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媒介时代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境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媒介论文,困境论文,青少年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时代是一个电子媒介占据强势地位的时代。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凭借一方小小的“视窗”，深入地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世界，构成了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电子媒介不仅对成年人的生活影响巨大，而且也正在严重地改变和控制着未成年人的学习和生活，这也使电子媒介时代的道德教育面临诸多困境。
一、“读图时代”成人“后台世界”门禁失守导致了童年世界的退隐
在现代社会，媒介对人们生活和教育的重要影响已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和体验，成为各领域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传播理论家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即信息，它是人的器官的延伸。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与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不同，美国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认为，媒介作为一种公众话语的方式，它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会话工具和传播信息的手段，它对社会政治、宗教、新闻、教育和时代精神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如果按照媒介来划分，人类社会自从语言产生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以口语作为主要媒介的“口语时代”、以印刷文本作为主要媒介的“读文时代”和以电视和电脑等作为主要媒介的“读图时代”。随着电子通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社会正在逐渐从纸质媒介为主的“读文时代”转向电子媒介为主的“读图时代”。波兹曼认为，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的转型导致了童年世界的退隐。
童年不仅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更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概念。从生物学上来说，童年指的是人们生理上自然存在的一个年龄阶段，或者说它是随着现代科学特别是生理学、心理学的发展而确定的一个概念。但波兹曼认为，童年从本质上来说，是近代社会变迁的一个产物，与印刷术的发明息息相关。在16世纪以前，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并没有被严格区分开来，童年的概念是不存在的。那时成人和儿童都通过口语来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孩子身处在一个以口语沟通的世界里，生活的社会范围跟成人一样，没有分离机构对其加以限制，他们有机会接触该文化中几乎一切的行为方式。口语时代“没有识字文化，没有教育的观念，没有羞耻的观念”，那时的文化不能够、也不情愿对儿童有任何隐瞒，童年便无法存在。印刷术发明和普及以后，儿童被从成人的世界里驱赶出来，开始安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即童年世界。印刷术创造了童年概念，也守护住了童年概念。印刷术创造出一个把儿童和成人有效隔离开来的传播环境，在有读书能力和没有读书能力的人之间划分了一条明确的界限。成人是指有读书能力的人，而儿童则是指没有读书能力的人。儿童要成长为成人，就必须向有读书能力的成人学习，接受成人的教育。“当印刷术开始大行其道时，显然需要创造一个新型的成年。自从有了印刷术，成年就变得需要努力才能挣来了。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成就，但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就。自从有了印刷术，未成年人必须通过学习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变成成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接受教育。”[1]因此，有读写能力的成年人获得了对儿童的信息控制权，他们通过选择适合儿童年龄特征的读物，将儿童与包含着金钱、暴力、犯罪、色情、毒品等文化隐秘的“少儿不宜”书籍隔离开来。印刷术便在儿童和成人之间树立起一道高墙，使儿童远离成人的秘密，拥有属于他们的童真和纯洁。
