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共产党人论文,生产力论文,先进论文,代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三个代表”究竟在哪些方面比前人更进一步？
研究和探讨江总书记提出的“三个代表”的理论需要有多种角度，这里只是从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谈一点个人的认识。
在研究和探讨“三个代表”的理论以前，有必要首先问一下，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究竟在哪些方面比前人更进一步？
最合适的比较是考察它和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关系。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提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回答了当时改革开放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自2000年以来江泽民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把“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比较一下，可以看出：
第一，如果说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的话，那么江泽民同志则更突出强调要发展先进生产力，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一般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尤其要积极地推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一词是这一理论的核心。
第二，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著作中，曾经提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8页）邓小平同志则强调了综合国力。实际上，综合国力这一概念，据基辛格的考证，是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的著作中首先提出来的。为什么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能打败在经济实力以及军事实力远超过中国的日本？因为综合国力不只是经济和军事，还是精神、文化等因素，如政治凝聚力，人心向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因素，而归根结底，国力的较量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所以邓小平同志就进一步提出了“综合国力标准”。但是，由于“综合国力”的概念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和“生产力”的概念重合，容易淡化人们对精神文明以及科学教育等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因而江泽民同志就进一步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现阶段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要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从长远发展来看，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是和经济建设或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而在将来会是更重要的建设。江泽民同志又在文化问题上，强调了要发展先进文化，要“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意义深远。
第三，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著作中曾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5页）江泽民同志更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为首要关注的是根本利益，而不仅仅是眼前利益，要关注的是最广大人民，而不是少数人和小团体利益，要始终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忽冷忽热，半途而废，所以，搞地方主义或部门主义是要不得的，短期行为主义或眼前利益主义也是要不得的，冷热病是要不得的，背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谋一己之私，更是要不得的。尤为重要的是新加上的“中国”这个形容词。中国共产党人首先还是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现在不去侈谈代表“世界”人民的利益。其它国家的人民也不见得会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成为他们的代表。强调“中国”这两个字，这意味着首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中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国家，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才能更有效地尽到国际主义的义务。
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而多变，中国正在迅速地变化发展。强调中国的变化发展，是向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方向去发展，并且要始终不渝地反映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这一讲话的最主要的精神实质。
所以，我以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的讲话是深刻的、深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运用、继承和发展。
二、何谓先进生产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说，“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一个必然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或者说，什么是生产力发展的终结原因，或者说，生产力有无相对于生产关系而独立存在的独特的规律？过去人们一提到生产力发展的规律，通常理解为要通过调整或变革生产关系来发展生产力，人们一般往往较少地注意到生产力还有它独特的发展规律。总的来说，这一问题还未引起广泛注意。江泽民同志的《七一讲话》里却鲜明地提出：“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江泽民同志甚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做出如下的概括：“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进程。”我以为，这是基于人类发展生产力的历史所做出的经典的概括。
