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形成和发展中的精神文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论文,文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7326（1999）09－0034－06
近20年来，广东理论界重视总结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丰富经验，并力求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尤其在进行精神文明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开创性研究方面，甘坐冷板凳，细水长流地坚持到今天，自有许多艰难与曲折。但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这一新兴学科创立的情况，我们觉得近20年来所付出的心力并非白费。
一、精神文明学在广东正式创立的基本要素
精神文明学在广东正式创立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三大方面。
（一）是时代背景要素。
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的正式创立，不仅与世界文明的进步休戚与共，与人类的美好追求血肉相连，而且，更具体地说，要发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秀文化传统精神，要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要培养以“四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人，她在中华民族大地上的应运而生，便是理所当然的事。
同时，广东地处岭南，长主岭南风采。自明以降，岭南风采渐成中华文化之琼浆，其广纳四海、兼收并蓄的特色，少受禁锢而开风气之先的秉性，确实得天独厚，国内鲜有。人所共知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仁人志士，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都与广东这块风水宝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岭南风采不仅是中华文化之琼浆，更是广东儿女安身立命、务实求新的映像。
再者，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毗邻港澳台，连接东南亚，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生活方式的交汇点，异质的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等在这里频频接触、碰撞、融通和整合，使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维更加活跃。尤其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近20年来，广东许多方面的实践走在了前头，曾经或正在产生巨大的借鉴和辐射作用。
综观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以及岭南风采的近代形象，岭南风采对现世居民的性格塑造以及他们对当代的精神文明实践与理论孜孜以求的举措，这就是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率先创立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二）是直接起因要素。
首先是直接起因于党中央的召唤。从“精神文明”这一概念在国内的“开始”普遍传播、研究和使用的角度看，“开始”的时间，应从叶剑英于1979年9月底代表党中央在国庆30周年讲话算起。从此， 这一概念进入千家万户，并逐渐成了各种文件和日常生活的普遍用语。此前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国内外一些学者，虽从“文明”这一概念中接触到“精神文明”的概念，但均未有过完整的界定。而近20年来，通过不断的探索，精神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积极成果和进步状态，建设和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已成为举国上下较为一致的共识。
其次是直接起因于学者们的尝试。1982年9月， 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实际上已明确地提出了“两手抓”的思想。这一思想在1986年9 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得到了系统的表述，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纲领性文件。身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广东学者和毛泽东故乡的湖南学者，试图依上述重要文件的精神和当代实践的经验，于80年代初期分别投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注：杨越、钟阳胜、范英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概论》（注：王驰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两部代表性著作，均表明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初步框架。此外，广东及全国各地学者也出版了一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论著，虽然没有明确标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用意，但都对建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尝试提供了可贵的思考，并成为新兴学科精神文明学在广东率先创立的直接起因。
再次是直接起因于钱学森的首倡。钱老于1988年9 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的一次报告中，高屋建瓴地指出：应该建立起一门研究意识社会形态的科学体系。她首先是一门宏观的、综合的、高层次的科学体系，全面考察意识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是一门意识社会学，“可以称之为‘精神文明学’”。希望大家都来“讲这门科学。”（注：引自范英主编：《精神文明学论纲·代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我们从钱老首倡精神文明学的讲话中得到的深刻启发是：从实践到理论要探索；从已知到未知要探索；从旧境界到新境界要探索；从初级到高级要探索。不敢和不善于探索，既不会有学术文化的进步，更不会有人类社会的文明，也不会有广东正式创立的精神文明学。
（三）是体系成果要素。
