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7）-04-0054-09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尤其是美国军队仁川登陆后，美国以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为核心的各个情报部门均对中国是否出兵援助朝鲜进行过评估。遗憾的是，美国的情报分析专家们出现了重大失误。面对中国政府一遍遍发出的公开警告，他们竟然置若罔闻，认为中国不会在军事上大规模地卷入朝鲜战争。其情报评估的结论影响到华盛顿最高领导层对该问题的判断。最终，美国越过三八线打到鸭绿江边、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行径激怒了中国领导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重重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出兵朝鲜。美国不得不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作战。这样，中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时间长达约20年。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探讨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评估：首先，美国如何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情报评估；其次，美国如何判断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和能力；第三，美国怎样误解中国政府发出的公开警告。以这几方面的讨论为基础，本文最后分析美国对情报判断失误的真正缘由。
一、美国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的评估
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决策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的挑战，苏联无疑是在冒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风险，至少是苏联对美国抵御共产党阵营“扩张决心”的一个试探，或是挑起一场全面战争的前奏①。例如，国务院情报研究室的情报评估小组在战争爆发当天便做出判断，“北朝鲜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北朝鲜人不可能在未获得莫斯科指示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攻击南朝鲜的行动一定要看作是苏联的行动”②。中情局进一步认定，在朝鲜发生的军事行为实际上是苏联针对美国的行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中情局在《每日概要》中表示同意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看法，即北朝鲜的进攻“显然”是“苏联对美国的一次挑战”，并且，“在朝鲜的这种侵略一旦成功，就会鼓励苏联在远东其他地方发动类似的冒险行动”③。
鉴于中国和苏联结为盟友的事实，中情局很快就开始考虑在苏联的支配下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6月30日，就在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美国驻远东地面部队赴朝鲜作战之际，中情局为了“评估苏联的意图和军事进攻的能力”，提交了第301号情报备忘录，指出苏联掌握着中国的许多军队，如果朝鲜战争拖延下去，在必要的时候，苏联可以将他们投放到朝鲜战场，从而尽可能地使美国人的卷入代价高昂且威望受到损害④。随后，在7月8日的第302号情报备忘录中，中情局再一次提出苏联可能动用中国军队援助朝鲜的看法。它认为，作为苏联行动方针的一种重要的选择方案，为了使美国长期地陷入朝鲜，除了对北朝鲜人增加物资援助外，它也许会秘密地或者公开地动用中国军队予以干涉。⑤
虽然中情局提出苏联支配着中国出兵朝鲜，但是在7月份，它并“不清楚是否苏联将迫使中共对朝鲜的作战行动给予公开的军事支持，或者迫使中共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开始采取新的行动”。据它判断，“北平政权不可能主动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投入大批军队参加作战，但几乎肯定将遵循苏联的要求采取军事行动”⑥。
到8月中旬，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中情局认为苏联将会尽最大努力阻止美国占领北朝鲜，因为它不愿意在一个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地区看到自己卫星国的消失。它会视美国侵入北朝鲜的举动是对其远东战略的威胁。因此，中情局预计，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将采取两种方式操纵中国军队，使中国和美国发生冲突，消耗美国的实力，让美国无暇他顾，进而在全球夺取战略上的主动权。第一种方式是苏联在战争的任何阶段直接将中国军队投入到朝鲜战场。当北朝鲜失败时，把他们派遣到三八线以北，一方面希望他们和美国军队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则“寻找新的机会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打入更深的楔子”，引发他们之间的矛盾，致使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放弃对美国政策的支持。第二种方式是苏联期待中国尽早进攻台湾，在军事上分散美国的兵力。无论中国是否取胜，中情局判断苏联都将希望“美国卷入一场事实上没完没了的战争，同时在战争中美国将在亚洲扮演‘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角色。这样，苏联将从中获得更多的战略利益”⑦。