人们多年来形成的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总是通过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及其体制来发展生产力。其中典型的思维模式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抓革命，促生产”。用毛泽东的话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最近几年的某些人的思维模式是“一包就灵”或“一股就灵”。还有一些人眼睛总是盯在体制改革上，以为只要体制理顺了，生产力就会自动地升上去。我历来不赞同这个看法，因为生产力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我们在制订经济方针时就会发生很多错误。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这是正确的，因为在当前条件下，我们所奉行的体制，的确不完全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体制改革到一定阶段就需要定型。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到：“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所以体制改革不能老改，到一定时期就要“定型”，否则在基层工作的同志们会无所适从。这就要求我们更加关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依靠和利用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来推进我们的经济建设。
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要在深入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发掘出其中最有生命力的，最有发展前景的，最符合于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内涵”，而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成为它们的“发展要求”的代表。
那么，生产力的发展将遵循哪些基本规律呢？下面将试着概括为以下四条基本发展规律。
三、生产力发展的第一个规律：生产力是在不断满足居民需求的基础上变化发展的
生产的目的总是为了满足居民的需要，如果居民不需要的话，就不必再生产了。所以发展生产力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讨论生产与消费或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这个问题讲起来简单，但是做起来并不一定简单。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里，曾经表述过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它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斯大林文集》1934-1952年第627页）可以说，这一“基本”规律的表述，就在一个侧面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最大利润”的追求，如何干扰了“生产力是在不断满足居民需求基础上变化发展”的规律的实现。但是，也终究因为“生产力满足居民需求”是必须遵循的规律，因而垄断资本财团只能实现现实的最大利润，从而或者是压缩一部分生产力，或者是采取种种办法来刺激居民的需求。
有兴趣的是，斯大林还表述过一个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同上，第628页）从现在的认识来看，这一“基本”规律与其说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不如说这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只是斯大林一直认为在苏联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计划体制和苏联社会的生产力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这一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畅通无阻”地得到“实现”。实际情况却未必能像斯大林所设想的那么简单。
“理论”上计划经济能够涵盖全部的国民经济，但实际上居民的需求并不能如实并迅速地反映到中央计划部门。生产计划是容易做出的，生产一吨钢要多少吨铁矿，多少度电，多少吨煤，会产生多少吨矿渣，这在计划部门是不会算错的，是可以做出很好的生产规划的。但问题是老百姓的需求，包括其它生产部门的需求，怎样反映到计划部门这一点就不好解决，这也是计划体制的弱点。例如，人们穿着的衣服颜色有白色的、黑色的和黄色的，如果现在国际流行色为蓝色，则人人都去购买蓝色的服装，这种需求反映，在计划里就很难体现，甚而生产部门所需的钢材的花色品种，也很难统一由中央计划部门加以规划，尤其是在需求迅速变动的时期。此外，计划体制还有一个重大弱点，计划体制往往是垄断体制，在垄断体制下，理论上可以避免重复建设，但实际上往往严重地削弱了竞争，从而限制了技术的进步。斯大林期望“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但垄断体制却使这一“期望”落空。
我国之所以要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原因就在于市场机制在反映需求方面就比较灵活比较直接。如果需求减少了，价格就会下跌；需求增加了，价格就会上涨。价格的涨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需求。所以说，市场机制较能妥善地解决需求和供给之间相互关系。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竞争经济，竞争机制将能克服垄断体制带来的种种欠缺。
当然市场机制也有弱点，弱点是对长期的潜在的需求不容易看得很清楚。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需求是在不断变动的，请十分注意这一点。人们常常把需求看作是静态的，其实需求并不是静态的，而是在不断变化的。眼前的需求可以通过市场价格的涨落进行调节，当然对长期的需求也会有所“感觉”。但是这种真实的需求要到十年二十年之后才能反映出来，到了十年二十年后，有了市场信息你再来把供给加以改变，把生产力的配置加以改变，来适应这个市场需求就为时已晚。所以在纯粹的市场体制下，短期需求或微观方面的需求反映比较直接，宏观方面的需求市场就不能很好地反映，所以就还需要国家的宏观指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再加上国家的宏观指导，希望通过看不见的手，亦即市场的需求和看得见的手，亦即国家的宏观指导来把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我讲的这些问题与“姓资”、“姓社”无关。不论资本主义所有制或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生产力的发展，都是要解决一个生产和消费或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或者较顺畅地解决，或不甚顺畅地解决。
