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中议论文文本选材及删改中的逻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论文论文,逻辑论文,文本论文,语文教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议论文是语文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经由教材中议论文文本的学习，了解议论文的基本知识，学习议论文的基本写法。而更为有深度的学习，是在议论文文本的揣摩体会中，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提高自己的思维品质，进而更具实质性地提升自己议论文写作的思维境界。基于这样的重要意义，能不能选到好的议论文文本，进入教材的议论文文本如果需要处理，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就成为教材编写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事情。 很显然，议论文的选材在其事实真实、价值判断没有问题的前提下，逻辑力量方面所达到的水准就成为至关重要的选材标准。而如果因为篇幅过长等原因必须进行技术处理或者适当删改的时候，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应该就是不能伤害原文的逻辑，因为逻辑是议论文的生命线，伤害其逻辑，等于剥夺其生命。 但是我们的语文教材在这方面的状况并不理想。原因就是某些教材的编写者并不重视逻辑。曾经看到过一种教材，其基本框架是文言文和现代文两大板块，也就是文言文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第三单元……，现代文第一单元第二单元第三单元……，整套教材就以文言文单元与现代文单元交替出现的方式贯穿下来。这套教材的选文并不仅限于文，而是跟其他教材一样，诗词曲赋、戏剧小说、外国文学都有。令人疑惑的是，这套教材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文言文和现代文的概念呢？古代散文、骈文、赋体属于“文言文”当然没有问题，甚至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如《聊斋志异》中选出来的篇章，因以文言句式写作，放在文言文单元也还勉强，事实上有些古代传记散文实际上是具有两栖性质的，《史记》中的某些篇章其实可以当历史小说读了。但文言文的概念还能统辖《诗经》《楚辞》、汉乐府、唐诗、宋词、元曲吗？还能统辖《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的古典戏曲，统辖《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三言二拍”这样的古代白话小说吗？同理，“现代文”的概念底下可以放现代散文，放散文诗亦无不可，但“现代文单元”还可以放现代诗歌、现代小说、现代戏剧吗？而且，所有的外国翻译作品也都一锅煮被放在这个名目下了。一个语文教材，基本概念的使用如此混乱，怎能给教师学生以正确的知识与逻辑思维的训练引导呢？ 还是回到议论文文本的问题上来。曾几何时，语文教材的编写者有了对于选作教材的议论文文本进行删改的权力。这在某些情况下是不得不进行的事情，但却应该以极为谨慎的态度来操作。可是我们却遗憾地看到，一些并不具备典范意义的议论文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教材，一些很精彩的议论文被删改以后面目全非，一些被删改过的文本在教材里没有任何说明。此等情况，值得分析研究，请允许我以分析一些实例的方法来展开这个问题的讨论。 梁启超散文气势磅礴，议论纵横，笔端总是激情喷涌，极富鼓动力，《少年中国说》是其代表性的篇章，因而成为语文教材必选篇目。由于原文较长，约有三千八百余字，全文进入语文教材确实是有困难的，所以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都会对其进行删节。但是，对于这篇议论文的处理，删留之间，却发生了严重的逻辑问题。 在我看来，《少年中国说》一文，最富煽动力的文字是最后一段，即“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和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我自己每次读到这段文字，都有血脉贲张的感觉，激情难抑。但作为一篇政论文，最后这段文字的力量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呢？或者说，这篇政论文的立论逻辑在何处呢？ 我认为，最关键的一段文字是这一段：“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则其老年时代也。