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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83(2004)03-0024-05
张澍生活在清代考据之学兴盛的乾嘉时期，考据学是清代学术的核心，也可以说是主 流。然而西北学者大多仍墨守程朱理学，唯独张澍能随时代学术之主流，潜心经史，与 孙星衍、任大椿、俞樾等人并驾齐驱。考据之学最基本的是经学，欲通经学，先要通小 学，小学则主要包括文字、音韵之学。张澍于文字、音韵之学皆有建树，使他成为了经 学家。清人在重视经学的同时，没有忘记史学，他们讲究历史，大兴考史之风，以史事 为借鉴。方志学、姓氏学则是清代史学家涉足颇多的两个领域，张澍在这两个领域均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他的姓氏学研究，在当时被誉为“绝学”，这又使张澍跻身史 学家之列。要想以史为鉴，又得先考证历史事实，对于史实，史书的记载由于辗转刊抄 ，讹误在所难免，所以还要从金石刻辞中寻求直接的原始材料，以此来映证、补足或纠 正传世文献；而要得到这些材料，就必须四处收集金石材料，辨明其真伪，这又要求史 学家需具备金石学领域广博的学识。张澍的成就证明，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金石学家。 张澍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由他已刊印和未刊印的学术著作反映出来，已刊印的 学术著作就有10种左右，主要体现在辑佚学、文字学、音韵学、史学和金石学领域。就 张澍对西夏学的贡献而言，集中体现在史学和金石学两个领域，在史学领域的成就主要 体现在地方史志的编写和姓氏学的研究上。张澍曾写过许多著名的地方志专著，如《续 黔书》、《蜀典》、《五凉旧闻》、《凉州府志备考》等。《凉州府志备考》(清代的 凉州府治所，在今甘肃省武威市，下辖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五县)全书共40 卷，张澍从十个方面对凉州府加以记述，包括《地理山水》、《物产》、《祥异古迹》 、《职官》、《大事记》、《遗事记》、《人物》、《流寓》、《艺文》、《西夏纪年 》。由于《凉州府志备考》系未最后定稿之作，所以上述十个方面内容的卷数均各为起 迄。其中《地理山水》4卷，《物产》、《祥异古迹》、《流寓》各1卷，《职官》7卷 ，《大事记》3卷，《遗事》2卷，《人物》8卷，《艺文》11卷，《西夏纪年》2卷。这 部府志叙事时间脉络分明，史实考证详实，事件记述完备。其中颇有与西夏事相涉者， 如《人物志》卷8中，对西夏仕元余阙的生平介绍甚详，涉及到其父沙刺臧卜、子德生 、女福童、妻耶律氏；《艺文志》卷8引录《西夏天祐民安碑》碑文全文和《敕 黑河神文》全文；《西夏纪年》2卷则是张澍在《凉州府志备考》中编写的西夏专题。
一、《西夏纪年》
在《西夏纪年》序中，张澍陈述了他之所以要编写《西夏纪年》的理由。张澍认为， 西夏立国时间悠长，统治地域辽阔，财力雄富，士马精强，虽崇释教而亦尚儒学。在西 夏历史中，凉州曾是该国的重镇，历史上在凉州实行统治的人，史书皆有传，如前凉张 轨、后凉吕光至吕隆、北凉沮渠蒙逊至茂虔、南凉秃发乌孤至傉檀、西凉李暠至李恂等。五凉统治者史皆有载，如果对西夏各国主之事摈弃而不录，“若《凉志》不 书其事与年历，是辽、金、宋世，天壤之间无凉州也”[1](832)。在张澍看来，辽、金 、宋时期，凉州是西夏的领地，如果不把夏主统治凉州的历史写入凉州方志之中，这等 于把几百年的凉州历史给抹去了，而这段历史，恰恰又是凉州史中最应该编写的，是凉 州史中最重要的时期。