举一个现实产生的例子，我们这几年搞市场经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生产过剩、需求不足，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扩大内需”作为这几年的基本政策，要通过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要不断满足居民需求的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另外我们应看到这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需求是不断变化的。老百姓的生活不断富裕之后，就会逐渐提出新的需求。刻画这一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统计一下居民的收入当中有百分之几十用于解决居民吃的问题。恩格尔系数如果是70%到80%，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如果吃的支出占到30%到40%，就是中等发达的国家；占到20%以下那绝对是发达的国家。我们现在的居民生活有很大的提高。解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几乎都是用于吃，例如，在解放初期，文化大革命以前以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收入的80%到90%都是用于吃的。这几年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开始下降，用于吃的开支下降到50%以下，例如，现在北京市，按照我的了解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约37%。也就是说，居民的收入提高以后对开支都有一个打算，首先是解决吃的问题，然后才有其它的开支。
除了恩格尔系统之外，还可以定义一个新的系数，即居民用于精神消费的支出占收入的百分比。居民用于买书、买报、学习、教育、收听广播电视和得到信息等等的消费支出都叫做精神消费的支出，这部分支出不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而是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以这部分支出定义的系数恰好与恩格尔系数是相反的。随着生活富裕以后，这个系数就越来越大，这部分支出所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中国历史上管子说，“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即吃饭穿衣满足之后，人们才讲究他们的精神生活。又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仓廪实”即仓库中的粮食充足以后老百姓才讲礼仪道德。这是管仲很著名的一段话。它反映了人们的需求总是先满足吃穿用，然后才讲精神生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我们居民在逐渐富裕之后，用于精神生活的开支占总收入比重多少应该成为一个重要的系数，过去这个比重微不足道，现在这个比重就很值得研究。这样一些变化说明，居民富裕了以后，其消费结构是不断变化的。这一需求反映到生产力上，也就是产业结构需要不断调整。如果在某一时期居民主要的需求是吃和穿的话，那农业就是第一位的；如果居民除了吃穿之外，住房、坐车等家用物品支出占的比重较大，那工业就上升为最重要的地位；如果服务性的需求，包括生活性的服务和生产性的服务成为主导的需求，那么服务性行业就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这就是在产业结构分类中，人们通常所说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这里需要讲一件事情。现在人们通常使用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分类，在名词的翻译上并不准确。原名应该为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七十年代末期，我与罗劲柏同志向国内介绍这一分类时，翻译作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和第三次产业。但是中国人的习惯不喜欢讲五个字的名词。所以就简化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但是为什么原文要有个“次”字呢？因为“一次”，“二次”“三次”的概念，反映了产业结构的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为满足吃的需求，所以第一次产业就发展起来，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在一定时期农业就显得很重要。有了较发达的农业之后，慢慢地居民吃和穿的需求就开始满足了，等到吃和穿的需求满足之后，别的需求如住、行、用等需求就开始变得重要了。因此，就要求发展工业，工业就成为了第二次产业。随着工业的发展，就出现了第三次产业，即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有两类，一是生产性服务，还有生活性服务。有了生产性服务才能让第一、第二产业迅速发展，如种子集中供应、销售能否有市场、还有金融、保险等等。所以一些国家为了进一步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开始发展服务行业。同时居民还有生活性质的服务，例如，人们看病的需求，知道信息的需求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随着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达到一定程度，第三产业就开始兴起。现在发达国家中，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60%到70%，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20%，第一产业只占到国民经济的百分之几。我国农业占国民经济的20%到30%，工业占40%到50%，而服务行业只占20%到30%，所以我国的第三产业比较薄弱，但如果需求量不断变化的话，不调整产业结构，就不能满足老百姓的需求。
需要看到这一点：产业结构是在居民需求变化的基础上调整的，而中国当前居民的需求，却正在迅速变化。对于这个形势需要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认识这个形势就不懂得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产业结构有调整的话，一些行业就需要“下马”，一些行业就会“上马”，一些产品会淘汰出局，一些产品会更新换代。这件事情是必然产生的。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发生劳动者的失业和就业的问题。所以产业结构的调整，或者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引起的相应行业的职员和工人不断地下岗转岗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与“姓资”还是“姓社”无关。不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或社会主义制度下，都会发生这一下岗和转岗的问题。任何一种产业都会有上升和下降的时期，而当上升到一定时候，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之后，就只会缓慢地发展了。这是由老百姓的需求结构决定的。需求的变化决定了产业结构需要不断地调整。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的结果。
