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人论文,近代论文,在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06-0129-15
近代中国报业始于19世纪初叶，但早期的报刊都是由来华的外国人创办的，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以前，几乎都是“外报”的天下，在中国报业史上，可以说是“外报创始时期”①。后来由中国人自办的报刊虽渐次抬头，并取代了外报的部分势力，不过外报仍占有特殊地位，直至20世纪中叶始销声匿迹，结束了百余年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相始终的历史。
外国人在华办报，以英人最为活跃，日人次之，美、法、俄、德诸国人士又次之。出版的形式，最初是月刊，其次是周刊，再次为日报。办报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办报者所属国家本身的侨民，或藉以宣扬其国策和主张；亦有专以中国人为对象而办的，旨在促进与中国的关系。所以，使用的文字多是外文，主要有英文、日文、法文、俄文、德文等，也有用中文的。内容方面，初时不外乎传教与经商，后来才逐渐涉及时事、政治、外交、文化、学术等问题②。
日本人开始在中国经营报刊，远较欧美人士为晚，而且直到19世纪末年甲午战争以后，才显得活跃。论者指出：甲午战争“使日本人从中国得到不少权益，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不少日本人涌入中国，从事于工商及其它活动，因此，日本人在中国办报成为必然的趋势”③。此时，日本的近代化报刊不仅在国内崛起，而且开始积极进入邻国活动，为其实施扩张政策作舆论准备，第一个出版基地就是上海④。
日本人在中国境内创立或接办的报刊，通常被称为“日人报刊”或“日资报刊”，为行文方便起见，以下统称“日系报刊”。论者曾经指出：中国人自办的报刊，并无外人资本在内，仅雇用外人或挂洋旗者，概不列为外报⑤。因此，在租界内发行，或者由于某些理由而向日本驻华领使馆注册，但无日人资本，又没有接受日本方面援助的，都不能算是日系报刊，下文将会提到的《苏报》，便是典型的例子。
一、最早在上海印行的日系报刊
究竟日系报刊之中，应以何者为最早？1894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2月2日东京的《自由新闻》(第770号)上，有一则题为《上海两新闻之发行》的记载说：
上海居留之邦人[日本人]，向未达一千左右，仍无新闻纸发行。数年前有《上海新报》，昨年有《上海时报》，皆未经岁而废刊，居留民久以为憾。现更有《上海周报》云者，由本港[上海]乍蒲路共同活版所发刊。该报如题名所示，每周出版，内容注重采集有关贸易上之事项，期以逐渐扩充版面，而为日清贸易之木铎自许。又上海虹口西东本愿寺别院，最近发行题为《佛门日报》之报纸，主笔为院主佐野则吾氏，初刊印刷千份，广泛分布清国[中国]各地，专以济度支那人[中国人]为目的。⑥
这是极为珍贵的文献之一，据此可以得知日系报刊初创的情形，不过文中予人的印象是：1890年(光绪十六年)创办的《上海新报》，乃上海甚至中国最早的日文报纸。其实早在1882年(光绪八年)7月，已有一种《上海商业杂报》创刊，追源溯始，应为滥觞。
《上海商业杂报》由冈正康创办，江南哲夫亦为创刊者之一；该杂志由一个叫做上海商同会的日人团体出版，发行所设于英租界的三井物产会社内，可能是受了该公司的资助。三井物产会社是当时能够在中国博得信用而屹立的仅有的日资商业机构，自然是留沪日人聚集的中心，资助出版刊物多少有利于贸易事务的进行及各种消息的流通。《创刊词》中清楚说明：“此杂报虽论记有关中国各地商况，物产上之一切事宜，专使日人能广悉中国事情，然涉及中国政治、文学及各地风土人情，亦顺次载录。第一号揭载本年[1882年]春季三个月间情况，第二号揭载夏季三个月间情况，第三号起，逐号报导自七月起每月的情况。”换言之，最初两期是季刊，第3号起改为月刊；主旨是报导中国新近消息，每期约30页。据当时日本内务省(内务部)的调查，此杂志似出至第11号(1883年10月)即宣告停刊⑦。学者已予指出，《上海商业杂报》的内容兼及中国经济状况调查与介绍中国一般事物，并非单为侨居中国的日人而设，还具有向日本方面报告中国情形的所谓“现地出版物”的性格⑧。
此后，要到1890年(光绪十六年)6月5日，才有上述日文新闻记载中的《上海新报》出现。这是一种民办性质刊物，由日本出版商松野平三郎开设的修文书馆发行，主编为实相寺真彦，其创办乃得到三井物产会社上海支部的援助⑨。每周出版一次，每份订价十钱。所以该刊内容除了一般新闻和评论外，还有三井物产会社的商况报告⑩。又刊登有关日本居留民在上海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消息，如开设照相馆、旅馆，上海日本人俱乐部、日本人青年会的成立，以及小说、诗词等(11)。顺带一提，修文书馆创立于1884年(光绪十年)，是日本筑地活版所在上海的分支机构，以贩卖“筑地体”中西文活字及活版材料为主业，兼营印刷业务，后于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停业，财产全部售予刚成立不久的商务印书馆。
