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内瓦论文,印支论文,中国论文,方针论文,会议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D82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3)－08－0027－15
本世纪初，笔者曾赴香港参加“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泰因·滕内松(Stein T
nnesson)首次公布了一份文件：《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其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了这份材料。①纵观这个文件的要旨，可以说就是当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简称越南)外交部白皮书：《三十年越中关系真相》的中心意思②，诸如指斥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阻拦越南在抗法战争中取得完全胜利，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阻拦越南加强南方的武装斗争，等等。由于这份文件产生于中越两国兵戎相见，关系极度恶化的时期，因此，基调忿詈，充满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指摘多有失实之处。其中，关于中国在日内瓦会议期间阻拦越南取得抗法战争完全胜利的问题，“B同志谈话”指出：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成了两部分。我必须说，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了奠边府战役的胜利，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那里的部队，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这件事。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人民。③
在B同志等越南领导人看来，1954年7月奠边府战役越南民主共和国军队获胜后，越南仍在中国和苏联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签署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以北纬17度线以南、9号公路以北20公里的六滨河为军事分界线，越南被分割成了南北两个部分。1955年越南国举行全民公决，废除保大皇帝，建立越南共和国，吴庭艳出任总统，于翌年3月单方面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使其政权合法化，进而把南越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军事保护之下，彻底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关于通过全越南普选实现南北统一的规定。其间，吴庭艳政府对越南南方的抵抗力量进行了镇压屠杀。这段历史，已成为1956年以来分工留在南方指导革命运动的黎笋心中一种永久的痛。④在他看来，越南当时有可能乘奠边府战役胜利之势解放全国，而在中国的压力下停止前进步伐，结果为吴庭艳集团清洗南方革命者和人民创造了条件。
60年代，毛泽东在会见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代表团时曾就此事反复作过检讨，表示：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犯过一个错误”。“从1954年到1959年6年中，吴庭艳杀了16万干部和积极分子，你看这个教训惨不惨。”“日内瓦会议的错误害了你们。”“再打一年就好了，打到吴庭艳的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再谈。”“我总想当时是失掉了一个时机。”⑤周恩来也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向胡志明主席说过，那时的日内瓦协议可能签错了。美国当时不肯签字，如果我们不签字也有理由。⑥可以说，中国领导人事隔多年后的这种表态，无疑也为越南领导人的积怨提供了证据。
此份文件的上述论点和其中流露的思想倾向至今仍影响着越南领导人，而中国国内对此则基本无学者介绍和评论。有鉴于此，笔者根据近年来解密的中外档案文献资料，对于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后期越、法对峙的态势、美国东南亚政策的演变及其印支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日内瓦会议上中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方针、核心目标等问题，重新进行考察和辨析。
一、奠边府战役后期越南抗法战场的形势
越南抗法战争最后一次战役——奠边府战役从1954年3月中开始至5月初结束，持续时间近两个月。在3月末至4月末的战役第二阶段，越南人民军伤亡较大，与法军比较，双方伤亡的比例大致为1比1，越军攻击和法军防守的能力均受挫，越、法在战场上形成僵持之势⑦。当时，不仅法军阵营呈现焦头烂额之态，越南的军事力量同样不处于优势状态，越军实际也已筋疲力尽。由于战斗进行时间较过去任何一次战役都长，人民军中已产生疲劳、精神涣散等现象，此状况尤其在军队干部中蔓延，越南人民军一位高级干部即曾表示：如果到5月10日越北雨季开始之前还不能解决战斗的话，不管你们中国说什么，我们也不打了⑧。为此，胡志明在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前夕向苏联方面通报说：越南人民军的力量业已穷尽，无法继续战斗。胡志明甚至想通过苏方向中国领导人求助，让越南人民军退往中国边境，由中国军队来支援越方继续作战。⑨
战役胜败的最终结果事实上取决于哪一方能够坚持到最后。幸运的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以及中国武器装备的增援下，于5月1日发起第三阶段的进攻，并于5月7日最终取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⑩。
奠边府一战，尽管越南人民军全歼法方守军1.6万余人，法军亡3000多人、伤6000多人，越军的损失实际却更大，前线官兵阵亡和失踪4800余人，伤9100余人(11)。此后，从越法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来看，越军也仍无优势可言。据当时的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的汇报，法方在从其国内补充兵员后，总兵力达47万人，越方力量共30余万人，且武器装备处于劣势；而就占领地区经济力量的比较言之，越南方面也不占优势：越南全境的主要经济中心，如河内、西贡、顺化、岘港等均在法国和越南国保大政府的控制之下，越南民主共和国方面占领的则多为山区和丛林地带(12)。由此，越南劳动党、人民军虽然挟有奠边府大捷之势，却不能就此从整体上扭转双方僵持的战略格局。
奠边府战役后，在日内瓦协议尚未达成期间，越法双方的较量仍在继续(13)。7月3日，中越双方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议商讨抗法战争问题，当周恩来问及“如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的情况打下去，我们多久才能取得整个印度支那”时，武元甲回答：打得好，两三年可打下，并认为：现在法国的计划不是停战计划，主要在收缩。如收缩成功，则法军机动性增大。现敌在海防有4个机动团，敌可讨价还价，这样继续打下去，对敌是有利的。胡志明则估计：如果美国不干涉，要打败法国，“时间至少是三五年”。根据赫鲁晓夫后来的回忆，苏联人在日内瓦会议的最后阶段心情极为忐忑，生怕法国人拒绝签署停战协定，因为越南同志当时已很难再继续坚持下去了(14)。这实际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战场形势并未根本改观的现实。
而按照日内瓦会议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吉勒马兹(Guillermaz)的通报，法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失败，已激起法国人“强烈的爱国情绪”，连原本主张停止战争的戴高乐派也转而要求继续战斗。况且法国并不孤立，美国的军舰就在东京湾，如果法国自己没有办法，问题又得不到解决，自然就有可能不能控制自己会接受美国的援助。(15)
