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壎《隐居通义》的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唐、宋以来，江西物阜民丰，在文艺和学术方面，人才辈出。宋元之际的刘，和生活于元初的祝尧〔1〕，都是本籍江西而于辞赋批评上有重要贡献的人物。刘、祝二人标榜“古赋”，剖论取径，刘力倡“风骨”之说，而祝尧强调根本于情而绾合辞理，并由此构建独特的赋论系统。二氏所论，虽规模大小不同，就照顾范围而言，刘壎亦远不及祝尧，但都是会心有得，论赋的深度远迈前人；不让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专美。作为开风气的人物，刘壎不但丰富了赋论的内涵，于古代文论的范畴增添了砖瓦，是研治宋元文论极值得重视的对象。就本世纪的研究状况说，刘壎的诗论已渐受重视，但在赋论方面，仍有待探索。本文就《隐居通义》勾勒刘壎赋论大体，所以抛砖引玉，以祈刘氏的成就获得适当的注意。
刘壎（1240—1319）字起潜，江西南丰人；年三十七宋亡，落落不偶；十八年后人仕，始署建昌路学正，至七十岁迁为延平路学教授；延祐六年卒，年八十。 〔2〕《隐居通义》三十一卷成于晚年，通论诗、古赋、文章、骈俪四体，大都属读书和阅世的体会，颇有神解，纪昀《四库提要》每多征引以为衡文的制断。其中卷四和卷五专属“古赋”，首冠总评，缕述有关古赋的看法，是刘论赋的纲领；然后甄录十六篇宋元辞赋，附缀序论说明背景和优劣，是刘壎赋论的重要组成部份，价值不下于抽象理念的阐绎。先列举所选定篇目如下：
傅自得《秋花草虫赋》；《味书阁赋》；《丽谯赋》；《训畲赋》；
陈文定公《怀皋赋》；
杨万里《浯溪赋》，
黄庭坚《毁璧》；
宋璟《梅花赋》；又一篇；
桂舟谌公《落月赋》；
欧阳修《述梦赋》；《哭女师》；
苏辙《御风词》；
苏轼《昆阳城赋》；
吴镒《义陵吊古赋》；
邢居实《秋风三叠》。
所选都是刘氏及身和两宋的作品。因此，对《隐居通义》两卷“古赋”的内容，切不可望文生义，误以为是两汉辞赋的讨论。刘透过作品的诠选以说明创作主张，乃是古代文论的传统。《隐居通义》的辞赋批评，既可视为研治宋辞赋的材料和线索，也是探索刘壎赋论的依据。
一、风骨苍劲、义理深长：以黄庭坚为典型的诠赋标准
《隐居通义》卷四古赋的“总评”，是刘壎赋论纲领所在，透露了刘壎对辞赋创作的基本主张。先迻录于下，随后分析说明。总评谓：
作器能铭，登高能赋，盖文章家之极致。然铭固难，古赋尤难。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赋《三都》，皆伟赡钜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以浩博胜者也，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至李泰伯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
近代工古赋者殊少；非少也，以其难工，故少也。其有能是者，不过异其音节而已，而文意固庸庸也。独吾旴傅幼安自得深明《春秋》之学，而余事尤工古赋。盖其所习，以山谷为宗，故不惟音节激扬，而风骨义味，足追古作。愚亦素喜山谷诸赋，诵之甚习，每与此先生文会剧谈，至意气倾豁处，此先生辄曰：“相与读山谷赋，可乎？”因振袂同声朗诵激发，觉沆沆生齿颊间。呜呼！文明之世，有此真乐，今无是矣。盖吾旴以诗者：黄希声、黄伯厚、利履道、赵汉宗诸人；以古文名者：张诚子、刘信翁诸人；而以古赋名者，幼安一人而已。今其年八十有三，苦未疾多蹇步，乱离间阻，文会阔疏，因思此老畴昔谈词如云，山鸣谷应，今则无复此奇士矣。景定壬戌岁（1262），郡太守钱侯应孙招予，与幼安客郡斋，同游平远台。幼安雄辩倾坐，听者为竦。其后交游诸公贵人，问与幼安聚会之日常多，而议论常合，乃思其人而不 得见，因追寻其所作古赋一二，姑载于此，以备遗忘，且以示诸儿，使知吾旴有此前辈，又知古赋之精工者不得多云。〔3〕
