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基本矛盾论文,化与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在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的讨论中，学术界普遍流行着一种 反极端全球主义的观点：经济是全球化，政治和文化是多元化。这样一来，全球化就被 “缩放”到纯粹的经济领域，而多元化则被“限定”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全球化和多元 化只是作为外在的对立两极而存在。极端全球主义当然是错误的，但如果按照这一反极 端全球主义的思路走下去，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将在逻辑上被有意或无意地分为 两种“模式”：在经济上要融入全球化；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要坚持多元化，拒斥全球化 。这一研究思路已经使学术界在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中陷入了 一系列逻辑上的矛盾，并出现了不少“假问题”。实际上，不仅经济领域有多元化，而 且政治和文化领域也有全球化，虽然在其表现形态上有所不同。我以为，这里在方法论 上涉及到如何认识和把握全球化的基本矛盾问题。科学地确定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正确 地展开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研究的逻辑基点。可以说，不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 ，关于全球化及其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就难以在整体上深入下去。
全球化的历史和逻辑表明：全球化是一种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它决不仅仅是全球一 体化的进程，更不是民族和国家日趋削弱的过程，而是一体化与多元化在对立统一的矛 盾运动中交织发展的进程。由一体化和多元化构成的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既是全球化的内 在动力，也是全球化进程的主线。全球化包含着各个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增 强的趋势，但同时也包含着日益增强相互依存性的各个民族和国家为其特定利益和价值 取向而展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趋势，即全球化过程的民族化趋势。国外有的学者把这种 趋势称之为全球性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
目前在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研究中有一个方法论上的误区：把全球化等同于一体化。 我以为，“一体化”应是指包括区域一体化在内的协调、趋同、依存的状态和倾向，“ 多元化”应是指全球化中的离异、分散、摩擦、冲突的状态和倾向。一体化不等于全球 化，多元化也不等于背离全球化。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位在一个具有 本土、国家以及区域特征的连续统一体上。在连续统一体的一端是在本土和国家基地上 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关系和网络；在另一端是在区域和全球交往整个更广的范围的社 会、经济关系和网络”。“必须把全球化理解为趋同的力量与分解的力量共同构成的过 程”。
一体化与多元化之所以能构成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全球化的基本主体是民族和 国家，正如民族和国家是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一样。虽然全球化过程中出现了种种类型 的“非国家行为体”，并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最终支撑着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并 使其发挥作用的仍然是民族和国家。一旦全球化的基本主体不再是民族和国家，至少今 天人们所认识的全球化也就不存在了。随着全球性联系日趋加深，一方面，国家的“行 为”和“事件”越来越具有了国际性，跨国界和地域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越来越成 为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普遍形式，各个民族和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 的相互依存性越来越强，所关注的共同问题也越来越多，从而他们在其利益关系方面的 “衔接点”也就相应逐渐增多；但另一方面，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价值取向和所追 求的利益等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各种摩擦和冲突也在更深的程度上和更广的范围内展开 。联系越紧密，联系双方的摩擦和冲突也就越多，由这种摩擦和冲突所产生的离散化倾 向也就越强，从而民族和国家也就越需要“自我认同”。简言之，日趋紧密的全球化联 系使各个民族和国家原有的“静态差异”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转化”为摩擦 和冲突，从而利益的分化、价值取向的多样化和“自我认同”也就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越 来越明显的趋势。可见，一体化和多元化在其本质上是民族和国家在国际生活中的一体 化和多元化。当然，一体化和多元化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体化 ”标识的是各个民族和国家的相互依存性、行为活动的协调性和利益关系方面的相关性 ，但绝不是无差别的绝对同一(否则就没有“一体化”)；“多元化”标识的是各个民族 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相对独立性、行为活动的特殊性、利益关系方面的差异性和价值 取向的多样性，但绝不是互不相容。在“一体化”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和自身价值取向 ，在“多元化”过程中寻求不同利益关系的契合点和不同的价值取向的相互认同，这是 一体化和多元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关系在民族和国家的全球化活动 中的表现形态。不过，应当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统治和支配地位的世界历史 时代，在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 系往往在许多场合以控制与反控制、霸权与反霸权等形式表现出来。这就大大地增加了 民族和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难度。尽管如此，民族和国家在全 球化过程中应采取的立场是：在正确处理一体化与多元化复杂关系的过程中，找到适合 于自己发展的道路，寻求和实现全球化中的自主发展，逐渐提升自己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从而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对全球化的进程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或影响。
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全球化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的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就在于：中国 现代化只有在正确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历史 和逻辑表明，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全球化并不等同于现代化，处于全球化中的国家并 不一定能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的性质决定了现代化必然要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全球 化是现代化的空间规定性。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不等于全球化，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定要通过全球化来实现。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需要继续 追问的是，如何通过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的回答应是，首先并 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过程中正确处理一体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综观世界现代化史特别是 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史，从“内因”视角看，全球化最大的风险就是由对一体化与多元 化的关系处理不当造成的。其主要表现是：或是在一体化中迷失自我，在经济、政治和 文化方面受制于发达国家，从而最终在整体上丧失发展的自主性；或是在多元化中走向 另一个极端，即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拒斥“现代性”，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相 悖，从而最终在整体上丧失发展的世界历史条件和机遇。在处理一体化与多元化关系方 面的这两种看起来似乎是对立的错误倾向，都会导致一种结果，即在全球化中沉沦，走 入现代化的“陷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平崛起”、“负责任的大国”，是目前我们对当 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三个不同层面的认识，但从方法论上看，它们又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 体，并实际上都指向一点：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而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关系的 核心就是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抓住了这一关系，全球化与中国现代 化间的复杂关系网也就“纲举目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正确处理全球 化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路线、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必然选 择。“和平崛起”是正确处理全球化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路线 、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的实现方式的必然选择。“负责任的大国”是正确处理全球化 基本矛盾的过程中对中国在国际关系结构中的一种长期定位。这是由当代中国社会发展 的总体路线、战略、目标和价值取向及其实现方式所决定的。当然，这三者间的作用又 是相互的。改革开发以来，在旧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没有根本变化的条件下，中国之所 以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主要就在于我们能够把握一体化和多 元化的辩证关系，在总体上正确处理全球化的基本矛盾：在多元化发展中，坚持有步骤 地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注重批判地吸取“现代性”的 营养成分，善于把握世界历史机遇来发展自己；在一体化发展中，遵循和平共处和互利 双赢的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坚持自主发展，紧紧 把握发展的主动权。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中国提升了自己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断 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增强了自己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反之，一旦我们在处理全 球化基本矛盾方面出现重大失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就将受到极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