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秦统一中的秦墨学
吴保传，张爱红
(西安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 要： 探讨秦统一的历史成因，不能忽视秦墨学。墨家学者早在秦献公时期就来到秦国，得到重用并逐渐发展出秦墨学，在秦统一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作用。一是秦墨学在充分吸收春秋以来的墨家各派以及法家、儒家等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对秦统一的学术影响不仅表现在立足城防的军事技术层面，还体现在立意进攻的统一理论层面。二是秦墨学者通过创造性阐释，将墨学从“役夫之道”转向“治国之道”，突破春秋以来墨学平民化的发展模式，从而将墨学导引到秦统一的治国实践层面。秦墨学的创新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秦统一的历史进程，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政治思想。
关键词： 秦；秦墨学；《吕氏春秋》；商鞅变法
墨学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显学，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墨家学者早在秦献公时期就来到秦国，得到重用并逐渐发展出秦墨学，在秦统一进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关于秦灭六国、一统天下的思想原因，学者们多从法家、儒家等角度加以探讨，而相对忽视了秦墨学。本文试以秦墨学与秦统一作为切入点，探讨秦墨学的形成与发展，并分析它对秦国由弱转强、一统天下的重要影响。这有助于深入了解秦国墨学的发展轨迹以及秦统一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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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墨学成为秦国的显学
在战国时期，秦国的墨学并非只有“从事者”一派。关于墨学在战国中后期的发展，《庄子·天下》《韩非子·显学》等文献早有注意。韩非子明确指出，墨学在墨子死后分化为谈辩、说书、从事三派，这是先秦墨学有“三墨”的主要依据。蒙文通认为：“三墨者，即南方之墨、东方之墨、秦之墨。秦之墨为从事一派，东方之墨为说书一派，南方之墨为谈辩一派，此墨离为三也。”[1]第1卷《古学甄微》211-212蒙先生将“从事一派”和“秦之墨”直接画等号，后世学者受此影响较多。有学者提出秦墨的贡献仅限技术操作层面，缺乏理论深度，故而谈不上是秦墨学[2]48-51。这些认识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其实，“在不同时期，墨学不可能正好就是三派，也不可能在某个地域只发展墨学某个方面”[3]155。
我们认为，战国中后期秦国的墨学不仅有“从事者”，还有“说书者”“谈辩者”。这些墨者对秦统一进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秦国墨学中“从事者”对提升秦国军事能力有直接帮助。关于他们的军事防御活动和贡献在《墨子》城守诸篇中有详细记载，这些篇章被确认为战国中晚期的秦墨者所作，并在云梦秦简里得到了有力印证[4]《秦简与〈墨子〉城守各篇》。“说书者”在秦国宣扬墨子思想，在秦国的军事防御、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墨子的思想被后人概括为“墨子十论”：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其中，兼爱、非攻思想学说转化为秦国积极防御、主张偃兵的外交策略；尚贤、尚同思想对秦献公、商鞅变法的军功爵制、什伍连坐制产生了深刻影响[5]。即便是墨学中“谈辩之士”也来到秦国并产生影响。《吕氏春秋·去宥》记载，东方有一位墨家“辩者”的代表，被时人尊称为谢子，他也来到秦国，秦惠文王与之见面。
活跃在秦国的墨者不仅学派众多，并且拥有相当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李学勤根据出土秦简推断，墨学入秦的最早年代，是在秦惠文王(前356—前311年)前后。何炳棣提出不同观点，认为“秦墨”最早出现在秦献公时期(前424年—前362年)。公元前381年，秦献公与墨者开始合作，且关系如鱼得水异常融洽[6]。这比李学勤的看法提前了将近半个世纪。自秦献公始，墨学对秦国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至秦惠文王时期，秦墨学者声势浩大，代表人物有腹黄享、田鸠、唐姑果、谢子等墨学大师。例如，《吕氏春秋·去宥》记载，墨学大师腹黄享以“巨子”身份居秦，深得秦惠文王信任，被尊称为“师”，其门徒数量众多。至秦始皇时期，秦墨学对秦国的影响更加广泛且深远。《韩非子·显学》认为，当时的显学就是儒墨两家学说。《吕氏春秋·当染》特别强调秦国墨者非常活跃，得到重用的学者不可胜数。
总之，活跃在秦国的墨者不仅学派众多，而且几乎每个流派的墨者都有仕秦者并对秦国产生重要影响，墨学在秦国日益成为显学并发展出秦墨学。秦国成为战国时期墨学的主要活动区域，墨学中心已经从中原的宋、鲁、楚，转移到西北的秦国，秦国俨然成为战国时期墨学的重要学术中心。
