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平衡中国的增长：一种三管齐上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解决方案论文,三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2005年7月21日，中国启动了重新平衡本国经济的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汇率规则将会降低投资于外贸部门的动机。这对于中国而言是正确的一步，因为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过度地依赖出口导向的制造业，以至于国内的资本配置出现了扭曲。过多的资本流向制造业，而流入本国服务业特别是医疗服务方面的资本严重不足。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宣布将在所有的农业省份取消农业税，并且正在考虑降低这些省份的某些区域性税收。对于所有的农村家庭而言，中国政府也已经实施了免费的初等教育，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免费基本医疗服务。这些政策也是正确的，原因有二：其一，中国农产品价格已经非常接近国际市场价格，因此货币的重新定值将会带来以人民币计值的粮食价格的相应下降，其结果将会降低农民收入。其二，人民币大幅度升值可能导致中国经济陷入衰退，或者至少是增长率显著下滑。因此，使用财政政策来支撑国内需求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点放在农业省份，无论是从收入分配的视角还是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都是正确的方案。
在描述最优的政策组合之前，我们在第二部分提出若干问题，即中国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自改革启动以来实施了哪些战略，以及当今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在对中国经济做出评估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最优路径是什么，以及这一路径意味着什么样的主要政策性权衡。我们在第四部分中将以上分析综合起来，描述我们认为是可持续的政策组合。
二 迄今为止的战略
（一）储蓄和出口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的中国经济战略，部分是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的结果，部分是历史的偶然。它具有两大特征：高储蓄和高资本积累，以及出口导向的增长。①
1.高储蓄。无论和哪一种类型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国民储蓄率都异乎寻常的高，在2003年达到43％（表1）。高的国民储蓄率同时反映了高私人储蓄和高公共储蓄。投资于海外的储蓄比例相对较小。在过去15年间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项目顺差，但是规模从来都不是很大，90年代以来平均为GDP的2％。作为高家庭储蓄的结果，私人消费一直相对较低，私人消费降低的份额完全被用来为国内投资融资（见表2）。
表1 国民储蓄率（2003年，占GDP百分比）％
国家 储蓄率
中国 43.2
低收入国家20.3
低中收入国家 30.4
中等收入国家 28.3
高中收入国家 23.9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4）。
表2需求的构成（占GDP百分比）％
1991 2003
消费6256
私人 4943
公共 1313
投资3642
出口1631
进口1429
资料来源：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提供。
2.高出口和高进口。中国用贸易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的开放度在2003年达到60％。其开放程度相当于法国和意大利，而这两个经济体已经深深融入到欧洲单一市场中（比较而言，拉美国家的平均贸易开放度不到40％）。在不到10年时间里，中国的开放度几乎提高了一倍，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的增长率都数倍于全球贸易的增长率（表3）。中国对外贸易的很大一部分属于进口中间产品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左右）。而对外开放的主要收益之一——从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恰好发生在加工贸易领域。
表3出口和进口的增长率（年均增长比） ％
出口或进口 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90年代2000～2003年
中国 5.7 12.4 23.1
全球 5.0 6.2 5.8[*]
中国 10.215.5 23.5
全球 4.7 5.8 5.3
说明：*此为2000～2002年数据。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4）。
总体而言，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战略。从人均收入来看，在仅仅15年时间里，中国的人均GDP（经过PPP调整）已经由与印度的人均GDP持平，增长为印度人均GDP的两倍。如果以韩国做参照，中国的人均GDP已经从韩国人均GDP的18％增长到29％。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从全要素生产率（TFP）和从干中学方面来看，从1990年到2002年，工业部门劳动力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12.5％。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明显与高投资率相关，但是从干中学导致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Hu et al.,2003）。改革以来，由不同的研究者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在年均3％的范围内波动（表4）。然而，近年以来，正如Hu和Zheng（2004）所讨论的那样，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似乎显著下滑（我们在下文中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发现经济过热的证据。从劳动力方面来看，没有工资上涨的普遍压力。从资本方面来看，设备和建筑材料的价格只能表明存在过度供给（表5）。
表4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研究者时期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Wang Mengkui 1978～1985
0.5
1978～2003
2.4
Li Shantong
1982～1997
1.4
Maddison 1952～1978
-0.8
1978～1995
2.2
World Bank1978～1995
3.1
Zheng Jinghai 1979～1984
7.7
1985～1990
2.2
1991～1995
3.7
1978～2002
0.6
Zhu Baoling
1978～2002
3.0
资料来源：王梦奎（2005）。
表5价格指数变动率（2003年） ％
出厂价格 2.3
固定资产投资的价格缩减指数2.2
工业设备的价格缩减指数-3.0
工业建筑材料的价格缩减指数-0.4
资料来源：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提供。
（二）失衡
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性和经济性失衡。
1.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城市的人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中国对于粮食价格的管制和对于劳动力流动性的限制明显对城市有利，80年代的改革使得这一比率下降到2.2。然而，自90年代以来，这一比率再次上升，到2003年达到3.2。城市和农村的人均消费也是如此（表6）。毫不奇怪，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的这一差异，也能够体现在省际之间人均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上（表6的最后一列）。在1998年到2003年间，省际之间人均收入的标准差增长了72％。
表6 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比率
收入比率消费比率 收入比率
城市比农村 城市比农村省际之间比较
1979 2.6 2.9n.a.