因此，张澍在编写凉州史时，用两卷的篇幅介绍西夏国史，以此 体现自己对历史的尊重。鉴于当时西夏史料缺乏，张澍曾打算自撰一部西夏史，在《西 夏纪年》序中，他说：“予尝欲撰《夏书》，以《东都事略·西夏传》为底本，参以宋 、元人文集及说部，采而录之。尚未编纂。洎南游至扬州，闻秦前辈恩复作《夏书》， 往谒，请观其稿，则曰：‘止写得单纸零片数百条，未成书也，不足观。’后归家，取 稿时补益之，凡六巨束，置书架顶。庚午夏，予偕友朋五六辈往城外松涛寺销暑，家人 以为废纸，取而尽焚之，徒叹息痛恨而已。故予亦不复作《夏书》。”[1](832)张澍的 这段话说明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首先，文献记载有许多清人都曾撰写过西夏国史书 ，但是否确有其事，有些已不可考。张澍的记述表明，秦恩复确实曾着手写过《西夏书 》，只不过张澍拜访时，他的编写工作才刚刚开始，只写了零散的几百条资料，还未编 成有系统的书稿。其次，作为西北地区的学者，张澍曾动手编写过西夏史书，在文献记 载中，言明写西夏专史者，西北地区唯张澍一人。从记述来看，张澍的编史方法是比较 科学的。他选择宋人王稱的《东都事略·西夏传》作编写西夏史的底本是很正确的， 宋与夏并存，宋人编西夏史，所用材料一定比后人的更可靠、更丰富，因而也能更真实 地反映西夏历史。另外，宋、元人文集中保存的一些文献多是宋人、元人亲历之事，而 笔记之类的说部之作也多为宋人亲历或亲闻，这些文献的可信度也很大。张澍取材，能 注意从宋元人文献中采录，这种编西夏史的取材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令人扼腕的是， 嘉庆十五年(1810年)夏，张澍辛辛苦苦积累的6巨册西夏史料，竟被蒙昧无知的家人当 成废纸给烧了，叹息痛恨之余，张澍再也无心编写《西夏书》了，这对于西夏学研究来 说，无疑是巨大的损失。好在张澍未完全泯灭自己对西夏史的关注之情，他在编辑《凉 州府志备考》时，“姑据《宏简录》、《金史》内附载西夏事迹，次为《西夏纪年》二 卷，以补前志之阙”[1](833)。明朝邵经邦编修的《弘简录》卷254附载有《西夏》部 分，另外《金史》卷134有《西夏传》专题，据张澍所言，《西夏纪年》的编修，主要 参考的就是这两种文献。
《西夏纪年》记西夏国史从拓跋赤辞归唐述起，卷1记拓跋思恭至李继捧、李继迁、李 德明、李元昊、李谅诈事，卷2记李秉常、李乾顺、李仁孝、纯佑、安全、李遵顼等国 主事。卷2最后集中介绍西夏国疆域、物产、州郡设置、军事制度以及民风民俗等内容 ，从所记内容来看，主要围绕宋夏关系来写。记事未有新史料填充，但记叙方法主干突 出，不枝不蔓，文笔非常流畅。叙述中，重点介绍了在西夏历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的 事迹，特别是对元昊立国以后西夏各代国主的生平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二、《西夏姓氏录》
张澍的西夏姓氏学研究，是他在史学领域对西夏学研究作出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他的 姓氏学代表著作是《姓氏五书》，包括《姓韵》、《辽金元三史姓录》、《姓氏寻源》 、《姓氏辩误》、《古今姓氏书目考证》共五种姓氏学专书。其中附于《辽金元三史姓 录》之后的《西夏姓氏录》，是传世的西夏史籍中唯一一部研究西夏姓氏的专著。
