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冲突背景下报酬模式对个体决策动机和行为的影响_群体行为论文

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及行为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机及论文,个体论文,冲突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4-0097-10

      DOI：10.13718/j.cnki.xdsk.2014.04.014

      群际冲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1]。在群际冲突情境中，个体会做出何种决策：逃避还是参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个体、群体和集体利益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从个体利益的角度看，参与群际冲突会导致个人付出代价，比如时间、金钱、受伤甚至死亡的威胁，但这种付出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与群际冲突结果相联系的回报，比如领土、地位等，则群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使用，不管其对群体的贡献如何，因而参与是不理性的。然而，假如每个群体成员都进行逃避的“理性”决策，群体则会失去竞争力和公共资源，每个群体成员都将承担竞争失败所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2，3]。所以，从群体利益的角度看，个体参与群际冲突又是理性的。毕竟，群体赢得冲突的可能性大小依赖于群体成员的参与程度。但个体参与冲突的程度越高，冲突产生的破坏性就越大，因此，从集体利益的角度看，冲突双方都采取妥协(不参与)的方式以确保和平则是更理性的。这样，冲突双方都可以避免经济上的损失甚至人员的伤亡。为了模拟个体、群体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探索和预测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行为，Bornstein[3，4]提出了群际囚徒困境游戏(intergroup prisoner's dilemma，IPD)。

      IPD游戏在两个3人小组间展开，每个参与者在游戏开始之前会收到10张游戏券并决定自己保留多少、捐出多少到公用基金。每保留1张游戏券给自己，游戏者会获得2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组内和组外其他任何人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到公用基金，每个内群体成员(包括捐献者)均会获得1个单位的钱币，但同时每个外群体成员均会损失1个单位的钱币。这样，个体以损失1个单位钱币的代价使所在小组获得3个单位的钱币，而使外群体损失3个单位的钱币。

      这一游戏反映了群际冲突情境中个体决策所采用的关键策略：个体优势策略、群体优势策略和集体优势策略。如果采用个体优势策略，即自己保留所有游戏券，个体将获得最高的个人回报，而不管所有其他内-外群体成员怎么做；如果采用群体优势策略，即所有群体成员都捐出他们的全部游戏券，捐献者所在群体将获得最高的群体回报，而不管另一个群体怎么做；如果采用集体优势策略，则无论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都不捐献任何游戏券，这样所有两个群体成员的利益都最大化了。因为，如果两个群体都捐出所有的游戏券，则会导致两个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小化，收益都为0。

      IPD游戏能清晰地反映群际冲突情境中个体的决策行为特点，但其潜在动机却比较模糊。虽然在单个群体的困境游戏中，捐献显然是受利他动机驱使，保留显然是受利己动机驱使，但在IPD游戏所模拟的群际冲突中，捐献和保留的动机却不明确。捐献既可能是由帮助内群体的利他动机所驱使，也可能是由增加内群体优势的竞争动机所驱使；保留既可能出于利己动机，也可能是关注集体利益的利他动机使然。为了区分这些动机，Halevy等人[5]提出了一个新的游戏范式，群际囚徒困境差异最大化游戏(intergroup prisoner's dilemma-maximizing difference game，IPD-MD)。

      与IPD游戏不同，IPD-MD游戏设计了两个公用基金，组内公用基金(within-group，W基金)和组间公用基金(between-group，B基金)。每个群体成员需要决定将游戏开始前得到的10张游戏券保留多少给自己、捐献多少给W基金和捐献多少给B基金，游戏同样在两个3人小组间展开。每保留1张游戏券给自己，游戏者会获得2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组内和组外其他任何人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到W基金，每个内群体成员(包括捐献者)会获得1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外群体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到B基金，每个内群体成员(包括捐献者)会获得1个单位的钱币，但同时每个外群体成员会损失1个单位的钱币。这样，每捐献1张游戏券给W基金，个体就以损失1个单位钱币的代价使得内群体获得3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外群体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给B基金，个体就以损失1个单位的钱币为代价换得内群体获得3个单位的钱币，同时使外群体损失3个单位的钱币，差异达到最大化。

