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否指日可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指日可待论文,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蔡克勇教授（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我国正处在过渡阶段
早在1973年，美国加伯克利州大学教授马丁·特罗(Martin·Trow)发表了一篇文章，题名为《从“精英”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在此文中他提出了依据一个国家的适龄青年接受高特等教育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毛入学率低于15%是为精英教育阶段，介于15%和50%之间则为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高于50%就是普及高等教育阶段。这种划分的方法不仅给出了衡量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方法，同时在文章中他还总结出了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出现的各种特征。这种特征不仅表现为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还包括教育质量观的变化、高等教育功能的变化、管理方面提出许多新问题等等。他的这种划分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大体进程，所以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世界各个国家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的重视。当然这篇报告它主要是基于美国社会为案例作出的分析，70年代的美国高等教育水平当时最为发达，马丁·特罗当时就敏锐地觉察到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高等教育的质量观、办学模式等方面都会出现一系列的变化，而这些问题较之精英阶段又有明显的分别，比如质量的评估、学科课程的多样化等等，但70年代欧洲包括亚洲“四小龙”的教育水平还都处在精英阶段，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他们普遍的关注。但后来随着其他国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并相继遭遇相同的问题，大家就逐渐普遍认同这一理论，认为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而引起广泛重视。
至于马丁·特罗把15%和50%作为大众化和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划分标准，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为什么是15%和50%而不是其他的数字？确定这两个数据的标准又是什么？我认为对此数量大可不必去争论和苛求，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看做是一个大体的概数。70年代初欧洲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左右，但到70年代末也就是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即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过渡的时期，类似于我国这几年的情形，我们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探讨咱们国家的高等教育是不是进入了“大众化”阶段。我个人认为马丁·特罗的这种分析尽管是基于美国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分析，但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承认，反过来说我们也就不要拘泥这一数字，他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理论，这对我们来说就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目前正处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转变的一个过渡时期，由此目前我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也就是过渡阶段的问题。如果按具体的量化指标来说，今年的毛入学率就应该达到15%，因为去年就达到了13.3%，当然这也不是简单地说宣布进入就进入的问题，主要还是依据一些大众化阶段出现的表征归纳总结出来的。
教育质量的多样化是“大众化”的核心
高等教育大众化其核心是教育质量的多样化，这也是同办学层次与类型的多样化、培养目标与规格的多样化、课程与教学内容的多样化相适应的。因为传统的精英化高等教育其功能是传授知识，发展研究知识，但进入大众化阶段，其教育目标定位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化水平，随着受教育人的明显增加，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社会对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需求数量多了，这个“多”是指不同行业的不同需要，需求多样化是随着社会发展必然出现的。以前大学毕业生，就业不外乎以下途径：在学校教书，在科研机构搞研究，还有一部分人任职国家机关或国家的大企业。而现在是各行各业需求的名目不计其数，即使同一机构它的人才要求的类型也不一样，试举一例：我们曾在第二汽车厂作过调查，对高层次人才的要求，光工科汽车专业毕业的，其需求就分为五类：一、指挥生产的高级工程师；二、设计室的设计人员；三、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四、技术管理人才；五、经营销售人才。其实这五类人才基本要求差不多，但知识结构却不一样，侧重点不同，侧重点不一样就说明多样化。多样化就表明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不同类型的学校应该培养不同类型的人才，过去人才规格单一，现在是要求规格多样化，但他们只有类型上的差别、没有质量高低之分，因为这之间不具可比性。
1998年在巴黎召开的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与行动宣言》当中就提出，在大众化教育阶段“倡导学术标准的多样性和避免一个统一的尺度来衡量高等教育质量，不应该用精英阶段的学术取向或质量标准来规范大众化教育标准”。每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到由精英阶段进入到大众化阶段都会出现如何处理质量和数量关系的问题，必须坚持多样化但也不能随意化，不能没有基本的质量标准要求而各行其是，如果这个关系处理不当，就会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比如说英国在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过渡的时期，曾经出现过要用传统的学术标准来统一要求规范所有高等学校培养的人才规格质量标准，结果阻碍了大众化的进程。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求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正是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下，英国就出现了公共教育机构，一直到1969年“开放大学”的出现来解决这个问题。
办学模式的多样化是“大众化”的前提
高等教育大众化还有一个前提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就要求学校都要自己正确定位、办出特色、创造品牌，要着眼整个国家教育的宏观形势，参照高等教育体系中别的学校情况，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和水平，然后审时度势正确定位，树立榜样，办出特色。尤其是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特色就是质量，特色也意味着生命，惟有特色才可求得生存求得发展。但现在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很多学校的决策者闭目塞听，一味追求高层次、大规模，无形之中就抹杀和丢掉了自身的特色。
