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道义论文,现实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完稿日期：2014-8-11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4)5期0102-27 道义现实主义是强调政治领导力决定大国实力对比转变及国际体系类变的国际关系理论。①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是如何取代现行世界主导国地位的，即世界中心转移的原理。人类历史上不断发生权力转移的现象，当世界不再分割为多个地区体系后，世界中心转移就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即主导国会失去主导地位的原因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变化的原因。道义现实主义对这两个问题的核心解释是，崛起国的政治领导力强于现行主导国。这个解释在一定范围内，也适用于许多弱国战胜强国的国际政治现象。从理论建设角度讲，道义现实主义面临着两个重要的挑战：一是重视道义的理论能否属于现实主义理论；二是将领导类型作为自变量之一能否建立起科学的系统性理论。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即现实主义理论中的道义、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推论和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道义是否容于现实主义？ (一)对现实主义的误解 在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建立古典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初，一些人就误认为，现实主义理论否认道义原则对国家行为之影响。汤普森(Kenneth W.Thompson)和克林顿(W.David Clinton)注意到：“摩根索为此比任何现实主义者受到的批评都多。”②对现实主义理论抱有此种误解的不仅是理想主义、法理主义、道德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学者，甚至一些现实主义学者也有相似的认识。笔者曾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就相关问题进行讨论，他不赞成将道义引入现实主义理论：“对于一个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而言，实际上最应避免的就是道义感，最应该避免的就是四处都要插一脚。”③他还说：“阎教授提出中国以道义优先的外交思路，在我看来，这使中国显得更加危险。相信我，因为我就来自这样一个国家。美国是世界上道义感最强烈的国家。美国奉行的道义优先外交原则使得我们陷入各种各样的国际纠纷之中，也让我们显得更具侵略性。”④ 现实主义理论并非不讲道义，而是强调要恰当地评估国际道义的作、用，如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指出：“讨论国际道义时要严防两个极端：既不能过高估计伦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也不能过低估计它的影响，不能否认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行为也受物质权力之外其他因素的驱动。”⑤在摩根索提出的六项政治现实主义原则中，有两项是关于道义的。其一是指国际道义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摩根索表示：“现实主义坚持国际道德原则不能抽象地用来当国家行为的依据，而是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来决定是否适用……国家无权以其所代表的人民的名义说，‘为了正义，不惜毁灭世界’。”其二是指一国自己的道德标准并不等同于国际道德标准，摩根索强调：“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一国的道德法律当作普适的治理原则。”⑥ 摩根索未曾否认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所起之作用，而是论证以民族道义取代国际道义是错误的，甚至是有害的。他认为，国际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所起的正面作用是客观的，但是需要区分真的国际道义和假的国际道义。“把人们实际遵循的道德规则与人们假装要遵循的道德混为一谈，或者与著作家们写出来要大家遵守的道德混为一谈，这两者都是错的”⑦。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人们面临着一个道德困境。一方面，人们要遵循不能杀人的国际道德，而另一方面，在杀人的战争中人们又要遵循忠于国家的道德。忠于国家的道德在民族国家出现后逐渐成了主导性的道德规范，不能杀人的普适道德逐渐式微了。此一矛盾被摩根索称为“超民族道德与民族道德之间的冲突”。⑧摩根索反对以维护一国道德的理由发动对外战争，反对将一国的道德当作国际普遍道德。他公开批评美国为了所谓人权而进行战争的决策是错误的。⑨与摩根索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归咎于狭隘偏颇的民族主义观念，但并未否认民族主义的正面作用。与此类同，摩根索并非否定道义的作用，而是强调国家只有依据正确的道义行事才对国际政治有正面作用。摩根索认为将一国自己的道义当作普遍国际道义是危险的，但他并不认为遵守普适的国际道义是危险的，而是担忧普适道义的式微。 米尔斯海默认为笔者强调中国对外政策应讲道义是危险的，其理由看上去似乎与摩根索相似，而实际上是他误用摩根索的原理。米尔斯海默误以为，笔者所强调的道义是中国自己的道义而非普适的道义。可事实上，道义现实主义所提倡的道义原则都是普适性的，而非民族性的，例如公平、正义、文明、诚信。⑩关于如何实践国际道义，道义现实主义与摩根索的认识也不谋而合。摩根索认为，道义是不能用武力输出的，而只能通过样板的作用吸引别国。在其《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摩根索指出： 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认为，美国不应把它自己的治理原则强加给其他人，而应靠美国的榜样作用来吸引其他人。其实，这才是美国通常所遵循的原则。虽然，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说，美国革命不是只为美国人的，而是为全人类的，但实际上，美国的政策一直是不用火与剑输出美国长期付诸实践的那些普适性原则，而是以其成功的榜样昭示于世界。一方面，这说明了美国早期观念和美国与世界实际关系之间的巨大差别；另一方面，这也说明美国早期观念与所谓的威尔逊观念是非常不同的。(11) 摩根索的以上观点与中国文化中的“以身作则”概念非常相近。在回应米斯海默的批评时，笔者以儒家“来而不拒、不往教之”的政治观念和基督教促人皈依理念的区别为据，解释了为何中国对外政策注重普适道义是没有战争危险的。(12)依据上面引用的摩根索的判断，美国一些早期思想家认为，只要不以武力输出道义就可以防止以道义为借口发动战争的危险。然而，美国以道义为名不断发动战争的长期实践，使得美国现在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们误把“讲道义”和“武力输出道德”视为同物。 以摩根索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了道义与战争的关系，但没有研究道义与综合实力的关系，没研究道义与国际领导权的关系，没研究道义在国际规范演化中的作用。这给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留下了发展空间。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国际道义原则是不同的，因此在发展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时，需要避免对于国际道义的价值判断，而侧重分析遵循道义的政治功能。 (二)道义和实力、权力、利益之间的关系 既然道义现实主义属于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个分枝，其理论分析也便自当坚持从利益、权力和实力角度分析国家行为的原则。为此，我们需要厘清“权力”、“实力”、“利益”和“道义”之间的关系。 在英语中，“power”是个多意词，包含了“控制”、“权威”、“权力”、“影响”、“实力”、“能力”等多种意思。(13)故此，在英文的国际关系著作或文章中，“power”一词经常不加区分地表达“权力”或“实力”这两个概念。摩根索也意识到，区分“权力”和“实力”这两个概念才能清楚表达国际关系理论的含义，因此他在《国家间政治：为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一书中用“power”和“elements of power”来分别代表“权力”和“实力”。