      IPD-MD游戏清晰地反映了群际冲突中个体的决策动机。捐献给W基金，反映的是使内群体受益而不伤害外群体的利他动机；相反，捐献给B基金则反映的是增加内群体相对优势的竞争动机；什么都不捐，则显然出自利己动机，不再与关心集体利益的利他动机相混淆。由此可见，IPD-MD游戏与IPD游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向W基金捐献的选择，而这一改变正好弥补了IPD游戏不能探测决策行为潜在动机的不足。

      采用IPD-MD游戏范式的研究显示，在群际冲突情境中，支配个体行为的动机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而非增加内群体相对优势的竞争动机，游戏中，个体体现出了高水平的群体内合作行为(捐献给W基金)和低水平的群际竞争行为(捐献给B基金)。但群际冲突情境中的这种决策动机及行为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沟通会增加群体内的合作行为，但不会影响群际间的竞争行为[5]；具有稳定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会显示更强的内群体信任和内群体偏爱，更容易为了内群体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但不会显示外群体不信任和外群体厌恶[6]；吸收了神经肽后叶催产素的个体促进了内群体的信任和合作，这种动机是防御性的，而非朝向外群体的冒犯性的、攻击性的动机[7]。

      上述研究采用的均是单次(one-shot)的决策设计，但现实生活中的群际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长时间内发生的多次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通常对个人的决策存在强烈影响[8]，所以相比单次决策，重复决策设计更具现实意义。它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单次决策：第一，在1个持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行为可能依赖于其他游戏者的早期决策，这使得互惠合作策略的使用成为可能，这样，在单次决策中的不理性行为，在重复决策设计中则可能是理性的；第二，重复的决策环境使得决策者有机会了解各种策略使用的结果，并由此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单次的决策则不行[9]。Balliet等人[10]对社会困境中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证实了单次决策和重复决策的确存在差异。

      Balliet等人[11]所做的元分析发现，与单次决策相比，采用重复决策设计，无论奖赏还是惩罚都更能增加合作行为。其中，有的奖赏和惩罚涉及实际的物质回报(决策结果会换算成钱或物作为实验的额外报酬付给被试)，有的则是虚拟回报(决策结果不会换算成钱或物作为实验的额外报酬付给被试)。结果发现，与虚拟回报相比较，真实回报条件下的奖赏和惩罚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有效，效应量分别达到0.97和0.78。但该文并没有把回报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来考察其对决策的影响，这就很难区分个体决策行为的差异是由回报量的差异造成的还是由回报方式的差异(真实回报或者虚拟回报)造成的[12]。因为，以往的研究采用虚拟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虚拟回报量数额较大；而采用真实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现金回报量则一般是较小的。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相同回报量不同回报方式的设计，探索真实回报和虚拟回报所导致的决策行为和决策动机的差异。

      现实冲突理论[13]指出，群际竞争是由群体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所引发的。如果群体间不存在竞争理由和竞争历史，则群体成员会采取最大化群体绝对收益的决策，而不是最大化群体相对收益的决策。冲突历史对群体成员的决策行为存在影响。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采用重复决策的IPDMD游戏范式模拟不存在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采用先进行IPD游戏再进行IPD-MD游戏的范式模拟存在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探索在具有不同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中，不同回报方式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寻找这种决策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动机因素，为决策研究设计是否应考虑回报方式对决策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为探索群际冲突的解决提供实验参考。

      二、实验一

      (一)研究目的

      采用重复决策的IPD-MD游戏范式模拟不存在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探索在此情境下不同回报方式(真实回报和虚拟回报)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寻找这种决策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动机因素。

