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民办高校的组织管理特征——以陕西民办高等教育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陕西论文,为例论文,化与论文,民办高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3)04-0068-07
一、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发展阶段及其对民办高校发展方式的影响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产物，我国民办高等教育市场化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0年代初到1992年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一些民办院校利用市场机制求得发展，如租赁校舍，聘任兼职教师，面向全国各地招生等。这个阶段的办学者大多是一些退休的老教授，办的是一些自学考试班或者是培训班，规模较小，没有自有校园，多依赖租赁校舍，满足于企事业单位职称评定及社会上对自考辅导的需要。从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到1998年是第二阶段。在“南巡讲话”的推动下，中国的市场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普通民办高校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办学主体开始多元化，更多资金和人才涌入了民办高等教育领域。1990年代中期前后开始出现了拥有自有校园和图书馆的民办院校，办学者开始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学校的发展，办学行为逐步规范。第三阶段开始于1998年，特别是1999年政府明确了公办院校扩招政策，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开始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发展，大大刺激了中国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这种需求远远超过了由政府财力支持的公办院校对教育机会的供给，为市场渠道解决需求问题，为民办院校通过资本市场求得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作为全国民办高教界领头羊的陕西民办高校正是在这一阶段获得了极大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体现为民办高校必须从市场而不是从政府那里获得发展的资源，如办学初始资金、办学经费、场地、生源和师资等。在市场化的不同阶段，民办高校在吸纳市场资源求得发展的方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小规模办学，重视教学质量，试图利用办学节余逐步改善办学条件，走滚动式发展的道路；另一种方式则倾向于资本运作，从银行或企业获得大量贷款或闲置资产，重视校园及硬件设施建设，走硬件先行、规模扩张的跨越式发展道路。从陕西的情况来看，在市场化第一阶段创办的民办高校普遍采取了第一种发展方式，而在第二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创办和发展起来的学校，如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等基本上采取了后一种方式。在竞争压力下，这种方式普遍为陕西高教界所接受，第一阶段兴办的民办高校最终也走上了后一种发展道路。[1]
后一发展方式的采用使民办高校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公办院校在发展方式上对民办院校的影响，这种主导发展方式的出现也标志着民办普通高校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因为这种发展方式对学校的创办人来讲，其风险远远大于前者，对创办者素质的要求更高，同时，这种方式也对民办高校的组织结构、民办高校的管理和运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对民办高校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及管理的影响
1.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对民办高校核心领导人素质的要求及对民办高校领导体制的影响