1890年间，任职于日军参谋部中国课的陆军军人荒尾精(1859-1896)挑选了150名日本学生前赴上海，9月20日于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开设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前身)，从事有关对华贸易的种种研究。荒尾精自任所长，根津一(1860-1927)为所长代理，宗方小太郎(1864-1923)为学生监督，并聘请中、英教师任教。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记载，该研究所财政困难的内情不久即为学生所悉，温和派学生以前途悲观，主张退学，强硬派学生则坚持要达成当初之目的。结果，温和派学生30余名退学，集体入东亚洋行，受三井物产会社资助的《上海新报》于是发表了对研究所的恶评，导致强硬派学生大愤，与退学学生以武力相见。部分学生冲进修文书馆责问，将印刷机捣毁，并殴打社长松野平三郎，成为日本新闻史上著名的“《上海新报》袭击事件”。最后由日本驻沪总领事调解，退学的学生离开上海，松野平三郎返回日本，《上海新报》亦由是废刊。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该刊自6月创立至12月停办为止，前后为时仅半年而已(12)。
但据中国学者所述，当时日清贸易研究所实际上是要为日本军部培养谍报人员，《上海新报》予以揭露，在上海引起震动，以致该所部分学生要求退学。《上海新报》宣告停办的日期，中文著作的记载是1891年5月29日，共出52期(13)。这比日人的说法迟了大约半年。顺带一提，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有不少人在甲午战争时期任陆军通译，从事谍报工作，后来在台湾总督府及法院等机关任职；该研究所的干事，如小山秋作、户田义勇原是陆军中尉，甲午战争时晋升为大尉，西村梅四郎、益田三郎为步兵少尉(14)。这些事实足以说明该研究所与日本军部关系之深，也说明初时的日系报刊与日本官方立场并非完全一致。
继《上海商业杂报》和《上海新报》之后，又有《上海时报》和《上海周报》两种日文报刊出现。《上海时报》创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春，由上海的日本人青年会所办，初为月刊，同年7月起改为每月出版两次，但因资金不足，未满一年就停止了。直至1894年(光绪二十年)1月，才有另一种题为《上海周报》的日文报刊出现，创办者是日本侨民设在上海乍浦路的共同活版所，内容注重报道贸易事项；未几，甲午战争爆发，中日关系骤变，日侨撤离上海，该刊因而停办(15)。
据说在1894年，上海的日本人还出版了一种中文的《佛门日报》，但有关的情形不大明确，至今仍然无法完全肯定。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说：“日人在华发行的中文日报，以1894年(光绪二十年)1月上海‘东本院寺院’出版的《佛门日报》为最早，由佐野则悟君主编。”书中另一处又说，该报“以佐野则吾为主笔”(16)。按：“东本院寺院”应为“东本愿寺别院”之误。日本学者山本文雄则谓《佛门日报》为“上海虹口的西本愿寺别院所发行，主笔为院主佐野则吉”(17)。佐野则悟或作佐野则吾，上述佐野则吉的“吉”字明显是“吾”字之误。
无论中文抑或日文的著作，所根据的资料，都是前引1894年2月2日《自由新闻》中的记事，但其中所说：“上海虹口西东本愿寺别院，最近发行了题为《佛门日报》的报纸”，令人产生混淆。因为日本净土真宗的总寺院“本愿寺”，在17世纪时已分裂为东、西两个团体，单靠上述资料，似乎难以确定发行该日报的，究竟是“西本愿寺别院”，抑或是“东本愿寺别院”？据中下正治的调查，当时东本愿寺别院的院主并非佐野则吾，《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六十年史》中也没有发行过《佛门日报》的记录(18)。所以，他认为由西本愿寺别院发行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个推论，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根据已知的事实，早在1876年(明治九年)8月开始，日本佛教界真宗大谷派的东本愿寺，已派遣僧人谷了然、小栗栖香顶等来华活动，设立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上海别院(19)。这是鸦片战争后日本人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寺院，地址在上海北京路，中国人称该寺院为“东洋庙”，1883年迁到虹口武昌路380号。至于上面提到的《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六十年史》，是在1935年编写的(20)。早期东本愿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不过有待进一步厘清的史事仍多(21)。此外，还应特别指出，上海的日侨宗教组织与文化事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上海最早教育日侨子弟的学校，就是由东本愿寺创办的(22)。
