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科技营销及其基本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国家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技术研发国家计划的成果扩散是指在国家计划资助下研发出来的高技术为产业界所采用，最终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国家高技术研发计划的成果扩散是一个国内外普遍存在的难题。总览各国为促进高科技成果扩散所作的努力，我们会发现大家的做法种类繁多，但是它们零散而不成系统。反观企业解决商品交换问题的做法，成功的企业都能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指导下对自己所有促进商品交换的活动进行系统规划。鉴于高技术成果扩散过程跟商品的交换或流通过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我们在对两者进行类比的基础上提出要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借鉴企业市场营销的思想和做法，并以此作为系统解决国家高技术研发计划成果扩散问题的指导理念。而这个理念就是国家科技营销。
1 引入市场营销理念的基础
国家科技营销就是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理念，借鉴企业市场营销的思想和做法，有效解决科技成果扩散问题。之所以能够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理念，其理由或说基础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技成果的扩散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技术商品的交换或流通过程；二是科技成果的扩散，或者说技术商品的流通，由于种种原因并不通畅。
市场营销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商品交换或流通问题。从逻辑上看，市场营销起源于商品交换，是为了更好地促进商品交换的实现而产生的[1]。作为市场营销学的发源地，美国的市场营销学理论与商品流通论具有同源性，商品流通作为美国市场营销学最初的研究内容，为市场营销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并确定了基调[2]。实际上，无论是从过去还是从现在的市场营销理念来看，解决商品交换或流通问题都是市场营销的一个直接目的，虽然现代市场营销理念并不把它看成最终的目的。
既然市场营销是为了解决商品交换或流通问题的，那么如果科技成果扩散问题也是一个商品交换或流通问题，则市场营销的思想或方法也当然可以用来解决科技成果扩散问题。而科技成果扩散问题实际上正是一个技术商品的交换或流通问题。
从近代开始，科技活动实际上就是一种生产活动。科技活动是一种生产活动，科技劳动者通过这种活动生产出知识和技术等产品，但是这些产品并不必然用来交换。知识产品就是在今天也依然作为公共产品而免费传播，它们没有进入商品交换领域。只有技术产品，首先发生在英国，通过专利制度而实现了商品化，并因此进入到商品交换领域。今天，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技术都是一种可交换的商品。同样，作为一种通行做法，现在在各国科技计划资助下产出的技术成果一般也都会以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的形式进入流通领域。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科技计划的成果扩散问题已经变成一个技术商品的交换或流通问题。
成果扩散主要作为一个技术商品的交换或流通问题，这一点在高技术研发计划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高技术研发计划项目中通常都有大学或政府实验室参与甚至是以大学或政府实验室为主体来承担，也就是说技术的生产者和使用者(主要是企业)相互分离，所以成果交换在高技术研发计划中更加频繁也更加重要。其他科技计划同样存在技术生产者和使用者相互分离的现象。所以，科技成果扩散问题对所有科技计划来说都可以看作是一个技术商品的交换或流通问题。由于市场营销的思想和方法就是用来解决商品交换或流通问题的，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理念，并以此指导成果扩散问题的解决。
可以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理念并不意味着政府就必须采纳市场营销理念，市场营销方法可以用来解决成果扩散问题本身并不构成解决成果扩散问题时需要采用市场营销方法的充分条件。真正让我们觉得必须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理念的原因是世界各国政府虽然努力采用各种方法促进科技成果扩散，但效果依然不明显。也就是说，科技成果扩散特别是高技术成果扩散仍然还是个问题，高技术成果的流通一直不通畅。
商品流通不通畅其实也正是导致市场营销理论最初产生以及后来发生重大变革的主要原因。市场营销学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由于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商品的供应越来越丰富，销路开始出现一些困难。一些有远见的企业家开始注意商品推销和需求刺激，用诸如当面看货、包退包换等方法来扩大销路。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12年哈佛大学教授赫杰特奇(J.E.Hagertg)出版了第一本以《市场(Marketing)》命名的教科书，着重研究推销和广告等内容。这本书的问世被认为是市场营销学诞生的标志。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把急剧膨胀的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加之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社会产品供应急剧增加，企业竞争也空前激烈，商品的销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正是社会和市场形势这种新变化，推动市场营销理论出现重大突破，导致了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的确立。过去，市场被看做是生产过程的终点，即厂商只要把商品生产出来，推到市场便完成任务。现在，市场被当做生产过程的起点，企业通过对消费者的了解来生产商品。进而使消费者实际上参与企业的生产、投资、研究和计划的制订[3]。
