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对发展的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其对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发展和发展的含义
在讨论发展与发展思想时，我们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讨论框架，什么是正常，或者说自然的发展，或者什么是缺乏这种正常或自然的发展的？发端于欧洲工业革命的西方世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象是人类生存的标准模式吗？相对欠发达的第三世界是一种例外？或者正好相反？不论答案如何，我们必须首先简单地讨论一下什么是发展，如何来衡量发展。
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常用方法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NP)。但是现在衡量发展的方法越来越复杂，不再是对一国福利的简单衡量。托达罗(Todaro)《经济发展》一书中写到：“当经济进步成为（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时，它不是惟一的部分，发展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现象。从根本上讲，它包含了比人们生活的物质和金钱更丰富的内容。所以，发展应视为涉及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的重组和重新定位(reorganization and reorientation)的多方面的进程。除了收入和产出方面的提高，发展还要涉及到制度、社会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以及公众态度，甚至习俗和信仰的变化。最后，尽管发展通常是根据一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定义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发展，就发展的的过程来看，可能需要对国际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进行重大的修改。”（1985年：61-62）因此，发展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还关系到政治、社会、农业、工业和其他各种方面的发展。而且经济、政治、社会、农业和工业发展之间也存在发展关联。托达罗在更深层的意义认为，“发展必须被视为一个多维的进程。这一进程涉及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国家制度的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平等的减少和绝对贫困的消除。从本质上讲，发展必须意味着全面的变化，适应个人和全社会各个群体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整个社会从普遍不满的生活条件向物质和精神条件更好的方向转变。”(1985:85)
托达罗总结出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和三个目标：所谓发展的核心价值包括：生活必需品：满足生活基本需求的能力；自尊：成为一个人；摆脱奴役：能够选择(1985:85-86)。
所谓发展的三个目标包括：增加基本的生存必需品如粮食、房屋、医疗和保护，并扩大分配范围；提高生活水平，除了更高的收入外，还包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更加重视文化和人道主义价值。所有这些内容不仅是要提高物质福利水平，也要激发更高程度的个人与国家的自尊；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奴役和依赖（不管是其他国家或人民造成的，还是无知和人类的灾难导致的），扩大他们的经济与社会的选择范围。
二、发展的阶段及其发展研究的理论模型
关于发展的进程，有许多不同的阶段分类方法，包括罗斯托的“增长阶段”理论、人口转型模型、REYNOLDS的“转折点”历史模型和一些更抽象的，如哈罗德－多马模型和刘易斯模型等。
1.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模型描述了发展过程中人口变动特征。人口变动分为四个阶段，转型前代表传统社会，其特征是高死亡率、高出生率，相对较低的人口增长率；转型中的基本特征是死亡率降低，人口增长率上升；在这一阶段后期，出生率开始降低；后转型阶段是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均衡，以及由此形成了相对低的人口增长率。人口转型模型是对人口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目前学术界关于人口增长的真正推动力仍有很大争论，其焦点是对生育下降原因的不同看法，是因为生育控制技术的发展、经济条件的普遍改善、妇女命运和地位的改变、抑或其他原因？
2.增长的阶段
罗斯托1960年在其影响深远的书中根据各社会的经济状况可以将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传统社会阶段，二是为自我持续增长起飞提供前期条件的准备阶段，三是起飞阶段，四是趋向成熟，五是大众高消费阶段。他认为这些阶段划分不只是对现代社会发展状况所观察到的事实的归纳，它们也有内在的逻辑连续性。它们不仅构成了经济增长的理论，在更一般的意义上，也是关于整个现代历史的理论，即使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托达罗1985:63）尽管“阶段论”引起了众多的讨论批评，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国际政治气候的影响而使罗斯托的著作受到重视，不过这种重视更多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而不是其理论本身。
3.雷诺茨(Reynolds)的历史模式和“转折点”
最近，雷诺茨(Reynolds)在研究世界各国发展历史和近期经验总结过程中提出了广泛增长期(era of extensive growth)，紧随之后的发展转折时期(turning point)和集中增长期(era of intensive growth)三阶段论。在他看来，发展转折标志着人均产出由停滞转向上升，其中的一个转折点是出生率下降幅度超过死亡率下降幅度，这样人口自然增长率开始下降。另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时间是，农业劳动力在过了转折点经历了长时间的增长之后，开始绝对下降。这标志着集中增长进入后期阶段，这时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吸纳能力超过了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1985,9)。
