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陷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陷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地，全球化（Globalization ）是描述和指称这样一种人们经验到的事实与趋势：由于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导致人类活动突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人们活动之间具有了极强的相关性，世界因之联为一体。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说是一种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它“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注：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3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全球化是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类活动逐渐摆脱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全面依存关系的趋势和过程。（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 51 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显然，从人类发展的整个历史长河来看，全球化是人类前进与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历史不能割断，现实极其复杂。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谁在进行全球化、以谁的模式进行全球化、全球化最基础的标志是什么、全球化过程中谁付出最多等问题时，就将发现今日全球化并不止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
一
全球化的历史前提是人类各群体地域性的存在。这种地域性的群体表现为民族、国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民族、国家”并不是如西方学界有特定含义的“民族—国家”）或地区。所以全球化是指以民族、国家、地区的群落方式存在的人类的全球化。全球化发轫于欧洲，（注：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全球化始于 15 世纪的欧洲。 可参阅
Roland Robertson,Mapping the Global Condition:Globalization as
the Central Concept,THEORY CULTURE&SOCIETY,Vol.7（1990 ））它一开始就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诞生、发展与壮大，甚至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的产生，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资本的内在扩张本性（此为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才能以时间消灭空间，突破地域的局限；二是显著的欧洲中心主义特点，他们当然地把欧洲区域性的经验上升为世界普适模式，从自我中心向外围浪潮席卷全球，尤其是使得以往（民族、地方）的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然而，在此过程中，人类的历史都是以欧洲人的口吻（主导叙事）展开着，落后国家、民族和地区是被迫卷入世界的，民族历史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个西方模式——具体而言，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的推广过程。
以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看，全球化起始于资本主义是必然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对此作了经典的论述。但当其他的全球化模式，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替代模式产生后，资本主义的推广就不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了。19世纪以来，其他的一些全球化模式也曾产生过，如共产主义、纳粹主义和一些宗教性模式。纳粹主义只是欧洲中心主义的极端表现；宗教性模式更多的属于原始性的世界一体思想，它的活动很激烈，但不具现代意义；共产主义是近百年来唯一一种曾严重威胁西方全球化模式的新模式，它明确地表示：消灭资本主义模式正是真正走向全球化的前提。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共产主义模式在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进行实验，它固有的消灭资本主义的针对性和作为落后地区对强势的本能排拒，以及二战后世界性的非殖民化运动，曾一度使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遭受重创。这更强化了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的意识形态性。他们在军事包围、经济遏制、和平演变的同时，更诉诸学理的辩护。华勒斯坦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以西欧北美为中心，扩展到前苏联、中国之周边，最后完成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亨廷顿在渲染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之间的冲突后，认为美国应采取大西洋主义方针，同欧洲伙伴合作，捍卫并发展共同的独特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当共产主义运动受到挫折时，西方则欢呼“不战而胜”（尼克松），宣告“历史的终结”（福山）。
“不战而胜”后的资本主义丧失强劲的对手，他们视野内的全球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在“收复失地”的基础上，对世界的重新排列权利与福利的再分配。所以，今日舶来的“全球化”决不只是客观的描述（反映），而是“力求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勾勒的幻景来改造世界。它表达了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利关系是一种构想，即通过霸权排除不同于其发展主义前提的其他一些可能性考虑。”（注：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义与地域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5期。 ）今日全球一体化也“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倒不如说，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政策的必然结果。”“这种全球化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是一个被迫的过程，这是它们无法摆脱的一个过程。对于美国来说，这却是它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有意识推动并维持的过程。”（注：汉斯·马丁和哈拉尔特·舒曼著：《全球化陷阱》第148页、297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版。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更有穿越时空的经典意义：“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二