二、秦墨学的学术特色
前面提到，墨学在秦献公时期传入秦国，至秦始皇时期仍为显学。秦墨学是墨学在秦国长期的流传、演化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具有秦文化地域特色的学术派别，并在秦统一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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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秦献公时期的墨学
秦献公时期，墨学传入秦国并对秦国产生深刻影响。秦国此时重用墨学并非偶然，这是由秦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墨徒的自身特征所决定的。
首先，秦献公时期，百废待兴，制定了“抵御外侮，莫先于巩固城防；巩固城防，莫先于征募墨者”的战略方针。这样，秦国必然需要善于军事防御、军械制造和军队组织的墨者。所以墨者中“从事者”此时纷纷来到秦国，他们是当时秦国急需的人才。他们为秦国制造出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军事器械，并且依靠高超的守城技巧和防御技艺为秦国军事防御活动作出重要贡献。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可以参考被确认为秦国墨者所作的《墨子》城守诸篇。
奖励耕战直接受到墨学“节用”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墨子的节用思想对商鞅奖励耕战策略具有指导作用。墨子高度重视粮食和农业生产，因为这些物资以及活动具有战备性质。据《墨子·七患》记载，粮食是国家、治国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是维持百姓日常生活、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国君不可不重视。受此观念影响，商鞅也认为，足够的粮食储备是预防饥荒和战争取胜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粮食不仅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且还是战备物资。农业生产并不是单纯地满足生存需求，而是为了战争需要，说到底是为了实现富国强兵。二是墨子的赏罚制度为商鞅耕战政策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激励机制。墨子的节用思想还体现在节省民力、提升生产力方面，并通过赏罚等制度措施来实现这个目标。这对商鞅变法有影响。商鞅也认为，富国强兵的前提条件是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和战斗力。
最后，秦献公最先推进军功爵制和什伍连坐制，这些制度与秦国墨者有重要联系，它们是墨学“尚贤”“尚同”思想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具体实现[5]。
二是秦墨学积极吸收儒家思想，推动墨学官学化，在治国理政方面作出重要努力，实现秦墨学从“役夫之道”转向“治国之道”。与儒家“修齐治平”的价值取向不同，原始墨学具有鲜明的平民化特征。墨家学者多来自底层人民，“墨学十论”基本上为“役夫之道”，反映着底层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然而，考察秦国墨学发展史，我们看到秦国墨学有一个重要转向，那就是墨学官学化，他们积极寻求当政者的赏识，试图在治国理政方面为国家提供更大帮助。这个转向和秦墨学对儒学部分内容的吸收有一定联系。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两点：
(二)秦始皇时期的墨学
秦国的墨学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寻求创新和发展，为秦统一提供了独特的思想优势。在这个过程中，秦墨学的特色慢慢形成，并在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新进展。
在越冬干梢调查中，在无冬季防护的情况下大花月季系列干梢最严重，且普遍，平均干梢率达91%，所有品种不能正常越冬；丰花月季系列整体干梢程度最轻，抗寒能力最强，但干梢率也仅为54%，除冷香玫瑰轻度干梢外，其余品种为中度干梢；藤本月季介于大花月季与丰花月季之间，干梢率为74%，其中安吉拉中度干梢，其余品种严重干梢，这一指标作为藤本月季选优重要指标。
