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左翼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作家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现实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古往今来有多种多样的说法，随着时代的推移，现实主义文学不断发展和衍变。尽管如此，现实主义最基本的美学追求仍在于描写社会中的人，塑造出典型人物形象。所以，典型形象的塑造就成为衡量现实主义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因为偏重于情绪化，一般不太注重典型的概括，除了鲁迅等少数作家外，其他“五四”作家都还没有把典型塑造作为现实主义自觉的美学追求。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创作由于否定个性描写，当然也不会把注意力放到典型塑造上。至于“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强调写本质，重视写“群像”而不重视典型性格的刻画。进入30年代中期，左翼青年作家们的创作注重社会剖析，主张用形象来反映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就必然重视典型化和典型形象的塑造，加之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理论也译介到中国，被当作现实主义的重要的理论基础，更有力地促进作家注重典型化创造，因此在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中相应出现了众多典型性的文学人物形象。如云普叔（《丰收》）、包国维父子（《包氏父子》）、方治国（《在其香居茶馆里》）、野猫子（《山峡中》）、马伯乐（《马伯乐》）、母亲（《母亲》）……等等，都是现代文学画廊中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在短短几年内出现如此众多的文学典型，在现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现实主义创作的繁盛兴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左翼青年作家在塑造形象时并没有一窝蜂地去学某一典型的现象，他们笔下的文学典型包括各个阶层、各种身份职业的人物，这说明左翼青年作家现实主义的创作视野大大开阔，已经完全打破了“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形象为主的相对狭隘的局面。
在人物塑造上，这些青年作家们大都能够从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出发去描写人物，而且在写作之前和写作过程中理性的渗入较多，对所要表现的人物都有较明确的分析，特别注意表现其本质，也就是阶级属性和社会内涵，充分考虑人物的社会价值。因此，他们笔下的典型形象都是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必然产儿，而且思想性格鲜明，易于分析。一般来讲，左翼青年作家们的典型化手法大致有三个步骤：即作家从生活中获得的感性经验出发；经过对这种经验的理性分析和加工，形成明确的理性认识；然后再将这种认识还原为有直接性格外貌的艺术形象。因此，左翼青年作家们很少单凭生活经验或艺术直觉去构思人物，更不抽象地探索人物的精神面貌，而特别关注于人物与社会历史的联系，他们笔下的人物不仅是从作家的生活与心灵中生长出来的，而且是“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五脏六腑中孕育出来的”。⑨从而能够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及精神状态与时代历史内在不可分的联系。丁玲小说中的形象塑造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为30年代一位有代表性的左翼青年女作家，丁玲的文学史地位是双重的：她既是左翼文学的积极开拓者，又是女性文学狭小格局的有力突破者。“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们的作品多写自己所熟悉的中上层社会女性生活，柔而乏刚，其生活世界和情感世界都比较狭窄。丁玲30年代栉沐了人生的凄风苦雨，尝到了时代的风刀霜剑，尤其是1930年参加“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她意识到要使自己的创作攀上新的高峰，还需在更大的规模和更深的程度上，对中国社会作出更宏伟的纵向与横向剖析。她开始思考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与思想意识变革的相互关系，探索中国社会变革的途径，而且在这一时期丁玲几次回到家乡，听到了“一些农村经济崩溃，地主、官绅阶级走向日暮途穷的骇人的奇闻，也间杂有贫农抗租，妇女反抗的斗争消息”⑩，这些消息使丁玲从中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必然变化和趋势，以及这种变化与妇女解放的关系。于是，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丁玲创作了最能代表她在“左联”时期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的小说《母亲》。这部小说以作家自己母亲余曼贞为原型，以她的亲身经历为题材，成功地逆造了一位在辛亥革命影响下，毅然冲出旧家庭的牢笼，走上改革社会的道路的新女性典型形象，并通过这个形象“全景式”地反映了“一个社会制度和在这种制度下生活的女性在历史转变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不平”。(11)我们如果把“母亲”与丁玲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作一细致的比较就可看出，“母亲”虽然与丁玲早期小说中的梦珂、莎菲一样，具有叛逆的性格，但由于她们处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发展阶段上，因而具有明显不同的心灵历程和典型意义。丁玲早期作品中的莎菲、梦珂这类形象虽然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自主精神，但她们的性格发展已经明显越过了妇女解放的最初阶段，而呈现出现代女性的较为成熟的形态。那么，作为含有新质的较为成熟的现代女性，她们最初是如何背离了传统的封建妇道，从“安分守己”的封闭式家庭中冲出来，走上新的人生征途的呢？她们是通过什么途径，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才最终实现了质的飞跃的呢？这些问题显然说明中国封建淑女的纤纤小脚是无法一步就跨上现代新思潮“自由”、“解放”的舞台，尽情表演的。由此，作家意识到在自己笔下的女性形象系列中，遗落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由旧向新过渡的“中介”人物，即缺少了一个最初起步的开拓型人物形象——作家塑造的“母亲”形象正是提供了一个由“小脚”向“大脚”过渡的“解放脚”的典型，从而反映了生活的本质和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作为丁玲探寻中国本世纪第一代新型知识女性觉醒的艺术结晶，她在丁玲作品的女性形象系列中不仅是“量”的增加和变化，而且含有“质”的进步和飞跃。
