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时期俄罗斯经济走势的制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走势论文,时期论文,制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交替之际，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表现出强劲增长的势头。继1999年和2000年的恢复性增长之后，2001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又有不俗表现。许多专家学者和官员对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抱有一种乐观的看法。当然，偶尔也能听到谨慎乐观、甚至悲观的论调。到底应如何看待21世纪俄罗斯的经济前景？我们认为，要做出正确的判断，离不开对俄罗斯经济转轨总体进程和当前所处阶段及其矛盾的认知和判断。
一 俄罗斯前10年经济转轨的绩效及其深层次原因——非效率制度均衡
1.俄罗斯前10年经济转轨是不成功的
2000年是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分水岭。就经济转轨绩效而言，总体上，我们认为2000年之前的俄罗斯10年经济转轨是不成功的，尽管我们不否认俄罗斯在这10年里推行的相对激进的改革政策为普京现在的经济、政治制度整合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所谓经济转轨绩效，我们把它定义为：经济转轨进程启动以后至某一时点市场经济结构的实现程度和新制度结构的行为能力，以及制度变迁过程引起的经济变动和社会发展轨迹。就俄罗斯的情况看，首先，从1991年到2000年，俄罗斯市场经济制度的发育程度方面，尽管单项制度建设，如价格自由化和市场开放程度、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等指标都不低，但新制度的综合行为能力很差，甚至使经济在一种严重扭曲的市场环境下进行。第二，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的整个90年代，一直受经济危机困扰，经济总量大幅度减少。
发动以制度变迁为核心的经济转轨，无疑是希望并预期在新制度条件下能够实现原有制度无法提供的潜在的经济效率。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实践结果与方案设计者的预期大相径庭，这引起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广泛谈论。俄罗斯制度变迁为什么会严重偏离预期的效率目标？我们认为，深层次原因是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了制度变迁的非效率均衡状态。
2.俄罗斯经济转轨中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及其演化
非效率制度均衡是我们对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变迁状况的一种判断。解释制度变迁动力和过程的比较有代表性的理论模型是由诺思等经济学家建立的。诺思等人把制度变迁视为一种制度均衡—非均衡—均衡的过程。所谓制度均衡指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1)已经获取了各种要素资源所能产生的所有潜在收入的全部增量；或者，(2)潜在利润仍然存在，但改变现有制度安排的成本超过潜在利润；或者，(3)如果不对制度环境作某些改变，就不可能实现收入的重新分配，那么，现存的制度结构就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即制度均衡）。制度均衡实际上就是现存的制度结构处于“帕累托最佳状态”之中。在这一状态中，“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人或任何团体带来额外收入。”
制度均衡表明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处于一种改变现存制度安排不能带来任何额外收入的一种状态，但它只是表明了改变现存制度结构是得不偿失的，却不能表明现存的制度结构是最有效率的，或者说是能带来最佳资源配置效率的。从上面所列举的构成制度均衡的三种状况中可以看出，制度均衡实际上分为两种情况：可以实现潜在收入的有效率的制度均衡，和不能实现潜在收入的非效率的制度均衡。
非效率制度均衡指的是，这种制度结构是非效率的，但改变它的成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对其进行制度创新变得不经济，从而使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均衡制度结构状态得以维持。非效率制度均衡表明现有的制度结构或制度安排阻碍了经济人利用潜在的获利机会。它指出了对现有制度进行创新的必要性，但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创新的阻力或者说是成本太大，从而使制度创新变得不可能。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变迁的机理和特点是不相同的，从而对效率制度均衡和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影响也是不相同的。诺思在他与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和美国经济增长》一书中，对“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曾有明确界定。他们指出，制度首先指“制度环境”，即“一系列用来确定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政治制度和法律规则”，其次是指制度安排，即“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前者相对稳定，可作为制度创新模型的外生变量，制度创新则主要指制度安排的变化。
尽管经济转轨的启动是出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但其实际发展的轨迹却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因素：社会对经济效率的追求，公共选择力量为利益分配进行的博弈活动。也就是说，经济转轨如何启动和发展，不仅是经济制度优化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博弈过程。
俄罗斯以“休克疗法”方式启动经济转轨，是公共选择力量角逐的结果。关于“休克疗法”的实施对俄罗斯经济的破坏作用，已有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俄罗斯经济转轨开始后形成的非效率的制度结构会在俄罗斯较长时期持续存在？而又为什么得不到及时的调整？