4.刘易斯模型
刘易斯发展模型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的，后经琼菲(John Fei)和古斯塔夫·兰易斯(Gustav Ranis)的修改、拓展形成了著名的菲—兰易斯(Fei-Ranis)模型。刘易斯模型将经济分为二元部门，即传统的农村部门和现代的城市部门。传统农村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这意味着多余的劳动力对产出没有贡献，不发达的国家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从传统的农村部门转移出劳动力对它的生产率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流向城市部门的劳动力的工资率是生活必需品的费用加上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所发生的成本。刘易斯模型的主要政策意义是，为提高农村部门的生产率进行的投资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做只会替代出更多的劳动力。初始投资一定要投在城市部门，直到城市部门能够从农村部门吸纳足够多的劳动力从而开始影响其边际生产率是，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才能发生。的确，在发展中国家传统农村部门劳动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或利用率不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与刘易斯模型相反，T.W.舒尔茨有力证明了在欠发达经济体中劳动边际生产率不为零，对农业进行投资不仅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改善农村和城市的福利状况。
最后，在讨论发展思想的发展时有必要讨论一下从什么角度看待发展的问题。现在的国家可分三组或四组：第一组是早期发展的国家，即西欧和它的一些殖民地；第二组是中美和拉丁美洲；第三组是那些大多数是在二战后取得独立的国家，他们取得了少许的进展，而且正在为发展而奋斗。本文观点是从第一组角度出发来看待发展问题，从这一角度看待问题的观点基本上是建立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基本规范基础上。早期发展的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即工业革命期间经历了发展的一般过程，当时并没有明确的通过政府的作用干预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后来为了理解这一进程并找出至少能够控制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方法，才发展和形成了现代社会科学，其中古典经济学就是这样确立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指导人们如何推动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只是在二战之后，英国、法国、荷兰等一些国家在处理与前殖民地关系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建立和美国出于“为民主建立一个安全世界体系”时，才发现应以双边或多边的干预方式来帮助并推动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三、国际发展理论的主要发展阶段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进程看，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七个阶段。
（一）1750到1900年西方早期的工业革命时期
这一发展阶段现在称为“现代”、“发达的”或“工业化”时期，这一发展发端于西欧。随着这一发展阶段西欧国家的社会经济组织发生了快速而巨大的变化，并伴随着社会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变化、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变化以及人们行为方式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这一发展标志着重商主义结束和殖民主义的兴起。与这一发展时期相适应，现在称之为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马尔萨斯等人提出了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其提出的基本问题包括：社会和经济的组织与重组、政治行为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并试图解释他们生活着、观察着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其将经济系统看成是非常简单的形式，这些形式代表了传统社会的农业经济。一个经济的组成部分包括付给工人的工资、付给地主的地租、付给资本家或企业家的利润。他们把重点放在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分配上；其对世界的看法是彻底的民族主义的，但是，自从重商主义理论构成许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石，他们主张政府要少干预经济行为，极力推崇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积极作用；其对长期发展持比较悲观的看法，这种悲观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收益递减规律和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规律。他们几乎没有意识到新的、变化的技术的重大作用。
（二）殖民时期（1850—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一时期，前一阶段产生的思想成果和政策得到了拓展。由于受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发展理论开始关注宗教传统对发展进程的影响，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发展理论更多关注正在发生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增长，而不是发展。但熊彼特作为例外把关注力放在发展进程中重大的社会变化，尤其是企业家在发展中的作用。这一时期，发展理论中有一些专门讨论欠发达国家的问题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殖民主义问题。为了扩张市场而产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扩张主义者的宗教信条都被用来论证西方列强在全世界殖民扩张的合理性。
