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的动因、视野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动因论文,视野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是非功过及其历史意义，在历经了80年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能够清晰体认了。但整理国故并非只是现代文学史、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同时也是一本厚重的启示录，其发生的动因、整理范围的体认与多种方法的探索，对于当下学术研究、文学发展与文化建设仍然不无启迪。
一、文化转型之际必然向传统溯源
整理国故何以能在文学革命如火如荼的1919年悄然发生，在新文学呈现第一个波峰的1923年前后进入高潮，文化转型之际向传统寻求心理慰藉与动力资源实为重要的动因。
“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并非突兀而起，其源头可上溯至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故研究①。本来，传统文化的研究，自古有之，薪火相传，绵延不绝。但自觉承担起振兴国家民族重任的国故研究则是近代民族危机逼促的结果，且与日本的影响密切相关。“国粹”一词，即来自日本。针对明治维新以来文明开化浪潮中的过度欧化现象，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于1888年发起政教社，刊行《日本人》杂志，倡言“国粹保存”，以维护民族自尊、承续民族传统。政教社所说的国粹，指一种无形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特有的遗产，一种无法为其他国家模仿的特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西方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全面而酷烈的冲击，知识分子感到沉重的压力和巨大的困惑，因而与日本保存国粹的主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898年底，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将“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列为该刊四宗旨之一。“亚粹”当脱胎于“国粹”。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使用“国粹”一词；1902年秋，在致友人信中言及“养成国民，当以保国粹为主义，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1904年4月，在《时报缘起》上再次表示“于祖国国粹，固当尊重”②。章太炎1906年在东京留学生举行的欢迎会上的演说中，也强调要“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③。
还是在国粹概念尚未引进中国之时，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章太炎、孙诒让等人就已经开始了国故研究实践。伴随着晚清启蒙运动的发展、西方思潮的渐次引进，国故研究热潮亦不断高涨。1902年4月，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林獬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在倾心新学、鼓动排满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国学研究。刘师培主编的《警钟日报》，刊发了大量国学研究文章。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也以白话文通俗形式传播中国历史文化。1905年1、2月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保存会，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2月23日，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创刊，其动机并非单纯的文化兴趣，而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精神诉求，创办者把“钩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的“存学”之举与“保种爱国”联系起来。邓实在《国学今论》中的一段话可以说代表了国学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认识；“汉学宋学皆有其真，得其真而用之，皆可救今日之中国。夫汉学解释理欲，则发明公理；掇拾遗经，则保存国学。公理明则压制之祸免，而民权日伸；国学存则爱国之心有以依属，而神州或可再造。宋学严夷夏内外之防，则有民族之思想；大死节复仇之义，则有尚武之风。民族主义立，尚武之风行，则中国或可不亡；虽亡而民心未死，终有复兴之日。”④《国粹学报》印有精致的人物肖像画：孔子、老子、孟子、墨子、神农、黄帝、尧帝、舜帝、夏禹、商汤、仓颉、文王、武王、周公、许慎、郑玄、伏生、董仲舒、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陈白沙、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颜习斋等。在这里，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与创造中华基业的帝王一并成为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国家的象征。