在这种局面下，越南人民军要想乘胜向河内挺进，战争随时有复杂化、国际化的危险。毕竟此时除了战场上越法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情况的变化外，“B同志”上述乘胜继续战斗、夺取全越南愿望的实现，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美国不插手印支战争；二是中国和苏联支持并全力支援其继续作战。
二、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变化
冷战初期，美国在几条战线上直接或间接地与苏联抗衡，其主要战略利益和战争目标都不在亚洲，东南亚地区在美国的国际战略和地缘政治考虑中，更是处于边缘地带。但是，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内战中呈现夺取政权之势，乃至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大刺激了美国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蔓延的戒心；特别是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新的条约，结成同盟关系后，东南亚在美国外交目标中的位置也逐渐提升。
1949年3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提出题为《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研究报告(PPS51号文件)，断定东南亚地区因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地缘位置，已成为苏联指挥下“联合进攻的目标”，由此认为，应“把东南亚地区视为由印度半岛、澳大利亚和日本构成的巨大新月形地带的一个组成部分”(16)。其后，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两月余，12月23日和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即拟订出用西方对付共产主义的政策对付亚洲的第一个重要文件：题为《美国对亚洲的立场》的第48号文件(NSC48/1、48/2)，确定了“阻止共产党在亚洲进一步扩张的政策方针”，只是认为美国目前对东方的基本战略概念应是进行战略防御(17)。
1950年1月，中苏两国相继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与之建交。越南通讯社报道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话：越南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友好邻邦，将“一定能够实现胡志明主席所提出的加速准备总反攻的号召”；“越南之声”电台则发表评论称：新中国与苏联都承认了越南民主政府，将大大鼓励越南人民目前对法帝的斗争(18)。此时，中国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军事机构已“同越南民主政权建立了紧密的接触”(19)。2月初，当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签订新约时，美国承认了法国扶植的越南国保大政府和老挝及柬埔寨王国政府。2月27日，在中苏两国通过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确立起同盟关系后不足半个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便提交了题为《美国关于印度支那的立场》的第64号文件，指出：“印度支那是一个关键地区”，“如果印度支那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东南亚“将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来防止共产党在东南亚进一步扩张，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是很重要的。”以此首次提出了美国军事卷入印支地区的“基本根据”。杜鲁门政府开始在日本秘密征募前日本官兵，以建立“远征兵团”，准备开赴越南；5月1日又进一步作出了插手印支的第一个“关键性的决定”：为法国驻印支部队提供军事援助1000万美元。(20)由此改变了NSC/48号文件确定的“应该制约自己”、“不能管得太宽”的原则。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在与苏联联手抗美援朝的同时，向越南派出军事顾问团。顾问团遵循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关于“你们到越南，首先要帮助打胜仗。打开一个地方，以便集中军队，随后，便会越打越大”等指示(21)，协助越南共产党(当时正式名称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在9月中旬至10月下旬组织了边界战役，并取得胜利，打开了法军对中越边界谅山至高平段四号公路的封锁，粉碎了法国设立的高平至先安300多公里的边界防线(22)。此次战役越共获胜对西方阵营最大的刺激在于，其打开了越南与中国广西和广东的交通线，如果这种局面无法改观，必将有利于中国扩大对越援助行动，威胁法军在印支战场上的主动权。
对于中共同越共之间的军事联系，美国人早已心知肚明。NSC/64号文件即曾指出，现在已经有了共产党中国向胡志明控制的北东京湾地区运送武器的证据。合众社在对边界战役摧毁法军构筑的越中边境封锁线的情况进行报道时则指出，法军遭受了“在新中国邻邦受训和武装的越盟军队的强大进攻”。(23)于是，美国一方面于1950年9月也向越南国派遣了一个军事援助顾问团，帮助法军训练越南国军队和从事战略咨询(24)；并在12月23日同法国一起与越南国保大政府签订了关于军事援助的正式协定(25)，增加对越军援力度；一方面在1951年2月正式加入英联邦国家提出的，旨在帮助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发展经济，通过经济援助措施有效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科伦坡计划，并逐渐成为该计划的最大施援国(26)。由此，杜鲁门政府在着手军事卷入印支地区的同时，进一步将自己关于经济援助东南亚的构想并入科伦坡计划，借助英联邦国家的力量，通过经济援助手段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军事和经济措施双管齐下，强化了其东南亚政策。
此时，中国领导人也明确了先“统一越南北部”，以中国为依托“向中部及南部作战”的指导越南抗法斗争的战略思路(27)，并在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朝鲜战场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联合国军被赶回三八线以南，朝鲜战局大体稳定下来后(28)至翌年夏，着力推进这一战略思路的落实，建议越方将战略方向转到西北山区，以扭转越南人民军三次平原作战不利的被动态势(29)；装备越南人民军主力部队，谋划建立西北战区，帮助越南准备西北战役(30)。12月10日，历时两个月的西北战役胜利结束，越南人民军控制了西北地区大部(31)。越南西北根据地的建立，为中国对越援助方针和措施的顺利实行及加强创造了有利条件。面对这种局面，1952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24/2号文件明确提出，鉴于形势的需要，美国决定会同英国和法国扩大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军事行动，美国应在法、英的协同下，对临近苏联边界附近的所有合适的军事目标采取海、空行动；如果英法两国不赞同，美国应考虑采取单边行动(32)。以此将美国在东南亚地区遏制的目标由苏联直接转向中国，明确了军事干预印支战争的思路。
1953年初至1954年夏，中美两国实际以印支战场为舞台，展开了连接和抵制对华军事包围圈的激烈斗争。1953年4月至5月，由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组织和指挥的老挝上寮战役取得胜利。7月朝鲜战场实现停战，8月29日，中共中央即提出了解放老挝北部和中部，逐步将战场推向老挝南部及高棉，威胁西贡，以创造条件，然后夺取越北平原的战略计划。是年末，中国军事顾问团开始帮助越南人民军部署冬季攻势，越南劳动党中央作出了发动奠边府战役的决定，翌年3月13日奠边府战役开始。(33)随着印支战场法军与越南人民军的对峙呈现胶着之势，美国新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在朝鲜停战后，“先后拨款7亿8千5百万美元给法国作为侵越经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Radford)表示，希望靠美国的援助计划，“印度支那地区的军事活动将可增强”；(34)一方面于1954年3月29日提出了“联合行动”的倡议，着手筹建东南亚条约组织(35)。
