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禀赋、地理因素与新国际分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要素论文,地理论文,因素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过去的十多年内，世界经济的显著变化之一就是全球范围内国际分工的深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垂直专业化生产模式下的国际分工①开始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角。在本文所研究的主要时间跨度(1995-2004)内，垂直专业化模式下的生产分工成为发展最快的国际分工形式。跨国公司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考虑，将一体化的生产过程分解成若干阶段，根据不同生产阶段的要素密集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并对国际生产网络进行系统整合。在这样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同生产阶段的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更加专业化于某一特定的生产阶段，经国际贸易途径在国家之间交换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实现生产、加工、装配等环节的有效衔接，从而带动中间产品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当前的垂直专业化生产模式下的国际分工已经演化成产品内的国际分工，产业内的贸易实际上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种产品内的贸易。
所谓产品内国际分工，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的定义：这种分工是指参与分工的国家与地区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客观条件在一个产品内部的不同生产阶段和价值链层面上展开的国际分工形态。产品内国际分工一般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一个产品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进行生产；第二，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中至少有部分中间产品来自于另一国；第三，一国利用他国提供的中间产品生产的产品中又会有部分或全部用于出口。产品内国际分工依据的比较优势，主要是要素禀赋的构成；客观条件则是指包括地理因素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条件②。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已有不少文献研究的产业间国际分工有所不同，前者主要是在一个产品的同一生产过程实现分工，参与分工的国家必然涉及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的交换，完成最后产品生产的国家有可能（实际上经常是）再把产品出口到提供中间产品的国家。产业间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产品差异化和国别技术差异的结果，参与分工的国家相互提供和交换最后产品。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既有相同又有区别。当垂直专业化国际生产分工是围绕一个产品生产，涉及产品零部件的交换时，就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否则就是产业间国际分工。如不专门所指，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在本文中具有相同意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变化是最为显著的，走过的是一条典型的由传统水平分工向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或产品内分工演变的道路轨迹。过去的十几年，中国是世界上参与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无论是本文表1显示的数据，还是中国加工贸易占对外贸易的高比重，都可以证明这一基本判断。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越深，也就越需要了解国际分工的内在变化。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的新拓展，还是为政策选择提供有意义的实证检验结果，都有必要研究当前的国际分工新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需要研究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格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全球生产体系，以及在新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家利益的损益变化。
从学理上看，可以从两个视角解释国际分工的格局及其变化，一是要素禀赋的影响，二是地理区位的影响。要素禀赋的理论解释较少考虑地理空间的影响。实际上，国际分工涉及资本、货物、服务在国家间的转移，世界各国在空间距离、内陆临海等地理区位条件上的差异使这种国际转移产生了相当高的运输成本，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分工的空间布局。我们观察到，地理位置越靠近的国家往往更易于形成区域性的生产分工网络，北美、欧洲、东亚等地区都是典型的代表。即使技术进步已经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但Hummels的实证结果表明地理距离仍然是决定国际分工的一个关键因素③。
尽管近年来国际上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国际分工的模式转换，并对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的形成机制、决定因素以及经济影响等问题作了相应的理论和实证研究④，但由于数据资料和统计标准缺乏一致性，许多文献在垂直分工的界定和量化方法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出入，从而使研究结果不很理想⑤。在检验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时，由于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一些重要的解释变量未纳入到计量模型中，因而削弱了实证结果的可靠性⑥。促使本文研究的还有很重要的两点：一是关于国际分工决定因素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因素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力是否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动态变化，目前鲜有文献提及；二是国内文献几乎空缺引入地理因素的国际分工方面的实证研究。本文根据联合国统计处最新修订的国际贸易分类标准⑦，以国际标准的数据库为研究数据来源，对垂直专业化生产的国际分工格局及其演进作机理分析并进行相应的数量检验，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要素禀赋与地理因素对当代国际分工的影响，并对前人尚未涉足的问题作一些尝试性的补充。