国学不仅凝聚着民间知识分子的心血，而且引起了朝廷上下的关注。张之洞《劝学篇》中就把“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联系起来，认为“三事一贯而已矣。保国、保种、保教，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⑤。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参与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新增《学务纲要》，其第九条规定“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其理由为：“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经书乃中国政教之本，“其本既失，则爱国爱类之心亦随之改易矣，安有富强之望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等会衔奏请废科举广学校章程，也强调学堂“首以经学根柢为重”，“盖于保存国粹，尤为竞竞”。中小学的读经尚属国学的基础教育，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则拟设通儒院来实现。《学务纲要》第二条说：“通儒院意在研究专门精深之义蕴，俾能自悟新理、自创新法，为全国学业力求进步之方。并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张之洞拟办经科大学。1907年，湖北试办存古学堂，即意在保存国粹。江苏、四川等省效仿之。四川中书科中书董清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提出设立国学研究所以保存国学维系人心的建议。另外，也有人提出从州县到乡镇广设图书馆，通过普及国学来保存国粹⑥。尽管民间与官方、革命派与维新派存在着种种矛盾，但在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上却达成了共识。因为，国学研究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惶惑不安的士人心理，到底不失为一种温馨的抚慰，也给爱国情愫与种族革命激情的培育增加了催化剂，并且海外影响与时代的逼促也使得国故的重审带有了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⑦。
“五四”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西方思潮铺天盖地，激进者难免对传统文化有些偏激之词，甚至在语言上有丑化和暴力的色彩，一时间大有横扫国故之概，这使一些人感到震惊与恐惧，情不自禁地以传统文化的护卫者与继承者的姿态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1919年1月成立的国故社，于同年3月出版《国故》月刊，即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其实，新文化阵营并未全面否定传统文化。《新青年》(第1卷刊名《青年杂志》)从第1卷第2号(1915年10月15日)起，开始刊载易白沙的《述墨》；第1卷第6号(1916年2月15日)、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又相继刊出易白沙的《孔子平议》；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书报介绍”栏目，既有丹麦白兰兑(今译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要潮流》，亦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吴梅的《顾曲麈谈》。《新潮》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在介绍与鼓吹世界新潮的同时，也有对“国故”及国故研究的评介。不过，国故社等保守派的讦难，确实促使新文化阵营更加注意全面地对待传统。《新潮》第1卷第4号上，傅斯年在《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末尾，把“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视为应做的事业。1919年5月1日出刊的《新潮》第1卷第5号上，傅斯年在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编后语中明确提出“整理国故”的概念。正是在此基础上，胡适把整理国故纳入新思潮的整体框架加以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鲁迅、郑振铎等新文学作家积极投身其中。
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与承传者，与中国文化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即使是激进派，传统文化也已成为其精神结构的重要因子，在反传统时自觉不自觉地从传统汲取力量；当新文化运动高潮过去后，在感受了迎接异文化的新奇和破坏旧文化的快意之余，他们不能不感受到文化认同的困境，“五四”后期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困惑便与此有关。整理国故的心理内趋力，既植根于文化传统深厚的生命底蕴，又缘于民族身份认同的焦虑。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内涵，不能设想一种民族身份的认同会建立在彻底决裂的文化立场之上。激进派渐渐意识到：一个民族的文学与文化虽然可以在外来因素的刺激与启迪下发生革命性的飞跃，但不可能离开传统底蕴的支持，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中国文化尤其如此。新文学新文化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向民族传统回溯。传统文化丰富而复杂，要明了其发展历史与本来面目，弄清究竟何者可资继承借鉴、发扬光大，何者可以与西方文化沟通、融会，何者属于糟粕必须摒弃，何者是被旧势力曲解利用需要还原重构，则要费一番整理的功夫。
整理国故不是几个人偶发思古之幽情的个人行为，而是诸多文化派别的共同行为；不是突兀而起的偶然现象，而是文化、教育、心理、文学等多方需求的必然结晶；不是什么人借此来阻碍新文化乃至社会改革的消极性策略，而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整理澄清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民族传统的历史进步。无论是就民族心理而言，还是从文化演进来说，整理国故都有其历史必然性。
