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是现代化的基石——访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素质研究专家解思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素质论文,基石论文,科学研究论文,会长论文,会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思忠同志毕业于同济大学城市建设工程专业，曾任建设部法规处处长、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现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兼任北京大学国民素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曾主编过《完善文化经济政策》、《科技系统的结构调整》等多部职务著作，论文《用税收调控文化产业的政策建议》获“中国改革建议大奖”。解思忠利用业余时间先后从事文学创作与国民素质问题研究，迄今已出版4部长篇文学作品与8部国民素质专著；学术代表作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的《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合称“国民素质三部曲。
笔者就国民素质问题对解思忠进行了访谈。
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
作为政府官员，解思忠长期以来非常关注人的问题，尤其是国民素质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关系。他指出，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确立了在21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发展目标。近年来，发达地区都相继提出本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然而遗憾的是，有不少人对什么是现代化，以及如何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些基本问题还缺乏起码的认识，因而提出的时间表难以切合实际。所谓“社会现代化”，除经济现代化之外，还包括政治、科学技术、教育，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西方一些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其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主要是工业现代化）的产物，习惯称之为“原发型”国家。后搞现代化的国家，习惯称之为“后发型”国家，由于既有现代化国家的竞争相威胁，又有现代化国家的经验可借鉴，故人的现代化必须而且可以先于社会现代化。
在“后发型”国家，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是同一现代化进程的两个侧面，二者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我们既不能要求先有现代人，再去创造现代社会，也不能要求先有现代社会，再去造就现代人。但是，人的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绝不是齐头并进的。人是实现现代化的主体，从整体上说，人的现代化总要比社会现代化超前一步，起着先导作用，不可设想社会现代化的水平会超出人的现代化的水平。
解思忠指出，在21世纪到来之前，人类对未来的许多事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但唯独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未来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认识到，国民素质犹如现代化的基石—只有坚硬的基石，才能托得起高耸的大厦；要尽快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提高国民素质。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1985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首次强调了国民素质对国力的作用：“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时过8年，1993年，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作为党和国家的文件，也首次强调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现代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的培养。”近年来，提高国民素质作为一项大政方针，在党和国家的纲领性文件与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频频出现。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提出了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要求。
解思忠于2002年6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的文章，提出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的观点。在国力的三种形态中（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人力资源较自然资源更为重要；而在人力资源中，国民素质又起着主要作用，国民素质不仅决定着人力资源的水平，而且还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水平。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素质是国力中最重要的因素，以“第一国力”相称当之无愧。
他指出，我国人口众多，以前视为优势，现在视为包袱。这两种看法都不全面，还只是局限于在人口数量上考虑问题。人口问题首先是质量问题，是人的素质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在人口问题上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人口问题制约我们发展主要是因为数量多。其实并非如此。从人口密度上说，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1998年我国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133人而德国是236人，英国是245人，日本是336人，韩国是470人。这些国家并不认为人多是其主要的人口问题，有的还苦于生育率低和劳动力短缺，他们的一些人口学家甚至还认为，适度的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由此看来，我国的人口问题并不仅仅是人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素质问题，由于低素质人口的众多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压力，所以，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是提高国民素质。
我们培养和引进少数杰出人才并非难事，而要普遍提高十几亿国民的素质，则绝非易举。技术、信息、设备、资金，乃至于体制，都可以从国外引进，唯独国民素质无法从国外引进，只能靠自己培养提高。如果劳动者的技术业务水平低，责任心不强，创造力差，就不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信息、设备和资金。我们引进的许多设备达不到预期效益，或因盲目引进而闲置不用，甚至上当受骗，引进一些落后的旧设备，有关人员的素质低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国的国民素质无论是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比，都有着较大的差距。正如《人民日报》1997年10月20日社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里所指出的“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背景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能否致力于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迅速提高人的素质，才能实现有效、持续的发展，才能较早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国民教育的反思
解思忠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教育的产物；国民素质的种种缺陷，都可以追溯到教育上的缺陷。这里所说的教育，不仅是指学校教育，还包括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指面向学龄青少年的教育，还包括面向成年人的教育，不仅指耳提面命的有形教育，还包括耳濡目染的无形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已做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努力，但还远远不够。
