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迅猛兴起到跌入低谷——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的前前后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前后后论文,湖南论文,大革命论文,低谷论文,迅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读大革命的历史，很容易注意到一个问题：北伐初期，湖南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得如火如荼，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到120万人（注：《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宣传工作决议案》（1926年1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91页。），采取激烈的革命行动，在多数农村取得支配地位，对全国产生巨大影响；但在1927年5月的马日事变和7月的武汉分共后，却迅速低沉下去，农民协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先后从湖南转移到井冈山后，把主要发展方向指向赣南、闽西，而不是重返湖南。前后之间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这是什么原因呢？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做一点探讨。
一、前夜
事情要从比较远说起。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早期成员大多是青年知识分子，其中师范生占有不小比重，如毛泽东、蔡和森、郭亮、夏曦、蒋先云、夏明翰、黄克诚、粟裕、萧克、黄春圃（江华）、张际春、张平化等。这是因为师范生一般家境比较贫寒而又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容易接受新的思想。那时候，第一师范在长沙，第二师范在常德，第三师范在衡阳，这3个地方便成为党组织在湘中、湘西、湘南的活动中心。
湖南的党组织成立后，除发展党员、在各地建立党支部外，最初的活动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如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创办自修大学，出版《新时代》月刊，通过文化书社和各地分社发行《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劳动界》等书刊；另一个是从事工人运动，建立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通过办工人夜校等，推动成立工会，发动罢工。到1923年初，在湖南已有工会20多个，并成立全省工团联合会，有组织的工人达到四五万人，工作很有成效。但“湖南本在产业不发达之区。全省矿业，均多系土法开采；商办之工厂，几无一所。”（注：《团湖南区委关于湖南社会经济情况的报告》（1924年3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47页。）工人大多是手工业工人和苦力，生活艰难而缺乏保障。倒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日产煤2000吨左右，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之用，因此修有铁路通往湖南株州与粤汉铁路相接，政治、经济上同湖南的关系反比江西更为密切，在湖南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极大影响。
湖南是重要的农业省份，向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但在地主剥削下，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极为贫困。拿地租租额来说，长沙“最高十分之七，普通十分之五”；湘潭“佃农所得占收获十分之三，田主所得占十分之七”；湘乡的封建剥削更严重。（注：《湖南农民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地租问题决议案》（1926年1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54页。）由于一家一户生产的分散状况和受多年传统的束缚，农民一般仍是忍气吞声，默默挣扎。
湖南党组织的注意力很长时间内集中在城市里，工人工作做得比较多，农村工作做得很少。直到北伐战争开始前一年，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区委的一个报告中谈到“农村工作问题”时仍写道：“此项没多讨论，因为农民运动太没有做，有些意见或议案，都不能实行，明白的说：无人去执行。”（注：《团湖南区委兼长沙地委对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1925年1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15页。）这虽是青年团的报告，但党组织在这方面的状况也大体上可想而知。
党史研究者常常谈到衡山农民成立的岳北农工会。事情是这样的：1923年春天，原在湘南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做工、刚参加过当地大罢工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回到家乡衡山。“农友均是因连年水、旱、兵三灾猛进，而地主官府及劣绅与衡山皇族贵族等，均尽力压迫自耕农，而佃农及顾（雇）工均是一样的挨饥挨饿。再又加上水口山之工友多半是此地农人，如此这个农人团体遂由农友们自己发动了。”（注：《晓云致中夏的信》（1923年10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06—107页。）8月间，谭延闿奉孙中山之命，从广东举兵入湘讨伐那时正控制着湖南的军阀赵恒惕。9月间，衡山农民乘谭赵作战、赵恒惕部退出衡山的机会，成立岳北农工会，推举刘东轩、谢怀德为正副委员长。它的名称叫农工会，表示同水口山工人相联的意思。岳北农工会成立后，主张改良农民生活，“阻禁米谷出口以平谷价”（注：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入会的有6000多家，因为实行一家一人入册，总人数当在4万人以上。但湖南的党团组织并没有对它实行有力的领导。据赶去指挥的青年团湖南区委委员长戴晓云在一封信中说：“自刘冬生兄回衡山着手农民运动后，湘区S（指青年团——引者）校连接冬生数次信，催湘区派人赴衡助理一切。湘C、S（指党、团——引者）两校共商数次，因无相当人可派，而有的人，他又不肯就道，如是弟遂受湘区C、S两区校之命来此地矣。此地遂吾乡，地主多数认吾的很多，弟在此只能暗中指挥而已矣。”（注：《晓云致中夏的信》（1923年10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06页。）衡山是赵恒惕的家乡。11月中旬，重新占领衡山的赵部派军队一营捣毁岳北农工会，枪杀农民4人，捕去70多人。“初起的农民，当然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于是农民的反抗运动又暂行停止。”（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这件事引起人们的注意。陈独秀在不久出版的《向导》上写了一篇《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从中得出结论说：“因此，我们应该彻底觉悟：一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能离开政治运动，因为政治上的自由是一切运动所必需的。”（注：独秀：《广东农民与湖南农民》，《向导周报》第48期，1923年12月12日。）但岳北农工会毕竟是在特殊条件下产生的，只存在两个月左右，实际活动并不多，同省内其他地区也没有多少联系。
随着大革命的发展和对国情认识的加深，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运动逐渐重视起来。一年多后召开的中共四大强调了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这次大会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不解决农民问题，希望中国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据当时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李维汉说：“在党的四大以前，湘区党委已开始进行农民运动，主要是通过乡村教师以及号召学生和工人利用寒暑假和年假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对在乡当小学教员的党、团员，更要求他们用办夜校的方法，接近农民，发现积极分子，组织秘密农会。”（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1925年春，毛泽东从上海回到湖南湘潭韶山家乡养病，在附近农民中组织雪耻会，宣传“打倒洋财东”、打倒军阀的道理，推动在韶山、银田寺一带组织乡农民协会。“到10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172页。），开始做一些阻禁运粮外出、实行平粜，增加雇农工资、减租等斗争。但毛泽东不久便离开家乡，这些斗争没有持续发展下去。同年11月，出身机匠的汪先宗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在附近农民家中织布的机会联络群众，在湘潭东一区株洲建立农民协会，会员达5000多人，开展平粜斗争。当月，汪先宗被当地土豪勾结赵恒惕部杀害。湘潭的农民运动又被迫转入秘密状况。再看长沙：“长沙农民运动，始于民国十四年，当时很秘密。十五年一月，有大贤、嵩山等六镇乡组织农协。去年（指1926年——引者）三月成立长沙县农民协会，恰是唐军（指一度进占长沙的唐生智部——引者注）退衡时，所以招牌只挂一天，便取消了。”（注：《县农协代表大会开幕盛况》，1927年4月2日《湖南民报》，第7版。）中共湖南区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农民运动决议案》后，党在农村中的工作有了些加强。“据1926年4月统计，全省有农协组织的已达二十八个县”（注：《回忆与研究》（上），第69页。），这些农协组织大抵都处在秘密状态，没有开展很多活动。