传统的溯源不仅给转型期痛苦与困惑的民族心理以安慰，而且为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动力资源。小说、戏曲地位的飙升，为新文学四大文体门类的确立铸定了半壁江山。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研究被纳入国学范畴加以系统的梳理与理论的阐发，为新文学的合法性提供了历史的支持。传统文化的重审，给整个新文学阵营以深刻的提示，使新文学在发展进程中自觉地从传统中汲取养分。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茅盾的神话研究，郭沫若的古代史研究，郑振铎的文学史、俗文学研究，等等，新文学作家的国学研究参与了现代学术大厦的构建自不必说；鲁迅、茅盾、郑振铎、郭沫若等人的历史小说与历史剧，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陈子展等人的杂文，张恨水、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的新通俗小说，文艺大众化与民族风格的追求等，都从整理国故运动有所汲取。
每逢文化转型之际，都会出现自觉不自觉地向传统溯源的文化思潮，前有清末的国学运动，后有8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其背景与动机均与“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相类。
二、拓展视野才能保持国学的生命力
胡适在总结三百年来国学研究的成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为整理国故指出三个方向：“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⑧。“系统”与“比较”属于方法范畴，第一条则属于对象范畴。扩大范围，意味着庙堂的文学可以研究，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
较之晚清的国学研究，“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对象范围大为扩展，除了以“经史之学”为中心的传统国学之外，还开辟了明清档案、野史、杂史、方志、谱牒、笔记、金石、刻文、考古发掘、方言调查、民俗学、俗文学等广阔领域，把古代文献与口传文学、正统的典雅文学与民间的通俗文学、悠久的传统与其现代的发展一并纳入国学研究的空间，为20世纪乃至今日的学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古代文学观念中，词曲小说一向被人鄙视为小道末技，在文学殿堂里只能叨陪末座。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西方文化的涌入，词曲小说在文学上的位置被重新估定，渐由文苑的附庸取得独立的地位。诸多词曲翻刻本纷纷问世，学术研究也予以关注，最有代表性的要数王国维与吴梅，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戏曲考源》、《宋元戏剧史》，吴梅的《顾曲麈谈》、《词余讲义》等。到了文学革命运动发展起来以后，研究词曲的人明显增多，有的是因为特别欣赏这种艺术，学术研究与审美鉴赏兼而有之；有的是要做出系统的梳理，以使其堂而皇之地进入文学史殿堂；有的则“是研究词曲在韵文上的变迁，及其使用活的语言之技术，为创造新的诗歌新的戏曲一种有力的参考。因此，有些从事戏剧运动的人，以为要创造中国歌剧，应以现有京剧乃至昆剧元杂剧为根据，寻觅其没落的径路，开发其原有或应有之精神，对于其形式施以改造，使它能够多量吸收新的要素。田汉氏便是如此主张。也有些新诗人的作品，在韵律方面，甚至意境方面，都想受词曲上一点有益的影响。如胡适氏研究词曲，他的新诗也就有些词调了”⑨。19世纪末期以来，古佚小说的发现和翻印，给文学史增添了许多珍贵的材料。如《游仙窟》、《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三国志平话》、《三国志通俗演义》等。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则应归功于整理国故，如对《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海上花列传》、《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加以校读标点、考证批评。小说史研究，也有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大纲》、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胡怀琛的《中国小说研究》等。敦煌俗文学在历经劫难之后，得到高度重视。罗振玉、蒋斧、容肇祖、胡适、郑振铎等均有研究成果。胡适在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班、南开学校、南开大学、教育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授《国语文学史》，1927年4月由北京文化学社以南开油印本讲义作底本出版《国语文学史》。后又根据新的材料修改、扩充，于1928年6月由新月书店出版《白话文学史》上卷。
民间的口头文学也得到高度重视。梁启超指出：“韵文之兴，当以民间歌谣为最先。歌谣是不会做诗的人(最少也不是专门诗家的人)将自己一瞬间的情感，用极简短、极自然的音节表现出来，并无意要他流传。因为这种天籁与人类好美性最相契合，所以好的歌谣，能令人人传诵历几千年不废。其感人之深，有时还驾专门诗家的诗而上之。”⑩ 他的《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就从古歌谣讲起。1918年2月，北京大学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同年5月20日起，《北京大学日刊》开始发表歌谣。每天登载歌谣一首，称为《歌谣选》，主编是刘半农。前后共陆续刊登了148首歌谣。1919年3月《新青年》第4卷第3期上，刊发《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1920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教师又组成了歌谣研究会，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歌谣研究会也归并进去，成为与考古、风俗并列的研究室，整理歌谣工作，纳入整理国故的范畴。