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其标志是多方面的，但基础的应该是技术和经济的迅速一体化。网络和数字技术使得全球人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网络化、数字化及知识经济为人类进入一个知识、信息资源与产品共享的时代提供了可能。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给全球人，尤其是给不发达地区人们带来平等福祉的现实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前沿的知识、信息上处于垄断地位，不发达国家则处于“信息贫困”状态。有资料显示，目前全球有因特网用户1.3亿，发达国家占1.2亿，广大不发达国家共有1000多万，只占7.8%，而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只有230万户。在世界软件出口排名榜上，前三位是处于绝对优势的美、德、日。这种状况使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信息时代得以延续和巩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知识工业全球化”就象工业革命时期形成“世界工场”一样，是对不发达地区的资源的掠夺和制成品的倾销。不过是资源由“硬”变“软”，由财富的掠夺变成通过“购买大脑”方式进行的人才掠夺；制成品由物质产品变成知识产品，由传统工业品变成芯片与软件。也就是说，技术的改进并未改变工业革命以来的国际生产关系（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存在只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部分质变，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国际生产关系上的资本主义性质），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只是资本主义新的积累方式。
技术只是支持“全球化”的手段，全球化作为资本主义改造世界的一种方案，首先是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而这个经济一体化当然既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今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它是要通过国际资本和商品的无障碍流动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资本积累、竞争和利润最大化——贯彻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应该说，“一球两制”时代，彼此都学习了对方一些有益的东西，但并不是对等的。由于国际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由中心而外围的全球化是“自上而下”（globalization from above）”的全球化，外围的不发达地区始终是这一对话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不光是接受了西方全球化模式的话语方式，而且遵循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技术逻辑和经济逻辑。难怪许多学者多指出，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世界的美国化。
三
尽管无论是从全球化形成的历史来看，还是从今日全球化的事实来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是十分明显的。但自从冷战结束，特别是前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策略，总是试图掩盖其意识形态目的以迷惑世界，达到其真正的意识形态目的。最为突出的是以自觉解构“欧洲中心论”的面目出现，承认多元方式的存在合理性。“欧洲中心论”鲜明的霸权、侵略色彩使得它在世界上已臭名昭著。今天，西方似乎以高风亮节、自我批判的态度来反省与解构它。作为对全球化的认识论诉求，以后现代思潮为代表的当代西方反思都强调差异、例外、边缘、多元和无中心。这种观念仍是西方式地理解目前体系分裂状态的方法，而并非对现实的反映。资本主义模式的全球化已根深蒂固、“方兴未艾”，不可能有其他模式的平等机会。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国际政治上的霸权依然如故，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上的家长做派毫无收敛，更是最好的证明。这些理论的目的正如弗来德里克·詹姆逊自己一针见血指出的一样，“实际上，关于后现代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使命，为了自我解脱，它们论证说，这种新社会不再遵从古典资本主义的法则，即工业生产的首要地位和阶级斗争的无处不在。”（注：弗来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政治与文化》第154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事实也确实如此，例如吉登斯在其《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中就宣告了“解放政治”的终结。它的作用与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可谓彼此呼应，相得益彰。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代西方反思中，也存在着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激进的批判思潮，这其中还有如詹姆逊等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但由于他们坚持自己边缘化的学院研究，对自己的思想进行有规则的合并，以及理论工作的日益商业化，他们激进的批评不能构成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的威胁，反而提醒了西方采取更为现实、灵活、隐蔽的手段与方法，客观上成了推动这一模式扩张的力量源泉之一。
