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叛逆与歧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途论文,叛逆论文,当代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女性主体意识
这篇文章要讨论的是女作家写的、张扬女权（女性）意识的作品。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论者在谈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学女性作品与女作家时，都津津乐道地谈到所谓的女性意识（或谓女性主体意识）。代表观点如下：1990年在香港岭南学院召开的“女性主义国际研讨会”上谈到：“现在所说的女性主义文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女性风格’，而是一种从自觉的女性立场出发，通过性别与权力关系的描写，挑战男性霸权的压迫，寻找和建构新的女性主义文学。”林丹娅认为：“女性主义书写是对男性文化中心进行反动的思维成果”，“她们拥有对既定的一切进行质疑与解构的敏感天赋”，即所谓男权文化的天然解构者。然而著名女作家李昂却认为女性主义是一个“思考空间”，女性主义写作产生于一种“发现自己”的意念。“为什么要通过劳伦斯的描写看我们自己的情欲？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发现？”她认为女性主义并没有限制自己的写作，要提防的倒是那些“立场正确”的沉迷，提防在批评家的趣味中迷失自己。“一个作家，不能为了外在的目的而牺牲最宝贵的自己。”有趣的是，女性文学的女性评论家与女性作家的观点针锋相对。而内地召开的讨论会同样关心所谓的女性视点问题，认为“女性视点成为女性书写者观察打量世界时采取的普遍姿态，并探讨女性的主体话语位置、女性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等问题。
在我看来，上述观点（李昂除外）对女性主义写作来说，仍然是一种霸权压迫，是一种强加的定义，对具体的女作家来说更是一种错误的诱导。事实上中国最火爆的女作家如陈染、林白、徐小斌、张抗抗等几乎都被诱入了这一评论家预设的歧途。我认为，兴盛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明显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标志是20世纪80年代末后现代理论的引进与流行，包括女权主义（后称女性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等等。第一阶段以张洁、王安忆为代表，她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尽管在风格上可能具有女性书写的天然标志如观察细致、敏感等，但在意识上她们绝对是一流的作家，而不是“女性作家”。这不是因为“作家的意识或无意识中无能有超越性别抒写的愿望”，而是因为“当一位优秀的女作家在她的笔下再现自己所体验的世界时，她所表现的不仅是自己属于的这个被淹没的失声集团的声音，也会同时表现出主宰集团的声音”。当西方的女权主义理论泛滥于中国文坛时，许多女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意识上丧失了“作家”的立场，只执著地展示一个“女作家”的愿望与理念。代表作家就是有广泛读者的陈染、海男、林白等。从传统的风格、情节、人物、视角等文学理论角度来看，陈染等的写作绝对是一种颠覆性的，充满了对男性立场、男权话语的解构，而通过主人公所表达出的理念及女主人公近乎变态的自恋（或同性恋）大张旗鼓地扬起了女性主义的旗帜。然而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发展历史稍作了解就可发现，陈染等人的写作几乎是波伏娃、杜拉斯等女作家的观点与风格的东方化的模仿与移植。她们的作品表现出来的基本情感是愤怒，我们用玛丽·埃尔曼的“阳物批评”理论可以完美地解构她们的作品。至于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苏提倡的把“清白的写作”与“母亲的乳汁”联在一起来建立一套基于女性躯体本能的女性语言符号的写作，更是体现在几乎所有的张扬女性意识的女作家的作品中。于是，理论家们期待的女性意识出现了。然而这一受到广泛欢迎的女性意识的实质是什么呢？