(1)民办高校的发展途径与创办者的素质。普通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并不是没有争论，但从陕西民办高校的发展来看，大多数最终还是采取了规模扩张和资本运作的方式。滚动式和跨越式这两种发展方式反映了民办高校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也反映了不同阶段对创办人和领导人素质的不同要求。持质量先行观点的实践者多是早期办学者，他们主要是一些退休的老教授，没有资本运作的能力，也害怕承担资本运作的风险。因此，他们期望通过办学节余逐步实现资本积累，不断地滚动发展，以不欠内债，也不欠外债，特别是不欠银行的债款为荣。这些学校的校舍多是租赁的，比起后起的学校来说，校园环境远不如后者，最终在激烈的竞争中导致生源流失，招生困难，在发展中落伍，逐渐被淘汰。陕西的秦英自修大学、乡镇企业大学在1990年代以前是与西安翻译学院齐名的，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也一直保持着相当好的发展势头。但是这些学校的领导班子严重老化，学校领导不敢承担大规模贷款的风险以扩大校园面积和招生规模，结果坐失良机。在1990年代后期，这两所学校在严峻的竞争形势下被迫走上规模发展的道路，与企业进行合作时，又因为办学者没有融资的经验和能力，不能正确地选择合作方，或被欺骗，或被拖垮，学校只好停办或处于暂时维持状态，教训相当深刻。[2]陕西后起的走硬件先行、规模先行道路的民办高校，如西安外事学院、西安欧亚学院、西京大学、思源学院、西安高新科技学院等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创办者都有办企业的经历，或者办学前曾经经营过企业，或者在办学的同时还经营着企业，这些创办者对市场的运作、资本的运作比较熟悉。
从民办高校在新的发展阶段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民办高校要想真正发展起来，其创办者要具备两种基本素质，即既要懂得教育，能够进行教育管理，又要懂得市场，懂得资本运作，没有这两种素质，学校就很难发展起来。即便是认识到先硬件、先规模发展的势在必行，或者是有条件这样做的学校，如果创办者没有市场运作能力，学校也很难生存下去。西安东方亚太学院是从1999年起步的，也认识到先上硬件、扩大招生规模的重要性，但是因为创办者是学者出身，驾驭市场的能力不足，结果导致招生失败，最后只好与公办院校合作，成为公办学院的二级学院才绝处逢生。在西京大学发展史上，也是因为老一代创办人员谁也不愿意担当学校法人代表，承担大规模贷款的风险，而发生控制权争夺事件，最终使民营企业家出身的现任校长掌握了大权，学校才获得了大发展。[3]在民办高校发展的初期，懂市场、懂经营甚至要比懂教育更重要。有的学校无法做到举办人与管理人合一，就聘请教育家办学，如湖南涉外经济职业学院聘请湖南师范大学的老校长张楚廷教授出任校长，由企业家（董事长）和教育家（校长）组成学校的领导团队。因此，民办高校创办者的素质要求与公办院校的不同，是由民办高校面对的环境，特别是其生存和发展所需要资源的主要来源渠道不同所造成的。
(2)民办高校的领导体制、权力架构与产权结构。民办高校在设立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会要求学校成立董事会（或理事会）作为学校的决策机构。随着学校的发展，主管部门也会要求民办高校设立党的机构，如党委或党支部。这样，民办高校在权力分配上存在着4个基本单位：董事长、校长、董事会和党委。
一般情况下，民办高校在发展规模较大，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之后，出于向旧体制靠拢以便有所归依，更好地获得体制上的合法性的考虑，会主动向党的机关提出成立校党委的请求。但民办高校的党委并不像公办院校那样处于决策和领导地位，尽管在组织结构图中，党委机构处于重要位置，事实上其权限是受限制的。多数民办高校更愿意自己决定党委人员的组成，而不希望由上级党委任命。随着民办高校的发展，一些省的主管机构希望向民办高校派驻党的联络员，这被民办院校看作是加强监督的举动，因此产生了抵触情绪。作为双方协商的结果，联络员更多是由民办高校推荐，由与该校关系密切的人员担任。
相关的法规和民办学校的规章强调，民办学校的董事会是民办学校的决策机构。董事会一般由出资人、主要创始人员（其中有的创始人员并不一定是出资人）和社会名人等构成。但在现实中，董事会能否发挥作用，能发挥多大作用，是由董事会的组成状况、董事间的关系以及董事会与学校，更确切地说是与学校创始人的关系决定的。在由私人或家族出资创办的高校中，私人或家族成员在董事会中具有重要地位，董事会中其他董事的头衔多是荣誉性的，扮演的是顾问角色，董事会基本上成了应付法律规定的制度化形式，在学校的运作中并不起重要作用。在由一个或几个公民共同出资创立（虽然每人出资有多有少）的民办普通高校中，董事会有相当大的权力。只有当学校是由不同的投资方，特别是包括了一些法人时，董事会才真正具有决策权，才可能成为划分各投资方权益和对学校重大投资进行决策的机构。
在陕西的民办高校中这几种形式的董事会都存在，但较普遍的形式是出资方为自然人，在董事会中存在着出资份额远远超过其他董事的大股东，一般由该大股东，也就是主要出资人担任董事长，董事长是学校的权力核心，董事会甚至仅仅成为合法化其意志或行为的工具。一些高校的章程对终身董事和董事长的一票否决制有明确的规定。
学校的第四个权力分配单位是校长。陕西省要求民办学校的校长必须兼任法人代表，法人代表按照常规是由董事长担任，这样形成了主要出资人将董事长、法人代表和校长等职务集于一身的情况。制度上的这种设计为一些民办高校形成权力的绝对集中、个人的独裁和家长制管理创造了条件。在其他省的民办惯校中也能普遍地看到集董事长、校长和学校法人代表于一人的情况。
