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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11(2006)02—0038—05
一、前言
世界上许多地区（尤其是欧洲）从地区组织的建立和发展而得益。但是，包括东北亚五国和东盟十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直到东盟＋3会议于1997年召开之前，一直缺乏真正地区意义上的合作机制。这并不是说东亚国家没有尝试过类似的合作，问题在于这种尝试围绕着“亚太”概念而展开，主要是在亚太经合组织之内。有关东亚地区主义的理念实际上一直到90年代初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建议时才开始。但并未能付诸实施。90年代后半期，东亚地区化合作才提上议事日程。此后，作为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标志之一，“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于2001年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倡议。本文主要探讨90年代后期以来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和东亚共同体的前景以及中国应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及发展。
二、东亚地区主义的三种思维范式分析
东亚地区主义，大致可以从以下三种思维范式加以分析，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建构主义。
（一）现实主义的思维范式
这种思维范式，强调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以及权力核心或主要地区角色。其立论在于，地区主义的发展，需要大国协调作为最主要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地区大国在地区合作的步骤、内容以及合作机制的设定上，应该具有主要的发言权，应该起到一种领导者的角色。在这里，最经典的例子，是欧共体／欧盟内的法德轴心以及该轴心在欧洲一体化各个主要阶段（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货币联盟和外交与防务合作等）所起的关键作用。反观东亚合作，一种自然而然的联想，就是中国和日本；中日能否在东亚合作中，像法德在欧洲一体化中那样进行合理的协调，共同担当地区合作中领导者的角色，也就成了东亚地区主义能否深入或深入程度的主要因素。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学者在这方面持悲观态度。
从理论角度看，在地区合作方面，现实主义的思维范式所未能解决的问题在于：地区内经济关系中的“零和游戏”问题和地区内安全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
（二）自由主义的思维范式
针对现实主义思维范式中所存在的上述两个问题，自由主义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了解答。这种思维范式主要以经济的相互依赖和政治制度在西方民主制基础上趋同为立论基础。经济相互依赖，以区内贸易依存度、区内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以及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等作为地区化程度高低的主要指标。政治制度在西方民主制基础上的趋同程度，也被认为是地区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因为，它一方面有利于区内的政治合作，另一方面，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也有助于地区“安全共同体”的构建。到目前为止，在东亚地区，主要由于软地区主义的发展，经济相互依赖，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但政治趋同，则显然远远滞后，而安全共同体的构建，按照这种思维范式，也是遥遥无期。因而，自由主义思维范式实际上未能解决如下这一问题，即：如何在非西方民主国家之间、或在西方式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安全共同体？
（三）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
与前两种思维范式不同，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一方面强调，在地区合作机制的形成过程中，对地区问题的共同的认知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地区认同的重要作用。按照建构主义的观点，地区主义是区内成员地区意识的一种具体体现，因为它（地区主义）需要一种区分内在者（成员）和外在者（非成员）的边界以及一种决定地理和心理边界的地区概念①。另一方面，建构主义者更强调，一旦地区合作机制建立，通过三种形式的社会化，区内成员认同、被感知的利益和行为将会逐渐改变。第一种形式是说服（persuation）。在这种学习过程中，新成员通过社会化会逐渐认识到，某些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是正确的，因而也适用于他们的行动。第二种形式是社会影响（social influences）。在这一过程中， 新成员的行为在过程中得到制定：他们或者得到赞美（角色肯定）或者得到批评（角色否定）。最后一种过程是模仿（imitation）。在这一过程中，新成员模仿其他成员的行为，从而逐渐适应新的合作环境。在东亚地区主义目前这一发展阶段（缺乏大国领导和以政治制度上的差异）中，建构主义的思维范式给我们提供了推进地区主义发展的新视角，也就是通过地区内的社会化过程培育地区意识、构建地区认同（constructing regional identity），从而推动地区合作的途径。
事实上，笔者认为，上述三种思维范式，对我们准确地把握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脉络都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如上所述，三者在这方面各有其不足之处。现实主义的思维范式的优点在于，它直接切入了地区主义发生与发展（尤其是东亚这种较低程度的地区主义）的主要推动力这一关键因素；自由主义的思维范式主要的说服力在于它触及了地区主义发生与发展的主要基础之一—经济相互依赖；建构主义思维范式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当地区主义发生与发展的主要基础和主要推动力这两大因素缺失或不足的时候，建构主义所强调的社会化过程，仍然能对地区主义的发生与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东亚地区主义与东亚共同体
