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的缘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缘起论文,北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以地区名称命名的新学科，例如敦煌学、徽州学、稷下学、东方学、藏学、南沙学以及本文讨论的北京学。这些学科虽然都属于“因地名学”，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它们的由来却是迥然不同的。
敦煌学和徽州学的建立首先是由于发现了古代遗存的大量文物史料，为研究和利用这些史料而形成了新的学科。正如王国维所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注：阿风：《说徽州 谈徽学》。《北京日报》，1999年4月7日。）敦煌学开始于对敦煌遗书的整理与研究。徽州学则是伴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与利用而产生的。而稷下学的来源则并非在稷下学宫有什么新的大量的历史发现，它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对2000多年前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历时约一个半世纪的思想自由与百家争鸣现象，由于这一局面的形成是春秋时齐国300年养士的结果， 争鸣的场所在齐国的稷下学宫，因而被今人命名为稷下学。东方学则是欧洲人研究所有与东方（近东、中东、远东）有关问题的学科，它几乎涉及所有的领域；从文献的编译到钱币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和文化学研究，包括了从古至今任何已知的亚洲文明和北非文明。
不论哪一门学科的产生，必有其应用价值，否则即使有再多的资料，也不会有人去研究的，也形成不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的产生是由于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打开和千佛洞遗迹被再发现，各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而形成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者对它进行研究？因为“学者们发现敦煌不仅对中国史的研究，而且对世界文化史的研究都起到或将要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许多历史上的重大疑难问题可以在敦煌学研究中获得新的启示。”（注：林家平等：《中国敦煌学史》（绪论）。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1页。 ）至于东方学的产生也完全是出于实用目的，欧洲人研究东方学是因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正因为如此，东方学的研究范围极其广泛，甚至“太含混、太笼统”而且“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若：《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3、4页。）
一门学科的形成，除了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外，还必须是已有相当丰富的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例如欧洲人对东方的研究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决定在欧洲几所著名大学中开设数种东方语言系列教席而开始的。对稷下学的研究也可以追溯到1930年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甚至更早，例如梁启超在对中、西古代思想文化进行系统研究时就已有“稷下派”的提法。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于1930年提出的，但是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则是从发现它们时就开始了。
综上所述，一门新学科的诞生应当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即1 ）有特定的不同于其它学科的研究对象，而且这一特定的对象必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2）研究的成果应能直接或间接为社会服务， 即适应社会所需而开展研究，这也是建立一门学科的必要性；3 ）必须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相关成果。自古以来，从未见过先确定一门新学科的名称，之后再开始研究的。
北京学是否也具备了这三个条件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分析一下北京学的研究对象，即北京这座城市的特殊性，这是建立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前提。毛泽东曾说过：“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为，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对象。”（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84页。）北京这座历史名城有哪些特殊的现象呢？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北京的地理环境是特殊的。北京地处古代中国平原农业和草原牧业的交汇地，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几次大规模拉锯式的冲突，使得北京的文化特点是开放型的。无论从语言、生活习惯、娱乐方式、建筑风格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多民族交融的印迹。加上连年战争，使得本地区人口数量有几次大幅度减少，而不得不从其它地区大量地移民，这就更增加了北京地区的文化的多样性。因此北京这个地区似乎有着比国内任何地区都宽大的包容性，北京的这些特点是与地理环境有直接联系的。
北京的人文环境也很独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审视北京可以发现，今天的北京人并非土生土长。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这主要是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以及民族战争造成的。例如：明代万历时“京兆之民，十得一二；营卫之兵，十得四五；四方之民，十得六七。就四方之民中，会稽之民，十得四五。”（注：于慎行：《毂山笔麈》（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9～130页。）说明了江南人口的大量北迁。北京的地方官员就更是来自全国各地了。例如明代的顺天府尹，共100多人，而来自顺天的仅一人， 即使是附近的直隶也仅14人，其余都来自各地。尤以浙江、江西、山西、陕西、山东、湖广、福建等地为多。这些来自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居民带来了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可是经过数百年的融合，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人文环境，即俗话所说的京味。研究它的形成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很有必要，因为北京的人文环境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然具有一般首都的特点，但是比较中外各国的首都却发现，中国的首都是非常特殊的。世界各国的首都，绝大多数是极少迁移的，甚至是始终如一。而中国在数千年历史中，做过国都（首都、陪都）的城市居然有300多个。 如果除开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国都，在几个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朝代里，国都也是一变再变。迁都的总趋势是由西向东和自北向南。然而在最近的几个朝代，从元代开始都将国都建在了位于北方的北京。这期间除民国时期外，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历时九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建都时间最长的。这自然与北京的特殊地位有关，而这也正是北京这座城市的特殊所在。
考查世界各国的首都， 多数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 正如Capital一词的词意除了做首都讲外，还可译成资本。这是很自然的， 因为一般而论首都总是先成为资本金融中心、经济中心、生产中心的。而中国的首都却不同，主要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以至于今天中央对北京的城市功能也从未提到经济中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北京作为京师之地，它的经济是繁荣的，但也是畸形的，主要是以满足统治者的生活需要而兴起的手工业，从事有关国计民生的生产者极少，一些生活物资主要从外省市运来。例如明、清两代的漕运就是为了满足京师之需。因此，北京是一座典型的消费城市。为什么一座消费城市居然能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内作为首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北京的经济究竟应该怎样发展，这些都是北京这座特殊城市所特有的问题。
北京的特殊性还有许多，本文不一一列举。以上的分析已经可以看到，北京这座城市确有其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是说，北京学作为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出现时，是有其特定的研究内容的。
其次，为建立一门新学科所需的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于北京学来说也是具备的。目前对北京进行研究的专门机构非常多，如政治、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教育、考古、民俗、建筑等各方面都有大批学者在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研究成果。除这些专门机构外，还有大量的学术团体，从各个角度研究北京，研究者的队伍已不限于北京人，甚至有不少外国学者也为北京的魅力所吸引而钟情于对北京的研究。这些成果便是北京学学科建立的基础，也是进一步研究的起点。
第三，我们分析建立北京学和开展北京学研究的必要性。北京正面临着21世纪的挑战，要建设好北京是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的。这除了世界各大都市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共同问题之外，还有北京所特有的问题，为了建设好北京，首先应当通过对北京特色的分析找出这座城市发展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其发展的机理。因为只有掌握了规律才能更好地利用它，从而为北京市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当前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很多的。例如：古都风貌与现代化建设，北京的经济发展战略，青少年素质教育，外来人口等，不一一例举。解决这些对北京今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问题，在今天更显得紧迫。同时由于市政府的重视吸引了大批学者投入其中，进行艰苦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北京学应运而生了。因此，北京学的研究是有非常现实的意义的。正因为如此，从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成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是向着这样的目标努力的。
至于什么是北京学的问题，已有一些专家发表过见解。我们认为，北京学是研究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地理区域的特殊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和北京与国内外大城市的关系的学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北京地区的特色实在是非常的突出，而且研究这些特殊的规律和北京在中国及世界的位置和作用，对这一地区的发展也是有实用价值的，更何况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相关的研究成果。尽管已有的成果中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了北京不同于其它地区的特有的内涵。但我们还应当进一步去综合、分析、比较，之后找到其发展机理，这便是我们的任务。
关于“北京学”的学科定义、内涵、研究方法，受到了各方面专家的关注，本文即是在听取了许多专家的见解并进行多次研讨后完成的。相信今后会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共同为北京的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