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三部实体形态的精神文明学著作，均是广东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是《精神文明学论纲》，由范英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11月版，64万字；第二部是《精神文明学》，由张汉青主编，红旗出版社1991年6月版，47万字； 第三部是《精神文明学概论》，由吴灿新、孙志东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20万字。 因篇幅关系，仅就《精神文明学论纲》一书试作重点论介。
从1986年初开始，历时数载而成的《精神文明学论纲》，作为钱老首倡精神文明学的第一部实体形态的著述，由26章构成。主要界定精神文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阐述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概括精神文明真善美的内部结构及其之间的关系；提出社会精神文明、群体精神文明、个体精神文明三者的区别与统一；把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法制文明、“人种”文明，此后还加了一个生态文明等，看成是人类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与精神文明构成各自的外部关联；书中强调了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消费、精神生活、精神享受等相互衔接的机制和精神生产者的突出地位与作用，以揭示商品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同时对城市农村、经济特区、企业事业、街道社区、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一国两制和家庭个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都作了较为系统的探索。全书站在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一般的方位来考察社会主义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该书出版后，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社会科学报等50多家新闻传媒均有介绍或评论，曾获得1979—1991年度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术著作奖等多项。
为了不断深化和完善刚创立起来的精神文明学的学科体系，除了前面提到的另两部精神文明学著作也先后正式出版之外，范英等主编、以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骨干集体撰著的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已先后出版了12部。该丛书围绕《精神文明学论纲》这一总纲的设计思路和现实需要，以精神文明中道德建设的基础层次即人所关心的社会公德为开篇，陆续推出了《社会公德概论》、（注：范英主编， 海天出版社，1991年9月版。）《社会公德漫话》、（注：范英主编，海天出版社，1991年9月版。）《职业道德新探》、（注：范英主编，红旗出版社，1992年3月版。）《精神文明与社会发展》、（注：范英著， 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版。）《人的素质与市场经济》、（注：范英主编， 红旗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精神文明与市场经济》、（注：范英等主编，红旗出版社，1995年9月版。 ）《这一手非硬不可——珠江三角洲精神文明建设发展战略论》、（注：范英等主编，广东高教出版社，1996年6 月版。）《反腐保廉与社会发展》、（注：范英等著，广州出版社，1996年8月版。）《周恩来的人格风范》、（注：范英等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坚持·发展·探索·创新》、（注：张汉青、蓝红、范英主编，广州出版社，1998年10月版。）《当代中华凝聚力》（注：范英、丁富华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9月版。）和《精神文明学的创立与发展》（注：范英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等，约共600万字。这些论著笔端所及， 多是我国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热点、难点或重点课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反响。与此同时，该丛书还拟定了更上一层楼、迎接新世纪的写作方案，以此进一步展示岭南部分学者特有的学风。
二、精神文明学在广东正式创立的大致观点
广东创立的精神文明学，若从《精神文明学论纲》本身来看，其观点大致可归结为七大方面。
（一）是学科原则论。
精神文明学能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起码要在学科分类的有关原则上找到理论依据。毛泽东曾经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要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注：参见《毛泽东选集》1卷本，第284页。）而且，科学研究又要依据物质运动形态的相互联系来确定。每一种学科“都是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的”，科学的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态本身之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注：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9页。）
上述观点表明，界定新兴科学的原则之一，就是要看某一现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要对“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进行研究；原则之二，凡新兴学科，既要分析“单个的运动形态”，又要分析一系列与之“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运动形态”，还要“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来进行分类。
从学科界定的原则可知，精神文明学是研究精神文明这一“特殊的矛盾性”的，同时，她还要弄清楚与她“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变”的其他矛盾的关系。一句话，精神文明学就是要研究主体精神本身及其同客体存在的相互关系。
（二）是本体层次论。
本体即本身。根据现实需要，我们界定了三个重点层次：首先是人类一般的精神文明学。她是研究人类社会主体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同客体存在交互作用的科学，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起源与演进规律；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联系的规律；人类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以及精神文明自身建设的规律等。