中情局的评估强烈地影响着美国决策层的看法⑧。在他们看来，不管苏联用何种方式动用中国军队，都表明它打算在朝鲜半岛采取激进的冒险措施。9月初杜鲁门政府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81/1号文件便体现了这种看法。文件指出，“苏联不大可能会无动于衷地接受全部或大部分朝鲜脱离它控制的局面，……苏联可能会决定在联合国军队到达三八线之前或在苏联军队保证承担‘北朝鲜人民共和国’地区防务之前就冒险重新占领北朝鲜。”在此过程中，“即使苏联把朝鲜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它还是可能动用中共军队来夺取北朝鲜”。另外，“苏联或中共军队可能在半岛南部的战争中公开调用大批部队。……虽然这样会增加全面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苏联仍会努力说服中共参加在朝鲜发生的战争，从而达到避免北朝鲜军队失败且在美国和中共之间制造战争的目的。”不过，文件在设想苏联意欲冒险的同时还考虑到可能存在的一种理想状况：假如苏联或中国不采取任何行动重新占领北朝鲜或以其他任何方式表明要在联合国军到达三八线之前就占领北朝鲜，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已经决定实施不干涉政策，即便这样做的代价是失去对北朝鲜的控制”⑨。
令美国决策层感到十分意外的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81/1号文件出台后，苏联人并没有像他们预计的那样，在朝鲜采取冒险措施。恰恰相反，在美国人看来，苏联人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似乎表明他们打算在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例如，尽管苏联指控美国11架战斗机于9月初在旅顺港附近海域上空，攻击并击毁了一架“既没带炸弹又无鱼雷装置”的苏联双引擎轰炸机，但是美国人认为苏联的态度温和，他们“最为关注的是，苏联的行动似乎表明它无意利用这次轰炸机被击落的事件在国际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⑩。10月8日，两架美国F-80战斗机袭击了朝鲜边境以北60英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南40英里的一个苏联机场。第二天，苏联政府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提出照会予以抗议，在美国大使拒绝接受这一抗议的情况下，苏联人不仅对此事不予追究，而且还呼吁美国和苏联恢复战时合作关系。（11）
也许更让美国决策层感到兴奋的是，苏联人在10月初居然让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作为苏联和美国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以便促成双方通过谈判来结束朝鲜战争。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位苏联人瓦西里·卡萨涅夫在10月4日邀请恩根共进午餐。席间，他告诉恩根，“麦克阿瑟应当同意在三八线止步。然后，北朝鲜人将放下他们的武器，第三，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12） 总之，苏联人的一系列活动最终使中情局在10月初认为，虽然“苏联政府在最近几个月内越来越增强其在远东及其他战略地区的军事能力”，但是，“自冲突开始以来，苏联在其官方声明和宣传中力图给人以它和朝鲜局势无关的印象。而且，苏联并没有对朝鲜直接进行和武装干涉有关的政治或军事行动”。此外，中情局还断定，“在权衡干涉的政治收益和风险的过程中，作为一项压倒性的考虑，苏联领导人一定认为，西方世界的联合已发展至一个全新的阶段，而他们的公开干涉将导致苏联与美国军队及其他联合国军发生直接的冲突。苏联领导人不能确保在苏联和美国军队之间的战斗将被美国局限于朝鲜或远东战场。”尤其是，全球战争爆发的前景将使“苏联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在朝鲜的预期损失不能成为其直接军事干涉和冒严重的战争风险的理由”（13）。据此，中情局推断，受苏联支配的中国军队将不会干预朝鲜的战事，“除非苏联准备发动全球战争，或者出于某些原因，北平领导人认为和美国的战争将不会因公开干涉朝鲜而爆发，否则的话，像苏联那样，共产党中国不可能公开干涉战争，打击联合国在北朝鲜的联合国部队”（14）。
既然国家安全委员会81/1号文件假定，只要苏联或中国不占领北朝鲜就说明苏联对朝鲜实行一种“不干涉政策”，而中情局的评估又满足了该文件假定的条件，那么，美国决策层的逻辑推理就是苏联将不会干涉朝鲜的战事。相应地，中国也不会出兵朝鲜。毕竟，他们赞同中情局局长比德尔·史密斯向白宫提交的报告结论：“倘若苏联决定不去发动一场全球战争，虽然中共全面介入朝鲜的可能性继续存在，但是，这种行动在1950年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此期间，干涉将很可能只局限于继续对北朝鲜人提供秘密援助。”（15） 于是，在苏联对朝鲜实行“不干涉政策”且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必须取决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思想支配下，美国军队肆无忌惮地侵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向最北端的边境地区推进。当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时，中国被迫出兵。
