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与资本逻辑——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复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大利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逻辑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4)02-0084-07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调整，实现了由福特—凯恩斯主义向灵活积累体制转变。“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小规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摈弃了等级结构企业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流。”[1](p8)虽然以“生产性劳动”所规定的资本积累体制仍然在世界范围作为支配性力量发挥作用，但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形式、生产劳动过程及其组织方式具有了新的时代特征，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建构了工人的政治主体身份、存在空间以及伦理观念。在这一背景下，莫里茨奥·拉扎拉托指出，传统关于“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物质劳动与非物质劳动”的二元区分已经无法在根本上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性劳动的特点。他将上述转化描述为：“体力劳动越来越加入了被称为‘智力’的工作程序，而新的沟通技术越来越要求富于知识的主体性。这一转变，不单纯是智力劳动逐渐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则过程。已经发生的事情乃是一种新的‘大众智能’逐渐化身成型的历史转变过程。”[2](P139-140)“普遍智力”、“非物质劳动”成为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核心概念，这在奈格里的《帝国》中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发挥。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将后工业时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研究作为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切入点，将政治革命实践作为旨归。“非物质劳动”的提出正是来自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及《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节的重新解读。“如果一方面资本是主体，那么在另一方面，劳动一定能够也是主体”。[3](P161)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对抗构成了驱动资本主义发展和解体的内在逻辑，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4](P353)
在以资本原则定向的现代世界，“生产性”规定了劳动的全部内容和组织形式，劳动是作为资本的力量而存在的，劳动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智力劳动(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等)都被整合到了资本的体制中，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权力成为贯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逻辑。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劳动过程和组织方式历史性转变的研究，对生命政治主体的建构为我们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开拓了新路径。
一、“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内在张力及历史的辩证
“劳动”在马克思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具有本质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批判性分析以及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从根本上说，是以澄清“劳动”这一范畴的哲学基础和原则为前提的。“经济基础”、“生产力”、“生产关系”、“实践”、“资本”、“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等等，无不最本质地与劳动相关联，并且可以直接追溯到“劳动”。当代资本主义突破自身界限所进行的一系列调整使新的劳动形式出现了，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形式。
“劳动和教养在十九世纪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实体……。劳动成为雇用工人的生存形式，而教养的‘占有’则成为‘有教养者’的特权。劳动处于一种它并不把人教育成人的状态中”，[5](P335)从而使劳动获得了社会意义。按照西方传统的基督教观点，劳动在本质上是人对上帝的原罪与所受到的惩罚，是下等人必须承受的强制性活动，是苦难与劳累，而远非值得赞扬的成就。新教改革的成果之一就是确立起了人们对劳动的尊重，它使物质生产活动获得了神圣性的光芒，劳动成为富有积极创造意义的生命活动。一方面为物质财富的加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另一方面作为对上帝的敬仰和对自我力量的确证，劳动使世俗生活变得更加有意义，为人们的内心带来了充盈的成就感，进而建构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劳动作为现代主体的存在方式，是在19世纪市民社会的形成中成为时代精神核心的。首先从人的存在的原初意义上理解劳动的是黑格尔，“黑格尔是在完全普遍的精神概念下面把握自我存在和异己存在之间的这种运动的，所以劳动对他来说既不是特殊意义上的体力劳动也不是特殊意义上的脑力劳动，而是在绝对本体论的意义上充满精神的。”[5](P357)劳动并非一种单纯追求财富的经济活动，而是人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环节”，它是创造人的生活、形成人的本质以及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马克思正是在黑格尔所讨论的原初意义的劳动概念的基础上，完成了哲学的存在论革命，将精神活动倒转为现实的感性对象性活动，即“实践”。
