，所以中国未来家庭农场的劳动密集度应该高于欧盟，而规模将小于欧盟。中国家庭农场若能达到欧盟现在的平均水平（农用地18.4公顷），甚至是它的一半（规模最小的是希腊，4.3公顷，意大利是6.4公顷，葡萄牙9.2公顷；其余12国都不小于20公顷），就是一个相当“宏伟”的目标了。再说，粮食生产的效益不仅仅取决于生产规模的大小。
中国不是没有大型的农场，国营农场就是。这是跟前苏联学的，办这类农场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增加“国家”（指国家能够掌握、控制）的商品粮供给。收效是有的，但是代价并不低，并且始终只是中国商品粮供应的一个配角。在2001年，国营农场大约只为国家提供了1/30的商品粮（见下表）：
表 中国不同年份国营农场的基本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2。
1989年，中国的国营农场，人均（以农场全部职工平均）耕地0.87公顷（13亩），生产粮食1969公斤（人均粮食播种面积0.64公顷，约9.5亩）。以3.04％的土地只提供了2.59％的粮食，说明其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可能是改革的成果，2001年有显著的改善：在平均一个职工耕种的土地面积有所减少的情况下（12.7亩），人均生产粮食4044公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其产量仍然只占全国总产量的3％多一点。
现在看美国：1978年，美国有玉米农场72.3万个，收获面积为2970万公顷，产量19210万吨。平均起来，一个农场的面积有41公顷，生产玉米266吨。另外，1984年，美国16个“小麦州”约有39.1万个农场生产小麦，收获面积约2700万公顷，产量达到7060万吨。那时，美国小麦农场的平均规模是69公顷，，生产小麦约180吨。
欧盟以两个国家为例：法国（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和希腊（粮食净进口国），都是1997年：
法国有49万多个农场生产小麦，占用耕地478万公顷，生产小麦3170万吨。平均一个农场用于小麦生产的耕地9.74公顷，生产小麦64.4吨，单产6.63吨/公顷。
希腊人均土地占有量为0.23公顷，农场的规模小，47万个农场从事小麦生产，用地93万公顷，生产小麦183万吨。平均一个农场占地1.97公顷，生产小麦3.87吨，单产1.97吨/公顷。希腊的小麦没有比较优势，这种状况可能是国际分工所致。
2001年，中国的1961个国营农场（并非每个农场都生产粮食）用309.6万公顷生产了1840万吨粮食。中国的农场可能还有一年两熟的情况。与法国比，中国国营农场的劳动生产率低得多，但是粮食的土地生产率的差距不算大。但是，中国的国营农场在劳动生产率上与希腊不相上下，而土地生产率更高。
从上面表格的数字可以知道，中国的国营农场从绝对面积来看是“大农场”，但是其“人均”的生产规模（从人均产量来判断）其实还是很小的，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尽管农场职工拥有的机器设备比一般的农民要好得多。
如果设想“特区”能够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使命，那么“特区”应当提供全国一半左右的商品粮，否则意义不大。
同时，只要“特区”的面积足够大，从其生产能力的角度看，我们对它应该有信心。
根据中国未来城市化、人均粮食需求量等变量，可以设想若干个方案：
方案一：根据林毅夫（2003年3月19日《农民日报》）的估计，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从2002的39％左右上升到55％，以15亿人口计算，城市人口将超过8亿。若人均谷物需求量维持在310公斤的水平，需要商品粮2.5亿吨，大概需要5000万公顷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那么2020年：
（1）在2001年国营农场生产率水平的基础上（“保守”的估计），农场平均规模扩大到5公顷（设一个家庭农场3个劳动力、年产粮食25吨），如此匡算，全国商品粮“特区”至少要有1000万个农场才能够承担。
（2）若农场的平均规模达到法国的上述水平（即10公顷、生产60吨粮食），全国商品粮“特区”大约只要有420万个农场就能够达到目标。
方案二：上述基本条件不变，只是让商品粮“特区”提供所需粮食的时间推迟到2040年或2050年实现。由于城市化进一步推进，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城市居民所占的比例可能从2020年的55％上升到70％以上，即城市人口将达到11亿。那时，由于中国生态环境的很大改善，草原生产力恢复得比较好，畜牧业提供的产品将产生替代效应，城市人均的谷物需求量可能减少到300公斤。但是即使这样，城市的商品粮需求量仍将超过3亿吨。我们还可以假定生产率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仍然需要4500万到5000万公顷用于城市用粮的生产。由于农民受教育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都在提高，那时一个农场或许能够达到50公顷的规模，那么，只需要90万到100万个这样的农场在“特区”从事商品粮的生产。
当然，还可以设定不同的变量和目标、用不同的方案进行推测和估算，得出的结论会有一些不同。但是，这只关系到需要耕地的面积、从事商品粮生产的农场个数等具体数字，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徐文还提出，建立“特区”还要达到富裕农民的第二个目标（“在增加谷物生产和降低生产成本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粮农的收入，从而改变粮食生产的低效益问题，使粮农尽快富裕起来”），所以还要分析实现这个目标的可能性。
