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小说学的基本构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要了解小说学的具体面目，不仅要了解它的存在方式，同时也要了解它的内容或者构成，这应该是小说学更为直接的任务。小说学的构成是丰富和复杂的，涉及小说的各个方面，然而，纵观整个中国小说学史，不难发现，在所有构成中，有四个方面的内容显得特别突出，这就是功能价值论、事体虚实论、叙述艺术论与形象性格论。它们构成了中国小说学的主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一、功能价值论
中国文学批评有重视文学的功能与价值的传统。论者谈文学，首先考虑的便是文学有无功能和价值，有怎样的功能和价值。这使得文学功能与价值论一直是文学批评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学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以载道”，这些有关诗文价值功能的论述，都是批评史中著名的论题。
在这样一种批评语境中，谈论小说就不会不论及它的功能与价值。几可视为小说学开山之论的《汉书·艺文志》，就已经涉及这点。在班固看来，小说之所以存在“弗灭”，就在于它虽然是“小道”，但仍有“可观”“可采”之处；虽有“可观”“可采”之处，但又只是“刍荛狂夫之议”，并且“致远恐泥”。这段论述在否定之中有所肯定，在肯定之中仍包含否定。并且，肯定之辞较为笼统抽象，而否定之辞则更为具体。在他看来，小说的价值只是刚刚维持在保证其生存的水平线上，几乎微不足道。这就与诗文的“经国”、“不朽”、“载道”的巨大价值形成鲜明的对比。
班固对于小说的这种认识，为小说的功能价值论奠定了基调。此后的正统论者对小说功能与价值的认识，基本上是以此为基础，而有所发挥。其中，曾慥“可以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① 之说，概括指出了小说在社会教化、娱乐与知识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可说是“可观”“可采”的具体展开，最具代表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小说的成份复杂，有好有歹，其中也有“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值得肯定者，则是正统论者对于小说功能与价值认识的总结，谨严有分寸。
当然，最热衷于小说的功能价值者，乃是小说家与小说的同情者。古代小说长期以来都处于边缘的或偏房地位，受人鄙夷与诃责，其生存环境极为逼仄、艰难，小说家与小说要想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就不得不为其寻找理由。肯定、宣传甚至抬高小说的价值，于是便成了小说作者与同情者的首要任务。稗史小说不免这样，生存空间更为狭小的奇文小说、平话小说与章回小说更是如此。小说可以羽翼经史，有利于劝善惩恶的说法，几乎在所有的小说序言中可以找到。最低程度者，也会申明小说于道无害。而对小说情有独钟的作者与论者，更是强调小说在教化方面有着特别优势，认为小说的通俗性本有利于教化功能的广泛传播，而小说寓教化于故事与形象之中，更能使读者在欣赏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情绪感染，与直接说教的经与史相比，其效果反而更胜一筹。修髯子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②。就是这方面的经典表述。这里不仅看到了小说的教化功能，同时也触及了小说独特的审美特性，为小说从经史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以及地位的抬升寻找到了一条有效的路径。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在社会与时代急遽变化的背景上，小说被推到了一个特别醒目的位置，小说的功能与价值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先是《国闻报》系统深入地论证了“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③。稍后，梁启超又在进一步论述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的基础上，宣称“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④。将小说看成是社会改良的万能方剂。这样一种观点，放在整个小说学史中来考察，显然是矫枉过正之说，论者主要是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而非文学的角度来提出的，他们在强化小说工具性的同时，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小说本体特性的忽视，而他们所强调的小说变革社会的功能，其实也多是情绪化语言，并非小说实际所有、所能承载。