应该说，美国政府一开始就是从集体安全战略的角度考虑其东南亚政策的。前述第48/2号文件在谈及应对法属印度支那问题给予特别关注的同时，即提出了“对在亚洲建立某种形式的集体安全组织的设想及方式进行评估”的意见(36)。这一意见可以说是建立东南亚条约组织构想的萌芽。1950年中苏同盟建立后不久，美英法等国就曾着手商议成立东南亚公约组织，作为与中苏同盟相对称的东南亚防御同盟(37)。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在东北亚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后，印支局势的渐趋紧张刺激美国在筹划建立东南亚集体安全机制时，首先将武力干预印度支那与东南亚条约组织挂钩，甚至一度考虑独自扩大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但是，朝鲜战场上与中国军队猛烈碰撞的教训近在咫尺，面对中国对越南抗法斗争的介入，在英法等国不予响应的情况下，美国不仅没有迈出直接卷入战争的步伐，而且先是在1953年10月30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中，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是集体安全政策，必须加强和保持美国与盟国的团结；(38)既而于1954年4月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92次会议上就“联合行动”问题进一步明确提出：国会将不会授权美国对印度支那实施单边干预行动，美国的干预必须是包括东南亚其他自由国家、菲律宾和英联邦国家在内的联盟行动的一部分；并提出，努力建立一个地区性组织，就是要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实力，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地区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已无须再进行军事干预(39)。
事实上，影响美国军事干预步伐的更为直接的因素还是美国与其西方盟友之间的矛盾。就法国而言，美国自己被迫在朝鲜停战却不让法国在越南停战，就是欲在越南取代法国。因此，自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至日内瓦会议召开，美国始终无法插足越南，代替法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法国的排斥。按照日内瓦会议法国代表团军事顾问吉勒马兹(Guillermaz)的话说就是，八年来法国都拒绝将战争国际化，不赞成美国干涉印度支那(40)。奠边府战斗开始后，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进入东京湾举行军事演习，同时释放考虑在越南“使用原子弹”的信号，以此向越军施加压力，为法军解困(41)。即使有过这种帮助，在奠边府失守后，法国依然希望保持某种程度的自由，不愿意与美国捆绑到一起，扩大战争。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期间，法方向中国表示，为了自己的利益，法国希望自己解决问题，不要给第三者以扩大战争的借口；并暗示英法正站在一条线上抵抗美国的压力。(42)而对于英国来说，与美国之间存在着维护自己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抵制美国争夺东南亚地区主导权，(43)以防鹊巢鸠占的挑战与反挑战、排挤与反排挤的尖锐矛盾。为此，英国人极其害怕以地面部队介入印度支那，不同意美国的意见，认为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印支，将可能导致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以及核武器的使用，如果苏联践行其在中苏条约中的承诺，甚至有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主张通过日内瓦谈判达成妥协，以为分治方案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44)毛泽东曾以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尽管美国政府正在关闭同苏联和其他民主阵营国家的谈判大门，然而英国政府却表示它赞成这些谈判。自诩为反共老兵并立下了功劳的丘吉尔(Churchill)，也仍然对美国人宣称他是赞成与共产主义者谈判，赞成与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45)
鉴于在将反共联防思路引入东南亚过程中寻求盟友协作、加强对印支军事干涉的步骤无人响应，美国转而谋求在日内瓦会议开幕前建立东南亚地区性组织。在美国看来，如果“能这样做，我们就将以强大而团结的姿态进入会场，从而有望令共产党人在会上作出让步”。为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于1954年4月4日致函英国首相丘吉尔，呼吁说，支持法国人的最好方式是建立一个由美、英、法、印支三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和菲律宾等国组成的新的集团或联盟。(46)只是美国的这个提议依旧无人喝彩，英国人进而还曾积极谋求组织一个类似洛迦诺公约的体系，以在东南亚建立一个各国紧密联合的同盟，与美国的建立一个包括泰国、巴基斯坦、保大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在内但又不仅限于这五个国家的军事集团的计划(47)分庭抗礼。由于英、法，尤其是英国坚持了日内瓦会议再议的立场，(48)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御联盟的计划搁浅。
在种种阻力下，美国只得将其在印支的战略目标的底线锁定为越南南北分治，保护和维持越南国保大政府，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生存，反对法国默认共产党接管印度支那。4月29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印支局势时，李奇微(Ridgway)等三位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反对美国出兵印支，艾森豪威尔也认为，美国要派遣地面作战部队冒的风险太大，美国也不能使用核武器，不能卷入看不见尽头的亚洲战争，否则将“削弱我国的整体防御能力”；“在没有盟国参与的情况下，如果红色中国卷入印度支那事务的态势已经清晰，我们应该小心地避免在亚洲四处出击。对于红色中国之蛇，我们应该击其要害而不要去踩它的尾巴”，不应选择同中国作战的办法；进而作出决断：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取得相应结果之前不在印度支那承担军事义务。(49)
当然，美国不想直接军事干涉印支战争并不等于就此罢手印支事务，毕竟在冷战对峙的格局中，美国认为，从长远看，“中国在东南亚有野心”(50)。这时，摆在中国人面前的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战争持续及印支问题的拖延不决，只能促使英法等国消除与美国的矛盾，寻求与美国的协作，从而有利于美国实现其东南亚防卫协作计划并将越、老、柬三国纳入其中。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加紧筹划的东南亚公约并不像英国人所强调的那样，是与北约相同的纯粹防御性质的组织，而是一个侵略集团。(51)因此，印支三国如果加入进去，势必造成中国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同盟国毗邻，美国设在这些国家的军事基地直接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局面。这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也最不能接受的，中国必须利用日内瓦会议的谈判桌消除这一隐患。
三、中国解决印支问题的核心目标及其实现
与美国认为中国在东南亚有野心一样，中国也认定美国对东南亚有野心，要在东南亚搞军事基地、军事同盟。这种冷战对峙中的相互猜忌和防备，使得中国对美国在印支地区建立军事基地问题极为敏感。中国认为，美国干涉者并不讳言他们企图接替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他们正在拉拢印度支那的三个所谓国民政府，要直接训练所谓国民军队。(52)1954年4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在离京赴会前夕与印度大使会见时即分析说：“美国的中心目标是中东和近东，它要利用印度支那问题来挑起更大的阴谋。所谓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集体防御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的再版，美澳新公约的扩大。这些都是侵略性的军事集团，美国要该地区的各国，替美国抬轿子，建立一个统治东南亚、中近东和远东各国人民的殖民帝国。”周恩来进而指出：“摆在亚洲国家和人民面前的问题”“是它们如何能够自救”。而自救的办法便是“要团结友好，反对侵略，不参加军事侵略性的集团”，这样，“美国的阴谋就不能得逞”。(53)