1990 2.2 3.0n.a.
1998 2.9 3.42.8
2003 3.2 3.63.1
说明：城市家庭比农村家庭，以及排名靠前的8个省份与排名最后的22个省份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提供。
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向指定区域里的出口商和投资者提供财政优惠的政策，直接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被授予“经济特区”地位的城市的年均增长率要比其他城市高5％（Derek et al.,2003）。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也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扩大，因为溢出效应在沿海省份间是积极的，但是在沿海省份与内陆或西部省份之间却并不存在（Brun et al.,2002）。
2.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我们估计在10年时间里，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已经由1.3倍扩大到2.1倍（估计的详细步骤见下面的专栏）。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从内陆和西部省份向沿海省份的大规模迁移，说明农村地区发挥着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非熟练劳动力的高供给弹性肯定是导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工资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这一弹性究竟有多大？Zhu（2000）使用对湖北省居民调查的数据，发现迁移到城市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相当于仍然留在农村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的两倍。这一收入差距部分反映了劳动力在技能方面的差异。然而，即使经过不同技能的调整，农民工的工资依然高于农民的工资（劳动技能调整使得这一比率从2降低到1.8）。这说明城市里对劳动力技能的回报率更高，但是由于劳动力迁移过程的成本高昂（主要障碍之一是对劳动力流动的法律限制，即所谓的户口政策），我们很难准确地在农村工作和城市工作间权衡。但是，工资差距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更高的劳动力流动性呢？同一调查显示，假定城市工资保持不变，农村工资下降10％将使劳动力迁移规模增加大约0.5％。因此农村收入的波动是迁移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尽管迁移成本妨碍了我们做出精确判断。
专栏 估计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差距
假定i部门在第t年的平均工资为w[,it]。把劳动力分成两个群体，熟练劳动力（高中文化程度以上）和非熟练劳动力（没有上过高中），假定他们各自的工资分别为w[s][,it]和w[u][,it]。假定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为α[s][,it]和α[u][,it]。那么，定义：
w[,it]＝α[s][,it]w[s][,it]＋α[u][,it]w[u][,it]
如果我们假定在不同部门之间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均相同，那么：
w[,it]＝α[s][,it]w[s][,t]＋α[u][,it]w[u][,t]
这样我们就能够用各年该部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平均工资，通过跨部门的回归得到w[s][,t]和w[u][,t]的估计值。分析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回归方程包括了14个部门的样本。正文里采用的数字是第一个估计参数与第二个估计参数的比值，分别使用了1994年和2003年的比值。
3.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毫不奇怪，一旦给定了增长战略和出口构成（2003年中国91％的出口商品是制成品），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是极大的，这在与中国相比较的不同国家群体中都显得格外突出（表7）。服务业的比重相应较低，特别是医疗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农村的情况则更加糟糕（下文将继续讨论这一问题）。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也相对较低，我们怀疑这是否是事实，但是我们没有数据来证实或者质疑这一点。②
4.社会保障网络被极大地削弱。高储蓄率反映了与医疗费用以及退休、教育费用等相关的高水平的个人风险。社会保障的削弱使得个人产生了自我保障的需求，而这是一种昂贵的而且非常不完美的解决方案。在医疗领域，社会保障网络的削弱显得更加突出，向以收费为基础的医疗体系和教育体系的转变，使收入不平等变得更加严重。
表7 产出的构成（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
农业工业服务业
中国(1990) 27 42 31
中国(2003) 14 52 33
其他国家(2003)
低收入国家 25 27 48
中高收入国家12 41 59
全球4
28 68
资料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200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5.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已经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Hu和Zheng（2004）估计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从1991～1995年间的3.7％下降到1996～2001年间的0.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也许不应该被解释为真实技术进步的下降，而是反映了资本的错配，从而导致在制造业的某些部门里的资本边际生产率接近零甚至为负。然而，社会性资本（医疗、教育等）的资本生产率可能仍然相当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我们很难做出中国是否投资过度的结论，但是部分投资肯定出现了错配。
专栏 在增长率如此之高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真的能够接近零吗？答案是肯定的。
假定生产函数为Y＝F（hL，K，A），其中h是每个劳动力的个人资本，L是劳动力的数量，K是实际资本存量，A衡量技术进步，函数F规模报酬不变。那么，在所有要素都得到它们的边际产品作为报酬的假定下，索罗剩余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等于：
对于1995年到2001年期间，使用Hu和Zheng（2004）中的有关信息，相关数据如下：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资本的比重为0.4（也就是假定劳动的比重为0.6），这意味着：
