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恶化的原因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耳其论文,以色列论文,启示论文,原因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9月2日，土耳其外长宣布土以关系降至二秘级别，并将对以采取五项报复性措施。①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像个“被宠坏的男孩”，并警告将对以采取更多制裁措施。②土耳其总统居尔也认为，以色列堪称以怨报德的典型，已日渐成为盟国负担。③近60年来，土以关系起伏不定，1980年11月曾降至二秘级别，而这一次土以关系再次降至历史最低点。“摩西·达扬中东和非洲研究中心”学者奥芙拉·本希奥2004年曾对土以关系有过一个基本判断，即双方最好的结果是经历痛苦调整，最糟的结果是受到严重损害，但因基础牢固，双边关系像20世纪70-80年代那样再次降至最低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④由此可见，当前土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这次土以关系恶化起因于2010年5月土耳其赴加沙救援船队遭袭事件，此后因“帕尔默调查报告”曝光进一步加剧。2010年5月31日，以土耳其“蓝色马尔马拉”号为首的救援船队在驶向加沙途中遭到以色列军舰袭击，以方强行登船并扣押该船，造成9人丧生，其中8名为土耳其公民，1名为土耳其裔美国公民。袭击事件发生后，土耳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并要求以道歉，但被其拒绝。在外交斡旋未果情况下，2010年8月2日，联合国成立了以新西兰前总理帕尔默为首的事故调查委员会，以解决由该事件引发的土以外交战。但“帕尔默调查报告”的最终结论认可了以色列对加沙海岸封锁的合法性。⑤因此2011年9月1日美国《纽约时报》曝光“帕尔默调查报告”后，在土耳其引发轩然大波，并导致土以关系进一步恶化。土以关系是中东重要的双边关系，土以关系恶化无疑会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忧心忡忡地指出：土以关系对所在区域事务至关重要，两国必须保持外交渠道畅通。⑥
土以关系恶化看似起因于偶发事件，实则有着深层原因。简单说，它是国际背景剧变、土耳其国内政坛力量变化，以及以色列中东外交缺陷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是导致土以关系不断恶化的国际背景。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最大特点就是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对立集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争夺。中东因战略地位突出而成为双方争霸的热点地区。苏联延续了历史上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领土不断侵蚀的政策，向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美国则加紧对中东渗透，希望在该地区建立一个全面包围苏联的同盟圈，“杜鲁门主义”出台后，美国日趋将土耳其界定为重要战略资产。而土耳其从自身军事及领土安全角度考虑，认为无论在历史还是现实中，其最大安全威胁均来自苏联，认定只有与西方结盟才能保证自身安全，因此最终投入西方阵营，并通过加入北约与西方结成战略同盟，其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支持西方在中东的存在，避免苏联势力在该地区过度膨胀，从而维护土耳其的安全。
土以关系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拓展的。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坚定盟友，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土耳其与西方制度化联系的逻辑延伸，也是对抗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需要。因此，土耳其早在1949年就正式承认以色列，从而打破了以色列在中东孤立隔绝的处境。50年代后期，由于阿拉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58年土耳其与以色列、伊朗等国签订《秘密协定》，结成中东外围国家联盟。但也应该看到，土耳其与阿拉伯世界毕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外交上要考虑阿拉伯世界的利益和感情，尤其在石油和塞浦路斯问题上仍有求于阿拉伯国家。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仅冷战期间阿以就爆发了若干场地区战争。因此，阿以关系不睦直接妨碍了土以关系的顺畅发展。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后，土以关系降至临时代办级别；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土禁止美国进入其英克尔克空军基地以支持以色列，战后又支持联合国有关敦促以色列撤出所占领土的“242号决议”；在1973年战争中，土再次拒绝美国使用英克尔克空军基地；1974年土耳其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代表；1975年土投票赞成联合国通过的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决议。⑦1980年11月以色列通过“耶路撒冷法案”，宣布耶路撒冷为其不可分割之首都，土以关系更跌入谷底。