民办高校的这种领导体制和权力分配架构是同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直接相关的，更确切地说是由学校的出资结构造成的。尽管多数民办高校主要是靠学费及银行贷款发展起来的，但是在学校创办时，出资人的资金对学校的存在与发展有重要作用。对于由一个主要的自然人出资举办的高校，社会和学校教职员工在观念上总认为像民营企业一样，学校是私人的。一些学校的创办人也常常会自觉或不自学地把学校看作是私人的，学校其他领导或管理人员只不过是聘请来的雇员，其地位和待遇是主要出资人给予的。无论是员工，或者是主要出资人的这种认识显然都是同法律的规定不相符合的，但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产生的双方相互遵守的一些非正式规则或约定在支撑着民办高校的这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当然，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促成了这种领导体制和权力分配架构的形成。
(3)学校面对的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与核心领导人的人格魅力、社会资源网络的形成。在规模较大的普通民办高校中可以发展，处于权力核心的主要出资人，也就是学校的核心领导对学校事务的管理，常常并不完全是按照行政职务赋予他的权力或者是他所出的办学资金赋予他的权力行事，他本常常具有很高的权威。创办者用他的理念、他的性格塑造者学校，使学校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痕，他的名字与学校紧紧地融在一起。这种情况的出现，与核心领导人的智慧和能力在民办教育发展的高度不确定环境中起到的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有关。
民办院校与公办院校面临的环境有相当大的差异，不但面对着不确定的招生市场、就业市场、师资市场，还要面对不断变化着的政策和许多政府管理部门不时更改的繁多要求。在与复杂的环境打交道的过程中，没有过人的智慧和能力，没有企业界常常讲的“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是很难应付这种局面的。正是在一次次处理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和面临的重大选择中，创办人确立了权威。他的信念和精神塑造着校园文化，他的传奇已经成为学校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其本人也已成为学校的标志和招牌。这些具有韦伯所称的“卡里斯玛特质”的人物是很难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在学校处于为生存而进行的激烈竞争中，在学校还没有完全走上常规化的发展阶段时，更是这样。
另外，在处理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在学校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学校核心领导人在与政府部门，与企业、银行等关键机构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积聚了一定量的不可传递的社会资本，并善于掌控和运作这些资源，这也更加巩固了核心领导人的不可替代性。
2.民办院校面临的市场环境对其组织结构设计的影响
民办院校的发展所需要的主要资源，如办学经费、场地、生源、师资等是从市场中获得的，不是来自于政府的给予，尽管政府制定的政策会对相应资源的市场供求关系有影响。因此，民办学校要利用市场获得的资源，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机制与市场相适应，其组织结构也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
民办院校对市场环境的适应首先表现在为了满足市场的需要而成立专门的对外机构，而且这些机构在学校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常常比较高，体现在人员编制多、权力相对较大等方面。如西安外事学院负责学生“进口”和“出口”两个渠道的招生与就业办公室的人员编制有50多名，不少民办高校有单独的招生处，西京大学和西安翻译学校、西安欧亚学院甚至还有专门的招生办公楼。一些学校招生办的负责人指出，在学校招生时招生办的权力很大，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必须听从招生办的调遣，有的学校能够组建起包括学生在内的一两千人的招生队伍，少的学校也能组建起几百人的队伍。
为了更好地处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特别是塑造学校在市场中的良好形象，以便引进更多的生源和师资，更好地安置学生的就业，多数民办高校引入了市场策划的理念，有的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宣传策划处（如西京大学）。
