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留学生的文化演变分析_大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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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112;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14)04－0042－07

       近几年来，对学生文化(Student Culture，本文专指大学学生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相关学者的重视。在我们的观念中，大学应该是做学问的地方。而作为学生，最基本要做到的就是一心专念于学业。但我们却忽略了，这样的观念只是学校“一厢情愿”的逻辑。客观地说，大学，其实也是一个集聚了一批生理、心理正处于青年期年轻人的地方。这里所说的青年期，是指未成年的青少年在走向社会，成为社会人之前的一个“过渡期”。而大学时代是青年人迈入社会前的一场“成人礼”。一名日本大三学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觉得大学四年是一段随心所欲、要做啥就做啥自由飞翔的时期；但我又像是一只脚上标上印记后放飞的鸽子。因为四年后，我们还得回归社会重新接受认定。”[1]177

       处于青年期的大学学子，在学校并不是一味被动地接受学校、教师的教育，而是一个有着自主思考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性群体。学生一方面在学校的传统、制度的约束下活动，同时也创造了与此不同的学生文化，在校园度过三四年或更长时间有意义的大学生活。对他们来说，大学不单单是习得知识的场所，也是接触各类人和事、获得各种生活体验的地方。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课余研讨活动、社团活动、勤工俭学、友情交往等各种各样高中时代从未有过的体验，逐渐形成其社会性和独特个性。

       学生文化既与学校的学术和授课情形有关，还与校外的“知识”环境联动；既与处于时代先端的青年文化相联系，还与社会时尚、信息媒介息息相关。日本研究青年文化的学者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对学生文化提出了“学习型文化”和“娱乐型文化”的概念。[1]184前者是指学生就读期间刻苦用功，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在校园形成浓郁的读书氛围；后者是指学生校园生活更多地关注于社团活动、异性交往和课余打工，使大学校园蒙上一层轻松、休闲和浪漫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学生文化在社会大环境变化的影响下，在“学习型文化”和“娱乐型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态势。

       一、战后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学习型文化”占主导地位

       二战结束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大学校园是“学习型文化”占主导地位。战争结束后，刚刚从军国主义阴霾中走出来的日本百废待兴、国力衰弱不堪、百姓生活穷困。那时，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大学、短大入学者占18岁人口的比率)非常低，基本稳定在10％的水平上。年轻人考上大学非常不易，他们希望通过上大学，跻身社会精英阶层，从而谋得一份体面的职业，过上稳定、富裕的生活。因为上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很多学生学习十分刻苦，连一些枯燥的课程也不舍得放弃，一字不漏地背诵讲义，课堂里尽可能详尽地记笔记，连教授在课上说的笑话，哪里咳嗽了一声也会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唯恐遗漏。学生课余打工赚钱，不像现在的学生是为了“积攒玩乐的钱”，而是不得已而为之，怕万一家里的接济断了会辍学。[2]这个时期，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苦读书”，根本没有多余的精力去考虑娱乐问题，大学校园学习气氛浓郁，“学习型文化”是学生文化的中心。

       二、上世纪60年代“经济起飞”催生“游乐园大学”

       从1955年开始，日本摆脱了国衰民穷的困境，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期。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了普通家庭家电用品的普及化，耐用消费品热导致学生中也出现了以拥有照相机、半导体收音机、自行车、吉他为荣的现象。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大学生中出现了“追求个人自由、安乐”的显著倾向。[3]