商品交换的困难导致市场营销理论的诞生和变革并促使企业接受市场营销理论的指导。现在，科技成果扩散的困难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家必须在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引入市场营销理念。
2 国家科技营销的基本思想
在引入和借鉴企业市场营销的理论和经验这一总的理念下，国家科技营销的基本思想有三点：一是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哲学中引入现代市场营销思想，确立以市场为中心的组织管理观念；二是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实践中借鉴各种可行的市场营销方法；三是在组织措施上学习市场营销的通行做法，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组建专业的科技营销团队。
为了有效解决科技成果扩散问题，首先需要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哲学中引入现代市场营销思想，确立以市场为中心的组织管理观念。以市场为中心，或者说以顾客为中心组织管理企业的经营活动是现代市场营销理论的核心观念，而这一核心观念并不是在市场营销理论诞生之初就形成了的。传统的市场营销观念表现为生产观念、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以生产或者说是以企业为中心的。在传统市场营销观念指导下，企业经营的重点是生产，市场营销只是在产品生产出来之后才开始，主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广告等各种促销手段把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推向市场。所以传统的市场营销理论实际上仅仅是推销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越来越严峻的市场形势导致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一次革命性变革，以市场或顾客为中心的现代市场营销观念确立起来。企业一开始就按照市场和顾客的需要来进行生产，市场营销活动也因此不再局限于流通领域，而是包括了企业整个的经营活动。市场和顾客成了企业经营活动的中心，所以著名的市场营销学者科特勒和阿姆斯特朗也开始以顾客为中心给市场营销下定义：市场营销是“公司通过为顾客创造价值并建立稳固的顾客关系，进而获取顾客价值回报的过程”[4]。
企业以市场和顾客为中心进行经营和管理，成功地解决了商品交换的问题。国家和政府为了有效解决科技成果扩散问题，也需要借鉴企业的经验，在科技计划的组织管理中确立以市场为中心的观念。有关这一点，国内有学者指出大学的技术转移应当以市场为中心进行营销[5]，我们认为国家层面的科技成果扩散也应当遵循这一市场原则。只有当政府真正地以市场和企业的需要为中心来选择、实施、评价和管理科技项目的时候，科技成果的流通和扩散才不会成为问题。
国家科技营销的第二点基本思想是在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实践中借鉴各种可行的市场营销方法。根据阿姆斯特朗和科特勒的观点，市场营销过程分为五个步骤：了解市场以及客户需求；设计一个客户驱动型营销战略；构建整合营销方案以传递超额价值；建立盈利性的客户关系并使客户愉悦；从客户处获取价值回报，创造利润和客户资产[4]。这里的每一个步骤中都有许多市场营销的方法或做法值得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借鉴。
在市场营销第一步中，企业通过开展客户和市场调查以及分析客户数据等方法了解市场和客户的需求，甚至还对客户的购买行为进行分析。在促进科技成果扩散方面，有些国家也在学习企业的这些做法。比如Piper等人认为促进政府技术转移需要先了解商业伙伴以及政府机构的期望是什么[6]；而Steele等人则更进一步，主张要对企业如何做出技术研发和技术购买决定的行为进行分析[7]。但这些做法都是在技术产出之后才进行的。理想的做法是科技成果的形成本身就应该以市场为起点[8]，即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部门要先通过市场调查了解企业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技术，然后以此为依据来安排国家科技计划的项目。
企业市场营销的第二步是设计营销战略。企业首先对市场进行细分，然后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选择要进入的目标市场。目标市场选定之后企业还要决定如何为目标顾客服务。企业的这些做法同样能给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以极大的启示。根据国家科技计划的性质，计划管理部门应当对市场和企业的技术需求进行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找出那些市场和企业投资不足的技术需求由国家计划予以资助。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政府的任务是集中注意力放在市场失灵上”[9]。找到市场和企业投资不足的技术需求之后，计划管理部门还要进一步决定国家资助的方式，比如是采用全额资助还是采用成本分担的方式等。
在构建整合营销方案以传递顾客价值这一步骤中，市场营销包含了丰富的工具和手段，通常概括为4PS，即与产品(product)、价格(price)、分销渠道(place)和促销(promotion)有关的各种营销方法。在这一步骤所包含的丰富的市场营销方法中，有许多方法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都可以借鉴，特别是有关分销渠道与促销的各种方法值得借鉴。企业对分销渠道的管理有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诸如直接渠道与间接渠道、长渠道与短渠道、宽渠道与窄渠道、简单渠道与多渠道、密集性或选择性或独家性渠道等策略，对此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在建立和管理技术成果分销途径时可以参照企业的相关做法。至于与促销有关的方法，常见的如广告以及示范体验等方法现在各国的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已经在使用。除此之外，人员销售的方法尤其值得学习。Ramakrishnan等人通过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技术转移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发现，技术发明人与企业的联系对技术的成功转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0]。甚至有学者主张把全国数百万的直销人员引入到科技成果转化的队伍中来[11]。除上述方法之外，企业在这一步中组合各种营销工具的做法也值得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学习。