（一）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作为三大地区（其他两个是欧洲和北美）之一，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但也许正是由于东亚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以及与此相伴的、东亚与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北美）的经济和安全联系，使东亚地区化的程度，远远低于北美，更不用说欧洲了。主要有两个因素导致了东亚较低程度的地区化和仍处于初始阶段的地区认同和地区主义。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在东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存在，这一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内生性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使东亚地区主义主要限于功能性的、基于区内生产国际化的软地区主义。90年代初东亚经济集团（EAEG）倡议之所以未能付诸实施，原因即在于此。另一方面，直到东亚金融危机之前，东北亚国家（尤其是日本）将地区主义的发展，错误地定位在从地理概念上实际上涵盖四个地区（东亚、大洋洲、北美和南美）的亚太经合组织或环太平洋带（Pacific Rim）。APEC，实际上是一种顺应全球化发展的、 开放地区主义的跨地区主义（trans－regionalism）安排，从中绝难培育东亚地区主义，相反却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设置了障碍。与东北亚国家专注于跨地区主义安排相对，APEC的东盟成员，却在推进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更关注于东南亚次区域的一体化或次地区主义的发展，这实际上从另一个侧面妨碍了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次区域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
90年代后期，区内区外的三大因素，促成了东盟＋3会议的召开和通向机制化的、真正地区意义上的东亚地区主义的发生。第一个因素是东亚本身面对的一系列问题以及东亚国家所意识到的这些问题的地区共同性。这里最值得指出的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强调国际关系中认同的重要性时，布鲁斯·克罗宁（Bruce Cronin）认为“集体认同发端于共同经历；在意识到他们存在于同一集团之前，政治角色们必须作为一个集团而行动。”[1] 作为东亚国家共同经历的一个重大事件，东亚金融危机有助于东亚国家意识到类似于东盟＋3会议这样的地区合作模式的重要性；而这种意识，直接有助于东亚认同的构建。除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外，2003年上半年非典在东亚的流行和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很快就这一问题作出的地区性反应，也对进一步形成地区意识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个因素是区外地区主义发展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刺激。在美洲，美国希望建立涵盖整个西半球的自由贸易区。1998年，在智利召开的圣地亚哥峰会上，来自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南美洲的34国首脑决定于2005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并决定成立34国组成的贸易谈判委员会（TNC）以商讨建立FTAA 的具体事宜。欧盟则决定继续东扩并于2003年5月正式吸收了10个东盟新成员。 欧美地区主义的发展，无疑从外部刺激了东亚地区主义的推进，使东亚国家更进一步地感到有必要更加团结起来加以应对。多次参加东盟＋3会议的新加坡外交官托米·郭（Tommy Koh）表示，“美国人现在肯定没有理由来抱怨东亚国家之间走得更近，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半球也在做同样的事；欧洲人也不能抱怨，因为他们是欧洲地区主义的先驱者。”[2]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也在评述东盟＋3机制时表示， “在与其他经济集团例如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交涉时，东盟＋3可以代表东亚地区说话。为什么在世界经济三极之中，惟独亚洲不能有自己的经济集团呢？”
第三个因素是地区间合作对东亚地区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在这方面，亚欧会议（ASEM）起了特殊的作用。当1995年亚欧会议处于准备阶段时，所谓亚欧合作，实际上处于一种极不平衡的状态：15个欧洲国家已在欧盟框架内形成了协商机制，但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却不存在机制上的联系。因此，在1995年APEC大阪会议期间，泰国政府主持了东盟六方＋东北亚三方的非正式午餐会，以便为次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一届亚欧会议作出准备。从这个意义上看，亚欧会议事实上有助于东亚地区概念和意识的发展。东亚国家所进行的另一种地区间安排——APEC框架，也对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来源于APEC内的冲突而非合作；而这种冲突，表现在由来已久的、APEC内部东亚成员对经济技术合作的坚持和西方成员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强调之上。换句话说，虽然APEC合作（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进展缓慢，但东亚地区主义则由于APEC内部“我们”和“他们”的分野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3]