这便是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前湖南农民运动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虽已做了一些工作，工作有了进展，但时间毕竟不长，活动比较零碎，基础依然相当薄弱。
二、高潮
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是在北伐军大举进入湖南后。
北伐军前进时，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很多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国民党进步人士。国民党的湖南省党部和各县党部是在共产党湖南区委帮助下重新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工人、农民、青年、妇女部长在这年年底前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在他们积极推动下，特别是由于有了比较好的政治环境，农民协会取得公开活动的地位，各处农民便踊跃奋起投身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上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沄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此次我军长驱而北，不两月已克武汉，进兵豫赣，扑灭吴佩孚军阀，得助于农民群众者，实为至多。”（注：人民出版社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工人出版社1953年版，第15、16页。）湖南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蓬蓬勃勃的新局面。
《向导》刊载的一篇长沙通信，把湖南农民这时支援北伐战争的活动，归纳为5个方面：（1）供给：北伐军所经地方，农民即均能供给饮料，或少数之食粮，代为煮饭等事；（2）向导、侦探：此种工作，沿萍株路、浏阳、平江、长沙、湘潭、宁乡、衡山、南县、华容等处都有；（3）运输：农民自动受军队雇请运输者之外，有组织的替军队运输之事亦有；（4）扰乱敌人后方：湘潭、平江、南县、浏阳、沿株萍一带等处皆有；（5）参加战斗。
为什么农民会如此踊跃地支持北伐战争？这篇通信分析了4个原因：“A、党人宣传的效果，农民都知道北伐军是拥护工农利益的，要援助北伐军胜利，农民然后才能得到利益。B、对北兵叶军（指赵恒惕旧部叶开鑫的军队——引者）之仇视，两方军纪比较，使农民仇视更深。C、受农民协会的指挥（有最少数是自动的）。D、在九、十月中农民之愿意参加战争，则为欲得到枪支，因此时农民武装的要求已经起来了。”（注：湘农：《湖南的农民》，《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年1月7日。）这4条原因分析得都是对的。还有一点似乎也应该提到：就是北伐军对军阀部队迅速地取得摧枯拉朽式的胜利，并对农民的活动采取热情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也为农民这样做壮了胆，减除了许多顾虑。
这时，各县的农民协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但在农村中还没有发生大的冲突。毛泽东在不久后的一篇通信中写道：“此时期农会会员人数总计不过三四十万，能直接指挥群众也不过百余万，在农村中还没有甚么争斗，因此各界对他也没有甚么批评。因农会会员能做向导做侦探做挑夫，军官们还有说几句好话的。”（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周报》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就说过：“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狠〔很〕顺利的杀却敌人。”（注：《唐总指挥在长沙对农工之重要讲话》，1927年2月19日（汉口）《民国日报》，第2张第1页。）
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使原本十分分散的农民有了组织，从这年10月起，湖南农民运动便进入一个新阶段。
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经历了一个过程。前面所引《向导》11月30日那篇长沙通信已经开始注意到“现在农民的倾向”：“农民已觉得他们参战有功，需要报酬了，就是没有参战的各县，也觉得党人的宣传应该兑现了。”（注：湘农：《湖南的农民》，《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年1月7日。）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主要是减租、减息，解决荒月食粮问题，减捐税，减押金及不得无故退佃等；在政治上的要求主要是改造团防局，反抗都团，希望有一个好的政府。这些要求还很低，有些地方只提出其中的一两种。但再过1个多月，毛泽东在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个农民运动高涨的县去进行32天调查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形势已有了很大变化。
农民组织起来后，局势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毛泽东在2月18日所写的长沙通信中对这种新局面做了有声有色的描述：“十月至今年一月为第二时期，即革命时期。农会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指挥的群众增加到一千万（农民入农会大多数每家只上一个人的名字，故会员二百万，群众有一千万，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农民既已有了广大的组织，便开始行动起来，于是在去年十月至今年一月四个月中造成一个空前的农村大革命。”“他们主要攻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农村各种宗法思想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向导周报》第191期，1927年3月12日。）
这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动。它大抵是农民主动起来争取自身权益时发生的，带有相当大的自发性。在运动发展中也出现一些过激的行动。据李维汉回忆说：“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社会同情。”“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敌人。”（注：《回忆与研究》（上），第97页。）
为什么湖南农民运动会这样迅猛地发展起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采取如此激烈的行动，人们又应该怎样看待它？这自然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决不是谁要它怎么样就能够成为怎么样的。
中共湖南区委在一篇公开发表的宣言中写道：“从前的乡村，是土豪劣绅的乡村。土豪劣绅是乡村中的剥削者，他们必须拿得乡村政权来维持其剥削的利益。他们把团防局拿在手中做镇压农民的武装，同时和贪官污吏军阀政府勾结，共同压迫农民。所以被剥削的农民群众听受怎样严酷的剥削，也不敢反抗。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推倒剥削农民的军阀，同时也要推倒乡村中与军阀夥通压榨农民的土豪劣绅，将来要使乡村中确实建设民主主义的自治制度。”“由土豪劣绅专政的乡村到民主政治的乡村，其中必然有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个时期是革命的时期。”它写道：过去数月间是湖南乡村中农民革命的时期，革命的波涛涌起万丈。“尤其是湘江流域的中部各县，农民于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的事做得不少的。农民所取的手段，有些看起来好像太简单，太粗野，其实是革命手段，是在任何革命时期所免不了的现象。”（注：《回忆与研究》（上），第97页。）
当时《湖南民报》有一篇论说，在叙述湖南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和原因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农民已经取得自由，若要不发生纠纷，除非剥夺其自由，任他永远压在地狱。”“不仅离世已远的辫子先生，就是新人物甚至也懂得革命理论的，一到事实摆在面前，不觉触动了潜伏的封建思想，说‘这怕不好吗’。土豪劣绅屠杀农民，一次至十数十百人，他们熟视无睹，一闻农民逮捕个把绅士，拿起短棍梭标游行，就伸着舌头，‘危险咧’。农民反抗事件与所受压迫事件，虽不过几分之几，而已震惊殊俗了。”（注：觉斋：《农民运动与国民革命》，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第2版。）