如果对假定做细微的调整，就能够很容易地把S的值变小。例如，我们假定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为：
上述资本增长率建立在I／Y＝45％、K／Y＝2.5以及δ＝0.06的基础上，因此ΔK／K＝12％。然而K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它建立在永续存货法的基础上。假定K／Y＝2，那么ΔK／K＝16.5％，这就意味着为负的索罗剩余。通过假定劳动力比重为0.47和资本比重为0.53，OECD（2005）估计1979～1985年以及1991～1995年期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4％，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1995年后开始下降，在2003年为－3％。然而，这一计算结果的涵义并不是中国没有技术进步。计算的潜在假定是各种要素都获得其边际产品作为报酬。事实上，如果资本出现错配，那么与以上假定相反，那些过度投资的部门中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就可能为负。因此，对这一计算结果的正确理解应该是，技术进步肯定存在，但是其部分效应被资本错配所抵消。
6.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高储蓄和出口导向的增长并不意味着贸易盈余。投资可能等同于储蓄，进口也可以等同于出口。但是，近年来，储蓄已经超过了投资；相应的出口也超过了进口。贸易盈余正不断扩大，2004年为300亿美元，在2005年则可能增长到1000亿美元。
三 改革的方向
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中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因此在政策变动时应该小心谨慎。对经济发展战略的修正，应该更多地采取弹性调整而非剧烈变动的形式。我们认为改革有三个主要方向：（1）改善居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当前这一阶段，中国居民面临着高度的退休风险、医疗支出风险以及教育风险。（2）降低或者重新配置投资。制造业的投资太高，而服务业尤其是公共服务方面的投资太低。这意味着应该大幅提高在医疗和教育部门的公共投资，特别是要针对需求更加旺盛的农业省份。（3）让人民币升值以减少贸易盈余（其深层含义是，相对于投资，降低储蓄）。
单方面讲，以上三个方向都是值得追求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它们很好的结合起来，因为储蓄的显著下降将会导致经济过热，而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可能会导致出口部门甚至整体经济走向衰退。从某些维度来看，这三个方向能够很好地配合，如降低储蓄和人民币升值的组合，原则上将会在保持内部平衡的前提下降低贸易盈余。从另一些维度来看，这三个方向可能会发生冲突。如果因为提供了社会保障而导致私人储蓄下降得太快，要抑制经济过热，人民币需要大幅升值，而这会导致出口部门遭受冲击，并且抑制从干中学的进程。人民币过大幅度的升值将会扩大农业省份与其他省份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我们将分两步来展开下文。首先，我们分析每一项改革的动机和效应，讨论如果仅仅实施这项改革的话，对于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而言意味着什么。其次，我们讨论如何把这三项改革最好的组合起来。
（一）私人储蓄
中国43％的储蓄率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考虑到以下问题时尤其如此。在一个世代交叠的经济体中，总储蓄率是年轻人储蓄和老年人负储蓄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年轻人的储蓄率必定比43％更高，到底高多少呢？答案大致取决于经济增长率以及平均寿命。在年均增长率8％～10％，以及平均寿命为60岁的假定下，年轻人的储蓄将超过老年人的负储蓄，但是不会高出太多。
在标准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黄金准则”储蓄率即能够最大化稳态消费的储蓄率，等于资本在GDP中所占份额。以这一标准来判断，43％的储蓄率可能是太高。但是由于中国尚未达到稳态增长，这也许能够解释转型过程中更高的储蓄率。生命周期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储蓄率，而其他理论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储蓄率？③ 从一个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分类表开始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表8显示，企业储蓄几乎占到中国储蓄率的一半，但是最突出的显然是家庭储蓄。
表8部门储蓄率（占GDP百分比）％
中国 中国
日本
韩国墨西哥
2001 2003
2001
20012001
家庭
16.0 16.6
8.24.5 8.0
企业
15.0 18.9
19.4
14.810.6
政府
7.5
7.0-2.2
11.72.2
国民储蓄
38.5 42.5
25.5
31.020.8
资料来源：Kujis（2005）。
为什么家庭储蓄如此之高？Modigliani和Cao（2004）的结论是，一旦考虑到中国的高增长率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高家庭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生命周期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了为退休而储蓄）。高增长率增加了年轻人储蓄与老年人负储蓄的比例，导致了更高的净储蓄率。而且他们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剩余的储蓄增长：一个孩子通常是生命周期储蓄的有效替代品。因此，当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严格的生育控制措施（计划生育）后，作为孩子的替代品，生命周期（有形的）资产的积累开始变得重要，储蓄也开始增长。尽管生命周期储蓄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高储蓄率至少部分反映了“谨慎性”储蓄（precautionary saving），这是由强迫中国居民通过资产积累来自我保障的一系列扭曲所导致的结果。④
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下降，公共退休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瓦解（Diamond，2004）。大部分退休风险特别是与预期寿命相关的风险，现在为居民所承担。⑤
从90年代开始，医疗服务和教育的供给更多地建立在一种收费体系（表9）的基础之上。与城市家庭相比，农村家庭要承担更大比重的医疗费用（表10），这也许是因为城市企业能够为员工提供某些形式的医疗保险。农村居民所承担的风险更高的这一假定，事实上与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储蓄率的演化（表11）完全一致。对于那些从农村地区迁移到城市地区并且在暂住许可下生活的农民工⑥ 而言，社会保障网络显得格外脆弱。表12显示，与城市的永久性居民相比，农民工能够享受到的社会保障要有限得多。
表9谁支付了医疗和教育费用？
医疗支出个人支付医疗费 学费在个人支出
(元/人) 用的百分比(%)
中的百分比(%)
1965 4.7
16 n.a.(0?)
