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之推谜题”及其半解（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推谜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 辩二陆与颜之推之同
现在我们可以来研读跟颜之推几乎同时的两位著名学者的类似的说法。
陆法言（约559-？）（注：李 荣《陆法言的〈切韵〉》，《音韵存稿》，商务印书馆，1982年。）的《切韵》成于601年，《切韵·序》说：“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陆德明（约550-630）的《经典释文》写定于王世充称帝期间(606-621)。（注：孙玉文《〈经典释文〉成书年代新考》，《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经典释文·序录》：“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钜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沉浊。”如果我们对《颜氏家训》中的含有大量方位词和地区词的一段名言还记忆犹新的话，那么这儿的二陆的“河北、江南”、“吴楚、燕赵”、“河北、江东”就不会使我们有陌生之感，《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浯。”这段话和二陆的南北方音的“浮浅、沉浊”、“轻浅、重浊”若合符节。确实有很多论著同时引用三位先贤的话，可是多未能明确指出颜之推和二陆的评论都是就原本一源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的歧异而言的，上文已经讲过，《颜氏家训》所述所论的对象多是士族即上层人士的社会与文化中的问题，士大夫阶层是不关心庶人，甚至鄙视庶人的，如《颜氏家训·风操篇》：“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音辞篇》：“闾里小人，北方为愈。”颜之推、陆德明、陆法言他们有共同的立场、共同的认识，他们各打五十大板的是士人讲的北方通语和南方通语，绝不是指摘北方话和吴方言二者。如将颜和二陆这三人的言论互勘，若合符节。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切身感受到的是现代北方官话和东南现代吴方言对峙局面，这种现实的强烈的语言背景使得某些学人在不经意间理解出了偏差，例如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二文是研究4-6世纪汉语史的两篇权威性文章，对后来者沾溉良多，笔者为写此文，再次拜读。《从史实论切韵》云：“颜黄门乃以金陵士族所操之语音为最上，以洛阳士庶共同操用之语音居其次，而以金陵庶人所操之语音为最下矣。”在引述“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后说：“乃就士族所操之音辞而比较言之。盖当时金陵士族操北音，故得云‘南染吴越’也。”又说：“金陵士族与洛下士庶所操之语言，虽同属古昔洛阳之音系，而一染吴越，一糅夷虏，其驳杂不纯，又极相似。”陈先生的这些阐述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陈先生有些理解则可以商榷：“所谓‘洛下书生咏’，殆即东晋以前洛阳之太学生以诵读经典之雅音（此“音”字指语音而言，非谓音乐也。）讽咏诗什之谓也。此种都邑雅音，较之时伤轻清之吴越方音，顾相悬殊。”他引述了《颜氏家训·音辞篇》的“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的话后说，“乃就庶人所操之音辞而比较言之”。陈先生在抄录了二陆的吴楚轻清（尧按，陈文如此），江南浮清（尧按，陈文如此）的话后，加按语道：“是吴音之特点为轻清，斯即南方庶人所操用者。此种语音，既与洛阳旧音大相悬殊，宜颜黄门目之为最下矣。”在《颜氏家训·音辞篇》的这一段名言里，“南”、“南方”都是借代指称当时的南方通语，南音清举而切诣，或浮浅，是指的南方通浯的特点，颜之推行文是一以贯之的，而陈先生却误析。为了推进学术，笔者指出陈先生的豪芒之失，不过我们绝不能便起骄矜之意，以己之寸长苛求前人。