从“母亲”形象的刻画中可以看出，丁玲塑造典型的目的和方法虽然基于生活，但作家非常重视对生活素材的理性加工，她既没有把人物个性消融在原则里，使人物变成某种政治观念的传声筒，也没有将自己母亲的全部经历不加选择地全都写进作品里，而是在既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又看到“社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提炼、选取了“最有代表性、最典型、最能概括生活的本质与方向”(12)的事件与情节来歌颂中国妇女追求人格独立和追求光明的可贵精神，反映妇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密切联系。
象丁玲这种典型构思方法，在左翼青年作家中是很有代表性的。这种典型构思的理性化路子，与上文所述的注重社会剖析是相联系的，正因为在当时的文艺思潮和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左翼作家们一般都较看重作品的认识价值，注重社会剖析，所以在刻画典型时，总是将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中去加以考察与表现。例如，2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虽然相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的苦难和挣扎，展示了农民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但很少能创造出与命运抗争的觉醒的农民形象。而左翼青年作家们的小说创作，则不仅写出了农民的苦难和挣扎，而且塑造了新一代觉醒的农民形象，通过他们的觉醒和反抗，表现了农民掌握自己命运的力量，揭示了农民解放的正确道路。青年农民立秋（叶紫：《丰收》）清醒地认识到“拼死了这条命也不过是替人家当个奴隶！”于是他决心抛弃父辈的生活方式，走上了反抗的革命道路，甚至连高定祥（蒋牧良：《高定祥》）也面对破产而愤怒地出走。这种变化说明左翼青年作家们步随30年代土地革命的深入，对农村和农民的认识深化了，能够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层次去捕捉农村生活的本质，从而塑造出真实可信并体现了社会发展趋势的农民形象，达到了20年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形象所没有达到的思想深度，这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进展。当然，无庸讳言，这种对典型的社会意义的普遍重视，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积极方面的影响——使作家特别看重作品的认识价值。以后随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日益风行，这种影响保留了下来，而且随着左倾机械论的清除，愈加得到加强：典型被绝大多数左翼青年作家首先看作是深刻地反映社会意义的艺术形象，作家们特别重视对典型性格的社会剖析，而且往往不经意地在人物身上留下了理性的印记。所以左翼青年作家笔下的典型，大都性格鲜明，阶级属性明显，理性概括突出。即使是具有“多侧面”的复杂性格特征的人物，每一侧面也都往往代表了某一思想内涵，或证明某一阶级特征。张天翼笔下的“包氏父子”所表现出的思想内涵就至少包括：写出小市民阶层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向上爬的心理；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批判了小市民阶层的奴性；通过父与子的冲突以及共同失败的结局，暴露了旧教育制度的黑暗与腐朽。如果说张天翼笔下的典型多为庸俗、不幸、苦苦挣扎的小市民、小知识分子形象，那么出现在沙汀笔下的典型则是川西北农村和小城镇的豪绅地主、地方官吏及袍哥大爷等“土著”人物系列，这些典型系列从根本上揭露了黑暗社会的没落，让读者看到旧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无可挽救的地狱，难逃必然毁灭的命运，因而具有较为深广的概括意义和认识价值。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左翼青年作家所擅长运用的这种典型的塑造方法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容易导致架空生活的不真实的情况，容易使典型直奔主题，成为作者观念中的人物。
总之，大批比较成功的典型人物形象在左翼青年作家笔下涌现，证明典型化和典型塑造已真正成为广大进步作家追求的目标，新文学现实主义确实开始走向成熟阶段。
四
在左翼青年作家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中，如果说丁玲、叶紫、艾芜、吴组缃是在浓墨重彩地细细描绘着社会人物图；那么，肖红、罗淑、张天翼、肖军是在有血有泪地控诉；而沙汀、蒋牧良、周文等人则是用平静的，甚至有时显得有点超然的口气讲述着一个个令人心酸的悲惨故事。他们以各自不同的认识方法、表现手法、艺术风格、结构形式真实而典型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使得现实主义的文学领域象现实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但是，在对左翼青年作家现实主义创作的审美倾向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后，还有必要附带花一点笔墨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中，有些作家无论从个人性格还是从艺术爱好上讲，都明显地具有浪漫气质，而且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表现出浓厚的浪漫色彩，但他们却没有成为一个浪漫主义作家，而最终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这是什么原因呢？
