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的方法论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经济学论文,进展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基本背景与问题的来源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一个把科学哲学应用于经济学及独立的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高潮，几乎涉及到科学哲学的所有经典问题和所有的经济学基本假说，众多文献、浩翰如海，参加人数之多（有如大师级经济学家萨缪尔逊、托宾、汉森、马克·布劳格、弗里德曼、卢卡斯等），都是未曾预料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思想还是方法、计量还是历史、自由主义还是干预主义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富有创新意义，有些方面的进展正在引起基本框架的变化（如博弈论），有些正在拓展经济学的边界和基本假设（如理性的定义与“经济人”假说），表现出了哲理思想和方法论上的新特征。在此，我们以20世纪80年代来西方经济学专业成果上的创新为基础，对其进行哲理思想总结，力图归纳出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的动态趋势及方法论特征，预测并把握西方经济学在21世纪的发展方向及其潜力所在。
二、数学化及其有效边界
数学化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为明显、也最富有成果的并引起激烈争论的基本趋势和特征。
数学化的历史源渊流长，早在古希腊就有人（如色诺芬和柏拉图等）把算术应用于价值量、分工、效率和城市规模的计算上。古典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虽然以思想见长，但并未放弃纯粹数量分析、逻辑推证的努力和绝对抽象上的偏好（如“李嘉图恶习”）。《国富论》逻辑上的严谨性事实上是因为受到数学化、计量化、模型化的牛顿力学体系及《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等范本的明显影响。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由于一种充分适合于描述收益、效用、市场价格形成的动态性质和关系的数学工具（微分学和方程理论）的发现和选择，数学化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最为基本的规则和要求。不过，这时经济学家们不管是门格尔、马歇尔，还是瓦尔拉斯，都正确处理了数学的中微积分与经济学原理之间的关系，始终坚持经济学原理、经济系统和经济事实的本体位置，注重经济计量模型和方程解的经济学意义的估计，数学工具使用得当，经济学们并不一定选择最为高级的数学理论，也并不是凡事必作定量化、方程化，数学始终扮演了一种工具的角色，服务于对经济生活的更好的理解与解释。因此在这一时期，数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最为和谐，互惠互利。
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数学化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并走向学科化、体制化、大规模化、专门化，出现了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计算经济学等专业。数学的方法渗入经济学的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及其产生、检验、认可的每一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进展几乎没有一个是离开数学而独立发展的，甚至数学和经济学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严格定量、可计算、可模型化、可分析、可测度、可形式化表达、可逻辑证明几乎已成为一种铁律和体制性要求，这无疑是经济学的一次巨大的飞跃和发展，表明了经济学的成熟度和发展的新的阶段。如马克思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发展到可以应用数时才算是真正发展了。（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这无疑对现代经济学科学性的一种判定。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数学起到了多方面的重要作用，如形式化的、精确的表述语言，加速思维进程，基于模型对于经济过程进行完整的刻划，通过准确地计算表达不同变量之间的精确的规律性关系，利用公理化方法把不同领域（如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的命题系统化，对于有典型意义的经济状态给出严格的不可辩驳的证明（如一般市场均衡、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等）。同时，计量经济学的参数检验分析作为经济学科学检验的基本路径之一，可以明确估计出经济学的数学解的有效性、合理性、现实性。所有这些体现经济科学的逻辑性、可推理性和科学性，缩短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两门学科之间的交流。
现代经济学的进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数学的进展。有人作过统计，从1969-199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共有44个经济学家获奖，有90%以上是因为科学严格而深刻、恰当地应用了数学方法而获奖的，涉及的数学领域几乎全都是当代数学。包括数理统计学、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差分方程、线性规划、最优规划、整体规划、投入一产出、控制论、不动点理论、集合论、拓扑学、泛涵分析、映射、微分几何、群论、代数学、概率论、随机过程、博弈论、对策论、排队论、组合数学等。