与黑格尔不同，国民经济学家从资本主义的社会规定性上把握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将国民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学领域中的路德，因为“开明的”国民经济学家发现了劳动的主体性秘密，劳动价值学说成为18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劳动作为经济学范畴进入学者们的理论视野。亚当·斯密秉承了英国经验论的传统，将洛克哲学作为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认为劳动分工是人类所共有的一种自然倾向，而把进一步分析劳动分工的本质、来源排除在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之外。这种纯粹寓于经验范围的研究方式，使他的理论重心建立在对国民财富的分析上，从而抹杀或者回避了对作为人的活动的劳动本质的研究，使处在某种社会关系结构中的劳动被抽象、淡化为一个经济范畴。在劳动受控的资本逻辑中，劳动仅仅作为财富增殖的既定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里未加考察和批判的劳动是有前提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是这一时代的历史学家，他们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有利于财富的生产”。[6](P154)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恰恰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二元主体对立和斗争推动的历史，资本通过重组劳动过程、扩大固定资本或者科学技术的生产性运用，回应工人争夺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工资水平和降低劳动强度等的诉求。“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7](P387)机器的出现，既是“资本”对“劳动力”支配和穿透，又是两者斗争妥协的结果，并使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并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8](P92)马克思对于机器霸权的论述不仅仅停留在“异化劳动”的表现层面(即对工人劳动过程的控制)，而是深入到对工人“主体性”的重新建构，即对工人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从而造成了劳动对资本实质上的从属和控制，劳动被深刻地整合到了资本的体制中。机器化大生产的广泛应用，使“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取超过了“绝对剩余价值”，在加强对工人控制的同时，也为工人创造了工作以外的自由时间，技术向生产的渗透要求工人不断提升接受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促使工人从粗笨的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转型，资本主义的技术更新和进步正是通过工人自身的发明创造来完成的。“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个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8](P102)
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正是马克思对劳动的祛范畴分析，以及劳动和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基本前提，在他们的理论中表现出“对劳动作用的持续关注”，并从两者的对抗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马克思指出，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重新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贯穿其中的“一个主题是试图理解近些年劳动实践的变化方式，以及新形式的劳动可能带来怎样新的、更大的潜能。新的概念诸如‘非物质劳动’、‘大众智能’、‘普遍智能’等等都试图抓住合作和创造力的新形式，这些新形式都关涉当代社会生产——一种控制论、知识性和情感性的社会网络所界定的集体性的生产”。[9]这一基本立场，正是基于对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章的重新解读，奈格里等学者并将其命名为《机器论片段》，在上述马克思关于机器问题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普遍智能”等概念。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关系在当代语境中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和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并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复归的现实基础和理论枢轴。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的是，意大利自治的马克思主义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二元主体对抗中把握了其内在张力和历史的辩证，即在资本不断克服自我限制、拓展剩余价值空间的同时，又蕴含着劳动解放、工人个体发展对资本世界的颠覆性力量，即“强调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阶级主体维度，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并结合不同时代的理论与实践，建构自主的、抵抗的政治主体以及对抗资本的逻辑和统治”。[10]