      (二)研究假设

      根据现实冲突理论和前期相关研究的结论[5-7]，研究提出第1个假设：在两种条件下，被试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均多于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根据理性决策理论[14]的观点，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在作出决策时会计算可能的代价和获利，结合前期相关研究的结论[15]，研究提出第2和第3个假设：与虚拟回报条件相比，现金回报条件下的被试保留的游戏券比例将更高；与虚拟回报条件相比较，现金回报条件下的被试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比例也更高。

      (三)研究方法

      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72名，其中男性21名，平均年龄22.12岁，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2.实验设计

      2×6的混合设计，决策回报方式(虚拟回报，现金回报)为被试间因素，Round(1-6)为被试内因素，决策共进行6轮。因变量为决策行为，指标为3种决策行为的百分比：保留不捐、捐给组内公用基金和捐给组间公用基金的百分比。

      3.实验仪器与材料

      IPD-MD游戏用于测试被试的决策行为。同时使用7台计算机，1台作为服务器，6台由被试操作；游戏采用PHP语言编写成网络联机程序，使用Apache服务器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下运行。纸笔测验用于测试被试的决策动机，共有2题：(1)做第1轮实验时，您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多还是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多？为什么要那样分配？(2)当知道别人的决策结果后，您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吗？为什么要那么改？

      4.实验程序

      每次实验由6名被试同时完成，每名被试使用一个单独的隔间，先在计算机上进行操作以获取决策行为指标，然后进行纸笔测验以探索决策动机。告知虚拟回报条件下的被试只获得基本的实验报酬，现金回报条件下的被试除基本的实验报酬外，还根据决策结果按照以下规则换算成钱作为额外报酬：100～199个金币=1元，200～299个金币=2元……依此类推。一旦所有被试都正确理解了决策规则和决策回报规则，实验正式开始。

      被试由计算机随机分配到一个3人小组并与另一个小组相匹配，组员的构成和小组的匹配在整个实验过程中保持不变。实验开始时，每个被试会得到10张游戏券并决定自己保留多少、捐给W基金多少、捐给B基金多少，实验采用De Dreu[6]研究中使用的具体参数。被试首先进行3轮共30次的决策游戏，休息2分钟后，继续后3轮共30次的决策。每轮结束后，服务器将自动进行统计，把该轮每个人的总金币数反馈给每个被试，6轮的金币数将进行累计。实验时间持续共约20-30分钟。

      实验完成后，虚拟回报条件下的被试只获得基本实验报酬；现金回报条件下的被试除了获得基本实验报酬外，还根据金币与钱的换算规则获得最高7元、最低2元的额外报酬，平均获取的额外报酬是4.3元(SD=1.21)。

      (四)结果与分析

      1.决策行为的特点

      由于每次实验均由6名被试在重复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完成，所以把每次6名被试的决策结果作为1个单一的观察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被试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高于捐献给W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这与本研究假设1及前期研究的结论均不一致[5，15]；在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捐献给W基金的游戏券比例高于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这与本研究的假设1及前期研究结论都一致[5，15]。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保留和捐献给W基金的比例均更高，这与本研究假设2和3一致。显然，在同样的实验程序下，决策回报方式不同，被试的决策行为完全不同。

      

      从图1可以看出，在虚拟回报条件下，随着决策的持续，被试保留和捐给W基金的游戏券都倾向于减少，而捐给B基金的游戏券则倾向于增加。以Round作为组内变量，以3种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Round的主效应显著(F(15，63)=2.71，p＜0.001)，随着决策的持续，捐给B基金的游戏券显著增加(F(5，25)=5.53，p＜0.05)，捐给W基金的游戏券显著减少(F(5，25)=7.43，p＜0.001)，保留的游戏券虽有减少，但差异不显著(F(5，25)=1.99，p=0.12)。

      从图2可以看出，在现金回报条件下，随着决策的持续，被试保留的游戏券倾向于增加，捐给W基金和捐给B基金的游戏券都倾向于减少。以Round作为组内变量，以3种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Round主效应显著(F(15，63)=2.63，p＜.005)，随着决策的持续，捐给W基金和B基金的游戏券均显著减少(F(5，25)=3.09，p＜0.05；F(5，25)=3.66，p＜0.05)，保留的游戏券则显著增加(F(5，25)=4.03，p＜0.05)。