1980 10.9 18 n.a.(0?)
1991 37.7 50 2.3
2001 101.7 61 12.5[*]
说明：医疗支出指重复发生的医疗支出，以不变价格计算；*为1998年数据。
资料来源：Kanbur和Zhang（2003）。
表10 1998年医疗费用的分配（占总费用的百分比） ％
城市家庭农村家庭
由国家支付 16.01.2
与劳动有关 22.90.5
与准劳动有关5.8 0.2
保险3.3 1.4
合作性 4.2 6.6
自己支付44.187.4
其他3.7 2.7
资料来源：Kanbur和Zhang（2003）。
表11 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储蓄率（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 ％
城市家庭农村家庭
1993 18.1
16.5
2003 23.1
25.9
资料来源：数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提供。
表12 享受社会保障的程度（2000年，占所在群体中总人数的百分比） ％
农民工城市居民
医疗保险 12.4
67.7
养老金项目10.2
74.4
失业补助 0.833.3
工伤保险 14.3
25.3
产假 31.0
71.1
说明：数据来自对中国五个主要城市的调查。
资料来源：Gao等（2002）。
表13 城市和农村的医疗服务 ％
每千人病床变动 每千人医疗人员变动
农村城市 农村城市
1952～1978 +1.662
+220 +72 +176
1978～1990 -2
+24 +16 +22
1990～1998 -23 +5
-9 0
1998～2003 n.a.n.a.n.a.
n.a.
资料来源：《新中国50年综合统计数据和材料（2000）》，引自Kanbur等（2003）。
其他导致高私人储蓄率的因素，大多和薄弱的金融市场有关。有一些居民为买房而储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已经存在并且正在迅速地扩大，然而总体规模依然较小。障碍之一就是财产所有权定义不清晰。例如，如果借款者违约，银行能够收回房产，但是银行出售此类房产的能力是有限的。有一些居民为开公司而储蓄。由于经济增长率在10％左右，很多人都有自己创业的想法，而将这一想法转变为投资的惟一途径，就是通过自身的资金积累。银行缺乏一种信贷文化，而且信贷经理还不习惯承受风险。
提供退休保险和医疗保险显而易见是必要的。在这两个领域中，在存在个体风险的情况下，自我保障是一种昂贵的和非常不完善的解决方案。任何使风险在人群中分散的措施都能够提高福利水平。对于抵押贷款市场的培育，以及更多地按照项目贷款而非抵押品贷款而言，相似的论据同样存在。
部分保险能够由市场提供，其中最急需的就是法律体系的一系列改革。例如，在抵押贷款的情况下，银行需要能够更容易地取得抵押品的所有权，否则银行就不会提供贷款。在医疗服务领域，私人保险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分散和多元化风险，但是改善享受医疗服务的通道（特别是针对农村居民而言）并不能完全指望私人部门。
然而，以上所有措施都有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涵义。它们将会降低私人储蓄率，同时同等程度地增加消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这将导致经济过热以及（或者）资本积累的下降。
（二）医疗服务、税收和赤字
在增长失衡中，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服务的份额出乎寻常的低。在90年代，医疗服务占人均收入的比例并没有上升，在农业省份中该指标甚至出现了显著下降，农村的医疗人员指数和人均病床指数均出现了绝对下降（表13）。农村地区的婴儿死亡率相对于城市地区也有所恶化，该比率在1980年为1.5％，在1990年增长到1.7％，在1995年则增长到2.1％（Kanbur and Zhang,2003）。
在不充足的医疗服务背后，可能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医疗保险的缺乏。它一方面导致人们通过储蓄来实现自我保障，另一方面会导致人们购买更少的医疗服务。第二个因素是收入分配。在向以收费为基础的医疗体系的转变过程中，医疗服务对于很多人而言开始变得过于昂贵，以至于他们负担不起。第三个因素是医疗服务的供给不充足，特别是农村地区。随着乡镇企业的私有化，以及更多地关注利润而非社会保障，农村地区大部分医疗服务基础设施已经解体。
这意味着以扩张医疗服务部门为目标的改革，必须同时聚焦于需求和供给。在需求方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引入一个医疗保险体系。越南在医疗保险项目方面的经验（World Bank,2001; Pradhan and Wagstaff,2005）说明，这样一个体系将会改善医疗服务，与此同时让人们储蓄得更少和消费得更多。收入分配方面的考虑意味着，医疗服务的供给中应该有一个再分配性质的组成部分。在供给方面，从建设新的医院和诊所，到增加农村居民成为医生和护士的动机，需要在医疗服务方面投入更多的公共开支。
我们必须承认，由于我们对于医疗服务、特别是中国的医疗服务所知有限，因此很难提出更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我们也认识到，某些论据对于其他公共投资领域（诸如教育）而言也同样适用；同理，我们把对教育开支的讨论留给那些比我们更加专业的研究者。然而，我们试图讨论对上述开支提供融资的财政问题，这显然是个宏观经济问题。以医疗服务为例，要扩大对医疗服务的供给，相应增加的政府开支应该通过举债还是通过征税来融资？这里有三种相关考虑。
第一种以公共融资的标准原则为基础。如果支出对未来的人们有益，那么就应该通过举债而非征税来融资，在这种方式下，（用来支付债务利息而需要的）税收的收入流能够更好地和收益的收入流相配比。这正是所谓的公共融资的“黄金准则”，即通过税收来为消费型支出融资，通过举债为投资型支出融资（即使投资支出的财务回报率很低，只要社会性回报足够高，也值得这样做）。我们在对欧洲《发展和稳定公约》改革过程的分析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Blanchard and Giavazzi,2004），其分析和基本结论与这里的问题是相关的。