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结构之所以可能长期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就对经济主体的福利影响而言，制度变迁的财富分配效应在次序上优先于其财富增长效应。制度变迁导致的相对财富分配结构的改变会损害在现有制度结构下处于相对有利的财富分配地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他们会利用手中的财富优势阻止制度变迁的发生。在转轨初期获利的集团会利用已经取得的财富优势，维持一种对他们有利但却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制度结构，从而使经济转轨长时间纠结于分利斗争中，导致一种制度结构偏离社会公众利益目标的非效率状态。就俄罗斯而言，它的新旧制度交替的财富效应，首先体现为对社会经济主体的直接的财富分配效应，然后才是财富增长效应。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为经济活动界定一个相对稳定的清晰的产权结构和经济活动的行为边界。因此，制度转轨必然会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它必然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使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在“新制度”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的条件下首先实现个人财富的急剧膨胀。此后，他们又利用手中的财富优势，成为政治舞台上最具表达能力的公共选择力量。这些在现有制度结构下处于相对有利的财富分配地位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看到因为制度结构的进一步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相对财富地位，他们会利用手中的财富优势阻止制度变迁的发生。从而制度交易这种表面上的经济问题最终需要在政治市场上解决。也就是说，由于制度变迁的财富分配效应，制度变迁过程实际上演变为一个公共选择过程。政治市场的最大特征是其不完全竞争性。非效率制度均衡意味着制度变迁的阻力太大。非效率制度均衡的长期存在是社会公共选择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
在不需要推动社会财富增长就能攫取更多个人财富的情况下，特殊利益集团热衷于财富的再分配和维持一种对他们有利的财富分配制度结构。在对财富的瓜分完毕之后，当社会经济和福利状况恶化将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又会强烈地要求改变经济转轨战略，使“新制度”早日发挥财富增长效应，通过提高社会经济效率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从1992年年底主张稳健和渐进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政府总理开始，到1998年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普里马科夫政府，时断时续地进行着旨在提高制度财富增长效应的经济转轨战略调整。其主要内容：一是经济转轨的目标模式由自由市场经济转向社会市场经济或有调节的市场经济；二是经济转轨方式由激进向渐进转变。由于主要公共选择力量目标的差异和其他种种阻力，俄罗斯经济转轨战略的调整极其困难。但随着公共选择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各公共选择力量目标的变化，经过反复角逐，战略调整在实践中逐渐有所进展。
按照诺思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来分析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战略调整，可以说，经济转轨战略的调整主要是改变俄罗斯市场化改革的制度环境，即重新加强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控制和依法管理，为市场化的制度安排逐渐进入正常运行创造条件。以在战略调整方面较有建树的切尔诺梅尔金时期和普里马科夫时期为例，在1996年，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调整措施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提出用权力和秩序对付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混乱；保护民族工业发展；使经济政策面向社会领域，制止居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继续下降；对私有化政策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把以分散国家财产、改变所有制关系为宗旨的私有化改革，转变为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为宗旨的私有化改革。具体措施是停止大规模私有化，推动现金私有化进程；同时加强国家对尚未私有化的大型国有企业的控制，合理管理国有资产。
1998年，在普里马科夫出任总理期间，调整措施中渗透了积极改变制度环境，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目标模式的明确取向：第一，普里马科夫政府继续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并采取措施促进财政和金融体系的制度化和健康化，创建国家干预经济的载体。第二，在私有化问题上，普里马科夫批评俄罗斯前政府的私有化政策追求政治目标，却不以经济效率为目的，造成了俄罗斯企业推迟重组和效率低下的严重问题。普里马科夫表示私有化仍将继续进行下去，但要着眼于生产效率的提高，混合所有制是符合俄罗斯经济发展需要的可行选择。为此，已经私有化的企业将不重新国有化，但停止成批低价出售国有企业，要出售的主要是经济效益差的小企业；原定在1999年实行非国有化的66家企业减为7家，国有企业主要通过股份化改进资产结构和经营来吸引投资者；战略性企业维持国有制或由国家控股。第三，在社会保障方面，普里马科夫坚持国家的主导作用。除了使社会保障制度化和尽快补发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以外，还采取措施扶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降低这些商品的进口关税；对自然垄断和地方垄断部门生产的产品实行严格的反垄断调节等措施来促进居民社会福利的增长。
在1992年年初“休克疗法”正式实施并造成严重后果以后，俄罗斯历届政府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转轨战略调整。但是，由于各种公共选择力量的制约，调整一直难以到位，因此不能达到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目的，造成俄罗斯经济转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非效率制度均衡”的陷阱内。
但是，这些在转轨目标模式、转轨方式及其相关的政策组合方面的调整，对非效率制度均衡产生着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是，一方面，通过改变制度环境，使市场化的经济制度安排逐渐在俄罗斯的制度环境中得以正常运行；另一方面，调整经济制度安排本身，使它们具有必要的渐进性，以适应俄罗斯的制度环境。上述两个方面的变化使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开始出现某些不稳定性，为它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转向效率制度均衡逐步准备条件。