日本的佛教各宗派，在1887年(明治二十年)以后，一面改革教制，一面刷新传教方法，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西本愿寺院教团(23)。但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创于1906年，初时设在文监师路(今塘沽路)，1931年在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世门主大谷光瑞主持下，迁往乍浦路471号(24)。因此，《佛门日报》不可能由西本愿寺发行，而应该是“上海虹口西”的“东本愿寺别院”，这是不容置疑的。该报刊载“各处高僧名释法言妙谛，登录表扬，并有戒坛香会法师等，亦可代登告白”。至于《佛门日报》的持续出版时间则无考，约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停刊(25)。
东本愿寺开展了近代中、日两国佛教交流史上的新一页。几乎同时，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昌明佛法第一导师”的杨文会(仁山，1837-1911)从上海的日本僧人松元那里，听说有日本的“真宗高士”在英国追寻佛教经典的本源；后来他有机会到英国，终于联络到南条文雄(1849-1927)，他也是东本愿寺的门下，佛学界这两位重要人物的交往长达数十年。论者指出：“晚清的这一次佛学界的中日因缘，刺激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也给中国佛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文献、新的思维、新的格局。”(26)
总括来说，甲午战争以前出版的日系报刊——《上海商业杂报》、《上海新报》、《上海时报》、《上海周报》均是以日人为对象，自然以日文最为便捷；仅《佛门日报》是为了向中国人宣扬佛教而办，所以使用中文。这五种报刊都在上海发行，主要原因是当时的日侨大多集中于上海，1869年(明治二年)日本总领事馆设置时约有四五百人，至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初期已增至1000人左右，占中国境内日侨总数很大的比例(27)。由此推断当时日文报刊的印数，大概只有几百份，即使企图广泛配布中国各地的《佛门日报》，初刊时亦只印1000份而已。
当时江苏省的上海已是中国经济贸易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英、法等国又相继在此设立“租界”，言论比较自由，同时报业也渐具规模，例如1872年(同治十一年)英商所创的《申报》和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外商人合办的《新闻报》等，均为中国报业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中文日报。中文报刊在上海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标志着近代报刊与绝大多数生活在上海这个都市的中国人开始产生联系,进入他们的生活，而且势将带动全国新闻事业的发展(28)。
日本人的办报活动在上海发端，是很自然的现象。不过，这时期的日系报刊，出版时间既短，发行数量又少，且局限于日侨社会中，没有影响力可言，在外报全盛时代的上海，与西人所办的报刊相比，更加显得微不足道。这表明了日本在华办报的条件和时机，在甲午战争前尚未成熟，但无论如何，总算是日本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大规模办报的先声，值得注意(29)。
一、甲午战争后日人在上海报业活动的兴起
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两国因朝鲜问题而爆发了甲午战争，结果中国大败，割地并赔款给日本。在东亚近代史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的有识之士，从此知道中国不但远远比不上西方列强，而且也不及近代化以后的日本，必须急起直追，才能够在世界舞台上立足；否则亡国灭种的危机，就迫在眉睫。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日本的明治维新于短短二三十年间收效，自然而然地成为走向富强的一个模式，是中国今后要仿效的对象。这种不动摇既定政治体制的有限度改革，自然较容易为已体会到处境岌岌可危的清政府所接纳。于是，事事以日本为师，便成了当时的一种风气。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遂出现了文化倒流的现象，长久以来在中国文化熏陶下成长的日本文化，自此大规模而又急促地输入中国。