事实表明，美国把中国出兵与否置于苏联全球战略的框架下进行情报评估的做法大错特错了。尽管中国和苏联结为同盟、苏联的意见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占一定的份量，但是，中国在战争爆发不久成立东北边防军直至被迫出兵朝鲜，期间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是出自自己的慎重考量。苏联方面的因素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16） 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将军后来也承认，受中情局专家们的影响，美国决策层关于中国是莫斯科严密控制的卫星国的考虑欠妥，“赤色中国能够或者有意脱离莫斯科而独立行动”（17）。错误的情报评估最终使美国人在朝鲜付出惨重代价。其实，在评估苏联支配下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之余，中情局事先也对中国出兵的能力和意图进行了单独评估。不过，这两种评估彼此并不矛盾，而且经常交织在一起，都是为了更好地对中国是否介入朝鲜战争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事实证明它对中国的单独评估同样亦出现了重大失误。
二、美国对中国参与战争的意图及能力的评估
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个多月期间，中情局主要在对苏联的意图予以评估的前提下来考虑中国是否将出兵朝鲜的问题，尚未对中国的意图进行单独评估。它对中国军事动向的评估仅仅是认为中国即将攻打台湾。例如，在1950年7月中下旬，中情局在其对世界局势的评论中提到，“中共大批军队正驻扎在台湾对面的大陆，而且也可能向香港发动攻击”（18）；在8月中旬，中情局进一步判断，“中国似乎在努力从事进攻台湾的军事准备工作。……北平政权不顾美国的干涉而‘解放’台湾的意图已成为中共宣传的最重要主题，虽然在中国人的声明中没有限定何时进攻，但从军事角度看，共产党进攻的最有利时机将是1950年9月中旬之前的那段时间。对台湾的成功突袭会增强苏联和中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军事地位，并且将进一步破坏美国遏制共产党扩张的自信心。”（19） 此后，随着中情局所获得的关于中国加强东北边境防御的各种公开的或秘密的情报越来越多，对中国是否将主动参加朝鲜战争的考虑也开始提上日程。
1950年9月8日，中情局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了第324号情报备忘录《中共直接介入朝鲜的可能性》。文件估计中国正不断增加对北朝鲜的有限而秘密的援助，包括提供为数不多的士兵。同时，文件也认为，“尚无直接的证据表明中共到底是否介入朝鲜、干预朝鲜战争”。不过，“中共在满洲不断强化军事实力，加之该地区已存在的军事力量，显然意味着介入朝鲜完全在中共能力所及范围之内”。虽然文件还提到中国对美国侵略行为的谴责“或许是为即将来临的公开行动作一些铺垫”，但它判断“似乎更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中共将以更间接的方式介入朝鲜的冲突”。值得注意的是，文件最后提出，考虑到中国介入朝鲜的冲突也许会“破坏苏联对北平和平壤的影响”，因此，苏联将成为阻挠中国介入朝鲜的主要因素。（20） 这就是说，中国是否出兵朝鲜依然和苏联的影响有关。9月15日，中情局在《每周概要》中继续提出，由于中苏结盟的缘故，“中共军队将不可能直接而公开地介入朝鲜”，一方面苏联希望避免全球战争的爆发，而“中共军队介入朝鲜将扩大冲突的范围，势必增加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另一方面，“即便苏联愿意冒全面战争爆发的较大风险，那么中共军队介入朝鲜也将给苏联和北平政权带来许多政治上的难题。它将使中苏联盟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而不是巩固这种联盟关系”（21）。
在考虑苏联对中国出兵与否的影响的同时，中情局着重强调，鉴于中共面临复杂而严重的国内问题，中国将不可能卷入朝鲜战争。它认为那些国内问题包括“盗匪猖獗、广泛的骚乱、散兵游勇的抵抗、经济停滞、农民心理失调以及涉及巩固共产党政治控制的一系列问题”（22）。正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中情局十分有把握地推断，“毋庸置疑，中共担心和美国作战的结果。他们的国内问题事关重大，以至于在和美国交战时遭受的压力及物资损失将会对该政权的整个国内问题和经济造成损害。反共势力必将会受到鼓舞且会危及该政权的稳定存在。”特别是，中情局还确信，“如果中国的干涉失败，则将使北平公开面对中国人的怨恨情绪，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是在为苏联‘火中取栗’，扮演被苏联利用去做冒险事情的角色”。（23） 对于这种评估，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持完全类似的看法。他在后来国会为其举行的听证会上提出，中国出兵前，他就认为这个国家缺少“现代战争必须具备的工业基础，……人们过分夸大了共产党中国打现代战争的能力”，中国“在经济上是贫困的，一旦加以破坏，就会使大部分人产生不满，社会也就不得安定，而国内的紧张将有助于破坏她参与战争的潜力，……如能利用这些因素，她按逻辑就更难、甚至不可能维持军队在国外作战”（24）。国务卿艾奇逊同样断定，中国参战将会使政府的统治能力受到削弱。在美军仁川登陆前几天，他就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据我看来，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25）。此外，根据中情局的评估，美国决策层还怀疑中国是否具有和美军作战的军事实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回忆说，杜鲁门政府的高层人士普遍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不具备单独进行干涉的能力”，即使中国单独行动也“不会造成决定性的变化，实际上倒有可能遭受丢脸的失败”（26）。据说华盛顿的一位官员同样以辛辣的语言表达了此类看法：“我想中国人并不打算被剁成肉酱。”（27）