二、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资本积累模式的转变与“非物质劳动”
在当代语境下，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把握了资本主义劳动组织方式所发生的结构性转变，即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劳动主体、内容形式与资本逻辑之间的一系列新的对抗关系和内在张力，这构成了“非物质劳动”成为时代核心命题的历史转折和现实基础。如果说在机器化大生产时代，机器作为“普遍智能”构成了对劳动的实质性吸纳，那么资本主义在进入20世纪垄断阶段后，福特主义、凯恩斯主义使管理科学成为资本逻辑整合劳动的现实统治模式，后福特主义在克服福特主义僵化弊端的同时，延续、深化并拓展了资本对劳动的新的统治方式：传统劳动组织方式和内容越来越具有“非物质劳动”倾向，资本的深入剥削形式表现为对劳动者主体性的重新建构以及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
1913年，亨利·福特运用当时企业推广泰勒制的科学管理模式，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还创造出依靠非熟练工人在中心装配线上使用通用零件的大规模生产方式，进而“劳动标准化了，去资格化了，成为可互换的，单向度的。”[11](P87)泰勒制作为现代行为科学、管理科学的支点，意味着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合理化，这使对劳动主体的控制、劳动程序的优化和程序化成为可能。在泰勒制的规范之下，由于计划职能和管理职能之间的区分，劳动主体内部开始了分化，无专业技术能力的劳动主体被纳入生产劳动过程，被整合为机械化生产流水线(资本的技术化身)的一部分；专业的管理人员离开车间，将以前由工人所掌握的知识技能汇集起来，转化为对生产过程进行控制的规章、程序和制度，从而使劳动的智力部分归入资本的部分。
管理科学的生产性运用导致了向“管理资本主义”的过渡，通过生产条件的“理性化”、劳动过程的“组织化”以及对每个生产环节的严格控制，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劳动时间的空隙率，依靠劳动过程的内部整合，为资本增殖扩张拓展更大的内部空间。泰勒制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性趋势的历史转型，“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这一趋势在于深化社会劳动分工，并使劳动力更加服从资方权力。卡尔·马克思一直坚持研究这种趋势……。以下这些趋势是资本主义关系的结构特征：社会劳动体甚至是劳动者本身的瓦解，大工业中劳动力的纪律化，科学为资本服务、手工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加剧”。[11](P85)安东尼奥·葛兰西在《美国化与资本主义》中指出，上述以生产线技术和管理科学为特征的新型劳动方式和生产过程，以史无前例的目标意识重新塑造工人集体，导致了强制劳动的“社会化”，工人的个体生活、家庭经济、教育培训以及消费需求，甚至情感欲望和道德品行经过重组都被整合到福特制资本主义一体化、齐一化的节奏和步调中，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19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积累方式发生了转变，“灵活积累”意味着福特主义呆板、僵化的模式陷入危机并转向了“后福特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结构性转变，依赖于“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的有关灵活性”。其特征是“出现了全新的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各种新方式、新的市场，首要的是商业技术和组织创新得到了极大强化的比率”。[12](P191)莫里茨奥·拉扎拉托正是在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下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即“生产商品信息和文化的内容”：对于前者“直接劳动所需的技能逐步变成神经机械学(cybernetics)和计算机管控的技能(以及水平与垂直的信息沟通技能)”；对于后者，“这类活动包括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2](P139)劳动内容、形式以及组织方式的一系列转变在战略层面上，不仅改变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管理与调控模式，也使工人的个体存在、自我认知等主体性的向度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加剧了其内在的矛盾冲突。
按照拉扎拉托对“非物质劳动”第一个层面的分析，“被改组的劳动者”为了克服福特主义的僵化，要求在生产协同中成为能动的主体。积极的智能化信息操控活动、决策参与活动成为劳动的主要方式，现代管理技术的激励机制、参与式管理致力于在主体性层面重新建构劳动者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并要求其在团队的沟通、交流和合作中，贯彻组织的整体目标和指令计划。这使劳动者越来越只能够成为组织结构中信息的编码、传递和沟通者，即“成为沟通主体”，被规范化的“信息流通”管理技术所控制，这较之体力和脑力工作的严格分工与工作分配，更加具有极权主义的倾向。
在“非物质劳动”的第二个层面分析中，就劳动内容而言，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特点均显现在“非物质劳动”。在电视、电影、时装、广告等形象产业以及第三产业(服务业)中，符号产品和服务体验具有转瞬即逝和一次性消费的特点，符合资本流通的零度理想，成为非物质劳动的主要生产内容，并通过培植劳动者闲暇方式、消费品位和价值取向等，使符号产品获得了劳动者更多的需要、想象和认同空间，并且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互相消解建立并扩大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环境。“非物质劳动最首要的是生产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创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惟有在这种生产中获得成功，它的活动才会具备经济价值……劳动并不仅仅生产商品，相反，首要的是它生产出了资本关系。”[2](P144)