关于西夏姓氏，张澍在《养素堂文集》卷4《三史姓录序》中有过这样的叙述：“国初 秀水万循初孝廉著《元氏姓略》，粗具梗概，未能精审。西夏元昊，自宋仁宗宝元僭号 ，至宝庆三年为元灭(注：“宝庆”原误作“宝历”。)，传十世，凡二百五十八年之久 ，本姓拓拔，唐赐李，宋赐赵，然偭乡不常，传于中国者多非其实，或以村落为姓， 或又不然，良由僻远荒陋，事不稽古，戎言侏俪，莫能究诘矣。”[2](476)可见钩辑西 夏国人的姓氏是很不容易的。《西夏姓氏录》共1卷，张澍在《西夏姓氏录》开篇的按 语中，简要介绍了西夏姓氏的特点，他说：“西夏之先托跋氏名思恭，唐僖宗时为夏、 绥、银、宥节度使，与李克用等破黄巢，复京师，赐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乱，藩镇连 兵，惟夏州未尝为唐患。历五代至宋，李继迁附宋，封为王，赐姓赵。以辽圣宗统和四 年叛宋附辽，复姓李。至元昊始称帝，时附辽附宋，亦时附金。其时臣下姓氏亦有与中 国同者，其异者皆蕃语，不得其受氏之原也。今撮录之，附于辽、金、元之后，以备考 览。”[3](6419)张澍根据《长编》、《宋史》、《辽史》、《金史·交聘表》、《元 史》、《续通志》等历史文献，共析理出西夏姓氏162姓，其中一字姓83种，二字姓77 种，三字姓和四字姓各1种。张澍在析理出来的每条姓氏之后均注明史料出处，并摘抄 原文，有的还加“按”语，说明其他文献中的不同音译名，如“纽卧氏”条，“按：《 续通志》作‘纽鄂氏’。《交聘表》：大定四年三月丙戌朔，夏武功大夫纽卧文忠、宣 德郎陈师古贺万春节”。此条“按”语说明，纽卧氏在《续通志》中音译为纽鄂氏，引 《金史·交聘表》注明西夏国二字姓“纽卧”的出处。对西夏国姓氏的研究，在张澍之 前尚有周春，在其《西夏书》中有《官氏考》部分，专门对西夏的职官和姓氏加以整理 。周氏书中收集的西夏人姓氏仅有67个，远不能算是完备。张澍从西夏姓氏演变的角度 ，探讨西北地区民族关系及宋、辽、金、西夏各王朝相互渗透的历史，最终完成《西夏 姓氏录》一书，这是清代西夏姓氏学研究领域中的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专著。
《西夏姓氏录》书成后影响还是很大的，近代学者戴锡章在计划编修《西夏丛刊》时 ，与西夏姓氏有关的部分就打算用《西夏姓氏录》中的材料，他在《西夏纪凡例》中说 ：“西夏氏族见于《金史·交聘表》者甚多，《续通志》从《交聘表》录出，附于辽后 ，亦云备矣。兹更得武威张氏澍《西夏姓氏》原稿，较《通志》所收尤备，取以刊入， 亦考氏族者之助。”[4]戴氏《西夏丛刊》未有刊行，故其征引情况不得而知。《西夏 姓氏录》原稿已被法国人伯希和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从西安张澍的故居中掠走，被 掠走的这批文稿共84本，合装成10大巨册，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著录在伯希和乙 库(即史部文献)1633号。近代著名学者罗振玉曾从巴黎移录原手稿，收入他的《雪堂丛 刻》中，才使这部重要的西夏姓氏学专著得以在中国传世，这对于中国西夏学而言，应 该是不幸中的万幸了。罗振玉在1909年冬曾撰写了《<西夏姓氏录>跋》一文，简要介绍 了自己抄录《西夏姓氏录》的始末，兹将跋文全文摘录如下：“此就介侯先生手稿移录 。张氏原稿，法国伯希和教授得之关中故家，今携归法京。介侯先生自记谓‘附辽金元 之后’，今《辽金元姓氏录》稿亦归法京，予亦手自移录。以撰辑颇疏略，异日当为补 辑而后刊行，或亦介侯先生之志乎?宣统元年冬。”[5](403)
