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瞿秋白的“梦归”诗--兼论“多余词”的基本思想_瞿秋白论文

再论瞿秋白的“梦归”诗--兼论“多余词”的基本思想_瞿秋白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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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初夏, 瞿秋白于福建长汀国民党反动派狱中曾写下这首诗:

梦回

山城细雨作春寒,

料峭孤衾旧梦残。

何事万缘俱寂后

偏留绮思绕云山?

文革前,人们一直认为这首诗情绪消沉思想颓废。文革后,有的学者依然这样看待。比如,丁守和先生说:“‘梦回’的‘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有佛学的阴影”。至于“‘山城细雨作春寒,料峭孤衾旧梦残’……,这自然又是‘文人结习’的伤怀”(注:丁守和《瞿秋白思想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83、584页)。

《梦回》诗情绪消沉、思想颓废吗?本文拟就这个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

为了准确体会与正确评价《梦回》的思想情感,首先对它的某些字眼作个注释,然后再对全诗作出翻译。

梦回:梦里回老家。瞿秋白曾把江西瑞金视为他革命老家。1934年1月11日,瞿秋白离开上海前往瑞金。过半个月,将到达目的地时, 他曾给他爱人杨之华寄去一个短笺说:“我将到我们老家,很快会看见亲兄弟,那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天堂”(注: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0页)。瞿秋白之所以把瑞金说成他老家, 固然有着保密的需要,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在感情上确实把瑞金看成自己革命的老家了。

山城: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下的长汀山城。长汀,是革命老根据地。1929年3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攻占长汀城。 接着,长汀人民迅速成立了长汀县临时革命委员会。此后,长汀这块革命根据地获得了蓬勃发展,很快跃居“全国苏区之冠”(注:《伍豪(周恩来)自苏区来信》,1931年12月25日)。1934年10月下旬红军主力撤离闽、赣开始长征后,不几天长汀城就失陷了。《梦回》就是在长汀城失陷7个月之后写成的。

细雨:寒流侵袭时的细雨。长汀6月初夏, 在通常情况下不但春寒与细雨已经消失,而且还经常因闷热而下起暴雨;要是再出现寒冷与霏霏细雨,必定是处在寒流侵袭的异常情况下。

作:象,似。比如,庾信曾写过:“石作芙蓉影, 池如明镜光”(注:庾信《登州中新阁》)。

料峭:形容微寒,多指春寒。

孤衾:衾,指单被。孤衾,孤身一人裹着单被。

旧梦:怀旧之梦——怀念革命同志的怀旧之梦。把此处的“旧梦”与此诗标题的“梦回”联系起来思考,就会发现:所谓“梦回”,就是瞿秋白梦里与革命同志一起回到瑞金革命老家;所谓“旧梦”,就是瞿秋白梦里与革命同志一起回到瑞金革命老家欢聚一堂温情叙旧。

残:将尽。

万缘:一切因缘,即所有事物的因果关系。此诗的“万缘”,引伸为许多费解的意思;进而引伸为许多烦乱,或者满怀离愁与忧伤的意思。

寂:涅槃之异名。此诗的“寂”,引伸为完了的意思。

绮思:美好之思致,美好之憧憬。

云山:指江西吉安、泰和与兴国三县交界的白云山。白云山“峰峦特出,常有白云蒙罩”(注:《嘉庆·一统志》)。这里与红一方面军前三次反“围剿”有着密切关系。

1930年10月开始,蒋介石先后调集10多个师20万兵力,准备对总数4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 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实事求是地考虑到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抗击敌人。为了贯彻这种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主力于11月初撤离赣西袁水流域的原驻地,从峡江东渡赣江向地形复杂险要的白云山一带转移;26日,转移到白云山东北侧距白云山8公里左右的东固,以及东固附近的龙冈;12月1日,又转移到龙冈附近的小布、黄陂。 16日开始,敌人向白云山一带发起总攻。他们采用“并进长追”“分进合击”的作战方法,先后占领了富田(白云山北侧距白云山约10公里)以及东固等许多村镇。占领东固的,是张辉瓒的敌第18师。29日,敌18师主力从东固出发向龙冈孤军推进。是日夜,我军主力秘密从小布、黄陂西进埋伏于龙冈山中。30日早上5时,龙冈细雨蒙蒙浓雾弥漫, 继续东进的敌18师主力开始进入我军埋伏圈。8时, 我军出其不意地居高临下开始猛袭。下午4时,战斗结束。此役歼敌18师师部和两个旅, 俘敌师长张辉瓒以及所率官兵9000多人。此役之后,敌人阵势大乱。 1931年1月3日,我军在小布附近的东韶又歼敌第50师的半个师。同时,集结于白云山一带的其余各路敌军纷纷溃退。至此,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遂被粉碎。