随着电视等电子媒介在社会文化中占据主要地位，印刷术文化创造和守护的童年概念逐渐受到电子媒介泛滥的猛烈冲击，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正在变得模糊不清，最终导致了童年的消逝。“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2]波兹曼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理解电视的形式不需要任何训练；第二，因为无论对头脑还是行为，电视都没有复杂的要求；第三，因为电视不能分离观众。”[3]与印刷媒介不同，电视是一种视觉媒介，它向人们传递的是一系列动态的、转瞬即逝的图像（每小时多达1200幅），这决定了电视的功能是给人看的，而不是像书籍一样用来阅读的。电视图像的直观化、平面化的特性，意味着看电视几乎不需要经过任何文化训练即可获得，而且看电视也不需要任何思考。图像要求人们诉诸情感，而不是理智。它们要求人们去感觉，而不是思考。另外，也很少有电视把观众进行分级和隔离。正如波兹曼所说的，即使有些节目事先申明过“少儿不宜”，但这非但没有导致少年儿童观众的减少，反而使看这节目的未成年观众激增。因此，在电视机前，3岁的儿童和30岁的成人几乎没有区别。
二、童年的过早消逝给道德教育带来的挑战
童年的过早消逝也给道德教育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青少年羞耻感的淡化
羞耻是野蛮行为和原始冲动得以控制的道德机制，其主要力量来自于围绕着各种行为的神秘感和敬畏感。康德曾说过，“羞耻心是大自然的一个秘密，它为一种非常难于约束的品性设下一道界限，而同时它自己身上又有着大自然的呼声，所以看来就总是和善良的、道德的品质相协调一致的，哪怕是在它过分的时候。”羞耻感的培育对儿童的社会化和道德成长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是家庭或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沉浸在一个充满秘密的世界里，心中充满神秘和敬畏的感情；他们最终会了解这个世界，但要通过成人分阶段地教他们如何将羞耻心转化成一系列道德规范。从儿童的观点看，羞耻心给予成年力量和权威。”[4]在电子媒介时代，儿童可以自如地通过荧屏进入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文化秘密和文化禁忌由于失去了印刷文化的守护，被大量暴露在儿童面前。儿童对文化秘密和文化禁忌的过早知晓，导致了成年的权威和童年的好奇都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儿童的羞耻感也随之逐渐衰退。羞耻感的衰退，破坏了未成年人的控制感性冲动和暴力行为的心理预防机制，尤其是对色情、暴力等电视节目的模仿也导致未成年人的犯罪率显著增加。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并且有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趋势，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德育教师的权威受到置疑
承认教师在教育上的权威地位，与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和个性独立并不矛盾，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德育教师的师道尊严和权威地位既来自于教师作为成人在知识、信息和阅历等方面的优越地位，也来自于德育教师这一特殊角色承担的历史使命。在电子媒介时代，成人后台行为“幕布”的揭开导致了德育教师的合法性危机。用乔希·梅罗维茨的话说，电视打开了通往成人生活后台的视窗。随着成人后台视窗的打开，成人后台行为大量暴露在儿童面前，儿童知晓了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成人刻意隐瞒的成人生活较为阴暗的另一面。电视对成人世界负面行为的过多展示、过分揭露和夸大其词，造成辨别力不强的儿童对成人生活世界的恐惧和抵触心理，动摇了儿童对美好人性的信心和憧憬。为了将来能够提前“适应”成人世界的生活，儿童逐渐学会了成人生活的潜规则，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意识和探索精神。对成人生活世界的不信任和怀疑，也严重影响着儿童对德育教师人格和权威地位的认同感，增加了儿童对真善美等正面德育内容的排斥，使德育教师面临着存在性危机。在儿童看来，既然你们成人世界到处存在假丑恶等不道德现象和“潜规则”，那么成人凭什么来要求我们儿童谨守真善美等道德规范呢？久而久之，儿童脑子中就会形成这样的错觉：成人传授的那套道德规范实际上是一个“美好的谎言”，背后目的是强化对儿童自由个性的监控和钳制，以便继续维护成人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
德育教师的权威还受到师生之间信息不对称性消逝的影响。在印刷文化时代，师生之间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相对儿童而言，由于教师具有读写能力，他们在知识、能力、经验和社会化等方面占有优势地位，师生之间存在“成熟差”。师生之间的“成熟差”蕴含着双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性，而信息不对称性为教师的存在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是教师保持教育权威和吸引力的原因所在。在电子媒介时代，学生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息，他们从电视和网络等媒介上占有的即时信息不一定会比教师少。而且学生从小被包围在各种电子媒介环境之中，他们思想较为开放，适应、学习和使用新型电子媒介的能力也更强，对各种电子媒介也不像成年人那样存在抵触心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和无边界性，削弱了教师作为成人对信息的控制权和优先权，缩小了纸质媒介时代师生之间的信息和知识差距，使德育教师的知识优势受到挑战。