诚如罗振玉所言，《西夏姓氏录》“撰辑颇疏略”，这点张澍自己也意识到了。他在 《养素堂文集》卷4《三史姓录序》中说：“余之为三史姓也，依据本史，兼采当时人 之著述，稍有增益。其所不知，则仍阙如。后之君子，尚其补正，是所望也。”[2](47 6)张澍编写《辽金元三史姓氏录》留有的遗憾，同样也适用于《西夏姓氏录》。罗振玉 要对《西夏姓氏录》“补辑而复刊行”的愿望并未实现，他仅仅移录了原稿，其中的舛 误却未加订正，当代已有学者对《西夏姓氏录》做了补阙纠谬的工作。综合《西夏姓氏 录》的错讹可分成六种类型：一是将吐蕃人名误作西夏姓氏，二是将吐蕃族名误作西夏 姓氏，三是将西夏官号误作西夏姓氏，四是将一人分作两人而误录其姓，五是将西夏人 之名误作西夏人之姓氏，六是将一姓异者而复录其姓[6]。《西夏姓氏录》除了对西夏 姓氏有误录之外，还有漏录现象。1909年，俄国人从中国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掘 走了大批西夏文献，其中有西夏人用西夏文写的《杂字》一书，书中西夏人辑录了本族 人二字姓共244个，本族人之名共45个。与此书同时出土的一部汉文本《杂字》中，有 《番姓名第二》一目，其中收录西夏国二字姓共60个，只有十几个姓氏与西夏文本的《 杂字》重复。另外，西夏国的主体民族党项羌族的姓氏，新旧《唐书》和《宋史》中录 有8个二字姓。以上所提到的西夏国二字姓中，大部分在《西夏姓氏录》中都没有收录[ 7]。据此，《西夏姓氏录》虽为西夏姓氏专题成书时代最早的一部文献，但由于它本身 存在着严重的误录、漏录现象，所以学者利用时一定要参考今人的研究成果，以免以讹 传讹。
三、《西夏天祐民安碑》的发现
在金石学领域，张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金石学家，他不仅收集金石，还注意研究金石 ，他在金石学方面第一重大发现，就是发现了《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又称《重修感 通塔碑》或《西夏天祐民安碑》——简称《西夏碑》)。这通西夏碑的发现，不 仅丰富了传统金石学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于西夏学研究、尤其是西夏文字学的研究，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在《养素堂文集》卷19《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一文中，张澍详细叙述了西夏 碑的发现经过，并概述汉文碑文的大意。嘉庆九年(1804年)，张澍与友人同游武威城内 北隅清应寺(即西夏护国寺)，该寺前身是前凉王张轨的宫殿，其曾孙张天锡在位时于此 处修寺建塔。据传，所建之塔有许多神灵感应故事，故名感应塔。寺中有碑亭一座，碑 身被砖砌封闭，寺僧说砖不可拆，否则将有风雹之灾。张澍说服僧人将砖拆开，发现一 通高一丈多的石碑，碑额篆书“天祐民安之碑”六字(注：张澍所记碑额有误， 据存世的西夏碑看，其碑额篆书应为“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碑身阴、阳两 面所写文字字体不同：碑阳面所刻文字字体方正，与今楷书无异，却无一字可识，共28 行，每行65字；碑阴所刻文字为汉字，共26行，每行70字，碑文末尾落款立碑时间为“ 天祐民安五年岁次甲戌朔十五日戊子建”，天祐民安乃西夏崇宗乾顺的年号。张澍以其金石学家独具的慧眼，判定此碑阳面所刻文字为西夏国文字，他因此而成为清代最早判别西夏文字的学者。通过碑阴所刻汉字，我们可以了解立碑的缘起。原来护国寺中的感应佛塔常常显灵，西夏时期更多次显灵，天祐民安三年(1092年)武威地震，佛塔倾斜，西夏王正拟维修时，塔身竟然自行恢复原状。信奉佛教的西夏皇太后和崇宗乾顺皇帝特下诏重新修饰感应塔，天祐民安四年(1093年)六月动工，五年正月十五完工，遂立碑刻铭，以示纪念。
