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理论与中国区域发展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区域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1)05-0100-03
扩散理论的出发点主要是特定区域与其他区域的互动关系。从影响因素上看，扩散理论着重探讨特定区域的发展路子，如何在自然资源、资金、技术、交通通讯、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受到其他区域的扩散、辐射，或者如何在这些方面依赖于其他区域的。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有些学者曾经用“扩散”、“延扩”、“辐射”等概念说明某些区域发展案例，如“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启动力。也有学者认为，内地或边远地区的工业中心，会自然而然地促进周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简单地把经济中心的建立解释为贫困落后地区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的原因。这些说明和解释往往停留在不求甚解的概念联想上，不仅对理论本身的了解不够透彻全面，对现实中区域发展模式的把握也缺乏动态的深刻分析，所能做的仅仅是给已有的现象一个简单明了说法，并以为这样做就回答了所有的疑问。事实决非那么简单。本文力图在西方区域发展的扩散理论、中国区域发展的实践以及现有研究之间建立起一种彼此有益的对话和交流。
扩散理论的发展脉络
对扩散理论最简单幼稚的理解是，以为存在一个作为增长极或核心地的大城市、工业中心或现代化产业基地，就能够迅速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并缩小边远地区和增长极的差异。这种看法甚至在国内学术刊物、发展研究著作和大学课堂里传播。检视一下扩散理论的发展历程，就可以发现，这种简单化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扩散理论发展进程初级阶段某一静态的点上。
长期以来，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差异变动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西方经济学相继提出过不同的假说和理论。以均衡概念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区域增长理论一度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占有统治地位。它认为，给定一个不均衡的区域经济状态，只要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资本和劳动的逆向运动可实现总体效率与空间平等的最优结合，社会不需要付出总体效率的损失，随着时间的流逝，空间上的平等会自动实现。现实中暂时出现的区域差异仅仅是均衡机制失灵的表现，这种失衡主要产生于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妨碍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瓶颈。
1957年，谬尔达尔对上述假设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他说：市场力量的正常趋势与其说是缩小区域间差异，不如说是扩大区域差异。在著名的累积循环模型中，谬尔达尔指出：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中，不仅仅是劳动，而且资本也会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因而，不发达区域显示出一种下降的正反馈运动。结果，各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穷者更穷，富者更富[1](P3)。
谬尔达尔还进一步指出，在循环累计因果作用过程中，从发达与不发达的关系上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效应：“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扩散效应由发达区域到不发达区域的投资活动流动构成，包括供给不发达区域产业发展的原材料或购买其产品，这有助于区域差异的缩小。回流效应是由为了在发达区域获得更高的报酬而流出不发达区域的劳动和资本所构成，这将引起不发达区域经济活动的衰退。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因而，如果没有政府干预的话，区域差异会不断扩大。也就是说，区域差异的缩小，边缘地区得益于核心地区的发展，决非能够自动实现；如果没有适当的政府干预，核心与边缘的差距趋于扩大。
与谬尔达尔的观点相似，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认为，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他提出了分别与谬尔达尔的“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相对应的两个概念：“极化效应(polarized effect)”和“涓滴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发达区域和不发达区域之间的极化效应处于主导地位，因而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看来，涓滴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差异。这是因为，如果通过涓滴效应与极化效应来表现的市场机制使得后者暂时占优势时，周密的经济政策将会起作用，并试图纠正这种情况[2](P6)。谬尔达尔与赫希曼都承认，随着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扩大是必然的现象；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政府的干预是必不可少的。由于两人的理论观点没有重大分歧，区域研究学术圈中往往把二者结合起来统称为“谬尔达尔－赫希曼假说(Myrdal-Hirschman Prognosis)”。
但这一假说还存在未解决的问题：“极化效应”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产生或引发“涓滴效应”？这样一个过程需要经历怎样的阶段性变化？这些正是谬尔达尔－赫希曼假说留下的疑问。60年代初，弗里德曼等人提出了“核心与边缘区模型”。该模型把区域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工业化过程以前的资源配置时期；核心边缘区阶段；经济活动向边缘区部分地域扩散时期；空间一体化时期。在第一阶段，一国的区域经济格局表现为，存在若干地区经济中心但彼此之间很少或没有经济联系。在核心边缘区阶段，受资源稀缺性的限制，以城市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工业化过程通常会在少数具有区位优势的原地区经济中心开始，受规模收益递增的影响，进入极化增长的累积循环过程，先行工业化地区成长为核心区域，其他地区为边缘区域。在此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向核心区域流动，结果在空间上表现为少数主导大城市的迅速膨胀，它们在一国城市体系及国民经济中占有愈益重要的地位。在第三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过度地集中在少数主导城市，引起集聚成本提高，土地费用上涨，极化增长赖以存在的规模收益递增转向它的反面，极化增长中累积循环过程开始向扩散效应倾斜。作为扩散阶段的结果，在第四阶段，少数主导大城市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多侧面的主导地位，区域经济进入一体化过程，不仅涓滴效应明显，区域差异缩小，而且可以保证空间平等和总体效率之间并行不悖。
综上所述，对于“扩散理论”的过分简单幼稚的理解至少忽略了对这一理论十分关键的环节：1.完全的市场竞争会带来空间上的经济平等；2.由于“回流效应”的存在，市场力量趋于扩大区域差异；3.只有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通过政府的适当干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才会实现。其中，“回流效应”和扩散发生的阶段性观点尤其值得注意。