这一年的校庆(12月17日)开始印行《歌谣周刊》，重新发表征集简章。《歌谣周刊》(后改为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从1922年末到1925年6月，实际印行了97期。歌谣研究会前后共收集歌谣13000余首。出版物除《歌谣周刊》外，还印行过一个《歌谣纪念增刊》、《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看见她》(《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等专册。不仅专门的刊物与《小说月报》等文艺杂志刊登歌谣，而且就连《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这样的学报，也用大量篇幅刊登《淮南情歌》、《吴歌与山东歌谣之转变》、《关于刘守真的传说》、《祝英台故事的歌曲》等歌谣、传说及研究文章。《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特别申明“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斟择”。《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2卷第3号在“通信”栏刊登读者牛聚五的来信，讲述民国十三年，他的家乡发生的一桩闹剧：方士教人辟谷，竟至于饿死二人。来信认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范围及沿革变迁，“在在有研究的价值”。编者魏建功在编后语中说：“本学门开办以来，一面注重‘考古’以便求得较为真确的文化史实，一面也留心‘考今’，好在活材料里找出我们民族的生命之厄运和幸运的事迹。我们的歌谣研究会、方言学会以至于风俗学会，无一不是为这现代的横方面材料整理的组织。”
学术机构、学术刊物对民间材料如此关注，在今天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但在“五四”时期，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现代历史地理学与“古史辨”派的开创者顾颉刚，同时也是现代民俗学的奠基人之一。而现在的民间文学，则几乎被排除于“国学”之外，表面上被单列似乎受到重视，实际上则颇受冷遇。民间文学研究队伍与阵地都有萎缩的趋势，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份民间文学专业刊物之外，在一般学报与人文社科刊物上，不大容易见到民间文学论文，更不要说原生态的作品。几年前曾有刊物专门发表民间文学，结果好景不长，不知何故竟至夭折。“五四”时期重视民间文学，一则与平民主义思潮有关，二则新文学急于从最初来自民间的古代白话文学寻找立足的根据；如今，新文学早已根基牢固，现代学术经过将近百年的积累与磨炼，在相当成熟的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染上了沙龙化色彩，于是，民间文学的学术地位的落差就注定出现了。殊不知民间文学与所谓经典文学是可以转化的，《诗经》中的国风、汉乐府、唐代竹枝词、元曲、白话小说等俗文学变为雅文学即是现成的例证；即使在由俗变雅之前，其中蕴涵的丰富信息，也着实不可小觑。在现实生活中，民间文学并不因为网络时代的逐步走来，而失去其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相反，数字化、网络化反倒增加了新的快捷的传播渠道，促进它们的高产与快速流行。当然它们现在还说不上是国故，但今日之鲜活的口头文学，如果不趁鲜采摘，会失去很多难以追回的信息。学术研究如果长期中断与现实生活、民间生活的联系，会变得老气横秋，精致化的同时必然会逐渐走向僵化。
传统不是静止不动、一成不变的，而是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向前延伸，有淘汰扬弃，也有汲取更新。国学的对象不应仅仅限于国故，而且还应包含国故的衍生形态与现代的新生事物。“五四”时期扩展了的国学范畴，为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现代文学进入国学打开了大门。胡适1922年3月为上海申报馆50周年纪念特刊《最近之五十年》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后一节(第十节)即论及文学革命运动与生机勃勃的新文学。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黄忏华《近代文艺思潮》，1926年大光书局出版的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928年光华书局出版的赵祖抃《中国文学沿革一瞥》、群学社出版的周群玉《白话文学史大纲》，192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32年北新书局出版的胡云翼《中国文学史》、大江书铺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933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35年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璧《新编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出版的蔡振华《中国文艺思潮》、北平朴社出版的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等，均或多或少地述及新文学(11)。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一波启蒙浪潮的渐次落潮，兴起了一股国学热，多种国学丛书相继问世，学术界出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质疑之声，仿佛“五四”开启的新文学、新文化是国学的对头、甚至是罪人。90年代，有学者提出“新国学”的概念，把现代文学、现代文化的学术研究纳入国学框架。2005年起，王富仁主编的《新国学研究》第1～3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旗帜鲜明地倡导与推动新国学研究，以切实的研究回应对新文学与新文化的责难。这种扩大国学研究范围的思路显然是整理国故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必将裨益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全面阐扬与不断发展。