至此，根据南北朝时代三位大语言学家的论著，可知当时为人们所注意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起重要的作用的语言和方言不过数种，我们可以勾画出南北朝时期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地图，自北而南，在黄河流域，存在少数民族语言，特别是鲜卑语，还有汉语的北方通语，在淮南及长江的中下游（至少是长江下游）两岸，是汉语的南方通语，它是四世纪北方方言“入侵”占领吴方言区北域的产物，在南方通语之南是汉语的吴方言区。
六 “颜之推谜题”之半解
以上的考证使我们明了“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这一“颜之推谜题”命题的确定性，现在我们据此追迹汉语通语和吴方言的中古史。“南染吴越”一语中的“吴越”，亦即南朝时期的吴方言，其情况如何？时隔已一千多年，能不能考寻？至于受当时吴方言“感染”的南朝通语（即“南”），其“深弊”如何？由于颜之推未能“具论”，遂成千古之谜，如今可否窥其一斑？
这两个问题，自然十分棘手。在下不揆梼昧，试作此文。拟采取二重证据法，即以“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相结合，力图做些破解工作，哪怕破解些许。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上面已经做了许多，下面还要做。但是现在先把重点移到“历史比较法”上，用这种方法来破解颜之推谜题。
（一）
破解，从何处下手?我们找到一个切入点，即中古音系的“谈”、“覃、“寒”、“桓”四韵。
现存《切韵》及“王韵”的若干敦煌残卷，如S2071、P2011等等、宋跋本“王韵”、《唐韵》残卷都有“覃感勘合”“谈敢阚盍”八韵，凡是有这八韵的，次序均为“覃（按，举平以赅上去或上去入，下同）”在先，“谈”居后。早期韵图《韵镜》和《七音略》列图时也都是“覃”前而“谈”后。
在上述韵书里也多有“寒旱翰末”四韵，但是《刻本韵书残叶》（列TIL1015）在寒韵诸字后，明列“二十七桓”，《唐韵》残卷去声则有“翰”、“换”二韵，入声则有“曷”、“末”二韵，至《广韵》则明确分立，载有“寒旱翰曷”和“桓缓换末”八韵。李荣先生说：“切韵和广韵，韵的数目不一样，广韵的韵数比切韵多，可是切韵和广韵韵母的系统一样。”“广韵把切韵的寒韵分成寒桓两韵，桓韵包括全部合口字及唇音声母字。切韵是一个韵两个韵母，广韵是两个韵两个韵母，切韵广韵韵的数目虽然不同，韵母的数目却是一样的。”（注：李荣《切韵音系》82页。）
研究音韵学的学人都知道：在诸家的切韵音系的学说里，“覃”、“谈”、“寒”、“桓”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一等韵；至于两两之间的关系则大异，“覃”“谈”为咸摄的一等重韵，“寒”“桓”是山摄的一等开合韵，从这一点说，“覃”“谈”和“寒”“桓”是不具备平行性的两组韵。迄今为止的各种关于汉语中古音的论著，对“覃”“谈”和“寒”“桓”的性质和关系，并无异辞，也就是说，以上是共识，是定沦。
这只是切韵系韵书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以切韵音系为参照系，考察并比较在现代汉语诸方言中这四韵的详情，就会另有发现。我们先观察“谈”、“覃”、“寒”、“桓”四韵在下列诸方言中的表现，这里我们将“谈”调在“覃”的前面，自有其道理在，说详后。
表一 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一）
注：凡与左音相同者，则以“／”号表示，后同。本表方音资料：铜鼓据《客赣方言比较研究》，陆川、香港据《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南宁见《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其余据《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
从北京至成都都是官话方言，“谈”、“覃”、“寒”韵表现一致，此三韵不因声纽的类别（即是舌齿还是牙喉）而有所区别；桓韵是寒韵的合口。作为江淮方言的代表点的扬州方言，略有变异：“谈”、“覃”、“寒”三韵韵母，