企业市场营销的第四步是建立盈利性的客户关系并使客户愉悦。企业主要通过经常与客户沟通以及通过各种售后服务等方法来创建和维护良好的客户关系。企业的这些做法对于以管理者自居、经常高高在上的科技计划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来说恐怕是最难学习但也许是最值得学习的。政府与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减少管理成本，而且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科技目标，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建立了良好的客户关系，市场营销的第五步，获取客户的价值回报那是自然而然、几乎无需作为的事情；对于政府来说也一样，与企业建立良好合作关系之后，国家和企业的目标都将顺利地实现。
国家科技营销的第三点基本思想是学习企业市场营销的通行做法，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部门组建专业的实施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的科技营销团队。在现代市场营销观念的指导下，企业不仅组建更加专业的营销部门甚至营销公司，而且营销部门或营销公司取代生产部门或公司而成为企业最重要的单位。专业的营销部门或公司负责管理或者实施各种市场营销活动，高效地实现企业市场营销的各项功能。
反观各国的科技计划组织管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计划管理部门组建有真正实施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的科技营销团队。法国政府虽设有科技成果推广署，但它更像早期企业的销售部门而不是实施现代市场营销理念的营销组织。另外，美国能源部门的能源效率与可再生能源办公室(LL
0 引言
近几年，关于我国科研经费分配的竞争性项目体制的争议颇多。2010年，施一公、饶毅两位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科研文化》的社论，更是在中国科学界引起轩然大波。目前，中国科研活动主要采取课题申报制，大部分科研经费以竞争性项目的分配模式下达。竞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科研效率的提高，但由于分配机制、分配模式以及分配结构和评审制度等方面的问题[1]，亦有可能带来科研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过去十年里，中国科研经费投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从2000年的895.7亿元增长至2010年的7062.58亿元，年均增长幅度超过20%。科研产出的数量也随之增加。以反映基础研究状况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收录的中国科技论文总数的指标来看，我国发表科技论文数量从2006年的7.1万篇到2010年的14.84万篇，年均增长在20%以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07-2011)》)；专利申请量(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从2006年的57.3万件到2010年的122.2万件，年均增长幅度也在20%以上(《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统计年报(2010)》)。总体上讲，我国科研投入与产出的增速相当。然而，这样的一个投入产出结果能表明我国的科研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吗？若如施、饶二公所言，当前我国的科研项目体制诱导中国的科研人员花费过多精力去拉关系和申报项目，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研究[2]，则科研项目不仅不可能提高科研产出率，反而可能会造成科研投入的重复和资源浪费。而在我们了解的现实中也的的确确存在着不少“一果多用”的情况，即同一论文或专利被运用于不同项目的结题评审。因此，科研产出的增长到底来自于多年稳定支持人员队伍形成的知识积累，还是来自于竞争性项目的激励？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究。
从“堵死一头”，削减研发机构的事业费、促使其主动为经济建设服务，到“稳住一头”，增加各级政府对科技活动的财政投入，增强科技创新源头的知识供给[3]，科研经费配置一直以来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时至今日，在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探索中，完善科研经费分配模式仍然是一个需要再次突破的关键问题。本文尝试以部分国立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投入及其科研产出的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展开实证研究，探讨科研投入与科研产出的关系，谨期对科技经费分配机制这一热点问题的研讨有所贡献。
1 竞争性经费分配机制与科研产出激励
1.1 理论上：激励“优先权”的竞争性分配机制可能会造成研究经费的不合理配置