这一时期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西方列强的发展战略，对世界发展进程产生了以下方面的影响，一是殖民地的原有政权被击败或镇压，取代的是殖民宗主国占领当局。尽管殖民管理模式因殖民国不同程度依赖当地管理者或管理结构而多种多样，但在当地人民看来，所有的殖民政府，即使是当地政府，都是宗主国殖民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些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最初主要靠武力维持，并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各种形式的服务和保护。二是根据欧洲列强在欧洲大陆本地势力的消长而导致殖民地被不断瓜分。三是殖民地国家沦为原料产地和欧洲工业制造品的倾销地。四是随着殖民统治，殖民地的基础设施如公路、桥梁、铁路、邮政和通讯逐步发展起来，西方教育也被逐步传入。因此，尽管并非殖民政府本意，但西方民主思想随着一些殖民地精英外出学习而逐步得到传播，这些精英常身负希望准备把他们从宗主国带来理想和书本中获得的理念付注实践。并由此推动了反殖民斗争逐渐发展。这些斗争最初源于意在恢复传统政权的“保皇主义者”，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现代”、“西方式”的政党或政治组织。这些势力的政治要求遭到殖民当局回绝后便逐渐发展成为严密组织的激烈反抗，并不可避免地导致武装冲突，这种反殖民运动逐渐被训练有素的共产党人所主导。
至于农业和农村发展，尽管一些殖民地成立了研究教育和推广机构，但是，他们主要集中在生产向宗主国出口的产品上。有时，如20世纪30年代在非洲的一些地方，严重的饥荒确实得到了殖民当局的重视，使他们至少考虑殖民地的粮食供给，但是直到二战之后各殖民地取得独立，殖民当局也没做多少事情。
（三）战后初期1945到1960年代的发展
当代意义的“发展理论”是在二战后形成的。一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二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们开始特别关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在这之后在发展研究上进行了大量投资；三是欧洲的重建和日本复兴的经验让西方理论界认为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并走上发展之路是比较容易的。四是美国或西方国家被当作所有发展的目标模式。五是反共产主义和随后的冷战很快成为美国和欧洲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最重要的因素；六是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基本上是反农业的，因为在这些理论看来农业部门被认为基本上是一个消费部门，而不是一个投资或生产部门。也就是说，在农业中的任何投资只会增加消费并导致国家的资本存量(capital stock)的增加。有人认为应该先建立起资本存量，然后才可以把稀缺的资本投到农业中；并认为农业不是一个领头部门，和其他部门相比，农业的增长和发展对城市和其他工业部门不会有重大影响作用；根据刘易斯的二元发展理论认为，农村大量存在的过剩劳动力，使农村投资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这意味着农业投资是低效和浪费，而作为新发展的工业部门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可以促使农业部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当时国际贸易理论主导下，认为在国际市场上和交易中农产品以及与其他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因此，发展中国家力图发展出口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以在国际市场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当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也认为，农民和传统文化是无理性的(irrational)或者至少是非理性的(non-rational)，是落后保守并反对变化的传统，不能够推迟享受来进行储蓄和投资。
首先是发展理论的拓展。在古典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之后，发展理论广泛地关注到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其中刘易斯的著作具有开创性，随后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使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但是后来这种对发展的高度关注并没有得到下一阶段的持续关注，因为这一阶段的主导理论认为这一阶段取得的发展中相当多的一部分基本上是自然的过程，而且认为比较容易地获得。其次是发展方式的拓展。普遍采用的发展方式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即社区发展、农业推广、工业化和资本形成。社区发展的方式在美、欧和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社区发展是当地人民提高社区生活条件的战略。这个战略需要得到当地社区发展专家、或村级工作者和政府的支持。促进农业发展的主要方式是农业推广，因为美、欧的农业技术和农业品种对发展中国家不完全适宜，不能直接移植到亚、非、拉。然而，这期间值得注意的是一项工作是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墨西哥努力将农业研究推广到发展中国家（见Stakman,et al.,1967)。
发展并没有像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在短期内取得成功而促使人们开始反思发展的基本含义，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变化，经济学开始从微观转向宏观方面，并改变了对农业作用的看法。社区发展理论开始衰落。其主要原因是社区发展理论太注重消费和社会服务，而忽视了生产，在实践中社区发展被当地和村里的精英所控制和利用，这些人不能容忍发展所需要的变化；并且社区发展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尤其是一些项目难以得到当地的有效支持。
（四）国家计划阶段(1955-1965)