我们可以再看一看，就是武汉政府一些国民党要人当时也有类似的说法。唐生智说：“目前的阶级争斗，与其说是劳资冲突，无宁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几千年的历史，农民都伏在统治者之下，忍气吞声。现在革命的呼声，将他们唤起了。他们从被治的地位，渐渐要爬起来了。以历史上的因果及物理上的通性，冲突自然是有的。在这个情状之下，各界应该平心静气的承认封建的遗迹快要消灭了，民主制度的社会必须建立了。”（注：《湖南人民欢迎唐总指挥大会纪盛》，1927年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第1张第2页。）孙科说得更激烈：“现在一般的民众，以至党内的同志，却都有不少是怀疑农民运动的人。他们摭拾一两件农民运动初期的病态的幼稚举动，便想[把]本党的农民运动根本抹煞。”“如果那个人是根本不赞成革命，那我们便不必和他再讲了。但设使他也是赞成革命的，那便一定要明白，革命以〔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潍〔为〕任何个人的意思，乃是因为当时的民生实在受着重大的压迫。中国现在的农民，一方面既受土豪劣绅残酷的剥削，一方面又受军阀和帝国主义双重的压迫。他们终岁勤苦，不特不能得着丰衣足食，简直是要过一种非人的劣陋的生活。他们一遇饥荒还常常要卖儿鬻女，所谓新文化、新教育，他们都完全没有享受的机会。爽快说句，中国的农民实在都有革命的要求，这是我们万万不能抹煞的事实。那末我们在今日唤起农民去参加革命，还有什么可疑惑之点呢？”（注：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续）》，1927年3月15日《湖南民报》，第3版。）
可以说，这场革命大风暴是湖南农民长期以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中郁积起来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次大爆发，真是所谓“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注：《民众的大联合（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页。）。如果没有农民长久蓄积的强烈仇恨和反抗要求，没有这种深层背景，任何人或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在农村中掀起一场革命大风暴来。运动中的某些偏差自然无需讳言，那是在这场革命风暴短时期内以席卷一切之势迅猛展开中出现的，而且相当程度上是农民处在极端兴奋状态下的自发行动。
在谈了这个根本方面以后，还要注意到事情的另一个方面。湖南农民遭受深重的封建压迫，是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的事实，并不是在这一年内矛盾突然激化了。为什么他们在此时会在很短时间内掀起如此规模的革命大风暴？这又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外在条件，那就是当时国共合作下的北伐军迅速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势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支持的叶开鑫部湘军、克复长沙、控制湖南全境这个大形势。前面所说“特定历史条件”，就是指这一点而言。
那时北伐军和湖南的国民党党部、省政府仍高举着国民革命的旗帜，公开表示支持农民运动。北伐军“长驱直入，湖南境内除汨罗江一战之外，可谓所向无敌”（注：《钟伯毅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119页。）。1926年8月30日，也就是北伐军占领长沙后1个多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根据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的精神，通告各县农运特派员，遵照1924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农民协会章程迅速组织新农会，以击破各地土豪劣绅利用宗族观念组织的假农会。9月15日，湖南省政府建设厅因为不少县农会仍在豪绅把持下，颁布了整顿旧农会的4项办法，包括：凡依据国民党一大宣言及政纲组织的农民协会，一律保护提倡；旧农会概行取消；没有组织农民协会的各县，由国民党省党部农民部商同省农民协会督同特派员前往组织；各级旧农会应将所有房屋财产，分别移交各级农民协会。（注：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省志》第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5页。）这些具体措施由省政府出面推行，对湖南各地农民运动的大发展直接产生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农民中的大多数人，由于传统的束缚，往往十分看重行动的合法性。一旦见到有北伐军和党部、政府的公开支持，他们的顾忌就少了，胆子就大了，敢于放手地成立自己的组织，行动起来。9月下旬，全省各县农民协会已纷纷成立或筹备成立。到这年11月，全省75个县中建立了县农民协会的有36个，已有县农民协会筹备处的18个。（注：湘农：《湖南的农民》，《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年1月6日。）湖南农民运动所以会从10月起由“组织时期”进入“革命时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还要注意到，县农民协会会员在这时发展到10万人以上的有湘乡、湘阴、浏阳、湘潭4县，在5万人以上的有衡阳、长沙、安化、醴陵、宁乡、郴县6县，这些正是北伐军由南向北挺进所经过的区域。而农协会员最少的是芷江县，只有274人，那是在北伐军主力没有经过的湘西地区。（注：《中共湖南区委通告——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1927年2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4年编印，第55—57页。）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兴起同北伐军北上之间的密切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中一直站在前列。这里必须注意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在这个时期同共产党的特殊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在共产党的帮助下成立起来的。中共湖南区在1926年10月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写道：“湖南先有C.P.（即中国共产党——引者），后有国民党，国民党是由C.P.做起来的。”到北伐军克复长沙后，共产党才“渐次退到在野党的地位，把国民党重要的工作交给（国民党）左派”。（注：《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湖南区C.P.与K.M.T.关系的决议案》，《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1年11月14日。）唐生智也回忆道：“当时，湖南是先有共产党，后有国民党组织。1924年春国共合作以前，湖南不但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暗中活动也很少。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在湖南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组织。夏曦、郭亮等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负责人，我和他们会见过。”（注：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6页。）前面所说决定湖南各县要迅速组织新农会这个关键性措施的国民党湖南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共有代表78人，加上在长沙有表决权的执行委员共90人。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90人中，我们的同志占43人，与我们接近而可称为左派者约13人，中立而可受我们或左派之全部或一部分影响者约23人，右派约13人（其中反动者不过6人，其余还称是莫明其妙者）。”（注：《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7期，1926年10月3日。）到1927年1月，由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到各县直接从事推动农运的工作人员203人，其中共产党员182人，国民党员21人。“工作同志，幼稚则为普通毛病，贪污或不听指挥则为极少数矣。”（注：《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62页。）
事情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湖南党组织在发动农民运动中的实际工作中确实起着主导作用。但也要看到，它当时存在两个严重弱点：