二、国际分工的演进
由于国际分工是个相当抽象的概念，难以用数量指标具体度量，而严格的学术研究又必须将之数量化，以使研究的过程达到精确的效果，并做到结论可以检验。为了清楚地观察国际生产分工的变化，实际上也是分析产品内分工的机制，我们在本文中把垂直专业化生产分工或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具体界定为生产过程中零部件生产（代表中间产品）与装配活动（代表最终产品）在国家间的分工，以及各国专业化于生产流程中的每个特定阶段的状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借助于制造业零部件产品的国际贸易数据来描述国际分工的格局及其演进情况⑧。这样的观察方法和研究思路在国际学术界也有先例⑨。
图1 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趋势
数据说明：(1)零部件出口额取自Athukorala和Yamashita(2003)；(2)世界出口总额和GDP总额取自UNCTAD Database；(3)图中经济贸易指数是作者根据总量数据计算而得，以1992年为基期。
在最近的十余年里，零部件产品的国际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贸易的平均水平。1992年至2003年间，零部件产品的出口贸易额由4100亿美元增至10400亿美元，年均增幅达到14%，而同期世界出口贸易额的平均增幅仅为9%，这表明国际分工模式正由水平专业化向垂直专业化演变。在这种分工模式的转换过程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正是由于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整合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流程，从而使各国固定在世界分工金字塔的各个层级，同时也推动零部件等中间品贸易的迅速扩张。图1直观显示了国际零部件贸易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地位提升的发展趋势。
在国际分工格局的演变中，一方面，发达国家占有着绝对主导的地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卷入到更深的分工体系中。表1中列示了代表性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1995年，发达国家零部件产品的进口和出口贸易额都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绝大部分的垂直专业化生产都是由发达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国际分工的边缘地带，基本上处于水平分工阶段。然而，经历了十年的发展演化之后，国际分工的地区格局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尽管发达国家仍然在分工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发展中国家已进入到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的较深阶段，占世界零部件贸易总量的比重与发达国家相差已不到6个百分点，进口方面所占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从表1可以看出一些有意思的变化。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发达国家的零部件贸易的世界排名除美国外都有下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同类排名除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外都有上升。英国下降了5位，加拿大下降了8位；韩国上升了3位，中国香港上升了4位，上升最显著的是中国 （大陆），上升了15位，而且居世界第二位。这说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融入垂直分工的国际生产网络，而中国融入的速度最快，融入的程度也最深。包括香港、台湾、澳门地区在内的“大中国”经济圈在世界零部件贸易中的比重已大大超过现居首位的美国，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当代国际分工格局已经深深地刻上“中国印记”。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有所上升，但国际分工的主导权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发达国家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充裕的资本要素使其在技术和资本要素密集的核心生产阶段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只是根据发达国家的需要专业化于零部件的生产加工和装配，而且这些非核心生产阶段还要受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严格控制，由此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表1中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与1995年相比，发达国家在2004年的零部件产品进口比重虽然大幅下降，但出口比重却维持了相当高的水平，占世界出口总量的70%，净出口额上升了3.6倍，而发展中经济体的零部件净进口额增长了5.2倍，这说明发达国家在引领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生产网络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面临被“锁定”在国际分工底层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揭示国际分工的深层次特征，我们以电子制造业为例，从价值链角度考察国际分工的格局及其演进趋势。表2列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电子制造业中的零部件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贸易数据。从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⑩，处于零部件贸易的净出口方位置，是半导体、集成电路等零部件产品的供应者，而发展中国家则是零部件产品对应的接受者。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最终产品上具有相当明显的比较优势，是电子消费品和资本品的供应者。