碑阴所刻汉字碑文由三部分文字组成：第一部分为散体序文，第二部分为韵语铭文， 第三部分是刻碑时间及相关人员名单。散体序文主要是记事，首先介绍凉州府护国寺感 应佛塔建塔的缘起，接着叙述与此塔有关的“瑞魔瑞象”显灵的故事，故事充满神秘色 彩。序文还重点介绍了西夏时期对此塔进行重新装修的情况，文中生动形象地介绍了重 修感应塔时的盛况，对重新修饰后的佛塔发出了由衷的赞美。序文最后记述了修塔工程 完工后皇帝的封赏和赦免罪犯的情况。整篇序文语言生动流畅，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佛 法和帝王的崇敬之情。碑文的第二部分为四言韵体铭文，主要是把散体序文中的话语浓 缩成了平仄押韵的四字韵语，共64句，256字。铭文气势宏伟阔大，章法谨严清晰，词 语雅正优美，风格凝重庄严，在西夏碑铭文中堪称上品之作。碑文第三部分介绍立碑时 间和蕃汉文书丹者、石匠人员及修寺塔监理人员的名单，这部分内容一般不引人注意， 其实它对研究西夏姓氏、官制也是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另外，从西夏语文学角度看 ，武威西夏碑采用西夏文和汉文两种文字来雕刻，碑阴阳两面内容相同，这样就可以利 用汉字来找出相对应的西夏字，这就使释读西夏文成为可能。在俄藏黑水城文献《番汉 合时掌中珠》未公布前，武威西夏碑可以说是释读西夏文的一把钥匙，清朝学者鹤龄就 是以此碑为参照，释读出了西夏文佛经《佛说妙法莲花经》的经名和卷数的。
凉州府护国寺感应塔的发现，使张澍兴奋不已，他在《书西夏天祐民安碑后》 一文中，不无自豪地宣称：“此碑自余发之，乃始见于天壤，金石家又增一种奇书矣! ”[2](655)在张澍编写的《凉州府志备考·艺文》卷8中，他全文过录了《西夏天祐民安碑》的汉文碑文。从1930年起，有许多国内外学者，如罗福成、史金波、陈炳应、西田龙雄等，纷纷对《西夏碑》进行研究，撰写了一批较有价值的论著。还有许多金石学著作如《金石续编》、《西陲石刻录》、《铁桥金石跋尾》、《八琼室金石补正》、《筠清馆金石记》、《语石》、《陇右金石录》等书，均著录了《西夏碑》的碑名或碑文。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西夏碑》被列入其中，此足以证明张澍发现西夏碑的重大意义(原碑现存于甘肃省武威市文化 馆)。
综上所述，清人张澍在学术上多有建树。从治学上看，张澍很重视西北地方文献的汇 辑，如在其《二酉堂丛书》中，他就汇辑了皇甫规、张奂、周生烈、侯瑾、阴铿、李益 等汉唐间西北文人的残篇散句而成文集。另外他还重视西北地方史志文献的辑佚，如《 凉州记》、《三秦记》、《沙州记》等，对研究西北早期历史、地理、中西交通皆具参 考价值。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治学思路，他对曾长期在西部建立了政权的西夏王朝给予 了认真的关注。方志中《西夏纪年》的编写，为研究地方历史的沿革提供了必需的史料 ；《西夏姓氏录》的编写，更为西夏姓氏研究辑录了宝贵的资料；而《西夏碑》的发现 ，不仅为传统金石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为研究西夏文提供了珍贵的 第一手材料。今天，西夏学作为一门专学，正日益引起有关学者的关注，其研究也在不 断向纵深发展。我们在此总结清代学者张澍对西夏学研究作出的贡献，就是为了说明： 一门学科的发展和完善，要有几代人来付出努力，而像张澍这样的有开创之功的学者， 他们的名字更值得让我们铭记。
收稿日期：2004-0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