目前，在经济学应用数学中出现了一些过分和极端数学化的倾向，但是从现代数学所拥有的巨大而多样的知识库存而言，以现代数学在解决问题上所具有的潜力和能力而言，经济学应用数学还只是初步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应用还是不应用现代数学，关键在于如何应用，在哪些问题的领域中应用。应用数学方法将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经济学一方面不是物理学等依赖于可控制实验的自然科学，另外一方面也不是基于抽象符号和逻辑演算的数学，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社会运作的自由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与自然界的稳定的规律是无法比拟的。因此，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对于经济学而言永远是一种高效的、形式化的表达思想的语言，是一种证明问题、分析问题的工具，是显示经济思想有效性的有力手段，其角色是服务于经济思想，服务于经济概念的。总是经济思想构想在先，而数学表达和逻辑证明在后，经济学和数学之间的关系不是替代和竞争关系，而是内容与形式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一种不可分割的互补性关系。目前，在坚持现代西方经济学合理的数学化的前提下，如何结合历史思想（注：［英］罗杰·E·巴克豪斯：《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页。）和社会复杂性对数学化及其计量结果进行整合、调整、分析、说明，进行更深入层次的升华反思和人文主义挖掘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三、物理学化趋势及其局限性
近代以来，西方经济学从牛顿古典力学开始，不断向物理学学习，改造自己，甚至设计人工可控实验，应用实验方法，以期获得更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着生硬和过激的不良倾向，有损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具有自己独立的人文关怀及视角的珍贵品质）。（注：丹尼力·贝尔、欧文·克里斯托尔：《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08-177页。）史实证明，牛顿的机械力学、古典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及量子力学的因果观、控制思想、现代物理学中的非线性思想、协同学、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等自组织理论中的进化、自组织和复杂性的思想对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物理经济学的方法论已成为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他们正进行非常专业化、细化、量化的工作。其一些成果已经获得了承认，一些论文发表在诸如《科学》、《美国物理评论》等权威刊物之上。经济学家们如同实验物理学家那样的，进行大规模有目的的实验，收集相关数据并以此展开工作。实验物理学已成为经济学家们获得新思想观点和原理的重要途径，实验经济学已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前沿分支。2002年史密斯教授因为利用实验方法研究、检验市场机制而荣获诺贝尔奖。但目前经济学物理化也存在着如同经济学数学化中一样的问题。即是西方经济学的过分的物理学化和工程化的趋向，如何区别并控制西方经济学物理学化的应用界限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经济学虽然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为榜样，但它研究由事件构成的社会运行状况，永远不同于物理学所研究的自然、自足、有着稳定的规律性联系的自然界。因此，物理学永远是西方经济学的智慧思想原理的源泉和参照物，但却不是替代物。
四、社会学化及其优劣势
现代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思想趋势的社会学化分为两个基本方面：
一是经济学向社会学的思想方法论领域中的扩张，并且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是解决社会学问题并获得科学答案的根本方法（当然顺理成章也认为经济学是其它社会科学，如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的基本方法）。这样的研究方式被人们称为“经济学的霸权主义”或经济学帝国主义，正如杰克·布什利弗指出：“经济学家们相信经济学事实上制订了社会科学的通用语言，经济学分析是解释人类全部行为的统一方法，从而以霸权的姿态君临于其它学科。”（注：杰克·布什利弗：《扩张中的经济学领域》，《现代外国经济学论文选》第14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72-73页。）
贝克尔这位被称为“帝国建立者”的大师，是经济思想方法论的卓有成效的推广者，他把经济学应用到社会学、政治学、人口统计学、犯罪学中，特别是在社会学中的应用最为卓有成效。他利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这一收益最大化约束条件及供给与需求、收益与成本的方法论准则分析了家庭、歧视等问题的经济效应，分析了人口出生率和家庭对孩子的产出量的控制，孩子的“价格”、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合理预期的控制，个人的工作时间与闲余时间的替代与配置，犯罪的可能性收益与损失，还有婚姻本身的经济功能（如家庭内贸易和双方当事人比较优势的发挥），使传统社会学问题的答案焕然一新。舒尔茨本人关心人力资本对于物质资本而言的经济意义及社会综合意义，从社会综合进化角度分析了人力资本的战略性、社会性、效益性，富有思想性启发。