刘壎于“古赋”一目，不以时代为取尚；于汉晋大赋有肯定，也有保留，问题在这种为后世赋家视为典则的作品有“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的严重缺点。刘壎所说“古赋”，自然不是汉晋大赋，而是心目中理想的赋体。这种现象，和韩愈倡导的“古文”取义相同。“古”和时代无关，只是借以标举一种端正文风的资藉。若望文生义而批评韩愈或刘壎“复古”，便完全摸不着边际。
刘壎通览赋史，确定黄庭坚的辞赋具备了“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特色，视之为心目中“古赋”的理想典型。刘壎所推崇的文友傅自得，“尤工古赋”；在所录傅自得作品的后序，刘壎誉之为“独步当世，是为大手笔”。刘壎如此激赏傅自得，实因傅自得的作品瓣香黄庭坚，所谓“盖其所习，以山谷为宗，故不惟音节激扬，而风骨义味，足追古作”。傅自得作品不但具备仰昂的声情，也包蕴“风骨”和“义味”这古赋典型的两大要素，深得黄庭坚的神髓。值得注意的，是《隐居通义》所收录黄庭坚的作品，只有《毁壁》一篇。刘壎序说：
近世骚学殆绝，惟韩文公作《罗池庙碑》歌辞，世以为有“骚体”。又李太白诗云：“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世以此语酷似。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毁璧》一篇，则其尤似者也。
视《毁璧》为黄庭坚的代表作。刘剖析黄庭坚辞赋取径所在，以为渊源于屈赋，深蕴一股悲怨情怀，刘壎引朱熹的序已明白说《毁璧》“其词极悲哀”。则所谓“风骨苍劲，义理深长”的古赋特色，实根植于悲情，风骨和义理皆本之而出。刘壎所要求于古赋的，不是汉晋大赋的铺张扬厉，而是《楚辞》悲怨的情怀。风骨的苍劲，和义理的深长，乃是从悲怨之情自然流出。卷五于桂舟谌公《落月赋》后序说：
此桂舟谌公为故友范去非作也。奇丽悲咤，趣味深长，足与《毁壁》并驾。
刘壎认为《落月赋》能够比美典型的《毁璧》，评之为“奇丽悲咤，趣味深长”，极表赞赏之情。若运用训诂的互文法，则刘壎所倡风骨和义理（或义味）便可从《落月赋》的评语中求得较具体的理解，“奇丽悲咤”与“风骨苍劲”可视为义近，而“趣味深长”跟“义理深长”亦可互文。如是，则风骨取喻于从悲情流出的奇丽表现，而义理乃属相关于人情的趣味。
二、悲怆与激扬：傅自得的影响
刘壎以黄庭坚的《毁璧》为古赋典型，对这篇范文进行仔细的评析
此词三章，一章言其失爱于姑也；二章言其死而不免于水火也；三章言其死后山川寂寥也，每章以“归来兮逍遥”句结之。卒章疑有误字。公作此词，清峭而意悲怆，每读令人情思黯然。
作品所表现的悲怆感情，令读者深受感动。卷二甄录了欧阳修的《述梦赋》，序谓：
其词哀以思，似为悼亡而作者。（《古赋辩体》卷三引）
又载欧阳修《哭女师赋》，刘壎评说：
以上两篇（包括《述梦赋》），悲哀缱绻，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
选载欧阳修这两篇叙述悲哀情怀的作品，已足见选者好尚。刘壎又选了吴镒的《义陵吊古赋》，以为“殊苍劲有风骨”，缀评语说：
此赋幽然而深，黯然而光，读之令人凄然而悲。
吴镒赋深具风情，也是悲怀的表现，令读者“凄然而悲”。刘壎所倡的风骨，实与悲怆情怀密不可分，从赋选和评论中充分显示这审美倾向。