，三韵的平行性仍然是很强的；桓韵显然也是合口，但是主元音却与寒韵不同，是后半高圆唇元音，这一点近于其东邻通泰方言。在湘语里，“谈”、“覃”、“寒”三韵韵母具有一致性，只是桓韵的主元音亦有异。客家方言梅县、铜鼓、陆川、香港四点，“谈”、“覃”两韵完全一致，寒韵的主元音，舌齿为前低元音，梅县、铜鼓、香港牙喉音则为后半低圆唇元音；桓韵为合口。粤语广州、阳江、南宁三点，谈韵舌齿音和牙喉音的主元音有别，覃韵并无二致；寒韵桓韵是另一路子。闽南、闽东方言“谈”、“覃”、“寒”“桓”四韵主元音均相同，桓韵多一个合口介音而已，建瓯稍复杂些。
（二）
但是，在通泰、吴、赣三方言内，“谈”、“覃”、“寒”“桓”四韵的今音和上述诸方言大为不同，此三方言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揭示这一特点，是本文的重心所在、价值所在。
吴方言、赣方言尽人皆知，通泰方言需作介绍。在分区上，通泰方言是江淮方言下属的次方言，其地域西近运河，南临长江，东濒黄海，自泰州、兴化、大丰至南通十个县市，人口约一千万，通泰方言在官话方言中最为复杂。吴方言区东北与通泰方言区接壤，西邻赣方言区，就是说，这三个方言地理上连成一片。
既然是本文重点所在，所以我们对此三方言的情况列表时就较前表详细。（注：表二方音资料：兴化据《兴化方言志》，泰州至苏州诸点据《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宜兴至金华诸点据《当代吴语的研究》，庆元据《吴语处衢方言研究》，南昌至萍乡据《客赣方言比较研究》，岳西据《安徽岳西方言的同音字汇》。）
古谈韵字在通泰方言中，舌齿音字韵母，
白读的时间层次当然早于文读，是该方言原来的读音。自常州至庆元是吴方言，自南昌至岳西为赣方言，谈韵宇也因声纽之别一分为二，今音主元音音值纷异，但音类的分化则与通泰方言一致。
再看古覃韵字在今音中的表现。
古覃韵宇在通泰方言中，有两读的，前者为白读，是方言原有音；文读是受近现代通语影响的结果。这项音变程度较深，如“探子”一词中的“探”，笔者是泰州人，
，笔者名之曰“声韵谐接原则”，说南通方言古覃韵字今音韵母亦为一，是能成立的。因此从白读的层次看，古覃韵字在通泰方言里，全韵一致。而吴方言、赣方言也大致如是。
我们接着考察山摄寒韵宇。关于通泰方言的文白异读问题，前已叙述，不赘。古寒韵字在通泰、吴、赣三方言中，表现相同：因声纽之异，今音韵母分为二。观表四和表二，古山摄寒韵和古咸摄谈韵在此三方言中，如此一致，能不令人瞩目？
观察上表，舌齿音后接前元音，唇音及牙喉音后接后元音，是语音的自然拼合，这也是“声韵谐接原则”的体现。在有些方言里，牙喉音与主元音之间有介音ｕ。切韵音系的山摄合口桓韵字跟咸摄覃韵字在通泰、吴、赣方言里的表现何其相似乃尔！
（三）
水到渠成，现在该是我们做小结的时候了，列表如下：
表六 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二）
从上表可以得出一个公式。
四韵公式
谈韵舌齿音：（谈韵牙喉音＋覃韵）＝寒韵舌齿音：（寒韵牙喉音＋桓韵）
也可以图表示：
图3：“谈”“覃”、“寒”“桓”平行性示意图
这就是通泰、吴、赣三方言的共同特色。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对于官话方言、湘、粤、闽等方言来说，覃韵和谈韵的位置，孰先孰后，全无关系，即按照《切韵》《广韵》的序次，并无不可。但是对于通泰、吴、赣方言，必须谈韵居前，此其特点使然。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将表六、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二）与表一、古谈覃寒桓四韵今音韵母表（一）作一对比，就可发现，表（一）上的官话方言、湘方言、客方言、闽方言，其表现一致而简单，至于粤方言“谈”、“覃”二韵今音均以声母为条件，形成
的对立，即两韵的分化是平行的；“寒”韵则以声母为条件，形成
的对立：山摄和咸摄并不同步。比较起来，以上这些方言的今音，和切韵音系的分韵切合许多。而通泰、吴、赣方言的分派显然与切韵音系距离甚远。
（四）
我们进一步讨论，切韵“覃”、“谈”、“寒”、“桓”四韵在通泰、吴、赣方言何以如此一致？从逻辑上说，这有多种可能：1、偶然一致；2、其一或其二具有这种特性，另一或另二受其影响；3、本同一源，三者的今音是相同发展的结果。这要结合古史来探讨。笔者在旧作《泰州方音史及通泰方言史研究》长文中曾考证古吴语本北抵淮河，江淮之间包括今通泰方言地区在四世纪前本为吴语区的一部分，可为定谳，此处不赘论。江西古称豫章，祝穆《方舆胜览》：“豫章之地，楚尾吴头。”至今赣东北的上饶还操吴语。通泰方言保存古吴语的底层，这是必然的推论。赣语区的很多地方本来也是吴地，赣方言的“覃”、“谈”、“寒”、“桓”四韵的今音与吴方言趋同，也应视作同根衍化所致。