秦墨学的特色和新进展在成书于秦始皇时期的《吕氏春秋》中得以窥见。《汉书·艺文志》认为，该书“兼儒墨，合名法”。清人卢文弨明确指出：“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8]卷十《书吕氏春秋后》640可见，《吕氏春秋》的部分篇章的确可以用来考察战国后期秦墨学的新进展。从《吕氏春秋》看，秦墨学的新进展和特色主要体现在原始墨家的核心观念被秦墨者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非攻”转向“义兵”。“非攻”是原始墨学的重要主张。墨子认为，战争之害在于“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收敛”以及使“百姓死者，不可胜数”[9]《非攻中》，所以主张“非攻”。《墨子》城守诸篇的各种守城之术就是早期秦墨“非攻”思想的现实运用，其立意在于防御，并非进攻。然而，到了战国后期，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一跃而成战国七雄之首，开启了横扫天下的兼并模式，军事方面必然要以进攻为主。早期秦墨者立足于防守而非进攻的非攻论显然不能适应这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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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最早的户籍什伍制度始于秦献公十年(前375年)，这是在秦墨者的建议下而得以实施的。《墨子·尚同下》记载武王伐纣时立下的誓言：“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清代学者江声对此解释为：“言知奸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发觉，则其罪与彼奸巧者同。”[9]《尚同下》墨家讲的户籍制度具有治安管理功能，这对秦献公的户籍相伍制度及商鞅什伍连坐制度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18]卷六289商鞅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什伍连坐制度。他把秦国人民按照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组织单位进行编制和管理，并建立相互告发和同罪连坐的制度，鼓励互相监督和告发。这就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18]卷六十八2230。总之，秦献公开始的、商鞅确立的什伍连坐制度实际上就是墨子尚同思想在制度层面的具体实现。
下面我们从思想层面来考察这种转向的内在逻辑。“兼爱”“贵义”是墨子非攻论的理论基础，而秦墨者正是通过“兼爱”“贵义”这两个理论环节来改造墨子的非攻论，提出了义兵论。
“兼爱”是原始墨学的核心思想，墨子认为，天下大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而战争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重要方式，故墨子并不全盘否定战争。他把战争分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强劫弱”“众暴寡”的攻伐战是非正义战争，而保家卫国的守御战则是正义战争。为了实现天下百姓之利，就是牺牲自己也在所不辞。“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断指与断腕，利于天下相若，无择也。”[9]《大取》故而，墨者很能战斗，具有“赴火蹈刀，死不旋踵”的精神。墨学这种精神深刻影响了秦墨者和秦兵，成为秦兵横扫六国、实现一统的重要精神动力。
“贵义”也是原始墨学的核心思想。“万事莫贵于义。”[9]《贵义》墨子明确指出，义就是利，义、利两者其实是合一的。墨子要求统治者必须“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9]《节葬下》。这说明，墨子将“义”作为确定战争性质的首要原则和根本标准。比如，他们将用以保护和获得财产而举行的“义战”看作“贵义”原则的具体实践。从这个角度看，墨学的确隐含着“以战止战”的思想倾向。关于这一点，道家早有揭示：“为义偃兵，造兵之本。”[11]《徐无鬼》值得注意的是，在“贵义”精神的指引下，墨者认可和肯定“诛”这种战争形式也是顺理成章的。很显然，这些都为战国后期秦墨者的义兵论提供了理论先导。
《吕氏春秋》记载了秦墨者批判原始墨学的非攻论，经“兼爱”“贵义”这些思想环节，逐渐从“诛”这个战争形式发展出义兵论。秦墨者反复强调“义兵”的重要性。认为正义之战是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的唯一良策。“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12]《荡兵》“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者若父母。”[12]《怀宠》这为秦征伐六国的统一战争扫除了思想障碍。
其次，“尚同”转向“执一”。“尚同”是原始墨家政治学说的又一要义。所谓“尚同”，就是要统一思想、观念和行动。墨子认为，如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思想或行动，那么，国家就不太容易治理。只有“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这样国家才好治理[9]《尚同下》。总之，墨子“尚同”思想的现实取向，就是要将天下万民的思想、行动统一到统治者那里去，并最终符合“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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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要统一天下，就必须拥立强有力的人来做天下共主。为了适应这种现实需要，秦墨者在“尚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执一”思想。“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二则危。”[12]《执一》应该用法令来统一人心和天下。可见，秦墨者所理解的“尚同”就是天下一统，就是君臣上下保持一致。秦墨者这是在鼓吹中央集权，希望为未来的大一统帝国找到较为适宜的指导思想和统治方式。