       另一方面，“经济起飞”带来了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到60年代初，日本的大学已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60年的10.3％、1965年的17.0％，到1970年的24.0％、1975年的38.9％，短短的15年间毛入学率急速地上升了近4倍。[4]这就意味着以前不敢奢望升学的平民子弟也有望跨入大学课堂。而有着与以往“天之骄子”相异的家庭背景、文化背景的年轻人进入校园后，带来了“学习型文化”之外的各种“娱乐型文化”，促进了大学校园“学习型文化”向“娱乐型文化”的转变。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50年代后半叶起，学生课余打工的目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战争刚结束时，学生打工赚的是“面包钱”、“课本费”；而随着日本经济复苏，赚“面包钱”、“课本费”的人越来越少，更多的人打工是为了赚“零用钱”，课余打工的学生人数也在急剧上升。另外，进入70年代以后，快餐店、便利店等发展迅速，此类店家都是以雇用课余打工的学生作为员工来扩大经营规模。这样，学生勤工助学也从以往短期性的临时打工，逐渐演变为整个求学期间的一个经常性活动，课余打工成了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日本“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每年都会发布一份题为《关于学生消费生活实态调查报告书》的报告，报告书中有一项由“购书费”和“购买文具等的学习费用”两部分组成的“修学费”。从历年数据的变化看，1970年以后减少最为显著的是“购书费”。另外，根据这份报告书历年数据制作的“阅读时间变化图”也显示，1971～2009年大学生日均阅读时间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71年达到峰值为108分钟，随后逐年下降，到2009年已缩短至27分钟。也就是说，从70年代初期开始，大学生“远离书本”倾向已十分明显。(见图1)

      

       图1 日本大学生阅读时间变化图[5]52

       对此问题，日本学者竹内洋在其《大学病——东大纷扰和教授群像》一书中指出，大学生校外学习时间，从1950年开始，直到现在，一直呈减少状态。若将学习和读书加在一起，起名为“学习、文化教养”的话，从1970年前后开始，已在不断衰退了。[6]

       “兴趣小组”是日本大学生开展校园社团活动的重要形式。大学生加入各种“兴趣小组”的人数比例在1966年就已经达到了60％，几乎与现在的水平相当。也就是说，这几十年来，以加入“兴趣小组”的形式开展社团活动一直是日本学生文化中的热门。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大学出现了跨校际的“兴趣小组”。日本学者中野收将这种现象称为学生社团脱离校园“街头化”的第一阶段。[7]而实际上，那时候学生课余活动超出校园范围的并不仅仅是“兴趣小组”，课余打工、异性约会等都是以校外活动为主，学生文化脱离校园已是一种普遍现象。

       有研究青年问题的日本学者指出，学生从刻苦用功到热衷娱乐，催生娱乐型校园，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1968～1969年日本学生运动“全共斗”①的失败。那次大学风潮之后，日本学生对国家、社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像微生物”似的淡漠，丧失了对社会的信心，开始远离政治。心灰意冷的大学生再也提不起任何兴趣去谈什么抱负和理想，日常兴趣急剧转向娱乐文化，追求个人享受。[8]上世纪80年代中期，便有日本学者提出了“游乐园大学”(Leisure Land University)的概念。[9]

       综上所述，以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界，从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日本处于艰苦生活时代，“学习型文化”占上风；之后直到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国民生活富裕，“娱乐型文化”长驱直入；经过一段助跑期后，1968～1969年的学潮加快了校园娱乐文化的泛滥速度，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娱乐型文化”逼退“学习型文化”而成为日本校园的主流文化。

       三、上世纪90年代大学教改促进“学习型文化”回归

       为扭转这种局面，于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开始了新一轮大学教育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在于解决学生脱离校园、大学娱乐化的问题。在改革方针的指导下，获得更多办学自主权的高校对学生出勤和课业成绩从严规定，对大学教师也提出了“能力发展”(Faculty Development)的要求，实施授课水平评估。这些举措促使学生重回课堂、重返校园。

       当然，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发生的“平成萧条”②也是促使大学校园“娱乐型文化”有所收敛的一个原因。上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在经过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的“平成景气”之后，“泡沫经济”崩溃，导致日本出现战后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后果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史称“平成萧条”。“平成萧条”造就了一支庞大的失业大军，使得更多的学生明白，要找到一份好工作，必须增加自身的“含金量”，读大学便多了实用的成分，也因此出现了“考证热”。从这里可见，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富裕是“娱乐型文化”驱逐“学习型文化”的主要原因。