国家计划阶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二战后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反应。因为人们认识到发展是一个困难和复杂的过程，因此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力图引入国家主导的计划安排措施，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的作用。对发展来说，这一时期发展更多的是关注国家的工业化，强调国家的主导作用，尽管注意到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对卫生、教育、通讯、交通等公共部门的投资，但农业则被置于次要的忽略的地位。这一时期，一些私人基金会和政府在国际发展研究方面倾注了大量投入，最著名的学者缪尔达尔著作《亚洲的戏剧》考察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的发展状况，并由此对发展以及发展的复杂性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他的悲观结论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一阶段另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可能是与美国冷战战略相关的国际援助理论的形成。罗斯托的发展理论对这一战略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按照罗斯托的发展阶段论认为，起飞前有一个准备阶段，起飞后就可以自我持续发展了。这样，推动发展的首要工作就是创造起飞的条件，这些条件准备好后，发展就会同时开始；对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发展初始起飞阶段，扩大投资是一个重要条件，投资可以从外面输入，以援助或“外国援助”形式引入或输入；社区发展可以直接作为解决当地居民关注的问题的手段工具，并有利于当地社会服务、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在美国冷战战略看来，战后初期共产主义扩展，尤其是当地的共产党受欢迎的原因是当地的人民的生活困难造成的，随着改善居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就会减弱或消失，因此，在美国冷战战略中把促使发展当作遏制苏联势力的一种手段，并认为这种遏制一定要持续到经济开始起飞并出现自我持续发展时。基于当时的发展理论，有一种观点深信当地本土的社会文化习俗是造成不发达的原因，这一时期关于发展的许多研究都涉及到这个问题。基于这一看法的许多培训项目力图培训发展中国家商人成为企业家，使他们变得更理性，更能承担风险，并更具有全球的视野等，也就是说，要通过培训使这些企业家更象西方“经济人”一样行事。这一时期的发展理论也注意到企业家精神对发展的作用(Ba,1992)，早先比较详细论述这一问题的舒尔茨著作被人们重新提及到，因为人们认识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家精神对发展具有潜在的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五）人口爆炸／绿色革命(1963-1973)
实际上，这个时期理论认识经过了四个变化：即，一是人口爆炸，二是绿色革命技术早期的成功并转化为促使发展的农业科技，三是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者的失望，四是发展战略中过份强调农业对发展作用的农业原教旨主义(Agricultural Fundamentalism)的兴起。1960年之后不久，人口爆炸使绝大多数国家认识到人口增长严重后果，信奉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生物学家到处传播人口过多增长的威胁。而且，人们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复杂性，尤其是政府腐败和行政管理的低效与冷战问题搅和在一起，使研究发展学者感到沮丧。人们认识到，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外来的专家不可能有所作为，而且冷战也使土地改革等重大社会改革都受到种种制约。但是，由于有关机构和国家的积极推动，绿色革命技术在这一时期见到成效，随后，世界一些农业科研专业实验室得到了大量援助性投资，并由此形成了国际农业研究中心(IARSC'S)网络。与绿色革命技术发展密切相关，农业发展和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受到高度重视。舒尔茨及有关研究人员认为，刘易斯关于农村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观点是错误的，传统的农民的行为是理性的，传统农业的低生产率的原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为认知和文化上的缺陷，而与农业生产技术缺乏效率有关。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对农业、农村，以及城市和工业都有广泛的影响。这些理论综合起来涉及到理论、衡量方法和经验现实等诸多问题。这一阶段，发展项目和发展的实务工作发生了重大变化，放弃了发展社会学，甚至包括发展经济学，将重点转移到人口问题、人口控制项目，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资源向农业转移，尤其是农业科研，其中最重要的是作物育种，因为是在这方面取得了最令人瞩目的成功。
最近，由于美国意识形态和政治的转变，对控制人口的支持受到猛烈的批评，而且因法规的限制而大量减少。绿色革命及其统治地位很早就受到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新技术传播的后果上，有批评者认为，绿色革命尽管使农业产量增加了，但小农和家庭农场没受益甚少。有人甚至认为，新技术的发展使小农和家庭农场遭受损失。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和其他与这一运动关系密切的人士提出了更具有基本意义的质疑，即绿色革命技术的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他们发现在研究站里获得的产量在农田里实现不了。这引起了人们分析作物高产的障碍的兴趣，一个研究高产障碍的项目发现这些障碍可以分为生物障碍和管理障碍等。所有这些工作导致了后来称之为农田系统研究(Farming Systems Research,FSR)，再后来演变为农田系统研究与推广(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and Extension,FSR/E)。这种研究的重点是在农田里与农民合作，以便能够对农民劳动其中的农田的复杂性更加敏感。
（六）实施“新指向”(The"New Directions"Mandate)(1973-1980)