其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主要以社会主义社会为起点，以揭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为主题，以培养社会主义成员的精神素质为根本，因而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共性，而不是人类一般的共性。
再次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具有突出的中国特色的个性，不是一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的“写照”，也不是人类一般精神文明学的“替身”，而是处于双重个别地位的，更具体、更生动、更丰富的层次。
前述精神文明学本体的三个重点层次，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进行学科专业化建设过程中，务必严格把握其区别与联系，以免发生“位移”现象。
（三）是纵向起点论。
首先是原始的起点。根据摩尔根的历史分期法，人类社会大体可以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我们认为，蒙昧时代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原始起点。因为“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页。 ）人脑则起源于人与动物界的分离，它和动物脑子的不同之处，在于人脑有思维和认识功能，并在那时已开始产生，具有了人的意识，这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此后得以成型、生息和扩展的原始阶段。
此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从物质文明里面逐步地分离出来，因而有首次分离的起点。这个首次分离的起点，是“城乡之间的对立”，“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而城乡之间的对立则是“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56页。）有了这一分工，便有精神生产者从物质生产者中分化而来，并逐渐形成脑力劳动群体和精神文明相对独立于物质文明的可能。
其次是成型的起点。如果把人类精神文明的原始起点看成是“细胞”或“胚胎”，那么，成型的起点便是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婴儿”。这个“婴儿”的降生，我们认为是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所导致的阶级利益和阶级对抗的冲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精神文明成型于奴隶社会。从此，统治阶级中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而革命阶级的存在则是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存在的前提。他们之间的抗争，推动或延缓着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的历程。
再次是崭新的起点。原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一旦走上反动的阶段，以至于最终失去头上至高无上的皇冠，其精神文明的思想支柱便开始动摇直到倒塌，其精神文明也便从产生、发展的高度上逐步地跌落下来，而被另一新生的统治阶级所建立起来的精神文明所取代。这便是私有制下各个统治时代精神文明产生、发展和走向没落的过程。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本身，是继承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切优秀精神资料和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结果，也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的崭新阶段，同以往阶级社会精神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它以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并贯穿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个过程，代表着历史的进步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不会有没落或被别的新兴阶级的精神文明所取代的问题。以它为崭新的起点，以不断接近共产主义社会的程度为最终目标，这就是科学的结论，符合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趋势。
（四）是内部结构论。
首先是文化子系统的内部结构，包括教育、科技、卫生、体育和群众文艺等孙系统。其中的教育是其他方面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整个文化子系统则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它代表精神文明中的“真”。
其次是思想子系统的内部结构，包括理想、道德、情操、纪律和“三观”等孙系统。其中的理想是其他方面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而整个思想子系统则是精神文明的核心。它代表精神文明中的“善”。
再次是审美子系统的内部结构，包括审美对象、审美意识、审美欣赏、审美教育和审美践行等孙系统。它是以文化为基础、思想为核心交互整合而成的精神文明的最高境界，代表精神文明中的“美”。把“美”从“真”即文化和“善”即思想中分离出来，并形成相对独立的一块，既包含了流行的思想与文化这两块论，还强化了“真善美”的三合一。很显然，这是精神文明学的一个特色与新见。
除了把精神文明的内部划分为真善美三大块之外，我们还对社会、群体和个体的精神文明作了区分，并深入到社会、群体和个体的文化、思想与审美的系统结构中加以论述，从而展示了精神文明内部结构论在实践上的适应性。
（五）是外部联系论。
人类文明总体中的精神文明不仅有其内部的结构，还有与人类文明总体中其他文明发生的外部联系。人们通常把人类文明的总体看成是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构成的，这固然不错。但在实践中，“精神文明是个框，什么东西都往里装”，既不利于它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它自身以外相关领域的建设。因此有必要对人类文明的总体再加细分。按照恩格斯的论说，“过去几乎成为信条的那些区别标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页。）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对原为“两大文明”交叉而成的那些“孵卵的哺乳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页。）不妨作出新的变通。因而有我们六大文明的区分，并形成精神文明与其他五大文明的外部联系。