中情局强调中国糟糕的国内问题对其介入朝鲜的负面影响似乎反衬出美国在军事等方面的优势地位。而事实上，美国决策层早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就以一种盛气凌人的姿态来看待中国与朝鲜战争有关的行为，打算一旦中国军队卷入朝鲜战事，那么美国就对中国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的攻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7月1日制定的第73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将毫不犹豫地打击在朝鲜战场上有可能出现的来自中国的任何一支军队。（28） 随后在8月25日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73/4号文件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国进行军事报复的傲慢想法，提出万一中国在朝鲜公开使用有组织的军队，那么，尽管美国不发动针对中国的全面战争，但是只要联合国军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有可能取得胜利，就应当使那些行动继续下去，并且使它们扩大为授权联合国军总司令在朝鲜以外的地域，采取适当的海空行动攻击共产党中国的军事目标（29）。这两份文件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和一贯自大的麦克阿瑟的看法不谋而合。早在7月时他同样也考虑过中国介入的问题，当时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还在东京。他信心十足地告诉范登堡：“从满洲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出来的唯一通道上遍布着隧道和桥梁，我看这里特别适合使用原子弹……我的B-29轰炸机部队可以升格啦。”他确信即使不用原子武器，只需出动他的空军就足以做到中国军队的大队人马进入北朝鲜时不可能不被发现，即使中国军队能设法渡过鸭绿江，中国也无力在北朝鲜维持若干万部队。麦克阿瑟相信，中国至多能有几千志愿军参战而已。（30） 在他看来，美国军队具有绝对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人要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他们的军队就会损失一半”（31）。
三、美国对中国公开警告的错误判断
正是由于一方面预计中国不会出兵，另一方面尤其有军事上的优越感，所以在1950年9月下旬，美国军队不断向朝鲜北部推进，战场局势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来越不利。设若和台湾国民党政权沆瀣一气的美国军队侵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则中国东北边疆的安全必将面临严重的威胁。中共中央对此高度关注。中国政府亦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发出一系列的警告。例如，9月25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对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说，“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尽管战争会对中国造成严重破坏，但中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32）。9月30日，在得到准确的情报获悉美军要越过三八线之后，毛泽东亲自决定，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同时也是向美国政府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33）
然而，美国决策层根据情报部门事先所作的“中国不会干涉”的情报评估，加之在军事等国家实力上的自信优越感，对中国的严正警告置若罔闻。参谋长联席会议指示麦克阿瑟继续向北推进，只要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部队没有大规模地进入北朝鲜，那么就彻底摧毁北朝鲜的武装力量。（34） 与此同时，在9月30日，中情局居然认为，“最近获得的大多数信息表明中共决定不公开介入朝鲜”（35）。它还在当天的《每日概要》中援引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柯克的看法，认为中国军队干涉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因为在柯克看来，“当联合国军拼命地防守南朝鲜的一块狭小地区时，大批中国地面军队的涌入将证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时才是共产党武装干涉的合乎逻辑的时机。”（36） 他的这种说法在美国政界及军界高层人士中引起很大的共鸣。他们普遍同意，“当战争一度可能会出现美国的敦刻尔克的时候，中国人克制着没有进行干预，他们决不会愚蠢到在目前阶段把军队投入战斗。”（37） 另外，柯克还指出，“自仁川登陆以来，中共通过媒体宣传以及和外国外交人员的私下接触，采取了强硬路线，希望在三八线问题上吓唬联合国。”（38） 由于中情局赞同他的意见，所以它对向西方传递中国领导人看法的潘尼迦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认为“潘尼迦也许正不知不觉地扮演一个中间人的角色，从而替中共向联合国施压，防止它推进到三八线以北，同时迫使它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成员的资格”（39）。于是，此后中国政府通过他传递的警告信息不受中情局所重视，同样也得不到白宫的重视。
