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资本深化的行业效应--基于1998~2007年相关数据的分析_固定资产投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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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犹如一块“魔方”,一国经济能够实现持续的增长,似乎有一个“永动机”在推进。新增长理论的贡献是将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解:物质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和知识资本形成。归根到底,就是各种资本的形成和再形成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如果不增加投资的话,原有的资本存量就迅速折旧为“零”,表明旧技术、旧机器和旧设备形成的是低劳动生产率,产品的市场利润很少,甚至无法实现利润。新的物质资本包含了新的技术和新的知识,人力资本的内涵是可以无限扩充的,知识创造更是没有边界的。然而,任何的技术创新都是需要投资的,一个文盲是没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一个科学家在没有实验设备和图书资料来源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做出创新贡献的,更不可能把图纸变成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形式的资本积累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基础。

就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来讲,物质资本积累、劳动力技能的提高、以研究与发展为基础的技术创新力是三大领域。增加资金是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不是唯一的来源。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丹尼逊在《资本对工业国家战后增长的贡献》一文中指出:“资本对美国潜在国民收入增长率经常出现的变化已经产生影响。潜在国民收入增长率(按1958年价格计算)1929-1948年为2.75%,1948-1969年为4.02%。其中一半以上的差别归因于资本。”①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或者说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开始经济的加速增长,不断提高制造业的资本形成率确实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本文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阐明中国制造业优势构建中所出现的有利因素及有待于进一步调整资源配置的政策方向,特别强调要加快资本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制造业的迅速技术化,才有可能使中国较快进入到工业发展水平很高的阶段和形成具有全球技术优势的制造业结构,从而真正能够支撑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趋势

我们知道,哈罗德—多马模型简洁而精致,其中资本形成是增长的关键。显然,工业社会的性质决定了制造业的基础性地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是工业革命推动的,离开了制造业的技术应用和技术创新,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不可能的。

纵览全球工业发展史,对一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5000美元的国家来说,我国现有的资本存量太少,而不是太多。因而不断增加资本存量就成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也是基本的推动力。投资之后才会产生资本形成。今天的投资,就是明天的生产力,说明投资对劳动生产率提高是至关重要的。资本积累是为了增加未来的产出和收入而将一定比例的当前收入留作储蓄并进行投资的结果。新的工厂、设备及材料增加了一国的“资本存量”,使得提高产出水平成为可能。这些直接生产性投资要通过“基础设施”,即道路、电力、供水、通讯等方面的投资来补充,它们虽然不能直接生产产品,但却提供了必要的结构使正常经济活动得以进行,同时也便利了投资。所以,基础设施的改善提高了各种经济活动的效率。

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表明:较高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对应的劳动力人均产出也较高;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储蓄率/投资率较高的国家通常比较富裕。②那么,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人均资本量会提高。要看到,投资率的上升会产生水平效应,就是一个持续投资率的上升能够持续地提高人均产出的水平。当然,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由于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最终经济增长将会停止。但是,如果存在技术进步,它能够克服资本边际产出的下降,从长期来看,一国的经济将与其技术进步同比率增长。过去30年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直接原因是技术进步,间接原因则是资本的不断积累才使得这一进步成为可能。

在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表1所列的制造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是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以2002年的投资数据来看,制造业占11.83%,公用事业占15.04%,交通运输业占28.31%,这三大行业占全部新增固定资产的55.18%。2006年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额为109998亿元,其中制造业占30.99%,公用事业占7.81%,交通运输业占11.03%,三大行业合计占全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9.83%。总体上说,三大行业是全社会固定资产增加的主要部门,占50%左右。这也就成为我们选择这些部门作深入分析的理由。2004年后,国家统计局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指标有了变动,仅公布城镇投资额,因而我们的实证研究就只得按照这一变动的指标来进行。研究中,1998-2002年是采用国民经济各行业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的数据;2003-2006年则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

表1提供了过去10年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数据。1998-2001年期间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数的增长率极低,甚至出现负增长,这一时期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通过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来为过多的投资浪潮“降温”的实际反映。2001年后,全社会和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数有了持续的增长。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数的年均增长率在30%以上,五年之内增长了2倍。依据表1中的最近5年数据,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增长率是很高的,可见这一期间资本积累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如果就人均资本投入量来计算,2006年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仅为8368元,而人均制造业投资额也达到了2593元。一个拥有更高劳动生产率的国家,一定拥有更多的资本数,因为劳动生产率提升的部分原因是资本投入的增加。例如1950-1962年的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每个工人资本存量均高于日本、德国等。那么,美国与其它国家每个工人收入间差距的1/6到1/4归因于资本。③显然,如果要将中国很低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提升到工业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需要逐年增加投资量。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着全球最高的产出增长率,也应该拥有最迅速的资本增长率。