20世纪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使世界格局重新大洗牌。这对土耳其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战略地位遭到削弱，即在消除苏联威胁的同时也“削弱了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及其与西方的主要制度性联系……西方或许不再需要像土耳其这样的前哨国家”。⑧另一方面，由于冷战阴影的消除，土耳其得以重新评价其历史和地理遗产，并将其作为可资利用的战略资产，更积极地介入中东事务。
土耳其高调回归中东可以有两个选择：一是在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之间充当调停者角色，这就要求土在两者间开展等距离外交；二是充当区域事务的领袖国，代价就是在阿以间的结构性矛盾面前土耳其最终拿以色列“开刀”。土耳其开始选择的是第一种方案。1992年阿以马德里和谈、1993年巴以“奥斯陆协议”等事件，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土耳其与以色列发展关系的结构性障碍。此外，该时期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凸显，东南部陷入低烈度战争。伊拉克、叙利亚和伊朗对土耳其的库尔德分裂主义或明或暗地予以支持，土耳其需要借力以色列来对抗它们，由此土以关系的发展迎来了春天。从1996年开始，两国开展了广泛的军事合作，包括互通情报、签订训练协定、举行联合军演及开展大规模武器贸易等，⑨双方成为“战略伙伴”。
但随着时间推移，土耳其逐渐转向部分牺牲土以关系的第二种选择，尤其是正义发展党执政后，推行与邻国“零问题”外交，实现从“后冷战时代的勇士”向有抱负的“仁慈的区域力量”转变，⑩不断改善与叙利亚、伊朗等国的关系，并加强与“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由此使土以关系受到抑制。土以关系的不祥征兆不断出现：2002年土总理埃杰维特指责以色列领导人沙龙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是“大屠杀”；2004年埃尔多安指责以色列暗杀“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是“恐怖主义”，几个月后再次指责以色列的加沙政策是“国家主导的恐怖主义”(11)。2008年末以色列对加沙进行军事打击前，总理奥尔默特曾向土耳其承诺用和平方式解决巴以问题，但以色列后来武力入侵加沙，且事后也没有及时安抚土耳其。以色列的欺骗行径使土耳其很难在阿以之间充当掮客。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越来越倾向于向以色列“开刀”。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刊文认为，2008年以色列炮击加沙事件是土以关系的转折点。(12)在2009年达沃斯论坛峰会上，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正是因加沙问题向以色列领导人发难，由此使双边关系加剧恶化。
始于2010年底的西亚北非抗议潮进一步恶化了土以关系。土耳其认为，中东动荡后“民主化”成为大势所趋，因此“土耳其模式”大有市场，土可以乘机争当地区政治领袖。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基金”调查表明，受访的阿拉伯人75%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教和民主有机结合的范例。因此土耳其在“中东波”中态度积极，埃尔多安成为国际社会第一个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的政治领袖，土在叙利亚问题上也与西方保持高度一致。在这种背景下，土耳其认为以色列已成为自己发挥地区影响的最大掣肘因素，因此在中东外交上继续拿以色列“开刀”。这次土以关系恶化后一周，埃尔多安总理对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进行访问，所到之处一片欢呼。“以牺牲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为代价，土耳其似乎获利丰厚，尤其是对埃尔多安而言，这样的举动使得他以伊斯兰和巴勒斯坦的英雄自居。”(13)