(三)秦墨学对法家、儒家思想的融合创新及特色
总之，为了满足秦国“扫六合、一天下”的现实需要，秦墨学在秦统一的历史实践中不断发展，融合创新法家、儒家思想，表现出法治化和官学化发展趋势。由此，秦墨学突破春秋以来墨学平民化的发展模式，将墨学逐渐导引到秦统一的治国实践层面，从而对秦统一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献公时期活跃在秦国的墨者大多来自于东方六国[7]。他们积极宣传、践行着原始墨学的思想和技艺，重点在机械创造、外交防御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作用，为秦国由弱转强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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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秦墨学吸收儒学思想的目的在于寻求秦国重用。墨学吸收儒学的传统早在墨子那里就开始了；墨学和儒学作为并世显学，相互吸收也是顺理成章的；由于墨学在秦国得到重用的历史比法家要早，所以秦墨学者为了保持继续得到重用，和法家相抗衡，很有必要汲取儒学关于治国安邦的思想内容。
其二，秦墨学对儒学的“大一统”“德政”等思想予以重点吸收。如前所述，秦国墨学早在秦献公时期就在技术层面为秦国提供支持。然而，随着秦统一进程的迅速推进，尤其是法家在治国安邦核心地位的确立，这种支持显然不够。于是秦墨学重点吸收儒学的“大一统”“德政”等内容，加强墨学的治国理政功能。先秦时期，儒家对大一统学说的构建最为突出，所以秦墨者重点从儒学大一统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待之大，大之安也必贵小。”[12]《谕大》无论小大贵贱都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指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性。在实现国家统一方面，秦墨者的“义战”思想和孔子“教民而战”思想又是一脉相承的。再来说“德治”方面。孔子“为政以德”、孟子“以德服人”，这些观点都是儒家德治传统的集中体现。秦墨学对儒家“德治”的继承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强调君主施行德治意在驭民愚民。秦墨者特别列举秦穆公、赵简子贤明爱士的例子来说明君主“行德爱人”“民乐死其君”的道理。强调君主务必施德爱民。因为“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12]《爱士》。秦墨者吸收儒家民本思想，意在改变秦国法治弊端，试图为秦统一提供更为合理有效的实现方案。从秦国历史来看，自商鞅变法以来，“以斩首为勇”的法家政策在秦国得以严格执行，使得秦兵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对于加速秦的统一进程确实起过巨大推动作用。但是，秦赵长平之战暴露出法家军事制度的严重弊病和危害，导致失去人心，招致更为激烈的反抗。有鉴于此，秦墨者明确提出：“兵入于敌之境，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12]《怀宠》这一恤民措施正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现实运用。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措施在实践中得到较好地贯彻执行。据杨宽考证，战国晚期以后，秦在兼并战争中不再以大量杀戮士兵及人民群众为目的，这同昭襄王时期秦国每战动辄斩首数十万是有明显区别的[16]446。
一是秦墨学融合创新法家思想，实现墨学法治化，形成秦墨学“重法”特色。秦国墨学的“重法”传统可以上溯到墨家巨子腹黄享。秦惠王特别赏识腹黄享，曾想免除腹黄享之子的死罪，但腹黄享没接受，仍行“墨者之法”处死其子。秦墨家将此事记载在《吕氏春秋》中，并加以重新诠释。“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巨子可谓公矣。”[12]《去私》由于史料缺乏，“墨者之法”的具体内容无从详考，但从秦墨者对该事件的记载和重新诠释可以看出秦墨学法治化趋势及特色。其一，秦墨学吸收法家法治思想，继承原始墨家“不党父兄，不偏富贵”的“尚同”思想，严格遵守“墨者之法”。值得注意的是，前述腹黄享之事在先秦文献中仅此一例，在其他区域的墨学中没有类似案例。由此可见秦墨学对法的重视与追求，的确表现出秦墨学法治化趋势[13]。此外，由秦墨学者所著的《墨子·备城门》各篇中可以看出秦墨学这种法治化的现实表现。