三、继承朴学、借鉴西学与会通创新
整理国故是多种文化派别的共同行动，在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法上存在诸多差异，大致可分为泥古、疑古、释古三派。
国故派可称为泥古派，其研究多为版本校勘、真伪考辨、错简订正、修辞及用语分类、字义辨析、音韵举例、经典引申等，基本承袭传统，以朴学功底见长，而个性化的创新不够。《国故》月刊甚至在形式上也恪守旧例，文字竖排，有的用句读，有的通篇不用一个标点。从孟真(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1号上对后来列名为《国故》特别编辑的马叙伦的《庄子札记》的批评中，泥古派的弊病即可见一斑。所列“故训”之弊有：(一)抄录成说，而不附以解证；(二)解证不见条理与新见；(三)驳某说时，没有独立而明确的根据；(四)语涉博物时，只有异名罗列，而不说到底为何物；(五)谈及地理，则放之荡之。“玄谭”则满篇玄旨，失之笼统。泥古派一切以古义为断的态度固不可取，但朴学方法自有“暗合科学”之处，训诂学、音韵学、目录学等方法乃是国学研究的基本功。
然而，要全面而准确地认识与阐扬国学的价值，仅用传统的朴学方法显然不够。整理国故要想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借取西方自觉的科学方法。在这方面胡适的意识最为自觉，他以杜威的实验主义、赫胥黎的存疑主义及历史进化论烛照并融会朴学传统，“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论，就是这种烛照并融会的结晶。胡适关于扩大范围、系统整理、溯源探流、精密考证、比较研究的主张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程序设定，的确给整理国故运动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但更为重要的影响还是在于他所大力提倡的“评判的态度”，即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本着这一态度，他对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制度风俗、行为与信仰、古代学者的见解与方法，大胆地提出了一系列质疑，进行了学理性的“捉妖”、“打鬼”工作。他的考证功夫及其丰硕成果都建立在这种充满怀疑精神的评判态度之上：有对文言文学生命力及其正统地位的怀疑，才有白话文学主体论及《白话文学史》；有对种种穿凿附会的“红学”的怀疑，才有推出自叙传与后人补缀说的《红楼梦》考证。胡适的怀疑精神与历史演进法直接启迪了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及其代表的“古史辨”派，促成了影响深远的被及多学科的疑古思潮(12)。
疑古思潮当然并非没有瑕疵，如胡适对文言文学是死文学的判断，绝对化地否定了文言文学的生命价值，也忽略了文学史上文言占主流的实际，当时即被保守派抓住了把柄，今天以历史主义眼光来看确有偏颇之处；顾颉刚最初训禹为蜥蜴(“禹是一条虫”)，引起一片哗然，反对之声十分强烈，他很快便放弃了这一假说。但是，“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潮却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定历史作用。如果远溯历史，疑古可谓自古有之，自汉代到清末，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便带有一点疑古辨伪的意味。但古代的“疑古”，除了李贽、黄宗羲等屈指可数的异端之外，大多是争正统，同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五四”时期的疑古思潮则不然，它向素来被视为神圣不可冒犯的经典、礼教乃至中国古史系统发起全面挑战，引起了强烈的文化震动。而且由整理国故推向高潮的疑古思潮，又不同于新文化运动之初情绪色彩浓郁的批判，而是在学理性的考证、辨析、论证中不断推进。疑古思潮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打破了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了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了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打破了伦理、文学等方面的许多陈旧观念与学术范式，从而为思想解放的深入发展、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与多元一体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寻找历史根据的空间。
如果说胡适代表了疑古派的话，那么，王国维、陈寅恪等清华学者则是释古派的代表。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梁启超可以说是一个超乎学术流派之上的特殊人物。他早在20世纪初就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与“史界革命”，致力于新学的介绍、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五四”时期整理国故的前驱之一亦不为过。他在20年代的学术撰述，虽然雄风犹在，且愈加成熟，但与胡适等新锐相比，则不以疑古见长就在情理之中了。称王国维、陈寅恪为“释古派”，也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怀疑精神，事实上，他们在运用西方科学方法阐释中国学术问题时，一个潜在的前提就是对传统范式在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只是他们不主张、也不赞同胡适那种立论的方式、咄咄逼人的姿态与功利主义诉求。胡适虽然说过做学问不当先存狭隘的功利观念，而是“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13)，但实际上，其追随者姑且不论，连胡适自己也不能完全摆脱功利主义的诱惑，有时为了立论或“打鬼”等需求，求证变得不那么小心起来。