实现这第二个目标的困难要比产量目标大得多。这是因为：产量目标容易通过规划、政策等得到解决（增加耕地面积和其它投入等），而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环境和世界粮食价格的供求关系；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这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己。20世纪最后几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降，国际市场上粮价疲软是个重要因素。从世界粮食市场30多年的实际状况来看，粮食价格的总趋势是不断走低。
这里有两大基本因素：一是技术进步不断提高着农业劳动生产率（尤其在发达国家），二是粮食的需求弹性比较小，并且畜产品对粮食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另外，还应当注意到两个因素：一是缺粮的发展中国家缺少购买力的状况难以根本改变，二是饲料用粮有较多的替代品。购买力强的发达国家，由于人口增长非常缓慢，限制了国内粮食需求增长的空间；那里的普遍现象是控制粮食生产过剩，并且鼓励把耕地转入休耕和保护，这已经持续了许多年。
所以，笔者的判断是：（1）建设商品粮“特区”的思路是值得肯定和进一步研究的；如果条件能够满足，“商品粮特区”的供应能力是不容置疑的。（2）要靠“特区”实现农民富裕是很不容易的，必须有其它许多条件来配合。
二、“特区”在哪里建？谁来经营？
“特区”在哪里建、谁来经营，也是一个关键问题。
徐文提出，国家应该选择一些适宜于生产：谷物的省区，各省区也可以选择一些适宜于谷物生产的地区，建立几个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特区……。但是，除了已经有的国营农场外，中国能够建立这种大规模特区的省份还真的不算多。
首先，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2002年底，全国13亿人口，只有1.26亿公顷的耕地，适合大机器生产的平原、水土条件比较好的比例不大，5000万公顷就差不多要占总面积的2/5。这些耕地从哪里划出来呢？
第一个选择是使现在的国营农场转制，优先让国营农场的职工来经营。这比较顺理成章。他们也有最多的有利条件——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熟悉优势作物的特性，不必搬迁，等等。但是这与第二个目标（增加农民收入，使农民富裕起来）没有关系，所以如果暂时不考虑第二个目标，经过多少年的努力，有可能把现在国营农场的全部耕地（接近500万公顷）进行适当改造，进入“特区”。但这只实现了目标的1/10。即使生产率能够提高一些，也就是占全国粮食产量的5％，对解决城市商品粮的作用还不明显。
其次，在中国大片农用地退耕还林、还草的大环境里，新的垦荒已经不可能了。要扩大“特区”面积就必须把东北三江平原、华北平原、江淮平原、华中、四川盆地以及新疆部分地区较好的耕地转为主要的商品粮产地（那里本来就是国家最重要的商品粮产区），进入“特区”。但是，如要把这些好地拿出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计。只有一小部分农民能够进入“特区”，这里的关键是要“平稳过渡”，不引起土地使用权等方面的纠纷，还要使农民真正从“小生产者”转变成为能够使用大机器的“大生产者”（先从3～5公顷的农场开始，慢慢适应，“干中学”，远景发展到10公顷左右）。但是，这是从“局外人”（特别是城里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实际上能否行得通是个大问题。
这里有一个核心问题：进入我们视野的上述地区，人口密度都很高（仅三江平原和新疆比较低），人口总数非常大。怎样说服、进行动员？无法进入“特区”的农民占大多数，他们将离开农业、失去土地，将来靠什么生存？是不是要移民？如果要移民，移到哪里去才能安居乐业？
问题二：进入“特区”的农民能不能靠种粮富裕起来？如果按照上面的估算，一家3个劳动力的农场，生产25吨粮食，年平均或许只能达到1000美元的毛收入。但是20年后，“特区”农民对这样的水平会不会满意？如果收入还比不上生产非粮食作物的农民，怎么办？
如果“特区”建立起来，“谁来经营”的问题也不可忽视。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应该通过“招标”的方式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而年轻、有知识的农民将最有可能在竞争中胜出。这将十分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千百年来，中国农民都是小规模生产，从来没有一个家庭经营几十公顷大农场的经验。光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书本知识还不够，必须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大农场的经营和管理。所以，在“特区”的范围确定之后，农场的规模也不应该（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每个都是5公顷或10公顷）和一成不变，应该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必须引进扩大土地规模的机制，不能搞平均主义。只要“特区”有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感到收入不理想的农民可以选择退出农业（粮食种植业）而转向其它行业，他放弃的土地正好可以为效率较高的农场进一步扩大规模提供所需的土地。
笔者认为，在“特区”建立起来后，“使农民富起来”这一大文章要做在“特区”之外。不是去迫使亿万农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地单干（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完全，盲目生产“能赚钱”的东西到头来可能吃大亏），而应当靠产业的纵向关联，发展为“特区”服务的产前供应链和产后的营销链，使大量农民转移到加工业和服务业中去。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服务业是吸收农村劳动力最重要的途径。要通过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使上亿的农村人口完全脱离土地而在城镇里安居乐业。“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应当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当然，以上所说，并不否定一批农民从种植业转向畜牧业、特色农业的生产（这些产业需要的土地比较少）。但同样，在这些行业也要强调这类产品的加工增值和改进营销服务。