(14)然而，“elements of power”既可以理解为是“权力要素”也可以理解为是“实力要素”。他虽然界定“elements of power”包括了地理、自然资源、工作能力、军事能力、人口、民族性格、民族道德、外交质量、政府质量，但排除不了实力要素总和构成权力的认识。(15)客观上，在摩根索这本著作中，“power”时而表达为权力，时而为实力，有时甚至包括了双重含义。由于未能严格区分“权力”和“实力”，因此摩根索的理论有两个缺陷。一是，他提出以“power”为界定国家利益的原则，但他却无法说清“power”是一种国家利益，还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如果“power”是“权力”，那么它就是一种国家利益；如果是“实力”，它则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16)二是他无法说明“power”是外交政策追求的目标，还是实现目标的工具。如果“power”是“权力”，它则是政策目标，如果是“实力”，它则是实现目标的工具。正是由于没有严格区分“权力”和“实力”，因此摩根索也无法判断道义与“power”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在汉语中，“权力”(power)和“实力”(capability/strength)是两个语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政治影响力，后者是指行为能力。警察拥有的是权力，而运动员拥有的是实力，两者是不会混淆的。得益于“实力”和“权力”这两个汉语词汇的明确区别，使用中文阐述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则可厘清实力和权力分别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是什么，以及道义与“权力”和“实力”的关系分别是什么。这可能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由中国学者发明的语言原因。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国家利益的最主要部分，因此是国家外交政策所实现的目标。国家利益的内容可以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和文化四类，不过这四类利益都会涉及“权力”。国家主权是政治利益，战争权是安全利益、发展权是经济利益、宗教信仰权则是广义的文化利益。(17)从国际政治角度讲，领土主权、海洋权益、国际组织投票权、外空开发权等都属于国家利益。当我们明确了“权力”属于国家利益，就可以避免摩根索用“power”界定国家利益时的以利益界定利益的循环论证。 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实力”是界定国家利益的基础，因此也是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实力”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物质和非物质力量，其构成要素可分为政治、文化、军事和经济四类。政治是操作性实力，后三者是资源性实力。(18)四类“实力”要素构成的综合实力则成为一国界定其国家利益的基础。(19)例如，霸权国的实力决定了其利益是维持现行国际权力的分配状况，而崛起大国的实力增长决定了它的利益是重新分配国际权力，地区大国的利益是保持其地区主导权而不是争夺世界主导权，次地区大国则仅以次地区主导权为利益。冷战结束后的实例是，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实力，因此维护全球霸权就成了美国的利益。相比之下，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俄罗斯没有了超级大国的实力，于是争夺霸权也就不是其利益了。 以“实力”界定国家利益具有限定国家利益上下限的优势。界定国家利益上限，可避免将不现实的奢望误作为国家利益，从而判断国家行为理性的标准。例如，“9·11”后小布什政府提出在地球上根除恐怖主义的绝对安全战略目标。恐怖主义和盗窃一样是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国家具有降低恐怖主义危害的实力，而无根除它的实力。美国政府很快意识到根除恐怖主义是超越美国实力的奢望，是非理性行为，于是将战略安全利益目标下调为削弱恐怖主义威胁。界定国家利益下限，可避免无视他国的基本利益，从而有了判断政策合理性的标准。例如，2012年的中日海军实力在同一级别之内，双方在钓鱼岛上的分歧是可以根据搁置争议原则维持现状的。然而，中国海军的实力已不能容忍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日本政府却忽视了此点。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国有化，导致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的领海基线，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海上和空中巡航。(20)日本无视中国实力所界定的基本利益，导致其非理性政策的失败。 明确了“权力”和“实力”的区别，我们还需要明确国际道义是什么，这样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分析出道义与两者的关系。国际道义的具体内容是随着时代变化的，但有一些普适性的国际道义则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不发生变化的，如遵守盟约、不斩使节、偿还债务、礼遇首脑。这些长久不变的国际道义往往是低层次的道义标准，然而正是由于其标准低，所以才能得到广泛的遵守。这如同，绝大多数人是做不到像雷锋那样助人为乐的，但却能普遍实践着不偷窃的道德原则。由于低层道义是绝大多数国家普遍实践的道义，因此，在国际政治中，低层道义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大于高层次的道义。绝大多数国家都可以长期遵守盟约，但只有较少国家会经常对他国自然灾害进行经济援助。 道义对“权力”和“实力”的影响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遵循或违背国际道义具有提高或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但并不必然相应地增强或降低实力。正面的例子是，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以建定居点方式侵占其领土的政策是符合国际道义的，因此，1955-2013年，巴勒斯坦得到联合国大会合法通过的77次谴责以色列的决议。(21)巴勒斯坦遵循道义的行为虽然提高了他维护领土主权的合法性，但并未增强其维护领土主权的实力，它依然无力阻止以色列扩建定居点。反面的例子是，日本首相安倍本人以总理大臣身份参拜供奉日本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这种违背国际道义的行为，不仅遭到中韩等在二战中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反对，而且欧洲媒体普遍批评安倍政权，以至日本最主要的盟友美国也命令其驻日大使馆发表声明表示失望。(22)安倍政府的不道义行为弱化了其扩充军备的合法性，但这并没有降低日本扩军的实力。据报道，安倍内阁已批准日本2014财政年度(2014年4月1日至2015年4月1日)国防预算共4.88兆日元(约合2814亿人民币)，较之2013年同比增长2.8%，这是自1996年以来日本最大的一次预算增幅。(23) 另一种是，遵循或违背道义不仅具有增强或削弱权力合法性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增强或降低实力的作用。遵循道义有助于增强内外政治动员能力，而政治动员能力可转化为物质实力。例如，美国在1990年发动的海湾战争是惩罚吞并科威特的伊拉克萨达姆政府，这符合联合国维护国家主权的道义，于是便有20余国派军队支持美军作战。(24)从美国方面来讲，遵循国际道义大幅增强了美国进行这场战争的实力。萨达姆政府违背国际道义吞并科威特的行为，虽然没有降低它吞并科威特的实力但却拉大了它在海湾战争中与多国部队的实力对比。也就是说，在违背道义的行为没有降低一国绝对实力的情况下，仍可能降低一国的相对实力。 (三)国际主导权与国际权威 现实主义理论将生存视为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因为当一个国家不复存在时，就没有国家利益而言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实主义理论在涉及生存安全的讨论中会忽视道义的作用。然而，生存不过是最基本的国家利益而非全部的国家利益。对于崛起大国和世界主导国来讲，它们的生存利益是有基本保障的，它们日常面临的最主要利益冲突不是生存威胁，而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冲突，即一方扩大其国际主导权和另一方维护其已有国际主导权的冲突。在国际主导权冲突中，权力与道义就发生了直接关系。国际主导权包含了国际权力和国际权威两个要素，国际权力可以完全基于实力，但国际权威则须以道义为基础。 国际权威与国际权力具有性质差别。