科研活动即知识生产过程，与其他生产过程相比，其最大的特点是投入产出关系的不确定性，即不一定投入多少科学家、投入多少研究经费，就一定能产生多少知识创新，就一定能转化为多少经济价值[4]。这就使得科研活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就决定了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才能保持科学家的科研积极性。激励机制的核心是对知识创造优先权的认可[5]。而对优先权保护的两种不同机制，即造成了科研活动产出的两类主要表现形式：以同行评议认证优先权的科学论著和以私有产权保护优先权的技术专利[6-7]。
同样，由于科学研究活动的不确定性，使得许多项目在某一特殊领域中“平行”进行，这种平行的或是多重的旨在研究同一目标的项目，本身并不意味着资源的浪费。然而，从优先权激励的原则出发，社会从科学活动中得到利益的方式和科学家个人得到利益的方式是不同的。社会不在乎是谁在什么时间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它只在乎这个问题是否找到了答案；但对于科学家个人(或是科学团体)而言，找到答案的人的身份和找到答案的具体时间的公开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优先权激励遵循的是“赢者通吃”的规则，只有第一名才能取得优先权的报酬。这种不一致性很有可能带来资源配置的不合理，表现在：首先，学者之间的竞争可能会鼓励对手在一个既定计划内选择总体上被证明是存在过高风险的项目；其次，优先权激励会使得科学家在给定大纲下选择过度相似的项目，导致重复性“竞赛”；最后，竞争吸引了太多的学者进行既定的研究竞赛，而忽略了其他学术领域，或许，在这些领域中哪怕只进入少数几个竞争者也可能会创造意想不到的社会收益[8]。因此，尽管优先权激励对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其“赢者通吃”的规则却可能使竞争性的科研经费分配模式产生资源浪费。
1.2 实践中：竞争性分配机制与科研产出的关系受外部环境影响且有待进一步探究
各国政府资助科研的经费大都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类。欧美学者对研究经费的分配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1997)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基于绩效的竞争性资源分配机制对大学和科研机构具有正向激励[9]。Otto Auranena和Mika Nieminen(2010)利用美国、德国等8个国家的研发支出和科研产出的数据，对比分析后得出结论：一定程度上，科学论著的产出与竞争性的激励存在正相关关系[10]。但是考虑到一些国家的语言、文化及体系等的干扰因素，不能证明竞争性的资助体系是直接促进科研生产率提高的因素。在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芬兰等，更具竞争性的资源配置体系更有效，科研产出更多；而在瑞典、德国等国家，其偏向稳定性的资源配置体系效率更高。
国内对于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特别是竞争性项目经费对科研产出影响的研究很少，学者们大都从总体的投入产出绩效出发，分析我国科研经费的使用效率。石忆邵、汪伟(2006)将研发经费分为科技经费、R&D经费和地方财政科技拨款三类，与专利和论文等科研产出做相关性分析，发现三类经费投入指标与专利授权量和科技论文产出量都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11]。葛仁良、魏雪君(2005)利用2000年广东省各个地区的专利数据，创建了专利产出效率(随机边界)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对专利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估计，并分析影响专利投入产出的若干因素，发现研发经费投入对促进专利的增长起到了主要的作用[12]。施定国、徐海洪、刘凤朝(2009)利用1997-2006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了政府科技投入对高校专利产出的影响，发现政府的科技投入对高校专利产出具有正向作用[13]。近两年，也有学者开始在项目层面上对竞争性经费分配机制进行研究。较具代表性的是赵斐(2010)利用1996-2005年结题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与重点)项目的数据，对竞争性项目经费的投入产出效率展开研究，分析发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与产出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性[14]，然而在我国自然科学基金投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科研产出并没有同比例增长，论文和专利产出增长水平远低于经费投入的增长水平，并且专利的增长不稳定。
总体来看，关于我国科研经费分配机制与科研产出关系的研究尚不深入。迫切需要对我国科研资源配置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在优先权激励的原则下，竞争性项目是否比稳定性支持更能激励知识的创造？或者，竞争性项目是否会如Aldo Geuna(2001)所说，长期来看将加剧研究经费在科研机构间分配的不平衡，迫使未能获得足够项目的科研机构与产业合作，降低了科研质量[15]？本文尝试以科研活动主体为研究对象对上述问题做初步探索。之所以认为科研活动主体更适用于对分配机制的比较研讨，是因为以项目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忽略了同一科研成果应对不同项目考核所造成的数据重叠，利用简单的逻辑推导，其分析结果必定是项目投入与产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从项目出发，难以分析稳定支持部分的经费绩效。所以，本研究选择以科研活动主体为研究对象对其不同来源的研究经费绩效进行比较分析。