一是与物质文明的外部联系。人们所以能从事精神文明活动，是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为基础的，也即以人们改造客观世界取得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物质属性“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二是与政治文明的外部联系。“政治文明”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注：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案》（1844年11月）。）普列汉诺夫也曾触及过这一概念的近义。（注：普列汉诺夫：《唯物主义史论丛》。）我们认为，使用“政治文明”比使用“制度文明”更能区分和突出制度中的政治因素，并使精神文明以政治文明为导向。
三是与法制文明的外部联系。“法制文明”是大法家董必武提出的。（注：董必武：《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第154页。 ）新时期强调“依法治国”，这比“制度治国”要现实得多。它的特点就是讲究一个“法”字，精神文明要靠“法”来护航。
四是与人种文明的外部联系。“人种文明”是从马克思关于“人自身的生产”及“种的蕃衍”中变化而来的，起着精神文明的载体和化身的作用。世界一批基因学者新近已提出严重警告：人口素质出现了逆增长，（注：参见《警惕人种在退化》，《南方日报》，1996年6月22日。）我们不可充耳不闻。
五是与生态文明的外部联系。“生态文明”是从当代生态学引伸过来以弥补认识人类文明总体之缺陷的。人类和自然界存在着道德关系，“土地道德论”、“生态道德论”无不证明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紧密关联。
（六）是精神生产论。
精神文明学必须考察精神生产一系列的问题。精神生产就是包括创造社会科学、管理科学、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几大类型的精神产品的生产。
由此一要讲精神生产的生产方式，即精神生产关系和精神生产力，以及精神生产和再生产，即简单的精神生产、复杂的精神生产以及简单的精神再生产和复杂的精神再生产。
二要讲精神生产者及其确定精神产品模式的创造性、选择精神生产资料的科学性，从事精神生产过程的艰巨性和在历史上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创造具有时代精神的精神产品，为社会发展提供各种超前方案、为物质产品和财富设计蓝图的重大作用等。
三要讲精神产品的价值及无偿性、低偿性、等偿性和高偿性等转让的形式。就我国而论，在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带有共产主义萌芽或成熟的共产主义思想要求的无偿性转让形式，只能提倡双方的自觉自愿，不能强行占居主要地位；低偿性转让形式曾经成为主要的转让形式，但现在应由主导地位退居次要地位，虽然它在不同程度上还起着作用，需要加以引导，促成其向等偿性转让形式的全面转化；高偿性转让形式是对低偿性转让形式的补充和对等偿性转让形式的附加，旨在重奖那些有突出贡献的智力劳动者，不可能成为精神产品转让中的普遍形式和主要形式。但它在现阶段处有特殊地位与作用，它将同等偿性转让一起，为精神生产者所欢迎；而等偿性转让形式，则是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及其精神产品转让的主要形式并占居主要地位。这是现阶段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原则在精神产品转让中的具体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广大精神生产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有利于促进人民群众的精神消费、精神生活和精神享受，有利于社区、行业的文明建设，并逐步造就具备“高度文明的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第392页。）
（七）是创建活动论。
精神文明学不仅要在学科基本概念、范畴和规律方面进行初步界定，由此形成的雏形体系还要从实践中来，并关注实践，受实践检验，提升和修正出理论以指导实践。
一从实践中的社区角度看，主要是指城市（及企事业单位、街道）和乡村（及区、镇）等。中国从1979年以来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重点在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方面的文明村街、文明企业、文明事业、文明路段、文明镇区和文明城市等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一开始就重视了经济特区的实践与探索。
二从实践中的领域角度看，主要有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一国两制等方面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这方面，我们对一国两制精神文明建设这一超前性课题，提出一要把握存异与求同的根本规律；二要把握竞争与合作的根本原则，三要把握冲突与和谐的根本方法，四要把握文化与政治、思想、经济等交流机制的根本突破口等。
三从实践中的家庭个人角度看，强调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搞好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根本性作用；同时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不仅牵动广大社区、领域行业，千家万户，而且牵动各个个人，高度重视个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为基础的社会新人，既是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落脚点。这种个人的培养，必须朝着个人身体健康长寿、个人文化一专多能、个人思想成熟科学、个人品格朴实高尚的方向发展，使之具有全球性的现代文明综合素质，为人类多作贡献。
以上是精神文明学在广东创立过程中所阐述的主体观点。其后则以中国精神文明学大型丛书的形式，重点探讨了社会公德的初步体系、职业道德在新时期的主要内容、经济伦理的时代需求、市场素质的基本要义、反腐保廉的社会问题、人格风范的典型意蕴、雷锋精神的层次划分以及民族凝聚力的系列性论说，并以爱国主义、振兴中华为核心，以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为基本，以“民族凝聚学”和“家庭文化学”等为分支学科，以广东省精神文明学会为骨干队伍，逐步转入新世纪的精神文明学的探索之路。
鲁迅先生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我们认为，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上来认识精神文明，并促进群众性创建活动的伟大实践，是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努力尝试，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的内在要求，是学术理论在民间的自由开拓，是中华文化长河中增添的涓涓细流，是适应世界文明交往的必然走势，是现实针对性和学术理论性紧密结合的重要举措，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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