权力是靠强制力进行领导的力量，警察对交通的管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被称为是世界警察，因为美国经常靠军事实力迫使其他国家遵守美国提倡的国际规则。与权力性质不同，权威是靠他人的信任进行领导的力量。医生对患者的治疗指导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国际社会，国际权威则是其他国家对主导国的信任，这种信任与主导国的道义水平直接相关。理论上讲，崛起国可以单靠提高其物质实力增加国际权力，但这并不能使它建立起国际权威，因为国际权威是建立在讲道义的战略信誉基础上的。在国际权力相等的情况下，一国的国际权威有高低之别。 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没有国家或集团具备制衡美国的实力，因此美国的国际权力大增。虽然美国长期保持了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权力，但是其国际权威却在进入21世纪后不断下降。冷战期间，美国向世界宣传《反弹道导弹条约》(ABM)是世界和平的基石，是防止核战争的保证。然而，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执政后期开始考虑单方面退出这一条约，为美国部署反导武器系统扫除国际条约方面的障碍。克林顿政府担心这种政策会严重削弱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迟迟未敢做出决定。(25)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在2001年一上台就宣布退出ABM条约，而且同年还取消了对印度核试验的制裁。(26)这两项政策使美国战略信誉开始下降。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证明，美国为了发动战争，编造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27)这使美国的国际权威严重衰败。2005年，美国政府又与未加入《核不扩散条约》的印度进行核技术合作，(28)这使得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进一步下跌。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界的欺诈行为，2011年标准普尔将美国的信用级别从AAA降至AA+。(29)2011年，美国在“阿拉伯之春”中抛弃传统盟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其在中东阿拉伯盟友中的战略信誉进一步受损。(30)甚至，连以色列都认为美国缺少战略信誉。(31)如今，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不仅远低于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期，而且亦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末。 二、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推论 只有当一种新理论以现实主义理论的假定为基础时，这种新理论才可能成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流派；只有当一种理论在几个假定上做出的推论是相互关联且不矛盾时，这个理论才可能是科学的理论。上一节我们讨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有关道义、利益、权力、权威、实力等核心概念的含义及其关系。本节将立足于现实主义基本假定的基础之上，讨论由上述概念构成的理论推论。 推论一：逐利是国家行为和国际规范演化的根本动力 现实主义假定人性是自私的，因而假定由人构成的国家也是逐利的。我们可以在婴儿身上发现逐利行为，而无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逐利是人的本性，而遵循社会规范则是人的后天习俗。国家政策是人制定的，因此人逐利的本性也必然是国家行为的动力。在这一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两个推论，一是逐利是国家行为首要动力但不是全部动因，二是国际规范的演化也是由国家逐利本性推动的。 对于道义现实主义者来讲，假定逐利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力的同时，还认为人的不同观念会影响其决策。荀子云：“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之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32)借鉴荀子的这个观念，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思想观念，即荀子所说的“伪”对国家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逐利的本性和思想观念两者对国家决策的影响是不同的。逐利本性是先天的，所有人相同，因此逐利的本性对所有决策者的影响相同；然而，观念是后天的，每个决策者的观念不同，因此对每个决策者的影响不同。在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克林顿和小布什在是否退出ABM条约的问题上做出了不同决策。道义现实主义认为，思想观念对战略决策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利益的排序，即在特定条件下什么利益作为最主要的追求目标；二是以哪种方法获利最为可取。也就是说，思想观念只影响决策者判断哪种利益更重要和用什么方法获利，而不影响决策者对国家利益是否客观存在的判断，也不影响其政策是否应以获利为目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思想观念在国家利益判断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上，道义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认识并不一样。前者认为，国家利益是客观的，观念只影响对国家利益排序的判断和对获取利益的方法选择。而后者则认为国家利益不是客观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由社会环境建构的一个概念。(33) 道义现实主义还推论，主导国逐利是建立国际规范和国际规范演化的原动力。(34)维持任何一种国际秩序都需要以军事实力和国际规范两者相结合为基础，缺少任一皆无法长期维持。对主导国来讲，维持其主导的国际秩序是最大战略利益，因为这个秩序保证了该国拥有最大的国际权力。为了长期保持这种国际秩序，主导国需要建立一种有助于维护这一秩序的国际规范。国际规范具有保持国际秩序稳定和降低维护秩序成本的双重功能。当然国际规范对主导国的行为也有约束，但总体来讲是利大于弊。当某种规范对主导国是弊大于利时，主导国就会对这种规范进行修订，从而推动了规范的演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面对将失去世界贸易主导地位的趋势，美国提出要以公平贸易原则取代自由贸易原则，并且推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以取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国际贸易规则。(35) 推论二：无序体系中不同类别国家的安全自保战略不同 现实主义假定国际社会是个无序体系，即国际社会缺少垄断军事暴力的机构，因此所有国家都只能安全自保，于是形成了安全困境。(36)在这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两个推论进行修订。 一是道义现实主义认为不同类别国家的功能不同，且主导国类别差异决定了国际规范的不同。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家的功能是相同的，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是相同的。沃尔兹(Kenneth Waltz)指出：“在无序领域，单位(国家)起相似功能且倾向于保持不变。同类单位努力保持独立，甚至争取独裁。在等级领域，单位的功能不同，它们倾向于增强各自特殊功能。”(37)沃尔兹为了理论的简洁，将国家黑箱化，于是不考虑国家类别差异在国际体系中的不同作用。道义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类别不同是一种客观存在，回避这一客观现实必然导致理论解释与客观规律之间的不一致。美国与梵蒂冈是两个类别完全不同的国家，它们在国际体系中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主导的政治、安全和经济等领域的国际规范的制定，而后者则主导着天主教的宗教秩序和规范的改革。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只有区分国家的类别，才能解释为何国际主导国类别的变化会导致国际规范的变化，乃至国际体系的类别变化。