日本举国上下都为甲午一役的胜利而欢腾，日本在东亚世界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了，而中国的巨额赔款，也助长了日本国力的扩张。在决心与列强角逐在华利益的政策推动下，跟中国有关的种种活动相继进行，形成了一种“清国热”。日本人在中国的办报事业，借着这样的环境和条件，很快便有了突破性的发展。甲午战争后10年间创办的日文报刊，在上海出版的有《上海时事》、《上海周报》和《上海新报》，另有一种《便览报》亦疑为日文报刊。各报的概略情况如下：
1.《上海时事》——日文周刊，1896年3月27日创于上海。同年4月13日东京出版的《读卖新闻》(第6722号)，有一则题为《上海之邦字新闻》的报导说：
清国[中国]上海美租界乍浦路一百八十九号出版题为《上海时事》之日本字新闻，于上月27日发行第一号。其发刊旨趣乃因《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国新开四港，日清两国贸易事宜，势必日炽，本邦贸易家应审知上海商界之形势，故出此刊以助云。(30)
除此记事以外，别无可据，而且一些提及该刊物的著作，还添了若干错误，例如将《上海时事》写成《上海时报》(31)，或将创刊年份误为1894年(32)。中国学者认为，《上海时事》是为随战争而来的日本经济侵略提供服务的(33)，出版时间不长，但何时停刊则无可考。论者指出，日文报刊当时在上海较难开展，主要是由于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仍然薄弱，上海的新闻活动又以合办为多，独立创办报刊并不容易(34)。
2.《便览报》(又名《商务便览报》)——日刊，1899年夏在上海创刊，是日商所办。疑为日文报刊，未知是否属实，待查考。
3.《上海周报》——日文周报，1903年12月24日竹川藤太郎(1868-1911)创于上海，次年将该社转让给井手三郎(1862-1931)，周报亦于7月停刊(35)。社址在上海虹口乍浦路393号，编集人是和田荣次郎，发行及印刷者为上海周报社的山元新被(36)。
4.《上海新报》(后改名《上海日报》)——日文周报，1903年12月26日杉尾胜三创办于上海，竹川藤太郎主编。这与1890年创办的一份日文周报同名，两者并无接续关系；但有一说法，认为是十数年前该周报复刊(37)，发行12期后，于1904年(光绪三十年)3月16日改为日报，并易名《上海日报》继续出版(38)。改组的原因，是得到东亚同文会的经济援助。自此《上海日报》由《同文沪报》社长井手三郎兼管，主笔是岛田数雄。该报曾多次进行版面改革，日本驻沪领事馆及日本在华团体的各类文告均在报上刊登，因而成为上海日侨社会的“官方报纸”(39)。
《上海日报》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转卖于叶田氏，原索价10万元，最后商定为4.5万元。据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的调查，该报的负责人是永岛高连，每日出版12至16页，社址设于上海靶子路3至4号，并附有“夕刊”(晚报)(40)。当时上海有日侨约3万人，《上海日报》销量达3500份，是华中地区日文报纸的领袖，成为日本言论界的一大势力。该报后期的主持者是波多博。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馆址被焚，一度停刊，得藤山爱一郎、津田信吾等人援助始能复刊，后与《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合出《上海合同新闻》，又于当年年底《上海合同新闻》解散后复刊。1939年1月1日，被并入日本军部控制的《大陆新报》(41)。
上海有一种名为《苏报》的日报，其与日人的关系需要予以澄清。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说：“《苏报》是日人在华的第二份中文报纸，仅次于《佛门日报》。”(42)实有可商榷之处：第一、《苏报》创刊于1896年中(43)，《汉报》的发行日期在此以前；第二、《苏报》并不能视为一份真正的日系报刊，因该报原是“胡璋(铁梅)所营，但由其妻日本女子生驹悦出名，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44)。1898年3月间，主笔邹弢(1850-1931)向英租界公廨控告馆主生驹悦强迫撰稿索诈，生驹悦曾向邹弢说：“馆由东洋外部大臣来的，领事亦不能管我。我虽平常人，曾由胡铁梅在日绅日官前保举为馆主。”(45)因此《苏报》遂被认为是日本外务省在上海所设立的机关报(46)。甚至有人认为，该报“原属日本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47)。但若细心加以考察，生驹悦上面的话既出于与人诉讼之时，是否属实，或有夸大成份，现已无从确定。日本方面也不见有相关的记录(48)，所以只可以说早期的《苏报》在日本总领事馆注册，或与上海的日本人有若干关系，但必定不是日本政府的机关刊物。1899年前后该报全盘出让给陈范(1860-1913)继续经营，1903年7月“苏报案”发生后，清廷获悉《苏报》初办时挂日本牌，上海道台向日本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1868-1934)查询此事，不获承认，知无外人保护(49)。可以肯定地说，《苏报》后期与日本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该报在1903年5月5日之前，仍沿袭向例，兼用明治纪年，故使人认为它是日系报纸。