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就把批评锋芒指向了胡适等人：“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14)。此语虽然显得有些尖锐，但的确切中了要害。陈寅恪把自己同“号称整理国故”者区别开来，显然是在态度及方法上不愿与疑古派苟同的缘故。胡适十分自得、而且影响巨大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陈寅恪看来，颠倒了应有的程序，假设在先，便有先入为主之嫌，考证的科学性难以保证。他接受了德国兰克所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坚持从史料出发，如实地说明历史(15)。如果说疑古派勇于证伪、不惮于破坏旧物的话，释古派则更倾向于证实，乐于以创造性的劳作填补学术空白。清华最初作为留美预备校而创办，与一般学校相比，外国教职员和西学课程比例较大，因而借鉴欧美学者的科学方法、尤其是实证方法，对中国文化作精密与系统的研究，成为国学研究院的浓郁氛围。陈寅恪学问渊博，造诣深厚，属大器晚成之人，学术成果多在30年代以后。整理国故运动期间，最能代表清华释古姿态的要数王国维。我们很难指出王国维对于旧物破坏了什么，但很容易说出他创造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业绩。他早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即已见出叔本华哲学等西方影响，晚年把西方实证科学与中国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融为一体，做出了新的开拓。他利用甲骨文、古器物及其铭文、简牍、古写本等考古新发现，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了取地下之文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除此之外，他在方法上的贡献还有如陈寅恪所指出的“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6)，不仅在西北地理和元史、甲骨学、殷商史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建树，而且在现代学术方法论亦有突出的贡献。
学衡派虽然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潮头持批评态度，但在整理国故上却是积极参与者，就方法论而言可以归为释古派。吴宓、陈寅恪既是清华人、又属学衡派自不必说，学衡派成员多有留学经历与外语背景，所以在治学方法上具有开放性与创新性。如吴宓自觉地将比较文学方法引入中国；柳诒徵针对傅斯年“史料即史学”的“新汉学家”观点，力倡“史实之综合与推论，其精神与新汉学家不同”；张其昀提倡写史以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一类的分期法代替断代法，以纪传、编年与纪事本末三体合用的西方通史写法取代单一体例；张荫麟概括出编撰通史中的五种“削笔标准”——新异性、实效、文化价值、“训诲功用”、现状渊源，主张除了训诲标准之外加以综合运用。诸如此类，丰富了文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的方法论(17)。
如前所述，国学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对于千姿百态的国学对象，并没有一把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梁启超就曾经提醒说，对待“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对待“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18)。在整理国故的实践中，多种方法可谓百花齐放、争芳斗妍。从整理国故业绩突出的学者与学术生命力长久的成果来看，最好的方法是在融会中西方法的基础上富于灵性的个性创造。章太炎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就已完成的诸子研究，虽不能说没有瑕疵，但其贵有自得，“他的解析思维力，独立而无援附，故能把一个中国古代的学库，第一步打开了被中古传袭所封闭着的神秘堡垒，第二步拆散了被中古偶像所崇拜着的奥堂，第三步根据他的自己判断能力，重建了一个近代人眼光之下所看见的古代思维世界”(19)。到了“五四”时期，他对新文化运动不无微词，表面上看，他成了落伍者，实际上，这位20世纪最早以治史眼光看六经、消解了六经至上的神圣光环的怀疑主义先驱者，此时仍内敛着理性主义精神。1922年4月至6月，他在上海讲国学，当讲到“国学之自体”时，说“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这与“五四”精神是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他讲治国学之法时所提倡的“辨书籍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之变迁”，在朴学与西学之间架起了桥梁。正如侯外庐所说：“太炎之为最后的朴学大师，有其时代的新意义，他于求是与致用二者，就不是清初的经世致用，亦不是乾嘉的实事求是，更不是今文家的一尊致用，而是抽史以明因果，覃思以尊理性，举古今中外之学术，或论验实或论理要，参伍时代，抑扬短长，扫除穿凿附会，打破默守古法，在清末学者中卓然凌厉前哲，独高人一等。”(20) 曾经从章太炎学习国学的鲁迅，在“五四”前就辑录过《古小说钩沉》、谢承《后汉书》等，“五四”时期，他以分析的眼光审视传统文学，既不放过“团圆主义”、“瞒与骗”之类的精神糟粕，予以猛烈的抨击，同时，也不因噎废食，而是做了卓有成绩的整理国故工作。比起胡适的只重白话文学来，鲁迅的眼界更为开阔，胸襟也更为博大。1924年基本完成《嵇康集》的校订，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小说旧闻钞》(辑录)，1927年出版《唐宋传奇集》(辑录)；此外还有《会稽郡故书杂集》、《岭表录异》及未完成的《汉画石刻》。鲁迅的辑佚稽考，“体例谨严、搜罗宏富、辑文完善、考证精审”(21)，如蔡元培所说：“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鉴赏家所未曾著手。”