2 数据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一般来讲，活动主体包括组织和个人两个层面。鉴于个人层面的经费投入信息很难获取，而科研组织大都有每年的经费来源统计信息，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在组织机构层面上展开研究，选取部分国立研究机构作为研究样本。从研究的相关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出发，最终确定了73个国立研究机构作为本文的研究样本。围绕73个研究机构，通过年鉴、网络检索等方式搜集了所需的公开统计数据。科研投入的数据主要包含了2005-2008年各研究机构投入到科研活动的经费和人员数据。其中，科研活动经费包括竞争性项目经费和非竞争性项目经费两部分，前者又分为来自于政府的竞争性科研项目①和来自于产业界的技术性收入②两类[1-2]，后者则主要是指来自于政府的预算拨款[3]③；人员数量主要指具有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的科研人员数据。科研产出，通过论文和发明专利两个变量来反映。在ISI Web of Knowledge数据库中，以研究机构名称和年份为检索词，获取了自2007-2010年期间各机构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包括期刊和会议论文，不区分作者署名排序)[4]④。同样，以研究机构为申请人，2007-2010年期间每一年为申请年作为检索词，在中外专利信息服务平台中⑤[5]，搜集了各机构每年在国内申请的发明专利数。为控制研究机构的地区差异，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2011)》收集了相同年份各研究机构所在省份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数据。
本文中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来表示研究机构的战略定位，变量取值基于本文以单位科研人员预算经费对研究机构进行的聚类分析。73个研究样本被分成两类：一类是偏向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赋值为0；另一类则是偏向应用研究的研究机构，赋值为1。
最终，构建了一个73×4的面板数据。面板数据综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两方面的信息，从统计角度来看，不仅大大增加了观测样本量，提高了样本自由度，而且可以减弱解释变量多重共线性的影响，降低估计误差。
2.2 样本描述
图1显示了2005-2010年样本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规模分布的变化。由图中可以看出，研究机构的规模分布从几十人到上千人；2005年大多数样本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数量在500人以下，到了2010年，科研人员数量超过500人的样本研究机构显著增多。
图1 研究机构科研人员总量的变化
本文选择的各研究机构几乎涵盖了从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研究的各个方向和学科，大致上，将其归纳为7个学科大类。表1是研究机构的学科分布状况，可以看出，研究样本的学科分布较为均衡，其中属于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机构占比最多，为24.7%。
表2是研究机构的科研投入(包括政府预算拨款、竞争性项目经费和技术性收入三个变量)和科研产出(包括论文和专利)的统计描述。样本中，各研究机构平均每年的发明专利申请量为50件，最大申请量则达到了342件；论文发表平均每年为235篇，最大值则达到了860篇。三类科研经费投入的数据相差也很大，技术性收入平均每年为1736万元，竞争性项目经费为5209万，而政府预算拨款则达到8503万，大约是技术性收入的4.9倍，是竞争性项目经费的1.6倍，可见政府预算拨款仍是国立科研机构科研活动的主要经费来源。
3 模型与分析
3.1 模型设定
在实证研究中，对R&D投入产出关系通常采用线性回归模型[12,16-17]。本文同样在研究机构的科研投入与产出之间建立起简单的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式中：Y表示科研产出，包括申请的发明专利(Patent)和公开发表的SCI论文(Paper)；X表示科研投入，即三种类型的经费投入；Z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各研究机构规模(staff，以当期科研人员数量表示)、各研究机构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PGDP表示)、各研究机构的科研取向(VO)和各研究机构的学科分类(Dis)等，通过控制规模、区域、价值取向和学科分类等，进一步检测科研投入X对产出Y的影响；α、β、λ分别是待估参数(回归系数)；ξ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平稳数据、削弱异方差等方面的考虑，对模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对数转换。此外，考虑到科研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滞后效应，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14，18]，本文取2年滞后期。根据公式(1)进一步分别表达为如式(2)和式(3):
3.2 分析结果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73×4数据库显然是短面板数据库，可以假定其扰动项之间独立且同分布。根据一般程序，面板数据模型在回归前需检验数据的平稳性，以防止因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表现出共同的变化趋势而产生的伪回归问题。但同样由于样本数据库是短面板数据，针对73个样本的4年数据，无需做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来判断序列的平稳性。所以，本文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对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关于回归模型的选择，首先做了Hausman检验，发现结果显著，检测结果支持固定效应模型。但是，由于模型中有些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关键变量，如学科、科研取向和地区分布等变量，可能是影响科研产出的重要变量，如果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则不能检测到这些因素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并且，由于当前的样本数据为短面板数据，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会损失很大的自由度。而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则可以避免自由度的损失。因此，本文最后选择了随机效应模型。