四、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规律：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发展的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生产力会做重大的调整与重大的变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学会用火以后，就进入石器时代，亦即懂得用石头作为工具。石器时代随着加工程度的不同，又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石器时代之后，人类社会进入了青铜时代。石器加工只是就地取材，而青铜却可以按需求加工，有各式各样的模具，可以满足各式各样形状的需求，同时青铜也具有一定的强度。青铜时代之后就进入到铁器时代。为什么在许多地方不能由石器时代直接进入铁器时代？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铁的熔点比青铜高，青铜冶炼的温度一般为700℃到800℃的温度，而铁要1000℃以上。当时的人们做不出温度达1000℃以上的炉子。石器时代是原始公社低下的生产力。青铜时代有一个重大的变革，即原始公社解体，人类进入奴隶制时代。铁器时代却促使人们从奴隶制进入到封建制。由此可以看出生产力是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变化的。更为重要的变化是生产技术进入蒸汽机时代。蒸汽机出现后，引起了第一次产业革命，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又有重大的变革。继人类进入蒸汽机时代后，又进入到电气时代，也就是现在的电灯、电话、电视等等。从电气时代又进入到原子能时代，这几年又进入到电脑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生产力所依赖的生产技术不断地发生变化，不断地发生生产技术的变革，而这种改变归根结底是由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所以应该看到生产力发展的第二个重要的规律是生产力是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不断向前发展的。
恩格斯曾经在《奥地利末日的开端》一文中，指出蒸汽机所起的革命的作用。对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的确，法国革命、拿破仑和七月风暴都支持过来了。但是却支持不住蒸汽。蒸汽开辟了穿过阿尔卑斯山脉和波希米亚森林的道路，蒸汽使多瑙河失去了作用，蒸汽彻底摧毁了奥地利的野蛮，因而也就摧毁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根基。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国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这是非常有趣的场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21页）
所以，恩格斯说，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同上书，第19卷第372页）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江泽民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给世界生产力和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的主要标志。”
但需要看到的是，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力的促进，有两个方面：一是极大地促进了有效供给，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另一重要作用是极大地促进了有效需求，亦即能提供大量价廉而物美，并且为大多数普通居民所能够买得起的产品。过去一谈到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往往只看到它提高生产效益的一面，而较少地看到它促进居民需求的另一面。为什么近些年来，帝国主义国家“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科技的进步而扩大了市场，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还有继续发展的余地。当前在发达国家里的核心技术，亦即电脑技术所用到的芯片的生产存在着所谓摩尔定律，亦即每18个月生产成本将降低一半，而一切用到电脑技术的各种产品的成本，将大幅度降低，这无疑极大地促进了市场需求。自9·11事件以来，美国经济蒙受重大打击，从而陷入于新的衰退。在当前，这一经济衰退是属于U型衰退，还是属于V型衰退，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估计美国包括国际经济未来发展，除了进行经济的分析以外，还要看到这些国家的科技实力，因为9·11事件，并不改变长期支配芯片技术发展的摩尔定律！
到目前为止，一些同志还不甚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以及科学技术如何应用到生产实践的规律，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如何利用科学技术来发展生产力，否则就无从实现现代化。
五、生产力发展的第三个规律：生产力是不断地趋向社会化而变化发展的
社会发展史的知识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占有的私有性和生产的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是私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制度，但是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于是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有性就发生严重的冲突。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可能彻底解决这个矛盾，它所能做的，是私有的占有形式在不断地改变，以尽可能适应不断增强中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这就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的发展。