第一，党员人数太少，在波澜壮阔的湖南农民运动中难以实行强有力的领导，更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的发展。1926年10月中共湘区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农运有工作者六十五县，其中四十五[县]是我们有把握的，会员约三十万至四十万；同志不甚多，大概不出七百人。”（注：《中共湖南区委书记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0期，1926年11月3日。）这年11月份的统计，共产党员在农民协会会员中所占比重超过1％的，只有湘乡、湘阴、浏阳三县（比重最大的湘乡占1.39％）；其他如长沙只占0.685％，平江只占0.074％，常德只占0.069％。这些还是比重较高的，有7个县在0.01％以下。中共湖南区委在1926年2月的一个内部通告中写道：“我们的农民同志据一月份统计，仅一千七百余人，湖南现在有组织的农民群众已二百万，在农协旗帜下起来了的已千万县〔余〕人，这样的比较，一千人中还只有同志一人，又怎样去领导呢？”（注：《中共湖南区委通告——发展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计划》（1927年2月1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55—57页。）何况，那样少的党员大多还是刚入党不久、政治上比较幼稚的新党员。党员的活动大多停留在县一级，一般还不曾深入到乡和村里，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
第二，共产党当时从事的农运工作，一般都用国民党的旗号进行。这种做法很早就是如此。1924年中共湖南区委的报告中已经讲到：“一切社会运动，如劳动运动、农人运动、妇女运动、学生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概统一于国民党之下。”（注：《湘区报告》（1924年5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9页。）北伐军进入湖南后，共产党推动各项民众运动，更是多用国民党的名义进行。湖南区委在一个报告中说：“有些地方同志还未能注意公开本校（指共产党——引者）之主张，仅建立国民党的信仰。”（注：《湖南十月份民校运动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6年11月。）中共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也指出：“我们所有的主张都经过国民党，在民众中没有独立的主张，因此民众分不清C.P.与国民党，我们在民众中还没有能够建立独立的信仰来。”（注：《中国共产党湖南区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湖南区C.P.与K.M.T.关系的决议案》，《中央政治通讯》第11期，1926年11月14日。）“民众分不清C.P.与国民党”，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尽管农民运动的实际工作主要由共产党员在那里做。但大多数农民不见得都了解这一点，而以为他们获得的自由是国民党给予的。一旦国民党宣布反共，群众便很难弄清是怎么一回事。马日事变后出现的严重思想混乱，同这种现象直接有关。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存在的这两个带根本性的弱点，加上只注重民众运动，不注重掌握军队和政权，又缺乏应对突然事变到来的精神准备，当客观形势发生急遽逆转时，便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三、逆转
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兴起的状况后，不能不再看一看同它站在对立地位的湖南军阀势力和地主武装的状况。这样才能全盘地了解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否则，也很难理解以后局势的逆转是怎样会发生的。
湖南是军阀势力和地主武装有着盘根错节基础的地区。这种状况，远比中国南方许多省更为突出。它由来已久。当晚清咸同年间镇压太平天国时，曾国藩、左宗棠等带领一大批封建士大夫和湘军，势力遍布全国，不可一世。进入民国时期后，湖南又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势力反复拉锯较量的必争之地，连年混战不已，本省军队不断扩编，此伏彼起，兵多枪多。还有地主豪绅控制的团防局武装，从县到乡，遍及全省，密如蛛网，成为他们统治乡村的强力支柱。
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所部，原是长期统治湖南的军阀赵恒惕部的第四师，在赵部中兵力最强，驻防衡阳，“名义上是一个师，实有人枪在五万以上”（注：唐生智：《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第102页。）；参加北伐后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军，下辖3个师和1个教导师。北伐军进入湖北，唐部首先渡过长江占领汉口和汉阳，控制了汉阳兵工厂，取得大批军械，部队迅速扩充。这年冬天，前敌总指挥部撤消，成立第四集团军，由唐生智担任总司令，原第八军扩编为3个军。唐部军官大多同湖南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时种种闲谈和议论中，有些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对农民运动的仇恨，说：‘这太无法无天了！’有的拍桌大骂共产党‘革命革到老子头上来了！’……有人公开恐吓说：‘继续这样搞下去，上面也不理，我们底下就只有造反了！’”至于各地团防局的武装和潜势力大多仍保存着，正在伺机而动。（注：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第5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这种状况在最初一段时间内，还是一股被暂时掩盖着的潜在逆流。当北伐军迅速控制湖南全境时，北洋军阀军队全面溃退，热烈的革命空气笼罩全省。各地农民协会如火如荼地普遍建立起来。刚刚归附广州革命政府、兵权在握、又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唐生智，出于种种考虑，一度对农民运动表示积极支持。当时担任中共湘区书记的李维汉回忆道：“唐生智在大革命时期，从北伐战争开始到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召开为止，他在政治上是中左态度，因此，他的属下何键所部三十五军留守部队在这段时间里对工农运动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注：《回忆与研究》（上），第138、139页。）甚至到1927年2月15日，唐生智回到湖南召集各界人士开联席会议，还在会上说：“革命政府要站在民众前面，为民众谋利益。譬如农民协会组织完全的地方，禁止赌博，禁吃鸦片，肃清匪盗，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可以说已经实行乡村自治了。又如农民罚到土豪劣绅的款子，用来修路，并且只要饭吃，不要工钱，又可以说农民自己在那里解决经济问题。我们现在来讨论乡村自治，可算已经迟了。所以我们以后应该要全站在他们面前，领导他们的工作，代表他们的要求。”“解决农民问题，对于农民中百分之七十的贫农利益，尤须着眼顾到。”（注：《唐生智发表政治方针》，1927年3月2日《盛京时报》，第2版。）虽然他谈的只限于“乡村自治”的范围，但总是表示了对农民协会的明确支持。在这种压力下，各地地主豪绅和他们控制的团防局势力在一段时间仿佛销声匿迹，气焰被压了下去。
但这只是一时的现象。随着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农村中不同社会势力的冲突便日益尖锐起来。军队最初一段时间还没有公开介入。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是，地主豪绅和团防局势力的反扑已日见猖獗。
翻开当时的《湖南民报》，此类记载几乎连篇累牍。这里只能举几个例子。1926年11月3日报载：“衡山农运近来进展虽速，但反动派亦极力向农协进攻。本县著名劣绅刘岳嵝（焱生）等，对于农运嫉视尤甚，造谣诬陷，不遗余力。”“近见农民协会巩固，不因其破坏阴谋而停止，乃复假冒名义，另组农民协会，以为反革命之根据地，并于邻近已经正式组织之乡农民协会极力破坏。”（注：《衡山农民请求严办劣绅刘岳嵝》，1926年11月3日《湖南民报》，第8版。）第二天报载：湘潭马公堰市的乡农协、国民党区党部及各团体举行庆祝北伐胜利大会，该地团防局“率队来市，冲入会场，扯毁农旗，撕毁标语，大呼打倒农民协会，铲除革命党。民情愤极，群起反对。该团兵竟敢用刺刀乱击，实弹乱射，打伤民众甚多。”（注：《湘潭团兵打伤平民》，1926年11月4日《湖南民报》，第8版。）这还是前期的情况。1927年1月28日，该报发表湖南省农民协会的调查报告说：“当此农民组织兴起的时期，一切反动势力，如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凭借势力，互相勾结，加租退佃，闭借闭粜，横摊苛索，凡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地方，即有他们摧残诬陷甚至殴打屠杀的事件发生，都是使农民的生活不安定，农民的组织不易起来，还要引起社会上许多误会，指摘农民要求过高。”（注：省农民协会：《农村争斗调查记（一）》，1927年1月28日《湖南民报》，第6版。）他们还利用家族宗法关系，煽动群众，破坏农民运动，而以湘西、湘南等聚族而居的地区为更甚。这种冲突已越来越趋激烈。
3月12日，该报发表的文章中做了一个概括的叙述：“过去一年奋斗经过，打败了许多魔王，但决不能说已到平安境地，环境的恶浊或者更甚于前。”（注：觉斋：《去年今日》，1927年3月12日《湖南民报》，第2版。）在城市中，农民运动中某些过火行为被过分渲染，而地主豪绅对农民运动的残酷镇压以至血腥屠杀行为却很少被人提起，一时在不少人中造成一种片面的只有农民运动过火的错觉。3月16日，该报发表中共湖南区的一篇宣言，沉痛地指出当时农村冲突的严重性：“现在的农村，有的是政权仍然拿在土豪劣绅手里。这样的乡村，农民如果没有觉悟没有组织，就仍然安静无事，受着压榨而不反抗。农民如果觉悟了有组织了，便和土豪劣绅成为势均力敌的对抗形势，不过土豪劣绅镇压农民革命的手段是很严酷的，屠杀农民的惨剧是不可胜数的。（最近宜章农民，因团防卖赌敛钱，自动抗拒，土豪劣绅利用机会，嗾使团防大肆仇杀，杀死农民十余人，生死无踪者数人，重伤者数人。从前各县惨案，我们不必重述了。）有的乡村是农民打倒了土豪劣绅，用强力镇压土豪劣绅，而土豪劣绅则还秘密活动，只想以最后的反攻恢复他们的权势。”（注：《中国共产党湖南区对湖南农民运动宣言（续）》，1927年3月16日《湖南民报》，第7版。）只要深入到乡村底层去观察，不难发现，农村土豪劣绅正在重新集结力量，他们的全面反扑正在逐步走向一触即发的地步。