上海是日人在华办报的发源地和重要据点，甲午战争后的十年间，日人在沪除了经营日文报刊外，还创办《农学报》、《上海新报》、《亚东时报》、《五洲时事汇报》、《同文沪报》和《支那小报》6种中文报刊。前4种为期刊，出版时间由数月至数年不等，当中以《亚东时报》最为重要，与中国维新人士有密切关系；后2种是报纸，《同文沪报》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名气。以下是这6种报刊的印行始末：
1.《农学报》——原是上海农学会(务农会)主编的专门刊物，由罗振玉(1866-1940)、蒋廷黻负责，1897年5月25日在上海创办。初为半月刊，每册约25页，以连史纸石印，1898年起改为旬刊。同年10月，让给日人香月梅外继续出版。内容有奏折录要、条陈录要、各省农事、西报选译、东报选译、农会博议等栏目，主要向国内介绍西方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及报导农业发展情况(50)。曾迻译日本农书刊于报中，以资研究。其余文章亦多从日文翻译过来，后来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泰斗的藤田丰八(1869-1929)，也曾为该刊译稿(51)。1906年1月出至第315期时停刊，是戊戌维新时期日本人所办报刊中寿命最长的一家(52)。
2.《上海新报》——是1897年同文会系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中文周刊，由大东新利洋行的白岩龙平出资，由宫坂九郎、甲斐宽中负责，但出版数期，因经营困难而于同年停刊(53)。白岩龙平出身于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时从军，任通译，1896年与姚文藻创立大东新利洋行，开始了上海、苏州间的航运事业。1898年改该洋行为大东汽船，解除中日合办。1902年白岩又创立湖南汽船，至1907年合并大东、商船、湖南、邮船，改名日清汽船会社，其后逐渐扩充，成为长江航业的巨头之一，与英商太古、怡和鼎足而立。
3.《亚东时报》——创于1898年6月25日，发行地在上海。初为月刊，第7号起改为半月刊，1900年4月出至第21号停刊。每册36页，连史纸印，内容分论说、汇译、杂文、诗赋等。该刊是日人组织的乙未会所创，宗旨系宣传日本国策，倡议中日携手，“以通两国之心”，从而“树立兴亚大计”(54)。另据日文资料，得知该刊是山根虎之助(立庵，1861-？)以大东汽船会社的白岩龙平、河本矶平为后援而创立的。社中纠合当时中国著名文士如章炳麟(太炎，1869-1936)、毕永年、宋恕等人，都是主张改革的维新派，其后且倾向革命，每每对中国的时局有所论议。而山根的识见及文章也卓拔时流，风靡于长江一带的学界与文坛(55)。但因白岩系机关刊物的制约，并没有转向为真正的革命派报刊，1900年《同文沪报》创刊时，合并于其内(56)。一说山根没有承诺两报合并即返回日本，《亚东时报》遂于这一年的4月28日停刊(57)。
《亚东时报》创刊时，正值戊戌维新达于高潮之际，该刊表现了赞同中国变法的态度，及中、日两国互助支援的意向。创刊号上有汪康年(1860-1911)所撰的《〈亚东时报〉叙》，强调“将以扩兴亚之愿，出中国之蒙”，又云：“不教子弟，不能保其家；不存其邻，不能保其国，亦势之相激之使然！”《亚东时报》同人也写了一篇《叙》，说明欲敦两国之交，莫善于疏通其国民之心志。该报多刊载支持戊戌维新的文章，介绍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情况；间中亦有文章指出日本跻身瓜分中国行列，例如有贺长雄《支那保全论》之类。中、日文两种文字并载，不过由于该刊与中国名士关系密切，并大量发表他们的文章，所以通常被视为中文报刊。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亚东时报》第4号未能准时出版，延至11月15日才面世。当时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文报刊之中，公开哀悼谭嗣同(1865-1898)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同情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逃亡，以及反对慈禧太后(1835-1908)重新垂帘听政，只此一家而已。这期的《亚东时报》，刊出梁启超的诗作《去国行》，史氏的《六士传》(即戊戌六君子传)，深山虎太郎的《挽六士》和《书八月初六日原谕后》，孤愤子的《书八月初六日朱谕后》更公开否认慈禧政权。该期出版时，还在上海各日报上刊登大字告白。第5号起，以卷首位置连载谭嗣同的遗作《仁学》。这些举动本是清政府不容许的，但《亚东时报》为日人所办，又在租界发行，上海的地方官员只好装聋作哑(58)。