在电子媒介时代，很少有学生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对某些知识信息的占有甚至要远远超过教师。另外，由于电子媒介传播的知识信息具有海量性和直观性，学生对课堂上教师传授的理性知识的注意力和兴奋点也在逐渐下降，有些学生甚至想方设法逃避学习。如果说学生在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上还存在一定的障碍，需要教师给予指导的话，那么一个个“成人化的儿童”对人情世故、社交礼仪等方面知识的了解是丝毫不比成年人逊色。思想开放的“小大人”甚至抱怨德育教师思想太保守，观念太落伍，已经跟不上电子媒介时代的潮流和步伐。所以，德育教师普遍感叹现在的小孩子越来越难教，发现自己的地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对于教师在德育教学上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感到困惑和迷茫。
三、电子媒介的娱乐化趋势及其对德育的冲击
波兹曼尖锐地指出，在电子媒介时代，“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5]虽然波兹曼的话听起来可能有些偏激，但他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电子媒介过分追求娱乐性所产生的负效应及其对德育的不利影响。
1.娱乐是电视等电子媒介的“超意识形态”
电视之所以称为“电视”，主要是因为它是提供给人们看的，而人们看电视的首要甚至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休闲和娱乐，而不是为了学习。这决定了电视上的一切都必须尽量减少或放弃使人们陷入思考的时间，尽可能地满足人们情感的诉求和娱乐的需要。电视节目只有改变自身的形象，适应和服务“娱乐最大化”的要求，才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生存和立足之地。对青少年来说，除了网络信息更具有海量性、互动性和选择性之外，网络的功能与电视也基本上相同。青少年业余时间去上网，大部分时间都是花费在浏览社会新闻、看电影或电视剧、网络聊天和网络游戏上。如果他们上网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就不会有防止青少年网络成瘾的说法。因此，为了能够扩大收视率和增加点击率，电子媒介信奉和遵循的黄金法则和逻辑就是“凡是娱乐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必定是娱乐的”。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反对和抨击的并不是电子媒介的娱乐性以及电子媒介为人们提供娱乐这一事实，而是电子媒介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的形式，娱乐已经成为电子媒介的“超意识形态”。正如波兹曼所言，“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6]
娱乐作为电子媒介的超意识形态，突出地表现在新闻节目当中。在电子媒介时代，新闻节目已经完全丧失了其严肃的内涵，成了一种“为了娱乐观众而上演的表演”。电视上每条新闻时间一般都受到严格的控制，而且也拒绝观众看后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因为这会妨碍对下一条新闻的观看。电视或网络的每条新闻都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单元”，它们之间缺少信息的连贯性，45秒的电视新闻或者一两千字的网络新闻也不可能把事件发生的背景和语境明白无误地呈现给观众。虽然网络上有相关的新闻背景资料，但很少有青少年会进行延伸阅读，何况新闻页面到处充斥着的各种花边新闻和娱乐信息时刻吸引着他们的眼球。当信息的选择权掌控在青少年手里时，新闻节目要发挥教育和引导作用更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严肃的新闻都会被遥控器和鼠标快速地掠过。在国内各大网站，为了能够抓住网民眼球，占据网页显著位置的都是各种能够刺激观众好奇心和吸引点击率的娱乐新闻，偶尔出现的严肃新闻也被色彩斑斓的图片和夸大其词的标题巧妙地包装得悦人耳目，逐渐失去了其严肃性。因此，在读图时代，“我们看见的不仅是零散不全的新闻，而且是没有背景、没有结果、没有价值、没有任何严肃性的新闻，也就是说，新闻成了纯粹的娱乐。”[7]当新闻丧失了教育意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新闻就变成了人们作为饭后谈资的资讯，而不是给人们提供精神滋养的知识。资讯不能说是虚假的信息，但却是一种流于表面、支离破碎、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和误解的信息。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被各种鱼龙混杂的资讯充斥头脑的大众不仅被剥夺了对提升生命内在品质有益的信息，而且他们也逐渐丧失了对各种信息的判断和鉴别能力。对大众来说，占有和获取大量的资讯是第一位的，他们很少去思考为什么要去占有以及究竟应该占有哪些信息才是有意义的。对此，波兹曼深感忧虑地指出，“无知是可以补救的，但如果我们把无知当成是知识，我们该怎么做呢”。[8]
2.电子媒介的娱乐化趋势对德育的冲击：道德教育也能娱乐化吗？