局势急转直下的变化，是从这年5月发生的马日事变开始。事变看起来好像突然到来，其实只是前一阶段早就逐步酝酿成熟的危机终于大爆发。
它所以在此时爆发，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大的政治背景。大家知道，蒋介石在4月12日发动了反共政变，同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宁汉分裂。在“清党”的口号下，上海、南京、杭州、广州、重庆各地强行解散工会和农会，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成为凶残的刽子手。南中国上空顿时阴云密布，笼罩着白色恐怖。而成为马日事变直接导火线的，是5月中旬在鄂东南发生的夏斗寅部叛变造成的混乱局势。这时，武汉政府的军队，包括唐生智、张发奎部主力已北上河南，同南下的奉军作战，武汉驻军很少。5月13日，原归附北伐军的鄂军夏斗寅部独立第十三师突然通电反共，从沙市坐船到嘉鱼登陆，从19日起向武汉猛扑，武汉与长沙间交通中断。一时谣言在湖南四起，如：“武汉的国民政府倒台”、“各军政治人员皆被枪决”、“（广东）李福林的军队到了衡州，夏斗寅与三十五军即日到长沙”等，人心动荡不安。这一切，给了湖南的土豪劣绅和反共势力以巨大的兴奋和鼓舞。而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谭平山正在马日事变上一天（5月20日）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长，举行隆重的就职典礼。湖南党组织及民众团体仍忙于向河南第二次北伐的军队提供粮食和人员招募，不知大难将临，对局势逆转没有必要的应对准备，再加上“乡村的农民没有完全接收乡村的武装及政权”（注：《湖南请愿代表团关于长沙事变经过情形第一次报告纲要》，中国革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编：《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农民自卫队一般只以梭标为武器。长沙工人纠察队在叶开鑫部湘军溃退时曾缴得3000多支枪，北伐军进长沙后，这些枪支被缴去，“只剩下两百零四支破烂枪，放在东长街工团联合会”（注：屈绍琪等：《关于马日事变的片断回忆》，《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第5辑，第29页。），这种力量对比和几乎没有戒备的状态，为反动势力发动马日事变提供了便利条件。
马日事变的直接发动者是当时驻在长沙的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和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后方留守处主任陶柳等，而幕后策划者是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中共湖南省委也指出：“马夜事变表面上系许克祥所发动，实际上完全为何键所主持。”（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1927年7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04页。）何键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有着强烈反共思想的军官。1926年冬，他就曾对人说：“国民革命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政治上却处处失败。”（注：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第5辑，第1页。）当时担任夏斗寅师副师长的万耀煌描述何键的为人：“心机最深，办法最多”，虽是唐生智的部下，但“他的阴谋奸诈远在唐之上”。（注：《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169、170页。）何键自己叙述马日事变的经过说：“时本司令任三十五军军长，驻汉口，已奉令为北伐援师，出河南。湘人惶惶，来求拯救者不知若干人。哀此孑遗，遂密定铲共大计，以迅雷手段，先发制胜，密约驻省八军师长张国威克日发动。张犹豫，将所部开鄂，计不得行。讵此消息传出，共党即欲解决三十五军驻湘后方。余参谋湘三见事危近，乃与许团长克祥、王教导队长东原、陶营长柳，约定为断然处置，推许主持其事。许、王遂于五月二十一日黎明，集合驻省军队，一面搜捕共首，一面解散共匪凭借之工农自卫军武装，即今所称之马日运动也。”撇开“共匪”之类污蔑之词，抛开“共党即欲解决三十五军驻湘后方”这类子虚乌有的话，何键倒说得很明白：是他早已“密定铲共大计，以迅雷手段，先发制胜”。（注：《何键谈马日事变》，《马日事变资料》，第189页。）
马日事变的具体经过在这里不需要多讲。简单地说：5月21日晚，也就是夏斗寅部向武汉发动攻击的第三天，许克祥等根据事前的商议和部署，率兵1000多人分头突然袭击省市党部、省工会、省农会等，缴去工人纠察队等的枪支，惨杀共产党员和工农民众、青年学生等四百六七十人。城内枪声大作，直至次日拂晓。共产党负责人因事出意外，并无戒备，除遭捕杀者外，被迫出走。党组织和工会、农民协会顿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一夜之间，风云变色。23日，许克祥等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这就是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发生后，湖南各地立刻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军警的大规模搜捕和屠杀活动，从城市扩展到乡村。地主豪绅和团防局乘机活跃起来，大肆反攻倒算。到处充满着腥风血雨。沈雁冰在当时一篇文章中描写：“所有各县消息全是土豪劣绅捣毁党部、残杀民众的消息。”“最近土豪劣绅的猖獗，完全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的反攻。他们的目的是再建土豪劣绅的政权。”（注：雁冰：《肃清各县的土豪劣绅》，1927年6月18日（汉口）《民国日报》，第1张第1页。）以当时农民协会会员最多的湘乡来说，许克祥原驻湘西时“与过境烟商交往甚密，从中分润不少，后许即以此在湘乡购置田产百余亩”（注：魏镇：《马日事变亲历记》，《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2集第5辑，第11页。）。马日事变后不到一个星期，许克祥派营长罗鑫（湘乡人）率部向湘乡推进。武器粗劣的农民自卫队奋起迎战，很快被击溃，伤亡不少。罗鑫部随即进入湘乡县城。“当许克祥的部队开到湘乡以后，地主阶级越发嚣张起来。他们纷纷组织武装与组织起来的农民对抗，各地大打小打的消息时有所闻。许克祥也派兵协助他们收缴农民的武器。”湘乡中里团防局长杨道南，“以办团防起家，马变后更杀人无数。据他自己说，平生杀了一千三百人”（注：宁纯宦、李良佐：《马日事变后湘乡屠杀情况》，《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7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46、247、249页。）。湖南其他各县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湘南马日事变的发生，有如晴天霹雳那样，使设立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受到极大震动。这是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信号，说明国共全面分裂已逼在眉睫，一场生死搏斗已难以避免。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不再抱任何幻想，惟一的出路只有放开手脚地发动贫苦农民，努力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并尽可能争取军队，积聚更多的力量，应对这场生死搏斗。
但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决策，弥漫在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层中的却是一味以退让求团结的错误思想。马日事变发生的第4天，5月2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后认为：“湖南工农运动所引起的纠纷，会形成全部政局上很严重的问题。纠纷之起因，一方面是由于蒋介石叛变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湘籍军官在内）的势力及宣传，动摇了国民党领袖的工农政策，一方面是由于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面对马日事变引起的如此严重的政治问题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对政变发动者，中共中央似乎束手无策，没有实行任何有力反击；而对农民运动，他们只说了两句话：“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其曾愿捐助者得不在此例）。”（注：《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6页。）
共产党员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机关报——汉口《民国日报》的社论也以同样的口气写道：“工人农民的头脑，自然比较我们简单。俗语说得好：‘初生犊儿不怕虎’。他们只听了本党（指国民党——引者）‘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便当真的实行起来；他们并没顾及到环境，也或许没有顾及前线上武装同志的社会关系，遂不问张三李四，便打上前去，使武装同志有后顾之忧。这的确是我们工农运动的一种幼稚举动，一种错误。本党既然以领导民众自认，当然要设法纠正，以巩固工农及小资产阶级联合战线的一个小小的障碍。”（注：语罕：《当前的难关》，1927年5月31日（汉口）《民国日报》，“社论”，第1张第1页。）