对此问题，我们认为：一个作家采用何种创作方法进行创作，不是随意的，它不仅受到作家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的抉择，更受到特定的时代精神与社会环境的制约。因为人虽然首先是自然的，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人，再富于个性的作家也终究是时代和社会的儿子。所以，在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支配作家创作发展的就不仅仅是作家的性格和气质，还有时代与社会，而且后者的影响往往更大，它有时产生的一些思想要求和审美要求，尽管与某些作家个人的创作个性不相吻合，却能够强有力地吸引或限制着作家。尤其是在30年代中国的严酷环境里，艺术个性的发展必须受到现实本身的极大制约，所以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由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处于双峰对峙的状态，具有相对思想自由的社会环境使整个时代弥漫着一种浪漫的气氛，在这种环境里，连鲁迅、叶绍钧、王统照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也不免散发出浪漫的气息；但到了20年代末，由于政治形势的陡然变化和现实生活的日益逼迫，时代与社会要求文学对它加以冷静的观察和剖析，因此左翼文坛强调现代小说创作的各种艺术流派向现实主义靠拢，尽管这是一种时代的局限，但它确实给作家的创作以极大的影响，正象朱自清所说：“几年前，‘浪漫’是一个好名字，现在它的意义却只剩了讽刺和诅咒。”(13)于是浪漫主义作家们纷纷转向，郁达夫、田汉等浪漫主义作家都不得不向现实主义靠拢，甚至连郭沫若也表示要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14)。浪漫主义思潮和创作在中国文坛急剧衰退，到了30年代，现实主义几乎一统天下。这种状况不禁使我们想起丹纳的一段精辟论述：“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企图向别方面发展的才干往往会发觉此路不通。群众思想和社会风气的压力，给艺术家定下一条发展的路，不是压制艺术家，而是逼他改弦易辙。”(15)一些原本具有浪漫气质的左翼青年作家就是这样走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
最突出的例子是艾芜。艾芜从小就具有热情奔放、开朗乐观的禀性，青年时代家道衰落和婚姻的不幸又促使他为寻找新的出路而离家远行，在滇缅边地漂泊6年之久。这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流浪生活使他视野开阔，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下层社会流浪者的善良品性和他们的悲惨处境，又使作家下笔伊始就要执拗地表达对美好事物的信念，“情真意切地向整个社会跺脚挑战”(16)。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听到的是清新明快、热情洋溢的歌声；看到的是一群豪爽乐观、具有反抗精神的流浪者形象，尤其是那些对南国边疆异域情调、雄奇险崛自然风光的描写，更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明亮的色彩和浪漫的气息。但是，作家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30年代中国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和严酷的政治形势，迫切地要求文学具有更深沉、更冷峻的美学风格及更强烈的批判力量，而在这方面，浪漫主义显然远不如现实主义更贴近现实。同时，30年代的中国社会太黑暗了，使人压抑的社会现实平息了他的浪漫主义激情。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说：“生活给了他那样一颗充满激情的赤子之心，他越仔细倾听内心的呼声，就越不愿用怀疑的眼光去测度世事，可他越是满怀热忱地去拥抱人生，就越难避免丑恶现实的强烈刺激。”(17)现实使他不得不怀疑：这个世界值得爱吗？沉重的现实使他无法唱出忘情的浪漫曲，历史的使命感又使作为左翼作家的艾芜在创作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作品能否真正帮助读者认清社会的真相，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正是出于这种“功利的标准”，于是，他自觉地改变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将其创作融汇于整个左翼文学的时代要求之中，与当时风靡文坛的独尊现实主义的文学主潮认同，去写出“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民，在生活的重压下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朦胧的反抗行动”(18)。可见，作为一个革命作家，社会的需要与个人的使命感必然驱使艾芜为了响应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而更改自己的文学初衷和抑制自己的文学禀性，走向了现实主义。正象沙汀是被社会与时代“逼”成讽刺和批判家的一样，艾芜也是被社会与时代“逼”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
然而，在创作过程中，随着作家对现实世界的感受日益深入，作家本人的个性特征仍然会在作品中顽强地表现出来。就艾芜而言，黑暗的社会“逼”着他去“切切实实”地描写现实，但他自幼养成的热情浪漫、开朗乐观的个性又不时地在他笔端闪现，这就一方面使他的作品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时时跳动着一些浪漫的音符，即从人物和情节描写的视角来看无疑是现实主义的，但从大量的风景画的描写来看，又具有某些浪漫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使他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既没有叶绍钧的那种冷静的感性观察力，更缺乏鲁迅的冷峻剖析的力度。
这种现象在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中并非个别，而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再如丁玲，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的女作家，她早期的小说就明显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使她对浪漫主义发生兴趣的因素，一是她与生俱来的那种洒脱不拘的性格和超然脱俗的“名士气质”（19)，二是由于这种性格使她很容易接近浪漫主义作家，受到19世纪俄国的一些带有浪漫气质的作家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影响。然而如前所述，个人素质并非是决定一切的，丁玲生活在一个祖国和民族多灾多难的环境与时代里，民族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个人的遭遇，使她这样一个具有正义感的女作家无法一味吟哦于艺术的象牙之塔，她由“开始觉得文学不只是消遣的，而应对人生有所启发”，进而从“人生派”作家，特别是鲁迅的作品中产生了“顿悟”，认识到“真正的中国是多么的不幸、多么的黑暗啊！