刘壎在《总评》里忆叙与傅自得相与朗读黄庭坚赋，“振袂同声朗读激发，觉沆瀣生齿颊间”，这种激扬感情，乃自然流出肺腑，非矫励所能致。呼应之间，读者必然先具备这种情怀，于是读赋的时候给引诱出来，乃至声情畅茂，不啻己出。刘壎以悲怆为本的“风骨义味”要求古赋，也视黄庭坚的作品为古赋的样板，若从读者角度看，持论者亦必然具备这样的情愫。先从刘壎极为心折的传自得说起。
《总评》中刘壎称傅自得为“奇士”，能够“雄辩倾坐，听者为竦”，就此已见傅自得的卓牵。刘壎对傅自得的文章，有这样的评价：“幼安本以笺表见知诸公间，然四六殊不及赋笔。”又说他“深明《春秋》”，“尤工古赋”。可见傅自得之作古赋，非徒舞弄文辞，其中显示了他的才情和学问。卷六诗歌类录傅自得《四诗类苑序》，其中有论赋的一段文字：
发于性情为真；本乎王道之正，古之诗也。自《风》、《雅》变而为《骚》，《骚》而赋。赋在西京为盛，而诗盖鲜。故当时文士咸以赋名，罕以诗著。然赋亦古诗之流，六义之一也。司马相如赋《上林》，雄深博大，典丽隽伟，若万间齐建，非不广袤，而上堂下庑，具有次序。信矣词赋之祖乎。扬子云学贯天人，《太元》、《法言》与《六经》相表里；若《甘泉》诸赋，虽步趋长卿，而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则子云无之。他日自悔少作，或出于是。至若王荆公谓赋拟相如为未工，朱文公又谓雄赋止能填上腔子，岂以其文之不工，记之不博哉！正如追逐模拟，其气索尔。自后作者继出，各有所长，然于组织错综之中，不碍纵横奇逸之势，则左太冲之赋《三都》，视相如尚几焉，当时文士皇甫士安则为之序，刘渊林、张孟阳则为之注。夫文人相轻，从古而然，而一时巨擘，皆左袒敛衽，精金良玉，自有定价，岂待时改世易而后有顾者与谭不及见之恨哉！
傅自得工于古赋，论赋亦自有见地。惟论赋取司马相如，视为极则；认为左思《三都》自有价值，以为差近司马相如。而司马相如辞赋的特色，在于“雄浑之气溢出翰墨外”。就好尚而言，刘壎赋论未可视为傅氏的余影。诠赋内容虽然有异，但不碍相得之情。刘壎惟钟情于傅自得的作品，于赋论别有所见。创作和评论，始终是存在一段距离。以傅、刘为例，文学相知不等如持论相同。因此，对待文学集团，便须分别看待，不能以某一成员的主张视为共同倾向。刘壎赋论具有独创性，是绝无疑问的。
三 历朝赋家论评
刘虽未有讨论历代赋史的专篇，但在《隐居通义》中的序评文字，亦间涉古代赋家的品评和名篇的分析，加以组合排次，也可见其大体。即使未足以反映赋史全局，而其中很多意见颇为精到，实会心有得之语，足以为研治赋史者提供参考。
屈赋之为辞赋大宗，殆不可诬。刘虽未直接论屈赋，但论到古赋典型的黄庭坚，谓： 宋豫章公用功
宋豫音公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如《毁璧》一篇，则尤似者也。
《毁璧》之视为典范之作，精神命脉则直承屈赋。可见屈赋于刘心目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归依屈赋的态度，和傅自得宗主司马相如大异其趣。刘壎身处易代之际，于屈赋必然存在一种隐微的会心。
于汉魏六朝，刘特表班固和左思，《总评》谓：
自班孟坚赋《两都》，左太冲赋《三都》，皆伟赡钜丽，气盖一世。往往组织伤风骨，辞华胜义味，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是以浩博胜者也。
认为班、左的京都赋有凌跨一代的恢宏气魄，但往往受制干结构和辞采，有损古赋所应具备的风骨和义味。卷五有《三赋》一节，专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和宋鲍照的《芜城赋》，总评优劣所在，文谓：