      

      图1 IPD-MD1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图

      

      图2 IPD-MD2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图

      最后，对两种决策回报方式条件下的群际行为进行比较。以决策回报方式作为组间变量，以Round作为组内变量，以3种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了混合设计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决策回报方式和Round的主效应显著，交互效应亦显著(F(3，8)=47.62，p＜0.001；F(15，133)=3.42，p＜0.001；F(15，133)=2.92，p＜0.05)。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捐给W基金的游戏券显著多于虚拟回报条件下的捐献(F(3，8)=35.36，p＜0.001)；捐给B基金的游戏券则显著少于虚拟回报条件下的捐献(F(3，8)=99.98，p＜0.001)；保留的游戏券比例高于虚拟回报条件下的保留量，但差异不显著(F(3，8)=2.21，p=0.17)，结果与表1的内容相符合。

      结果表明，决策回报方式不同，被试的决策行为和采用的策略完全不同：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被试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间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相对收益；在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绝对收益。

      2.决策动机的特点

      为了探索被试决策行为的动机，对纸笔测验两个题的回答进行了分析。

      在虚拟回报条件下，对于第1题，51%的被试认为自己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更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驱使，代表性的句子如：“我希望能够使自己所在的小组获胜”、“我希望自己所在的小组能够获得更多的金币”等，被试的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竞争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第2题，有91%的被试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这充分显示了重复决策设计在模拟实际群际冲突情境时的有效性。究其原因，45%的被试表示出了为内群体做出牺牲的竞争动机，代表性的句子如：“当发现别人捐献了较多到组间公用基金时，我想自己也应该为小组做出些贡献”、“我发现另一组捐了游戏券给组间公用基金，对我组造成威胁，所以我也加大了对组间公用基金的捐赠”等。

      在现金回报条件下，对于第1题，40%的被试认为自己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更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代表性的句子如：“这是双赢的最佳结果”、“这样会使组内的每个成员的金币增加”等。而只有15%的被试认为自己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多，被试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与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两种动机是相互独立的。对于第2题，有89%的被试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究其原因，35%的被试表示出了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代表性的句子如：“想和组内成员互赢”、“人不能太自私，别人为小组作贡献，自己也应当捐出一部分”等。虽然说随着决策的持续，个体保留的游戏券有所增加，利己主义动机有所增强，但增加并不显著，并且捐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显著高于捐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显著强于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

      结果显示，决策回报方式不同，被试的决策动机就会不同，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具有显著影响：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被试决策的动机主要是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而在现金回报条件下，决策的动机则主要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

      实验一的结果表明，回报方式对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和决策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因为已有的相关研究均是在现金反馈条件下得出的结论[5，15]，所以实验一得出的结果是否具有偶然性？

      研究二将在研究一的基础之上，引入冲突历史，探索如果群际间存在冲突经历，是否在两种决策回报条件下，采用IPD-MD研究范式仍然会出现和实验一相一致的结论？Halevy等人[16]的研究显示，当群体成员处于不利情境时，也即知道外群体捐献了较多的游戏券到B基金时，被试也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B基金，以破坏性的行为最小化了群体间的不平等。所以，根据现实冲突理论的观点，如果群际间经历过冲突，那群体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应该更多。如果群体间在经历了冲突的情况下，仍然和实验一中不具有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决策结果相一致，即可证明决策回报方式是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决策动机及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实验二将模拟具有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探讨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行为特点及其动机。

      三、实验二

      (一)研究目的

      先采用重复的IPD游戏范式模拟群际间的冲突经历(公用基金只有组间一种，被试对内群体的捐献行为，同时也是对外群体的伤害行为)，然后采用IPD-MD游戏范式(公用基金有组内和组间两种)探索具有冲突经历的群体间，在不同回报方式条件下。个体的决策行为特点，并寻找这种决策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动机因素。