尽管如此，这些特别的言论对于小说地位的转变仍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明清以来，小说的影响力不断增强，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抬升，但是，只是在轰轰烈烈的小说界革命之后，中国文学的版图与小说的地位才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首要原因当然是时代与社会性质的转变，而梁启超等的振臂一呼，也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学的一种，古代小说在审美、娱乐、知识、教育诸多方面均有其功能与价值，在娱乐消遣方面的功能可能还更为突出。然而，古代小说学的功能价值论中的绝大多数却是指向教化功能或社会功能，其他方面则涉及较少，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是浅尝辄止，无遑深入。这可以说是功能价值论中的一个明显偏颇，值得深思。
二、事体虚实论
小说之所以为小说，正如班固所言，就在于它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小说所记载的对象，史传不肯也不屑记载。小说的对象与内容主要在人耳目之外，考证之外，恰恰与史的、实的、实录的原则相悖。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小说者言”就是无稽之谈的代名词，它的虚构性质不言而喻。在一个崇拜史传、事实与实录的文化语境中，这样一种文体长期以来受到正统论者的鄙薄自属当然。小说的同情者，要想为其辩护，为之争取生存空间，提升它的地位，也不能不正视这点，并给出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使得小说事体的虚实，成了小说学无法绕开的先决问题。再说，小说的创作方法、审美特征、结构布局以及叙述技法等问题也都与虚实问题紧紧相联，甚至可说是依附其上，这些都促使它成了小说学中最为基础与关键的问题。
在小说发展之初，作为史传之余、史传之补的小说基本上还是隶属于史传的范畴。史传的标准也就是小说的标准。因此，小说的作者与同情者不能不特别强调小说的实有性。即使是像《山海经》那样的闳诞迂夸，奇怪俶傥之言，论者也仍然认为它们是实有。专门以鬼神怪异为对象的《搜神记》的作者，也明确宣称本书的目的是“证神道之不诬”，并愿为作品的实有性作担保。论者如此坚持小说的实有性，一方面，可能是如鲁迅所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⑤ 小说作者是怀着真诚的，同时也是实录的态度来工作的；一方面也许是出于无奈。在一个以事实为生命的语境中，不强调小说的实有性，它就会完全失去生存空间。
不过，小说论者心里也明白，小说以史余史遗的面目出现，所记事实多在“耳目之外”，坚持小说的实有性其实十分困难，甚至会适得其反。毕竟，它与史传相比要距耳目之事更远，实在性并不是小说的特长与优势所在。因此，有的小说论者开始承认小说的“或有”性质。在他们看来，小说所记之事，既然在人们的耳目之外，那么，就既无法证明其实有，也无法证明其虚无，是一种或有或无，或实或虚的或然之事。“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即使是史传所记，其实也少有绝对的实有之事，而多是或有之事。干宝《搜神记序》开篇就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哉！卫朔失国，二传互其所闻；吕望事周，子长存其两说”⑥。这就为稗史小说中或有之事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旁证。
当然，或有之事毕竟是一个依违于实与虚、有与无之间的命题。论者既想揭示小说的独特性质，却又摆脱不了对史传的依附，其落脚点仍然偏向于实的一面。这样一种状况正与稗史小说的实际存在相吻合。待到奇文小说之后，作品中虚有的成份逐步增多，至平话小说与章回小说，虚有的成份更是占据压倒的优势，论者这才看清小说的虚构性质。批评者纷纷批评它的失实，而维持者则干脆借机另立门户，着力宣传虚构本是小说区别于史传，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的优越性。宋人洪迈已经公然宣称自己的《夷坚志》为乌有子虚。明人谢肇淛也说，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是游戏三昧之笔”，若事事合于正史，“则看史传足矣”⑦。袁于令说得更加绝对：“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⑧ 至此，小说学终于摆脱了史传及实有的约束，建立了新的评判标准。虚构再也不是扭扭捏捏的见不得人的事情，相反，拘泥于实事反倒成了论者诃责的对象，《三国演义》等书就受到了“事太实则近腐”的讥评。