后汉王文考作《鲁灵光殿赋》，晋孙兴公作《游天台山赋》，宋鲍明远作《芜城赋》，皆见推当时，至谓孙赋掷地作金声，贵重可知。
由今观之，三赋虽不脱当时组织之习，然孙赋 则总之以老氏清静之说，鲍赋则惟感慨兴废，王赋则惟颂美本朝，各极其趣也，文考最为英妙俊敏，溺水死时二十余耳。《后汉书》载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有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游鲁作《灵光殿赋》，时蔡邕亦造此赋，未成，见延寿所作赋，奇之，遂阁笔。兴公名绰，太原人，仕晋为著作郎、廷尉卿。明远名照，宋世祖时为中书舍人，后事临海王子顼为荆州，照为前军掌书记任。子顼败，为乱兵所杀。有才无命，往往如此。
对王延寿和鲍照，惜才的成份较多，缕叙生平，已见悯惜之怀。至于三赋，虽评之为“各极其趣”，终未得诩为典范。同卷又评江淹《别赋》说：
江文通作《别赋》，首句云：“黯然而销魂者，别而已矣。”词高洁而意悠远，卓冠篇首，屹然如山，后有才者不能及也。惜其通篇止是齐梁光景，殊欠古气。此习流传至唐，李太白诸赋不能变其体，宋朝、国初亦然。直至李泰伯《长江赋》、黄山谷《江西道院赋》，出而后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下矣。然文通此赋首句，虽千载之下，不害其为老。
刘壎于六朝赋甚不以为然，《总评》已明示“六朝诸赋，又皆绮靡相胜，吾无取焉耳”，这是对六朝赋总的评价。但对于《游天台山赋》和《芜城赋》，刘壎也是另眼相看，没有完全否定其价值。对待江淹《别赋》也是这样，肯定起笔的老辣，虽全篇都是“齐梁光景”的绮艳铺排，亦不因此而全盘否定。刘壎这种批评态度是可取的。
对于唐赋，刘壎不太许可，认为是“齐梁光景”的余波，即使如李白这样大才的作家，亦未能一洗颓态。而六朝的绮靡，波宕所及，以至于宋、元，于诸唐赋中，刘壎特别欣赏开元宰相宋璟的《梅花赋》。卷五选评谓：
昔人谓广平（指宋）铁石心，乃能宛转作此赋。
是说以宋如此硬朗的人物，也能写出这样委宛动人的作品。《梅花赋》为宋少年自抒衷情的作品，借赋寒梅以表现脱俗不群的高洁情怀，赋文所说的“岁寒独妍”、“独步早春，自全其天”，都是深有寄托，取则《橘颂》，抒述怀抱，宛转不直露，而真情贯注，非堆砌组织之文。刘壎虽主风骨劲健，但于表现方式，仍倾向于婉转，例如卷五选录的《落月赋》，便评为“词旨深婉”。《梅花赋》正是以宛转述情而为刘壎所赏。即使如此，《梅花赋》相对于古赋的准绳，即本悲怆情怀所体现的风骨苍劲和义味深远，仍存在距离。可以说，汉魏六朝隋唐五代，没有一篇作品足以阑人标准而成为典范。
刘壎于宋元赋，则另眼相看。虽然六朝余波仍在，但亦相继出现一批作家和作品，足以比匹古人。卷五欧阳修《述梦赋》的序谓：
欧阳公《秋声赋》清丽激壮，摹写天时，曲尽其妙。《憎苍蝇赋》次之，用事写情，俱无遗憾。又有《述梦赋》，其词哀以思，似为悼亡而作者。
举述欧阳修三篇典范之作，极表欣叹之情。又评欧阳修《哭女师赋》“悲哀缱绻，殆骨肉之情不能忘邪！”都是肯定欧阳修作品的价值。对苏东坡也显示欣赏的态度。卷四评苏轼《山中松醪赋》说：
东坡赋《山中松醪》，有曰：“遂从此而入海，眇翻天之云涛。”句语奇健，可以见其胸次轩豁，笔端浩渺也。
知微见著，以小见大，刘就赋文二句拟容苏轼作品的整体特色。卷五收录了苏轼《昆阳城赋》，序评之为“殊俊健痛快”。大体而言，刘壎欣赏的是苏赋健朗俊拔的格调，欧阳修和苏轼作品的风貌恰成强烈的对比，但刘壎均予以肯定，因为悲怆和和健朗都是为刘壎所力倡，一篇并存固佳，各得一体也是上乘。刘壎亦同时甄录了邢居实的名篇《秋风三叠》，序谓：