利用Stata软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将数据代入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分别揭示了科研经费投入与专利和论文的关系。
(1)发明专利申请。表3中的模型是通过逐步加入变量，分析科研投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模型1主要是对经费投入结构与专利产出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技术性收入与专利产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政府预算拨款与专利产出在0.05水平上显著相关。模型3是控制了研究机构的规模、区位、研究取向和学科分类等之后，进一步揭示出影响研究机构专利产出的投入要素，政府预算拨款和技术性收入仍旧与专利产出显著正相关。而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人员规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取向(偏向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VO赋值为0)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偏向于应用研究的研究机构要比偏向于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平均每年多出87%左右的专利申请数量。同时，各研究机构的学科分布与发明专利申请也显著相关。
比较发现，模型1至模型3中的政府竞争性项目经费(
)对专利产出的影响作用都不显著。为验证这一结果，将解释变量删除后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模型4中显示：
系数不变且模拟拟合显著，而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和系数没有太大变化，进一步说明了竞争性项目经费对专利产出没有显著影响。
(2)论文。表4是论文的投入产出关系分析。从模型显示的分析结果来看，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如模型1所示，研究机构从政府获取的预算拨款与论文产出显著正相关；但在控制了研究机构的规模、区位和研究取向之后，研究机构从政府获取的预算拨款与论文产出相关性为负且不显著，这与预算拨款和专利产出相关性变化显著不同。研究机构人员规模与论文产出显著正相关，这与机构规模同专利产出正相关一样，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研究机构规模越大，产出的论文和专利就越多。此外，研究机构的价值取向对论文产出的影响比较显著，相关系数为-0.3351034(偏向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VO赋值为0)，说明偏向于基础研究的机构要比偏向于应用的研究机构，平均每年的论文数量多出33%。
同样，在模型1至模型3中，政府竞争性项目经费投入对论文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为进一步验证其作用，将变量删除，结果显示系数和其他解释变量的显著性与模型4相比没有太大变化，说明对因变量lnPaper的影响作用不大，即竞争性项目经费对论文产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做回归分析时，对各自变量间进行了VIF(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其VIF值均小于10，表明可以不考虑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 讨论
4.1 政府的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对科研产出的激励作用不显著，来自产业的技术性收入显著激励应用研究
基于国内科技项目立项和评审过程中对科研成果的要求，逻辑上讲，政府竞争性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与科研产出之间应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况且，国内学者在项目层面对科研投入产出的研究成果[14]也验证了这种正向关系。然而，本文从组织层面对科研投入产出的分析却显示，竞争性科研项目对科研产出，无论是专利还是论文的影响都不显著。从数据本身来看，可能因为国立研究机构以预算拨款形式获得的政府稳定支持的部分显著增长且占比较高，弱化了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投入的作用。但本文的分析结果，也可能恰恰印证了如施、饶二位学者(2010)所说的当前科技项目运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2]。并且，科学界“赢者通吃”的规制在中国文化中更容易被放大：某一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往往成为众多领域的专家，各类相关项目会蜂拥而至。造成的结果就是研究经费分配不均衡，过度集中在部分科学家手中。而这些科学家及其团队同时应对不同的项目，使用同一论文或专利来应对不同项目的考核是其理性选择。因而，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投入并没有与科研产出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来自企业的技术性收入是市场对科研活动内容和质量的认可。尽管因为技术性收入占整个科研活动经费投入的比重仅为5%，对科研产出的影响系数较小，但控制了研究机构属性和其他投入变量后，技术性收入对专利产出的影响显著，可以说明，产业主导的产研合作的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且侧重于应用研究。
4.2 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对科研产出的影响受到政策环境和科研机构组织行为的影响