分析价值链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身在高端环节的比较优势，将不具竞争力的最终产品生产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同时集中资源专业化于研发设计和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被动接受生产转移的结果是，一方面最终产品的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扩张，进出口比例由1.380上升至1.851；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内资源集中到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削弱了高端零部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能力，零部件产品的进出口比例由0.935下降至0.827。当然，这只是针对总体情况所得出的结论，就具体国家而言可能表现出不同的演进结果，例如中国和马来西亚通过参与国际分工，零部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三、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的作用
根据要素禀赋的差异程度，我们选择几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进行考察，先来分析要素禀赋与国际分工格局之间的联系。分别以制造业工资和人均GDP衡量劳动和资本技术要素的禀赋状况，以零部件贸易的进出口比例（出口额／进口额）衡量在国际分工格局中所处的位置，比例越高表明参与国际分工的层次也越高，详细数据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要素禀赋存在着显著的国别差异，处在国际分工金字塔上层的发达国家具有相对丰裕的资本技术要素和稀缺的劳动力资源，表现在国际贸易流向上就是发达国家成为零部件产品的供应方，而劳动要素充裕国成为对应的输入方，并且随着发达国家资本技术要素的逐渐积累和劳动成本的上升，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选择促使这些国家加强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的外包转移，同时在国内集聚更多的资本技术密集型的核心业务，从而导致接受零部件的分工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资本技术要素充裕的三个代表性国家的零部件进出口比例平均值由1995年的2.230上升至2004年的2.448，同期劳动要素充裕的代表性国家对应指标则由0.937降至0.751，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动在分工格局演变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地理因素对新型国际分工格局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模式越来越强调时效性，例如及时生产(Just-in-Time)和敏捷零售(Lean Retailing)，因为运输成本可以通过定价权力转移至商品价格中，而时间要求却很难以类似途径来满足，距离对时效性的特殊意义决定了它在国际分工格局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为满足零售商及时供货的需求，生产者必须将一些生产模块配置于目标市场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以达到接近市场和降低成本两个目标之间的平衡，尽管新的生产地点相比其他距离更远的地区而言，并不具备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但是由于及时供货所引起的产品价格升水足以抵消要素成本的额外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地理距离便主导了国际分工的格局。Evans和Harrigan考察了距离对专业化生产模式的影响(11)，发现许多成衣制造商为了保持弹性生产，将生产地点由低工资的亚洲国家（比如中国）转移至工资相对更高的墨西哥和加勒比海地区，以适应美国市场零售模式的转变。其中发生转移的主要是一些市场需求难以预测的成衣品种的生产模块，其他需求相对固定的成衣生产仍然保留在原地。与目标市场的距离决定了专业化生产地点的选择，并最终影响到国际分工的空间布局。
正是由于距离因素在国际分工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地理位置越近的国家间越易于形成有效的生产分工联系，当代国际分工格局也因此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并且区域内部分工的程度还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图2显示了三个代表性经济区域的零部件贸易流向，从中可以看出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正朝着区域化的方向发展。欧盟15国作为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区域内和区域外的零部件贸易额均超过另外两大经济区，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东亚作为一个新兴的也是发展最快的区域经济体，零部件贸易额超越北美自由贸易区位居世界第2位，在国际分工格局中的重要性仅次于欧盟15国。可以说，这三大区域经济体构成了当代国际分工的主体，其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基本反映了国际分工未来的发展方向。
图2 三大区域经济体零部件贸易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Ng和Yeats(2003)，贸易额计量单位为亿美元。
虽然要素禀赋与地理区位在国际分工格局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两者的影响力究竟孰轻孰重？是否随着时间推移发生了角色转换？这些都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为此，我们考察了美、日、德三国与代表性贸易伙伴国的零部件贸易情况，比较工资成本与地理距离在分工格局中所起到的作用程度。
表4的数据显示，美、日、德三国在零部件产品上的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周边几个国家，再次肯定了国际分工的区域性特征。例如在2004年，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零部件贸易额占其零部件贸易总量的35%以上，日本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零部件贸易额占其零部件贸易额的比重也在23%以上。工资成本对区域间分工的约束力却相对有限，尽管北美地区的工资水平要高于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但美国的厂商仍然乐意将大部分生产活动外包至邻近的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德国与捷克和波兰的生产分工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并且这种区域化演进趋势似乎未受到工资成本相对变动幅度的制约，捷克和波兰的工资成本在过去十年间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但德国的生产者却加大了同这两国的分工合作。