研究中国区域发展应注意的问题
在运用上述理论和假说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时，一个绝对不可忽略的事实是，中国既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完全竞争的市场这一预设前提，也不像这些西方学者所在国度那样有着自然演化而成的、完备的市场制度和与之配套的文化背景。在中国的体制转换过程中，通向市场经济的路途是渐进的，不完全的[3](P265)。这正是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逻辑[4](P150-151)。与市场制度的不完备同时共存，政府行为、中央政策、经济和社会制度、区域文化特征，对资源的区域配置和未来发展方向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程也远没有西欧北美源远流长，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陆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乃至经济冲突不仅过去长期存在，而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迄今为止，“空间一体化”仍然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一个理想方案，一个尚未实现的长远战略规划[5](P179-205)。在中国工业化以前，不管是称其为资源配置时期或者是核心边缘区形成阶段，就开始以国民收入转移支付、移民、建设新厂矿或搬迁工厂等行政计划手段左右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变化。50年代初，基于恶劣的国际环境和当时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中国走上了大规模推行内地边缘区工业化的道路。内地边缘区工业化的首要条件就是获得大量的国民收入的转移支付。改革之前，通过行政调拨，核心地区向边缘地区无偿给予了大量资金支持。在大规模空间转移支付的基础上，中国以大规模兴建工业基地、向边缘区特别是西部省区迁移人口和改善其交通运输条件为特征，加速边缘区的经济发展。这显然是以强有力的政府干预为特征的空间发展战略，与西方扩散理论中对市场力量的假设相去甚远。
城乡二元隔离的传统惯性、户籍制度制约着各类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人们在决定自己的行动时，考虑的不仅仅是潜在的或可以预期实现的经济收益，还为家庭、单位、家乡观念等复杂因素所制约。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因为北京有很好的工作机会，出生在沂蒙山区的青年就能够到北京来谋求发展机会；浦东新区的外资企业并不因为苏北的劳动力价格低廉而搬迁到耿车镇。因而，国外的某些理论或假设，并不见得都能适合中国的土壤。在中国各地的区域开发模式中，就很难找到与西方扩散理论——对应的实证资料。中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研究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在区域发展研究领域中，有所谓“扩散模式(diffusion model)”，指的是经济发达的“核心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结构逐步扩散到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并使“边远地区”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达到“核心地区”的水平。从中国边远落后地区和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经历来说，“扩散”并不一定带来或等于“发展”[6](P17-19)。就制度层面而言，建国51年来，汉族地区的行政体制、司法体制、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和教育制度等已经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推行，制度差异基本消失。但相同的体制在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并未能组织起相同的经济规模或产生相似的经济效益。相反，为了维持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运转，中央政府每年要对各自治区投入大量的财政补贴。产生这种状况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所谓的“扩散”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价值规律自发演化的结果，而是建国以后中央政府决策和政府行为造成的。这种中央决策和政府行为虽然出于扶植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事业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安定的动机，但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植入式”“扩散”并没有带来边远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在“三线”地区建立的许多大中型国营企业或国营企业基地，如包头、金昌、宝鸡等工业“飞地”，由于在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方面与所在地差异悬殊且相互隔绝，对周围农村地区的发展并没有产生积极的扩散效应，更不用说带动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了。这些企业与地方经济的融合程度很低，形成了一个个散布于西部边远地区的孤岛，很难发生“扩散效应”或“涓滴效应”。
结语及讨论
综上所述，西方区域发展研究中的扩散理论远比国内学界不少人所理解的要复杂精致。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下，古典经济学的扩散理论及其变种，需要警醒本身抽象化、理想化的特征。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修正西方扩散理论的缺陷。抽象化、理想化或许正是扩散理论的价值所在，但与现实的遥远距离使它显得难以驾御区域发展的实际问题。中国社会背景下的资源配置具有特殊性，研究者至少要考虑政府行为、中央政策、经济和社会制度、区域文化特征的影响和作用，对扩散方式的理解和解释也应当作相应的修正。
对扩散理论的简单化理解最容易导致这样一种错误看法，认为在中国的区域发展实践中，只要把工业中心、现代产业基地建设起来了，发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种误解最容易导致政府决策方面的重大失误。建国以来的“一五”重点工程建设和“三线建设”以及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区域开发，已经留下了很多教训。业已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更应该警醒相关的知识及其对我们的启示。从开发主体上，尽管西部大开发是党中央做出的决策，但绝不意味着单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开发，应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民间的积极性，全方位、多主体地进行；要十分重视长远的经济效益，尤其是要让当地人民在可持续发展中真正受益。由此，如果其中的开发工作是通过发达地区或工业中心的人才、物质、设备或制度等的“扩散”而形成的，这样的开发应改变过去只着眼于兴办资本密集型产业、忽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重视资源开发、忽视环境保护，重视开发者短期经济利益、忽视被开发地区人民长远利益的做法，由“计划导向、效益低下、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资本密集、少数人受益”的开发模式，转变为“市场导向、效益优先、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劳动密集、人民受益”的新型开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