除此之外，在资本本身的形式转变中，金融资本及其衍生品在刺激社会经济进步方面获得了决定性意义，大卫·哈维指出这种转变首先在于货币的“非物质化”。“1973年以来，货币已经在它与从前的各种金属(虽然后者继续与其他很多东西一起起着一种潜在的货币形式的作用)不再具有形式上或实质上的联系的意义之上，或者说，就此而言，在不再与任何其他有形的商品具有联系的意义之上，被‘非物质化’了”。[12](P372)货币的非物质化导致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控制，以及与物质货币基础和实体经济运作向脱离虚拟经济体的自组织发展。在金融垄断资本的支持下，全球性生产组织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公司/企业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对资本价值链的重新整合，实现了“生产的去中心化和分散化”，全球化作为金融垄断资本逻辑展开的前提和必然结果，一方面使物质生产活动的实现更加依赖于信息技术、网络沟通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非物质劳动”；另一方面，为了适应这种所谓的全球化趋势，迫使劳动者必须获得与“非物质劳动”相结合的新的劳动技能，包括企业经营管理、沟通、行销技能、生产文化产品的创造性、想象力的智力技能，以及体力劳动的手工技能等等。与此同时，在非物质劳动的全球化网络中产生出新的社会合作方式，即“不稳定性、过度剥削、机动性和层级结构”，从而“非物质劳动把自身建构在直接的集体形式之中，而我们或可以把它说成是只以网络和流动形式存在的劳动模式”。[2](P142、143)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深刻地影响了奈格里、哈特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并将这一概念置入马克思社会关系及再生产理论中探寻革命主体产生的可能性。
三、“非物质劳动”与生命政治主体的建构
如果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非物质劳动”的分析仅仅承接马克思“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前提，局限于对“非物质劳动”产生的社会结构性转型以及性质、经验表象的分析上，那么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复归并非是彻底的和根本的。马克思以“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本身，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批判的枢轴，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劳动”与“资本”内生性对抗关系中探寻革命的可能性和道路，将工人阶级确立为革命的主体，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向政治革命的实践转换。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突出地体现在对马克思这一政治立场和革命主体的传统复归，在“劳动”与“资本”对抗的当代语境下贯彻马克思辩证的、历史的方法论原则和阶级斗争的革命诉求，从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探寻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并对自主的、反抗的革命主体进行重新界定。在这个意义上，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秉承了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向政治革命斗争实践转换的根本立场。
奈格里在1978年出版的《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通过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文本的政治解读，提出重新建构自主的、反抗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正是蕴含于“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内在张力之中，即资本的矛盾运动发展过程中。“另一个主体即工人阶级主体一定会涌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征服没有抹去他的身份，只是控制了他的行为；这一主体一定会在过程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总体力量的水平上涌现。”[3](P161)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在资本的永久革命——资本为了突破自身限制、克服剥削障碍必须进行的自身战略调整和“世界市场”范围内的时空修复——和扩张动力中，它不断地将社会条件和劳动纳入自身。但这却并非是同质化、消解差异的单向度吸纳过程，这种关系的存在需要以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循环为前提，因此，资本同时保留了独立的、与它相对立的劳动主体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并没有真正消解劳动的主体性，而是在每一个扩大再生产阶段上通过分离、对抗、综合稳固了劳动主体的存在。“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13](P254)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不断纳入自身的力量：一方面，资本改变了阶级组成，使其在资本的统治下达到了更高层次上的利益统一；另一方面，资本消除了劳动的独立性和分散性，社会化大生产为工人阶级的政治联合创造了物质基础。“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被以下事实揭示出来：(1)资本所创造出来的统一体允许工人打破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交换关系被两个阶级的力量的关系所代替了。(2)除此之外，工人阶级的主体性被交换关系在工人中不是有效的这一事实所揭示出来。”[3](P162)对《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文本的政治学解读，奈格里完成了最基础性的工作：回归马克思政治经学批判的传统，即在“劳动”与“资本”的二元主体对抗的内在张力中，证明了工人主体及主体性与资本力量之间的共生与消长。