自余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这段话极其雄辩地论证了此前这块土地上只有“朝廷”，并无“国家”，而几千年不断改姓的“朝廷”，与我们正在建设的现代“国家”，“异物”也，根本不是同一种东西，“人民之公产”的现代国家是一个新的概念，这样的“国家”刚刚“萌芽”，如“红日初升”，如“伏流”刚出，是一个有着无穷生机的新生事物，这就是“少年中国”这个概念之建立起来的逻辑，也是这篇文章论证最为深刻的地方，不然有几千年文字记载历史的古老国家怎么能称“少年”呢！ 梁启超这篇文章特别富于激情，但如果没有逻辑的支撑，激情将会流于叫嚣。其实文章的逻辑理路是十分清晰的。文章先是通过排比丰富的事实，进行思路清晰的比较分析，揭示古代朝廷与现代国家的本质区别，从而建立起“少年中国”的概念。然后笔锋突转，顺势展开文章的下一个层面，推出一个新的结论，那就是，这个“老大中国”是“中国老朽之冤业”，而“少年中国”理所当然地属于“中国少年”。现在要建设“少年中国”，“中国少年”自然责无旁贷。只有“中国少年”勇敢地“进步”，这个伟大的“少年中国”才能建设起来。从“少年中国”概念的建立，到“中国少年”的历史责任，是这篇文章的两个重要层面，其中有一个明显的逻辑转换。但是非常令人遗憾，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都把“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这一段文字删去了。“少年中国”的概念失去了逻辑支撑，对“中国少年”的激情呼唤也就缺乏内力，流为空喊叫嚣，学生学习此文之所得，也将减损大半。 宋濂是明代著名散文家，位居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其文语言典正，儒雅醇深，多有名篇传世，语文教材选宋濂最普遍的是《送东阳马生序》。时过境迁，曾几何时，《送东阳马生序》也堕入了遭删节的苦命。 其实我一向不喜欢这篇文章，前些日子在微信群里跟学生聊到这篇文章，一个毕业多年的学生忆起我讲课时对这篇文章给了差评。源于其中这样一段文字，“今虽耄老，未有所成，犹幸预君子之列，而承天子之宠光，缀公卿之后，日侍坐备顾问，四海亦谬称其氏名，况才之过于余者乎？”这篇文章是劝学的，在他看来就读太学的年轻人为什么应该努力学习呢？逻辑就在这段话。宋濂把自己当做成功的榜样来鼓励青年书生，文章叙述自己当年求学条件极其恶劣，备尝艰辛，但由于自己坚忍不拔，荣辱不惊，饥寒交迫也决不放弃，终于“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尽管自己还不是学得最好的（谦虚），如今都能深得天子宠幸，位列公卿，荣华富贵，四海知名，你们这些太学生生活学习条件如此优越，难道还不应该好好学习吗？ 在中国古代的读书理论里，以功名富贵劝学，属于境界比较低下的。描写明清时代读书人生活的《儒林外史》，提倡读书人讲究“文行出处”，其第一回文字中讲到王冕听说朝廷定了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以后，就担心读书人有了这样一条追求荣华富贵的路，会把“文行出处”看得轻了。作品接着还以“贯索犯文昌”的天文语言，隐喻以功名富贵作为诱饵的科举制度，是读书人的精神牢笼。吴敬梓的人格境界显然远远高于宋濂。 其实宋濂自己有时也曾欣赏这种自由高逸的人生态度，在他的《王冕传》里，他就曾以欣赏的笔调描写过儿时跟自己一样艰苦读书的王冕。家太贫苦，但王冕又酷爱读书，他只好住到寺庙里，晚上坐在佛像大腿上，在狰狞恐怖的鬼影中，就着长明灯读书到天亮。但王冕是以读书本身为快乐的，并不羡慕宋濂那种位极人臣受宠得意的状态，不愿给人当奴才。《王冕传》写道：“著作郎李孝光欲荐之为府史，冕骂曰：‘吾有田可耕，有书可读，肯朝夕抱案立高庭下，备奴使哉？’”文末宋濂对王冕未能实现抱负展示才干还表示了遗憾，感叹“马不覂驾，不足以见其奇才，冕亦类是夫！”其实这里他对王冕的人生境界是隔着一层的。 如上分析告诉我们，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以天子宠幸为荣，炫耀功名富贵，思想境界不高，并不是一篇有利于培育青年学生高尚精神世界的文章。在汗牛充栋的古文世界里，找一篇文章来替换《送东阳马生序》并非难事，但多数语文教材却选择了以“开天窗”的方式保留这篇文章。大约所见略同，就把那段炫耀的文字删去了。显然不是因为篇幅，而是因为另一种“少儿不宜”。问题是，这样的删节还是有损文章的逻辑思路的，因为作者就是以自己艰苦读书而终于得以身居高位，来勉励太学生们向自己学习努力读书。要么全文换掉，要么全文保留。如果觉得这段文字不好，可以作为一个问题，让老师带着学生一起讨论，做出分析判断，也未尝不可。大约有些编写者就是这样想的，所以有些版本没作删节。但不讲道理的是，好几个版本在做了删除之后，居然不做说明。 吴晗的《谈骨气》也是各本教材常选的议论文文本。原文并不长，不足1300字，连题目带题解、注释，在教材里不会超过两个版面，属于进教材长度刚好的那种文章。但非常奇怪，一些教材却也要做删改。 把课文与原文一比对，删去的是这段话： 什么叫骨气，指的是抱有正确、坚定的主张，始终如一地勇敢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遭遇任何困难，都压不扁、折不弯，碰上狂风巨浪，能够顶得住，吓不倒，坚持斗争的人。 