其二，秦墨学将“墨者之法”重新诠释为“公”。这是对原始墨学的创新性发展，也是对法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从吴起的“非公族”到商鞅的“刑公族”，以至韩非子“贵贱皆齐于法”，都表现出反对贵族特权的时代愿望。显然，秦墨学将“墨者之法”重新诠释为“公”，恰恰是为呼应这个时代主题，显示出原始墨学的时代创新。其三，秦国法家也从秦墨学那里吸收了许多思想养料。墨家的功利主义哲学、“尚同”的专制论、“尚贤”的人才观、任法赏刑观、物治主义，融汇于法家思想，为法家所继承与发展，对秦国法家影响较大。郭沫若曾指出，秦国部分地采用了秦国墨学，将墨术作为秦国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4]278。有学者认为秦国墨学是秦国法家思想的重要思想源头[15]。秦国法家强调君主专制主义，这对秦国墨家“尚同”思想就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三、秦墨学对秦统一的深刻影响
战国后期的秦统一进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自秦献公至秦昭王，秦国的发展战略以防御自保、富国强兵为主线，重点在于积蓄力量，由弱转强；自秦昭王到秦始皇，其战略则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为主线，重点在于一统天下，建立新国家。这两个阶段都有秦墨学参与其中，发挥其思想学说，实现其政治理想。学者多注意到秦国墨学在前一个阶段的作用，而相对忽视了秦墨学对后一个阶段的影响。
(一)秦墨学对秦国由弱转强的重要影响
秦献公时期是秦国由弱转强的枢纽，而推动这种转换的主要力量就是秦国的墨者。秦国墨学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自秦穆公称霸以来，秦国虽然国力稍有增强，但与河东六国相比还是逊色不少，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公元前408年，魏文侯重用战国名将吴起，抢夺秦国早在秦穆公时期就占有的河西之地，列为河西郡，并委任吴起为郡守。在魏强秦弱的情势下，秦国无力东进，唯有防御以自保[17]。有鉴于此，秦献公重用墨者，充分发挥他们在军事防御、军械制造等方面的特长和优势。关于早期秦国墨者这方面的贡献，这在《墨子·备城门》中得以窥见，也可以在关于秦献公晚年与魏国战于石门、斩首六万、天子贺以黼黻的文献记载中得到证实。
这间屋子就像被蜘蛛精拉过白白的丝网一样，到处都是网，都是丝，到处都是棉花小絮絮。所以，这时的周小羽也就是一朵小棉花了。他的身上也罩了一层白白的薄薄的碎棉花。在这样的棉花堆里，周小羽就想这棉花好白啊，一朵一朵连在一起，居然就成了被子。这么白的画面要是画画就很漂亮了。还有，周小羽越来越觉得，这间白色的房子越来越漂亮。他甚至怀疑这是不是那些童话里的白雪公主或是什么人住的房子了。
其次，“非攻”思想对于秦国防御自保的指导作用。墨子的“非攻”思想具有外交防御作用，这与此时期秦国防御以自保的战略定位不谋而合，同时也为秦国发展自己、蓄势待发争取到了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
再次，“尚贤”“尚同”思想通过什伍连坐制度助推秦国的制度建设。献公时期，秦墨者推出两项制度建设：军功爵制和什伍连坐制，这两个制度与墨学的“尚贤”“尚同”思想都有内在联系，是墨学制度化、法律化的具体实现。墨学主张尚贤，反对传统的世卿世禄制度。他们认为，贤能之人应该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9]《尚贤下》。墨家的尚贤思想深刻影响了商鞅变法。商鞅从当时秦国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定了操作性较强的考核标准，即是否在“耕战”中获得军功或粮食。尤其是将军功作为考核标准，依据军功大小确立奖赏等级，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军功爵制”。很明显，此项制度是墨子尚贤思想的制度表现。
战国后期的秦墨学舍弃了非攻论而倾向于义兵容忍论。在《墨子》书中，虽然墨家通过《非攻上》《非攻中》等篇目否定战争，主张非攻，但在《非攻下》则引入了“诛”这个概念，这样墨家就以附加条件的形式转而部分肯定战争。这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重点发挥和新的阐释。日本学者渡边卓指出，《吕氏春秋》中的“义兵论其实正是进入秦代后依然活跃的所谓秦墨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10]430-437。原始墨学的非攻论在战国后期转向了秦墨者的义兵论。
从历史上看，什伍连坐制度的确立，将秦国的臣民从血缘限制中分离出来，加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这项政治改革既彻底扫除了传统乡遂国野的界限，又为秦国实现大一统的集权国家铺平道路。
交通优势度的概念最早由金凤君提出，他认为区域交通优势度的评价指标与集成需要从“量”“质”“势”3个方面综合考虑。本文在总结、借鉴交通优势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延续“量”“质”“势”的概念，建立机场优势度评价指标体系(见图1)，具体维度内涵与计算方法如下：