是年2月开始,蒋介石又调集近20个师20万兵力, 准备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法,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二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此时减员至3万人左右,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仍然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4月1日,敌人开始总攻。7日,敌第5路军占领富田。而我军则把主力隐蔽集结于东固,在东固迫敌而居等待时机。5月13日,敌第5路军一部开始从富田向东固行进。 我军立即派出主力埋伏于白云山上。16日,敌人进入我军埋伏圈,我军从白云山上冲到山下如天兵忽降痛击敌人,至下午3时战斗结束。此役歼灭敌第5路军的第28师,俘敌副师长王庆龙及以下官兵4000多人。接着,我军在白云山一带又屡歼敌军。再接着,我军从白云山向东乘胜追击,从16至31日,15天中向东横扫七百里。于是,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破灭了。过两个月左右,毛泽东同志在《渔家傲·反第二大‘围剿’》词中写道:“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6月,蒋介石再次调集20多个师30万兵力, 准备对红一方面军发动第三次“围剿”。7月1日,敌人开始向我军大举进犯,企图“长驱直入”。我军此时只有3万人左右,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还是采用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10日前后,我军主力从闽西出发绕道千里回师,来到白云山南侧(距白云山10公里左右)的高兴圩后,决定悄悄北上突破敌人防守薄弱的富田。但是,我军北上途中被敌人发觉意图,于是立即改变原计划而向东转移到白云山东侧(距白云山约15公里)的莲塘,在莲塘歼敌1个旅。接着,我军又在白云山一带屡歼敌人。比如, 在莲塘附近的良村歼敌将近1个师,在黄陂歼敌4个团,在白云山南侧(距白云山约6公里)的老营盘歼敌1个旅,在白云山东南麓的方石岭歼敌近2 个师。到9月中旬,蒋介石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三次“围剿”, 再次成了泡影。

从上述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梦回》全诗的时代背景和写作意图:

1935年6月的初夏,遭到寒流侵袭的长汀山城细雨霏霏, 象早春二月般寒冷。

瞿秋白身陷长汀囹圄孤身一人,再加上适逢寒流侵袭,因此感到寒气料峭。在这样的时刻、这样的地方,他油然萌生了梦见与革命同志一起回到瑞金革命老家欢聚一堂的怀旧之梦,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由于他即将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所以这种怀旧之梦不久也就不能再有——也就将尽了。

细雨严寒、料峭孤衾与旧梦将残等等,引起了瞿秋白满怀离愁与忧伤。面对生离与死别,产生如此复杂的心情,人们也是可以理解的。

瞿秋白下意识地自我排除了满怀离愁与忧伤后,为什么偏就留下了萦回不散缭绕白云山的美好憧憬呢?

我们认为,《梦回》诗中没有佛学的唯心阴影。这是因为:

首先,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有着彻底的唯物主义思想,具体表现为:

第一,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他说:“宇宙是统一的无始无终的物质”。“物质在宇宙间是唯一的。物质之外并无任何别种世界,如天堂、地狱、物如、三界、唯心等等”(注: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1926年瞿秋白译苏联廓列夫《新哲学——唯物论》附录)。“物质当然是宇宙间一切现象之根本”(注:瞿秋白《现代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的《上海大学史料》第141页)。