中共中央在决定派团参加日内瓦会议时给代表团提出的任务是：要在会上“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以破坏美国的封锁禁运、扩军备战的政策，以促进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并要尽一切努力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54)。奠边府战役后，中国方面已经看出美国对印支战争“大举干涉不甚可能”，(55)由此，这项任务具体落实到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上，其核心目标实际也从防止美国扩大印支战争转变为集中力量阻止美国以搞军事基地、军事同盟的手段插足印支地区。在中国看来，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将印支三国纳入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东南亚反共条约组织的前景，对中国和越南的安全威胁更大，因此也是中国最关心的事情，(56)中国必须继续坚持并敦促政治解决印支问题。事实上，阻止美英法等国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设想并不现实，无论战争停止与否，美国都不会放弃这种努力；但是通过日内瓦谈判桌前的斡旋换取推迟东南亚条约的缔结，尤其是阻止印支三国与美国结盟、阻止美国在中国的家门口建筑军事基地目标的实现却是有可能的，方法就是通过适度妥协或施加压力，达成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日内瓦协议，依靠所签署的法律文件，约束美国的此类企图，并使老挝和柬埔寨切实成为中立国家。
奠边府战役结束的次日，5月8日下午，法、英、美、越南共和国、柬埔寨王国、老挝王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和中国九国参加的关于恢复印支和平问题的讨论在日内瓦国联大厦启动(57)。会议初期，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相继提出了经与中国和苏联代表团磋商后确定的动议及建议，其中三项内容直接触动了与会法、英、美、越南国与柬埔寨和老挝资本主义及民族主义六个国家的利益。其一，邀请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代表参加会议，因为这两个政府代表着大部分的高棉和寮国人民，体现着两国人民的民族愿望；其二，缔结协定，交战双方自越南、高棉与寮国领土上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其三，越南、高棉和寮国分别举行双方政府代表的协商会议，通过普选建立统一的政府。(58)这几项建议的核心意图是，将柬埔寨和老挝也存在两个政府的现实摆上国际会议的桌面，使两个抗战政府合法化；将印支三国作为一个整体，三国的问题不可分开，政治和军事解决方案一体讨论；以此为基础，印支停战后交战双方的撤军实际是法国单方面需要承担的责任。
但实际情况是，柬埔寨和老挝两个王国政府是已获国际上30多个国家承认的合法政府，而与会这六国并不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合法地位，柬老抗战政府则被它们视为受越共控制的“外部产物”，其抵抗部队应属“外国军队”，即越南的叛军越盟部队，其正规军及非正规军均应全部从柬老两国撤出(59)。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越、中、苏的建议遭到与会另六国的坚决抵制。法国代表团的军事顾问甚至在中国代表团秘书长表示“中国的利益是不让美国干涉，并阻止东南亚的反共公约”时，作出了“把战争交给美国，也是结束战争的一种方法”(60)的强硬表态。会议由此进展迟缓，一度陷入僵局。
美国更是借机围绕东南亚公约问题紧锣密鼓地炒作，一方面在会上由其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Smith)放言美国将尽力援助法国和印支三国抵抗外来侵略，强调美国愿意帮助东南亚集体安全的发展，示意组织东南亚军事集团的商谈正在活跃地进行着，而且这样的一个组织正在形成中(61)。一方面指使泰国以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摆出准备向联合国呼吁的姿态，(62)预告战争国际化，从而扩大化的趋向。另一方面在国际上造声势：5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东南亚公约这个亚洲版的欧洲防务集团是他的“政策基础”；关于“东南亚公约”的军事阶段和政治阶段、参谋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等消息充斥西文报纸，令这项计划成为最突出和值得世人密切关注的事情。与此同时，作为筹划“东南亚防御集团”前奏的美法会谈，开始在华盛顿、巴黎和日内瓦积极地进行；5月下旬至6月初，美、英、法、澳、新策划召开五国军事会议，研究印支局势及成立东南亚防御联盟的前景。尤为让中国担忧的是，美驻泰国大使正在加紧建立泰国与柬埔寨、老挝两王国政府的军事联盟，美国与柬埔寨的军事谈判也在日内瓦和金边城同时进行。(63)一时间，中国似乎距离实现关乎自身利益所在的核心目标越来越远了。
事实上，中国并非完全不清楚柬埔寨和老挝王国是两个独立的国家，只是中国尚未承认柬、老王国政府，而且在取得革命成功不久的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合法政府”的概念还不十分清晰，他们更愿意接受越南共产党建立印支联邦的计划，将越老柬视作联邦三成员国(64)。特别是中苏结盟后西方阵营作出的抵制性反应，策划成立反共联防的东南亚公约、筹备组织太平洋安全体系等种种方略，(65)促使中国于加强援助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同时，更加重视高棉和寮国两个抗战政府的存在，因为它们领导高、寮人民解放了广大的国土，并尽一切力量建立民主政权，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水平。(66)因此在中国看来，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可以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后备力量。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在日内瓦会议召开前即曾向苏联外长建议说：在讨论印支问题时，不仅要邀请民主越南的代表，还要邀请巴特寮和柬埔寨的代表，而且不要把它们包括在越南代表团当中。因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邀请这三个民主国家的代表，可以作为对相关国家的抗衡。(67)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中国的舆论宣传将柬、老称为“高棉、寮国傀儡政权”；日内瓦会议初期，中国代表团向国内发电通报情况，以及大会发言时，也常用“印度支那三傀儡国”(68)，“三个所谓国民政府”等语汇(69)。
日内瓦会议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前，中国在与苏、越磋商会议方案时，即已估计到邀请两个抗战政府参加会议的建议不会通过，(70)但由此引起轩然大波是始料未及的。与会六国对中苏越三国态度的强烈不满和施加的压力，使中国感觉到了柬老两国为此而投入美国怀抱，有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危险。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代表团认为，应该从实际出发，作出革命的让步。(71)5月15日，中方在同苏、越进行磋商时提出，可从停战问题开始讨论，只是不撤回我们对政治解决部分的意见(72)。这即表明中国准备不再坚持邀请老、柬抗战政府代表参会的政治动议，并且同意先就军事上的停火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会议出现了转圜的余地。12天后，周恩来又在会议讨论军队集结区问题时提出：我们认为印度支那三个国家，即越南、高棉、寮国的情况是不完全相同的，要根据三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5月30日，周恩来进一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此后经电商越南劳动党同意后，中越苏三方作出了将三国分别开来，“三国应相约互相尊重独立、统一和国内制度”的决定。(73)与此相应，周恩来又根据所掌握的还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的情况，提出这部分军队应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随即与苏联代表一起劝越南方面接受了此项意见。周恩来随后在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上正式表述了中、苏、越关于印支三国情况完全不同，应据各国具体情况考虑问题的新观点；提出了越南志愿军作为外国军队须予撤离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新建议，会议终于就老挝和柬埔寨问题达成了进一步谈判的协议。(74)中国作出重大让步的举措，为打开会议僵局提供了条件。