应该说，小说事体虚实论发展到虚构之事时，已经基本完成了自己的历程。就事物的形态来说，它无非是实与虚两种，不是实便是虚，不是虚便是实，或有之事则是处在实与虚之间的中间形态。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金圣叹却翻空出奇，极为敏锐地提出了一个新命题：文生之事。他以《水浒》为例说明道：“《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⑨ 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而因文生事则是事随文而起，随文而灭，文在前而事在后。乍看之下，文生之事当然也属于广泛的虚构之事，但细究起来，两者之间却有着重要的区别。虚构之论虽然强调小说的虚构而非实有，可是它的参照系却仍然是现实文本中的客观存在。文生之事则完全着眼于小说文本自身，舍弃了现实存在这个维度，从而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境域。在金圣叹眼里，小说之事，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中，它是顺应文情的需要而产生，超出了虚实之外，故亦不应以虚实相衡。虚构之事由于刚从实有之事的反叛之中突围而出，它解构了对现实之事的实录，却又来不及建构新的本原，文生之事则明确指出情（事）生于文，而文又生于作者的文心：“一部书皆从才子文心捏造而出。”⑩ 从而在根本上弥补了虚构之事的未完成环节。虚构之事由于着眼于对实有之事的背叛，从实有的极端走向了虚有的极端，而文生之事则强调小说之事是文情文势的必然产物，是艺术逻辑的必然产物，因此，它一方面跳出了虚实之端，一方面却又在更高的层次上抵达了真实。如果说虚构之事使得小说有了区别于史传的独立品性的话，文生之事的确立则使小说的地位和价值有机会超越了史传。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中国小说学事体的虚实论，呈现出清晰的线条性。先是，论者极力强调小说所记为实有之事，随后则强调小说的或有性质，宋元以后，小说的虚构性质得到更多的承认，到金圣叹则认为小说乃是文生之事。这种认识的变化，正与小说发展的阶段或小说的体类相对应。稗史小说阶段特别强调实有性，随后则转向或有，平话小说之后则尤其强调小说的虚构性，至《水浒传》、《金瓶梅》几部演义杰作（奇书）产生，于是有了文生之事的命题。当然，这样说并非绝对。即使是在文生之事的命题提出之后，也仍然有小说应当实有而不应虚构的主张。在对虚实问题的认识上，大多数时候都并存着多种不同的声音，但就其发展主流而言，则上述几种命题的递进性仍然存在。
三、叙述艺术论
古代小说虽说存在种种不同的所指和形态，但总的说来，它们都属于叙事文体，它以事为对象，而以叙述为主要方式，将或虚或实的故事叙述或构造出来，这便成了小说。正因为此，与小说的事体虚实论一样，对小说的叙述结构的探讨也是古代小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不过，相对于事体的实在可鉴，叙述属于行为、动作的范畴，当人们面对小说文本的时候，叙述已经结束，看不见也摸不着，而作为叙述结果的文本结构，又属于“文”的范畴，因而，在稗史小说观占统治地位的时段里，这个问题并没有显现出来。论者对此不是不屑顾及，便是无暇顾及，或无法顾及。即使是在《左传》《史记》等名史的评论中，有关结构与叙述的探讨也只是限于详略、繁简、顺叙、倒叙、补叙一类与数量和线条相关的问题。
待到平话小说兴起，叙述技法的问题这才凸现出来。一来平话小说已经脱离史传的体例，是具有相当长度与深度的具有双向交流性质的新颖叙述文体；一来平话原属于谋生的活计，说得好不好，听众爱听不爱听，将直接关系到说书者的生存大事，这就逼迫他们琢磨叙述技巧以吸引听众。平话的传授与师承更使叙述技法的梳理与表达成为必须。遗憾的是，当时的这类探讨多属口耳相传，没有留下文字资料。只是在罗烨《醉翁谈录》等著作中留下了些许痕迹。“讲论处不僀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11)，寥寥几句，颇能让人想象起说书人“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说书神髓。
奇文小说之后，小说逐步显示出文的一面。章回小说行世之后，有眼力的学者更是感觉到小说并非拾史遗补史阙的鄙小文体，而是可以与史传抗衡乃至超越其上的巨大文体，其间有文心在，有技法在。明代中叶之后，小说的功能与价值，及事体虚实问题在当时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而当时文章学与八股评析亦颇为流行。在此种种力量的影响之下，小说学的重心遂渐次转变到叙述与结构问题上来。李开先《词谑》说：“《水浒传》委曲详尽，血脉贯通，《史记》而下，便是此书。”“倘以奸盗诈伪病之，不知序事之法、史学之妙者也”(12)，可以说是这种转变的一个信号。小说评点，是这种转变的文体成果与标志。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则体现了叙述艺术论的最高成就。