所谓生产力的社会性，也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组成生产力的各要素的社会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封建时代的小农经济是一家一户的经济，可以和相邻的住户不发生任何经济关系。所谓“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说的就是这种小农经济的特征。但随着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以后，“一家一户”的手工业显然不能满足需求。开始是在生产领域里出现的专业分工和在分工基础上的协作，进一步就发展为社会领域的分工和协作。这种分工和协作明显地提高了效益，可见生产力的社会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
过去我们把生产力的社会性理解为规模极大的大生产，也就是每一种生产都分拆成许多过程，每一位劳动者，只做一个局部，生产是在分工基础上复合成的大生产。甚而工人所需的吃穿用，家庭生活需求，也纳入“大生产”的体制之中，所谓鞍钢办社会的模式。为什么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为工人是与大生产相联系的，农民虽然在人数上占大多数，但是不能成为领导阶级，因为农民是与小生产相联系的。所以说，工人阶级是最具有发展前途的阶级。
但是新的观念要看到所谓生产的社会性，还要通过商品交换，把整个社会联结在一起。商品经济越发达，就意味着社会化大生产越发达，社会化的联系就越紧密。这是因为生产力总是由几个生产要素来组成的，而生产力发展有赖于各个生产力要素的优势组合。有的地方劳动力便宜，有些地方资金充足，有的地方劳动工具先进，有的地方原材料物美价廉，有些地方科学技术发达，等等，必须把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优点都集合在一起就成为第一流的生产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流的生产力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地区所能实现的，这样一种关系只能通过商品交换的买卖关系来建立，通过买卖关系更容易发掘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部门之间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要素来组成优势生产力。这种优势生产力往往不能在一个地区实现，往往要超越县、市、省，甚至要在世界范围内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这种生产力要素的优势组合越来越社会化，越来越从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直到世界的范围。生产的社会化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性质，这一点我们是逐渐才认识到的。所以如果需要搞项目的话，就要打破那种“自给自足”的观念，应该发掘或构建本地区优势的生产力要素，再与别的地区甚至别的国家优势的生产力要素相结合，然后才能形成本地区优势的生产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维模式，凡是按照这种思维模式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本地区经济一定就会发达。
举一个例子，自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后，冶金工业即提出一个“跃进”规划，要从日本进口现代化设备，在上海建设宝山钢铁厂。现在大家都认为宝钢的贡献很大，名列中国的十大企业。但在当时却遭到普遍的反对。就在1980年的人代会上，代表们纷纷质询：“为什么要在既不产煤，也不出铁的上海建宝钢？”“宝山县是一片沙滩地，而将200万吨钢材打入地下，太浪费！”“这纯粹是因为冶金工业部贪图上海生活条件优越，这严重背离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时的唐克部长向人大代表解释说，“这是为了便于从海上进口澳大利亚的铁矿。”于是人大代表就更有意见了，“为什么要用澳大利亚铁矿，不用中国铁矿！”“如果澳大利亚断绝供应，宝钢不成了‘死’钢！”总之，人大代表严厉批评冶金部“背离”自力更生精神，最后，冶金部不得不停止和日本商谈中的第二期进口合同的谈判。实际情况是，澳大利亚铁矿含铁量高达68%，而鞍钢所用本国矿砂含铁量才28%，我国根本没有优质富铁矿。地质部科技人员曾花费极大力气找优质铁矿，但没有，这是“主观能动性”也解决不了的。由澳大利亚进口铁矿还有一个优越性，50万吨级的大船直通宁波，再转运上海，水运远比陆运成本低廉。事实上，澳大利亚从未断绝过铁矿的供应，因为澳大利亚立国之本，一是羊毛，二是铁矿。实行生产力的社会化，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澳大利亚。
生产力各要素的优势组合必定取代或淘汰劣势组合，这是不依人们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规律。为什么在当今世界各国，出现了那么多的跨国公司，并已经成为主导世界经济的企业？为什么世界经济要走向全球化？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趋向于愈来愈紧密的社会化。
我曾经去过若干经济迅速发展的地区。一些地方上的主持经济工作的同志，非常善于灵活应用这种发展模式，非常善于发掘本地的和外地优势要素，并组合到一起。实现这种优势组合，其前提是必须有发达的通讯网络，便捷的交通运输，而且还要有能源的集中供应，因为社会化的基本模式是信息交流，商品交换。这都离不开能源、通讯和交通。所以全国各地都流行“若要富，先修路”这样的思维模式。
我见到过不少在地方上工作的同志，他们都很聪明，往往仅抓住了生产力一个要素，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我曾去过江苏省的泰兴市。这个市重点发展化学工业，国际化工业的托拉斯，包括杜邦都到那里去投资。为什么化学工业能在那里发展起来？除了必须有能源、交通、通讯以及中国所特有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以外，他们还发现化学工业发展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上游”问题，一个是“下游”问题。“上游”是各种气体供应问题，如氯气、氢气、氧气、氮气、一氧化碳等，确也不会从遥远的国外用钢瓶将这些气体运到泰兴。泰兴市为此办了一个大大的气体供应厂。“下游”问题是污染问题，泰兴市全部包揽下来，集中解决，而且产生效益。当泰兴市着重解决两个问题后，各种化工企业包括国际化工托拉斯都愿意去投资。这些地方上同志非常善于利用生产力要素优势组合的规律，解决了某一项特殊需要，就形成独特优势，别人都愿意来参加“组合”。
有些地方工作同志甚而只抓住某一项生产要素，亦即市场，就能实现兴市。如浙江省的义乌市搞小商品市场，全国的小商品都要到那里去集散。甚至俄罗斯和美国也要来，那里不仅已成为中国小商品集散地，也成为世界关注的小商品集散地。搞小商品市场有什么好处？好处大大的。因为有几十万外来商贩住在义乌市，他们要吃、要住。这增加了不少需求，因而就促进了义乌市的经济发展。又如浙江海宁市，虽然不产皮革，但却办了一个皮革市场，已成为国际化的皮革商品集散地。
生产力的某些要素是优势，还是劣势，其实是相对的。可能在某些组合下是劣势，而在另外的组合下，反而有某种优势。前一时期，在报上说要对某些国营不良资产进行拍卖，立即博得了海外人士的欢迎，因为从海外某些财团或企业看来，这些“不良”资产，经过某些加工改造，反而是有潜在力量的一种优势。
现在在某些地区，热衷于搞市场分割，保护他们的“地方”工业，其实是地方保护主义，是一种短视的“自杀”的政策。