这“根”就是古吴方言。若有人问，这“古吴方言”“古”到何时？如果在上列表二——表六中仅是现代吴方言的点，那么哪怕再多举几十个吴方言点，也难以给这个古吴方言断代定时。但是在通泰、吴、赣三方言中“覃”、“谈”、“寒”、“桓”四韵今音呈现平行性，因此可以有把握地说，这吴方言是公元四世纪前的古吴方言，因为今通泰地区古代一直是吴语区，永嘉之乱后方有大量北方流民迁入，方言的转型才有可能，胜利的方言里就保留了原方言的底层。
通泰地区，汉代是海陵县，即今泰州。从海陵之得名，可知古时是海边之高地，地广人稀，海安以东尚未成陆。《左传》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拘留卫侯于郧，后来“卫侯归，效夷言”，夷言就是古吴语，这应该是非汉语的古吴语。郧在今通泰方言区海安镇东附近。通泰地区在西汉初是吴国的领地，后来属江都国。汉武帝元狩六年(117)起属新置之临淮郡。《汉书·地理志》临淮郡领29县，其一为“海陵县”，今为泰州。东汉、晋时属广陵。四世纪前淮河以南（包括海陵县）通行吴语，永嘉之乱后情况大变。北方难民涌入淮南，东晋、南朝政府在淮南设立很多侨州郡县。幽、冀、青、并、徐、兖、司七州都曾侨置于今高邮、扬州、泰州一带。《宋书·州郡志》“南兖州”序：“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间为境，治广陵。……宋末领郡十一，县四十四。”郡之一为秦郡，宋志云：“晋武帝分扶风为秦国，中原乱，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今江苏六合，处扬州和南京间。北淮阳郡、北济阴郡、北下邳郡、东莞郡则侨置在高邮、扬州、泰州一带。据《宋书·州郡志》广陵郡领四县：广陵、海陵、高邮、江都。据宋志“广陵郡”序注，东晋曾侨立辽西郡于境内。值得重视的是，海陵县是古县，属广陵郡。但是又出现了个“海陵郡”，这是晋安帝义熙七年(411)分广陵郡而立的新郡，领六县，建陵县是侨县，在今东台县境，其他临江县、如皋县、宁海县、蒲涛县，还有宋明帝时立的临泽县都是新县。这新郡新县在今泰州以东至南通一带，宋明帝时泰始七年(471)立新平郡，统二县：江阳县、海安县。《南齐书·州郡志》“海陵郡”“海安县”注：“永明五年罢新郡，并此县度属。”今之如皋县、海安县的建置即源于晋宋。从古代地理文献可知，高邮、扬州、泰州特别是泰州以东至海边，在晋宋时代侨郡侨县纷置，新郡新县增立，我们不禁要问：“何以致此？”答案只能有一条：“北方流民涌入之故也。”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今日之通泰地区，大至淮南、江南能不发生“语言入侵”吗？能不使这片地区的方言转型吗？
在这儿我要讨论一个问题：《颜氏家训·音辞篇》云：“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加按语道：“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又说：“士人皆北语阶级，而庶人皆吴语阶级。”（注：陈寅恪《金明馆从稿二编》268-269页。）鄙见，颜之推和陈先生都就其大体而言，到了刘宋时代，吴地士族仍有个别顽固分子坚持“吴音不变”，这前已申述。而下层民众操北语者，则比例必较之前者为高，永嘉之乱南迁的人岂能是清一色的士族？平民就不逃难？而且世家大族从北方带来的私附、奴仆、部曲就不说北语吗？《晋书·殷仲堪传》载殷仲堪致桓玄书云：“胡亡之后，中原子女鬻于江东者不可胜数，骨肉星离，荼毒终年。”《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我们应该认识到，四五世纪发生在淮南江南的“语言入侵”，其势猛不可当，北方的士族支配了东晋、南朝政府，挟其政治、文化的优势，其北语也席卷南方，南方士族很快靡然而从，这样就形成了“南朝通语”。这一地区的下层民众在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后，也放弃了自己的吴方言。最终形成了近现代江淮方言的祖方言。