然而，在区域内部分工网络中，工资成本的影响力却比较显著。以东亚内部的分工格局为例，中国的工资成本远低于马来西亚，并且工资成本的绝对差距还在扩大，从而在趋势上吸引日本的跨国公司将生产地点由马来西亚转移至劳动要素禀赋更为充裕的中国。1995年至2004年间，日本与中国的零部件贸易额上升了14.5个百分点，而日本与马来西亚的零部件贸易额则下降了1.8个百分点。
四、基于引力模型的实证检验
为了具体验证要素禀赋和地理区位对国际分工的决定性作用，以及是否由于作用程度的相对变化引起国际分工格局的动态演进，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实证计量分析。在研究国际贸易流向的实证文献中，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是常用的分析工具之一，本文也将基于这一分析工具对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以2004年零部件贸易额排名前40位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观察对象（见附录1），其中发达国家25个，发展中国家（地区）15个。2004年这些观察对象的零部件贸易额占世界总量的97.8%，国际分工的主体基本上都被纳入到样本之中，以确保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由于按BEC代码记录的贸易数据缺乏连续性的时间序列资料，无法实施面板数据的计量检验，所以只能对截面数据作最小二乘回归分析，同时选取1995年的截面样本作为比较基准(12)，考察不同时点上国际分工决定因素的变动情况。我们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i和j分别代表双边贸易数据的报告方和伙伴方，C为常数项，a代表各个解释变量的对应系数，ε为随机残差项，ln为自然对数符号。因变量PCTRADE为零部件贸易的双边进出口总额，反映两国（地区）间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规模。解释变量由四个部分组成，分别为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差异、地理区位和分工服务。模型中各变量的具体涵义、取值方法以及数据来源详见附录2。
在国际生产分工理论中，市场规模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Jones等人的模型表明(13)，劳动分工的深度和范围取决于生产规模的大小，生产规模越大分工内容越精细，越容易实现递增规模报酬，而市场规模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所能达到的规模经济水平，并最终决定了该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预期a[,1]和a[,2]的符号为正。
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前文已有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我们在模型中考察了资本技术和劳动要素禀赋的差异，分别以贸易双方的人均GDP之差(DPGDP)和劳动力工资之差 (DWAGE)的绝对值表示，预期a[,3]和a[,4]的符号均为正。
地理区位因素中包括了空间距离(DIST)、边境接壤(BOARD)、位置沿海(SEA)、共同语言(LANG)和区域贸易协定(RTA)五个变量(14)。其中前三个变量是与国际分工的运输成本和时效性相关的区位变量，LANG是与跨国公司外包业务便利性相关的区位变量，至于RTA则是与国际分工的贸易成本相关的区位变量。区域贸易协定的意义不仅在于大大降低了零部件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成本，更重要的还在于为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提供了宽松的政治和法律环境。预期DIST的系数符号为负，其余地理区位因素的变量系数符号均为正。
服务在国际分工中的重要性已为大量文献所证实(15)，当代国际分工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服务能力的提升，运输、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使生产网络的国际协调成为可能。我们以商业船队总吨位(TRANS)和可用电话线的总长度(TELCOM)反映贸易双方的服务能力，预期a[,10]和a[,11]的符号为正。
在回归分析之前，我们检验了样本数据的异方差性质，两个样本的Breusch-Pagan卡方检验值分别为14.72和10.36，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同方差的假设，因此，变量系数的标准误差采用异方差修正的稳健估计值。同时，为了检验计量结果对于解释变量选取的敏感性，我们比较了三个不同方程的回归结果，重点考察DWAGE和DIST的系数符号、显著性程度以及数值变动情况。表5给出了OLS回归的主要结果。
从方程Ⅰ的各项统计指标来看，模型具有较高的解释能力，R[2]接近0.6，VIF值表明回归方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绝大部分解释变量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也与理论预期基本相符，市场规模、要素禀赋、地理区位和分工服务共同决定了国际分工的总体格局。在分别剔除了不显著的变量SEA和TRANS的方程Ⅱ和方程Ⅲ中，回归结果仍然表现出高度的相似性，这也证明了本文关于国际分工决定因素的结论是相当可靠的。
为了揭示国际分工格局演变的原因机理，我们还需要比较两个样本中变量系数的变化情况，特别是要素禀赋和地理区位变量系数值的相对变动趋势。方程Ⅰ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1995年而言，2004年的样本中要素禀赋差异变量DPGDP和DWAGE的系数值都有所下降，DWAGE的系数值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DPGDP的系数值不仅大大下降，而且变得很不显著，甚至系数符号也发生了反转。地理区位变量DIST的系数绝对值上升了约4个百分点，其他区位变量的系数虽然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但其数值也都不同程度地减小。这表明要素禀赋和地理区位虽然共同决定了国际分工的基本格局，但地理因素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力逐渐上升，而要素禀赋差异的重要性却在下降，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国际分工格局朝着区域化方向演进，而且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这种演变趋势将会更为明显，方程Ⅱ和方程Ⅲ的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绪论。当然，垂直国际分工体系是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命题仍然成立，但其适用范围今后可能更有利于解释区域内部的分工格局。