六、生产力发展的第四个规律：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环境的制约，牺牲环境将最终导致生产力的萎缩
生产力的发展会带来环境污染，而“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所以生产力的发展还必须解决一个和环境协调的问题。当前人类面临的有六大问题：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能源危机、气候反常、人口爆炸。如果居民的眼前的需求与人们的根本利益出现矛盾，这样的生产力的“发展”，是不能持久的，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已有很多前人充分讨论过，这里只简略地概括为生产力发展所必须遵循的第四个规律。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可能带来环境污染，所以我们决不能搞“先污染、后治理”。环境破坏了再治理，往往要付出10倍以上的代价，甚而达到不可治理的程度。前一时期有机会去昆明，昆明的500里滇池已被污染，臭气直袭昆明城。不幸的是，滇池的污染，已几乎是不可治理的污染。国家和省已拿出几十亿人民币，加以治理但离见效还很远。因为滇池属高原内陆湖泊，把水换一遍至少要50-70年！“先污染、后治理”，最终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
但是，在生产力发展和环境相协调的问题上，事情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经济正在飞速发展，我们的能源供应主要是烧煤，所以就会大量释放二氧化碳，而完全不产生废气是不现实的。于是，国际上就借此攻击我们是头号污染大国，想以此来限制我们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我国根本不是“头号”污染大国，头号污染大国是美国。第一，中国的二氧化碳释放量约是30亿吨，而美国高达50亿吨。第二，乍一看，我国释放量高达30亿吨，而日本、德国等国才10亿吨，但我国人口比日本、德国均高得多。你们不是讲要尊重人权吗？人人有同样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同理，人人也都享有同量排放污染的权利。美国人的人均排放量是20吨，我们才2.5吨，约是美国的1/8，还不到世界人均3.3吨的平均排放量。按人均排放量来排名的话，我们远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第三，中国的工业化时间才约15年，而你们至少是200年，你们在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排放量，要比我们大得多。所以，在释放二氧化碳的问题上，首先是美国要有所克制，其它发达国家也要有所克制，至于中国理应还有增长的余地。所以，最后京都会议达成协议，发达国家，首先是美国要削减5%。问题是：小布什现在耍赖，不干！
当然，废气不仅污染世界环境，造成温室效应，废气中的酸雨，也影响我们自己。所以我是赞成要逐步削减或限制煤的燃烧量的，要尽可能将能源转移到水能、风能、原子能等干净的能源。我有一个预期：希望到了2050年，煤、水能、原子能各占我国能源的1/3。
需要提醒社会公众的是：我国的人口多达13亿，将来可能达16亿。我国的有效生存空间（指能住人的地区）又特别窄小。我国的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在农村约是1000人，在城市至少是10000人。人口密度之高，世界第一！别人污染了环境，还可以换一个地方，而我们就只有占国土面积12%的平原！
所以，中国在发展生产力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到和环境相协调的问题。
七、中国的先进生产力——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生产力
在当代中国，哪些是具有发展前景的先进生产力？这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且要综合地应用以上所讨论的有关生产力发展的四个基本规律来解答。比如说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美国可以成为世界的首富，但在中国就不可能长成那么大的气候。微软公司的软件技术，在世界上无疑是“超一流”的。问题是中国没有那么多的网民，没有那么大的软件市场，也没有基础那么雄厚的芯片技术作为微软公司的后盾。
作为一个实例，下面就来综合地运用以上所讨论的有关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具体探讨一下在中国发展知识经济的问题。
八、中国是否应发展知识经济，中国将怎样发展知识经济？
当代世界发展动向是知识经济的崛起，即人们现在靠电脑来工作，软件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例如，北京市决定重点发展知识经济，海淀区中关村为重点知识经济发展区。但是知识经济是否是一种先进生产力呢？为什么要发展知识经济呢？知识经济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居什么样的地位呢？这应该成为重点探讨的问题。
第一，知识经济的概念成立不成立？知识经济是否只是某种泡沫经济？这在一些人群中，出现了疑问。马克思主义讲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说，“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知识经济也是生产力，而且在当代经济生活中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这件事情对于马克思主义成立不成立？有些同志直接了当地提出了质疑，并成为反对发展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其实，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73页，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或精神生产力”。所以在马克思来看，生产力并不专指物质生产力也包括精神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涵。现在我们的社会公众有一种误解，认为生产力只是物质生产力，不包括精神生产力。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为什么精神生产力能包含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物”，或生产力的概念中去？这需要做一些回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物质与意识的对立是相对的，在特定条件下，物质与意识的对立才是绝对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曾尖锐地指出“物质与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见该书第139-140页）也就是说，我们讲“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时，是在讨论认识论问题时，并且是在讨论认识论基本问题时，对立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讨论的不是认识论基本问题，而是别的问题，它们的对立就是相对的。