道义现实主义将主导国分为“王权”、“霸权”、“强权”三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列强都是殖民主义的强权国家，而二战结束后的美国和苏联则是霸权国家。因为主导国的类型不同，所以二战前后的国际规范亦不相同。二战结束前，吞并原则占主导；二战结束后，广为接受的国际规范是，争霸而不直接吞并他国。(38) 二是道义现实主义推论国家类别不同决定了它们安全自保战略不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在无序体系中国家需要安全自助，因此大国都得进行军事侵略。米尔斯海默反对国家有类别不同的观点，并说：“国际体系迫使大国最大化地扩大它们的相对权力，因为那是安全最大化的最佳方法。换一句话说，生存催生侵略行为。大国具有侵略性行为并非因为它们想要这样做或具有内在的主导欲望，而是因为它们要将生存机会最大化，就不得不追求更多的权力。”(39)米尔斯海默的观点存在着逻辑问题，因为相同原因导致的问题并不意味只有一种解决方法。例如，中医和西医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治愈相同的疾病。侵略是大国追求更多权力的一种常见战略选择，但却不是唯一的选择。基于各自于国家类别、国际规范、国际地位、武器技术等方面之差别，不同的大国会采取不同战略去获取更多权力。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列强用到开拓欧洲之外地区殖民地的策略争夺霸权；一战后，德意日以吞并邻国的策略争夺霸权；冷战期间，美苏用代理人战争的策略争夺霸权。在无序的国际社会，小国没有大国那样的安全自保能力，因此更多的是采取将国家安全委托给大国的策略。(40)这种安全委托策略使得许多中小国家并不拥有完全的主权，甚至如经济大国日本尚一直努力“成为正常国家”。(41)如果从国家类别上区分，我们至少可以将现代民族国家分为完整主权国和半主权国两类。 推论三：权力的零和性导致大国崛起的结构性矛盾和体系压力 现实主义理论将权力定义为国家间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42)基于这个定义，所有现实主义者都假定权力具有客观上的零和性，即一方权力的增加是以另一方权力减少为前提的。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两个推论。一是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可避免，二是实力差距的缩小将使崛起国面临的崛起困境日益严重。 “结构性矛盾”是指崛起国与主导国在权力再分配中的矛盾，这是一个由实力差距缩小而自然形成的矛盾，是无法避免的。(43)大国崛起是一个崛起国与主导国综合实力差距不断缩小的过程。随着双方综合实力的接近以至强弱地位改变，双方的国际权力也随之改变。由于国际体系是封闭性体系，国际权力不可能无限扩大，于是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就出现主导国不愿因实力相对下降而减少国际权力，而崛起国则因实力上升要求增加国际权力，形成了双方就国际权力再分配上的矛盾。这种矛盾的主观政策表现是，主导国主张维持现有国际秩序，而崛起国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其实这种矛盾的客观本质就是，主导国要维持现有的国际实力结构，而崛起国要改变现有的国际实力结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矛盾被称之为是“结构性矛盾”。20世纪30～40年代，德国与英国的矛盾就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 “崛起困境”是指随着崛起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其对外部世界影响所产生的反弹力度也增大，其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也迅速上升。(44)该推论其实源自力学第三定律“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只不过是将其用于描述崛起国实力越强大便会导致其面临国际安全压力越大的规律。这个规律符合实力界定利益的原则。随着崛起国实力的增大，其国家利益向外部拓展的规模加大，而其海外利益越多，其利益面临的外部安全威胁就越大。与此同时，这个规律也符合权力零和性的假定。崛起国海外利益拓展得越快，与他国发生的利益冲突越多，与其发生利益冲突的国家数量也就越多，从而形成反弹强度增加和反弹国家数量增加的现象，这就是所说的体系性压力上升。一个佐证是，在中国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出现了“中国责任论”，而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后，这种国际舆论急剧上升。(45) 推论四：政治实力变化可改变实力对比 现实主义者都接受国家实力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假定。(46)由于大国实力发展速度不一致，因此导致国际体系的实力结构改变，这种改变是世界中心转移的前提。在实力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假定的基础上，道义现实主义做出两个推论，一是政治领导力决定一国综合实力的升降，二是政治领导力的差别决定了国际格局的变化。 道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政治决定论的理论，它推论国家领导力的差别决定一国综合实力可否持续增长以及增长速度。国家的综合实力由操作性实力要素和资源性实力要素两类构成，前者是指政府的领导能力，后者是指可供决策者运用的军事、经济和文化等社会资源。当政府领导能力强时，国家的综合实力增长就快，反之则慢，甚至停滞、衰败。政府领导力强，对内具有迅速增强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凝聚人心的作用，对外具有增加盟友和增强国际支持的作用。这就是管子所说的“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47)这个推论与笔者前面关于道义可增强实力和提高行为合法性的论述是一致的。一个强国的兴起或一个帝国的衰败与其国家领导力的强弱成正相关，这无论是在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有不少例证。 道义现实主义推论大国的领导性质差别具有改变国际格局的作用。国际格局是由大国实力结构和大国战略关系两者构成，因此国际格局的转变不仅取决于大国的实力对比，同时也取决于大国战略关系的变化。(48)国际格局从冷战时期的两极转变成为冷战后一超多极，不仅是美苏实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伴随着俄罗斯失去大批盟友。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盟主的道义水平。讲诚信的大国，能建立起可靠的同盟，且能扩大同盟规模。反之则失去盟友，趋向孤立。从结盟角度讲，盟主战略信誉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同盟的持续时间、成员的增减和团结的程度。对于盟主的诚信与同盟的可靠性两者间的关系，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只有盟主具备了划分敌友的原则和助友惩敌的政策，同盟的可靠性才能得以维系。冷战时期，美国建立的北约和苏联建立的华约两个军事同盟可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盟主战略诚信的重要性。 关于道义与政治领导的关系有一点需要澄清。道义现实主义并不认为讲道义就排除了使用武力，反而认为绝不使用武力是不讲道义的。在无序的国际体系中，中小国家无力自己保障，于是采取将安全委托给大国的战略。当一个强国采取绝不使用武力的政策，意味着它不用武力保护受侵略的中小国家。对于中小国家来讲，这样的大国也是没有道义的，而且也是没有国际战略信誉的。 三、道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逻辑 人类历史上已多次发生过世界中心转移的现象。道义现实主义试图解释这一现象背后的共性逻辑。具体而言，就是解释为何崛起国能在实力弱于主导国的条件下赢得竞争，取代主导国的国际地位。本节将讨论领导类型、战略取向、战略信誉、国际规范以及国际秩序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政治领导与战略取向 杰克逊(Robert H.Jackson)和罗斯伯格(Carl G.Rosberg)认为，政治领导对和平、秩序、稳定和其他非物质性安全的作用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49)借鉴这一观念，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将弱胜强的现象归结为弱方的政治领导力胜于强者，且政治领导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政治领导的类型。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逻辑非常简洁，即一国对外战略选择是由该国客观的国家利益和对利益排序及实现方法的观念两个要素决定的。国家利益和认识观念则又分别由该国的综合实力和领导类型决定(参见图-1)。政治领导类型是指一国决策核心集体，而不宜限定为最高领导人一人。从外交决策角度讲，战略选择不是最高领导人的个人选择，而是一个决策集体的选择。在现代社会的多党联合政府中，其政府领导类型与最高领导人的类型有可能是不一致的。