古代小说的叙述艺术论涉及面相当广泛与深入，既有叙述动力、叙述视点、叙述时间、叙述节奏等方面的探讨，又有叙述法则、叙述技法等方面的总结。金圣叹的“怨毒著书”、“因缘生法”是著名的动力论，“影灯漏月”说是著名的视点论，“倒插法”、“夹叙法”等关涉叙述时间，“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背面铺粉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则是极为新鲜的叙述技法。这些论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从读者的阅读感受出发，与阅读感受紧密结合；一是追究作者的意图，体贴作者的用心。比如第三回批道：“读至此真有飓风既息，日园如故之乐。每每看书要图奇肆之篇，以为快意，今读至此处，不过收拾上文寥寥浅语耳，然亦殊以为快者，半日看他两番大闹，亦大费我心魂矣，巴到此处，且图个心魂少息。呜呼，作者乃令读者如此，虽欲不谓才子不可得也。”既是谈文章的节奏，又是谈读者的审美感受。同回中，“此处不少息几笔，以舒其气而杀其势，则下文第二番使酒，必将直接上来。不惟文体两头大、中间细之病，兼写鲁达作何等人也？”(13) 则是对作者用心的细致入微的体察。因为论者的分析总是在包括作者与读者在内的整个文学系统中进行，而且往往是与情节和人物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而，显示出鲜活的动态性，与西方结构主义文论者将作品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作品进行纯粹的、静止的文本解析形成鲜明的对照。金圣叹之后的叙述结构论，大多沿袭了金圣叹的路线，继承了这些特色。
叙述技法的探讨，充分体现了小说作为叙事文学的一面，使得小说学进入了实实在在的技术层面，避免了纯理论思辨的空疏，可以说是小说学成熟的标志之一。不过，过分的此类分析也可能流于机械与琐碎，因为它多是出现在小说评点，有时也会破坏小说文本的整一与气脉的生动，打断阅读的连续性。这是叙述艺术论的弊端所在。
四、形象性格论
小说是以讲故事为主要任务的文体，而故事的中心是人物形象。这是一个相当简明的事实。看小说是看故事，也是看人物，批评小说也就不能不涉及到小说中的人物。与此相联系，形象性格论也就毫无疑义地成了古代小说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由于古代小说特别是稗史小说与史传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在论者意识里，小说是现实世界的记录，小说中的人物则是现实人物的摹本。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小说学形象性格论的基石。小说学中的人物论基本上限于人物的道德、性格评价。刘辰翁的《世说新语》批评，是较早涉足形象性格论的批评文本，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他评管宁、华歆共锄事曰：“捉掷未害其真，强生优劣，其优劣不在此”，又评华歆、王朗乘船避难事曰：“管胜华，华复胜王，人不可以无辩”(14)，都是如此。这样的评论，与现实生活中的评骘臧否人物并无多少区别，没有体现出小说人物生存的特别界面。这样一种批评，影响相当深远，即使是在章回小说极为发达的时代，它们也构成了形象性格论的主体。毛宗岗《读三国志法》中的诸葛亮、关云长、曹操“三奇三绝”说，最为典型。
在小说的虚构性质得到认识之后，论者开始意识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作者的创造物，即使是历史小说，也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所不同。他们生存在完全不同的界面上，现实中的人物生存在大地上，而小说中的人物则生存在纸面上。有了这种意识之后，小说中的形象性格论的空间这才得到深度的开拓。诸如形象与性格在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等问题，纷纷进入批评者的视界。尽管人物的伦理道德与现实性格分析仍然不免是形象性格论的主要内容。
在金圣叹之前，论者对这些问题已经有所论列。谢肇淛说《金瓶梅》中的人物塑造，活灵活现，“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触及人物的艺术魅力与形象的塑造方法。叶昼说李逵、武松等形象“同而不同”，“读去自有分辨”(15)，触及典型问题。当然，总体说来，这些形象性格论还是显得单薄。