二 突破非效率制度均衡的条件及普京解脱俄罗斯非效率制度均衡困境的可能性
理论上，理性的经济人必然会抛弃那些没有效率的制度，去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同样的，一个理性的社会群体也必然会抛弃那种没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去选择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结构。在宪法秩序已经改变，制度环境为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提供了广泛的方案“选择集”的情况下，非效率的制度结构均衡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这种非效率制度结构的相对均衡会不断被打破，从而制度结构会不断演化，直至实现经济转轨对制度结构的效率追求。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探讨制度结构从非效率均衡向效率均衡转化的一般条件，以及俄罗斯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可能性。
1.制度结构从非效率均衡向效率均衡转化的一般条件
那么，如何突破制度结构的非效率均衡状态？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结构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变迁对经济主体产生的财富分配效应在次序上优先于其财富增长效应。在转轨初期获利的集团会利用已经取得的财富优势，维持一种对他们有利但却损害社会利益的制度结构，从而使经济转轨长时间纠结于分利斗争中，导致一种制度结构偏离社会利益目标的非效率状态。但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制度变迁既然已经展开，制度环境就已经为制度的继续演变提供了足够的空间。非效率的制度结构由于违背了社会利益，它就是一种不稳定的相对均衡状态，社会追求最大化利益的动机会推动它继续演变，直至实现经济转轨对制度结构的效率要求，实现效率制度均衡。
但是，从非效率制度结构向效率制度结构的演化不是自动实现的。由于在经济转轨这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效率制度结构的存在和维系主要源于特殊公共选择力量偏离社会利益函数的自利行为，因此，把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行为纳入社会共同利益的轨道，是非效率制度结构向效率制度结构演进的关键。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考虑。一是社会需要一个独立于利益集团影响之外的可以制约利益集团行为的权威组织，比如一个独立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选的，它的存在和它的根本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选民的支持。它不受利益集团的左右和制约，拥有足够的独立行政能力来维护选民利益。二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成长出来其他的足以同特殊利益集团抗衡的竞争性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性行为可以防止个别利益集团垄断社会政治、经济资源，进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的发生。
更进一步的条件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稳定而且具有行政能力的政府和制约个别利益集团的损害社会利益的行为的发生，需要：
第一，社会达成政治一致性。这需要两方面的条件：形成使社会达成政治一致性的意识形态解释机制和推动社会政治一致性得以实现的政治力量。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拥有能保护社会政治一致性的由信仰、文化、宗教、道德、习俗等构成的社会行为解释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广义上的目标一致的社会利益共同体。在一个分裂的、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中，建立一个稳定独立而又强大的政府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一次权力更迭，比如一次选举，是实现制度结构从非效率均衡向效率均衡演化的基本条件。经济转型时期，制度结构被固化在非效率均衡状态，其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落入了权力争夺的陷阱，并因此被利益集团所左右。因此，一次权力更迭或宪法秩序的改变，对于制度结构从非效率均衡向效率均衡转化是必需的。比如一次选举，可能促使政府从被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所包围的长期混乱之中解脱出来。在摆脱利益集团的包围之前，没有理由相信，建设性的政府政策会得到贯彻执行。相反，一次选举却可以澄清中央的权力结构，并会产生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也许会具有清晰的洞察力，并拥有发起和执行政策的合法基础。
第三，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和形成能够反映公众意志的公共选择机制，是经济转型时期制度变迁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均衡的重要条件。这里的公共选择力量包括新的可以与左右经济转轨进程的特殊利益集团相抗衡的利益集团，以及对公众利益抱有共识的社会大众力量。但是，只有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种制度化的能够反映公众意志的公共选择机制，从而把各种力量的角逐纳入建设性的轨道。在转轨初期，之所以造成“社会失序”和非效率制度结构的局面，并不是因为没有公共选择力量或曰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而是因为，与经济转轨相伴生的政治转轨往往在破坏了旧的公共选择制度和机制以后，还来不及建立新的更能反映公共意志的公共选择制度和形成新的公共选择机制，从而导致公共选择力量的角逐带有破坏性。尤其是，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理论、思想和舆论准备不足，在缺乏社会政治一致性的情况下，公共选择制度和选择机制的缺失往往使公共选择力量的角逐带有社会动荡的性质。从而，社会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破坏性的对抗和仇恨往往会扭曲经济转轨原本的效率目的，造成经济转轨偏离既定方向的不良后果。
第四，宏观经济稳定、经济竞争性和产权交易市场的发展是经济转型从非效率制度结构演变向效率制度均衡发展的另外两个重要条件。上述三大条件，即社会的政治一致性、产生一个独立稳定的政府和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与公共选择机制的成熟，提供了促进制度结构向更高效率转变的政治性条件。但制度交易和制度替代作为一种经济过程，它的完成还是在经济领域中进行的。对制度交易和制度替代而言，显而易见的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基本的外部条件。只有在稳定的宏观经济条件下，包括产权交易在内的资源的流动才可能更多地追求效率目标而不是从事投机活动。