美国1973年《对外援助法》修正案，联合国通过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等文件确定了国际援助“新指向”。因为东南亚战争，国际发展工作陷入停滞，而且绿色革命也受到了批评等。促使美国外援新取向重点指向穷国的最穷人，目标国家中的最穷国以及尽量在项目设计和实施中让受益人或受益目标参与。与此同时，国际发展战略重要进展主要表现在——三种相关发展战略的协调：农田系统研究(FSR)、农村综合发展(Integrated Rural Development,IRD)和基本需求战略(Basic Needs Strategy)；美国通过了现在称之为“第十二项权利(TitleXII)”的对外援助法案；继续履行对农业发展的承诺，随后是农业原教旨主义，但重点从商业作物转到粮食作物；随着1974年第六届联大期间发展中国家提出《国际经济新秩序》(NIED)，另一种国际发展观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发展观而居于主导地位。作为对世界石油危机的反映，大会决议决定，不论各国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都要在所有国家公平、主权平等、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纠正不平等、不公正的局面，使消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成为可能，并保证稳步地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当代和后代和和平与公正（托达罗，1985:560）。这个决议是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政策制定者和领导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他们一直在批评传统的发展理论和政策。这些人作为“批评理论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很大。
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包括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重新谈判、重新确定贸易条件，更加开放发达国家市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决策程序，以及实现联合国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关注世界粮食形势，对发展的公平给予极大关注，强调发展首先要满足基本的粮食需要和卫生需要以防止饥荒和死亡。因此，衡量基本需要满足程度的标准成为关注的问题，联合国和有关国际发展研究组织以及有关专家把婴儿死亡率作为衡量基本需求满足程度的一个衡量指标。但是对发展中的公平问题一直存在争论。显然，这一时期人们高度关注国际发展，而且发展战略也有很大的创新。尽管这个时期比较短，那时主流的发展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
（七）市场化改革、结构调整和华盛顿共识（1980-1990早期）
华盛顿共识形成与当时的时代变化有直接关系，一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和结构性调整。二是在某种程度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放弃了希望或理想主义。1960年代深受罗斯托《非共产党宣言》影响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自己，并加入到发达国家的行列之中，美国和其他捐助国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希望基础上。1980年代后，美国对非洲、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援助政策中很难看到这种理想，而更多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这种现实的要求。与此密切相联，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成为政策主导。在美国，这种保守主义不仅在概念上对发展战略，而且对具体的政策变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使共和党在国会占了多数席位，而且使国际事务受到该党极右翼的左右；三是基于冷战战略确立的国际援助战略失去了有力论据。冷战的结束迅猛地摧毁了对多边、双边发展援助的国内政治支持。而且随着1980年代美国因国内经济不景气对国际援助的公众支持开始减少。尽管这种支持的力度从来就不是很大，还是有人一直在做出各种各样的努力去重建这样的支持。在农业方面，有人提出“共赢”的理论来争取对发展援助的支持。这种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不会降低第三世界从美国进口农产品，反而随着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和收入的增加，他们的偏好会发生改变，会增加进口粮食和纺织品的需求。当然，也有出于对普通大众的人道主义动机主张支持的。受到这一看法的影响，从来就数量不多的国际发展援助在冷战结束后大幅下降。四是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取得的成就使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人口的转型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已扩展到非洲。最近的研究发现，尽管全球人口仍在增加，但是人口的增长率却由1960年代的2.7（人口每26年翻一番）降低到1.5（每47年翻一番）。尽管饥荒、暴政、军事冲突和难民潮常常影响世界人口，但是人均福利好象还是有微小而稳定的改善；五是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在增强和加速。全球化是指在全世界的层面上，或者至少在超国家层面上经济和社会的融合趋势。随着通讯、电视网络的发展，全球化的后果不断涌现，生产、销售，甚至服务业更具全球性，甚至在墨西哥、泰国和海地这洋落后的农村地区，人们也感受到他们直接与美国和欧洲社区的竞争，结果是，工资和劳动政策，尤其是制造业中的低工资成为国际问题。绝大多数对全球化的关注集中在国际和区域范围的贸易全球化带来的影响。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商品化”(commodification)全球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商品化的进程，仅仅因为劳动是商品生产的要素之一，就使泰国偏远农村的低工资工人与阿肯色州的低工资的工人到了同一个“社区”。甚至复杂的社会组织也被称为“社会资本”，成为创造产品的投入品（资本）。六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作用在下降。全球化是国家重要性下降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国家的控制力已经大大受到影响。随着市场化改革趋势在苏联解体和柏林墙倒塌后的增强，即使是“自由市场”国家也出观了强烈的保守倾向，强调更多地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减少公共部门的作用。七是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变使各种传统的集中控制体制的国家，如非洲和拉美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受到挑战。八是新的发展使人们更多关注宏观的政策问题，宏观经济学成为政策制定的主导理论。早在绿色革命居于主导地位之时，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农业发展特别需要适宜的政策环境。在这一时期，人们关注点从农业、农业发展和发展“项目”转向政策环境的结构性调整层面。在许多方面，这种调整对农业是有利的，因为以前的政策是通过价格控制、政府控制市场的机制和过分地在意城市消费者的政治力量而忽视农村生产者，从而加重了农业的税赋。