       需注意的是，伴随着经济萧条出现的“学习型文化”回归，与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情形还有着本质的不同。日本学者中山茂在其论著《致将成为大学生的你——知识空间入门》[9]中，将对未来职业生涯有用的学问定义为“实学”；而将完善人格、个人修养，与将来的职业生涯无直接联系的学问归为“虚学”，他说将这两种学问合在一起教授给学生，才是完整的大学教育。根据这一见解，处于上世纪90年代经济萧条中的学生其实更关心的是对未来职业有用的“实学”，他们热衷于考取各种“资格证书”，便于将来走上社会能谋上一份称心的职业，对与此无关的活动则兴趣索然。调查中“读书时间”不断减少，正是这一时期的日本大学生轻视个人修养的一个佐证。为此，有日本学者将上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这种现象定义为大学的“专科学校化”，即实用主义的“学校化”。所以说，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出现的“学习型文化”的“小阳春”，并不是上世纪5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学习型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削弱了人格修养因素的新的“学习型文化”。[5]52－53

       四、21世纪初“娱乐型文化”再度兴起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走出低谷和社会的发展，日本大学校园里的“娱乐型文化”再度兴起，只是课余打工、异性交往、社团活动等又有了新的目的。很多学生将课余打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练”，即正式就业前做的职业预演、想以此来确定哪种职业更为适合自己。据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的调查，至少在1992年以后，举出课余打工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历练”(如：遵守时间、交际礼仪等)的人在不断增加。而到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课余打工是为了“赚些零花钱”的理由终于被挤到了第二位。而异性交往则被看作是寻找志同道合伴侣的一次次“预演”；参加社团活动是为了锻炼自己在特定组织中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5]27

       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每年会定期发布一份《学生生活调查报告书》(2002年前由日本文部科学省实施)，该报告书列出当年日本大学生一年的生活开支的名目和数据，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学生“学习型文化”和“娱乐型文化”变迁情况。例如下表，它列举的是2008年日本全日制大学四年制本科生的相关数据。(见表1)

      

       从表1可见，日本大学生每年在学校的总开支将近190万日元。其中“学费”和“生活费”占总支出的九成，这些开支应看成是学生生活中无法缩减的部分。因此，从除此之外的可以自由支配的开支这部分来看，“课外活动费”和“娱乐兴趣费”(社团活动等)占了其中的八成而“修学费”只占两成左右(学费是指向学校缴纳的授课费、设施费等；修学费是学生购买课本、学习用品等花的钱)。也就是说，从学生的校园生活开支我们可以看出，现在日本大学生自主用在娱乐上的钱比用在学习上的多得多。

       另外，从该报告书其他一些指标中也可看出日本大学校园中娱乐文化的兴盛。首先，“就读期间经常性课余打工的学生”的比例，2008年为41.6％，如果再加上“只在长假期间打工”和“就读期间临时性打工”的学生，一年中以各种形式体验勤工助学的学生比例高达77.6％。而课余打工的学生一年的收入平均是44万日元，在全年开支中的比例只有四分之一不到。另外，课余打工的学生人数在“仅靠家庭负担就可修业”的学生中的比例，亦即并非出于经济补贴目的的课余打工者占了51.4％(若以全体学生为分母，则是39.9％)。这说明，日本大学生课余打工的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并非为了读书而去打工。

       至于社团活动，我们可以由日本全国大学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发布的题为《关于学生消费生活实态调查报告书(2008)》的报告中找到答案：2008年，加入各种社团的日本大学生人数比例为64.8％，如果加上之前加入的人数，该群体的比率达到80.8％。这份报告书还通过统计已有恋人和正在寻找恋人的人数，表明对恋爱关心度较高的男学生和女学生均超过八成。

       由此可见，课余打工、社团活动、异性约会之类的“娱乐型文化”，从学生的关心程度来说，都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当今日本学生文化的主流。

       五、日本学生文化的变化轨迹

       我们若将按年度发布的《学生生活调查报告书》(见表1)中的“修学费”、“课外活动费”、“娱乐兴趣费”单独列出，从1982年到2008年按时间序列做成曲线图，就可清晰地了解日本学生主流文化的变化情况(见图2)。

      