通过话语霸权和网络技术“于无声处”推广其文化和生活方式，这也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隐蔽新特点。资本主义在始终把持全球化霸权的同时，他们总是将自己独特的自我经验上升为全人类经验，自觉地占据了精神生产的制高点。从而向欠发达地区倾销他的意识产品。无论是后现代主义、可持续发展、知识经济，乃至全球化本身，都是资本主义世界产生的话语，他们具有最强的解释力。另一世俗的话语霸权来自好莱坞电影等娱乐业的文本生产。文本生产不能脱离空间生产，因而不可能没有文化、生活方式、甚至阶级等意识形态的意蕴与差异。网络技术则将这种意识形态即时地（just-intime ）以“无意识”的方式侵入他国。这倒是恰如德理达新近指出的，全球资本主义和传媒大一统的“新国际”是用前所未有的战争手段来谋取世界霸权。霸权与暴政的根源并不在于强大的军事力量或邪恶的政治制度，而是始于语言。（注：参见陆扬：《政治与解构》，《读书》1998年第12期。）
四
尽管“全球化”就字面来理解，应该是全球不分种族、地区毫无遗漏的卷入。事实上，在现代以技术为手段的全球化中，一些极不发达的、在整个人类活动过程中始终处于边缘的地区被排斥在这一进程之外。另一些欠发达地区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卷入全球化的。现代化尽管也是西方的话语，与全球化亦难解难分，但它毕竟是一种内发模式，可以是民族、国家、地区内部的事情，因此它有足够民族性去抵制“西化”。尽管存在种种为地域性辩护的论争，“全球化”本质上则是要超越这种地域，而目前这种超越的模式恰恰是西方的。在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摆脱不了国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只有接受西方的种种发展规则（如市场化）才有可能获得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因此，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欠发达国家走上了一条“全球化＝现代化＝西化”的骑虎难下的道路。尽管有人说全球化并不排除差异与多元的存在（前面我已指出这是西方全球化意识形态陷阱的重要方面），但不可否认的是，欠发达地区追赶发达地区本身是一种趋同的活动，而且欠发达地区也往往将自己多大程度上已符合西方的某一标准作为自己发展的标志。也就是说欠发达国家已把西方的模式内化为自己的需要。从而客观上形成这样一种状况：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东西方合谋的结果。
然而，这种“合谋”自始至终都伴随着与之相反的过程，即不发达地区一直在为解构欧洲中心论和捍卫世界的多元性模式而抗争。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但它的结果是给人类带来福祉还是灾难，却取决于以何种状态和方式求得全球化。人类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一个因霸权而缺乏争论与意见的单向度社会往往潜伏着不可挽救的危机。从此角度来说，不发达地区的抗争决不光是民族利益使然，而是具有了使全球化模式内涵多元化，以尽量避免人类发展不必要的代价的意义。但面对冷战后西方所向披靡的全球化模式，不发达地区的抗争显得散乱和力不从心，对多元和独特性的强调更多是一种守势的保存，而在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只有发展才有真正的保存，而发展又很难超越西方的模式。全球化时代的不发达地区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
五
中国坚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仍属于不发达地区。面对加速行进的全球化浪潮，我们最为深刻地体认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和身处其中的尴尬。通过上述考察，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一、要区分规律性全球化与西方全球化模式。随着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类趋向全球化是一种规律。但走向全球化的模式有多种。今日全球化既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一面，即它毕竟反映了一定生产力的要求；又有西方资本主义把持霸权、有意识推广的一方面，即排斥一切非西方的发展模式。所以，我们一方面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之外，成为一块“飞地”，而应积极投身于其中。另一方面对于西方模式的合理性应该进行反思，决不能静观其变、听之任之，甚或亦步亦趋。
二、对全球化过程中西方的意识形态渗透应保持清醒认识，尤其是对依托于前沿技术的文化侵略与生活方式颠覆，应有有效的应对策略。面对全球化时代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一部分国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另一部分人则以汉、唐、元、清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溶解而盲目自信，总以为征服者将自然地被我大中华文化所征服；还有一部分人（主要是学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也进行了学术性的批判，但大多仆从于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视野的精英式文化论争，缺乏中国特色的独立思考。看来这方面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三、全球化时代中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古国和文化大国，不应满足于保存普遍性中的特殊性，而应当对整个全球化的塑造有所作为。我的意思并不象某些新儒家宣称的那样，要使中国文化成为全球文化，也并不奢望在短期内能象大卫·波德预见的那样由捍卫“乌托邦”的世界无产阶级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from below）”以替代资本的“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注：参见 Dave
Broad, New World Order Versus Just World Order,SOCIAL JUSTIC,Vol. 25,No.2 （1998）），而是说我们至少不能总是被动地卷入，而应当在以文化进行自我认同的同时为全球化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与我们的历史和理想相称。
四、发展自己是立于全球化时代的硬道理。不发达地区在全球化时代的尴尬处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内在的制约点在于“不发达”。这种“不发达”是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所以，要改变在全球化中对话的地位，越过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陷阱，走出尴尬境地，就必须把高远的理想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在挑战中寻找和掌握机遇，以迅速发展和强大自身。这是最切实际和不动声色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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