中国人参与《亚东时报》的，尚有唐才常(1867-1900)。他所撰写的文章，初见于该刊第5号(1899年1月31日出版)；自第6号(1899年5月4日出版)起，唐才常且担任主编，陆续刊登《论戊戌政变大有益于支那》、《论会党》、《大变小变说》、《答客问支那近事》、《论支那严治会匪之非》、《支那皇帝宜力疾亲政说》、《论保救大清皇帝会》等文，为变法、保皇大张旗鼓。上述文章多由唐才常执笔，所撰诗文的署名有天游居士、咄咄、尚蔚蓝等(59)。《日人实心保华论》一文，宣传中日同文、同种、同教，捐弃中日甲午战争的积怨，抵制欧美。
4.《五洲时事汇报》——1899年9月5日在上海创刊，半月刊。馆主是佐原笃介，支配人是沈士孙。馆址设在苏报馆内。设有论说、谕折章程、五洲近事等栏目，重点是五洲近事，分为亚、欧、美、非、澳等栏，每栏又分各国。政治观点倾向于维新改革。戊戌政变后，仍发表同情康梁及议论时政的文章。第3期刊有章太炎的《翼教丛编书后》及《论黄种之将来》，对叶德辉(1864-1927)、苏舆(1873-1914)等攻击康梁等维新思想加以批驳，并宣传自强抗敌。同年年底出版第4期，发表章太炎的《藩镇论》，提出“分镇”主张。可能于此后停刊(60)。
5.《同文沪报》——其前身是1882年(光绪八年)在上海创刊的《沪报》，这本来是英资《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的中文版，创刊不久即改名《字林沪报》，但因业务不振，其主持人姚文藻乃于1900年1月4日售于日人组织的东亚同文会，易名《同文沪报》。2月3日起正式发行，但在此以前，因皇嗣问题，于1月26日曾出版过号外(61)。发行当日，刊有《同文沪报缘起》一文。报上光绪、明治年号并用(62)。报头“同文沪报”四字曾经有一个时期(1903年前后)以日本地图衬托，十分显眼。在当时上海中文报界中，仅次于《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等，颇受注意。
中文记载都认为《同文沪报》的经理是田野橘次，主笔是井手三郎(63)；高翀(太痴)、周聘三(病鸳)为中文主笔，直至1904年3月，井手三郎接办日文《上海日报》，两报合一，馆内一切事务均由日人做主，二人先后辞职(64)。日文方面的资料较为准确及详细，但也有若干差异。1900年东亚同文会致日本外务省的报告书中，谓《同文沪报》的总管是岸田吟香，管理是井手三郎，记者有井上雅二(1877-？)、山根虎之助，主笔文廷华，会计为小田桐勇辅，并无田野橘次之名(65)，或谓接手时，社长是井手三郎(66)。有关史事，尚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中下正治认为，田野橘次与中国维新派交往甚深，曾参与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及澳门《知新报》等活动，戊戌政变后代表东亚同文会周旋于维新派之间，加上他与唐才常的关系，以致被中国方面误认为他是《同文沪报》的创立者(67)。上海新智社曾于1903年出版田野橘次原著、新智社编辑部补译的《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可见他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有一定知名度。
无论如何，《同文沪报》与中国维新志士关系密切，是明显可见的事实，唐才常、林述唐等在上海张园召开中国国会，宣布“创造新自立国”，拥护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1871-1908)当政，并谋在武汉发动“勤王讨贼”，皆借该报作为宣传机关。1901年12月1日起，日本外务省每月资助《同文沪报》527元；同时该报亦脱离东亚同文会，名义上为井手三郎个人所有。日俄战争后，《同文沪报》作为宣传机关的作用渐减，外务省遂于1908年停止支持，井手三郎将该报让给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68)。
《同文沪报》最为上海报界注目之处，是每日特出副刊一张，名为《同文消闲报》，随报附送(69)。内容专载小品文字，各界争先快睹。这是上海报纸有小品副刊之始，影响所及，《申报》各报也先后添辟小品副刊。1908年3月9日，《同文沪报》扩张篇幅，并改用原先的报名《沪报》，继续出版，印有“改良第一号”字样。同年冬天，被清廷的上海道台蔡乃煌作价收购，遂告停刊(70)。
图1 《同文沪报》的变迁
有必要顺带一提，20世纪初东亚同文会在上海的另一活动是于1901年开办东亚同文书院，其前身是日清贸易研究所和南京同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于1921年定为四年制，1939年升格为大学，改称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主要课程有汉语、中国历史、政治和经济，辅以研修旅行，学生须向学校提交与毕业论文相等份量的旅行日志和调查报告。1945年，该校随着日本战败而被解散(71)。整体来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旅行，主要是商事调查，1901至1930年间获中国政府颁发护照，在各地受到地方政府的接待和保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政府不再支持调查旅行；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调查旅行只限于日军占领区，而且加入较多军政性质的调查，与此前注重商事调查不同(72)。