如果说在革命主体产生的逻辑上，奈格里依循了马克思的框架，那么在探寻并重新界定革命主体和革命潜能问题上，他试图把握当代语境下劳动的形式和内容的新变化，做出超越马克思的尝试。对“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深层分析，构成了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寓于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并建构自主的、反抗的革命主体的关键环节。一方面，对生产性劳动越来越具有的非物质劳动倾向进行分析；另一方面，澄清非物质劳动如何使劳动主体在社会和交往领域中获得了主体性的新形象，其所遭受剥削的新形式如何激发了批判因素，导致了社会实践活动中对资本统治力量的反抗与斗争。奈格里在上述第二个维度上将拉扎拉托的“非物质劳动”概念寓于福柯的“生命政治”，指出“这批作者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在处理生态政治社会中的新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物质方面的表现。然而，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14](P32)
基于重新建构革命主体的立场，奈格里在三个层面上界定了非物质劳动：“1)近年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2)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3)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14](P32)在后来的著作中，奈格里将前两个层面整合为“涉及智力和语言的劳动”，而第三个层面“情感劳动”之所以最为重要，就在于其直接关涉着精神的、身体的劳动主体的再生产。奈格里极具创造性地将福柯“生命权力”的积极方面转化为“生命政治”概念，对非物质劳动的“生命政治”解读意味着建构革命主体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权力将生命作为规训的客体，福柯则是为了确定在生命中蕴含的抵抗力量，以此创造主体形式，以及摆脱权力控制的生命形式。
福柯的“生命权力”是直接渗透到个人的身体、日常行为并分散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种机制或关系结构，它是生产性的、压迫性的。“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15](P156)在奈格里看来，这种在20世纪初开始被强化和普遍化的“规训”规范化手段，使资本权力深入而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人的肉体、情感和意识领域，为个体组织塑造了总体性的生活境遇。从根本上生产了劳动主体，并使被规训的主体屈从于资本的权力。奈格里在福柯的生命权力和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发现了契合点，即资本的统治和剥削已经达到了对生命的深层控制。接下来的问题在于，“生命权力”如何向“生命政治”转化。关于生命政治的特征，奈格里将其界定为新的生产方式向全社会延展，资本对劳动的深层控制激发了矛盾的各种经典因素。“我接过了生命政治这一概念，目的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给我们带来的断裂和对抗。生命政治可以仅仅是生命权力的光明面，但它绝非仅此而已，它是一种力量。”[16]非物质劳动构成了这种力量的物质基础和现实领域，并且与“生命权力”表现形式相对应，两者的结合使帝国的权力结构瓦解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非物质劳动在当代语境中的霸权地位越来越突显，它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了网络分布的、不确定的流动性关系，创造了新的交往、合作的社会关系，使劳动的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这些劳动内容和形式的新变化，一方面是“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结果，而另一方面，全球化、社会化和创造性程度的提高又稳固并建构着反抗的革命主体。如果说“生命权力”表征的是资本逻辑的全球化扩张，那么“生命政治”则把握了抵抗的、自主的主体建构的逻辑，即作为“集体生命政治体”的大众。这里的大众的边界更为模糊，不再是作为工人、农民、妇女或者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身份。因为帝国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的全面、深入渗透和控制，已经使这些主体的存在形式和反抗对象具有共同的规定性，并将其整合为“集体生命政治权力主体”，而成为自身的反抗力量，彼此共生和消长。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政治不过是以某种更为彻底和普遍的方式扩展了阶级斗争。
对于资本权力批判的逻辑，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大多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无二致，而对于革命主体建构的逻辑，则突显了他们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传统回归，即向政治革命的实践转换。与当代国际左翼运动的悲观主义不同，意大利自治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文本的政治解读中，把握了“劳动”与“资本”二元主体对抗的内在张力；从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实践中找到了对抗资本权力的现实路径，重视并重塑独立的、积极的、主动的革命主体和革命潜能，并在劳动内容和形式的新变化中，求证生命政治主体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它与20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体的文化批判路向不同，开拓了政治革命的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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