邢居实字迻夫，苏黄同时人，幼负美才而早夭，人以比李长吉。尝赋《秋风三叠》。昔尝爱之，岁久而忘，今偶复见，谩载于此。山谷尤惜其才，尝哀以诗曰：“诗到随州已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盖迻夫殁时，其父犹存也。
缕叙邢居实“幼负美才而早夭”事，又引黄山谷悼词助哀，可见刘惜才的衷情。对这位“人比李长吉”的年青才俊的作品《秋风三叠》，刘壎亦特别指出优劣所在，于作品评语谓：
此三章盖亦步骤古诗而为之者，颇有思致。又尝赋《王昭君》，有曰：“安得壮士霍骡姚，盔取呼韩作编户。”予详此《三叠》，虽为人所称，终非自出机杼，超轶绝尘。如山谷《龙眠赋》有云：“道渺涉兮骖弱，石岩岩兮川横；日月兮在下，风吹雨兮昼冥。”又云：“我为直兮棘予趾，我为曲兮不如其已。”似此语老苍峭劲，不犯古人，真伟作也。
刘虽然惋惜邢居实的“有才无命”，但以古赋的准绳权衡，《秋风三叠》还是有不足之处，关键在于“终非自出机杼”，即欠缺了独创性，以致未能“超轶绝尘”。可见作品之能否卓拔超群，作者应具备独创的能力，此即《文心雕龙·辩骚》所说的“自铸伟词”的能耐。刘壎举黄庭坚的作品证明，说明“老苍峭劲，不犯古人”的创造性转化，是黄赋独步的因由。评语中的“老”字，是刘壎极究意的风格特色。论江淹《别赋》首句，便说“虽千载之下，不害其为老”。“老”有老练之意，用于作品批评，凡炼意锻字之讲究而又浑化入神的，都可以“老”字拟容。刘壎举黄庭坚佐说，显示邢居实在文字的锤练上火候未足，例如评吴镒的《义陵吊古赋》，说：
时有当裁截处，傥更锻炼而旴敛之，使归峻洁，则前无古人矣。
足见刘重视文字的锤练，这可以说是江西派诗风在赋学上的体现。
刘对江西诗派祖师黄庭坚推崇备至，《总评》谓：
至李泰伯（李觏）赋《长江》，黄鲁直赋《江西道院》，然后风骨苍劲，义理深长；驾六朝，轶班左，足以名百世矣。于卷五江淹《别赋》评说：
直至李泰伯《长江赋》、黄山谷《江西道院赋》出，而后以高古之文变艳丽之格，六朝赋体，风斯下矣。
刘一直认为李觏的《长江赋》和黄庭坚《江西道院赋》是赋史上的大手笔和转捩点，六朝绮丽余波至二氏，始为所超轶。所谓“高古”，具体而言，即《总评》所说的“风骨苍劲，又理深长”。对待李觏和黄庭坚，刘壎更推崇后者。《毁璧》评语谓：
近世骚学殆绝。（中略）至宋豫章公用功于骚甚深，其所作亦甚似。
说明黄庭坚的辞赋自《楚辞》中转化出个人独特的色彩，遥接《楚辞》的坠绪。而卷五苏辙《御风赋》序又说：
山谷先生作《枯木道士赋》，深得《庄》《列》旨趣，自书之，笔力奇健，刻石豫章。其篇末题云：“子由此以王事过列子祠下，作《御风词》，子瞻问文作何体。曰：‘非诗非骚，直属韵《庄周》一篇’。学者当熟读《庄周》《韩非》《左传》《国语》，看其致意曲折处，久久乃能自铸伟词。”此山谷语也。今得《御凤词》读之，其旨趣正与《枯木道士赋》相似。
从黄庭坚批评《御风赋》的观点，反映黄庭坚辞赋之所以一振颓风，开出高古一格，不独资借《楚辞》，还广泛汲取先秦典籍的优点，《庄子》、《韩非子》、《左传》、《国语》无不精熟，这样方能左右逢源，化腐为奇，而“自铸伟词”，必须经过一段努力和锻炼的工夫。在邢居实《秋风三叠》后评中，刘已指出黄赋用语的“老苍峭劲，不犯古人”；所谓点铁成金，黄庭坚“自铸伟词”的自觉和实践，不但以诗矫厉一代，即使辞赋也成就卓绝。朱熹认为黄庭坚“恁地著气力做，只是不好”〔4〕，批评黄庭坚过分锤练，不够明白。从朱熹的批评看，著意于文词的确是黄赋的特色。刘视之为自振靡风的典范，而稍后的祝尧于《古赋辩体》中亦秉持朱熹的评价，取向的分别是十分显然的。
刘于南宋以迄元初的赋坛十分留意。《隐居通义》收录了杨万里的《浯溪赋》，序谓：
诚斋先生杨文节公万里尝作古赋，然其天才宏纵，多欲出奇，亦间有以文为戏者，故不录，惟《浯溪赋》言唐明皇父子事体，厥论甚当，因录其词。