也就是说，精神也是一种物质现象。精神是大脑的思维活动。大脑是物质的，大脑的一种活动叫做精神。如果我们讨论“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这时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生产力，在生产力中有物质生产力也有精神生产力，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的关系不是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精神生产力并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反映。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不涉及第一性与第二性的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物质运动有五种基本形式：第一种运动形式是机械运动形式，第二种运动形式是物理运动形式，第三种运动形式是化学运动形式，第四种运动形式是生物运动形式或生命运动形式，第五种运动形式是思维运动形式”。所以思维或精神运动也是物质运动形式的一种。生产力从机械运动形式上升到物理运动形式，上升到化学运动形式，上升到生物运动形式，再上升到精神运动形式，这是物质的运动形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或生产力的内涵由物质运动的低级形式向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发展。在这种意义上讲，世界的经济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又发展出知识经济，这件事情不仅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而且还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
为什么生产力所包含的物质运动形式不断地由低级发展成高级？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需求在变化。前面讲过我们从恩格尔系数发展并定义了一个新的系数叫做精神消费系数。这个精神消费系数反映了老百姓对精神的需求。精神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为了满足居民从事生产、消费等活动所带来的精神需求。这就是知识经济崛起的背景。
知识经济包括哪几个部分呢？例如电视机、软件、教育、科学研究、新闻出版等等都属于知识经济。医药卫生也属于知识经济。很多人奇怪医药卫生怎么能是知识经济呢？医药卫生的关键在于诊断，看看你的身体有什么病态没有，大夫给你诊断一下，也就是居民要求对自己身体状况有所了解，知道后才能给你做治疗，所以这属于知识经济。应该说诊断活动是医药卫生工作中的主导的活动。在发达国家中，居民用于医疗的开支，占很高的比重。例如美国九十年代的数据显示医药费用的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最近新的数据显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8倍，它用于医疗消费的费用比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大。为什么美国人的医疗消费如此浩大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美国人“怕死”。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喜欢打官司，而医生又常常成为打官司的对象，如果医生诊断错误，告到法庭，法庭的判决可能为500万美元或1000万美元的赔款。所以美国的医师时刻警惕病人来打官司，把病人记录做得很周全，作为将来打官司的根据，来证明自己的诊断是否有错误。另外一个重要的措施是每个病人来了之后都要从头到脚用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给你诊断一遍，如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等。这些都是要花钱的。某年我到美国走路时不小心把脚给崴了，红肿得厉害，由于害怕骨折，所以到美国的医疗去看病。按照惯例医生要从头到脚地给我做一遍检查，虽然我购买了保险，但是保险只保费用的90%，个人需要支付10%，这是一个不小的费用。经过我一再地“恳求”之后，他才同意只给我拍一个片子，开些药品。这就是医疗支出费用急剧增长的背景原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美国医疗费用支出确实属于知识经济。而因此知识经济会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60%-70%。
因此，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居民们对知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而对物质的需求却是有限的。庄子在《逍遥游》这篇文章中说“鹪鹩栖树，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鹪鹩”指的是树上的小鸟，小鸟在树上有一个横枝就够了；“鼹鼠”指的是小老鼠，小老鼠到河里喝水，喝饱了就够了。这也说明物质的需求是有限的。当然也有畸形发展的需求，如马科斯夫人要3000双女鞋，但那是例外，至于人们大脑皮层能够接受的信息可以说是无限的，到现在为止，人们大脑接收的信息量还远远不足容量的1%。所以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对知识的需求，将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展。
另外还要看到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以后，物质生产部门同样也会得到迅速的发展。例如，我的孩子到日本谈协作，到了东京之后，日本人请他参观东京千叶县的千叶制铁所，也就是轧钢厂。日本轧钢厂用的轧机宽度为1.9米，而当时我国只有1.7米的轧机。1.7米与1.9米的区别就是汽车用的钢板要由1.9米的轧机来轧制。我的孩子回到中国后说，当时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公里半的生产线上空空荡荡看不见人。于是他好奇地问工厂一共有多少工人？回答是“三班倒”加上仓库管理员一共是80个人。为什么会这么少呢？这是因为使用了计算机进行管理，包括做买卖也是和计算机打交道，所以仓库里只需要值班人员即可。而据我对我国的武钢的了解，由国外进口的武钢的1.7米的轧机，“三班倒”，不包括仓库管理人员在内，一共是2400人。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的劳动生产率相差至少30倍。这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日本的工业正在发生深刻的改组，从装配线时代过渡到后工业化时代。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就是向自动化迈进，亦即进而为电脑操作的时代。所以整个日本工业都在改组，所有的设备都是软件控制。因此日本的软件行业高度发达，仅日本东京从事软件行业的人数就有100万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软件行业年产值在1千亿美元以上。所以知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产值巨大，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工业的一个巨大促进。由此可以看出，知识经济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是满足了老百姓的精神需求，第二是极大地促进了传统工农业等各行业的进步。知识经济本身又有很高的产值。在当代社会当中，知识经济是处在重要的地位的新经济。