在韩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之后，周恩来于10月3日凌晨紧急召见潘尼迦，就朝鲜战争问题再次郑重地表明中国政府的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40） 这个警告很快就由潘尼迦通知给英国的外交代表，然后通过英国外交部传到华盛顿（41）。中情局竟然对该“信息的‘可信性和准确性’表示怀疑”，因为它认为，“中共完全可能利用潘尼迦来传递这些信息，以使其努力影响美国和英国的政策。”它同时提出，中国人“会认为公开介入朝鲜将不符合他们的利益”。（42） 杜鲁门总统和中情局的看法一致，也不相信潘尼迦传递的信息。在他看来，潘尼迦在过去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43） 美国高层不仅不信任潘尼迦，甚至对印度驻美国大使——尼赫鲁总理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提供的真实信息也不当一回事。因为她曾对周恩来说：“每次您与潘尼迦大使谈话后，我都从我们政府得到指示，并即刻与美国国务院联系。我曾警告美国国务院，如果继续进军，势必迫使中国采取行动，到那时将后悔莫及。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我们东方国家只是说说而已。”（44）
于是，在10月6日的《每周概要》中，中情局依然认为，中国在军事上介入朝鲜的可能性在继续减少。而且，它强调中国之所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发出威胁性的声音，就是因为“这是中共最后一道防线，……共产党中国的意图很可能是力图吓唬联合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而不是它即将干涉的预先警告”（45）。中情局10月9日的《每日概要》继续坚持这种看法，尤其是其标题居然为“中共对朝鲜的干涉不被人们所相信”（46）。
在中情局的影响下，国务卿艾奇逊推断，周恩来发出的信息是苏联和中国试图迫使联合国撤军所做努力的一部分（47）。国务院其他高级决策者也都认为，周恩来的声明是虚张声势，是苏联和中国为挽救北朝鲜政权而进行的外交努力的一部分（48）。与此同时，杜鲁门总统指示中情局拟定一份有关中国对朝鲜和亚洲其他地区意图的详尽评估。10月12日，中情局提交一份由各军事部门及国务院的情报组织一致赞同的情报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情局重申了其原先的评估结论：中国不可能干预，因为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介入的不利之处似乎远远大于有利之处。而且，为了进一步向白宫做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的保证，它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中共意图的一些外在迹象，除了周恩来的声明、部队调动到满洲以及在宣传上对联合国军暴行和侵犯边境予以谴责之外，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中共打算全面介入朝鲜”（49）。
虽然中情局自信地多次提出中国不会出兵朝鲜，但是，“从周恩来10月3日发出威胁以来，杜鲁门对赤色中国可能干涉朝鲜深为担心。此后不久，他决定应同麦克阿瑟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晤，讨论这一可能性及所有远东问题”（50）。杜鲁门本人也在回忆录中道出这种担心，并说明他要和麦克阿瑟将军面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希望从将军那里得到“第一手的情报和判断”，从而搞清楚是否中国真的“要在朝鲜进行干涉”（51）。
在10月15日的威克岛会谈中，根据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门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少将的判断——中共最近发出的一旦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即入朝参战的威胁“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52），再加之本身固有的军事优越感，麦克阿瑟将军十分自负地告诉杜鲁门，中国人干涉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他们在最初一两个月进行干涉，那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现在我们不再担心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不再畏首畏尾。中国在满洲的兵力有30万人。其中部署在鸭绿江边的可能不到10万至12.5万人，跨过鸭绿江的可能只有5万至6万人。他们没有空军。由于我们在朝鲜拥有空军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南下到平壤，那对他们来说将是一场大规模屠杀。”（53） 据布雷德利回忆，总统对和麦克阿瑟的会谈感到十分满意（54）。不过，令杜鲁门绝对意想不到的是，麦克阿瑟一厢情愿的判断在威克岛会谈后第二天就被事实证明是极端错误的。在中共中央于10月13日最终决定参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2军124师370团在副师长肖剑飞的率领下于10月16日率先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55）。这表明，美国对中国有关朝鲜战争意图的情报评估便彻底地错了。
四、美国情报评估失误的内在原因