6.《支那小报》——日商在上海出版的中文报纸，顾名思义是一种消闲性质的“小报”。1902年7月创刊，馆址设在租界四马路。报纸铅印，售价每张7文。其内容体式，完全模仿《游戏报》、《世界繁华报》。首为“评林”，载诗或词；次为“奇新”，属论说之类；再为“语林”，新闻记事之属；此外有“谐林”，记诙谐及新奇趣闻；还有“花林”，写妓院事。曾刊有集报名而成的《西江月》两阙，保存了一些小报名称：“本报命名《支那》，《寓言》即是前因。且将论说主《奇新》、《时事》、《采风》有信。”后经改革，各栏目分别为：寓言、奇新、采风、笑林、游戏、世界繁华、春江花月、文林等，都是当时的报名，大有集各报于一身之势。终刊时间不详(73)。
三、民国时期上海的日系报刊
上海曾是日系报纸最集中的城市，日俄战争后，虽然日本在华办报的重点北移，原来的中文报刊相继停刊，但亦有一些新办的报刊出现。1904年井手三郎创办的《上海日报》，在民国时期继续出版，并且成为华中地区日文报纸的领袖，直至1938年底为止，次年元旦并入《大陆新报》。1912年至1931年间，华中地区新创的中文日报很少，就调查所得，仅有《华报》和《东亚日报》两种：1.《华报》——1915年12月在上海创办，中文日报，代表者为叶养吾，编集干部为张师石，表面上以中国人报纸的面貌刊行，经营者实际上为宫地贯道。他得到日本实业协会的补助，以冈田有民的名义向日本总领事馆登记。着眼于中、日两国贸易，致力于中日关系的亲善。发行数为500份，1923年停刊(74)。2.《东亚日报》——1916年10月31日在上海创刊，中文日报，是东亚同文会的机关报，由井手三郎主持，编集干部为秦平甫。1917年与《亚洲日报》合并(75)。
日文报纸方面，民国前期在华中地区出版的，有《上海日日新闻》、《上海经济日报》和《江南晚报》三种，概略如下：
1.《上海日日新闻》——1914年10月1日宫地贯道创办的日文日报，报馆设在上海乍浦路121号。每日出版12至16页，1916年销数为1300份，其后增至约3500份。1926年10月，受到印刷工人罢工的打击，销数激减。内容除一般新闻、评论外，还广泛博采关于中国政治内幕及经济事情的报导。并附有晚刊。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报曾一度停刊。日本军方为了制造侵华舆论，于1937年10月1日将《上海日日新闻》与《上海日报》、《上海每日新闻》合并，改名《上海合同新闻》。同年12月底《上海合同新闻》解散后，该报即告停刊(76)。
2.《上海经济日报》(后改名《上海每日新闻》)——1918年11月30日深町作次郎创办的日文日报，由上海日本证券交易所支持，每月津贴3万元，报馆设在上海汤恩路1号。每日出纸12至16页，销数约4000份，并附出晚刊。该报在经济报导方面特别出色，至1924年10月易名《上海每日新闻》。1920年代中至1930年代中，该报与《上海日报》、《上海日日新闻》并称上海三大日文报纸。中日战争爆发后，三报合并为《上海合同新闻》。同年12月，《上海合同新闻》解散，《上海每日新闻》复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报刊骤减，该报销数颇有增加。1943年2月，为适合战时体制，该报被并入《大陆新报》(77)。
图2 民国前期上海三大日文报纸的演变
3.《江南晚报》——1927年2月16日在上海创刊，日刊晚报，日人山田纯三郎为经理，中国人张言如、居励今任主笔；曾与居正(1876-1951)合作，宣传反蒋介石(1887-1975)的言论。1930年6月10日停刊。或谓《江南晚报》为中文报纸，待查考。其后山田纯三郎于1932年4月10日另办《江南正报》，任社长，松元于菟男为主笔，该报的宗旨是为“一·二八”事变后的日本政策辩护，1935年5月31日停刊(78)。或谓《江南正报》为中文日报，待查考。
民国初年的上海，仍然是在华日文报刊的主要出版地，1910年代新创办的日文刊物，计有下列几种：1.《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周报》——1912年1月由上海日本商业会议所创办的日文周刊。2.《周报上海》——1913年2月11日，宗方小太郎、岛田数雄、佐原笃介、波多博、神尾茂、郑孝胥、西本省三等成立春申社，创办此日文周刊，代表者为佐原笃介，实际的主宰者则为西本省三。1916年时，该刊发行1000份。1928年西本省三去世后，继者为三村某，改刊名为《上海周报》；后由山田仪四郎继承，再改名为《上海半月刊杂志》(79)。3.《医药新报》——1913年11月，渡边久作在上海创办此月刊，共出两期。4.《东方通信》——1914年10月1日创刊，是日刊通信，除日文版外，还有中文版及英文版。表面上是宗方小太郎主持，实际上是日本外务省(外交部)所办，编集干部为波多博，其经营得到《上海日日新闻》的宫地贯道及《时事新报》的鹫泽与四二的协力。