当娱乐变成电子媒介的超意识形态，作为电子媒介参与主体之一的青少年不可避免、首当其冲地深受其影响。青少年精力旺盛，好奇心强，适应新事物较快，他们接触电子媒介的时间也比较多。电子媒介的娱乐化趋势使青少年的目光逐渐从书本世界转向了荧屏世界或网络虚拟世界。据统计，我国目前少年儿童约为3.67亿，按电视收视率数据统计来看，4至18岁青少年电视观众总数约为2.76亿，在电视观众总体中占23.61％，其中7至15岁观众数量最大，接近观众总体的六分之一，而且少儿观众日平均收看电视的时间不低于132分钟，周末一般在160分钟以上，他们最爱收看的电视节目并不是少儿节目，而集中在电视剧、新闻／时事等节目上。13至18岁观众还对综艺节目特别感兴趣。[9]另外，据第2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08年6月30日，在网民的年龄结构中，青少年网民在全部网民中的比例高达49.9％，其中不到18岁的网民占到19.6％，18～24岁网民占30.3％。在网民身份结构中，学生所占的比例最大，占到30％；学生网民规模达到7600万人，比2007年12月增长了1552万人。调查还显示，在排名前十位的网络应用中，网络音乐、网络视频和网络游戏等三大娱乐类网络应用都分列其中，其中网络音乐排名第一位，网络视频排名第四，这表明娱乐仍旧是中国网民的主要互联网活动之一。[10]
谈到电视文化对教育的冲击时，波兹曼认为，“电视对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是它提出了教学和娱乐不可分的理念。从孔子到柏拉图到洛克到杜威，没有人在他们对教育的论述中提出过这样的观点。如果你浏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或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11]他进而指出，电视节目要发挥教学功能，必须满足三条戒律：电视节目要完整独立，摒弃教育中的顺序和连贯性，不能有前提条件；任何信息、故事、观点必须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现，不能有任何需要记忆和学习的东西，不能令人困惑；必须采用讲故事的形式并伴有动感的图像和美妙的音乐，抛弃讨论、说理、辩驳或其他任何用于演说的传统方法，像躲避瘟神一样避开阐述。但是他认为，“如果要给这样一种没有前提条件、没有难题、没有阐述的教育取一个合适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只能是‘娱乐’”。[12]
随着印刷文化退至青少年文化的边缘以及电视、网络等电子媒介占据了青少年文化的中心，以传播主流价值观，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学校道德教育的严肃性、明确性和价值都受到了娱乐文化的挑战。当正规的严肃教学越来越难适应青少年“口味”和视觉需要的时候，德育教学也面临着退变成一种娱乐活动的危险倾向。为了“适应”电子媒介时代的潮流，增强德育的实效性，有些德育教师可谓煞费苦心，他们想方设法增强德育教学内容的视觉刺激，尽量减少需要学生思考的理论阐述比重。例如，在教学课件中充斥而不是点缀着五颜六色的图片，把课件画面包装得炫目多彩，使教学课件变得赏心悦目，而很少顾及图片是否适合教学内容以及是否会“喧宾夺主”；大量地播放视频录像，犹如把电视搬到了课堂，浅层、直观的电视节目代替了抽象、深度的理论阐释。当“大国崛起”的电视纪录片代替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理论剖析，梁祝的爱情故事代替了爱情观的理性分析的时候，甚至有人戏言，我们的德育课堂正在变成电视节目或电影的放映室和讲故事的说书场，而德育教师则演变成放映员或者说书人。在这里，我们反对的并不是把多媒体技术融入到现代课堂教学当中，也不排斥把娱乐性作为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手段，我们批判的是轻松和娱乐本身已经变成德育教学的一种目的，并且把真正的严肃教学内容挤压到边缘地带。如果评价德育教学实效性的唯一标准就是学生“喜闻乐见”和课堂轻松愉悦，那么在课堂爆发的阵阵笑声中德育的真正意义必然会黯然退场。问题不在于德育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教学，而在于当娱乐开始统领德育教学的一切过程时，德育教学除了能博取学生一笑以外，笑过之后却什么也没能给他们留下。
电子媒介的娱乐化趋势及其对德育教学的渗透，也对青少年与家庭、青少年与老师之间的和谐人际关系和人际理解造成很大的冲击。现代家庭的室内休闲生活基本上都被电视或电脑所主导，当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面对着四方屏幕里快速闪动的图像，“他们交流的话题是图像，而不是思想”。如果德育教学完全由多媒体信息技术所控制，教师就变成了坐在电脑屏幕后面的课件操作员，教育的任务则被全部托付给了冷冰冰的机器。这样一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面对的是电脑小屏幕，学生面对的则是多媒体大屏幕，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和接触必然会减少，师生关系也将逐渐走向冷漠和疏远，良性的德育教学生态关系将难以建构起来。一旦电视、电脑操控着人脑，青少年整天面对的不是生动的面孔，而是一方没有生命的冰冷屏幕，“酷”（cool）就成为青少年争相追逐的个性标志，曾经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相互理解也逐渐被青少年所忘却。可怕的是，在电子媒介时代，沉浸在电子世界中的青少年都能感觉到他们受到人际冷漠的伤害，承受着难以言说的孤独，但他们并没有关上电视或电脑，转身融入到人群中去与他人开展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而是继续固守着那方小小的屏幕不愿意离开，在电子的世界里搜寻着更加刺激眼球的视觉图像，以令人兴奋和着魔的电子游戏来重新唤醒已经麻木的大脑，以手机短信、网络聊天等间接交往手段来弥补直接交往不足带来的缺陷。短暂的娱乐和忘却之后，留下的却是加倍的孤独，毕竟人是社会性的人，不能缺少与他人面对面的直接交往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