事实上，以中情局为核心的美国各情报部门早在8月就已经获悉有关中国政府向东北边境地区调动及部署军队的详细情况。例如，查尔斯·威洛比在8月31日向麦克阿瑟和华盛顿报告说，“我们的情报网报告，从华中到满洲的部队调动已进行了一段时间，这意味着是进入朝鲜战场前的部队调动。”他还说，这些部队共约24.6万人，编成37个师，9个军。（56） 并且美国情报机构在8月中旬以后也开始收到具体的报告，说是中国的领导人正考虑介入朝鲜，或者中国的军队已经进入北朝鲜（57）。美国人收集到的这些情报，再加之中国政府一遍遍公开发布的警告信息，本应能够使他们对情报的评估得出比较符合事实的结论。然而，他们的判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除了前述探讨的美国总把中国出兵与否和苏联的全球战略联系在一起予以考虑以及麦克阿瑟等高层人物的刚愎自用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决策层对情报的评估，受中情局的强烈影响，没有站在中国政府主要担心国家安全的立场上来考虑问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东亚国际紧张局势下，美国对朝鲜的军事干预将对中国领导人固有的安全担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58）。虽然美国决策层从意识形态争夺的角度认识到中国不会失去朝鲜就像美国不会丢掉朝鲜一样，在朝鲜的较量涉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东亚乃至全球的威望，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对刚诞生不久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缺乏了解，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缺乏深入的研究，对情报的评估只从自身角度出发，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出兵朝鲜的不利之处会远远大于有利之处；先入为主地设想中国介入朝鲜不仅对中苏关系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会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中国国内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进而既破坏经济建设、危及政权稳定，反过来又对中国参与战争的能力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事实却完全出乎美国高层的意料。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中国军队“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中国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总之，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59）。此外，中国被迫参战，中苏同盟关系不仅没有“变得紧张起来”，而且在战争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60）。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都得以顺利完成，同时，中国国内政治秩序十分稳定，新生的人民政权得到了巩固。这一切反过来又都有力地支持了抗美援朝战争。（61） 中国政府应对突发战争的能力使得美国在战场上并未赢得预期的胜利，反而不得不因情报评估的重大失误而在战争中付出巨大的代价。
其次，美国的情报评估没有考虑到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尽管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是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出兵决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应当看到，这种决策的动机中还包括了中国领导人由台湾问题引发出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以及他们认为，根据国际分工，中国应当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毕竟，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无疑将受到极大损伤（62）。显然，中国出兵决策中存在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各情报部门要么通过分析苏联的全球战略意图来判断中国的出兵意图，要么凭借中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现实问题来评测中国的出兵动机，完全抛弃了对意识形态因素的考虑，而以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论为评判中国出兵与否的理论基础，自然落入教条主义的窠臼之中。其对情报的评估就必然出现重大的失误。
最后，美国的情报评估缺乏对中国传递的信息的准确理解。当美国军队企图越过三八线时，中国政府不断地向美国人传递严厉的警告性信息，但是都被美国情报机构视为有目的的讹诈或恫吓。它们提交的情报评估随之便误解了中国公开警告所传达的真实信息。在双方没有进行直接交流和沟通且缺乏基本信任的情况下，中国通过第三方（主要是失去美国人信任的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和媒体向美国人传递的信息，完全得不到他们的重视。因此，他们也就不了解中国出兵的底线。而该底线其实就是三八线。于是，美国并没有意识到军事北进到鸭绿江边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会彻底激怒中国领导人。因为美国政府认为它已经向中国传递了以下信息：美国的北进对中国毫无恶意，不会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杜鲁门在8月3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公开声称，美国海军将于朝鲜战争结束后撤离台湾。他还在麦克阿瑟发出有关仁川登陆的“烙铁行动”计划的第二天，便公开谈论从台湾撤出第七舰队问题。（63） 美国总统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告诉中国人，他们采取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是针对中国的。然而，中国政府根本就不知道美国军事北进的真实动机。对于美国人公开发布不会进攻中国的一些公开信息，中国人认为纯粹是欺骗性的宣传，因而反复向对方发出警告性的信息。既然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向中国人传递了不会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犯的信息，那么中国的警告很容易就被他们认为是一种虚张声势或恫吓性的宣传，也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这样，对中国传递的信息的忽视和误解最终使美国的情报评估出现重大失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