第二种以实现内部平衡的需求为基础。在试图避免经济过热和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过程中，我们应该重视财政政策以及在征税和举债中做出选择的重要性。在亚洲危机后中国的农村地区启动了电气化项目。和今天的医疗服务一样，当时进行电气化是必要的。当时，由于很多亚洲国家的货币大幅贬值，总需求较低，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推进了这一项目。因此通过赤字来为电气化项目融资是正确的政策。这一次的情况也许有所不同。我们在上文中指出，医疗保险的供给可能会导致私人储蓄的降低以及消费的增加。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通过公共开支（负储蓄）来进一步降低储蓄的理由就不够充分。事实上，需要的是更小的赤字而非更大的赤字。但是，人民币升值需要增加内部需求来配合，为此而需要更大的赤字。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政府不应该采取刚性的政策，而是应该根据环境的变化来决定到底是主要通过征税来融资还是主要通过举债来融资。
第三个论据以债务动态为基础。当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远远高于中国政府需要支付的贷款利息时（这正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很多关于债务动态的典型忧虑就不复存在。如果增长率能够始终高于利率，政府就能降低税收，并且可以不再考虑重新提高税收，因为债务和GDP 的比率持续为正，但是不会出现爆炸性增长。如果增长率最终下降到低于利率的水平（这种情况很可能发生），那么更大的赤字只会导致跨期债务出现小幅增长，以及长期债务负担的小幅上升。换句话说，现在更大的赤字只要求未来的税收最终温和上升（下面的专栏将正式探讨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如果赤字在宏观经济的立场上而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赤字政策。
专栏 中国的债务动态
债务动态由以下关系所决定：
d[,t＋1]－d[,t]＝（r－g）d[,t]＋x[,t＋1]
其中d是债务占GDP的比率，r是债务的平均利率，g是GDP的增长率，x是基本赤字（除了利息偿付之外的赤字）占GDP的比率。典型的情形是，如果r大于g，那么举债迟早都会需要基本盈余来稳定债务。然而，有些时候情况有所不同，r可能小于g。这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显然是事实。2004年中国的平均实际债务水平在2.5％左右，而中国的增长率在9％上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在出现基础赤字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稳定的债务比率。例如，假定r＝2.5％和g＝9％，那么上述方程就变为：
d[,t＋1]＝0.935d[,t]＋x[,t＋1]
如果r和g在未来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如果中国永久性地保持2％的基本赤字（2004年中国的基本赤字率等于1.7％），中国的债务比率将会逐渐逼近30％，而不论最初的债务水平是多少（为了看到这一点，假定x＝2％，那么债务比率将会趋近d＝2％／（1－0.935）＝30.7％）。
然而，无论是从经验还是理论角度而言，中国都不可能一直把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债务利率的水平上。但是如果我们假定中国能够在一定时间内（例如今后10年内）做到这一点，那么得到的结论是相似的。在10年时间内维持2％的赤字，只会导致债务占GDP比率上升15个百分点，因此在未来只会增加较小的债务负担。一个相似的论据适用于以下情形，即通过政府债券来替换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不良贷款，从而重新充实银行的资本。人们普遍认为，使不良贷款显性化，并且用政府债券来替换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不良贷款，能够消除相应风险。然而，一种典型的反对意见是，这将导致政府显性债务的显著上升，并且导致危险的债务动态。的确，用这种方式来消除银行的长期债务，会导致当前政府显性（即财务性）债务的上升。但是在10年时间内增加债务所导致的最终的债务负担可能是较小的。
中国2004年年底的不良贷款存量约为6020亿美元，为GDP的38％。假定不良贷款的恢复率为20％，那么重新充实银行资本将会导致债务与GDP的比率增长30％。在25％的基础上，Dornbusch和Giavazzi在1999年曾经估算了这一成本。更多的不良贷款可能正在形成中。Roubini和Salter（2005）估计，在新增贷款中可能变成不良贷款的部分约占GDP的15％～25％。如果把这些数字加到当前33％的债务与GDP比率上来的话，整体的债务比率就可能上升到GDP的80％～90％。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基本赤字维持在每年2％的水平上，那么按照我们的假定，当前80％的债务比率在10年后将会变成55％（0.8×0.935[10]＋0.02×（1－0.935[10]）／（1－0.935）），这是一个不太令人担忧的数值。
（三）人民币升值
2005年7月22日中国停止人民币盯住美元。在新的汇率机制——管理浮动汇率制之下，人民币能够以美元平价为中心在一个较小的区间内波动。在这一区间内，汇率将根据“市场供给与需求”而波动，同时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新机制的核心要素明显在于中心平价的决定。