现代江淮方言的中支是洪巢方言，地处江苏、安徽两省的淮南、江南。和平时代这一地区是北中国和南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通道；一千多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使这一地区的人口成分经历了多次的变动，这都促使洪巢方言跟其紧邻的北方方言采取共同协调的发展步骤，因此今日的洪巢方言比较接近于北方的中原官话、冀鲁官话。而其东支即通泰方言则保存了很多古老的方言特点，这是由于僻处濒海的东隅的缘故，众所周知，凡是闭塞、动乱少的地区语言变化较慢，相对稳定。可以说，通泰方言是南朝通语的嫡系后裔，虽然经历了千余年的变化，然而它还是保存了南朝通语的若干特点。
现代通泰方言是江淮方言的下位方言，当然与吴方言不同，但是它在“覃”、“谈”、“寒”、“桓”四韵的表现上却与吴方言相同，以此溯论，这就是南朝通语的特点之一，其分韵与次序和切韵系统大相径庭，当即颜之推所指责而未“具论”的“深弊”之一，其根源就在于“南染吴越”。梅耶：“两种语言间相符合的事实越特殊，它们的证明力量就越大。”（注：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22页。）通泰方言、吴、赣方言“谈”、“覃”、“寒”、“桓”的平行性就是这种特殊的事实，说明了南朝通语与吴方言的接触与交融。
著名魏晋南北朝史专家周一良先生凭其历史学家的敏感也讨论到南方语言接触、影响的问题，在其早年名文《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中特立“从语音推测侨旧之同化”小节：“扬州之侨人不自觉中受吴人熏染，于中原与吴人语音以外，渐形成一种混合之语音。同时扬州土著士大夫求与侨人沆瀣一气，竞弃吴语，而效侨人之中原语音。然未必能得其似，中原语音反因吴人模拟施用，益糅入南方成分。”“窃疑亦惟在扬州此种侨吴混合之语音最盛行，然文献难征，姑著愚见以待宏达之教正。”（注：《周一良集》第一卷103、104页。按，周先生文中所云之“扬州”非今之“扬州”。），惜乎拙文写成，而周先生已仙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
七 结语
凡研究必有方法，而且方法往往不止一种。研究汉语史当然也有其方法，自然方法也多，笔者以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历史文献考证法”对研究汉语史确有大效，这是经过千百年实践检验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历史比较法”在近百年来的汉语史的研究中也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主张二者的结合。在中国人文学术史上，王国维1915年《三代地理小记》提出“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是光辉的典范。（注：一般说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1926年出版）中首次提出二重证据法，其实早在1915年就提出。此承周勋初教授指点。）步武前修，本文笔者在这篇习作中，就是力图将“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以探究南朝通语受当时吴方言感染的这一历史语言事实。
《颜氏家训·音辞篇》中的名言：“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历来征引此段的很多很多，然而津津乐道，加以申述的集中在前一部分和后面的八句，独于“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十六字却不措意，其实颜之推精义在兹，笔者为此殚精竭虑多年，今特为表而出之，命名为“颜之推谜题”，并以新的“二重证据法”加以论证，其中现代通泰方言可以说是破解“颜之推谜题”的钥匙。
“颜之推谜题”的精髓在于“南北通语的深弊论”，洞悉此义，则可接近音韵学上的老大难问题即切韵音系的性质问题了。
最后我再引用颜之推的话：“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在下，江南人也，此文写作过程中曾请几十位专家弹射，如今更请天下学者弹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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