出于进一步的研究兴趣，我们想要了解垂直分工的决定因素是否因发展阶段的不同而表现出一些差异性特征，为此将总体样本划分为发展中国家（地区）之间的分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地区）间的分工、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这三个子样本，分别以Sub-Sample Ⅰ、Sub- Sample Ⅱ和Sub-Sample Ⅲ表示，基于方程Ⅰ的设定形式作OLS回归。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子样本间的计量结果存在较大差异，Sub-Sample Ⅰ和Sub-Sample Ⅱ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较为相似，劳动成本和地理距离仍然是决定垂直分工的关键因素，并且地理因素的影响力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而劳动成本的影响力则相应下降，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地区）之间的分工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给出的解释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区域化生产网络在协调分工和弹性生产上的效率利得，并以此对生产地点实施地区转移。然而，发达国家之间的零部件贸易(Sub-Sample Ⅲ)似乎偏离了垂直分工的标准模式，更接近于产业内水平贸易的模式，这一点尚未有任何文献予以说明。我们将其命名为基于中间产品的水平分工。对这种分工模式的经济解释是：一件复杂的商品要由多种零部件产品组装而成，不同类别的零部件产品需要专业化的资本和技术要素进行生产加工，虽然发达国家都具有资本技术要素相对充裕的特征，但任何一国都难以具备零部件生产所需的全部专业化要素，因此各国只能分别专业化于某种或若干种零部件产品的生产并交换各自需求的零部件产品，只有那些资本技术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间才可能完成这种零部件产品的水平分工，表现在计量结果中便是DPGDP的系数符号显著为负。一个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典型观察也支持这种理论解释：欧洲“空中客车”的制造，来自于几个共同生产零部件的国家，而这几个国家就是那些资本技术要素禀赋相近的国家：德国、法国、英国和西班牙。
五、结论与启示
针对当前国际分工的新趋势——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本文提出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共同决定国际分工演进的理论假设，并借助大量的数据资料对国际分工的演进特征以及决定因素作了仔细的实证检验，从中得出几点重要结论和启示。
（一）过去十年左右的贸易数据表明，国际生产分工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产业内统一生产过程的垂直专业化特征，国际分工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演化成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国家有了新的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参与广度和深度都比过去有大的发展，并在“干中学”和“技术外溢”的作用机制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但是，发达国家凭借在资本技术要素禀赋上的比较优势仍然处于国际分工金字塔的上层，并且主导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方向。不过，当引入地理因素在国际分工演进中的作用后，我们发现要素禀赋对分工格局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区域内部的分工体系之中。
（二）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这一新的分工模式中，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是分工的重要基础，决定着新型国际分工的形态和内部关系，也决定着建立在产品内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流向。本项研究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由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系统的作用，地理因素对国际分工演进的影响力在上升。这一发现似乎与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有矛盾，经济全球化似乎就是突破地理的界限，把距离遥远的国度和地区拉到一个经济系统中。然而，学术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的演绎上，而要深入到内部作具体分析和严格的检验。研究表明，即使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运输成本、区位、相邻关系、语言等地理变量仍然是重要的分工基础。在传统的分工体系中，要素禀赋的差异起决定性的作用；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同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国际分工时，地理因素的作用明显在加强。其实，这也是解释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表现——区域化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产品内国际分工正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深化。
（三）要素禀赋和地理因素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共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两者的作用不可替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素禀赋仍将会在一般的国际分工中发挥主要的作用，地理因素是一种重要的分工条件；在产品内分工这一新的国际分工形态中，地理因素并未代替要素禀赋，而是呈现相对作用扩大的趋势。不同类型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经验分析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关系，均表现为典型的地理指向型的动态趋势，产品内垂直型的分工关系比较明确；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产品内分工关系，呈现比较明显的产品内水平型分工特征，偏离垂直型的分工形态，但地理指向依然存在，国际生产区域化和贸易区域化就是一个实际的证明。