中央银行宣称，在每一工作日的交易结束后，它将宣布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美元的收盘价，并且将其作为下一个工作日美元兑人民币交易的中心平价。收盘价即第二天的中心平价将取决于干预。从原则上讲，如果存在对人民币的过度需求，而且干预有限的话，人民币汇率每天将达到区间的上限。该机制将转变为月度重新定值幅度为6％的爬行盯住制。由于中国人民银行并未排除这一可能性，这就意味着汇率可能变动的最大幅度。这一可能性本身就会导致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压力，其结果就是外汇储备的积累（为了避免汇率上升超过每天0.3％的幅度，中央银行必须这么做）甚至可能超过固定汇率制下的外汇储备积累（自7月份以来的外汇储备积累数据显示，这一现象目前尚未发生）。最后中国政府也许会发现，与管理浮动相比，让人民币自由浮动将是一件更容易的事情。
最后升值的幅度会有多大呢？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积累了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一半与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FDI）有关：500亿来自贸易盈余，500亿来自FDI；剩下的1000亿主要是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流入，即组合投资、汇款和再投资利润。
在浮动汇率制下，这种单方向的投资资本流入将会消失。在自由浮动制下，中国人民银行不会继续累积外汇储备，人民币需要重新定值来减少贸易盈余和FDI流入。升值幅度会有多大？对此很难判断。出口对汇率的弹性可能较低，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多少。升值最可能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巴基斯坦、埃及、马格里布国家⑦ 在出口方面竞争力的丧失。在任何情况下，大幅升值的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使用美国的弹性数据——它们可能要比中国的相关弹性更高——人民币至少应该升值30％。⑧ 而20％～30％恰好是中国商品与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例如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马格里布国家的相似产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差异。
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做两件事情：一是应该非对称地解除资本管制，也就是说，只解除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保留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允许中国投资者获得外国资产，或者宣布一条逐步解除对资本流出管制的路径。这一切并不需要立即实施，因为它会影响当前汇率。中国投资者拥有规模巨大的以人民币计值的资产，意味着资产组合多元化将会显著地增加人民币的供给，从而限制升值的幅度。资本管制的逐渐取消是否会导致银行系统产生问题？有观点认为，资产组合多样化将使得银行存款的下降速度超过银行能够清偿的限度。这一风险也许是有限的。中央银行已经通过发行对冲债券来冲销外汇储备流入，而且大多数对冲债券掌握在商业银行手中。我们来考虑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中国的私人投资者购买中央银行的所有外汇储备来实现资产组合的多样化，同时减少在商业银行相同数额的存款。在这一例子中，对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所产生的效应将会抵消。在资产一方，银行将会失去价值7000亿美元的对冲债券，与此同时，在负债一方，银行存款将减少相同的数额。
如果中国私人投资者想要获得的美元数量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计算是必要的。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外汇储备大致相当于中国GDP的40％，用广义货币来衡量的金融财富等于GDP的180％。如果中国投资者试图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的财富为25％，那么他们想要积累的美元资产就相当于GDP的45％（180％乘以25％），这就高于当前中国人民银行持有的美元资产数量。在这一例子中可能会发生信贷挤出（credit squeeze）。更为严重的结果是，银行偿还贷款的速度可能赶不上客户要求银行偿还的速度，如果很多贷款不再能够偿还，一些银行可能会破产。这就意味着，资本流出的自由化尽管对于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而言是必要的，但应该采取渐进的形式。例如，可以采取Prasad和Rajan（2005）所建议的开放路线，也就是创建一个封闭式共同基金，对国内投资者开放，并投资于外国资产。在银行体系显著改善后，特别是在创建了一种“信贷文化”并且对贷款进行更好地监控后，再实施更大范围内的自由化。