三、制造业资本深化的部门差异性

提高制造业资本积累率的作用是清楚的,现在转入到一直备受关注的制造业分支部门的资本形成状况。

物质资本的深化,使生产可能性边界外移。然而,为什么不同部门之间的增长率会有差异,有时甚至很大?中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是基于多年来经济增长之后的人均收入上升带来的市场需求发生明显的变化。我们所关心的是,在过去10年间制造业的生产部门在其增长速度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它们在制造业总产出中的长期份额的变化。由于不同收入对不同的产品有着不同的需求弹性,这就意味着国内需求结构的高速变化会影响中国在世界市场的竞争优势,由此而改变了国外需求结构,这又反过来改变了国内的生产结构。在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949美元迅速上升到2007年的2490美元的过程中,必然会在生产体系各分支的增长速度中形成较大的差别,而正在经历着这种增长的制造业就会发生迅速的结构变化。

2004-2007年期间,制造业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明显上升,从2003年的26.44%提高到2007年的32.41%,净增加6个百分点。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是如何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的?表2分别统计了2000-2006年期间制造业资本积累的部门结构差异性。就城镇投资额来看,一般消费品占37.7%,石油和化学工业、基本金属、运输设备和机电工业等重化工业占62.3%。在新增固定资产中,一般消费品占37.9%,重化工业占62.1%。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已经跨入了需要不断增加投资量来提高产出数量和技术水平的分支部门占主导性地位的“资本深化”的进程。

(一)制造业投资的部门结构

我们将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制造业的结构调整趋向。表2中也列出了采掘业、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数据,总体上反映了工业和交通运输行业的资本积累特点。第二列和第三列是2000-2003年的基本建设和新增固定资产数量。第四列和第五列是2004-2006年的城镇投资额和城镇新增固定资产数,第六列是制造业内部的新增固定资产比重。表2将过去6年中国制造业资本积累的数额与部门结构充分反映出来。透过这一图像,不仅可以知道结构是如何变化的,还可以明了未来制造业的重点分支部门。

1.2000-2003年间,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投资额为38373.82亿元,占全国68822.59亿元的55.76%;其新增固定资产数为26942.09亿元,占全国46138.56亿元的58.39%。其中制造业新增固定资产达到5566.62亿元,占全国的12.07%。就制造业内部来说,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占制造业的15.31%,基本金属工业占11.42%,机电工业和运输设备工业占29.14%,制药业占3.67%,合计占制造业的59.54%。

2.2004-2006年期间,工业与交通运输行业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19170.7亿元,占全国的52.39%;新增固定资产数为72304亿元,占53.07%,比重基本上与前一时期是相似的。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中的制造业内部比重也进行了分解,统计结果显示了同样的趋势。石油工业、化学工业和制药业的比重达到17%,基本金属比重是14.34%,六大机电工业比重为30.77%。这11个制造业的新增固定资产比重占制造业的62.11%,要比2000-2003年期间上升了2.57个百分点。由于现期投资的形成生产能力可能需要几年时间,经济中任何投资量的变化都将影响未来产出的能力。上述的统计分析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化速度正在加快。

中国制造业结构的资本深化是发生在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一大国一直以充裕的劳动力供应为经济结构的最基本特征。那么这一资本深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世纪之交,在中国出现的长期趋势是对工业品中的技术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1998-2007年,中国工业品的销售额实际上增长了3倍以上。现代经济增长中,把重要的结构改变的大部分归诸于工业化。一般说来,按人口平均产值的增长率越高,消费者需求结构的改变也就越大。事实是人均生产总值上升时,需求结构本身改变的重点移动了,需求的产品范围移向按人均产值较高水平的“高档”商品。随着需求的改变,创造出“新”产品的新兴技术产业将是具有突出地位的。新技术产品的出现,伴随而来的常常是生活条件的改变,也就造成了新的需求压力,进而使新技术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1998年以来的经济发展已把按人均所需的技术产品供应提升到高度优先需要的条件。人均收入提高和技术变化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某些潜在的巨大需求。这些新的需求对进一步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扩大提供了刺激,从而支撑了制造业增长的高速度。