我认为被大肆张扬的所谓女性主体意识，只不过是一种以男性曾表现过的理念与行为为摹本的幼稚模仿。所谓女性话语只是一种主语置换，亦即将传统的男性中心换成女性中心。但它不会导向女性主义者幻想的平等，只会制造新的不平等。它如同国内后学理论家们常犯的以鼓吹解构权威来建立自己的权威的错误那样，以打碎男权神话来建立女性神话。那么女性话语又是什么呢？举两个例子，一是古代的《如意君传》，遗憾的是其作者是男性，不过他倒是真实地刻画了武则天在颠覆了帝制之后的言行与心态。可惜武则天做皇帝与唐朝李家男儿们做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一样地纳宠、宣淫，帝权只给武则天一人带来了无上的快乐。可这又关其他女性们何事呢？可见其昭示的仍是男权意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对照着看一下须兰、赵玫合著的《武则天》。另一个例子是当代张抗抗的《情爱画廊》。表面上看，小说写的是女性在寻爱中的主动（这隐含着对两性求爱模式的颠覆），骨子里，这部小说更应看作是一个女性话语建立后的写实性再现。看过的人都会记得，作品中三个不同年龄、职业的女性无不具有旺盛的情欲（爱情），且不惮于一切固有的道德、秩序、伦理的束缚，而作品中那个漂亮的男性青年画家，则成了中原之鹿。想一想，这样一种两性秩序的建立真的可以看作是女性主义的胜利吗？令人深思的是，这篇小说表达与建立的已不仅仅是艺术的乌托邦，更不是孤独者的呐喊。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同样将女性情欲当做了“求取生存与改变自身处境之惟一武器”。如此我们倒是真的要将性话语看作是政治话语了。
至此，我们还没有讨论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中所包含的女性的感情、心态、情欲、隐私、命运、困境、愿望、忏悔与追求。这都应是女性意识这一概念的题中之义。我只想指出：不论人们对女性意识——女性话语作何种解释，基于女性普遍处境与命运的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现实使命，应当也只能是寻求基于当下语境下的女性普遍愿望的自由表达，女性在传统与现实压迫之下的自我救赎。可惜迄今为止，全部女性主义写作所表达的还只是单个个体的欲望，其整体精神特征还停留在表达愤怒与叛逆上。这恐怕是女性主义者们不愿看到却又无法否认的。
2 浴室中的镜子
我本无意对多数乐观的评论家的观点唱反调，然而我所观察到的事实却让我无法对下面的观点表示赞同。一些学者们在兴奋地概述中国女性创作的发展过程时不无诗意地描述到：从私语化写作的人在边缘的独行，到躯体写作的顽强突围冲破壁垒，再到对男权话语的颠覆，女性不断冲破既定的男权樊篱，逐渐创造出一系列既接榫于外来女性主义模式又具本土特色的女性文本。语言着实漂亮，可惜不是事实，至少不能函盖全部事实。且不提张洁、王安忆、陆星儿、叶文玲、谌容，就只是迟子建、张欣、毕淑敏等近十年成名的作家，她们的写作哪一个能被归入边缘性的私语化写作？又有谁的作品中体现了西苏与依利格瑞倡导的基于女性躯体本能的符号性写作？至于女性文本倒是有，且让我们看一看。
女性文学自有其独特的母题、结构、情节、象征和语言，对她们的文本的解读往往能发现故事背后隐含的声音。譬如在很多女作家的笔下，在女主人公们生活的流程中，时常出现悬挂在浴室中的镜子。
众所周知，吉尔伯特与吉马尔合著的《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文学想象》在对以往名著的解读中发现了《简·爱》中一贯被人忽略的罗切斯特的前妻贝尔塔·梅森——“阁楼上的疯女人”。吉尔伯特等人认为：“疯女人形象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女作者的复本，是作者自身的焦虑和疯狂、精神上的压迫感和分裂感的投射，女作家既实现自己逃离男性住宅和男性文本的疯狂欲念，又难以摆脱其过程中的自卑情结，所以她们不是通过塑造一个浪漫的女强人而是塑造一位巫婆加恶魔般的疯女人来进行情感宣泄。”这段话可以原封不动地拿来解释和定义海男的小说《关系》、《粉色》中女主人公在命运的关键时刻所面对的浴室中的镜子。