中国人民银行能够抑制升值，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抑制升值的第二种方法，是继续积累外汇储备。这样做有一个潜在的理由：通过抑制升值，外汇储备的积累将会导致更大的出口，以及更高程度的从干中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一旦人民币最终升值，外汇储备存量所发生的资本损失，可能低于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所获得的产出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积累外汇储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明智的。但条件是否成熟，显然很难评价。在下面的专栏中，我们提供的计算显示，即使某些外汇储备的积累确有必要，但是当前外汇储备的积累率显然是太高了。
专栏 外汇储备的积累和从干中学
假定如果要平衡中国的经常项目的话，人民币需要升值x％。假定由于资本管制的存在，汇率能够维持在现有水平上，但是其代价是外汇储备的积累率每年等于GDP的z％。假定将人民币升值推迟一年时间，将会导致更大的出口和更高程度的干中学，因此导致增长率每年提高y％。
因此，将人民币升值推迟一年是有成本的，即积累的外汇储备发生预期资本损失的成本，它等于GDP的x％乘以z％；也是有收益的，即当前和未来更高的产出水平，它等于GDP的y％（有人可能会假定，学习过程最终会抵消从干中学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因此在长期内，产出将回到相同的水平，而不论汇率是否在当年升值。这一假定将导致收入流的降低）。2004年累积的外汇储备大致等于2000亿美元，即为GDP的12％。如果我们假定人民币最终将会升值30％，就意味着相当于GDP 3.6％的资本损失。
至于推迟升值的收益，（非常困难的）问题在于，从低估的汇率中能够预期获得多大程度的增长。Hausmann和Rodrik尚未发表的论文给了我们一个有益的启发。通过使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面板数据，他们最先计算了衡量汇率低估的一种指标，该指标是每个国家和每一年度实际汇率对人均收入水平和该国人口进行回归的残值。他们还发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中，汇率低估往往伴随着快速增长。为了将这一思想正式化，他们再次使用这一面板数据，在对增长率与这一残值和其他一些控制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中，估计了实际汇率残值的系数。他们得到的系数显示，1％的低估伴随着0.015％的产出增长。⑨ 如果我们把这一关系解读为低估与产出的因果关系，那么30％的汇率低估——这很可能是中国的现状——就意味着GDP增速提高了0.45％。
因此，在以上假定下，外汇储备一年积累GDP的3.6％，意味着产出永久性地，至少在很多年内，提高0.45％。这意味着存在很高的社会内部收益率。为什么不继续这样做呢？除了这一计算方法本身的局限，以及低估的人民币所带来的内部（和国际性）压力之外（而这被完全排除在计算之外），要维持汇率水平不变，外汇储备的积累率将会迅速提高，因此中国投资者将发现越来越多规避资本管制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将变得越来越没有吸引力。
现在转为分析人民币升值的宏观经济效应。效应很可能是双重的（本文的附录将会更加正式地讨论这两方面的效应）。升值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中国的竞争力，出口将会下降，出口部门的比重也将下降。在缺乏配套措施的前提下，出口的下降并不会伴之以经济体中其他领域内的需求增加。升值对于贸易条件的积极效应（这是中国人民银行在解释实施新的汇率机制的理由时所使用的一项论据）很可能是有限的。为了维持内部平衡，人民币升值必须辅之以内部需求的上升。
这就使得我们回到了上文中所讨论的储蓄问题上来。降低风险和降低储蓄不仅能够提升福利正如上文中所讨论的那样，而且还是和升值相辅相成的适宜政策。
升值可能会恶化地区间的不平等，以及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原因在于，中国是全球农业市场中的价格接受者。给定美元价格不变，升值将会降低中国农产品的国内人民币价格，从而降低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⑩ 此外，劳动力的迁移将导致工业部门中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下降，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将会扩大。
由升值所导致的本国食品价格的下降，是从农民到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的转移支付。在二者消费倾向相同的假定下，这种转移支付对总需求没有什么影响，然而消费倾向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农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市，那么农村收入的下降（中国农村人口的官方统计为8 亿）将会对国内需求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点支持了第一项论据。
即使转移支付对总需求没有影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也是令人不快的。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上文讨论过的不平等问题上来。无论人民币升值与否，医疗服务的供给或者特别针对农业省份的措施的采纳，诸如取消农业税，从社会福利的意义上而言都是必要的。如果考虑到升值对于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这些措施就更加必要。
是否还存在其他方法，既能降低制造业出口，又能够避免升值对于农民收入和不平等的不良影响？从原则上而言答案是肯定的，这些方法值得我们去探索。例如，通过引入污染税、减少对FDI的补贴，就能够降低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抑制投资于出口部门的动机（有人建议征收出口税，这有助于限制农产品价格的下跌。我们对这一建议表示怀疑，因为出口税的实施在当前的中国将造成更大程度的扭曲）。