其次，土耳其政坛力量对比变化是土以关系恶化的内政根源。土耳其自建国后始终坚持世俗主义政策，以军队、总统、最高法院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的世俗机构长期以“凯末尔主义”保护者自居，土耳其军人曾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先后发动3次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彰显其对土政治的强大影响力。在外交领域，土耳其世俗势力一直奉行安全主导型外交政策，将库尔德分裂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视为最大安全威胁，尤其担心二者勾结。为此土注重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以便倚重以色列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分裂势力及其幕后老板——伊朗和叙利亚。20世纪90年代，厄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伊斯兰主义政党)组成联合政府执政后，试图发展与伊朗等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冷落以色列。(14)但迫于世俗压力，土以关系在厄尔巴坎任期内反而得到极大提升。(15)
2002年，亲伊斯兰的正义发展党在土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并开始上台执政。(16)此后，正发党在2007年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46.5%选票，在2011年6月大选中赢得49.9%的选票，实现三连任。正发党的长期执政，使土耳其国内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雅格布·阿巴迪将正发党2002年执政以来的成就归纳为：赢得第三任期；在总统职位这一被认为是世俗主义最后堡垒的争夺中，首次战胜世俗主义者；与欧盟、美国的关系得到提升；2010年9月在就25条宪法修正案进行的表决中获胜，使文官政府取得相对于军方的优势地位，用军事政变推翻文官政府几乎成为不可能。(17)
正发党政府本来就具有明显的伊斯兰主义色彩，这一时期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又加剧了土耳其外交的“伊斯兰化”倾向：2001年“9·11事件”后，世界“文明间冲突”问题凸显；2003年土耳其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土美关系受损；2004年土耳其在加入欧盟问题上遭遇“塞浦路斯问题”阻隔。在此背景下，土耳其为增加自身在西方的战略权重，大打文明牌。土外长达武特奥卢认定，以欧洲为中心的话语日趋转向多文明话语，(18)而土耳其是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复合体，因此其对外政策更推崇伊斯兰文化这一“软权力”，以此谋求地区领导地位。埃尔多安政府的亲伊斯兰色彩显然影响到了土以关系。奥芙拉·本希奥2010年就曾指出，土耳其之前一定程度上牺牲与以色列的关系、寻求与阿拉伯国家和好，是由于利益驱使。埃尔多安政府主动损害土以关系，更具持续性和煽动性。(19)以色列驻土耳其外交官莱维就指责埃尔多安“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对我们充满宗教仇恨”。(20)正发党上台后，土耳其开始与伊朗、叙利亚、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这些以色列的仇敌和好，言辞上强烈支持巴勒斯坦，这种亲伊斯兰政策显然加速了土以关系的恶化。
第三，以色列中东外交的固有缺陷是激化土以矛盾的重要诱因。以色列的种族、文化与宗教信仰与阿拉伯国家完全不同，在中东一直被视为“他者”和不被认可的“非正常国家”，始终遭受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为改善自身生存环境，以色列运用各种手段和策略，力图化敌为友或分化阿拉伯阵营，并有过一些成功实践，如早年与约旦的关系，60年代与伊朗、土耳其的关系，90年代与埃及、约旦的关系等。但总体看，以色列的中东外交欠缺对和平机遇的把握，尤其是由于屡次在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占据上风，导致其过度自我膨胀。进入新世纪后，以色列对军事手段更加依赖：2002年以军坦克开进约旦河西岸，造成至少1500名巴勒斯坦人丧生，以并开始修建隔离墙；2004年以违背“路线图”，在约旦河西岸修建新的犹太人定居点；2006年以对黎巴嫩进行军事打击；2008年12月-2009年1月，以进攻加沙；2009年1月对加沙海岸实行海上封锁；2010年9月28日以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冻结令到期后，拒绝延长；2011年5月15日以军向抗议以色列立国、纪念第63个“灾难日”的巴勒斯坦示威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3人死亡。(21)
以色列安全战略过度倚重“硬权力”和军事手段并实行僵硬的中东外交，使其在国际上失道寡助，同时也与土耳其正发党积极、灵活的外交取向裂缝不断增大，导致以色列最终失去了其在中东地区最持久、最坚定的盟友。“土耳其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2010年12月民调表明，40%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是对土耳其最不友好的国家。(22)“土耳其战略和社会研究中心”2011年就土以关系的调查显示：63%的受访者认为应冻结土以关系；42.6%的受访者认为土耳其最大威胁来自美国，23.7%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是最大威胁。(23)与此同时，土耳其民众日趋同情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蓝色马尔马拉’号从伊斯坦布尔驶出时，很多人流下了眼泪”(24)。因此正发党顺应民意，与以色列日趋拉开距离。而2010年以色列袭击国际救援船队，使土以关系中的隐患最终全面爆发。