压在我们身上的那样沉重的就是整个多难的祖国、可悲的我的同胞。……而鲁迅正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体贴入情，细致、尖锐、深刻地把中国社会和中国人解剖得清楚明白、令人凄凉，却又使人罢手不得。……自此，我的创作也开始了转变，站在了这一边”。(20)（即站在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边——引者注）这就清楚地表明，具有浪漫气质的丁玲，最终是被社会和现实的强大力量推向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滚滚洪流之中。《水》和《奔》等小说就反映了丁玲创作的这一变化。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在阅读左翼青年作家的作品时，会产生这样的感觉：相当一部分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在现实主义的基调中，时时跳动着一些浪漫的音符。而我们所谓的这个“左翼青年作家群”，本来就不是单纯的风格上的结合，其所以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主要是从基本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精神而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主义精神是左翼青年作家小说创作的主要特征。是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严肃与深沉、文学崇高美的源泉。他们的创作不仅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复归，而且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更为丰富、生动的内涵，从而达到了对“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拓展和超越，为新文学现实主义主潮在30年代左翼文坛的蓬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左翼青年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文学不倦的追求，和在追求中对各种错误倾向的纠正，使他们自己也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逐步成熟而成长起来。
至此，我们对30年代左翼青年作家群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创作的基本特质以及与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作了粗浅的分析和归纳。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政治色彩强烈、风格独特的文学群体，他们并非是自觉组成的文学流派，他们的创作是与时代联在一起，并随时代而发展变化的。历史地考察起来，左翼青年作家群的全盛期是30年代初至1937年抗战爆发。“七七”事变后，这批青年作家们先后离开了上海这座左翼文学的中心城市，在遍地烽火中踏上漂泊之路，颠沛流离、劳燕分飞。叶紫、肖红、罗淑等人在流亡途中早逝，其他作家在烽火硝烟的抗战生涯中生活困苦、行踪不定，但他们并未放下手中的笔，仍在各自的领域中进行了各具个性的艺术探索：丁玲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写出了《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周立波随军深入敌后，写出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艾芜写了《丰饶的原野》；沙汀则在偏僻的川西北农村写出了《淘金记》、《困兽记》等著名小说；……总之，他们的文学创作在热烈地拥抱时代之后，又于不同的层面上回归自我，并更深刻地反映时代，在经历了各各不同的遭际和命运之后，他们还是左翼作家，但他们已经更成熟更独具风格了。他们在重上征程的时候，把“左翼青年作家群”这个具有特定内涵的名词，光荣地献给了30年代，但文学史将永远记载着他们！
注释：
①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载《太阳月刊》1928年2月号。
②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载《文化批判》1928年2期。
③何丹仁（冯雪峰）《关于新小说的诞生》，载《北斗》1932年2卷1期。
④茅盾《女作家丁玲》，载《文艺月报》1933年7月1卷2期。
⑤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1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⑥木公（吴组缃）《斥徐祖正先生》，载《中国社会》1卷3期。
⑦吴组缃《吴组缃小说集·前记》，载《苑外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⑧吴福辉《沙汀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⑨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总序》，译文出版社1964年版。
⑩ (11)(12)丁玲《母亲·代序》，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版。
(13)朱自清《哪里走》，载《一般》杂志1928年3月号。
(14)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载《沫若文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15)丹纳《艺术哲学》第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6)(18)艾芜《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去信》载《十字街头》1932年3期。
(17)王晓明《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第210-21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19)这是毛泽东同志对丁玲的评价，见丁玲作《毛主席给我的一封信》，载1982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20)丁玲《丁玲文集》第5卷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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