在民办高校的组织框架中，与财务、后勤及产业有关的部门多数直接由学校的创办人或董事会管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部门直接涉及资本的运作及利益分配，需要由资本运作经验丰富的核心领导人亲自掌控。
3.民办高校面对的师资市场与师资队伍建设
民办院校师资队伍的共同特点是以兼职教师为主体。在民办学校创办初期，90%以上的教师是兼职教师，有的学校甚至全部是兼职教师。即便在目前，在办学历史较长的西安翻译学院，其兼职教师的比例仍然达到了80%以上；在其他万人民办高校中，如西安外事学院和西安欧亚学院，兼职教师的比例也占到了一半以上。[4]兼职教师不用解决住房、医疗以及各种保险费用，只支付课时费，这大大减少了民办高校的人员经费。师资队伍以兼职教师为主也使得民办高校能更加灵活地适应市场，根据市场的需要随时从公办院校中聘请教师，开办专业，而不必担心教师的培训和转行问题，这是民办高校具有活力的重要方面。
一些民办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兼职教师所占比例过大的弊端，开始从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层次出发积极培养专职教师队伍。但即便如此，多数民办院校还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考虑专兼人员的配置和专职教师的培养。不少民办院校开始在公共基础课方面招聘专职教师，而专业领域仍然以兼职教师为主，这是因为与专业课相比，公共基础课对教师的需要量大，且公共基础课的设置及讲授内容相对比较稳定。另外的原因就是公共基础课方面新聘的专职教师以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主，他们的人员成本也比较低。
一般来说，民办院校的专职教师中有一部分是从公办院校或研究所退休的教授、学者，或者是仍在职的公办院校或研究所的教授、学者，后一部分人在有些民办高校中被称为双聘教师。有公办院校任教经历的专职教师在民办院校专职教师队伍中的比重越来越小，多数民办院校开始立足于留校学生或公办院校应届大学毕业生建立起稳定的师资队伍。当然，民办高校师资队伍构成的变化也是同师资市场的变化紧密相连的。前几年，尽管民办高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教师，但要招聘到公办院校的本科毕业生还是很困难的。只是在近一两年，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一些公办院校的本科毕业生选择了民办院校，但目前，研究生层次的毕业生愿意进入民办院校的还比较少。因此，在师资供应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民办高校也只能立足自身培养师资队伍。
4.生源素质、应试教育与民办高校的封闭式管理
民办院校的学生是学校花了大量人力和财力从市场上“请”来的，对多数学校来说，其生源市场很不稳定，且目前仍处于原始积累阶段，仍需要不断地扩大招生规模。因此，多数民办院校既不能有效地控制生源质量，也不愿意控制招生规模。在目前的招生制度下，这样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普通民办院校的生源素质，尤其是学术素质总体上比公办院校差，招收的多是在中学阶段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自制能力较弱，在高考中失利的学生。
普通民办院校的教育多以自学考试和／或学历文凭考试为主，自考和学历文凭考试都是不由民办院校决定的难度较高的考试形式，学校和任课教师不能自主决定考试的时间和内容。不少民办院校为了减弱这种应试教育可能带来的弊端，除了要求学生通过自学考试或学历文凭考试外，还要求学生在校期间扩大视野，多掌握技能。如西安翻译学院明确要求学生在3到4年内学习两个专业，有的民办高校实行专本连读的培养方式，要求专科学生在4年内不但要拿到大专文凭，还要拿到本科的自考文凭。在校内要完成如此多的学业，对学生来讲，时间是相当紧迫的。而学生在自学考试与学历文凭考试中的过关率直接影响着学校的声誉，并进而影响到学校的招生，这是学校不能不重视的。在这样的压力下，举办自考和学历文凭考试教育的民办院校普遍认为必须要求学生抓时间、抢时间，必须逼着学生去学习。为了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时间进行有效支配，民办院校多采用封闭式管理方式。在民办高教界以准军事化管理闻名的西安翻译学院实行三重封闭管理：校门封闭，教学区与住宿区封闭，女生区与男生区封闭。为了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学习上来，民办高校普遍把谈恋爱作为行为禁忌，对违反者不惜动用开除等手段。[5]
实行这样的管理需要大量的基层管理人员，如班主任队伍和宿舍管理人员，这也是民办院校在管理上区别于公办院校的显著特点。西安不少民办高校在这方面充分利用了从企业中退休或下岗的职工和从中小学退休的教师人员成本低的优势，尽管近两年在班主任队伍中，来自留校生的数量也在增加。
5.民办高校学生的培养方式与劳动力市场相结合的问题