一位土耳其问题专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土以关系进入黄金期，主要归因于奥斯陆和平进程，因而它是一种异态而非常态。在当前和平进程缺失情势下，土以关系陷入结构性矛盾，再难回到此前状态。(25)这种评判放大了土以关系的障碍性因素，低估了双方诸多利益吻合点，因而未免失之简单。中东和平进程从2002年就陷入僵局，但土以关系在2008年之前并没有大的波折。埃尔多安第一任期内还访问了以色列，双方签订了多项官方协定。(26)即使在土以关系恶化至二秘级别的20世纪80年代，双边秘密外交仍非常频繁。(27)因此不能将土以关系中的问题定性为不可恢复的结构性问题。
事实上，土以双边关系远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仍有改善回暖的余地。首先，土耳其不能承受完全失去以色列的代价。凡事都有两面性。土以关系良性发展至少可以让土耳其在三方面受益：第一，借助于美国强大的犹太人压力集团，减少在“亚美尼亚大屠杀提案”、库尔德人人权以及其他问题上的压力。如美国国会经常将人权问题与对土武器销售挂钩，使土耳其从美国军购频频遇到障碍，这时以色列可以雪中送炭，“土耳其在寻找卖家，规避对其在人权、库尔德问题、塞浦路斯问题等方面的限制，而以色列需要找到一个买家”。(28)第二，在应对库尔德人问题上，土耳其可以借助以色列的力量对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形成压力，得到以色列的情报和高端武器支持。如土耳其1998年威胁对叙利亚诉诸武力时，土以伙伴关系就发挥作用，迫使叙利亚减少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支持，并驱逐土耳其工人党领袖厄贾兰，使其最终在1999年被捕。第三，在阿以、叙以之间充当掮客，提升土在区域事务中的影响力。2008年5月31日，以叙这对冤家在土耳其的斡旋下开始了首轮间接谈判，彰显了土耳其对区域事务的影响力。而当前土耳其高调抛弃以色列，介入中东政治，在博得阵阵喝彩的同时，也几乎引发了同等的质疑和抵触。土耳其自身仍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如库尔德问题、与伊朗争夺地区领袖地位、塞浦路斯问题等。从自身利益考虑，土耳其不可能完全牺牲对以关系。事实上，土耳其摆脱掮客身份充当地缘政治领袖，也超出了自身能力范围。有评论认为，土耳其外交政策“胸怀劳斯莱斯的抱负，手头却只有路虎的材料”。(29)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曾经断言，土耳其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是一个“隔离行为体”。(30)
其次，土耳其依靠西方的既定战略没有根本性变化，其外交政策调整更多是战术性的，由此决定了土以关系不可能长期恶化。无论实现成为西方一员的长远目标，还是实现争当地缘政治领袖的短期目标，土耳其都必须倚重美国的支持。因而其与美国虽会在细节问题上发生冲撞，但在根本问题上必将与美国保持一致，这一点类似于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最近，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甘当西方的马前卒，如在伊朗核问题上，土耳其充任了“北约战车”的角色。根据北约计划，北约将在土东南部地区部署一套早期预警雷达系统，这无疑会助长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决心，触动伊朗最核心的国家利益。(31)这些举措很大程度上背离了土耳其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客观上帮助了以色列。
从长远看，土耳其难以摆脱美国为其设定的框架。维护在中东的统治地位是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而中东地区稳定又是通过维护以色列的军事优势、平衡中东力量的方式实现的(32)。因此美国与以色列具有一种特殊关系，土以关系则为美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更多机遇，为以色列与穆斯林国家关系正常化树立了榜样，提供了土、美、以三方合作的机会。(33)当前美国是中东剧变中除阿拉伯世界外受到冲击和影响最大的国家，美国在北非、中东的战略棋盘有可能倾覆。(34)美国深知，其中东两大盟友之间的裂痕必将增加美国中东战略的执行成本，因而必然要在土以关系上进行更大投资。新近出炉的阿拉伯国家民调显示，土耳其成为“阿拉伯之春”中的最大赢家，(35)其地位更加凸显。美国年内将从伊拉克撤兵，土耳其对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性尤其将有增无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更不能允许土以这两大盟友间的关系出现大的问题。以色列出于自身考虑，也会尽力挽救这段“姻缘”。如2011年10月23日土耳其东南部的凡省发生地震后，土以开展了有限的“地震外交”，双边关系出现改善端倪。(36)从更大范围观察，土以关系改善或许会先于中东变局尘埃落定之日。
注释：
①"Turkey expels Israeli diplomats after UN report",Hurriyet Daily News,September 2,2011.