最后，墨子的“节用”思想通过“奖励耕战”措施实现了秦国“富国强兵”的战略目标。“富国强兵”是秦进行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在群雄争霸的战国后期，对于各个国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富国强兵，而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在于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军事实力。奖励耕战是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关键。“圣人之为国也，入则令民以属农，出则令民计战。”[19]《算地》重视农战便可国富兵强，轻视农战会使国贫兵弱。
其次，秦献公时期，秦国虽然国力稍有增强，但与东方六国相比还是逊色不少。而墨学的非攻论与秦国此时力图防御自保的战略也是不谋而合的。墨子是一个军事家，其兵学造诣极深，其军事思想特色鲜明。他反对侵略战争，这就是著名的“非攻论”。墨子并非仅限于道德层面的呼吁非攻，而是主张积极防御；并非一概反对战争，而是反对践踏正义的侵略战争，赞成追求正义的自卫战争。显然，墨子的非攻论对于外交防御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这恰好能够满足此时秦国的发展需求。
2001年12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提出“走出去”战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奋进的五建开始了新的尝试。
(二)秦墨学对战国中后期秦统一的重要影响
吕思勉认为：“秦之灭六国，盖始于魏冉，而后成于吕不韦、李斯。”[20]232战国后期，随着与东方六国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秦国已成为七雄中最为强势的国家，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由秦来完成统一已是大势所趋。显然，此时秦国的发展战略不再是防御自保，而是顺应历史大势，转而积极进取，从而铸就“灭六国、一天下”的丰功伟业。
2．术后血清淀粉酶水平变化：术后单纯高淀粉酶血症127例(13.5%)，术后3、24 h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480±274)、 (415±246)U/L；并发AP 7例(0.74%)，均为轻度AP，术后3、24 h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500±497)、(307±219)U/L；而淀粉酶未升高的807例患者术后3、24 h的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75±52)、 (59±45)U/L，934例未发生AP患者的淀粉酶平均水平分别为(84±78)U/L 和(68±82)U/L。
随着军事上一统局面的逐渐明朗，实现思想一统便成为迫在眉睫的时代课题。《吕氏春秋》正是一部旨在阐述秦国一统天下的思想论著。吕不韦作为秦相，招致宾客游士，其主要目的就是一统天下。
秦墨者自秦献公始得到重用，帮助秦国逐渐由弱转强并成为首屈一指的强国。现在我们接着以《吕氏春秋》为中心来分析秦墨学对战国后期秦国统一天下的重要影响。
首先，秦墨学的义兵论对秦统一战争的积极影响。前面说到，墨学“杀己以存天下，是杀己以利天下”这种舍生取义、勇往直前的精神，深刻影响了秦墨者和秦兵，成为秦兵横扫六国、实现一统的重要精神动力。同时，秦墨者将墨学非攻论转向义兵论，这为秦国征伐六国的统一战争扫除了思想障碍。比如，秦墨者放弃秦国“斩首为勇”的军事传统，这与秦墨者主张的义兵论就有直接关系。
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往往按斩首数目奖励军功，因此在每次大战胜利后常有斩首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吕不韦主持的三晋战争中，只在秦始皇元年蒙骜率军攻克魏国的卷(今河南原阳西)的战役有斩首三万的记录，其他取得大块领土的战役都没有斩首记录，这与以往秦国传统显然不同。这是因为秦墨者鼓吹使用“义兵”的结果。在秦墨者看来，所谓“义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他们反对在战争中杀伤无罪的兵民，更反对杀死战俘，认为杀无罪之民，“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12]《禁塞》。这样看来，秦墨者以及吕不韦已经从长平之战杀降的惨痛教训中领悟到“祸皆反自及也”的深刻道理。
秦墨者的义兵论是秦国对六国的军事行动取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原因。秦国充分利用东方六国的复杂矛盾，灵活运用“连横”策略，削弱六国以增益自己。这些方法策略既便于控制六国局势，又利于实现天下一统。秦国在兼并战争中能够轻易取得许多重大胜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秦墨学义兵论的成功实践。