民办高校之间的竞争首先是生源的竞争，有了生源，学校才能够存在和发展，但最终的竞争是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因此，许多民办高校对学生的就业环节极为重视，把解决“出口”（就业）看成是解决“进口”（招生）的关键。一些民办院校甚至在公办院校放弃了包分配的承诺后反其道而行之，鲜明地提出保证毕业生分配。为了使培养的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承认，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民办院校采取了种种策略，如减弱应试教育的影响，增强技能训练，培养实用型人才；改变学生就业观念，降低学生就业期望；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培养学生养成公司需要的员工品质；想法设法与就业市场，特别是用人单位建立直接联系等。
从民办院校为促进就业所采取的种种做法来看，一个共同的主要策略是有意识地对劳动力市场进行细分，首先是同公办院校毕业生就业领域区分开来，其次是发展特色专业，同其他民办院校的就业领域区分开来。相对于公办院校，民办高校重视学生的技能训练，强调学生具有守纪律、听话、能干活的品质，对学生实现封闭式的准军事化的严格管理，甚至引用企业的管理方式，使学生能及早地受到公司行为准则的训练，同时也使得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培养的学生在知识层次、能力和素质等方面出现了显著的不同。相对来说，公办院校的学生更倾向于做中层岗位的工作，而民办院校的学生更多地定位于基层；公办院校的学生多希望留在大中城市，进入国际或国内知名的大中型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而相当多的民办院校则把中小城市和中小企业作为就业的开拓领域。
民办高等院校与公办高等院校在教育方式上的不同以及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区分，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美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鲍尔斯等人提出的教育的社会化功能及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一致性”理论。[6]
三、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与民办高校的企业化运营方式
1.民办高校的经营理念与经营方式
(1)企业的行销理念与行为。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在全球的高等教育中，无论是公办院校或私立院校都在有意识地借鉴企业产品行销的理念。[7]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依赖市场发展起来的，后期的创办人多是经营企业出身，接受和推行行销理念就更为自然，尤其是在市场的定位和细分上。陕西的民办高校在发展过程中重点发展了公办院校没有能力顾及或者是不屑顾及的领域，使其在生源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与公办院校区分开来。民办院校之间在生源市场和就业市场上也在不断细分，争相开发有特色的专业，以划定自己的领域。如西安欧亚学院开发了保险专业与连锁店营销管理专业，形成了品牌，一定程度上垄断了西安相应的就业市场。
民办高校行销的理念和行为还集中地表现在如何把学校、学校的领导人进行包装，推向市场，以便在招生市场和就业市场上取得优势。尤其是在招生过程中，民办院校普遍大规模地采用了形象策划和广告宣传等手段，充分地利用了全国和地方性的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8]，宣传方式不断变化，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学生家长的关注。一些万人民办高校在招生宣传上的投入每年就达到了上千万元。
(2)负债经营的方式。负债经营的方式是企业所普遍采用的，对高校来说，不仅仅是公办院校，就是依赖市场生存的民办院校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很难接受的。但后起的民办高校却普遍采用了这种方式并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如西安外事学院不断地通过租赁社会闲置资源，尤其是场地和土地获得了发展。[9]西京大学，西安欧亚学院则大规模地通过银行贷款来征购土地，建设漂亮的校园，购买先进的仪器设备。负债经营的方式使得一些民办高校在较短时间内在硬件上超过了当地的一些普通公办院校，在社会上树立了良好形象，从而更容易招到学生，扩大规模，完成自身的原始积累，实现贷款——基建——招生——还息——贷款——基建——招生的循环。
(3)权力和集中与高效灵活的运行机制。不少民办高校中存在着核心领导人大权独握的现象，决策权的高度集中使学校能够高效灵活地动员人、财、物等资源。陕西后起的民办高校多是一边招生宣传，一边盖楼建校舍，在短短几个月内建成校园的，如西京大学就是在2001年实现了当年基建，当年招生万人的目标。[10]这与公办院校因申请政府拨款而要等很长的时间不同。