图-1 国家利益和思想观念与战略取向的关系 进一步深化图-1的逻辑关系，我们需要对综合实力和领导类型进行分类，并在此基础上以实力等级界定国家利益和以领导类别推导思想观念倾向。 本文将综合实力划分为主导国、崛起国、地区大国和小国四类。主导国是指在一个独立的国际体系中具有主导体系事务实力的国家，不必然为全球性主导国。当古代世界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国际体系时，每个体系的主导国都可属于此类。崛起国是指与主导国实力缩小并分享主导国国际权力的国家。地区大国是指在一个独立国际体系内，虽然受域外大国的影响但具有主导某一局部地区事务实力的国家，可以是现在人们常说的区域大国(现今的德国或巴西)和次区域大国(现今的印度或南非)。小国是指在次区域内无主导实力的国家。以上的实力划分是依据相对实力划分的，而非绝对实力。例如，加拿大的综合实力与澳大利亚相似，但前者位于北美洲与美国相邻，因此加拿大不是区域大国而只是个小国，后者位于大洋洲，域内国家的实力都弱于它，因此澳大利亚是个地区大国。依据上面的四个实力等级，我们可以界定主导国和崛起国都将体系主导权视为其主要战略利益，地区大国则只追求所在地区的主导权，而小国则主要是维护其生存权。(见图-2) 本文将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个类型。政治领导的类型不是由国家实力和国家性质决定的，而是由人的性格、年龄、成长环境、世界观等多因素决定的(领导类型产生的原因并非本文讨论内容)。因此，该四类政治领导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无为型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缺少拓展国家利益的动力，相信无为而治的哲学，因此是观念决定论者。守成型领导意在维持现状，在无外来军事入侵威胁的情况下，将经济利益视为最高利益，将经济实力视为综合实力基础，因此是经济决定论者。进取型领导意在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相信事在人为的哲学理念，将国家兴衰归于政治领导能力，因此是政治决定论者。争斗型领导偏爱以强力手段实现目标，相信军事是最有效击败对手的手段，因此是军事决定论者。(见图-2)
图-2 综合实力、政治领导、国家利益、思想观念的关系 根据图-2中的四类国家和四类政治领导，可以构成16个排列组合的战略选择。这里仅以崛起国的四类领导的战略选择为例进行分析。所有崛起国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崛起困境。虽然崛起困境原理相同，但四类不同的政治领导会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应对。 (1)无为型领导倾向于逃避困境战略。生物具有逃避危险和困难的天生本能，人亦如此。例如，在和平统一实现不了和武力统一有战争危险的两难中，放弃统一目标就能摆脱困境，即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逃避战略虽然失去了统一国家的机会，但免除了战败的危险，于是成了无为型领导的最爱。崛起困境使崛起国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国际体系压力，而这种压力主要来自崛起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然而，只要崛起国主动放弃所追求的利益，双方紧张即刻缓解。实施逃避战略有两个优势，一是对领导能力要求很低，二是可用通过缓解与主导国矛盾证明逃避策略的正确性。在现今中国，支持逃避战略者常以老子的无为而治哲学思想为支撑。(50)(见图-3) (2)守成型领导倾向经济合作战略。持经济决定论的领导，把经济定义为综合国力的基础，将经济利益定为首要国家核心利益，于是将与主导国的结构性矛盾和面临的体系压力归结为是经济利益冲突。这种观念自然导向采取经济合作战略以化解冲突或降低压力。经济合作策略虽不能像逃避策略一样完全摆脱崛起困境，但具有暂时缓解紧张的作用。因此，领导可以以暂时的缓解证明经济合作策略的效力。在现今中国，提倡经济合作战略者多坚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51)(见图-3) (3)进取型领导倾向于睦邻结盟战略。进取型的领导依据国力增长寻求增加本国国际权力，这将导致与主导国的结构性矛盾加剧，主导国对崛起国的防范也将增强。由于崛起国影响力的扩展过程必然是从周边国家向外部延伸，因此为了突破主导国的防范，进取型领导倾向于采取与周边国家结盟获得国际支持的策略。这种战略具有与主导国在崛起国周边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因此这种战略要求较高的领导魄力。如今，结盟观念已被批为冷战思维，要采取睦邻结盟战略需要更大的战略意志。(52)在现今中国，支持睦邻结盟战略者，多采现实主义立场，其战略依据为中国缺少坚定战略支持者的现实。(53)(见图-3) (4)争斗型领导倾向于军事扩张战略。以暴力方式获利是人的本性之一，且暴力手段具有迅速实现目的的特点。当崛起国实力不如主导国时，争斗型领导会对实力弱于本国的国家进行军事攻击，甚至会攻击与其实力相等的国家。军事扩张战略面临的失败风险很大，因此这要求决策者具有不惧怕战争的心理。在现今中国，支持军事扩张者常以西方列强的战争历史为据，认为只有军事扩张才能获取国际主导权。(54)(见图-3)
图-3 崛起国领导类型与战略取向关系 将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种类型，不仅可以解释崛起国领导类型与对外战略偏好的关系，也可用于解释主导国、地区大国和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是，在国家实力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国家领导的变更导致对外战略改变。例如，在2010-2013年期间，日本的综合实力没有本质变化，但2010-2011年的菅直人政府和2012年底上台执政至今的安倍晋三政府却是两个不同类型的领导，因此日本在2010-1013的四年里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对外战略。菅直人是守成型领导，因此采取经济合作为主轴的对外政策以保持日本的东亚大国地位，他提出要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55)安倍是争斗型领导，因此采取与中国军事对抗的战略来维持日本在东亚的大国地位。(56) 有关“战略”的定义很多，但我认为默里(Willanson Murray)的定义较为可取。他认为：“战略是一个过程，一种不断的调整，以便在一个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含糊性占优势的世界上适应变动中的条件和环境。”(57)简言之，战略是指根据环境变化不断调整的行动方案。因此，上述四种战略并非固定模式。虽然具体战略有千差万别，但依据图-2的原理，我们可以推演出四类国家的四类领导的不同对外战略取向。(见表-1)
表-1对国家实力、领导类型和战略取向都是典型化的，在各类型之间必然有很多程度不同的过渡类型。读者可根据过渡类型与典型化类型之间差别做相应的调整，便可推论出过渡类型的战略选择。需要注意的是，一国战略成败是多方战略博弈互动以及战略实施过程的结果，不能在战略选择和成败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单方战略的正确与否并不决定成败。 (二)战略信誉与国际秩序 领导类型之不同决定了一国政府是否看重国际战略信誉。在上述四个类型中，无为型和争斗型是不在乎国际战略信誉的，守成型愿以低成本维护信誉但不愿付出太多，进取型则将战略信誉视为重要利益。崛起国的领导人对于国际战略信誉的重视程度，对国际格局的实力对比、建立国际新秩序和维持秩序稳定性等，都有重要影响。 崛起国的战略信誉有助于改变国际格局。政治实力是操作性的实力，具有使综合实力倍增的作用。(58)因此，在物质实力弱于主导国的情况下，崛起国可通过增强本国政治实力的方法改变双方实力对比。战略信誉是重要的政治实力构成要素，其提高崛起国综合实力的作用是增加盟友和扩大国际政治支持。增加盟友意味着扩大了崛起国可运用的国际物质力量，增加国际政治支持，意味压缩主导国所能运用的国际物质力量。当崛起国所领导的国际力量大于主导国所领导的国际力量时，世界主导权就会易手，崛起国取代主导国成为世界领导。通过结盟承诺为弱国提供安全保障是建立战略信誉的主要途径。因此，盟友的多寡和增减是一国战略信誉高低和变化的重要指标。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北约盟友数量曾不断增加，(59)但“阿拉伯之春”发生后，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开始减少。