在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转变过程中，政府要引导各个学校定型、定位。国家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引导学校分出各种类型，创造条件采取不同的指标体系来评估、评价不同类型的高等院校，避免用统一的标准来规范所有的学校，区分类型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服务面向（全国性、区域性等）、类型和专业结构、学科专业设计。另外就是政府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在大众化阶段努力实现对民众的承诺，否则不仅损害了政府的信誉，而且阻碍了大众化的顺利实现。政府还应多渠道筹集资金，投入经费，调动社会资源和力量，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将其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增量部分，对民办高校大力扶持，积极鼓励。
蒋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北大教育评论》执行编辑）：
对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两点疑问
高等教育大众化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必经之路。首先，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尤其是随着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直至信息社会、知识社会的转型，知识及掌握了知识的人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高等教育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其次，扩大高等教育机会，更多的人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是教育民主化的要求，符合广大民众的愿望。但是，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我有两点疑问。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指标定位
特罗提出的大众化指标（毛入学率为15%）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它主要来源于美国的高等教育经验，并不具有普适性，因而难以推广到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践证明，即使是经济发达的欧洲，其高等教育教育系统的发展变化也没有沿袭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模式。特罗的预设受到了质疑，促使他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阶段论和模式论进行了修正。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我国可能在走着一条独特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高等教育的部分质变可能先于量变。例如，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进程，不一定得严格遵照传统的量化指标(15%)，我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方面（如形式多样化、招生与管理、课程组织）等已经体现出了大众化特征。由于我国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主要是“突进式”启动的，没有充分的资源准备，从办学条件来看又离大众化高等教育相距甚远。我国在大众化进程中，过于强调了指标、数量的意义，似乎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达到15%就实现大众化了，忽视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丰富内涵。这样，为了实现这一指标，就不免有勉为其难、急功近利的行为。这样，我们不禁要追问：15%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否就等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我们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是否要等到实现15%入学目标后再来巩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成果？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形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一般是一个渐进、累积的过程，而不是采取跳跃式或突进式模式。我国高等教育似乎要在短期内完成许多国家几十年才完成的大众化历程。实际上，1986年世界银行就提出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三级方案（低级方案为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0%；中级方案为毛入学率12.5%，高级方案为毛入学率15%）。或许由于社会条件不成熟，当时我国决策领导层对此持保留意见。而今天我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的过程正处于高等教育毕业生从供不应求到相对供过于求（就业市场整体吸纳能力有限）的过渡期，这样就带来了一些疑问：究竟中国加速大众化高等教育进程应从什么时候开始？现在是否是最合适的时候？我们起步是否过迟？如1998年应届高考生是在育龄高峰期出生的一个群体，该年招生仅比1997年增加8.2万人，高中升学率仅为46.1%，降至1994年以来最低点。仅从公平的角度看，1998年起开始扩招也要更合适一些。事实上，扩招还应该更早地开始。1999年突然开始大规模扩招，已有的教育资源、办学条件承载不了，短期内必然带来质量下滑，并将对毕业生就业市场产生重大的冲击。对于扩招（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形式），在政府部门、学者中也存在不同意见。1998年底亚洲银行经济学家汤敏博士的专家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高校扩招战略的制定。他当时主要基于这一考虑：1998年前后亚洲金融危机，国内经济低迷；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可以作为一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扩大内需、缓解就业压力。但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数量问题，应该按教育自身发展的规模来办教育，而不应把高等教育当做一种经济手段。事实上，北京大学课题组1999年的研究成果表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对于短期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
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再一次启示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起步要早，改革要慎重。高等教育大众化还在进行之中，这一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育值得我们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