布鲁斯·克罗宁写道，“个人与机构角色不断地将自己和其他方作比较。……这部分是因为他们要对自己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作出界定”。[4] 其他地区（如美洲和欧洲）地区主义的扩展和深化以及APEC内部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亚地区意识的增强；有利于东亚国家界定区内者和区外者，有助于区内领导人在面对地区问题时采取较为协调的手段；此外，它还有助于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相类似的地区主义安排。
（二）东亚共同体
1998年，韩国总统金大中提议设立“东亚展望小组”（East Asia Vision Group）。2001年11月第五届东盟＋3文莱会议上，展望小组提交了题为《通向东亚共同体：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地区》。报告作出了推进在经济、金融、政治和安全、环境、社会文化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建议，并且提出了要最终实现东亚共同体的目标。2002年，东亚研究小组（East Asia Study Group）的报告中再次提及“东亚共同体”，强调“建立东亚共同体符合各国的利益和愿望，同时也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对这份报告，萨缪尔·金（Samuel Kim）评价道，“这表明（东亚各国）在地区主义方面的某种含混不清的立场：一方面，地区主义仍然是一种幕后的背景，但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明显地显现出来。”[5] 这样的一种立场，说明一方面东亚领导人充分认识到有必要加强地区合作来应对全球化可能带来的挑战；而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地区合作又不能操之过急。
欧洲的地区化，为整个世界提供了一个启示，即：在一个地区建立起高度一体化的组织是可行的。但是，欧洲的经验不能照搬到东亚，因为东亚不同于欧洲。一方面，欧洲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同一个文化祖先，即古希腊、罗马；欧洲各国还有同一个宗教基础（虽然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三派），即基督教；欧洲各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虽然由于“新欧洲”的加入欧盟而增大，但总体上远远小于东亚国家之间（如日本的人均GDP在3万美元以上，而柬埔寨等国则在500美元以下）。在所有这些方面，东亚各国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欧洲各国之间。另一方面，欧洲统一的愿望，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时代，而后又为罗马教廷和神圣罗马帝国所继承，拿破仑和希特勒更试图用武力统一欧洲。在欧洲一体化启动之时，欧洲的精英们也因此而常常引述欧洲长逾千年的统一之梦。欧洲统一，更几乎成了欧洲进一步一体化的代名词。在某种意义上，欧洲地区化，是一种以统一为导向的一体化。但反观东亚，没有任何一国具有东亚统一的意识。这两方面的对比说明，与欧洲一体化相比，东亚一体化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同时其最终目标也要低得多。事实上，东亚的差异性，不仅远远大于欧洲，也要远远超出北美和南美。
从近期看，如何实现从“10+3”向“东亚”机制的过渡是一个难题。从目前的情况看，东盟对这种转变并不太热心。东盟显然担心转变到“东亚”机制会削弱其主导权，出现“大权旁落”。同时，即便过渡到“东亚”机制，也有一个“领导者”的问题。中日都是这个地区的大国，然而，其中任何一家起领导作用，在目前阶段都难以被对方接受。重要的是，东亚地区的合作，尤其是东亚共同体的建设需要中日两国的协调、协商和共识。许多人说，中日之间只有竞争，没有合作，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在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上，中日有着共同的利益，中日关系可以在共同推动地区合作进程中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加强。从中长期看，美国以及澳新的因素也应该考虑。美国在东亚有着重要的利益和影响，这是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东亚一体化深入到一定程度，肯定会导致美国以及澳新各方面的反应。这就要求，在构建东亚共同体的时候，除了考虑区内平衡的问题，还要考虑与区外平衡的问题。在后一方面，就需要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要注意与区外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澳新）的对话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
四、中国与东亚共同体
在中国如何推进东亚共同体构建方面，本文认为基本上可以按照三条思路进行，即：现实主义思维和共同体建设主要推动力量问题，自由主义思维和共同体内基于相互依赖的合作领域问题以及建构主义思维和合作模式问题。
（一）现实主义思维与共同体建设主要推动力