中共中央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局势的危险性，但他们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冒立即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之险”是不可取的，并且对主持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等所谓“左派领导人”依然充满幻想，认为他们代表着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生怕采取激进的措施会把他们吓走，力图以退让的办法，同汪精卫等建立更密切的关系，联合他们同武汉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军阀反动势力做斗争。他们在局势已处在生死关头的危急时刻，不是义无反顾地带领尽可能多的贫苦农民起来武装反抗，而仍不断地指责农民“幼稚举动”的“错误”，以为这样便可以使局势缓和下来。事实很快就证明，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步步退让只能使分裂更快地到来，一味采取这种态度就无异坐以待毙。
马日事变，成为湖南农民运动从蓬勃兴起到迅速低落的转折点。
四、低谷
局势的逆转发展得很快。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分共”，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国共产党在灭亡的威胁面前，终于实行了坚决的转变。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等领导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8月3日，通过《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中共中央举行紧急会议，清算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这是一个转折点，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新的总方针确定后，重要的问题是对形势怎样做出正确的估量。大革命失败后，事实无情地表明：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反共力量大大超过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正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中共中央勇敢而顽强地领导全党坚持战斗，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他们对革命已进入低潮这个事实严重认识不足，对形势仍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8月21日，中央常委通过决议案说：“据一般客观形势看来，资产阶级军阀的反动，其胜利是极不巩固的，而革命之重新高涨，不但在最近期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免的。”“工农之革命的群众运动，虽然受着失败，然而还[没]有大破坏，还没有因为受了镇压简直不能够重新高涨。”（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32、333页。）
对湖南的局势，中国共产党同样做了过分乐观的估计。7月间，中共湖南省委的工作计划中写道：“在全国范围中，民众的革命潮流仍在高涨，新旧的反动统治不仅不能稳定，且日在分裂崩溃。在湖南也是一样，工农学生群众在这样横暴的压迫之下，其革命的情绪只有奋发而不会低落的。同时唐生智的内部已自兹分化（最显著是唐、何冲突），此时湖南的党部如果有最大的中心秉着适当的策略去奋斗，在不久的将来，胜利便会回到我们。”（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1927年7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05页。）8月19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注：《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8月19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13页。）8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决议案说：“目前两湖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形，纯是一个暴动的局面。本党当前唯一重要责任，就是坚决的实行土地革命，领导两湖的工农群众实行暴动，推翻武汉政府与唐生智的政权，建立真正的平民革命政权，如此才能保障革命猛烈的继续进展。”（注：《两湖暴动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63页。）9月8日，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正式下达命令：“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实行。”（注：《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28页。）
实际情况同他们对形势的估计距离实在太远，根据这种估计做出的工作部署自然难以实现。我们可以对此时的双方力量再做一些具体比较。
前面说过，湖南的军阀势力和地主武装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两者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这时，已公开反共的唐生智部大多退回湖南，反唐军事势力（包括谭延闿、程潜等部湘军）也追踪入湘。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湘的林育南在9月22日的报告中坦率地讲到：“长沙暴动事非常困难，敌人的武装军队比我们的徒手多得多，我们只有枪十枝，炸弹很少”。“而敌人方面之镇压、戒备与向我们进攻则是雷厉风行，积极动作，萍、醴、浏、平方面叠传不利消息”。（注：《育南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特派来湘全权代表中央指挥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的任弼时在27日的报告中说：“长沙城内据省委报告有敌军九千余人，约六千五百余枝枪，且军队布置非常严密，四郊农民又未发动”，“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因此，我与马也尔商量结果是：长沙暂时不举行暴动”。（注：《弼时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10月4日，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第二份报告中更详细地报告：“全省唐的势力尚有三万五千六百九十人，枪枝二万三千八百枝左右”。“反唐倾向的军队约一万六千九百人，枪枝一万三千左右”。两者合计超过6万人，并且大多是本省军阀的军队。这两股势力虽然相互冲突，但在反共、镇压农民运动上是一致的。任弼时在这份报告中做了一个对比：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沙城内只有盒子炮20支，手枪6支，炸弹都不能用；湘东还有余贲民、苏先俊、王新亚、余洒阳〔度〕部2900人，枪支1570左右（注：这就是以后由毛泽东率领上井冈山的秋收起义部队）；湘南的唐提雄部土匪部队不能做依靠。（注：《弼时报告（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双方力量对比之悬殊不言自明。
湖南的地主武装团防局，虽然在湖南农民运动迅猛兴起时很多一时陷于停顿。但有如中共湖南区委所说：“封建政治犹如一整个的塔”，“即就湖南的情形看，‘塔顶’诚哉其崩倒了，而下层的基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还没有根本掘去”。（注：《中共湖南区委关于二七惨案四周年纪念宣言》（1927年2月1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6页。）局势一变后，团防局势力几乎立刻恢复起来，作为地头蛇，会同军队残酷镇压农民运动，起着一般军阀部队难以完全替代的作用。任弼时给中央的报告中说：“马日事变后，各级农协均无形消灭。党亦未去进行秘密农协工作，土豪劣绅的势力均渐次恢复，各地团防局均为土豪劣绅把持。所有前在农协工作农民，除一部分外，已被土劣送解省城县署枪决囚禁外，余均逃了不能回籍，妻离子散，居住被封者极多，情形非常凄惨。”（注：《弼时报告（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在一份报告中讲到长沙近郊农民“因图解决九峰的团防失败，农民争斗的勇气几乎消灭”，这一来，“长沙暴动的力量去了五分之三”。（注：《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难怪有人得出这样的结论：“唐在湖南的势力是建立在土劣的广大的挨户团身上。”（注：《伍桐口头报告：湖南现状及长沙暴动组织经过》（1927年12月28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52页。）