比较发现，在不控制研究机构属性的情况下，来自政府的预算拨款对论文和专利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然而，在控制了研究机构规模、区位、价值取向和学科之后，非竞争性的政府预算拨款对专利产出的贡献显著，而与论文产出之间呈现出不显著的微弱负相关关系。对于公益性科研机构来说，预算拨款形式的科研事业费投入的目的就是稳定一支科研队伍，同时部分以项目形式支持具有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其产出应该更多地以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但是结果却表明，科研机构申请专利的动力可能更甚于发表论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政府为促进自主创新、加强产学研合作而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有效地激励了科研人员申请专利，忽视了科研机构作为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一个利益主体，有可能在政策激励下被逐步强化其逐利行为；另一方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是我国绝大部分国立科研机构的定位和使命，政府长期稳定支持研究的很多科研成果可能并不适宜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所以，政府预算拨款并未表现出对论文发表的显著正向激励。
4.3 人员规模与论文和专利的显著相关很大程度上折射出我国科研评价的量化导向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研究所规模是影响论文和专利产出的最主要变量，一半左右的论文变化和三分之一以上的专利变化是来自于人员规模变化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科研评价的量化导向。当前国内科研评价中，论文和专利的多少往往被用来评价科研人员学术贡献的大小，并成为决定其专业技术职称评定的核心要素。所以，当每个科研人员都重视论文发表和专利申请时，人员数量多的科研机构，就意味着有更多的论文和专利产出，反之，则较少。科技评价起着指挥棒的作用，过分注重数量的科研评价体系会引导科研人员关注论文和专利的数量、获奖和排名等科研的“副产物”，而不是科研的真正影响。不少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动机变为获得更多更好的评价“参数”，以便于今后可以申请更多的科研经费[19]。所以，量化的科研评价导向与竞争性科研项目体制相互作用，既不利于科研人员自身能力的提升，也容易造成科研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影响国家科学事业的发展。
5 结论
纵观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历程，科研经费分配机制的完善一直是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每一次经费分配机制的调整，都是从当时背景出发做出的改进。随着时间的推进，情境的变化，原有的改革内容需要与时俱进。本文以部分国立研究机构为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近年来竞争性政府科技项目经费并未对论文和专利的产出产生显著的正向激励，而非竞争性的政府预算拨款投入和来自企业的技术性收入对专利产出具有显著正向激励。这一结果带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一方面，政府资助国立科研机构的科研经费应该减少竞争性项目的比例，更多向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倾斜。当然，国立科研机构来自于政府的预算拨款投入与专利产出之间的显著正相关性，要求政府在加大非竞争性稳定支持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科研机构逐利行为的约束，使其发挥公益性科研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政府资助的竞争性应用型研究项目应鼓励更多企业的参与，让产业需求引导资源配置的方向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上述两点启示，也为我国科技管理领域提出了两个重要的研究需求：一是加强对科研机构战略管理和组织行为的研究；二是对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机制的研究。
受数据收集和模型应用的限制，本研究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样本属性单一且数量较少，不能反映我国科研活动的总体状况，国内大学的科研活动经费来源比重以及科研活动特征与国立科研机构相比均稍有差异，综合不同属性主体的研究将能进一步全面反映当前国内科研经费配置的状况；时间序列数据较少，仅有4期的数据难以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科研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更贴切的分析。未来，可以通过搜集地方科研机构、大学等更多样本数据，尽可能补充搜集更多期的数据，以及加入政策事件等其他变量等来推进研究。
①即竞争性项目经费，指本机构为了开展科学研究、新产品试制、中间试验、科技成果示范性推广等科技活动，通过签订协议、合同或其他形式申请并获得的政府经费。
②指本机构从事科技研发活动所获得的非政府资金，绝大部分来自于企业。
③指由中央或地方财政通过预算形式拨给本机构的经费，包括正常经费和专项经费。单位收到由财政部门拨给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转拨的科学事业费，以及由财政部门拨给上级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以科研课题或项目下达的科学事业费，均属财政预算拨款。科学事业费的使用范围包括人员经费、公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业务费等，是指财政预算拨款中专项用于科技事业的经费。
④科研投入产出取两年的滞后期，具体解释见后文。
⑤http://59.151.93.244/pages!tableSearch.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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