注释：
①〔美〕迪安·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等译：《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65页。
②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以下简称FRUS）， 1950,Vol.VII," Korea"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 1976,p.148.
③" Daily Summary,26 June 1950,Embassy Moscow' s Views on Korean Conflict" ,in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Washington D.C.: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1997,pp.391～392.
④"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01,30 June 1950,Estimate of Soviet Intentions and Capabilities for Military Aggression"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397.
⑤"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02,8 July 1950,Consequences of the Korean Incident"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10.
⑥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July 19,1950,CIA 7-50,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数据库：解密文献参考系统，以下简称DDRS），美国盖尔（Gale）集团公司，文件号：CK3100376174,p.6.
⑦FRUS,1950,Vol.VII,p.601～602; 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August 16,1950,CIA 8-50,DDRS,文件号：CK3100376181,p.6.
⑧根据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中情局必须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和介绍情况并且协调各部门的情报活动。它提供的情报评估成为决策层制定重要政策的一个主要依据。参阅〔美〕拉塞尔·韦格利著、彭光谦等译《美国军事战略与政策史》（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448页。
⑨FRUS,1950,Vol.VII,pp.713～714.
⑩〔美〕斯通著、南佐民等译：《朝鲜战争内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31页。
（11）〔美〕斯通著、南佐民等译：《朝鲜战争内幕》，第128～130页。
（12）FRUS,1950,Vol.VII,pp.877～878.
（13）Cr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Far East,ORE 58-50,12 October 1950,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407,SWZCIA0063,p.6.
（14）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October 18,1950,CIA 10-50,DDRS,文件号：CK3100376198,p.7.
（15）Cr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Far East,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407,SWZCIA0063,p.11; FRUS,1950,Vol.Ⅶ,p.934；〔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739～740页。
（16）关于这方面的细致分析和重要研究，见沈志华：《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1期；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2～24页；章百家：《从危机处理的角度看抗美援朝出兵决策》，《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6期。
（17）〔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18）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July 19,1950,CIA 7-50,DDRS，文件号：CK3100376174,p.6.
（19）Review of the World Situation,August 16,CIA 8-50,DDRS，文件号：CK3100376181,p.6.