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平时一向分散而缺乏组织，一般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很难单靠自己建立起有较强战斗力的武装来。马日事变后，湖南驻军、政府和各地团防局对农民运动实行最残酷的镇压，省城没有一天不杀人，各县也是如此，并且采取种种极端残暴的手段。屠杀的标准是：“各级党部、各级工农团体及执委的人及曾做或现在仍做革命工作的，皆罪在不赦，格杀勿论。”（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宣传大纲第二号》（1927年11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38页。）被杀的人当在万数以上。在这种高压状态下，农民协会纷纷自行解体，农民分化为三种态度：革命的，畏缩的，反水的，其中畏缩的人所占比重很大。“多数的自耕农畏缩犹移，不敢挣扎”，“农民没有枪枝，不敢动作，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注：《中共湖南省委通告第十一号》（1927年11月19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24—325页。）“中农有衣有食，在这白色恐怖下，自然要安居乐业，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注：《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讨论大纲第二号》（1927年12月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418页。）任弼时给中央的报告中讲到秋收起义部队向长沙进攻时的情形：“据明翰同志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注：《弼时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他在另一份报告中说：“省委少数同志怀疑到土地革命说：‘农民是否真要土地还是问题。’其实农民何尝不要土地，只不过因为土劣的势力过高，农协又已消灭，农民过于畏惧而已。就是在这次暴动中，农民不敢起来，这个原因也有极大关系，惟恐失败后又遭土劣残杀。”（注：《弼时报告（二）》，《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
再看湖南党组织此时的状况。
中国共产党在湖南的组织成立得比较早，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不少成绩。但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年轻的、相当幼稚的党。大革命初期，党是在和平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不少是建立在私人感情的结合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斗争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当马日事变突然发生后，党组织的弱点便充分暴露出来了。
湖南党的领导人和领导机构，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处于公开半公开的状态，事变后便很难开展活动。7月17日，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给中央的信中说：“长沙反动共〔空〕气日益紧张，公安局自周安汉任事以来，月必捉人数起，虽然有一些似与我们无关系，实在无法清查。又传唐（生智）近颁布通缉之十一人，令许各地就近便宜处决，我简直不能外出，似此何能指挥工作。”（注：《云给润兄并转中兄的信》（1927年7月17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89页。）
党在乡村中的工作尚不深入。中共湖南省委7月的工作计划写道：“党的组织在湖南确有相当的基础，但亦有不少的弱点。如在乡村中没有深入群众（乡农乡会），如除少数厂和工会学校外，支部和党、团不起作用，因此党的政策不能达到群众。又如许多群众斗争，多半只是少数领袖的个人活动，而不是党的有组织的领导，一旦反动势力一来，领袖不能存在，群众也就随[之]溃散（如许多地方的农协）。”（注：《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1927年7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11页。）
更严重的是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久久不能恢复。事变前全省党员达2万以上，占全国党员的1/3，事变后不过5000左右，只有原来的1/4。其实，连这些数字也未必可靠。湖南省委在9月5日向中央所写的组织报告中说：“现在要做一个较详细的湖南组织报告，简直不可能，因为省委会不能接到各地详细报告，不悉各地情形”，“所以这个报告，只是就现在负责人所知道的概括而且浑混白说一说”。“湖南的党经过五月事变的打击，差不多完全瓦解了，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约为：一、无积极的争斗政策领导党员及群众与敌人战斗，致全失政治的出路；二、省委会及一部分地方指导机关不能担负它应担负的责任，事变一来，不但完全失了指挥力，并且不顾全党的生死，负责人首先各自逃走了，有许多还是未闻风而先自溃；三、训练工作太差，负责同志多半是书生，没有战斗经验，一般同志亦多不能战斗，因之省委失指挥力而后各地多不能独立发挥其战斗力，而同志更多表现僵死的状态；四、党只有纵的系统而无横的联系，各地党部相互隔阂着各自为战，不通声息；五、只有机械的纪律，缺乏政治的纪律。”（注：《湖南组织报告（五月—八月）》（1927年9月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25—126页。）党内这种混乱现象，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所改变。而党内那些出于强烈的复仇心理、不顾力量对比实情的盲动行为，又使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那点力量招致更大的损失。
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马日事变和武汉政府“七·一五”反共以后，湖南农村局势变化得很大很快。在双方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包括湖南农民运动在内）已迅速跌入低潮。一些人甚至断言：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已十分黯淡，再也站不起来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死考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对自己的信念发生动摇。他们认真总结失败的教训，继续带领党员和群众，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正如毛泽东在10多年后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注：《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页。）这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如何战斗、如何重新站住脚跟并能走向胜利，是一个异常艰难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也不可能那样顺利，只有到实践中去独立地进行探索。
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在湖南长沙举行的省委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缩小范围，将原来计划的湖南全省暴动改变为先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7个县发动，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湖南秋收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农军和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两者共约5000人。起义在9月9日爆发，最初目标仍是夺取湖南省会长沙。起义军一度占领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远比起义军强大，各路起义军先后遭受严重挫折。中共六大代表丁继盛在大会上讲到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工农武装攻占浏阳时的经过：“进攻了浏阳城，占住了一晚。因为我们没有放哨，敌人来了我们还不知道，因此被敌军包围了，打的打死了，捉的捉了，走了的也不知多少。”（注：《湖南代表丁继盛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5日），中央档案馆藏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继续坚持攻取国民党当局重兵驻守的长沙的计划，势必导致全盘失败。毛泽东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9月19日，前敌委员会在浏阳县文家市举行会议，经过激烈辩论，否定了一部分人坚持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迅速脱离险境，进入国民党控制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省，沿罗霄山脉南移，在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终于建立起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的重要转折点。