       图2 日本大学生历年生活开支变化图[5]52

       先看“修学费”这条线，从1953年到1970年是平缓的，而在1970年到1992年则处于不断递减状态，1993年又出现了微增倾向；与此相对应的是“娱乐兴趣费”，从1951年到1974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状势，而且增速超过了“修学费”，在1992年达到顶峰后，虽有起伏，但仍在高位“震荡”，直到2000年后，受“平成萧条”影响，才呈下降之势。

       接着，我们再来看《关于学生消费生活实态调查报告书》中对大学生学校生活重点的调查结果制作的曲线图。为清晰表达，这里将1982年至2009年的数据用两张图来表示。(见图3)

      

       图3 日本大学生历年生活重点变化图

       首先是“学习重视派”的比例，于1982年到1997年这一时期，整体变化不大，趋于平稳状态。但1997年后开始急剧上扬，2005、2006年到达顶峰后又有较大的跌落。2008年，也就是雷曼事件引起世界性金融危机的时候，再次出现了上扬的趋势。不过，尽管2005、2006年“学习型文化”出现了倒退，但大学生活中学习仍然是大学生重点“活动”。即使在“低迷”的2007年，“学习重视派”的比例仍维持在24.2％，高出上世纪90年代5个百分点。这应该可以看作是日本大学改革重视学生课堂纪律的一个结果；其次是“考证重视派”的比例，1991年以后虽有或多或少的起伏，但在2002年之前，始终呈现微增状态，之后到2005年缓慢减少，随后出现下降趋势。至于“兴趣小组重视派”的比例，从1993年到2000年下降明显，但在2000年反弹，不断上扬；而至于“个人爱好重视派”的比例，从1995～1997年开始到2000年，一直呈不断下降趋势，2001年开始上扬，到2003年为止保持平稳状态，接着再次下降，直到2005年跌至低谷后，才又出现上升趋势。

       综合上述的变化情况，再结合日本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的“大学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披露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受始于1992年日本“平成萧条”的影响，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5年前后，毕业生就业非常困难。受此影响，学生文化开始出现从“娱乐型文化”(参加兴趣小组、满足个人爱好等)转向“学习型文化”的趋势，也就是有越来越多的学生希望在学习上全力以赴，既取得好成绩，又考取资格证书，便于将来顺利就业。但到了2005～2007年，就业情况有所好转后，“娱乐型文化”又开始抬头。实际上，在1992年以前，日本也有过诸如1973年、1979年的“石油危机”，但从上面图中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影响都没有“平成萧条”大。就此而言，“平成萧条”对战后日本学生文化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

       六、小结

       至此，近70年来日本学生文化的演变轨迹便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日本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大学还是聚集精英的“象牙塔”，大学生发愤苦读，校园中“学习型文化”处于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物质生活的富裕也给校园带来了“娱乐型文化”，并开始取代“学习型文化”在校园生活中的主要地位。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平成萧条”让“学习型文化”一度回归大学校园，但这种“学习型文化”已不同于上世纪50年代前具有注重人格修养的特征，学生学习更具功利性和目的性，这与经济危机带来毕业生就业困难有关。而近些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大学校园中的“娱乐型文化”再度兴起，到如今，已成为日本大学学生文化的主流。在这种追求享乐、自由，又是多元、开放性文化的影响下，日本大学生更看重的是个性彰显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此外，这种“学习型文化”和“娱乐型文化”此消彼长是一个渐变的过程，这种变化与经济、社会的进退和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深受社会主流文化价值取向等大环境的影响。“学习”和“娱乐”在这里是两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在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中，内涵各不相同，均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分析日本学生文化的演变轨迹，对于探究我国大学学生文化，推动大学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指1968～1969年发生在日本的学生运动。起因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为反对登记医师制度代替实习制度而进行的无限期罢课。后发展到全校半数以上学生都参与运动，在日本全国产生影响。这次学生运动最后以警察开进校园、大量逮捕学生、东京大学中止当年入学考试而告终。

       ②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开始陷入长期严重的衰退之中。这次经济衰退是二战以来持续时间最长、对日本经济打击最严重(损失相当于过去日本GDP三年的总量)的经济萧条，史称“平成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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