此外,经济学家的研究证明了生产技术的改进也是依赖于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本身。技术创新是与实物资本投资一起运动的,专利数的获得与实物资本投资密切相关,只是专利以一定的滞后跟在投资后面。④这类研究充分说明,随着制造业的更多资本积累,技术创新能力就会上升,极有可能先在资本积累率最快的部门出现。

(二)制造业内部的不同资本形成率

我们已经对最近6年制造业内部的投资和新增固定资产数及其比重作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为了把制造业内部迅速的结构变化的数量方面与其主要分支的技术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说明,接下来用分支部门的资本积累及其比例来补充有关制造业内部资本形成率的看法。

2000-2006年制造业内部的资产积累速度是有差异的(见表3)。主要的趋势是:(1)除极少数分支部门外,传统轻工业部门的资产比重均出现小幅的下降,例如食品、饮料、卷烟业从9.92%减少到8.4%,纺织业从6.19%减少到5.45%,造纸和印刷业从3.65%下降到3.37%。(2)石油、化学工业的资产比重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下降,从21.19%下降到19.53%。(3)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的资产比重则从12.66%上升到14.62%,短短的六年内就增加了近2个百分点。(4)机械和电子工业的资产比重从31.34%上升到34.79%,增加了3.45个百分点,上升的势头是最迅猛的。

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期间,每一工人平均产值的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产业的资本积累量和积累速度。对制造业内部资产结构的深入考察基本揭示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已经转向基本金属冶炼、运输设备和电子工业。可以说,由于基本金属、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工业、运输设备工业占制造业相当大的比重,因而提高了整个制造业每一工人的产值。从过去6年来看,工业部门每一工人产出的累积增长确实是惊人的,而且增长率的上升仍然在持续。2000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是45679元,2006年已提高到104680元,是2000年的1.3倍,显示出劳动生产率相当强劲的增长。我们以工业平均值为100来区分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关于制造业分支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表4的第五列中可以发现:(1)在轻工业部门中只有食品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工业平均值,但是这一比率有减少的趋势:食品工业从126下降到118,饮料制造业从153下降为125。(2)石油加工业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在2000年和2006年与工业平均值的比率分别是308和254;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的比值分别从119和105上升到192和141;化学工业也从101上升到123。重化工业的中间产品部门属于资本特别密集的制造业。(3)在这6年期间,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工业平均值的比率从190下降到124,而运输设备业则从97略为提高到104。

我们将表4与表3的数据相对照来分析制造业分支部门的资产数及增长趋势,发现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的资本密集度上升了。例如2006年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人均资产数与制造业平均值的比率分别为289和151,制药业则为138,黑色和有色金属工业是229和183,运输设备业是153,电子及通信设备业是119。大体上有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资本密集度高的制造业,其劳动生产率也就高。

每一工人资产数的度量揭示了制造业各分支部门间巨大差异的广阔范围。从表4可以观察到2006年制造业中有18个细分部门的人均资产数低于平均值,人均资产低的分支部门是皮革制品、文体用品、服装业、家具制造、木材加工、纺织业等,其人均资产数大大低于制造业平均值,反映了较低的资本密集度。饮料业(129)和造纸业(116)的人均资产值高于制造业平均值。每一工人的资产数超过平均值的部门具有高资本集约度的特征,人均资产数高的分支部门是:石油加工(289)、黑色金属冶炼(229)、化学纤维(185)、有色金属冶炼(183)、运输设备制造业(153)、化学工业(151)和电子及通信设备业(119)。

通过最近6年的截面数据分析,制造业资本化的趋势似乎是非常清晰的,实际上支撵了人均收入的非凡而持续的增长,200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949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则分别提高到2018美元和2490美元。人均收入增长率是出乎寻常的快速,应该说,制造业的资本化和技术化对这一高速增长率做出了最基础性的贡献。

四、新的制造业结构及其部门优势

就一个时间段来说,制造业结构改变的确对新需求的发生与扩大起着巨大的作用,而新需求的上升以强有力的方式对技术产品生产量的增加起了作用,从而也就形成了制造业的高速和全面增长。我们依靠截面数据来推算制造业分支部门份额变化的努力还是比较成功的。由此可以推断:2000年以来的制造业结构具有极为明显的资本化和技术化趋势,这与人均收入增长和社会的需求结构变化的确有一种联系。