6月中旬法国拉尼埃内阁集体辞职后，孟戴斯－弗朗斯(Mendes-France)以保证7月20日之前实现印支和平为条件高票当选总理。面对迟迟不肯作出让步的对手，法国新内阁更是向中国方面告急说：印支问题若7月底前不能解决，孟戴斯－弗朗斯政府就很危险。美国势力可能与法国内部的亲美力量联合起来压垮弗朗斯内阁，这样，印支战争将会无限期延长，世界政治力量的均衡也会发生变化，结果不堪设想。(75)于是，中国开始加速向实现阻止美国在老、柬搞军事基地、拉其结成军事同盟，插足印度支那的目标迈进。6月下旬至7月，周恩来等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同法、英、柬、老、印度等国代表进行会谈时，着力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了解美国是否在进行活动，试图把印支三国吸收到它的东南亚防御同盟中去。通过反复询问，中国基本摸清了杜勒斯(Dulles)与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Eden)7月13日在巴黎会谈时，并未考虑任何形式的包括印支三国在内的东南亚同盟及建立军事基地的问题。(76)
2.传达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强硬的信息，向美方施加压力。针对美国打出的建立印支军事基地、军事同盟这张牌，周恩来以强硬态度进行回应，反复突出强调说：如果越老柬三国有美国的军事基地，中国便要过问，不能置之不理；把印支三国搞进美国的东南亚防御同盟，和平就失去意义，就是在准备新的战争，中国就不能不关心，(77)摆出了不惜与美、法在印支地区再战的姿态。
3.分别就不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不搞军事同盟问题获取老、柬、法、英，乃至美国的口头承诺。老挝王国代表对其本国的抵抗运动获越盟支持一情不能释怀，柬埔寨王国代表则更是一度声明，只有在对柬埔寨没有威胁时才无意于允许在其领土内建立外国基地，意指战时可以允许有美国基地，并强调柬埔寨有权选择军事人员与装备的来源和质量，也就是说平时可以有美国人员。(78)有鉴于此，中国方面不仅同意柬老两国从除美国外的境外运入用于自卫的武器弹药等等，而且重申愿意看到老、柬中立，表态说大家从来没有把老挝当做越南看待，老挝只有一个王国政府，这并不是分治。一切外国军队撤退后，老挝就能成为一个和平、独立和统一的国家，表示愿意发表共同声明，承担中国的约束。还向柬埔寨作出承诺，担保越南无意侵略任何国家。(79)以此换取柬、老作出他们不要美国军事基地的保证后，不再出现反复，顺利签约(80)。同时寻求法、英、美的肯定态度。孟戴斯－弗朗斯明确表态说，法国不预备在印支地区设立美国基地，法国没有这样的计划，法国可以毫无保留地表示，“我们没有考虑包括印支三国的东南亚同盟”；英国外长艾登也赞同周恩来向他提出的老、柬两国不得有外国军事基地、不得与外国建立军事同盟的立场(81)。而就中国最为关注的美国态度来说，法、英代表则是多方传递信息：孟戴斯－弗朗斯“曾数次从美国方面得到保证”，“美国并无在”老、柬“二国建立军事基地的意图”、“也没有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的企图”；美国方面告诉艾登，“不想在老、柬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总统杜鲁门(Truuman)还于同艾登长谈后，在讲话中使用了“和平共处”的字眼，等等(82)。
如此几番较量之后，法、英、美方面得到中国和越南承认老、柬独立自主的保证，(83)中国方面也获得了法、英、美方面使老、柬成为无外国军事基地、不加入外国军事同盟的中立性国家的保证和意向。但是，口头承诺毕竟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法消除冷战对峙中不同阵营国家之间的隔膜。解决相互猜忌、实现各自目标的唯一办法还是签订协议。
此时，中越在7月初的柳州会议上已经统一了思想，越南劳动党在南北划线问题上从原定的“纬线十三度至十四度之间”及十五度线的最高方案和中等方案，退至接受十六度线的最低方案，并以“七·五文件”的形式通知了代表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副总理范文同。只是，十六度线与法方坚持的十八度线毕竟仍然存在差距，法越双方各不相让，谈判进展缓慢。直到7月19日晚，孟戴斯－弗朗斯率先迈出退让的步伐，提出以十七度为分界线，范文同仍然未予回应。(84)
当法越双方在划分临时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时，美国又散布要把印支三国搞进东南亚防御同盟的消息，(85)进一步施加压力，演示威慑新中国及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的前景。面对印支三国出现美国军事基地的可能性，7月18日，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黄华通过美联社记者托平向美国代表、副国务卿史密斯转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如果西方大国同意“不得在印度支那建立任何外国军事基地和使三个成员国不参加任何军事集团”，那么共产党对在7月20日这个期限以前达成一项印支停火协议是抱有希望的。据托平报告说，他多年前就认识的黄华，在谈到美国在印支建立基地或者在东南亚组织反共条约的可能性时，非常激动，两手发抖，他本来英语讲得很好，这时却讲不下去了，不得不通过译员讲话。(86)
这期间，显然已非常关注日内瓦会议局势走向的毛泽东在听了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指出：美国要借印支地区做文章，这个问题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因此，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进而向周恩来面授机宜：为了达成协议，只要不是改变基本要点，在谈判中可以接受与方案稍微有出入的变通办法。(87)中国一方面根据毛泽东的这种谈判思路继续做范文同的工作，使其作出让步的准备；一方面坚持要求日内瓦会议的政治宣言中写入不得在印支三国建立军事基地和印支三国不得参加军事同盟的内容(88)。这样，越法双方最终就十七度线划界问题达成了协议。
7月20日，关于在越南、老挝、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三个协定签订。翌日，法国、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发表声明；日内瓦会议通过《最后宣言》，对上述各项协定和声明予以确认和支持。这些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最后文件，明确规定了禁止外国军事力量在越老柬三国境内建立新的军事基地，禁止老、柬及越南双方缔结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停止敌对协定原则的协定、加入任何军事同盟。美国代表拒绝参加会议的最后宣言，但是也以发表声明的形式正式表示：“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害”这些协定条款的实施。(89)至此，日内瓦会议中国解决印支问题的核心目标彻底实现。
四、结语
(一)日内瓦协议的签订，以法律形式束缚了美国军事介入印支地区的步伐。事隔月余，9月8日，美英法等八国在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东南亚条约组织正式成立，美国完成了其酝酿几年的遏制中国向南发展的战略预想。越南国、柬埔寨和老挝由于要遵守日内瓦相关协定的规定，不能加入该条约组织。中国解决印支问题方针的完满实施，消除了停战后美国军事力量对中国南部安全的直接威胁，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就越南劳动党而言，在不具备夺取全国政权的条件下，以和平方式取得了河内、海防等大城市和红河三角洲平原地区，为其日后统一事业的完成构建起了一个可靠的基地。另外，美国在匆匆缔结东南亚条约时决定，不驻扎常驻部队，不建立常设军事机构，只是划线威慑。这使得此防御同盟松散而无力，大大逊色于北约，实际成为“在宣告成立时活像一只狮子，而后来的表现却完全是一只绵羊”，(90)其对中国和越南的威胁力度实际由此而降低。