解思忠认为，国民教育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一是“薄弱”，二是“扭曲”。教育的“薄弱”表现为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欠缺甚至剥夺。邓小平早就讲过：“我们宁可牺牲一点速度，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下，也要把教育的事情办好”。但这一点我们并没有做好。教育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教育从总体上说，还没有走出“科举教育”的阴影；二是家庭教育由于受“科举教育”的影响，存在着种种误导；三是社会教育由于受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制约，也存在着种种缺陷。如果能从整个国民教育层面上追溯国民素质缺陷的原因，并进而改善我们的国民教育，积极探索提高国民素质的新途径，无疑有助于迅速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要通过教育提高我们的国民素质，就得发展、改革教育；而要发展、改革教育，就必须改革教育体制，并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然而教育改革不能消极等待，不能当别的改革完成之后再改，而应当起积极促进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教育改革还需要走在前面。
在谈到体制与素质的关系时，解思忠指出，人，既是体制的创造者和实现者，也受体制的约束，是体制的产物。也就是说，体制不仅是社会现代化的保障，也是人的现代化的保障。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偏重于体制方面的改革，而忽视了国民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近年来，人们在认识提高国民素质重要性的同时，又开始忽视体制的作用。这两种倾向的出现，都是由于没有深刻认识到体制和国民素质内在的本质关系。我们在进行体制改革时，不仅要关注其中的社会因素，而且还要关注其中的人的因素，坚持体制改革与提高人的素质的统一；既不要把改革仅仅看作是调整生产关系，而忽视了人的素质在改革中的作用，也不要孤立地强调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忽视了体制对人的素质的作用。对体制的设计应着眼于如何有效提高人的素质，充分发挥人在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既要使所建立的体制有利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又要使人能够理解、支持并参与新的体制的建设；如果离开人来设计体制，不仅背离了现代化的最终目的，而且设计出的体制也难以实现。
科学和现代的人生理念
笔者在拜读了解思忠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及新著《国民素质演讲录》之后，感觉到作者在长期的调查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典型事例和数据信息的理性分析，总结出了作为现代人应自觉培养和具备的理念，其中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论述。
其一：“性格就是命运”源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2500年来这句格言被人们奉为座右铭传承至今。然而解思忠在对国民素质的研究过程中，对这句话的在古代产生、流传的原因和在现代显现出的局限性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既是人生哲理，也是文学命题的新论点“素质就是命运”。这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而得出的科学的人生理念。解思忠曾做过这样的论述：“性格就是命运”这句流传已久的格言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有其较大的合理性，时至今日已显得不完整、不准确。性格的确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但它并不是决定命运的全部因素，而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如果抛开那些根本无法选择、无法左右，因而对我们的讨论没有意义的外因，用一个词来概括影响一个人命运的因素，那就是人的“素质”，即人的质量。我们在强调产品的质量时，往往说“质量是产品的生命线”，其实对于人这个“产品”来说，也同样是如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在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等得之于后天的素质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与此同时，性格对人的命运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弱。一个人要想改善自己的命运，如果只着眼于改变性格，尤其是改变性格中的先天气质，往往是徒劳的，只有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包括通过自我修养去改变性格，才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命运。
其二：一个半世纪以来，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鲁迅、钱钟书、柏杨等志士无论在政论或文学中都尖锐地指出过国民性的缺陷，所谓“劣根性”、“丑陋”都是就国民性而言。伴随着现代化发展，人的现代化问题也愈来愈凸现了出来；而作为人的现代化程度标志的国民素质，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解思忠曾指出了国民性与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国民性，即一国之民特有的性格，是这个民族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表现出来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而国民素质，即一国之民的质量，则是衡量这个民族优劣的综合指标体系，由于国民性主要表现为健康素质的心理方面，并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等素质有关，故可以认为，国民性包含在国民素质之中。要全面地、科学地评价一国之民，应从国民的整体素质上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国民性。同样，要实现人的现代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国民性问题，而应着眼于国民素质的提高。
其三：管理学上有一个“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的盛水量，取决于最低的一块木板，要迅速、有效地增加木桶的盛水量，莫过于先去弥补最低的那块木板。人的各种素质如同木板一样，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称之为整体素质；就像任何一块木板都影响着木桶的盛水量一样，任何一种素质都影响着整体素质。我们中国人并不丑陋，有着许多可以炫耀于世的东西，譬如说勤劳、吃苦、智慧等等，宣传长处固然有利于发扬，但是，更为紧迫的或许是找出其缺陷，之后进行补救，就象弥补木桶上那块最低的木板一样。对一个群体是这样，对每一个人也是这样——只有不断弥补自身素质的缺陷，才能有效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
结束语：笔者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问过几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朋友，他们对国民素质问题都是一知半解，有的甚至仅仅理解为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说老实话，在此之前，我对国民素质的概念也不甚了解。拜读解思忠老师的著作，确实令人手不释卷、汗颜自省，实在是一个学习和完善的过程。解思忠老师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吸引人、震撼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作者在调查了大量具有社会典型性事例的基础上，运用了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观点，体现了强烈的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作品还具有逻辑和缜密、严肃与幽默、思辩与艺术的文字魅力；应该说，是每一个清醒的、有责任感的国民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