中国制造业产值在过去6年间分支部门增长倍数的差别是惊人的。工业产值的平均增长倍数是2.7,制造业产值的增长倍数是2.66倍。可以粗略地用6组数据来说明制造业分支部门的产值增长差异性(表5):(1)食品、饮料等工业的产值增长了1.96倍;(2)纺织、服装业产值增长了1.92倍;(4)石油、化学工业的产值增长了3.33倍;(4)基本金属工业产值增长了4.55倍;(5)运输设备工业产值增长了2.80倍;(6)电子和电气工业的产值增长了3.13倍。(1)组和(2)组属于传统轻工业,均低于制造业产值增长倍数的平均值;(3)、(4)、(5)和(6)组属于资本和技术类产业,则高于平均数。制造业产值结构的这种改变是极为迅速的,新工业起了支持总体增长的作用。

对制造业分支部门不同增长率的测定确实验证了有关制造业技术化趋势的判断。细究起来,对表6的统计分析可以说明制造业分支部门的优势。2000-2006年期间的结构改变带有重化工业日趋加强的特点。(1)纺织、服装和皮革制品工业的比重继续下降,从9.77%下降为7.83%。(2)石油和化学工业略为下降,从18.58%下降到16.72%。(3)基本金属工业则出现大幅度上升,从8.07%提高到12.11%。(4)电子和电气设备工业仍然保持其比重上升的趋势,从15.47%上升到17.36%。(5)运输设备工业比重上升不大,只是从6.26%上升到6.44%。

关键的问题是:当我们将新的技术产业区分出来以后,可以发现在制造业产值结构迅速改变的同时,制造业所使用的总资本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迅速改变,也就是制造业分支部门的资本—产出比出现了变化。对2000年和2006年的截面数据分析显示,基本金属工业的资产比重上升不到2个百分点,产值比重则上升了4个百分点;而纺织、服装、皮革制品业的资产比重下降了0.7个百分点,产值比重却下降了1.94个百分点。当然,若干分支部门的资本—产出比的变化不大。

制造业内部的资本—产出比显示,石化工业、基本金属工业、运输设备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资产比重远高于产值比重,如2006年的石化工业要高出2.81个百分点,基本金属工业高出2.51个百分点,运输设备业高出2.61个百分点,金属与机械工业高出2.12个百分点。只有电子与电气设备工业的产值比重要比资产比重更高一些,2000年为2.18个百分点,2006年为1.8个百分点。

根据上述证据,我们可以提出一般性结论,截面数据会使我们想到在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内,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资本和技术类产业占制造业的比重必然会稳定地略微上升,并且为我们强调的制造业资本深化的看法提供了新的佐证。

五、结论

工业发达国家人均高收入的基础是高劳动生产率,主要是制造业的高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要使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接近或达到工业发达国家水平,就要增加资本积累。我们在努力对有关制造业资本积累及内部结构快速变动的经验研究后认为——经济增长中包括高的资本形成率和提高制造业的资本积累率是制造业技术优势加强的驱动力量。

从上述讨论可见,资本与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因素一起作用于制成品的生产,资本的增加不仅推动了经济增长,又促进了长期资本的形成。要再次强调的是,中国仍然处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持续不断的物质资本的投资和相对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可以促进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也是经济能够保持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

对中国制造业分支部门的资产数及其比重的分解更使我们确信,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技术类产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建立在人均资产数上升的基础上的。这说明一方面要发展中间产品工业和技术类产业就应当增加资本,资本形成率的提高可以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增长;另一方面,作为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劳动力数量的大国,并不当然意味着将放弃对传统制造业的资本积累,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传统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样是以人均资产数增加为特征的。那么,推动更多和更有效的制造业投资,制造业的产出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一定会随着更多的投资而上升。

中国制造业资本积累的轨迹是如此的清晰,制造业体系中的技术部门所占比重正在稳步提高,制造业的竞争优势正在趋向技术类产业。鉴于上述的经验研究,我们更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和结构转型的初步成功表明,一个以技术产业占主导的工业化时代已经到来。

注释:

①(美)罗伯特·索洛:《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4页。

②(美)查尔斯·琼斯:《经济增长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27页。

③(美)罗伯特·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23页。

④(美)罗伯特·巴罗主编:《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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