如果从语法上看，这段话有点语病，紧缩一下句子，“骨气，指的是……人”，不通，若把后面“的人”去掉，语病就消除了。但这个语病是这段话在进入教材时被删除的原因吗？凭直觉应该不是。那为了什么呢？不知道。也不敢想。难道是怕人们真的有这样的“骨气”吗？只是从议论文的角度来看，这段话还真删不得。这篇文章是“谈骨气”，而这段话是在给“骨气”下定义。一篇议论文中给中心概念下定义的段落怎能删除呢？而且删除以后，还明显留下了后遗症，因为后面接着的一段话说： 当然，社会不同，阶级不同，骨气的具体含义也不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我们祖先的许多有骨气的动人事迹，还有它积极的教育意义，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很明显，前面那段话是指“骨气”的一般定义，这段话接着指出不同社会和阶级的“骨气”还有不同的含义，“当然”“但是”在这里是表转折的关联词语。而删了前面那段话，转折就失去了依托，显得有点莫名其妙了。“但是，就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原则来说”，这一句原本是承前说明，“骨气”虽可因社会不同，阶级不同而有不同的具体含义，坚定不移地为当时的进步事业服务这一点却是共同的，现在前句被删，这句也就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了。 课文还删了一行字：“从孟子的三句话举三个例子。” 初看以为这一句删去无妨，其实不然。这句话在全文的逻辑结构方面很重要，有自己不可或缺的存在功能。孟子的三句话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作者正是按照这三句话及其顺序，每句话举一个例子。文天祥的故事对应的是“富贵不能淫”，所以故事里特别指出：“文天祥被拘囚在北京一个阴湿的地牢里，受尽了折磨，元朝多次派人劝他，只要投降，便可以做大官，但他坚决拒绝，终于在公元1282年被杀害了。”不做大官，情愿一死，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后面，穷人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是对应“贫贱不能移”的，闻一多的故事则是对应“威武不能屈”的。如此，全文的基本结构就是，前面举出孟子论士大夫的经典言论总论骨气的含义，然后分别以三个故事来为三句话各树一个典型，线索十分清晰。 《谈骨气》并不见得是一篇多好的文章，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色彩是很浓厚的，作者内心显然有些拿不准，既要以孟子之言做底气，又怕沾上“士大夫”嫌疑，所以扭扭捏捏地用了些当下词汇来划清界限，因此论“骨气”论得有些纠结。但那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不太苛求的情况下，这篇文章的逻辑性还是比较强的，并且层次分明，适合学生学写议论文，但如此伤文害义的删改，起吴晗于九泉而问之，有必要吗？ 季羡林先生一篇叫做《做人与处世》的文章，被多个版本收入教材。我读了以后，深以为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季羡林先生经磨历劫之后，有很多人生感悟，他以随笔的方式写了出来，集为《论人生》一类的书，是想分享自己的一些人生经验，原没有打算为语文教材提供一篇典范的议论文，如果其中某些篇章符合了议论文的要求，可以派此用场，也一定不是这一篇。 这是一篇约930字的文章，发表的观点是告诉人们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段以100字提出观点：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 接着，文章以三个自然段近600字比较详细地讨论了第一个关系——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主要的观点是批评西方文化“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以强制手段向自然索取，结果破坏环境，使生态失衡，导致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危及人类的生存。随后转而表扬中国文化或者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把大自然看做伙伴。这样一比较，显然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多了。不过他还是承认中国人实行的不好，行为上也采取了征服自然的办法，同样招致了大自然的报复。 再往下，一篇总共不过930字左右的文章还有多少篇幅呢？只剩230字了。作者乃以169字讨论了第二个关系，人与人的关系： 至于人与人的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日子久了，难免有点磕磕碰碰。在这时候，头脑清醒的一方应该能够容忍。