《关系》是关于一个28岁的默默无闻的女舞蹈演员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当然是三凤求凰式的格局。当女主人公罗曼林面对同居了很久的男友的求婚时，她感受到了自己“除也是一个接受者之外就是扮演一个伪恋爱者的角色”，“她告诉自己我得尽快地想办法证实我并不爱夏雨飞，同时也让夏雨飞清楚我永远不会跟他结婚”。然而当她遇到老同学兼广告设计者音乐民提供的成功机会——做香水广告模特时，她“最急切的愿望就是尽快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她要独自面对那面墙壁上的大镜子，她要透过镜子看看自己的身体和面孔……热雾已经慢慢退去，罗曼林看到自己的裸体时，她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我，她是那么喜欢镜子里的那个人，从镜子中的另一个罗曼林给镜子之外的罗曼林带来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令人晕眩的东西，正是在这种晕眩里早已忘记了自己形象的罗曼林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肉身中……可以这样说，音乐民的出现使罗曼林发生的巨大变化就是使她站在镜子面前时充满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想像力”。这段近两千字的描写准确地再现了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经历了镜子前对自己裸体充满爱恋的欣赏后，罗曼林终于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同音乐民合作，同他上床，成为成功者，直到最后出走，同时遗弃了三个深爱她的男人。小说结尾处写道，罗曼林几年过后旧地重游，忽然发现自己当时的“离走是为了摆脱三个男人对她的眷恋和感情……每当她想起三个男人对她的热烈追求和需要，她就意识到在自己的一生中有这种回忆是值得骄傲的。她意识到自己并不爱他们，所以在这种回忆中她对三个男人充满了怜悯和谢意”。
镜子是什么呢？照了镜子以后她为什么同以前判若两人？“照镜子”这一情节至少可以解读出如下意义：1.通过对美貌诱人裸体的自我欣赏，唤醒了久被压抑的自信。但近乎自恋的欣赏却无法掩盖女人自卑的内心。2.镜子象征一种标准、一种目光——这当然是充满男权意味的标准与目光，同时隐喻女人通过肉体来达到成功，这又讽喻了当下的社会现实。至此欣赏者与被欣赏者通过镜子完成了一种转换。女人在镜子前被赋予了双重功能：批判者与征服者。3.在上述意义之外，是否还隐蔽着作为作者要表达的隐性意义呢？当然有，那就是前面所引的那段话。除此之外，还应该加上女作家无法摆脱的焦虑与自卑。
3 性、爱情与婚姻
婚姻是城堡，对城堡中人既提供了保护又提供了束缚，考虑到对偶婚的历史与近四十年的社会演化的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对城堡的蔑视与突围将是无法避免之事。这一现实进入文学领域，就出现了大量展现婚姻内外两性形态的小说。这类小说无论是通俗的还是严肃的，大体说来涉及如下命题：爱情（婚姻）与责任、与道德、与两性角色之关系，涉及女性命运、地位、权利。通常此类小说围绕着婚姻、家庭、爱情、性、子女、忠诚与背叛等因素来展开。女性主义写作在处理此类题材时往往表现为极端化倾向：一种坚守传统，一种挑战秩序。一种坚持“我的责任”，一种追求“我的快乐”。在陈染、赵玫、林白、海男等笔下，传统的贞操、忠诚、义务等早已被弃如敝屣，女主人公可以在丈夫之外有多个情人，甚至有的根本就拒绝婚姻，如林白的《飘散》；无论如何不丧失自我，是这类女性形象的生存哲学，她们不以社会的道德来束缚自己，如张抗抗的《银河》；不以男性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如黄蓓佳的《婚姻变奏》；更不以他人的快乐为指归，如徐小斌的《吉耶美与埃耶美》。
表面看来，这些作品在红杏出墙背后揭示的是“人的心灵与它自己相冲突的问题”（福克纳语），其实不然。它们更近于情欲无法自由宣泄的焦虑，如赵玫的《零公司》、《我的灵魂不起舞》。再譬如张洁，她被称为古典理想主义者与狂热的女权主义者。早期的张洁古典，以寻找到理想的爱情建立了自己的文坛地位（《爱是不能忘记的》），流露出纯真少女般的情怀。之后，其笔下女性普遍对男性失望，由自怜自怨而自立（《方舟》），再进一步，男性简直成了无用的废物。而陈染，在她想像的艺术世界里，你可以看到怪异的冯小青式的自恋，以及同性恋、同居、换性伙伴、独身等等，表现为对男性普遍的拒绝进入。《无处告别》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指斥男权为主的文化传统与现实。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惊世骇俗的笔触宣告：“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顺便指出，在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上，女性主义的理论家露出了这一理论的内在尴尬。