(60) 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建立国际新秩序是对国际权力进行再分配。大国实力对比变化是国际权力再分配的基础，但是权力再新分配的结果并不必然与大国实力对比完全重合，因为这个结果还受到崛起国战略信誉的影响。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有较多的盟友，其国际权力再分配的方案就容易被接受，反之则难以被接受。 崛起国的战略信誉还有助于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建立一种国际新秩序不仅需要进行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同时还得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学界普遍认为，崛起国在建立新国际规范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但多数人从崛起国的实力角度分析崛起国的作用，即崛起国有物质实力奖励遵循新规范的国家和惩罚违反新规范的国家。(61)然而，道义现实主义认为，崛起国之所以能建立起新的国际规范，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身体力行执行新规范，即以身作则的作用。(62)遵循本国提出的国际规范是大国战略信誉的重要基础之一，因此凡采取遵循已签署的国际条约的行为被视为是有战略信誉的，而采取双重标准的行为则被认为是缺乏战略信誉的。 战略信誉对于维持一种国际秩序的重要性比建立一种秩序大。从理论上讲，不能排除崛起国单靠物质实力建立起一种新国际秩序的可能性，但崛起国却无法单靠物质实力维持这种国际秩序长期稳定。崛起国成功建立一种国际秩序后即成为体系的主导国。长期维持这种秩序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新国际规范的普遍执行，而新国际规范普遍执行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主导国自己遵循国际规范的战略信誉。崛起国践行新的国际规范的信誉高低与维持这种国际秩序持续的长短成正相关。崛起国的战略信誉高就拥有国际权威。有了国际权威，其主导地位和国际秩序就能长期维持，反之亦然。 道义现实主义将国际领导分为“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类。这里有关于“王权”、“霸权”和“强权”的分类是从荀子处借来的，但这三类领导权的定义并不与荀子的完全一样。随着时代的发展，“霸”这个概念已经失去和荀子时代的中性含义，已经是一个贬意词。也就是说，“霸”不仅具有实力强大的含义，还有不讲理的一面。笔者认为，“霸权”一方面有一定的诚信，另一方面采取双重标准政策。“强权”遵循实力规范，即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原则。“王权”遵循道义规范，即符合当时道义标准的国际准则。“霸权”遵循双重标准规范，即对盟友实行道义规范，对敌国实行丛林法。(63)国际规范是在国际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和得以维护的。“王权国”是指讲道义和有战略信誉的主导国，它可通过三个基本路径维护国际规范：通过自身实践国际规范促使其他国家效仿；通过褒奖践行国际规范的国家促使规范内化；通过惩罚违反国际规范的国家维护国际秩序。(64)故此，“王权”主导的国际体系其秩序持续性强。与“王权国”相比，“强权国”是缺乏战略信誉的大国，其自身行为具有弱化道义原则而强化实力原则的作用，而没有维护道义规范和促其内化的作用。故此，“强权”主导的国际秩序动荡不定，缺乏稳定性。(65)“霸权国”践行双重标准原则，在同盟内部具有一定的战略信誉，具有维护同盟内部秩序稳定性的作用，但缺乏维护整体国际体系长期稳定的作用。(66) 有一点需要澄清，道义现实主义并不认为战略信誉和道义可以无条件地发挥作用，而是认为，只有在生存安全有基本保障且有较强物质实力的基础上，讲道义才能有利于维护崛起国的战略利益。讲道义具有增强崛起大国领导力的作用和建立或维持国际新秩序的作用，但却未必能维护中小国家的利益。建立和维持一种国际秩序是崛起国或主导国的战略利益，但不必然符合中小国家的利益。由于没有强大的物质力量为后盾，中小国家将本国生存利益置于维护国际秩序之上。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中小国家对于本国战略信誉的重视程度远低于崛起国或主导国。 四、结论和启示 在国际权力如何发生转移这个问题上，道义现实主义与其他现实主义流派的研究角度不同，不是从如何维持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从如何取代霸权的角度进行研究。虽然，道义现实主义秉承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但对于权力转移的路径认识不同。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引入了政治领导和战略信誉这两个重要变量，并且将政治领导视为战略选择以及崛起成败的核心因素。道义现实主义在肯定物质实力是崛起成功的基础的同时，更深入地提出政治领导是国际实力对比变化的根本，即崛起国的道义或战略信誉可提高其国际政治动员力，从而改变国际格局，以至建立新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道义现实主义的这种政治决定论思想，使其得出的政策启示与结构现实主义或进攻性现实主义都不同。根据道义现实主义原理，可从两个方面深化2013年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 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义利并举，以义为先”的原则。(67)“义”在中文里具有“正义”和“信义”双重含意。在当今时代，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就需要在“正义”和“信义”两个方面超越美国。“正义”的具体表现是，中国在国际冲突中比美国更多地维护弱者的合法权益；而“信义”的表现是，中国有比美国更高的战略可靠性。鉴于美国提倡的“平等、民主、自由”价值观目前在世界上占有主导地位，中国需要借鉴“仁、义、礼”三个中国古代概念，结合“平等、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概念，在世界上推行“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68)“公平、正义和文明”对于“平等、民主和自由”来讲是包含和超越。这三个概念与任何宗教文明都不发生冲突，且对宗教信众有吸引力。如习近平主席所讲，“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崇高目标”(69)。 中国应建立德威并重的战略信誉，丰富“亲、诚、惠、容”的奋发有为外交政策。(70)自古以来，划分敌友是建立国际战略信誉的前提。划分了敌友才能明确“亲、诚、惠、容”的对象国是谁，才能知道为谁提供安全保障，才能知道如何履行国际规范。欲增强国际战略信誉，可在增强友邦信任和促使敌国畏惧两方面下功夫。中国要增强国际战略信誉，就得把国际战略信誉作为重大国家利益，这要求中国采取政治导向型的外交战略，而非经济导向型的战略。在全球化时代，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是无效的，日本安倍政府搞意识形态外交的失败便可为证，(71)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拥有世界范围的广泛国际政治支持。因此，中国应以战略利益的异同及其程度划分敌友。由于任何大国崛起的地理次序必然是先成为其所在区域的强国而后才能成为全球性强国，因此中国要特别重视周边外交的敌友划分和战略信誉。 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最大因素是中国崛起，因为中国崛起将很可能改变世界格局、世界中心及国际秩序。为此，中国学者有责任从理论上解释中国崛起的客观结果和可能带来的世界变化。道义现实主义是一个新生的理论，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发展。“领导力”这个概念是特别值得深化研究的。我们需要解决领导力的客观衡量标准问题，避免落入20世纪80年代“强国家理论”的循环论证误区。(72)道义现实主义已为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新方向，希望国内外同仁共同努力，使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展现出新的魅力。 ①“道义现实主义”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教授张峰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将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古代道义观相结合的理论思想称为“道义现实主义”。