四 试验性的政策组合
我们建议实施如下的政策组合：（1）消除高谨慎性储蓄率背后的某些不完善因素。相关措施包括设计一套更加有效的退休制度、医疗保险的供给、私人保险市场的培育、更加完善的产权（使得银行更多地对项目贷款而非对抵押品贷款）。这些措施不仅能够直接地提升福利水平，而且能够逐步降低储蓄。（2）让人民币升值，从而使得更多的资源调离出口部门。逐步解除对资本流出的管制以及取消对FDI的税收优惠，将有利于缓解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考虑用简单的清洁浮动来替换7月份宣布的汇率规则，因为清洁浮动不会导致资本流入的加速。其他工具也能发挥作用。例如，引入污染税将会降低投资于出口部门的动机，同时不会对农民收入产生负面影响。污染税的税率越高，需要升值来重新配置资源的幅度就越小，升值对于城乡差距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小。（3）增加医疗服务和其他公共服务的提供。应该重点瞄准农村地区，因为升值将会造成收入从农村到城市的再分配。当然，避免资金在从城市转移到农村的过程中因为贪污腐败而消失，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这三项政策还需要合理搭配。个人风险的过度降低将会导致储蓄大幅下降。为了避免经济过热，需要较大幅度的贬值。过大幅度的升值将会扩大不平等程度，包括地区不平等（农产品价格）和技能不平等（出口部门的工资）。升值也将导致出口部门从干中学进程的放慢，从而降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因此，如何确保转型不会造成衰退、过热或者出口部门比重的过快下降？正确的工具是财政政策，特别是通过征税或举债来为新的医疗服务的政府支出融资。给定当前的增长率和利率，债务动态允许维持较大规模的基本赤字，因为其最终的债务负担相对较小。货币政策也能有所帮助吗？原则上讲，提高利率有助于降低国内需求。但是当前的资本管制存在大量漏洞，提高利率可能会导致汇率面临更大的升值压力。
由此可见，这一战略如果成功实施将会降低中国经济的（经过衡量的）增长率。这是因为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要低于制造业（至少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来衡量是这样）。然而，更低的增长率并不意味着更低的福利水平。让我们考虑下面这个极端例子：一国在高科技制造业方面拥有专业化优势，但是却没有任何公共医疗服务，其增长率可能比当前的增长率更高，但是福利水平却会更低。更低的产出增长率也并不意味着更低的就业增长率。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降低x％，产出增长率也下降x％的话， 就业的增长率将保持不变。 所谓的“就业的增长弹性”（employment elasticity of growth），这种没有考虑到产出的构成，但是却被一些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适宜增长率的文章所采用的说法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应该被我们所抛弃。
注释：
① 关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更加详细的描述，以及与韩国和日本等其他国家在更早时期内的高速增长经验的比较研究，可以参见Hausmann（2005）。
② 与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占GDP的比重较低，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低估的汇率水平（在下文中将更多地谈及这一点）。低估的汇率水平可能导致非贸易品（例如服务）的相对价格较低——相对于贸易品（例如制成品）的价格。因此，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占GDP的比重较低，可能反映了更低的价格水平，而非数量更少的贸易服务。出于相同原因，制造业和投资规模可能被高估了。
③ Chamon和Prasad（2005）也探讨了这些问题。
④ 在Qu（2005）引用的一项调查中，中国居民给出了以下的主要储蓄动机：孩子教育（35％）、退休（32％）、医疗服务（10％）、买房（7％）、孩子的婚礼开支（6％）。
⑤ 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人们为退休而储蓄，人们之所以储蓄得更多，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预期寿命不确定，他们不敢保证是否能够覆盖这一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
⑥ 在2000年的普查中，农民工的比例占到城市人口的17.7％（Bian et al.,2004）。
⑦ 马格里布是一个专门的地理名称，是对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的统称，大马格里布除上述三国外还包括毛里塔尼亚和利比亚两国。
⑧ 对美国的典型估计意味着美元升值10％，出口将减少9％，进口将增加8％。如果对中国使用这些数据的话，假定进口加出口占GDP的比率为25％，而且经常项目占GDP的比率变化5％的话，人民币需要升值30％左右。
⑨ 我们感谢Ricardo Hausmann提供了这些回归分析的结果。
⑩ 有两个类似的例子：在两次大战期间，当意大利回归到金本位制时，里拉升值了50％，结果是农村出现了严重衰退。尽管意大利试图通过对进口小麦征税来将国内外市场隔离开来，农产品价格还是大幅下降。与此类似，正如凯恩斯在《预言与劝说》中曾经生动地描述过的那样，英国向金本位制的回归，摧毁了国内的煤炭工业。
截稿：200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