另外，经济竞争性、产权交易市场的发育和成熟对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效率化发展也是必需的。因为整个制度结构的效率要依赖于微观的制度安排的效率。制度安排是否可以满足经济过程对效率的追求，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经济的竞争性和产权的流动性。具有高度竞争性的经济会淘汰那些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产权的流动性会帮助这一淘汰过程提高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
以上理论分析，可以简单地表述如下：根据诺思关于制度均衡定义，改变制度环境，从而改变财富分配结构，是走出俄罗斯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必要条件，而经济竞争性的加强和社会经济绩效的提高则是摆脱“非效率制度均衡”局面的充分条件，因为它们能为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进一步改善提供更为宽松的空间。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俄罗斯从“非效率制度均衡”局面解脱的可能性。
2.普京时期俄罗斯摆脱经济转轨“非效率制度均衡”局面的可能性
我们认为，俄罗斯经济转轨陷于效率困境长达10年，其重要原因就在于，错误的政策选择使俄罗斯陷入严重的转轨性经济危机之中，而俄罗斯特殊的公共选择过程使转轨初期形成的非效率制度结构被锁定，使经济转轨陷入了宏观经济制度和微观经济制度的双重非效率均衡之中，致使转轨性经济危机被非效率制度均衡固化。
根据我们对制度结构演变从非效率均衡向效率均衡转化的一般条件的分析，结合俄罗斯近两年来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政府政策变化，我们认为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存在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演化轨迹的可能性。
第一，从政府角度看，2000年3月的俄罗斯总统选举实际提供了澄清中央权力结构的契机，依照宪法规定程序完成的国家领导人的更迭为各派力量所接受。普京把建立强大的国家权力作为其国内三大支柱政策之一，并在执政以后对左右政府政策的利益集团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这都表明俄罗斯政府引导俄罗斯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状态的决心。这是推动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困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普京出任总统以后，在加强国家权力体系，增强政府的行为能力和独立稳定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比如，税收能力得到加强，法律秩序得到整顿，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等，都加强了国家政权体系，为执行独立的符合社会利益的政策措施奠定了基础。
另外，普京时期实现了权力执行机关和立法机关的良好合作，社会主要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和争斗逐渐弱化。它们不得不照顾社会大众期望国家强盛、社会发展和生活富裕的心理，在国家根本利益的大目标下达成一致。
同时，普京倡导的以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和俄罗斯传统的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社会团结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被社会接受，逐渐为俄罗斯社会的共同发展提供了团结社会大众的意识形态解释机制。
第二，从社会公共选择力量的成长角度看，俄罗斯经济转轨期间，长期的经济危机使民众的社会生活福利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积累了要求改变现政策的强烈要求。普京政府的政策措施必须反映民意，推动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结构。俄罗斯经济转轨和制度调整的进程被特殊利益集团左右和影响，是造成制度结构演化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根本原因。这种政府政策被寡头左右、长期偏离社会效率目标的状况已经严重危及到政府存在的社会合法性。为了寻求社会大众对政府的支持，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寡头，实现政府独立。普京执政以后，对寡头干预政治、操纵政府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严厉打击了垄断寡头势力。这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朝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又一有利因素。
以上这些制度环境的改善，为市场经济机制的正常有效运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都有利于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困境。
三 俄罗斯经济增长的转机与未来经济前景
1.经济回升促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社会经济绩效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在引导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的问题上，普京仍面临许多难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寡头与国家权力体系的关系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普京无法对寡头们穷追到底。然而，宏观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和微观经济活力的逐步提高已经预示着俄罗斯经济转轨时期的经济制度结构已经向效率均衡方向演化，同时也为制度结构的进一步改善的优化创造了条件。
1999年下半年以来，俄罗斯经济逐步从199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复苏过来，并从2000年开始迅速回升。这种速度较快的经济恢复性增长，标志着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长期转轨危机之后，正在出现某种转机（参见第17页表1）。