三、政府与“特区”
中国的农业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问题。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没有农民就没有农业。但是中国长期以来都是见物（粮食等农产品）不见人（农民）地研究农业，忽视了农民问题，其结果是农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村改革的关键在于一定程度上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土地承包。这一下子就为解决农业问题找到了突破口，几年里使农业产量迈上一个大台阶，这是超出当时决策者预期的（否则早在挨饿的年代就会这么做了）。
所以，最有效的政策是符合大多数农民愿望的政策。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引进使农民满意的制度（制度创新），制订使农民满意的政策。
既然“特区”的主要目标是使城市居民有充足而稳定的食品供应，其落脚点无疑是在城市。中国实现更高程度的城市化是大势所趋，所以，很大一部分农民在未来的20年到50年里也会陆续进入城市。长远地看，提高城市的食品保障能力，也是为农民将来进城打好基础。但是，政府不能要求农民替国家想得那么远。哪年哪月落实到“自己”头上，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未知数。可以说，建立这种“特区”之难，超过10个三峡工程（号称“百万移民”）。单从农村人口的转移规模来看，就可以相信这一点。没有30年、50年的艰苦工作是办不成的。
建立这种“特区”，决不可通过“休克疗法”，一两年里实现，必须从现在就开始逐步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使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土地。离开土地的农民数量越多，办“特区”的阻力就越小，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那么，政府在今后的20年里，首先应该做什么？
一是在三江平原进行试点，把国营农场进一步改为规模比较大、生产率较高的家庭农场。要避免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而应当进行制度创新，让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发挥主导作用。主要是建立和改进产业链条，鼓励发展合作社和加工业，使进入“特区”的农民（即国营农场职工）有比较好的经济效益，率先达到比较富裕的水平。
二是尽快矫正“城市倾斜”的政策，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农村教育的投入。投资于人力资源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造就高素质的新一代农民应当成为一项国策。要尽快普及农村9年免费的义务教育。同时，要加强环境保护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抗灾能力，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
三是放开劳动力市场，加快城市化进程。取消一切针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让他们在新的领域施展才干，创造财富。要为他们提供转业培训的机会。事实表明，服务业只有在人口密集之地才有较大的需求。因此，大中城市是吸收剩余劳动力主要的“蓄水池”。必须进行制度创新，进城的“农民”应与普通市民一样，尽相应的义务，享受同等的权利。
四是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社，让农民自己帮助自己。建议国家尽快制定《农民合作社法》，鼓励农民建立各种服务型的合作社，包括合作社性质的银行。合作社是农民自我教育的大课堂，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有利于实现专业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合作社应该是农村加工业的主力军。合作社企业与农民应该成为利益的共同体，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基本保障。合作社要为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农村安定团结、增强农民凝聚力做出贡献。
五是逐步实现土地“物权化”，使土地成为农民的资产。在保持现有土地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鼓励农民将“土地使用权”自愿地有偿转让，以防止进城农民土地荒芜或农业“副业化”、“兼业化”的无节制蔓延。这有利于种田能手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议通过局部试点，在有条件的地方，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估价，逐步将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物权化，即把它转化成农民的资产。农民掌握着这笔可观的资产，有利于他们为开辟新的事业（非农产业）打好基础，最终脱离农业。
以上是徐更生先生的文章所引发的思考，肯定带有许多空想的成分，“纸上谈兵”，做了一些国际比较和逻辑推理，对可能需要的资金投入没有涉及。这些理想能不能在20年后成为中华大地的现实，要待时间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