第二,他认为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他说:“最早的宇宙”,是“无限的空间里回旋着巨大的云雾似的大气”。“这种‘云雾集体’,因为其中各‘尘体’互相吸引,渐渐凑紧,于是日益浓厚;又因‘尘体’的运动及互相击触而生‘热’”。“如此经过许多时间……,‘云雾’便变成更团聚更热烈动转不已的瓦斯球”。后来,此瓦斯球“因离心力的作用而抛出许多小球体——地球便是所抛出的小球之一”。后来“地球渐渐变冷”。其“表面一层”,“便先凝固变成地壳”。“地球四周所剩的云汽便凝结成水而落于地面,便有江河海洋”。“在这时期,地球上还没有生物——亦就没有精神”。后来,“在包涵大地的海洋底里,或是海洋的沿岸,由无机物中半流质的炭水化合物,经过酵素的作用而变成蛋白质‘原生质’,于是生命开始”——逐渐“从最低等的生物进化到最高等的人”,于是地球上出现了意识。(注:瞿秋白《社会哲学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294—297页;《现代社会学》,《上海大学史料》第341页;《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 “我们可以断言:精神不能外乎物质而存在;物质却能外乎精神而存在,物质先于精神”(注:瞿秋白《现代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的《上海大学史料》第140页)。

瞿秋白对宇宙、生物以及意识源起、发展的认识虽然未必十分准确,但是它始终贯彻着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的科学的基本思想。

第三,他认为意识只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或者说只是物质的一种反映。他说:“精神仅仅只是某种组成特定形成的物质之功能(属性)”,或者说“心理现象是一种组成特定形式的物质之属性”。“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即使“是纯粹抽象的算术亦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决不是心灵里凭空创造出来的”(注:瞿秋白《社会哲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300页)。

第四,他遇害前夕,曾希望人们把他遇害后的尸体拿去作医学解剖实验。

他遇害前夕——写作《梦回》前十几天,曾写成《多余的话》一文。《多余的话》说:“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交给医学校的解剖室”作“科学实验用具……。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瞿秋白长期患有肺结核重病——笔者按”)(注:瞿秋白《多余的话》;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161、145、158、159页)。

第五,他遇害时,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第六,他曾旗帜鲜明地否定宗教。他说:“神仙魔鬼……这些东西,在物质世界里老实说没有他们的位置”(注:瞿秋白《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1926年瞿秋白译苏联廓列夫《新哲学——唯物论》附录)。“宗教的作用本是自欺欺人”。“人类社会改造之后……,宗教便无存在的余地”(注:瞿秋白《社会科学概论》,《上海大学史料》第480页)。

其次,瞿秋白在《梦回》中虽然使用了“万缘俱寂”这种佛家术语,但是我们只能认为他这是仅用其语而不用其义罢了。比如,他讲到自己于1920年拒绝某些亲友劝阻去苏俄时说:“我现在是万缘俱寂,一心另有归向了……,一挥手,决然就走”(注: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瞿秋白在这里使用的“万缘俱寂”,就是明显的例证。他在被捕“万缘俱寂”后,一心归向的是作为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榜样的苏联。

再则,被丁先生认为有佛学唯心阴影的“何事万缘俱寂后,偏留绮思绕云山?”这个设问,倒是深刻地反映了瞿秋白的真实情感。

众所周知,白云山是红军曾经屡次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队的一个革命圣地。瞿秋白在红军长征期间产生缭绕白云山的美好憧憬,真实地流露了他盼望红军长征早日获得胜利的迫切心情,同时,还深情地流露了他盼望毛泽东同志早日出来领导红军不断壮大的由衷情怀(毛泽东同志于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被王明团伙排挤出红军领导机构;1935年1 月遵义会议后,才恢复他对红军的领导。瞿秋白始终无法获知我党已召开过遵义会议,始终无法获知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已恢复了对红军的领导)。由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致使红军多次受挫,面对如此危急情况,在他“万缘俱寂后”,之所以“偏留绮思绕云山”,是因为他盼望长征的红军早日获得白云山那样的胜利,盼望毛泽东同志早日出来领导红军;深一层次说,是因为他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错误感到强烈不满。

推而视之,《梦回》诗也没有文人的颓废伤怀。这是因为:

一则,被丁先生认为有文人颓废伤怀的“山城细雨作春寒”这句诗,实际上既是即景写景——写寒流侵袭时长汀山城的霏霏细雨与料峭寒气,又是以景喻意——以寒流侵袭,喻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以“细雨”、“春寒”,喻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反动派重新统治下的苦难与悲惨。凝神细吟此句,不难体会出:瞿秋白所说的“忧伤”,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忧国忧民的忧伤——并非丁先生所说的文人颓废伤怀的忧伤。