但也应该看到，高效率与权力的高度集中联系在一起的结果是决策的快捷往往牺牲了民主和平等的参与，民办学校的许多重大事情并不需要经过广泛的群众讨论，而由核心领导一人说了算。在有的民办院校，不仅兼职教师没有机会参与决策和管理过程，就是专职教师，甚至比较高层的管理人员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一位民办学院的院务部部长认为，即便像他这样的职能部门的领导人员也仅仅是执行人员，并没有多少参与决策的可能性，教师和干部的意见常常是关于职工利益的，而这些意见送到权力核心那里，常常就被否定了。与创办人大权独握相一致的是财权控制得很严，不少学校实行财务一支笔，资金的使用没有这支笔的签字，谁也动不了一分钱。[11]
(4)严格的管理与满足客房的“服务意识”。民办高校在管理上相当严格细致，多数民办院校详细规定了教师、班主任、宿舍管理人员的职责，有严格的考评和相应的极为细致严格的奖惩措施。民办院校也更加重视物质因素对人的行为的激励作用，不少学校有详细的增加或扣发工资与奖金的规定。一些院校还借鉴了企业的做法，在工资管理上实行结构化，月工资的70%或80%正常发放，而另外的30%或者20%则有月底或年底视业绩而定。还有的院校借鉴企业的做法，在教师与干部队伍管理上实行年终述职制、末尾淘汰制，每年都要淘汰一定比例的员工。[12]
在陕西，一些民办高校还在积极尝试引入国际质量认证体系。如步长药业集团投资的陕西国际商贸学院已经引入了这样的体系，西安欧亚学院也已经开始尝试，还有一些民办高校已在考虑引进这样的管理方式。这些已经或试图引入这些管理体系的学校都非常强调民办教育的服务性质。如西安欧亚学院在办学宗旨中提出“教育就是服务与承诺”；西京大学则明确提出了“三个一切”，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把学生看作是消费者，非常重视在学校与学生及学生家长之间建立信息的反馈机制。
(5)子女接班与学校的家族化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办院校初创时期的领导人在不断老化，领导权交接已成为一些民办院校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在陕西的一些民办高校中，一些年龄较大的学院创始人已开始培养子女作为接班人，一些子女也开始在学校里担任重要管理职务，一些学校出现了家族化的苗头或趋势。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民办高校中也在不同程度地出现。这种现象既与民办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有关，也同学校创始人将民营企业的观念引入学校有关。在创办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力保证的情况下，对学校的占有和控制则是保证权利的最有效方式。[13]
2.民办高校的运营理念与方式对其发展转型可能产生的影响
对民办高校的发展来说，市场规律是决定性的，对这种规律的理解、把握和应用对其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市场行销理念和企业经营的特点在民办高校中普遍存在，这也是其区别于公办院校的很重要特点。从陕西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来看，善于借用市场力量的高校能够发展起来，而不善于利用市场、无力驾驭市场的高校最终可能会被淘汰。
高等教育与市场的结合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些民办高校在运用企业经营的方法运营学校时也遇到了问题。如西安高新科技学院曾尝试用对顾客的方式对待学生，结果发现并不成功。学校创办者最后发现，并不是学生的所有需要，学校都要去满足，因为学生同时还是管理的对象。[14]在学校的管理上，一些创办人在人员经费、日常经费上控制得很严格，使教师和行政人员感觉过于苛刻，而无法形成对学校的忠诚，反而强化了投资者的老板身份和教师的雇员身份，使教职员工更不容易为学校的长远发展考虑。
民办高校处在变动的市场中，现阶段的民办高校既具有企业的运营特点，又具有一般大学的特点，引入某些市场的运作机制是有必要也是可行的。但关键的是市场运作的成分在学校的管理中究竟应该占到多大的比例合适呢？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合同关系，完全是一种雇佣的关系，利益的关系，学校究竟能不能办下去？
再则，企业经营的形式在把教育看作是产品或服务输出方面可能是有效的，但这要求所输出的教育内容是可量化的。对追求高层次发展、追求教师和学生创新能力的院校来说，这样做可能并不是很合适。目前，陕西有不少规模较大的民办高校把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列为奋斗目标，然而这些一流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与教学方式迥异于以技能训练和技术应用为主的大学。目前，我国不少民办高校的学生素质、师资力量以及企业化的管理风格很难适应向研究型方向的转化。这些问题将是这些民办高校进一步发展进行组织转型时不能不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