(二)日内瓦相关协定不仅禁止在老挝和柬埔寨全境建立新的军事基地，也禁止在越南全境建立新的军事基地，即如周恩来在会议期间曾多次明确表示的：协议对双方的约束是同等的，中国不和越南结盟，印支三国和别国也不结盟(91)。由此，印支协定不仅对老、柬王国政府和越南国政府有约束，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同样具有法律约束效力，它实际封住了中国与越南结盟的道路。这其实也是美国想要得到的东西，既然英法等国都不愿继续打下去，那么印支最好的出路就是达成这种结果的和平协议。
(三)对于英、法、美来说，协议不仅确定法国军队须从印支三国撤走，更重要的是也确定越盟军队须从老、柬撤离，而且为换取协议的尽快达成，根据中国的意见，会议同意老、柬通过从境外(除美国)运入用于自卫的武器弹药、军事人员等，为老、柬王国政府防卫力量的恢复及加强提供了重要条件。协议同时规定高棉抵抗部队或收编入王国的军警部队，或就地复员；老挝抵抗部队或就地复员，或转移到老挝北部两省，(92)实际造成越盟志愿部队从老、柬撤走后，两国抗战政府成为空壳的现实状况，难以在近期的革命斗争中大有作为，越南劳动党一度失去了在印支革命活动中的重要依靠力量。
(四)事实上，与中国不愿美国在老柬两国建立军事基地一样，美英法等国也不愿老柬被越盟利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会九国才能够找到一种使老、柬中立化的解决办法(93)。协议承认老、柬的独立自主地位和中立性质，中国和英法等国并承诺将维护两国的中立立场，这不仅限制了日后老柬两国寻求与美国结盟的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老、柬投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可能。这样，对于冷战对峙中的两大阵营来说，老挝和柬埔寨成为印支地区重要的缓冲地带。即如法国代表所表述的，英语国家将此两国看成是两大阵营之间的“塞子”，比对越南更为注意；老、柬两国能成为美英法和中苏越两方之间的一个“保护垫”。(94)
(五)美国无法取代法国掌握对整个印支半岛事务的控制权，将其新月形对华包围圈做无缝连接，越南国在其东南亚政策中的位置便随之提升。面对依然存在的越南劳动党在中国和苏联的帮助下军事统一越南南方的可能性，美国必须紧紧抓住越南国政府，作为其打入印支地区的楔子。美国拒绝参与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举措，进一步密切了其与越南国的关系。以后的客观事实就是，南越被置于东南亚军事联盟的保护之下，并最终形成由吴庭艳掌权的反共国家越南共和国，成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与中苏抗衡的一个跳板。
(六)对于越、老、柬停止敌对行动协定的签订，越南劳动党当年的评价是“我国人民和军队的一个巨大胜利”。在谈判中迟迟不愿作出让步的范文同也认为，“会议的圆满结果”“是对于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重大贡献”，“是巩固和平的道路上的重要的一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至1960年，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还曾反复高度肯定中国的斡旋工作，称中国代表团对会议的成功“起了重要的作用”，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对中国在“抗战以及日内瓦的外交斗争中”给予越南的“全力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直到1965年10月，范文同在与毛泽东会见时还说：“奠边府一战只能解放我们的一半国土。”(95)只是，日内瓦协议不仅约束了美国，实际也同时束缚了想武力统一南方的越南劳动党的手脚。越南保大－吴庭艳政府在停战后不久即破坏越南停战协定和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的相关规定，开始镇压和迫害留在南方的抵抗战士和主张协商选举谋求统一的各界人士，(96)并最终建国，栖身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羽翼之下。而中国在划临时军事分界线问题上压越南让步，以及支持老柬王国中立政府，削弱两国抗战政府革命力量的政策，无疑加重了越南的心理阴影，使得从未放弃建立印支联邦理想的黎笋等越南领导人对中国的怨怼愈益加深。这也是越南谈越中关系文件形成的思想基础。
(七)从冷战的角度观之，印支战争的和平解决，既满足了苏联与美国缓和的意图，更实现了中国避免老、柬与美国结盟并建立美国军事基地的目标，在保证越南民主共和国地位的同时，于美国对华遏制及包围中确立了老、柬这样的缓冲地带，为中国提供了经济建设所需的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其遗留下来的越南分裂，老挝、柬埔寨在越军退出之后将由资产阶级控制等问题，无疑不利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日内瓦协议达成不久，以牵制亚洲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尤其是以中国所谓扩张为首要目标的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以及越南共和国吴庭艳政府对共产党人和普通民众进行的清洗，打击了以妥协实现印支和平的中国和越南，刺激了毛泽东的革命情怀，预示了中、越同美国之间迟早要在印支地区发生军事碰撞的前景。如此说来，社会主义阵营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究竟是什么？是以苏联和中国的战略利益为中心吗？这个问题事实上既困扰着某些越南领导人，更困扰着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60年代初以来，毛泽东否定过去以让步、变通的办法争取印支停战的主导思想，作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犯的错误害了越南的自我批评，正是同他重拾革命精神，使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转向激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注释：
①“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B同志谈反动的中国集团对越南的阴谋)”，Stein Tnnesson,Le Duan and the Break with China,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Fall/Winter 2001,pp.273－288.据滕内松介绍，该件属名“B同志”，没有注明日期。通过内容判断，文件完成的日期应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爆发至10月4日越南关于越中关系白皮书发表的这段时间内。将作者“B同志”确定为时任越南共产党总书记的黎笋，是由于作者在文件中提到，他在20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别人称为“Anh Ba”(三哥)。而众所周知，这是黎笋曾用过的化名。此外，文件于频繁提及越中两国领导人高层会晤时，作者“我”总以一种权威的方式代表越南方面，而能够这样做的人，在越共党内除了从60年开始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黎笋外，屈指可数(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Fall/Winter 2001,p.285,273)。笔者2013年初曾就此事再次向越南学者进行核实，目前就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学位的黎皇灵先生登陆越南共产党的网站，查实“三哥”为黎笋的代号；在越南，“三哥”即指黎笋。
②参见《既是供状又是丑行——一评越南外交部关于中越关系的白皮书》《越南抗法、抗美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中越关系的白皮书》《为什么越南统一后中越关系恶化了——三评越南外交部关于中越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15日、21日、26日。
③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Fall/Winter 2001,pp.279、280.