杨万里也是卓荦之士，所作辞赋表出“奇”的特色；惟刘颇嫌部分作品“以文为戏”〔5〕，故弃而不录，于此可见选者对辞赋矜慎的程度；但过份维护，也许有点矫枉过正。刘认为《语溪赋》得“事体”，于后缀的评语中自表取义所在。文谓： 诚斋此赋出意甚新，殆为肃宗分疏者。灵武轻举，贻笑后代，其讥议千人一律，而此赋独能推究当时人情国势，宛转辨之，犁然当于人心，亦奇已。结语乃步骤《后赤壁赋》；开户视之，不见其处。亦本唐人《湘灵鼓瑟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中间有日“观马嵬之威挫，涣七萃之欲离；殪尤物以说焉，仅平达于巴西”，此四句形容绝妙。
刘壎认为杨赋能摆落庸俗的议论窠臼，从“人情国势”的客观形势审视玄宗和肃宗的关系，为唐肃宗自立事翻案；赋文谓玄宗时“天厌不可以复祈，人溃不可以复支”，已没有能力统治天下，即使处死贵妃杨玉环，亦只能保有“巴西”一隅，大势已去，本自昭然。若非肃宗即位灵武，号令勤王，则天下非复唐之所有。杨万里的翻案文章，深为刘所赏。《浯溪赋》结笔谓：
已而舟人告行，秋日已晏，太息登舟，水驶于箭，回瞻两峰，苍芒而不见。
把如此重大历史事件收结得这样空灵，真极尽运思之巧妙，所以刘评之为“出意甚新”。杨赋可说是古赋中自出杼机之典范。
对于元赋，刘独许傅自得，认为傅赋深得黄庭坚的神髓，风骨苍劲而义味深远，推誉为“大手笔”。《隐居通义》著录傅赋凡五篇之多。详近略远，取法两宋，是刘壎对待赋史的态度。
四、余论
刘壎论古赋，不论从深度和广度言，都足以在文论史上占一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刘壎虽标榜“古赋”却不是惟古是尚，而是力主自出杼机的创意；推崇黄庭坚，因为黄赋推陈出新，自铸伟词，一扫六朝靡丽的余波。在刘壎的赋学理念中，古赋跟时代无关，所谓“古”，是“高古”的意思，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悲怆情怀，而表现为“风骨苍劲”和“义味深远”。这样的诉求，是身处易代之际的感情反应。刘壎强调所心仪的傅自得精通《春秋》。这《春秋》的华夷之辨，不可能不引起亡种的愁绪。标榜奇人奇士，这份慷慨，不会蓦然生发。稍后的祝尧，亟主温柔敦厚。这种分歧，与时代密切关连。如果说刘壎的赋论烙上深刻的时代印记，绝不为过。
经过刘壎和祝尧的阐释，有关“古赋”的概念越加丰富和明晰。若从情的原点而言，以“诗为赋”的精神都是一致的。这种认识，对于赋体的理解无疑大有助益；而于创作实践和批评的过程中，充分了解到主体的重要性，自然有主次伦脊，不至于衍漫无所措了。在赋论发展上，刘的赋论和祝尧的赋学先后比美，为元代文论史平添耀目的光彩。亦由于赋体认识更为明确，这对于文体论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注释：
〔1〕有关祝尧的生平和赋论，详拙著《祝尧〈古赋辩体〉的赋论》，载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学术季刊》第十二卷第一、二期，一九九四年十月。
〔2〕有关刘生平行谊，本王德毅、李荣村、潘柏澄等合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页一八零九。北京：中华局影印台北新文丰一九八二年版，一九八七年，刘壎一生行实，详见龚望曾的《刘水村年谱》，附见于道光十年刻爱余堂刊《水云村吟稿》.
〔3〕本文征引《隐居通义》，用《海山仙馆丛书》本。
〔4〕《古赋辩体》卷三引，详参拙文《祝尧〈古赋辩体〉的赋论》。
〔5〕“以文为戏”自存在特殊的功价，不能一概否定。拙著《韩愈文统探徽》第三章详论，可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