其次，秦墨学的“执一”思想对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重要影响。战国后期是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天下一统的重要转折期。秦墨者主张天下一统，把天子看成是实现统一的主要标志，认为要“安社稷而利黔首”，就必须建立起代表统一的君主制度。从反面来说，建立君主制度是结束乱世、解民痛苦的现实需要。“乱莫大于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12]《谨听》从正面来说，建立君主制度是为了实现天下一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12]《执一》。秦墨者之所以强调“执一”，就是要建立代表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所以秦墨者的“执一”思想为秦国建立君主专制集权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依据。
目前，互联网已经融入了全世界大多数人的生活之中，由此产生的通信工具—电子邮件已经逐步取代了传统的手写信件，成为人们日常工作、学习交流最重要的通信工具之一。随着电子邮件用户数量的不断增加，电子邮件运行环境也显示出日趋严峻的趋势。某些不法分子利用电子邮件使用群体广，邮件发送作者不易识别等特点，通过对广大电子邮件用户发送骚扰、病毒、诈骗等邮件信息，骗取广大用户的个人信息及个人财产。
秦墨者并没有按照申不害和韩非的思路，把君权至上推到极端，而是对君权有种种限制，提出贵公、得众等政治思想。申不害认为明君在于“独断”，韩非提倡“王者独行”。秦墨者在坚持君主“执一”的同时，对君权采取限制策略，并列出必要的附加条件。主张君主应效法天地，以贵公而去私、以谨言而慎行，目的在于实行开明政治[12]《贵公》。反复劝诫君主要“礼士”“用众”[12]《用众》，旨在限制君主权力，防止君权出现“偏私”“独断”的情况。秦墨者是针对行将“冠礼而治”的秦始皇而发的。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动机，秦墨者主张把君权同“礼士”“用众”以及法治结合起来，这是符合现实需要的。
最后，秦墨学独具特色的政治思想对秦统一有深刻影响。如前所述，秦墨学与法家完成了新的结合。自公元前359年商鞅变法以来，“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传统业已形成。秦墨者继承商鞅变法以来的法治传统，也强调因时变法。“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12]《察今》然而，秦墨家对法家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有所创新。一方面，反对商鞅、韩非废弃仁义、一断于法。认为赏不足以劝善，罚不足以止过[12]《上德》，并将“墨者之法”创造性阐释为“公”，这样的“墨者之法”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另一方面，吸收墨子“贵义”思想改造法家，主张“适威”与“当赏”并举。赏罚只有以理义为标准才能收到良好效果。在实行法治的同时必须“尚德”和“贵义”，德化更为根本，更能起到赏罚所起不到的作用，所以主张德化天下。总之，秦墨家一反以往秦国“一任于法”的治国传统，主张兼用贵义和赏罚，强调道德教化的核心作用。秦墨家对法家的改造，为秦国的一统天下建构起新的治国理论。
然而，秦始皇剪除吕不韦、亲自掌权后，他用来治理国家的思想工具，主要还是韩非思想，而不是秦墨学。秦始皇寡施仁义，坚决奉行韩非的法治路线，以疾风骤雨之势实现富国强兵、一统天下。可以说，韩非思想为代表的法家学说帮助秦始皇加速了秦统一的历史进程。不过，秦始皇过度使用民力，严刑酷法，强征暴敛，同时也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海内愁怨、群盗并起的危险局面，以致秦始皇死后不久秦就灭亡。就前一点看，秦始皇比秦墨者要高明得多。就后一点看，秦始皇的高明是有限的。秦始皇如果像秦墨者说的那样“适威”“当赏”，不要那么用刑严酷，处平静而任德化，注意与民休息，秦朝或许不至于“二世而亡”。当然，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始皇没有严格执行秦墨者的政治主张应该算是相当重要的一条了。完成天下一统的秦国如果继续施行秦墨者的政治主张，那么，秦王朝也许就不至于如此短促而亡。
四、结 语
墨学在战国中后期的秦国逐渐成为显学，并在秦统一进程中形成了秦墨学。秦墨学处在先秦墨学史上的鼎盛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秦墨学在秦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秦墨学的学术贡献不仅表现在城防技术层面，还表现在治国理论层面。一方面创造性提出法的精髓在于“公”，旨在纠正自商鞅以来秦国“一断于法”的法治弊端；另一方面吸收儒家治国思想，试图将墨学从“役夫之道”提升为“治国之道”。秦墨学这些独特创造深刻影响着秦国统一进程。整体来看，在秦统一进程中，秦墨学和法家是表现最为活跃、贡献最大的两个思想流派。二是秦墨学积极顺应战国时期秦统一的历史潮流，融合创新法家、儒家思想，在墨学法治化和官学化方面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样，秦墨学突破春秋以来墨学平民化的发展模式，将墨学导引到国家治理的实践层面，对秦统一进程的不同阶段均提供了重要支持。