      (二)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17]预测，群际水平的社会比较会迫使群体成员捐献更多的游戏券给组间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的相对收益，结合现实冲突理论和前期相关研究[16]，研究提出第1个假设：在两种条件下，被试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均多于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根据理性决策理论[14]和前期相关研究的结论[11]，研究提出第2和第3个假设：与虚拟回报条件相比，现金回报条件下的被试保留的游戏券比例将更高；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比例也更高。

      (三)研究方法

      自愿参加实验的大学生72名，其中男性17名，平均年龄21.51岁，此前未参加过类似实验。

      2.实验设计

      2×6的混合设计，决策回报方式(虚拟回报，现金回报)为被试间因素，Round(1-6)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3种决策行为的百分比：保留、捐给组内公用基金和捐给组间公用基金的百分比。

      3.实验仪器与材料

      实验仪器以及IPD-MD和IPD游戏的编写同实验一。测试被试决策动机的纸笔测验有所变化，共有3题：(1)做第1轮实验时，您是如何分配自己的游戏券的？为什么要那样分配？(2)当知道别人的决策结果后，您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吗？为什么要那么改？(3)当决策规则变了的时候，您的分配策略变了吗？为什么要那么变？

      4.实验程序

      和实验一相比较，实验程序的主要差别就在于，6轮共60次的决策行为中，前3轮进行IPD游戏，也就是被试的决策只涉及保留或者捐献给B基金两种行为，以此来模拟群际冲突经历[16]，实验同样采用De Dreu[6]研究中使用的具体参数。后3轮同样进行IPD-MD游戏，被试的决策涉及保留、捐献给B基金和W基金3种行为。前3轮关于IPD的指导语在实验开始之前说明，后3轮关于IPD-MD的指导语在第3轮结束休息2分钟时说明。其他关于决策回报方式、金币与钱的换算规则等的操纵同实验一。

      实验结束后，虚拟回报条件下的被试只获得基本实验报酬；现金回报条件下的被试除了基本实验报酬外，还会根据金币与钱的换算规则获得最高7元、最低2元的额外报酬，被试平均获取的额外报酬是4.6元(SD=1.13)。

      (四)结果与分析

      1.决策行为的特点

      同样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与虚拟回报条件相比，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保留的游戏券比例更高，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比例也更高，这与研究假设2、3一致。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被试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多于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这与研究的假设1及前期研究的结论都一致[15]；在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比例高于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这与本研究的假设1及前期研究的结论都不一致[16]。显然，采用IPD游戏范式所显示的决策行为特点与采用IPD-MD游戏范式所显示的决策行为特点完全是一致的。因此，经历过冲突的群体和未经历冲突、和平共存的群体，由于决策回报方式不同，被试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行为和采用的策略完全不同。研究一和研究二的结果是一致的。

      

      从表3可以看出，在虚拟回报条件下，随着决策的持续，被试保留的游戏券倾向于减少；捐给B基金的游戏券，前3轮IPD游戏中持续增加，在第3轮结束后经历短暂的下降后又持续上升。以Round为组内变量，以捐给B基金的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ound主效应显著(F(5，25)=13.50，p＜0.001)。当同样的分析限定在前3轮进行时，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显著增加(F(2，10)=9.02，p＜0.05)，第4轮短暂降低后，接着又显著增加(F(2，10)=8.88，p＜0.05)。在现金回报条件下，随着决策的持续，被试保留的游戏券倾向于减少；捐给B基金的游戏券，前3轮IPD游戏中持续增加，到了第4轮，则显著减少。同样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ound主效应显著(F(5，25)=29.43，p＜0.001)，当同样的分析限定在前3轮进行时，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是比较稳定的(F(2，10)=1.36，p=0.36)，但从第4轮开始，则显著下降。当内群体偏爱的表达必须要以伤害外群体的方式来实现时，个体会毫不犹疑的选择伤害外群体；当内群体偏爱的表达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时(W基金的引入)，个体则会选择不伤害外群体的方式来实现。