无论是在形象性格理论上，还是具体的人物形象分析上，成就最大的仍然莫过于金圣叹。是金圣叹，首次看清人物与性格是小说创作的动源、出发点与目的所在，他说：“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是金圣叹，首次至为明确地指出人物性格是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他说：“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物性格都写出来。”无非是因为“《水浒传》写一百八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也是金圣叹，看到了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的原因，在于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在形象与性格的塑造与刻画上，金圣叹也提炼出了诸多具体方法，譬如“背面敷粉”、“倒写其奸滑”、“画家衬染之法”等。而对于宋江、李逵等人物形象的性格分析，也是慧心慧眼，让人看了不得不折服。所有这些，将中国古代的形象性格论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尽管金圣叹的形象性格论难以超越，张竹坡、卧闲草堂与脂砚斋等人的形象性格理论及其对具体人物形象的分析，仍有些许闪光之处。张竹坡将“情理”视为个性化的关键所在，认为“于一个人心中，讨出一个人的情理，则一个人的传得矣。虽前后夹杂众人的话，而此一个开口，是此一人的情理”(16)。解释了个性化的原因。而他在人物分析时常常与作品的布局及背后的寓意联系在一起，又使得他的人物具有浓重的结构与符号意味，道出了形象另一方面的特质。脂砚斋不仅认识到性格塑造中的区别性，而且更加注重某些行为、言语或特点的唯一性，即某种属性只能属于某个角色，而不可能属于第二者。在他看来，一个角色的标志性特点，移之另一角色很可能会变得不伦不类，如宝玉的话语，“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17)，湘云的“咬舌”之叙写，“太真之肥，飞燕之瘦，若施于别个不美矣。”(18) 看到了性格各因素间的系统性与有机性问题，都是对金圣叹性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在小说学的四个主要方面之中，功能价值论并非为小说学所独有，而是包括诗学与散文学在内的古代文学批评的共同特色，只是小说的功能价值论有其特殊的目的与任务。叙述艺术论是受文章学的启发而发生，有些运用甚至还显得生硬。事体虚实论与形象性格论则是小说学的独特论题，个性十足，蕴含丰富，足以体现小说学的独特成就。
注释：
① 曾慥《类说序》，《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影岳钟秀天启六年刻本。
② 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古本小说集成》影嘉靖本。
③ 《国闻报·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据舒芜《中国近代文论选》。
④ 饮冰（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新小说》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二十八年十月。
⑤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第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⑥ 干宝《搜神记序》，明沈士龙，胡震亨校刻本。
⑦ 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影万历本。
⑧ 幔亭过客（袁于令）《西游记题辞》，中州书画社1981年影幔亭过客题辞本。
⑨ 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水浒传》贯华堂本。
⑩ 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十五回夹批，贯华堂本。
(11) 罗烨《醉翁谈录·舌耕叙引》，《续修四库全书》影宋刻本。
(12) 李开先《词谑》，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聚珍仿宋本。
(13) 金圣叹《水浒传》第三回夹批，贯华堂本。
(14) 刘辰翁批《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补》万历刻本。
(15) 谢肇淛《金瓶梅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天启刻本《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
(16) 张竹坡《金瓶梅读法》四十三，皋鹤堂本。
(17)(18)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第十九回批，第二十回批，庚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