伦理学是研究的人与人之间伦理规则和制约机制的社会科学，其研究的人际关系和伦理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应是社会学的内容。冯·哈耶克教授从个人主义和彻底的自由主义出发（他认为他所坚持的是古典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而不是现代受到国家干预影响的自由主义），分析了完全理性主义和历史社会决定论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经济自主、生活自由的巨大破坏；分析了在完全理性主义引导下，以计划经济为手段实现一种伟大的乌托邦制度所导致的人人自危、人人失去自由，处于被剥夺自由的奴役状态下的最不人道，从而违反伦理规则并引发伦理风险的国家主义和干预主义产生的思想机制。这种社会学问题的经济学分析不仅是对社会学，也是对于伦理学和哲学的重大贡献。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玛蒂亚·森的贡献有明显社会学含量和趋向。他本人对于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伦理学和经济社会学的贡献独具个性。他始终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考虑伦理因素、道德和社会因素。如果我们在人类对经济行为的经济学解释原理中附加上伦理因素并进行理性分析时，往往会使经济学本身变得更加具有解释力。解题力和竞争力。阿玛蒂亚·森指出：“许多伦理问题也是的我们所称之为工程学方面的因素。我试图说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已经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贫困化，也大大削弱描述了经济学和预测经济学的基础”。（注：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79页。）阿玛蒂亚的这些结果对于理解西方经济学中的外部性、非市场依赖性、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率损失等富有社会学内容和发展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问题是有帮助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逻辑方法、理性方法往往是有效率的，广泛而正确地使用这些方法会使现代西方经济学较好地解释社会依赖性的本质。例如，一般均衡理论在研究分析饥饿、饥荒这些社会问题上卓有成效。可以说，对于伦理学问题的关注和对其在新古典主义改进基础上的解答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社会化及哲理化的一个重要趋势和方向。
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中社会学化趋势的第二种表现是利用社会学的思想和方法研究经典的西方经济学问题，即目前正在兴起的所谓经济社会学的分支。社会学的经济解释和经济学的社会解释是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中社会学化趋势的一个连续统一体。
经济社会学主要用家庭、阶层、权威、角色、分层、社会流动、社区、社会组织、文化与价值观、社会心理、法律、习俗、制度等因素对于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如产量、价格、工资、人力资本、效率、成本收益、最优化、均衡供求、失业与择业、产业结构变动等问题进行背景更为广泛、知识更为综合、方法更为完备的解释。
目前，经济社会学前沿进展中一个富有特色并且可望取得成功的方向是经济人类学。有人认为，它甚至可以引起整个经济学范式的变化和创新。目前，在人类学背景下的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克服并度过目前西方经济学基本假设、方法论和范式上广泛存在的危机，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和空间。经济人类学以其田野调查方法所取得的信息的完备性、真实性、系统性和连续性显然已经超过目前西方经济学大部分研究依赖于二手甚至三手和官方资料的现状。同时，经济人类学在社区、社群、宗族、家族和生活共同体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持续发展中来分析经济问题中的供求，优化、成本、收益，更合乎情理和长远利益的方向和方法。经济人类学把经济看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从社会交往和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出发，更能显示出成本等经济要素的广泛的社会化、动态化的实质，有利于逻辑与伦理、利他与利己、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利用克服目前的自利主义、唯经济主义及唯理性主义经济学在解决发展问题、社区问题、小群体经济学问题、进化问题、人口、环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所面临的进退两难的困境，最终从社会学意义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潜存着范式与方法论创新的意义与价值。
五、演化论思想方法的运用
从历史主义方法论看问题，放弃牛顿经典力学可逆性模型和完全机械因果观立场，坚持用进化、演化及系统性生成和复杂性的视角看问题，关注报酬递增性、不完全性竞争、不完全信息、交易成本等在现代经济学前沿进展、范式转换和方法论上的创新意义是十分重要的。目前，生物学中达尔文主义的自然选择思想及进化、渐进的思想，现代物理学中的混沌及分岔点理论、非线性理论、耗散结构、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等自组织理论正在向经济学中的资本市场、定价、期权、产量决定、均衡量的决定、经济运行、跨时最优增长、投资等领域之中渗透，开创出了西方经济学中进化博弈论的重要方向，可能会引起着一场重大变化，从而改变古典、新古及现代新古综合派基于牛顿物理学，忽视时间效应和空间（区位）效应的理想化、非现实、非真实的、完全理性主义模式，创新并改进建立在完全决定论基础上古典宏观及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使经济学在解释现实现象和解决现实问题上更具实力和针对性。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指出，经济发展和进化过程是一个马尔可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时期状况的概率分布。任何经济系统的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不可能是长期的。搜寻和选择是企业的最为基本的两种进化策略和机制。经济进化和变迁主要通过熊彼特式的竞争和市场机制来完成，但是有计划的社会政策也会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纳尔逊和温特指出：“由于正统理论许多方面是错误的或者不适当的，因此一种批评的重点可能是方法论高度上的……由于正统理论对于经济变迁的尴尬论述，需要一种演化的理论。我们提出的演化的观点，迄今为止，一般是只注重实证理论，而不是规范理论，……事实上，实证经济学的演化论分析方法要求对于规范经济学有一种补充的更新思考，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这些可以说明现代社会的实际制度生态学的特点”。（注：理查德·R·纳尔逊、悉尼·G·温特：《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胡丹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385-386页。）