对于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可以分三个阶段加以考虑。第一是共同体的初始期。东盟至今在东亚合作中发挥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是10＋3会议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这既是东亚合作的特色，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稳妥安排”［6］。东盟在东亚共同体初始期不一定扮演领导者（leader）的角色，但可以起引导者（guider）的作用。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这是由东盟本身实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第二是发展期。其标准是，各成员在经过初始期的合作以后，已对东亚共同体合作机制有了基本的适应，同时一体化程度也有了一定的提高。这一时期可以考虑日本为主、中国为辅的领导者模式。主要立论在于，日本目前已是东亚最大的经济体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和技术输出地，而随着初始期区内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日本的这种中心地位会有更大程度的加强；相比之下，中国与日本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仍然较大，但中国在吸引区内投资和区内贸易中的地位会进一步加强。因此，这样一种安排是较适应中日之间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对比的。第三是深化期。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上的总体升级（这部分地得益于东亚共同体框架内的一体化合作），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会大大缩小。为更大程度地推进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日两国有必要共同承担起领导者的角色。
（二）自由主义思维与基于相互依赖的合作领域在这方面，基本的原则应该是，随着相互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由小到大、由易到难和循序渐进。
目前的第一步，应该放在以下两方面：第一是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第二是能源合作。在自贸区的建设方面，还主要局限于双边；同时，中日和中韩之间在建设双边自由贸易区方面，还存在着障碍。因此，应尽力争取尽快启动中日、中韩自贸区谈判，并在此基础上，推动东亚区内双边自贸区向多边自贸区的转变。在能源合作领域，可以参照欧洲煤钢联营和原子能合作（都是欧共体合作的雏形），建立亚洲能源（包括原子能）合作机制。在这方面，可以首先考虑东北亚次区域内的合作，尤其是中日之间的合作；同时，也可以考虑将朝核问题的解决，与东北亚能源（尤其是原子能）合作挂钩。在能源合作和自贸区建设的基础上，随着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以及相应的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s），可以尝试进行贸易、投资和金融等领域的更紧密的经济合作，但不宜像欧共体那样搞关税同盟，因为，那样与开放地区主义原则是不相符合。在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有必要逐步而稳妥地开展政治和安全对话，努力使东亚共同体逐渐发展为涵盖各领域的综合性合作机制。
（三）建构主义思维与合作模式
前面已经分析到，与其他地区（如欧洲、北美和南美）相比，东亚地区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征。这种特征，要求区内成员通过说服、社会影响和模仿等软约束社会化方式，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共同体合作的规范，以便不断推进更深程度的地区合作。
在这里，有两方面问题值得注意。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多样性是不利于一体化深入的一个重要因素；解决这一问题惟一可行的办法（至少在共同体的初始期），应该是要坚持平等参与、协商一致和照顾各方舒适度的原则。另一方面，在中国参与推进共同体合作时，应强调总体外交的意识。共同体内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中国各个层次的参与，从最高领导人、政府官员、到商界、学界和其他人士。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和适应共同体合作。
五、结论
在讨论中国与东亚共同体这一重大课题时，要建构东亚地区主义，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东亚概念和东亚意识。这种东亚概念和意识的形成，又要求严格界定“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边界。90年代后期以来，三方面因素导致了这种边界意识的加强。这些因素包括，由东亚金融危机和非典等地区性问题所加强的地区意识；而这种意识，又由于其他地区主义的发展和地区间合作（亚欧会议）与冲突（APEC之内）而得到加强。在分析中国如何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方面，本文使用了三种思维范式：在共同体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方面，本文按照现实主义的思路，强调了在三个阶段（初始期、发展期和深化期）选择不同领导者／引导者的模式；在具体合作领域方面，按照自由主义的思路，本文提出要根据区内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循序渐进地推进共同体合作的深化；在合作模式方面，按照建构主义的逻辑，本文主张，应在照顾区内多样性的前提下，通过说服、社会影响和模仿这三种社会化过程，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逐步形成和发展合作规范。
应该指出，通过在东亚共同体合作框架内的各种形式的社会化过程，尤其是“社会影响”过程（其中包括对区内某一成员行为的“角色肯定”和“角色否定”）中国与其他共同体成员将不断地相互影响各自的行为规范。这一点，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直接的、也是最为重要的关联。我们在走和平崛起道路的同时，应同时强调中国和平大国的形象。而中国参与和推进东亚共同体合作、与其他成员进行社会化交流的过程，足以显现中国确实是一个和平大国，在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离开这一点，来空谈中国和平崛起，是毫无意义的。
［收稿日期］2005—10—21
注释：
① 安德鲁·赫洛尔认为，建构主义强调，对于地区意识的形成来说，重要的是，“各个（地区）角色如何解释世界及如何理解它们所处的地区”。见AndrewHurrell.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M].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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