      

      最后，研究对两种决策回报方式条件下的群际行为进行了比较。以决策回报方式作为组间变量，以Round(1～3Round或者4～6Round)为组内变量，以捐献给B基金的决策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了混合设计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总的来说，前3轮中，Round的主效应显著(F(2，9)=4.97，p＜0.05)，但决策回报方式主效应(F(1，10)=2.61，p=0.14)与交互效应(F(2，9)=-0.64，p=0.55)均不显著。两种决策回报条件下，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百分数均随着决策的持续而显著增加(F(2，20)=8.18，p＜0.05)。后3轮中，决策回报方式主效应显著(F(3，8)=20.07，p＜0.001)，但Round主效应(F(5，6)=3.55，p=0.078)与交互效应(F(5，6)=1.53，p=0.31)均不显著的。虚拟回报条件下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比例显著高于现金回报条件下的值(F(1，10)=34.92，p＜0.001)。

      结果显示，决策回报方式不同，被试的决策行为和采用的策略完全不同：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被试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间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相对收益；在现金回报条件下，被试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绝对收益。实验二与实验一的决策行为特点完全一致。

      2.决策动机的特点

      为了探索被试决策行为背后的原因，对纸笔测验3个题的回答进行了分析。

      在虚拟回报条件下，对于第1题，45%的被试认为自己捐献给组间公用基金的游戏券更多。究其原因，主要是超越外群体的竞争驱使，代表性的表述如：“我希望自己所在的小组在决策中获胜”、“为了使小组的成员获得更多的金币”等，被试的内群体偏爱与外群体竞争是交织在一起的。对于第2题，有89%的被试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这充分显示了重复决策设计在模拟实际群际冲突时的有效性。究其原因，52%的被试表示出了为内群体做出牺牲的动机，代表性的句子如：“为了小组的成员能获得更多的金币，需要捐献更多”、“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不那么重要”等。对于第3题，85%的被试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究其原因，42%的被试表示出了为内群体做牺牲的竞争动机，代表性的句子如：“要想超过对方，还需要捐献更多给B基金”等。21%的被试表示出了为内群体做牺牲的利他动机，代表性的句子如：“可以不影响别人同时又可以提高团队的利益，所以我投给了组内公用基金”等。虽然说W基金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B基金的捐献量，但捐献给B基金的游戏券还是显著多于捐献给W基金的游戏券。个体决策的动机主要是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

      在现金回报条件下，对于第1题，35%的被试认为自己捐献给组内公用基金的游戏券多。究其原因，主要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驱使，代表性的句子如：“自己的捐献可以使小组成员的收入增加”、“捐给组间会增加自己组成员的金币”等。对于第2题，有83%的被试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究其原因，52%的被试表示出了为内群体做出牺牲的利他动机，代表性的表述如：“自己不能那么自私，还是需要为集体做点贡献”、“别人捐献，自己也应当适当捐献”等。对于第3题，83%的被试表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分配方式。究其原因，25%的被试表现出了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驱使，代表性的表述如：“规则变了，决策也应当变，可以增加自己群体的金币又不影响另一组”、“投给组内公用基金是双赢的结果”等。虽然在决策开始，58%的被试表示出来利己动机，代表性的表述如：“不熟悉组内成员，担心自己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自己的利益为重”等。但随着决策的进行，个体保留的游戏券持续减少，在规则变了以后，这种减少一直没有恢复到初始水平，并且在W基金引入后，个体捐献给W基金的游戏券显著多于B基金的游戏券。个体决策的动机主要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