④越南国防部军史研究院编，廖贤春等译：《越南人民军历史》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7页。
⑤毛泽东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话记录(1968年11月17日)；毛主席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5年12月11日)；毛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⑥周恩来接见越南春水部长谈话记录(1968年5月7日)，中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554页。
⑦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辑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90页。
⑧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第600页；《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182页。据4月末美国方面的估计，法军当时的总兵力为步兵8500人，炮兵1200人，另有3000人组成的土著援军；越盟的兵力则估计为4000人。参见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52—1954,Vol.X.Ⅲ,Indochina,Part 2(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USGPO〉,Washington:1982),p.1438.
⑨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РГАНИ(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ф.2,оп.1,д.476,л.193－235。
⑩《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79—281页。
(11)《越南人民军发表解放奠边府公告歼灭敌军一万六千多名》，《人民日报》1954年5月11日；Bernard B.Fall,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published by Dacapo Press,INC.Originally published,Philadelphia,p.431－432.据西方军史专家判断，越军阵亡约8000人(Howard R.Simpson,Dien Bien Phu,the Epic Battle America Forgot(1994 by Brassey's Inc),p.169)；转引自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第696—700页；古小松编著：《越南国情与中越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227页。
(12)法方总兵力47万人，其中法国远征军19万，南越保大军队24万，老挝王国军队近2万，柬埔寨王国军队1.5万。越方兵力30余万人，其中越南军队28万，寮国抗战部队1.8万(其中越南志愿军1.4万)，高棉抗战部队3000(其中越军1000多人)。柳州会议记录(1954年7月3—5日)，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提交香港“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章，1996年1月(该文后发表于《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但此段内容发表时被删除)；曲星：《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策略差异》，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110页。
(13)参见《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180页；周恩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5月12日)，周恩来与皮杜尔会谈记录(1954年6月1日)，周恩来关于与艾登谈话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6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1954年日内瓦会议》，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23、269、242页；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1954年6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509页。
(14)李海文：《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进行的努力》，《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第七次会议上的发言(1960年7月16日)，Lamont Library,РГАНИ,ф.2,оп.1,д.476,л.193－235。
(15)参见《吉勒马兹及保罗－彭古宴请王炳南谈话纪要》(1954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59页。
(16)贺书丹：《美国的东南亚援助政策与科伦坡计划》，《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17)《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三联书店，1973年，第11页；FRUS,1949,Vol.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 (USGPO,Washington:1976)，pp.1215－1220；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41页。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建立的考察，参见姚椿龄：《美国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18)参见《巩固邦交加强友好合作 中越建立外交关系 周外长电复越外长表示欢迎》《苏越建立外交关系维辛斯基通知越外长黄明鉴》《越南有了友好的邻邦一定能够加速总反攻》《“越南之声”发表评论赞扬苏越建立邦交》，《人民日报》1950年1月19日、2月1日、1月29日、2月4日。
(19)史白夫与刘少奇会谈纪要：通报援助越南、日共等情况(1950年1月16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100,оп.43,п.312,д.126,л.35－37。
(20)FRUS,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USGPO,Washington:1976),pp.745－747；《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第8、870、888页；《美帝秘密募日军赴越阴谋干涉越解放战争 美“特别使团”到东南亚进行侵略活动》，《人民日报》1950年3月11日。
(21)《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47—250页。
(22)《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01—220、116—124、251—254页。
(23)FRUS,1950,Vol.Ⅵ,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747；《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第871页；韩怀智主编：《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26页。
(24)George C.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2th edition(New York:McGraw Hill,1986),p.20，转引自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
(25)参见《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25页。
(26)科伦坡计划由英联邦国家于1950年1月正式提出。对科伦坡计划的考察，参见孙建党：《冷战与科伦坡计划的起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9期；孙建党：《科伦坡计划及其对战后东南亚的经济发展援助》，《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2期；贺书丹：《美国的东南亚援助政策与科伦坡计划》，《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7)请求苏联帮助越南解决汽车和汽油问题(1950年12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03页。关于此问题的考察，参见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2012年第3期。
(28)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8页。
(29)《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31—232，257—259页。
(30)关于援助越南武器装备问题的批语和电报(1951年1月、2月)，中央同意装备越南人民军一个主力团等问题的电报(1951年2月1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64、66—67，96页；关于向越南建议划西北战区和开展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的电报和批语(1952年6月、7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47—248页。
(31)《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59页。
(32)FRUS,1952—1954,Vol.Ⅻ,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Part 1 (USGPO,Washington:1984),p.132.
(33)《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310—313页。
(34)《越南人民的英勇抗战一定胜利》，《人民日报》1953年12月19日。
(35)参见姚椿龄：《美国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
(36)FRUS,1949,Vol.Ⅶ,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Part 2,p.1217.
(37)参见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49、246页。
(38)参见姜海明：《冷战与东南亚条约组织》，华东师范大学2008届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第5页。
(39)FRUS,1952—1954,Vol.X Ⅲ,Indochina,Part 1 (USGPO,Washington:1982),pp.1254－1255.
(40)吉勒马兹及保罗－彭古宴请王炳南谈话纪要(1954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59页。
(41)《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第262—263页。
(42)王炳南与保罗－彭古及吉勒马兹谈话纪要(1954年5月27日)，李克农关于出席法国代表团宴会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62、299页。
(43)对此相关问题的考察，参见贺书丹：《美国的东南亚援助政策与科伦坡计划》，《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张德明：《从科伦坡计划到东盟——美国对战后亚洲经济组织之政策的历史考察》，《史学集刊》2012年第5期。
(44)FRUS,1952—1954,Vol.X Ⅲ,Indochina,Part 1,pp.1323,1312.
(45)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5日)，АВПРФ,ф.0100, оп.47,п.379,д.7,л.69－70。关于日内瓦会议期间美英法之间的分歧与矛盾情况，参见赵学功：《中国、美国与奠边府战役》，《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代兵：《大国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态度》，《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46)FRUS,1952—1954,Vol.X Ⅲ,Indochina,Part 1,pp.1256,1240.