在这以后很多年内，湖南一直处于国民党军事势力的严密控制下，难以再出现像大革命时期那样全省规模的农民运动高潮。但是，在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边界地区，仍然相继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并先后建立起湘鄂赣、湘鄂西、湘赣等革命根据地来。
五、结语
湖南农民运动的迅猛掀起高潮，是大革命时期的突出事件；湖南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很快跌入低谷，也是大革命时期很引人注目的现象。它的起和伏，都是整个大革命历史的组成部分，决不能离开这个大背景，孤立地对它进行考察。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至少包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根深蒂固，决不是一两次革命浪潮的冲击就能把它打垮；中国共产党又是一个成立只有6年、在政治上缺乏经验的幼年的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犯了右倾的错误，等等。本文不准备也不可能全盘地探讨这些问题，只能着重就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和跌落过程中看看有什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地方。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关系。
毛泽东在11年后的一次讲演中说：“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注：《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那时还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结果吃了大亏。
毛泽东的话是对北伐战争时期的全局情况来说的。这在湖南表现得更为突出。北伐初期，在湖南曾出现热气腾腾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但是，共产党那时“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军队和政权都不在他们手中。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军队和政权处于支配地位。离开它，只靠民众运动在关键时刻是不能左右局势的。
湖南的民众运动确曾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马日事变前不到1个月，在长沙为了声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湖南省农民协会、总工会、省党部、学联会、教联会、女联会、商协会等在4月26日举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的大示威，参加集会的达到20万人，“群众之多，无有过于此次者”。主席朱剑凡宣布：“今天大会是打倒帝国主义，尤其是打倒帝国主义的新工具蒋介石。”接着讲话的熊亨瀚也激烈地说：“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必先瞄准敌人，打倒蒋介石。不把蒋介石除掉，革命则难成功。其蒋介石在湘余孽，尤应肃清。如反对共产党者，反对农工运动者，均是蒋之余孽，要将他们打倒。”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张翼鹏等十多人也相继讲话。会后举行游行。（注：《长沙反蒋示威大运动》，1927年5月15日《盛京时报》，第2版。）这次大会的声势不能说不大，从表面上看，仿佛很可使人乐观。可是，无情的事实证明，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不管搞得怎样轰轰烈烈，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都是不可靠的。不到1个月后，许克祥等突然发动武装政变，到处大肆搜捕和屠杀，只有梭标和少数破烂枪支而又没有严格军事训练的工人农民立刻无法抵拒，许多民众团体迅速瓦解。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跌入低谷。
毛泽东是比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他在八七紧急会议上就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着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注：《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的发言》，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这是对中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论断。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经过痛苦的事实教育，能够迅速看清问题的实质，做出合乎实际的新的理论概括，用来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导今后的行动。
八七会议后不久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暴动问题，一个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都发表了意见。对暴动问题，他主张：“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战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对土地问题，他认为：“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着农民，必须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注：《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央政治通讯》第12期，1927年10月27日。）两天后，毛泽东又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旗子，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注：《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15页。）他的这些意见，切中要害，是对大革命失败留下的痛苦教训的重要总结。
以后土地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这个道理。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来说，它所以能存在和发展，既同当地存在着大革命时期受过革命浪潮影响的农民武装有重要关系，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湖南秋收起义队伍中有着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样一支正式武装，以后又有朱德率领的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上山。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篇文章中说到：“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所以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页。）如果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和湖南省委会议时的主张还只是基于反思做出的判断，那么，这时所说的已是经过实践检验所证明了的真理。
至于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转移到井冈山后，为什么把主要发展方向指向赣南、闽西（其中重点又在江西），而不是重返湖南？这也是由双方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决定的。当工农红军还处在敌强我弱的态势时，决不能在湖南去同实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队以及同它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地主武装硬拼，只能先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势力相对薄弱的边界农村地区立住脚跟，再求得发展。那时候，南方数省中要算广东湖南的国民党军事力量最强，而江西、福建、浙江三省的国民党兵力虚弱。在这3个省中，江西的国民党兵力比其他两省强，但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而且主要是朱培德部的云南军队，同江西本省的地主武装没有很深关系，自然就便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这也是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导致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便是以此为起点，在实践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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