如果双方都不冷静，必致因小失大，后果不堪设想。唐朝张公艺的“百忍”是历史上有名的例子。 最后只剩61字了，这就是第三个关系的全部篇幅： 至于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的矛盾，则多半起于私心杂念。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学习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庶几近之。 现在来做个统计，全文约930字，篇幅分配是：总论100字，分论点一约600字，分论点二169字，分论点三61字。不用计算了，一望而知，分论点三的篇幅约为分论点一篇幅的十分之一，简直是一笔带过而已。也许有朋友要说怎能用这种方式分析文章，对不起，我分析的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一篇课文。如果读作随笔，季先生尽有信笔写作信马由缰的权利，想说的不妨渲染，不想说的，不便说的，三言两语，戛然而止，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风格。但作为课文就不是这样的要求了。这显然不是一篇堪做范本的议论文，但搜索一下网上的相关教学设计，却都是把这篇课文作为典范的议论文来学习的。例如一个教学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做人与处世，必须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要求学生认真体会作者对这三个关系的论述，并以此作为范例，学习议论文的基本写法。开玩笑说，如果学生真的写出这样的文章，出现在高考阅卷现场，势必是个低分。因为我们都知道，一篇要讨论三个问题的议论文，尽管用力可以稍有轻重，但还是应该保持篇幅的大致均衡，严重失衡的状态不仅不利于问题的各个层面的充分论证，也是有伤文章美感的。 有意思的是，有一些针对此文的练习题这样问道：“作者为何重点论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我们而言，生活中体会更深的可能是文中提到的后两种关系，但作者为什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列在第一位，且以大量笔墨进行论述呢？”这还真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指导者提供的参考答案是：“因为这是人类公共面对的问题，它关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且目前无论哪个国家的人们都时常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与‘惩罚’，作者是希望利欲熏心的人类能够尽早地认识到这个关键的问题，改善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可谓为尊者讳，不惜寻找语言了。可以反问的是，如果作者没兴趣展开后面两个问题的讨论，何不以全部篇幅写成一篇讨论人与大自然关系的专论呢？ 问题如果往深处讨论，恕我直言，这还不仅是个篇幅分配的问题，而是季先生在困难处开小差了。这三个关系，第一个关系最好讨论，没有忌讳和禁区，大可放言指斥西方文化的恶弊，赞美东方文化的优良。第二个关系以人当向善来讨论，也还不难，季先生说的也还勉强过得去。第三个关系却是东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深刻弊病的一个方面，在人与自我的关系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是比较强调国家意志和群体意识，而主张控制自我，压抑自我，甚至牺牲自我的，人的个性与独立性在这种文化中难以生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革新和改造这种文化，引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但是季先生这篇文章却是老调重弹，居然在20世纪末了（此文写于1998年11月17日）还认为人的内心世界有矛盾，是因为有“私心杂念”，竟然提出“解之之方，唯有消灭私心”。须知经历过“文革”劫难的人们都记忆犹新，“私心杂念”是哪个时代视为罪恶的东西，有一句人们进行自我批判的常用语就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季先生一定不会忘记的。不幸老先生还在重复这句口头禅，而语文教材的编者们还要拿来灌输给21世纪的青少年。 分析了几个例证，其实就是想说，语文教材挑选议论文文本的时候，典范性是基本要求，而典范性的衡量指标就是其内在的逻辑性及所达到的高度。若我们要因某个原因对入选的议论文文本进行技术处理的时候，保护其逻辑性不受伤害就成了主要任务。千万别乱下刀斧，把逻辑力量赖以支撑的基石给抽掉了。至于所选议论文之思想高度和文化品位，则另是一个问题，需要再做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