我个人认为，知识经济是新发展出来的产业，我们给它起名为第四次产业。也就是从第三产业当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新的产业。第三产业的特征是服务性行业，而服务性行业有各种物质的或劳务形式的服务，现在发展出一种知识性的服务，这就是知识经济。
自知识经济的观念引入中国以后，中国要不要大力发展知识经济的问题，就成了有重大争议的问题。前一时期，有非常尖锐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说，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急起直追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另一种声音却说，中国尚处在工业化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任务尚未完成，知识经济是“未来”的经济，对于中国现实所处的阶段，应该有冷静的认识，因而对大力发展知识经济表示怀疑。其实，第一，要看到产业结构是在需求基础之上实现的，这个需求不能跳跃。如果说现在急忙地过渡到精神消费为主，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所以中国现在的确还处在工业化阶段。但是，第二，工业化的办法不一定还沿用人家曾走过的技术途径。这就是说，需求结构是不能跳跃的，但是满足需求的方式，采用的技术路线，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或者说，实现工业化的技术是可以跨越的。举一个例子，同样是电话系统，旧式的电话用的是铜线，现在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用光纤，光纤将有更为宽阔的频谱，有更强的通话能力。所以，在五中全会上做结论说：“中国要实现工业化，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就把生产力的两个发展规律结合起来，需求决定产业结构，但是满足需求的生产力还可以在新的科学技术基础上来实现。
另外要看到的是，我国居民在需求上有一个特殊性，亦即随着生活初步富裕之后，中国人对知识的需求比历史上走过来的国家来得要早。为什么中国人对知识对信息的需求比西方来得早一些呢？这是因为现代技术能够提供价廉物美的信息工具。这就促使中国人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有所提前。例如电视机，包括农村，家家户户都有一到两台。美国是在普及了黑白电视以后，经过一段较长的时期，才走进彩电时代的，而我国却直接进入普及彩电的时代，全国彩电至少有两亿多台，也就是中国人已拿出八千亿人民币来支持彩电事业。中国人现在正在普及电话，已达到三亿多台，但随着家用电话的普及，手机却超常发展，已高达一亿五千多万个，每月还在以五百万个的速度增长，并将很快赶上户用电话的普及率。所以中国信息产业来得特别快。同时，随着居民生活的富裕，居民对教育的需求也在增加，目前北京已经放开高等教育，北京市的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入大学读书。所以，有关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还是归结到五中全会所做的概括，“要以信息化来带动工业化”。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分析研究了中国的现实需求以后，对于知识经济的争议所给出的科学的回答，这一回答把中国需要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和适应居民的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九、中国共产党人将怎样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先进生产力不是自发地或自动地生长发展的。江泽民同志说：“全党同志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经常加以检查和总结，看看是不是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符合的就丝毫不动摇地坚持，不符合的就实事求是的纠正。”江泽民同志还说，在如何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上，要充分发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群众以及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他还指出，我们必须敏锐地把握未来的科技发展还将产生新的重大飞跃的客观趋势，“始终注意把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掌握、运用和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
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斗争，将是十分尖锐复杂的，在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的“后面”，总隐藏着一部分人群的实际利益，因而就出现有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冲突。在如何正确处理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生产力间的斗争的问题上，江泽民同志还十分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先进生产力。对于仍然存在的不适应先进生产力和时代发展要求的一些落后的生产方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简单化地加以排斥，也不能采取安于现状、保护落后的态度，而要立足实际、创造条件加以改造、改进和提高，通过长期努力，逐步使它们向先进适用的生产方式转变。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要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就不仅要推动或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还要解决相应的生产关系以及体制方面、政策方面的种种问题。所以，江泽民同志还说，我国“要通过改革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打开更广阔的道路”，“使我国形成发达的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这些思维模式，并付诸实践，从而加速实现我国即将面临的世纪性的跨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