(47)莫洛托夫与周恩来、范文同会谈纪要：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16日)，АВПРФ,ф.06, оп.13a, д.25,л.8。
(48)参见姚椿龄：《美国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瓦西科夫与毛泽东谈话纪要：中苏协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954年7月5日)，АВПРФ,ф.0100, оп.47,п.379,д.7,л.69－70。
(49)参见《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第7页；Bemard B.Fall,Hell in A Very Small Place,the Siege of Dien Bien Phu,published by Da Capo Press,Inc.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hiladelphia:Lippincott 1967,p.312，转引自钱江：《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第650—651页；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07页；FRUS,1952—1954,Vol.X Ⅲ,Indochina,Part 2,pp.1440—1145。
(50)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1954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45页。
(51)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周恩来在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49、162页。
(52)周恩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23—128页。
(53)周恩来会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关于亚洲形势和日内瓦会议的谈话(节录)(1954年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6—17页。
(54)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第5—6页。
(55)周恩来关于中、苏、越三方磋商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6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66页。
(56)参见周恩来关于与艾登、皮杜尔接触情况报中央电(1954年6月2日)，王炳南与保罗－彭古及吉勒马兹谈话纪要(1954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39、262页。
(57)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54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18—119页。
(58)范文同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关于邀请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代表参加会议的声明和动议(1954年5月8日)，范文同在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建议(1954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14～215、216页。
(59)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5月30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018页；周恩来关于与苏、越磋商及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节录)(1954年5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29页；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9页；周恩来关于第一次全体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9日)，皮杜尔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提出的关于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建议(1954年5月8日)，周恩来关于与苏、越磋商及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节录)(1954年5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20、213、129页。
(60)王炳南与保罗－彭古及吉勒马兹谈话纪要(1954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62—263页。
(61)周恩来关于第二次全体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12日)，周恩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22、125页。
(62)王炳南与保罗-彭古及吉勒马兹谈话纪要(1954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62页。
(63)李庄、杜波：《美国新殖民帝国的计划》，崔奇：《评华盛顿五国军事会议》，《人民日报》1954年5月26日、6月9日。
(64)周恩来关于中、苏、越磋商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27页。
(65)新华社：《论消除另一次大战的威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友好的措施——维辛斯基1月12日在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会上的演说》，李庄、杜波：《美国新殖民帝国的计划》，《人民日报》1952年1月23日、5月26日。
(66)范文同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关于邀请高棉和寮国抗战政府代表参加会议的声明和动议(1954年5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15页。
(67)莫洛托夫与张闻天会谈纪要：中共准备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1954年3月6日)，АВПРФ,ф.6,оп.13a,д.25,л.7。
(68)崔奇：《评华盛顿五国军事会议》，《人民日报》1954年6月9日；周恩来关于第二次全体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12日)，周恩来关于第二次限制性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22、132页。在这部档案选编中，该电报显现的是“印度支那三□□国”字样，“傀儡”或“仆从”两字被隐去。这里，笔者根据《人民日报》文章中对越南国保大政府的一般称谓用词。
(69)周恩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5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25页。
(70)周恩来关于中、苏、越磋商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6日)，周恩来关于中、苏、越磋商及朝鲜问题第七次全体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5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27、226页。
(71)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第50页。
(72)王稼祥与葛罗米柯、范文同磋商记录(摘录)(1954年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28页。
(73)周恩来在第七次限制性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37页；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5月30日，6月8日，6月14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第1018页。
(74)周恩来在第十四次限制性会议上的发言(1954年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70—171页；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109页。
(75)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记录(1954年6月23日)，李克农关于出席法国代表团宴会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98、299页。
(76)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308、246—248页。
(77)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记录(1954年6月23日)，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94、246、247页。
(78)周恩来与萨纳尼空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8日)，李克农关于第二十二次限制性会议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332、189页。
(79)周恩来与狄普芬会谈记录(节录)(1954年6月20日)，周恩来关于回拜萨纳尼空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15日)，周恩来与萨纳尼空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与狄普芬会谈记录(节录)(1954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317、331、333、335、327页。
(80)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记录(1954年6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94页。
(81)参见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记录(1954年6月23日)，乔冠华与梅农谈话纪要(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94、295、360—361、248、308页。
(82)张闻天、李克农宴请法国代表团谈话纪要(1954年7月8日)，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1954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300—301、308、248、245页。
(83)参见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会谈记录(1954年6月23日)，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周恩来与孟戴斯－弗朗斯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93、247、307页。
(84)李克农致毛泽东：苏、中、越三方会谈内容简报(1954年6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40页；柳州中越会议记录(第3、5、6次会议)(1954年7月3—5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76)》(下)，第1023—1025页；周恩来关于与苏共中央会谈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节录)(1954年7月10日)，周恩来关于与苏、越等方会外接触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14日)，乔冠华与梅农谈话纪要(1954年7月18日)，周恩来关于与孟戴斯－弗朗斯和艾登会见及其他会外磋商情况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的电报(1954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31、233、360、314页。
(85)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49、246页。
(86)《关于美国国防部侵越秘密报告材料汇编》，第59、61页。
(87)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32页；周恩来与范文同谈话(摘录)(1954年7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190页。
(88)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裴坚章主编：《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258页；乔冠华与梅农谈话纪要(1954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360—362页。
(89)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国际条约集(1953—1955)》，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169、176、184、186、192、195、164—165页；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64页。由于美国代表团已宣布的立场，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艾登和莫洛托夫事先商定，不采用签字方式来表明与会各国对宣言的赞同，而是在宣言标题中列出与会国家名称，各国代表则用口头方式表示对这一文件的态度。最后宣言获得除美国和越南国以外的所有与会国的通过。参见赵慧君：《1954年日内瓦会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第55—56页。
(90)姚椿龄：《美国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建立》，《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云汀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100、108—109、99页。
(91)张闻天与卡西亚谈话纪要(1954年7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52页。
(92)关于在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1954年7月20日)，关于在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1954年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523、531页。
(93)张闻天、李克农宴请法国代表团谈话纪要(1954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301页。
(94)双方司令部代表会议简报(第18号)(1954年6月3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档案号206－00047－17；周恩来与艾登谈话记录(节录)(1954年7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第1集，第247页。
(95)越南劳动党中央就印度支那停战协定签订发表的告越南军民、干部和党员书(摘要)(1954年7月25日)，范文同副总理答苏联《真理报》记者问(1954年7月23日)；《印度支那问题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30、128、127、262页；新华社评论员、《人民日报》评论员：《越南抗法、抗美时期的中越关系——二评越南外交部关于中越关系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1日。
(96)《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第十四条丙款：各方约定，不因个人和团体，在敌对行动期间的活动而对其加以任何报复和歧视，并保障其民主自由。《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八、停止敌对行动协定中关于保证维护生命财产的各项条款，必须最严格地予以执行，特别是必须使在越南的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选择他所愿意居住的地区。九、越南南北两地区有代表性的负责当局，以及老挝和柬埔寨的当局，不得对战时曾以任何方式与对方合作的人员或其家属加以个别或集体的报复。《国际条约集(1953—1955)》，第172、165页。据不完全统计，自停战起至1955年中的一年来，越南南方人民被杀1202人，被打伤4231人，被捕25165人，失踪705人。参见社论：《日内瓦协议一定要全部实施》，《人民日报》1955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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