②"PM Erdo
an decries Israel as 'spoiled boy'",Hurriyet Daily News,September 6,2011.
③Enis Berberolu,"Gül:Israel is ungrateful,even burden to its allies",Hurriyet Daily News,September 8,2011.
④Ofra Bengio,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Palgrave,2004,pp.171-173.
⑤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s Panel of Inquiry on the 31 May 2010 Flotilla Incident,July 2011,p.3,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images/110901_palmer_un_report.pdf.(上网时间：2011年10月2日)
⑥"Turkish-Israeli ties formally downgraded",Hurriyet Daily News,September 8,2011.
⑦Ofra Bengio,The Turkish-Israeli Relationship-changing ties of Middle Eastern Outside,p.74.
⑧Sabri Sayari,"Turkey:The Changing European Security Environment and the Gulf Crisis",Middle East Journal,Vol.46,No.1,1992,pp.9-21.
⑨[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歧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第201页。
⑩Kemal Kirisci,"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turbulent times",Chaillot paper,No.92,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2006,p.8.
(11)Ann Dismorr,Turkey Decoded,SAQI,2008,pp.177-179.
(12)"Is Turkey turning? Turkey is rethinking its place in the world",Economist,June 10,2010.
(13)Ofra Bengio,"Turkey's Strategic U-Turn,Israel's tactical Mistakes",Tekaviv Notes,June 8,2010.
(14)Robert Olson,The Kurdish Question and Turkish-Iranian Relations:From World War I to 1998,Mazda Publishers,1998,pp.50-51.
(15)Amikam Nachmani,Turkey:Facing a New Millennium,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3,pp.201-217.
(16)[美]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劳伦斯·戴维森著，哈全安等译：《中东史》，中国出版集团,2010年，第448页。
(17)Jacob Abadi,"Israel and Turkey:From covert to overt relations",http://www.setav.org/ups/dosya/28724.pdf.(上网时间：2011年10月2日)
(18)South East European Studies at Oxford,Turkey's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Old alignments and new neighbourhoods,SEESOX,2011,pp.9-10.
(19)Ofra Bengio,"Turkey's Strategic U-Turn,Israel's Tactical Mistakes",Tekaviv Notes,June 8,2010.
(20)Barcin Yinanc,"WikiLeaks releases to complicate Israeli ambassador's job in Turkey",Hurriyet Daily News,November 30,2010.
(21)“以军向示威巴勒斯坦人开枪，至少13人死”，[新加坡]《联合早报》，2011年5月17日。
(22)Mensur Akgun,Sabiha Senyucel Gundogar,and etc,"Foreign Policy Perceptions in Turkey",TESEV Policy Programme,TESEV Publications,May 2011.
(23)Betül Akkaya DemIrbas Istanbul,"Poll:New CHP unable to come to power,solve Kurdish question",Todayszaman,May 1,2011.
(24)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Turkey Crisis Over Israel and Iran",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o.208,September 8,2010.
(25)
mer Taspinar,"Deciphering Israel's behavior",Todayszaman,September 5,2011.
(26)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Turkey's Crisis Over Israel and Iran",Crisis Group Europe Report No.208,September 8,2010.
(27)Amikam Nachmani,Turkey:Facing a New Millennium,pp.201-217.
(28)Amikam Nachmani,Turkey:Facing a New Millennium,pp.216-217.
(29)Umit Enginsoy,"Israel,US agree:Turkish gov't 'hates' Israel",Hurriyet Daily News,November 29,2010.
(30)[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歧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第379页。
(31)Kaveh L Afrasiabi,"Turkey gains a radar,loses neighborly trust",Asia Times Online,Sep 13,2011.
(32)肖宪等著：《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第5页。
(33)肖宪等著：《土耳其与美国关系研究》，第234页。
(34)时殷弘：“北非中东剧变及其主要国际涵义”，《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3期，第10页。
(35)Jim Lobe,"Turkey is 'biggest winner' of Arab Spring",Asia Times Online,Nov 23,2011.
(36)Soner Ca'aptay,"Turkey and Israel need 'earthquake diplomacy'",Hurriyet Daily News,October 28,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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