（20）"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324,8 September 1950,Probability of Direct 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p.433～436.
（21）" Weekly Summary,15 September 1950,Soviet/Communist Activity"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p.437～438.
（22）Cr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Far East,ORE 58-50,12 October 1950,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407,SWZCIA0063,p.7.
（23）Threat of Full 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12 October 1950,DDRS，文件号：CK3100409214,pp.4～5; FRUS,1950,Vol.Ⅶ,pp.933～934; Cr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Far East,ORE 58-50,12 October 1950,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407,SWZCIA0063,p.4.
（24）〔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40～241页。
（25）〔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07页。
（26）〔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0页。
（27）〔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06页。
（28）NSC 73,July 1,1950,Documents of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1947-1977,Microfilm,Reel II,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0.
（29）NSC 73/4,August 25,1950,FRUS,1950,Vol.I,pp.375-389.
（30）〔美〕杰弗里·佩雷特著、任海燕等译：《老战士永不死——麦克阿瑟将军传》下册，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656页。
（31）〔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99页。
（32）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著、固城等编译《朝鲜战争》第1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28页；〔美〕约瑟夫·格登著、于滨等译：《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31页。另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33）周恩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日；另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82页。
（34）FRUS,1950,Vol.Ⅶ,pp.781.
（35）Interim Situation Summary,30 September,1950,DDRS，文件号：CK3100398561,p.2.
（36）" Daily Summary,30 September 1950,Possible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Korea"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44.
（37）〔美〕约翰·斯帕尼尔著、钱宗起等译：《杜鲁门与麦克阿瑟的冲突和朝鲜战争》，第106页。
（38）" Daily Summary,30 September 1950,Possible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Korea"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44.
（39）Interim Situation Summary,30 September,1950,DDRS，文件号：CK3100398561,p.3.
（4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83页。
（41）美国国务院在10月3日上午收到英国发来的关于中国政府的警告信息。它很快就把该信息传送给国防部长马歇尔，同时也由陆军部通知给麦克阿瑟。见，FRUS,1950,Vol.Ⅶ,pp.848；〔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87页。
（42）" Daily Summary,3 October 1950,Possible 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45.
（43）〔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432页。
（44）《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16页。
（45）" Weekly Summary,6 October 1950,Chinese Communist Problems"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p.446～447.
（46）Daily Summary,9 October 1950,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 Discounted,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49.
（47）〔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288页。
（48）〔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39页。
（49）Threat of Full 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12 October 1950,DDRS,文件号：CK3100409214,p.2; " ORE 58-50,12 October 1950,Cr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Far East" ,Woodrow J.Kuhns,ed.,Assessing the Soviet Threat:The Early Cold War Years,p.450; FRUS,1950,Vol.Ⅶ,p.933; Critical Situations in the Far East,ORE 58-50,12 October 1950,CIA Research Reports China,Reel-1-0407,SWZCIA0063,p.4.
（50）〔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2页。
（51）〔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433页；〔美〕小克莱·布莱尔著、翟志海 等译：《麦克阿瑟》，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343页。
（52）〔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288页。
（53）FRUS,1950,Vol.Ⅶ，pp.954-955；〔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 747页。
（54）〔美〕克莱·布莱尔整理、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第749页。
（55）吴瑞林：《抗美援朝中的第42军》，金城出版社，1995年，第38页。
（56）〔美〕小克莱·布莱尔著、翟志海等译：《麦克阿瑟》，第340页。
（57）〔美〕贝文·亚历山大著、郭维敬等译：《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第286页。〔美〕小克莱·布莱尔著、翟志海等译：《麦克阿瑟》，第342页。
（58）R.Jervis,"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80,V.24,№4。
（5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56页。
（60）关于朝鲜战争对中苏同盟关系带来积极影响的研究，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9～295页；杨奎松、陈兼：《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的兴衰》，载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61）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第十六章“国内秩序稳定，战场力量增强”（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57～266页。
（62）对中国出兵动机的考察，详见沈志华《论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50年后对朝鲜战争历史的考察和反思》，《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10月号。
（63）李丹慧：《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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