Zhang Feng,"The Tsinghua Approach and the Inception of Chines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1,Spring,2012,pp.95-96. ②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7th Edition,Ed.Kenneth W.Thompson and W.David Clinton,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xxiii. ③“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凤凰大学问》，2013年11月29日，第080期，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yanxuetong/#pageTop。(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⑤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240. ⑥Ibid.,p.12. ⑦Ibid.,p.240. ⑧Ibid.,p.260. ⑨Ibid.,p.267. ⑩阎学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国际问题研究》，2013年第1期，第14页。 (11)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266. (12)“阎学通对话米尔斯海默：中国能否和平崛起？”《凤凰大学问》，2013年11月29日，第080期，http://news.ifeng.com/exclusive/lecture/special/yanxuetong/#pageTopo。(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13)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Massachusetts:G.& C Merriam Company,1977,p.902. (14)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pp.13,122. (15)Ibid.,pp.vi-vii. (16)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7-50页。 (17)同上书，第23页。 (18)Yan Xuetong,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Chinese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00-102. (19)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第47-49页。 (20)"China Ships in Disputed Waters:Japan Coast Guard," Press TV,August 2,2013,http://www.presstv.ir/detail/2013/08/02/316811/china-ships-in-disputed-waters-japan.(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1)"UN Resolutions Against Israel,1955-2013," http://www.ifamericansknew.org/stat/un.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2)Takashi Oshima,"U.S.Expresses Disappointment at Abe Visit to Yasukuni Shrine," The Asahi Shimbun,December 27,2013,http://ajw.asahi.com/article/behind_news/politics/AJ201312270048.(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3)“日本追加2014国防预算创1996年来最大增幅”，环球网，2014年1月12日，http://mil.huanqiu.com/world/2014-01/4746044.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世界知识年鉴1991/92》，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页。 (25)James M.Lindsay,Maurice R.Greenberg,James M.Goldgeier,"By Focusing Now,Clinton Can Renegotiate ABM Treaty," Los Angeles Times,April 2,2000,http://www.cfr.org/world/focusing-now-clinton-can-renegotiate-abm-treaty/p6347.(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6)The White House,"U.S.Withdrawal From the ABM Treaty:President Bush's Remarks and U.S.Diplomatic Notes," Arms Control Association,January 2,2002,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2_01-02/docjanfeb02; "US lifts India and Pakistan sanctions",BBC New,September 23,2001,http://news.bbc.co.uk/2/hi/americas/1558860.s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7)Marjorie Cohn,"Iraq:A War of Aggression.No WMDs,No Connection to Al Qaeda," Global Research,March 19,2013,http://www.globalresearch.ca/iraq-a-war-of-aggression-no-wmds-no-connection-to-al-qaeda/5327548.(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8)Jim VandeHei and Dafna Linzer,"U.S.,India Reach Deal On Nuclear Cooper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March 3,2006,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6/03/02/AR20060302000183.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29)"Angry Geithner Once Warned S & P about US Downgrade:filing," Business News,January 22,2014,http://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14/01/22/Angry-Geithner-Once-Warned-SaP-About-US-Downgrade.(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30)Deborah Amos,"Arab Leaders Feel U.S.Abandoned Egypt's Mubarak," NPR,February 9,2011,http://www.npr.org/2011/02/09/133614346/Egypt-Arab-Leaders.(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31)Herb Keiton,"Israeli Critics Open Up on US 'Abandonment' of Mubarak," The Jerusalem Post,January 31,2011,http://www.jpost.com/Diplomacy-and-Politics/Israeli-critics-open-up-on-US-abandonment-of-Mubarak.(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32)《荀子·性恶》 (33)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233-238. (34)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87页。 (35)Kinga Brudzinska and Maya Rostowska,"North American's New Tread Deals:From NAFTA to TPP and TTIP," PISM Bullietin,No.22(617),February 18,2014,pp.1-2. (36)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第32-33和137-139页。 (37)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p.204. (38)《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参见李铁城：《联合国的历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47页。 (39)John J.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 & Compan,2001,p.21. (40)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3-49页。 (41)Samir Tata,"Japan's Quest For A New Normal-Analysis," Eurasia Review,May 6,2013,http://www.eurasiareview.com/16052014-japans-quest-new-normal-analysis.(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42)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第107-108页。 (43)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第124页。 (44)孙学峰：《中国崛起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45)金灿荣：“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中国如何应对”，2010年08月23日，http://finance.qq.com/a/20100823/004394.htm。(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46)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第110-113页。 (47)《管子·霸言》 (48)阎学通、杨原：《国际关系分析》(第二版)，第44-45页。 (49)Robert H.Jackson & Carl G.Rosberg,Personal Rule in Black Africa:Prince,Autocrat,Prophet,Tyra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p.3. (50)王红续：“新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与战略抉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第11页。 (51)谢旭人：“发展互利共赢的中美经济合作关系”，http://www.mof.gov.cn/zhengwuxinxi/caizhengxinwen/201005/t20100523_319021.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52)“尹卓：军事集团化有冷战思维结盟不符合中俄利益”，2014年5月19日，http://news.ifeng.com/a/20140519/40363851_0.shtml；2014年4月普京在访华前接受采访说：“俄罗斯不会考虑与中国结盟……这种联盟形式已经过时。”参见“中俄不搞军事同盟原因复杂港媒称曾有惨痛教训”，2014年4月22日，http://mil.sohu.com/20140422/n398629853.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53)吴旭：“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1月10日；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21页。 (54)赵丕：“关于新军事变革若干问题的战略思考”，《战略研究》，2013年第2期，第11页。 (55)王欢：“菅直人将公布新外交政策称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2011年1月17日，http://world.huanqiu.com/roll/2011-01/1433322.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56)Tarun Khanna,"Japan Ready to Confront China,Says PM Shinzo Abe," ZeeNews,October 26,2013,http://zeenews.india.com/news/word/japan-ready-to-confront-china-says-pm-shinzo-abe_886170.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57)威廉森·默里、马克·格利姆斯利：“导言：论战略”，麦格雷戈·诺克斯、阿尔文·伯恩斯坦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1页。 (58)Yan Xuetong,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pp.101-102. (59)伊万·迪内夫·伊万诺夫：《转型中的北约——新联盟、新任务和新能力》，赵文亮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201-213页。 (60)Deborah Amos,"Arab Leaders Feel U.S.Abandoned Egypt's Mubarak," NPR News,February 9,2011,http://www.npr.org/2011/02/09/133614346/Egypt-Arab-Leaders.(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61)G.John Ikenbery and Charles A.Kupchan,"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4,No.3,1990,pp.290-292. (62)Yan Xuetong,"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4,No.3,Spring,2011,pp.241-243. (63)Yan Xuetong,"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and Norm Evolution," p.240. (64)Ibid.,p.241,244,245. (65)Ibid.,p.244. (66)Ibid.,p.245. (67)“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4年7月15日，第2版。 (68)Yan Xuetong,"New Values for New International Norms," 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38,No.1,2013,pp.19-26. (69)习近平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人民日报》，2014年7月15日，第2版。 (70)“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第一版。 (71)“安倍展开‘价值观外交’背后谋求介入南海问题”，2013年8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3/08-06/5128243.shtml。(上网时间：2014年8月11日) (72)上世纪80年代，“强国家理论”是比较政治学中影响力最大的理论之一。该理论研究的问题是，为什么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现代化成功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不成功。该理论的研究结论是，政府执行发展规划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国家现代化的成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政府体制不同，发展战略也不同，但在政府执行发展规划这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强能力，并且取得快速经济发展。对这种理论的批评之一是，该理论以发展结果作为政府执行发展规划能力的衡量标准，这属于循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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