(22)“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小说类型的归纳，淘汰了“四大奇书”、“才子书”等旧概念，既承传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传统，又汲取了西方小说类型概念，在此基础上做了会通熔铸。《汉文学史纲要》的一些章题，诸如《书》与《诗》，老庄、屈原及宋玉、李斯、汉宫之楚声，贾谊与晁错、藩国之文术，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是著者从当时的文学史中提炼出来的几个典型现象，其中有作家，有作品，也有地方色彩、文化氛围，还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视角富于变化。鲁迅拟写的《中国文学史》，据许寿裳回忆，六章题目中有《从〈离骚〉到〈反离骚〉》、《酒·药·女·佛》、《廊庙和山林》等。这显然也不是从什么逻辑预设出发的，而是抓住了各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现象，酒、药指魏晋文人的生存状态，女和佛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廊庙与山林，是用来概括唐代作家在朝或在野，而对现实采取不同的态度和倾向。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五讲”将明代小说梳理成“两大主潮”，一是讲神魔之争的，二是讲世情的，这不合通行的唯一中心论的梳理，显示出著者的灵活性。《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人所著第一部小说专史，以时间为经，以类型为纬，其体系固然从西学有所借鉴，但诸如“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谴责小说”等，均为著者的新创。鲁迅“能从丰富复杂的文学历史中找出带普遍性的、可以反映时代特征和本质意义的典型现象，然后从这些现象的具体分析和阐述中来体现文学的发展规律”(23)。
整理国故的实践已经证明，国故不只应该作为西方学术方法烛照的对象，而且也可以成为观照自身的光源成分；但无论是朴学，还是西学，都没有能够切合一切对象的方法，最好的方法只能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出发，在博取杂收、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充满个性的感悟与智慧的提炼而获得。这样，传统文化资源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也才有望早日建立起富于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世界学术对话。
注释：
①参见钱玄同为《刘申叔先生遗书》所作之序，载刘师培《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②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
③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
④邓实：《国学今论》，《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五号，1905年。
⑤转引自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09页。
⑥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128页。
⑦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293～304页。
⑧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⑨陈炳渠：《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160页。
⑩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转引自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3页。
(11)参见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12)《古史辨》第1册问世一年间重印近20版，其影响可见一斑。
(13)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新潮》第2卷第1号。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7～248页。
(15)参见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16)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
(17)参见郑师渠《在欧化与国粹之间——学衡派文化思想研究》，第251～255、267页。
(18)转引自许啸天编《国故学讨论集》(上)，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2、9页。
(19)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41页。
(20)侯外庐：《章太炎的科学成就及其对于公羊学派的批判》，载章念驰《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160页。
(21)林辰：《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的成就及其特色》，《文学评论》1962年第6期。
(22)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全集》第1卷卷首，上海复社1938年版。
(23)参见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版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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