（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已经较深地参与到垂直型的生产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品内分工已经是一种主要分工形式，已经对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和贸易流量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问题，其实就是这种分工关系的结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需要顺应垂直专业化的国际分工趋势，在产品内分工和贸易中尽可能寻找自己的有利位置。一种可能的前景是（国际上有这种经验，如韩国）：通过参与国际间的产品内分工，从推进产业间升级的同时推进产品链的升级，经过企业的技术进步过程，逐步从分工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延伸，最终形成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体系和产品链，获取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本文的最后，值得专门一提的是，地理指向的国际分工演进，从长期看，对中国是有利的。
注：(1)由于各国在贸易数据统计方法上的差异，导致贸易双方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并不相等，甚至存在很大的统计缺口，例如中美双边的贸易统计数据便是如此，所以我们取贸易双方零部件进出口总额统计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 PCTRADE的样本值，以尽可能减少统计方法上的差异对计量结果造成的影响。(2)部分国家工资按小时或周工资折算成月度工资，折算公式为：月工资＝小时工资×8（小时）×4（周）。
注释：
①研究文献中对垂直专业化的生产分工模式有多种称谓，其他常见的还有“分割价值链”(slicing the value chain)、“国际外包”(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等等。
②卢锋把产品内分工分为一般的产品内分工和产品内的国际分工。除了比较优势外，他认为规模经济也是产品内分工的源泉。参见卢锋《产品内分工》，《经济学季刊》第4卷第1期，2004年。
③D.Hummels,Towards a Geography of Trade Costs.University of Chicago,mimeograph,1999.
④P.C.Athukorala and Yamashita,Product Fragmentation and Trade Integration:East Asia in Global Context,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2005; Salvatore Baldone,Fabio Sdogati and Lucia Tajoli,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Evidence from Outward Processing,Oxford University Development Studies Working Paper,1999; Rodolfo Helg and Lucia Tajoli,Pattern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he Relative Demand for Labor,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6,2005,pp.233-254.
⑤Athukorala和Yamashita以SITC代码为7类和8类中的若干种贸易品作为零部件产品，Baldone等人是以对外加工贸易(outward processing trade)数据衡量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Hummels等人则是以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参见本页注②、③。
⑥Athukorala和Yamashita的计量模型中没有包括服务因素，Baldone等人的计量模型中没有包括市场规模因素。参见第66页注②、③。
⑦根据贸易品的主要用途，联合国统计处在第3次修订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Rev.3)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按宽泛经济类别定义的分类（Broad Economic Categories，简记BEC），将贸易品分为初级产品、零部件产品、资本品、消费品等等，大大方便了有关国际分工的研究。
⑧根据Lemonie和Kesenci对于贸易品所属生产阶段的划分方法，除特别注明之外，本文的零部件产品是指BEC代码为42和53的贸易品。这一分类口径不仅包含了7类和8类商品中的零部件产品，而且还纳入了6类商品中的零部件产品，因而更全面地反映了零部件贸易和国际分工的情况。
⑨F.Ng,and A.Yeats,Major Trade Trends in East Asia:What are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growth.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3084,2003.
⑩为简便起见，此处以进出口比例（出口／进口）作为衡量国际竞争力的近似指标，比例越高意味着该国或地区在该类贸易品上的净出口量越大，国际市场份额越高，从而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11)C.L.Evans and J.Harrigan,Distance,Time and Specialization.NBER Working Paper,no.9729,2003.
(12)绝大多数国家按BEC代码记录的贸易数据都是以1995年为起始年份，我们力求在尽可能长的时段范围内进行比较，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
(13)R.W.Jones,and H.Kyerzkowski,Globalization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Fragmentation.In G.A.Calvo et al.(eds.),Money,Capital Mobility and Trade,Essays in Honour of Robert A.Mundell.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MIT Press,2001.
(14)共同语言(LANG)虽然不是直接的地理元素，但实际上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属于一种间接的地理元素，故本文将它当作地理变量。
(15)Alan V.Deardorff,International Provision of Trade Services,Trade,and Fragmentation,The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no.2548,2001; Ronald Jones,Henryk Kierzkowski and Chen Lurong,What Does Evidence Tell Us about Fragmentation and Outsourcing,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vol.14,no.3,2005,pp.30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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