      结果显示，决策回报方式不同，被试的决策动机就会不同，回报方式对被试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具有显著影响：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被试决策的动机主要是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而在现金回报条件下，决策的动机则主要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合作动机。实验二与实验一的决策动机特点是完全一致的。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群际冲突情境中，决策回报方式不同，个体的决策动机及行为就会不同，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动机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本研究采用IPD-MD和IPD重复决策设计游戏范式，通过两个实验模拟未经历冲突和经历冲突的群体之间，在不同回报方式条件下群体成员的决策动机和决策行为特点，扩展了Halevy等人[15]的研究结论。结果发现，不论群体在前期是否经历冲突，个体在模拟的群际冲突情境中都体现出了一致的决策行为特点和动机：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主导着群体成员的行为，个体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间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相对收益，个体对内群体的偏爱与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是相互联系的；在现金回报条件下，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绝对收益，个体对内群体的偏爱与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是相互独立的。虽然在决策动机中掺杂着利己主义的动机成分，但游戏券保留量在两个实验中基本都在持续减少。由此可见，回报方式是影响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决策动机与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

      (一)对提升决策研究生态效度的启示

      不同的奖励控制可以提高或降低被试的判别阈限，从而影响决策过程[18]。Hinvest和Anderson[19]探索了真实回报和虚拟回报对延迟贴现和概率贴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虚拟回报，真实回报会显著减少决策行为的冲动性。显然，回报方式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会产生影响，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这是否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模拟社会困境这类决策实验时，实际的现金反馈更接近真实世界？的确，当群际冲突涉及切身利益时，超越外群体或者攻击外群体要冒损失的风险，易造成两败俱伤，所以投给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的绝对收益同时使自己受益，这种决策是双赢的最佳选择。而当决策涉及虚拟回报时，因为决策结果不会产生实际的损失，所以模拟的真实性是否会受到质疑？

      虽然，在行为经济领域，涉及实际的现金反馈是比较普遍的；但在心理学界，采用虚拟反馈研究社会困境中的决策行为则是更为普遍的[11]。并且，在决策研究中还存在一种现象：采用虚拟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虚拟回报量会比较大额(比如：￥3000)；而采用真实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现金回报量则一般是小额的(比如：￥3)。这就很难区分个体决策行为的差异是由回报量的差异造成的还是由回报方式的差异(真实回报或者虚拟回报)造成的[12]。因此，在做类似决策实验时，我们需要考虑决策回报方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以提高决策实验的生态效度。当然，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够探索并证明虚拟回报量在什么样的比例时与真实情境所起的效果是一致的，也能有效地提高虚拟决策的生态效度。

      (二)对解决群际冲突的建议

      群体通常都被认为比个体更具竞争性和攻击性[20，21]，这一现象被称之为个体—群体中断效应(the individual-group discontinuity effect)，目前这项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在现金回报条件下，即使群体经历过冲突，群体也不是更具竞争性或者攻击性。事实上，当可能的时候，群体成员宁愿合作以最大化群体的绝对收益，也不愿采取竞争的策略以最大化群体的相对收益。当然，当最大化内群体的收益必须要以伤害外群体的方式来实现的时候，内群体成员也会毫不犹豫地采用竞争的策略，这一研究结果对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金回报条件下的IPD-MD游戏中所显示的高水平的内群体合作和低水平的群际竞争说明，群际冲突可以通过激发群体成员朝向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而非朝向外群体的狭隘的利他主义[22，23]而得以解决。尽管在IPD游戏中，“和平”只有所有成员都采取自私或者背叛的策略才能实现，要制止战争就必须消除内群体偏爱。但在IPD-MD游戏中，群体只要能够调动集体行为就可以避免战争，比如群体双方采取集体优势策略，都只投给W基金，就能够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只要双方群体克制外群体厌恶，内群体偏爱就能被利用于提高群体内的合作。这样，个人、群体和集体将大大受益。

      IPD-MD游戏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竞争或攻击、利他主义和狭隘的利他主义的清晰区分，对于我们探讨群际间的竞争和合作行为及动机是一个良好的研究工具。

      在群际冲突情境中，决策的回报方式对个体参与群际冲突的动机及行为有显著影响：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通过高水平的群际竞争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相对收益；在现金回报条件下，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通过高水平的群内合作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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