这一时期的发展关注的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对话、结构调整、政治对话或民主化
作为得到发展援助的一个条件，捐助机构坚持要求与受援国政府就阻碍发展的政策进行公开对话。这些政策涉及到政府各种各样干预市场的行为，所以政策对活的目标就是说服这些政府放弃妨碍农业发展和投资增长的各种政策。实际上，结构调整就是落实政策对话所确定的经济政策调整的内容。结构调整常常是获得国际发展援助的条件。1980年代后期，德国和法国政府开始讨论可能的第三阶段，作为替代结构调整的方案。这后来被称为“政治条件(Political Conditionality)”。结构调整关注的是经济政策，政治条件试图推动具体的政治改革。
(2)结合商业发展战略、企业家精神和信贷，进行民营化
在这一阶段，与有限度的政府和自由市场相关，重新出现了对企业家精神、商业和各种加强民营部门商业活动的方法的兴趣，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推动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对小企业。这样，一些像“微型企业发展”、“小额贷款”之类的名词为人们熟悉起来。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推动小企业发展的项目（Wilken,1979，和Ba,1992）。最引人注目的运动是利用信贷机制小额贷款帮助穷人改变生活。
(3)农业原教旨主义的衰落
随着宏观经济政策和私营领域的企业发展受到重视，政府的作用被大大削弱，非政府组织受到格外重视，承担起发展规划的重任。过去对农业和农业发展的支持大幅度减少。美国和欧洲长期实行支持农业的政策以来，就一直有人认为政府参与支持农业也是为了国家利益，尤其是通过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推动农业技术开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农业原教旨主义在微观经济层面的定位(micro-economic orientation)，尽管它声称反对公共部门的介入，但还总是认为政府必须对农业技术开发的资助发挥领导作用。许多研究文献表明这些投资的回报是非常高的。正是这种定位导致了引发绿色革命的公共投资，并建立起令人瞩目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网络。也正是这种定位支持了国家政府作为推动发展的首要角色的发展方式，因而政府也成为发展援助的首要的接受者。自1980年代以来，以上的设想都遭到质疑.因为结构调整和更加自由的市场导向逻辑占据了主导地位。如果结构调整要求政府减少对社会福利项目的开支，那么，政府是否还应继续资助公共的农业研究？为什么？现在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排除了传统的公共品的提供。
(4)可持续性
由于担心濒危物种和热带雨林的消失，国际环保组织对绿色革命技术提出批评，在1980年代可持续发展作为应对这种局面的发展战略被提了出来。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也有许多呼声，要求在农业发展、社区和城市发展中将可持续性问题一并来考虑。对可持续性进行定义比较困难，可持续发展的运动有几种不同取向。但是，这些运动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关注全面的、全球性的环境可持续性；试图做到“全球思考，当地行动”，把可持续性的观念传播到当地的社区一层（通常是大城市的地区的）；关注可持续的农业发展。
(5)参与战略
支撑绿色革命的国际农业研究网络最初主要关注农田系统研究，后来他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环境和农户家庭需求的研究。这种转变主要有两个原因：在亚洲是因为对“产量差距”的关注；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是因为那里兴起了反对那些控制研究和推广机构的组织的人民运动，因为这些组织的活动只对大型的公司化的农业组织有利。这个运动几乎成了革命运动。农田系统研究的一个核心部分是在它的初期，即“诊断”、或“快速农村评估(Rapid Rural Appraisal,RRA)”。最初，快速农村评估上农业科学家在尽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面地分析农业耕作体系时使用的方法，这样可以确定发展的“关键障碍”。从快速农村评估演变出“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和其他一系列参与式技术方法。这些技术方法强调要有当地人，而不是科学家，参与评估过程。现在，这些技术已被广泛使用并已成为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构进行农村和农业发展工作的基本方法。在FAO《实践中参与(Participation in Practice)》的文件中指出，“对于政府和发展机构来说，人民以小组的形式参与有着明显的好处：一是规模经济。向分散的、规模很小的生产者提供发展服务的高成本是扶贫导向项目面临的主要障碍。参与的小组可以组成一个基层的‘接收系统(Receiving System)’使发展机构降低了提供服务的单位成本，这样就扩大了他们的影响；二是更高的生产率。因为可以掌握资源并获得他们可以完全享有他们劳动的成果的保证，穷人对新技术和服务就更容易接受，并取得更高水平的产量和收入。这样，就使穷人的现金净增加，增强了这些小组成员的经济基础，有助于农村资本的形成；三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穷人对项目计划和执行的贡献代表一种节约，降低了项目成本。穷人也能提供他们所了解的当地的情况，这有助于对当地环境、社会和制度等方面情况做出诊断，并找出解决办法；四是建立非正式的参与组织。这符合穷人缺乏组织经验和文化水平低的特点。而且，对于农民集体决策的分散性小组的环境是非常理想的。从小组学到的领导技巧可以在以后跨组的联合体中使用；五是可持续性。参与式发展模式增强了穷人的自立，使自我持续发展的农村组织的网络建立起来。这带来了许多好处：发展服务的更高效率推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扩大了国内市场，有利于国家的平衡发展；在政治方面，参与式方法为穷人提供了为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机会。现在关于公众参与发展的重要作用重新出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中。在世行提出的非洲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中，它号召使用‘以公众为中心’的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提高穷人获得生产性资产的能力，使他们参与发展项目的设计和执行，推动他们参加从村到国家的各级机构。UNICEF也在其结构调整的战略中提出类似的措施，要求‘以人的面目(with human face)’出现，强调在制订发展政策中公众参与，并努力充分利用当地的潜力。FAO相信参与式是迎接面临挑战的任何战略所不可缺少的部分。”