博尔丁试图重建现代经济学，他认为以现代生态学为出发点，借助于生物种群的内部动态平衡和生物维持自身内部均衡增长和进化思想，经济学从中可以获得富有启发意义的演化论的方法。通过实证分析，博尔丁指出：“在经济组织中存在着某些固有力量，使它趋向于资产负债者模式内的演化和平衡。”（注：克拉克等：《经济思想的渐进理论，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55页。）
六、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方法论的广泛应用
当代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收益最大、影响最为广泛，具有分析框架和范式转变意义的事件就是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广泛应用，它几乎重新塑造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部门，无论微观经济学，还是宏观经济学；无论是产业经济学，还是公共经济学；无论管理经济学，还是现代决策理论。
企业是一个生动的主体，它并不预先决定自己，也不可能预先决定自己的最优状态，只有在与其它企业的相互作用中，只有充分考虑动态变化，并按理性化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思考方式，才有可能达到均衡点和优化点。博弈论、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在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合约、不完全市场的约束条件下研究分析了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相互替代关系，研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共生关系、企业内部的治理问题、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设计与运作问题，研究股权安排、道德风险、逆向选择、信息显示和识别问题等等。可以说，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充分揭示了真实企业的实际情景、约束条件及约束条件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创新了企业机制和运作的研究。在不同的信息条件下，博弈论建立了四种卓有成效、并有一定可操作性、应用性和现实性的博弈策略模型，形成现代企业市场竞争策略设计的思想和智慧来源，改写了传统的企业管理和企业机制设计思想。
目前，国际上一个重要的前沿进展是把博弈论、企业理论、信息经济学、非线性理论与演化经济学进行一次更大范围的结合，开创出了进化博弈论的方向，不仅利于提高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力、真实性、现实性、学术成果的应用性，而且还可以加强历史与逻辑、真实与抽象、理性与非理性、完全理性与不完全理性、牛顿力学的经济学框架与演化物理学的经济学框架，连续与渐进、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结合。在经济学中，会以此为基础，打通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通道，更有利于克服目前范式危机，走向更高更大的视界融合，建立一个更具适应性、针对性和解题力的经济学框架和范式。
七、古典主义的复兴
古典主义主要指19世纪以前的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20世纪的受到国家力量和垄断集团力量影响的现代自由主义，古典主义的复兴是西方经济学前沿进展在思想上的富有潜力和成果的方向。目前，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还是公共经济学以至于伦理经济学、法律经济学中，经济学家已经形成一个共识和方向：“回到亚当·斯密”、“回到李嘉图”（特别是前者），这些已经成为经济学家在面临基础和范式危机时寻找智慧、力量、勇气的基本路径和思想萌动，令人深思。
古典主义的复兴在思想上并无什么特别的和更多的创新之处，它们的最基本的假说和方法论框架还是认为市场能够并且也完全可以出清，市场机制和完全的自由竞争机制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机制，它能够迅速地把有效信息传递给每一个当事人，使他们作出最有利的经济决策，并最终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市场机制最能保证个人的权利、自由和机会的均等，市场机制最有利于体制安排上的成本的降低，因此市场机制在促进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权利的保证实现，促进了政治上的发展和最为充分、最为完全的民主。
目前，在古典主义引导下，在西方经济学前沿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并且以恢复复兴古典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学派有：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古典宏观派（理性预期学派）、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包括过去的南北贸易）和新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派等。这些理论学派各有侧重和特色，相互补充、相互依赖，共同推进了古典主义思想在当代经济学中的日趋强势的复兴和学术创新能力，构成了当代经济学中富有历史寻根情节和创造力的一个景观，也证明了西方经济学自由性、人文性、思想性的内在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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