先后满足了秦献公时期防御自保、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以及秦始皇时期“灭六国、一天下”的战略需要，成功推进了秦统一的伟大进程。显然，这两个方面是以前墨学从来没有成功实现过的。因此，对秦墨学的整体理解，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秦墨学的发展轨迹以及秦统一的历史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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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ly on Qin ’s Mohism in Qin ’s Unification
WU Bao -chuan ，ZHANG Ai -hong
(School of Maxism, Xi’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 710054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historical causes of Qin’s unification, we should not neglect the influence of Qin’s Mohism. Mohist scholars came to Qin State early in the Qin Dynasty and got reused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Qin’s Mohism,which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Qin’s unification process. Firstly, Qin’s Mohism was born on the basis of the fully absorption of the various schools of Mohism sinc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thoughts of legalists and Confucianism. The academic influence on Qin’s unification was not only based on the military technical aspects of urban defense, but also on the unified theoretical level of intentional attcck.Secondly, the Qin’s Mohist scholars changed Mohism from “the Tao of the populace”to“the Tao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through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breaking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popularization of Mohism, thus guiding Mohism to the practical lev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The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Qin’s Mohism has strongly promor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Qin’s unification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Qin； Qin’s Mohism；LV ’s Commentarise of History ；Shang Yang’s Reform
中图分类号： B2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817( 2019) 04-0116-07
收稿日期 ：2018-12-20；修回日期： 2019-05-16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考古材料看周秦间民族文化的区域互动及其文明跃进”(2015H016)
作者简介 ：吴保传(1981-)，男，安徽泗县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文化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张爱红(1985-)，女，安徽潜山人，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高士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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