(6)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公民社会是由世界银行等一些国际发展组织提出和倡导，现在已经受到各国的重视。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各种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社会经济发展责任，并提供许多社会服务；并且推动了政治改革，地方政府的公开竞争性的选举，由此推选政府工作人员，以在地方基层政府和国家政府中有效地表达民意；有利于建立参与式机制，使当地公民可以参与当地社区的决策，可以对地方和国家的政府机构及其各种项目施加影响，也许可以实实在在地参与执行公共项目；通过参与政治活动和决策、组织发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和教育，积极努力提高传统的未被充分代表过的人群的地位；使各种群体和组织能够自由地实现，或组织起来去获得自己的目标，即使冒犯政治领导人和精英，也自由地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推动媒体舆论等社会参与的开放；建立和保护基本的人权，推动经济改革和市场开放，通过公众、精英和以前无权的等社会人群的交往，发展一种“公民社会文化(civic culture)”。
四、重新认识发展中的贫困问题
有专家指出，发展经济学要解决持久而广泛的贫穷这一困扰世界的难题。但是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引起众多争论，发展经济学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采用宏观经济猛药。但这种方法常常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种态度认为，从本质上讲，发展是一个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的‘友好’的过程，正如亚当.斯密谈到的，（发展）需要社会保护体系、自由、法律和司法体系的补充，这样，才能赢得公民的信心和尊重。后一种观点已经为人们所认可，但是有政策主张也同意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以便根据社会和经济需要来调动资源。忽视资源约束、财政和货币要求的挥霍行为会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毁掉社会进步的成果。同样，宏观经济的过度紧缩也会给社会项目，如卫生保健和就学，带来严重的后果，甚至还会把财政体系自身摧毁。近年来，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对发展的理解进一步加深。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和有关专家把发展理解为扩大人们享受各种自由的过程。这些自由包括摆脱饥饿、营养不良、文盲和可预防的夭折，也包括言论自由、政治参与和社会合作。对于世界银行来说，发展也是一个过程，一个结束贫穷与其他社会和经济剥夺的过程。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减少贫困和采取一个更综合的、根据各地情况不同而有细微差别的国际发展方式。
现在几乎到处都发生了这种显著的变化，只有美国的发展政策和项目没有变，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就是继续为“华盛顿共识”而拼搏。世界银行制订了《综合发展框架》(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Framework,CDF,World Bank,1998)，并与IMF和联合国各机构进行了广泛的商讨，以期围绕综合发展框架达成共识。现在有一些国际研究报告建议将该框架的重点放在解决和关注贫困问题上。斯蒂格利茨在1998年就正在发生的这种转变发表了精彩的论述，他指出，发展是一种社会转型的过程，即从传统的关系、传统思维方式、传统的医疗和教育方式、传统的生产方法，向更‘现代’的方式转变。适应这种变化的关键是采取‘科学’的思维方式，确定影响产出的关键变量，在能够得到的数据的基础上作出推断，承认什么是我们知道的，什么是我们不知道的。所有社会都是混合型的。即使在更“发达”的社会里，也有一些部门和地区固守传统的做事方式，人们没有放弃传统的思维方式。但是在更“发达”的社会里，只是相对的少数人才这样。在不太发达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可能占多数。确实，许多欠发达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更先进的部门没能深入到社会内部，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结果就出现了所谓的“二元”经济，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原始的技术并存。变化本身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另外一些目标。与发展有关的变化使个人和社会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发展通过扩大人们的眼界和减少他们的孤独感而丰富人们的生活。它还减轻了疾病和贫穷给人带来的痛苦，不仅仅延长了寿命，还提高了生命活力。根据发展这样的定义，可以清楚地看到，发展战略必须以推动社会转型为目标，确定变化的障碍和潜在推动因素。这就可以勾画出这样一个“新发展战略”的要素。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发展问题，不仅对政府和援助机构做什么，而且对他们如何做，都有重要意义。例如，他们如何参与，如何建立伙伴关系。这样，这篇文章可以被看作是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反思过去几年为最好地促进发展所发生的一切（斯蒂格利茨，1998）。