二则,被丁先生认为有文人颓废伤怀的“料峭孤衾旧梦残”这句诗,其中的“料峭孤衾”四个字,实际上蕴含着瞿秋白对党这个温馨集体的深情眷念。这与他在《卜算子·咏梅》词中所写的“寂寞此人间”同出一辙。瞿秋白在“寂寞此人间”句子中,以他离开党感到冷落寂寞来侧面流露眷念党(参看笔者《评瞿秋白绝笔诗》一文——载于《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6期);而在“料峭孤衾”说法中, 则以他离开党感到孤单寂寒来侧面流露眷念党。至于其中的“旧梦残”三个字,实际上道出了瞿秋白遇害前夕怀念革命同志的依依惜别之情。其中的“残”字,有着惋惜与不忍其残的弦外余音。这个句子,分明反映了瞿秋白身陷囹圄即将遇害之际深情眷念党和革命同志。

三则,瞿秋白是把《梦回》与《卜算子·咏梅》写在同一张纸上的。他在《卜算子·咏梅》——尤其是其中的“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句子中,明显地充满了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参看《评瞿秋白绝笔诗》)。既然这样,那么《梦回》怎么会有着文人的颓废伤怀呢?瞿秋白总不至于在同一张纸上的作品里,一边充满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而另一边却深怀文人的颓废伤怀吧。

总而言之,《梦回》是一首情感健康思想积极的好诗。

众所周知,《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狱中情感与思想主流的集中反映,而《梦回》与《多余的话》是在相隔十天左右时间写成的;因此人们可以用《多余的话》的基本思想,来印证《梦回》的思想情感。

综观《多余的话》全文,其基本内容有以下两个部分。

其一,瞿秋白严厉斥责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放弃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

《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早就值得开除的”。由于有着这种表现,因此“严格的讲……,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注:瞿秋白《多余的话》;周永祥《瞿秋白年谱》,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161、145、158、159页)。 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说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问题上放弃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斥责自己是“十足的市侩”、“早就值得开除的”“最坏的党员”,甚至“也是叛徒的一种”。

其二,瞿秋白深刻检讨自己放弃跟错误路线坚决斗争的原因。

《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就开始政治斗争上“我的脱离队伍”。之所以出现政治斗争上“我的脱离队伍……,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注:瞿秋白《多余的话》; 周永祥《瞿秋白年谱》, 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161、145、158、159页)。 瞿秋白在这里所说的“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政治斗争上“我的脱离队伍”,以及“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等等,都是在淋漓尽致地深刻剖析着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放弃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的原因(参看笔者《瞿秋白‘多余的话’之我见》一文——载于《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全文转载于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中国现代史》1997年第6期)。

那么,瞿秋白为什么要在《多余的话》中进行以上的自我斥责与自我检讨?

这是因为他被国民党反动派俘获后,进一步意识到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危害的严重性,因而进一步感到强烈不满。由于他十分注意在敌人面前维护中共中央内部团结形象,因此不愿意在敌人跟前直接明了地暴露党内路线斗争问题。这使他总是欲言又止,但不吐又不快。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多余的话》中便采用一种委婉的方法——严厉斥责以及深刻检讨自己的方法,来曲折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实在情感。

毋庸置疑,《梦回》的思想情感与《多余的话》的基本思想是积极健康相辅相承的;二者之间都曲折地流露了瞿秋白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强烈不满的真实情感。出于当时的艰难环境和自身的恶劣处境,万般无奈,他只好一反常态把诗写得这样含蓄深沉。如果不设身处地地理解瞿秋白在狱中撰写著作的这种特定心态,那就很容易产生迷惘或者误解。丁先生把好端端的一首《梦回》诗,说成“有佛学的阴影”与“这自然又是‘文人结习’的伤怀”,就是产生误解的一个具体例子。事实上,对瞿秋白狱著产生误解的人,不只是丁先生一人;产生误解的地方,也不只是《梦回》一诗。他们在这方面误解的最终结果,导致了学术界普遍误认为瞿秋白晚节中有忧伤颓废的阴暗面。笔者殷切希望人们理解瞿秋白撰写狱著的那种特定心态,严肃、认真地重新研究他的狱著,重新评价他的晚节,以此告慰瞿秋白烈士的英灵。WW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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