至于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则标志着女作家们由寻找到品评再到消费男人的完成。其他女作家，包括港、台等地，如李昂在1984年就推出了惊世骇俗的《杀夫》，把那个给女人带来无穷痛苦的男人彻底消灭。铁凝经由《棉花垛》、《玫瑰门》再到《大浴女》，无不证明着男性之虚无，且直视男性为生殖工具——这对视女性为生殖工具的观点简直是绝妙的讽刺。王安忆的“三恋”与《岗上的世纪》中的男人委琐不堪，软弱无助，不敢承担责任，成了情欲的俘虏。《逐鹿中街》里的男主人公以戏弄妻子为乐，卑劣不堪。甚至被人类赞颂的圣母——女性神圣的孕育后代的天职也遭到女作家拒绝与嘲弄，视作两性不平等与上帝对女性的惩罚，如唐敏的《我不是猫》、朱天心的《袋鼠族物语》、徐小斌的《双鱼星座》、西西的《母鱼》等等。
尤为值得注意的还有女性写作中重建历史结构与秩序的努力。这一点在王安忆的《岗上的世纪》与“三恋”中已作出大胆的尝试。女作家试图让女人通过性达到对男人的支配与征服，进而占有历史、政治、道德的书写权。李小琴从一开始就知道只有性与肉身是她改变困境与命运的惟一武器。徐小斌的《羽蛇》更充满诡谲的想像与构思。在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家庭史中充满了“智情与诗情、科学与神秘、象征与隐喻、回旋与变异、玄奥的形而上空间与深刻的女性经验等交织在一起的叙述怪圈与迷宫”。作者提出的前世记忆实为远古母系文明的自然延续。徐小斌试图证明在上帝（男性）导演的人类原罪悲剧中“女性的祖先夏娃是悲剧的最大牺牲者”。若木家庭的五代女人，每个人的故事都有惊心动魄的恐怖美与悲剧美。小说中母女关系的对峙与仇恨是次要的，重要的还是隐喻的两性关系。《羽蛇》的结尾处，两条蛇冷冷地对视，表达的仍是两性彼此对立的关系，是重建“女人的太阳”的目标。徐小斌显然不满“远古时代的太阳都是女人，后来不知为什么把女人比作月亮了”。于是女性的立场浮出了故事遮蔽下的地平线。演绎同样主题的还有铁凝的《玫瑰门》，论者已指出它的“审母意识”，但我以为，小说真正探讨的还是在剔除了男性之后的家庭／家族空间内，女性们重建家庭／家族的结构与秩序过程中的猜忌与争斗。
上述作品所建立的女性话语恐怕已不仅仅是女性，而应被称为女性霸权了。难道这就是女性意识吗？
当然，还有一些女作家，她们的作品仿佛仍停留在《爱，是不能忘记的》的年代。我所指的是航鹰的《东方女性》、小澎的《一夜无梦》、海苹的《雪山有约》、鸽子的《祝你幸福》、张麟的《爱意荒凉》、张欣的《最后一个偶像》。只是连有些作家自己也开始怀疑自己的作品正在远去。张欣在《最后一个偶像》中倾力塑造了三个人物：作为偶像的男人萧沧华、默默付出“优秀又保守，敢爱却又自苦”的女人于冰及风骚的于丽娜。尽管“于冰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是美丽而高贵的，她的那段没有回报的爱情同样是美丽的”，但张欣仍然无可奈何地将其作品称之为“一代人的挽歌”。它表明当代女性创作否定了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观点，放弃了刻画兼有传统美德与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的努力。我不解的是在妇女解放与女性主义的发祥地的西方，这类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且大有市场，譬如美国女作家南希·泰勒·罗森伯格的小说《被上帝原谅的女人》，讲述了一个坚强又柔弱的女检察官莉莉复仇的故事。小说虽然让莉莉自己手刃恶徒，张扬了女性主义，但最终莉莉还是向男警察自首，以寻求现实秩序（男权）的保护与原谅——虽然她是自卫杀人，自己又是法律界人士。这岂不是耐人寻味吗？这是否意味着当今的女性意识已拒绝从传统中汲取资源呢？更进一步讲，女性的叛逆之路已经铺就，女性的救赎之路何在？
这里仅仅讨论了当代女性主义写作的几个特征，我认为被广为张扬的女性意识其实是一种预设的陷阱与误导。“浴室中的镜子”在女性写作中多次出现证明了创作者主体意识的空虚与自卑。我以为女性解放的出路在于宣扬叛逆的同时寻求出救赎之路。而真正的女性意识应包含着追求两性和谐的终极命题。
最后，我想指出：在某种带有局限的理论笼罩下的写作是不会有前途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已走到了十字路口，有追求的女作家应放弃单纯的女性观点，而站在两性或者说人类的立场上来检讨古今传统与文化。只有这样，羽蛇、金乌、若木、玄溟等才会成为人类共同的太阳，女人也不必借助镜子来重建自己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