目前政策和理论转变的方向有两个基本趋向：一是重视解决贫困问题，另一个是与过去几乎只重视宏观经济政策和促进“民主”形成对比，引入综合协调的发展方法。世界银行综合发展框架(CDF)指出，“综合协调(CDF)重视发展过程中各种相互依赖的因素，包括社会、结构、人权、治理结构、环境、经济和金融等方面，以寻求政策制定的平衡。CDF还强调发展活动中政府、捐助者、公民社团、私营部门和其他发展参与者之间的伙伴关系。也许最重要的是，需要发展的国家是‘拥有’和领导发展日程的领导者，世界银行和其他的伙伴在各自的领域内确定他们的支持活动”（世界银行，1998）。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0年4月华盛顿会议期间，发生了街头游行示威。正如沃而芬森(Wolfensohn)所指出的，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也需要进行自上而下的转型(Transformation)，这种转型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看看各种形式的发展运动，我们必须注意过去势头很猛的三个重要的动向。这就是可持续性、“参与式发展”，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出现。从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角度出发，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发展的活动中代替了政府的位置。由于右翼的意识形态，这个期间用于发展的资源配置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是，资源从支持政府转向支持非政府组织，因为他们的假设非政府组织比政府更有效率，这样也有助于建立“公民社会”。结果是，非政府组织（其中许多是以信念为基础的）开始在多边国际机构和双边援助机构的发展政策的制订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他们的意见对结构调整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变得非常重要。在他们的意见中，开始强调世界范围的贫困问题。引起非政府组织和对他们的活动留意的的人们特别关注的是全球化、在世界贸易组织支持下建立的现行的国际贸易结构，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承重的国际债务负担。当然，对后者的关注使他们将目标对准了IMF和国际金融制度(international banking institutions)。
然而，对于象世界银行这样的主要国际机构来说，有少数几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亚马蒂亚·森(Amartya Sen)，从1950年以来，森的著作的天才之处就在于，从在市场上一般可以赋予货币价值的（99%属于经济学领域）正式交易中挖掘，转向探索穷人的真实的、但通常是无法量化的那些资源，以及他们的真实的行为。由此，一些复杂的事情，如人的关系(human relationships)，尤其是“赋权(entitlements)”的概念，受到重视。他指出，因为这些都是无法量化的，所以，那些顽固地反感它们的人就假想像贫困、明显的不平等、性别歧视之类的人类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样，森的研究和结论使贫困成为发展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至少在所谓的“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中，贫困问题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森的著作为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人的研究建立了基础。他们在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度地调整方向制订一个高层的观念上的框架。这种调整是否会奏效，尚待时日。当然，这两个机构的内部文化可能是必须克服的主要障碍。
谈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会找到对付不发达和贫困的有效方法还为时尚早。但毫无疑问，资源已经大量地从支持基础设施转到对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A.W.刘易斯在他的第一本关于发展的书中称作的“社会资本”的开发。
有人担心世界银行“综合发展框架(CDF)”会遭到1960年代“农村综合发展(IRD)”同样的结局？但是应该看到，当初谁也没有看好小组微型借贷活动在孟加拉的试验，但是这项试验不仅获得成功并在后来发展成为乡村银行。确实，在传统的认识中，信贷并不是推动发展的工具。当然，小额信贷与世界银行现在的调整方向是完全一致的，甚至是这种调整的一个重要原因。最令人鼓舞的是这些项目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穷人是完全能够使用信贷的(bankable)，即使到今天，传统的银行家们仍然拒绝相信这一点。
1950、60年代的一些项目实践经验对目前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如当时美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努力，以及通过“最大限度地参与”的方法赋权给穷人的实践、法语国家以建设“充满活力的乡镇”为标题开展的一系列广泛的活动（这个活动也是以赋予穷人更多权利为重点的）；甚至，我们还可以从激进的农村和社区发展倡导者，如巴西的Paulo Freire以及他的古老但有力的“受压迫者的教学法(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中学到东西。然而直到现在，那些提出减少贫困建议的经济学家（Sen和Stiglitz等少数人除外）也不见得就比他们的同行更懂得这些东西的意义。这些同行当中有些人情愿做“根本不了解贫困的机构里的经济学家”。
综观发展理论的发展过程，似乎发展和理论认识转了一整圈。仅就这一点，似乎我们可以把A.W.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书简单地复印一下就行了。但是，不论是对实质的发展和发展的实践，还是在思想和制度的领域里，各个阶段都有各自的贡献。尽管国民发展计划不再被视作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但仍在使用。尽管社区发展可能被认为已经没用了，但它还在使用。实际上，它的原则以“社区发展”的题目又回来了。而且，人们又愿意使用“社区发展”的词语，而不用担心受排斥。绿色革命给我们留下了长长一大串国际农业研究机构，以及大大加强的农业生产能力，尽管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喜欢新品种的味道。而且，也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从冷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可以尽情地、以更加没有偏见、更加有效的方式从事发展工作。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保持对它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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