在1991年到1998年期间，由于经济转轨引起的制度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俄罗斯经济几乎直线下滑（仅1997年有小幅回升）。俄罗斯经济实力大幅度削弱，经济总量缩小了50%左右。由于经济制度不能保证经济主体在投资方面的稳定收益预期，这期间，俄罗斯投资下降的幅度更大，1998年的投资规模仅相当于1990年的20%。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动荡不定，也由于制度变迁的利益再分配效应大于财富创造效应，大量的资金流向资本投机市场和权力投机市场，使社会经济增长的物质部门遭受沉重打击。
1999年和2000年的经济增长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俄罗斯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困境和实现长期增长的转机，关键不是因为其增长速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是牵动经济回升的深层次原因向我们提示了一种制度结构优化的良性趋势。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年以来的经济恢复是在遏制了投资崩溃性下降的基础上实现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超前增长正成为带动俄罗斯经济恢复和增长的重要因素。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具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的是，首先它为经济恢复和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表明俄罗斯已经摆脱了转轨国家中常见的“法律和秩序缺乏综合症”（注：法律和秩序缺乏综合症，指一个社会缺乏对合法产权有效保护，缺乏可靠的市场契约环境的状态。腐败，犯罪，以及几乎不能给追索权带来什么前途的布局预见性的司法体系，既是这种状态的原因，也是这种状态的具体表现。症结在于政府不能为市场建立并实施适宜的规则和制度框架。后果是增加了市场运行成本，影响单个市场主体经营的合理预期，妨碍了广泛的生产性努力，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也反映了一些转轨国家摈弃中央计划模式后独特的机构真空。——援引自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表明制度结构已经可以提供正常的经济激励，能够为经济主体的生产性投资提供稳定的收益预期（注：当然，这种稳定的收益预期与宏观经济形势保持稳定也是分不开的。只不过，如果制度层面出了问题，宏观经济稳定也是无法实现的，所以，宏观经济稳定也是良好的制度结构产生的一个结果。）。俄罗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长说明，原来优先流向投机领域的资金开始大规模地向生产性领域回流。如果进一步探究这两年快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可以更好地证明我们的上述推断。
资料显示（参见第17页表2），企业自有资金是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它占1999年总投资的72%，预算拨款占4.7%，其他来源占23.3%。而且，在企业用于投资的自有资金中，企业利润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正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企业亏损压力有所减轻。1999年全俄经济部门的利润总额比1998年增加一倍。这不仅使企业能够比较及时地结算和履行支付义务，并且开始有能力进行投资。
俄罗斯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趋势和投资中企业自有资金增加，特别是企业把越来越多的利润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反映出俄罗斯经济主体在新的制度环境下，正在改变自身的经济行为方式，开始把对投机领域的资金投入转向实际经济部门。这将有利于形成经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社会经济绩效之间的良性互动。
2.俄罗斯的未来经济前景
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和2000年较快的增长，一方面，具有1998年严重经济危机之后反弹性增长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是在卢布汇率下跌、石油价格上涨等一系列短期因素的影响下促成的。2000年的俄罗斯，普京与寡头们之间的斗争、国家权力体系的重新塑造、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许多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因此，经济增长揭示的制度结构优化含义并不十分明显。这就使许多研究俄罗斯的学者专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前景仍持一种谨慎乐观的看法。但2001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形势持续走低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经济的优异表现足可以使大家对其未来发展持一种更加乐观的态度。
据俄罗斯官方在2001年8月份公布的材料，2001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4%，工业生产增长5.5%，居民收入增长4.5%。前7个月的通货膨胀率为13.2%，而其中的38%是因为俄罗斯中央或各地区有偿服务的价格上涨造成的，货币因素占40%（注：援引自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戈尔曼·格列夫的讲话。参见《远东经贸导报》2001年8月13日）。又据俄联邦财政部的消息，2001年1～7月份，俄联邦预算收入8451亿卢布，支出7532亿卢布，盈余919亿卢布（注：援引自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戈尔曼·格列夫的讲话。参见《远东经贸导报》2001年8月13日）。俄罗斯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在最近两三个月里一直在29.10:1和29.30:1之间浮动，是世界最稳定的货币之一。
2001年上半年俄罗斯经济的增长，是在世界石油市场价格下跌、俄罗斯还债压力增大和世界经济不十分景气的情况下取得的。这说明俄罗斯已经初步走出了经济转轨造成的非效率制度均衡困境，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已经得到初步优化，市场经济机制已经开始发挥积极作用。2001年8月俄罗斯财政部提出的下年度财政预算草案，把2002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设定为4.3%。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由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逐步优化，俄罗斯经济仍将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