此刊创办缘起，是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朋与宗方小太郎商量，设立东方通信社作为外务省的直辖通信社，与德国人在上海的宣传本部对抗。东方通信社与北京的《顺天时报》、奉天的《盛京时报》、汉口的《汉口日报》、福州的《闽报》缔结交换通信协约，在各地设有支社或通信员。1920年8月1日，本社从上海移至东京，扩大规模，1926年5月1日与国际通信社一起成立日本新闻联合社(后来改名为新闻联合社)。1936年1月1日，发展为同盟通信社(80)。5.《沪友》——1917年6月15日东亚同文书院沪友同窗会在上海创办，日文月刊，内容主要报导该书院毕业生在上海等地工作的情形，以及刊载有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杂感文章。
1920年代创于上海的日文刊物，有下列三种：1.《上海时论》——1926年创办的日文月刊，代表人及主编为堀清，登载中国时事问题。1936年的印行数量为500册。其前身为《上海与日本人》(上海と日本人)。2.《经济月报》——1927年1月上海日本商工会议所创刊，主题为中国通商贸易研究，除分发给会员外，还寄赠官厅及有关团体。印行数量为700册。3.《上海满铁调查资料》——满铁会社调查部出版的日文刊物，1927年9月创刊。为不定期刊物。北伐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局变化很大，该刊的设立，在于尽快收集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政治、经济情报，出版至1930年停刊(81)。
为了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舆论抗衡，日本还收购了一些在上海出版的英文报刊。例如上海重要晚报之一的《文汇报》(The Shanghai Mercury)，一部分股份在1923年为日人购得；另一种英文的《远东时报》，也接受了日人的津贴。因此，在这些报刊上，经常登出袒护日本的宣传。
《文汇报》原是1879年英国人在上海所创，1900年改组为有限公司，在香港政府注册，创办人开乐凯自任公司总裁兼主笔。日俄战争时期，日本感到应有一种发言机关面向侨居中国的欧美人士，日人佐原大武士遂于日本政府的经济援助下，利用其个人关系，插手《文汇报》。至1917年，日人股份已达一半，美国人占三成半，英国人股份反而不足两成。1921年，日人佐原笃介成为公司三个董事之一，至此，以英人报纸作为掩护，进行日本宣传的局面遂告形成。1922年10月26日，开乐凯病故，唐纳孙任主笔，进一步成为替日本宣传的报纸，经营亦有所下降，1926年抛售股份，其中96％为锦名洋行所得。1927年由贝尔、锦名等组织董事会，聘劳埃德为主笔，力图复兴而未果。1930年6月11日，股东会议决定结束该报，实行自动清理。同年8月，被美商《大美晚报》收购(82)。
《远东时报》1904年(或1905年)由美国人李亚在菲律宾所创，1912年迁至上海，月刊，每期50至100页，销数约3000份。内容偏重商业、金融、工程，也有政治评论。初聘澳大利亚人端纳为主笔，其记述远东事务的文字颇受读者欢迎。其后日本势力进入该报，端纳不甘受日人收买而辞职，至此，《远东时报》遂沦为日本人的宣传物。“满洲国”成立后，李亚曾充任顾问。终刊时间不详(83)。此外，还有上文提到的，1929年11月满铁会社调查部北京公所调查课在上海创办的《满铁支那月志》，是一种日文月刊。
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日人在上海的报业活动已因战事影响而处于异常状态，可举事项有三：第一，1932年4月10日，山田纯三郎在上海创办日文《江南正报》(或谓该报为中文)。第二，1936年3月19日，日文《上海日报》全体华工50多人进行罢工，抗议该报无故开除工友多人；社长波多博同意发给开除者退职金两个半月，罢工始宣告结束。1939年元旦，《上海日报》终被并入日本军部控制的日文日报——《大陆新报》。第三，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本军方为制造侵略中国的舆论，对上海的日文报刊进行重组。
1937年10月1日，《上海日报》与另外两家报刊《上海日日新闻》、《上海每日新闻》合并，改名《上海合同新闻》，是一种日文日报；同日，中文的《新申报》在上海创刊，亦由原先日文的《上海日日新闻》改组而成，是日本军部的机关报。日出一张半，后来缩减为一张。当年年底，《上海合同新闻》解散，三报各自恢复原名出版。《新申报》则于1939年4月29日改组为日文日报《大陆新报》的中文版，社长是福家俊一，其后为坂尾与市、上野祝二，日高清磨磋曾任总编辑。《大陆新报》是日本占领上海后独霸上海外文报坛的报纸，也是当时上海数十家汪伪报刊的“太上皇”。该报创于1939年1月1日，对象是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日本人，目的是为统一在华日人的思想认识，代表官方观点。社长为福家俊一，副社长为坂尾与市。1941年12月25日起实行《新闻事业令》后，该报销数大增。1943年2月，为适应战时体制，将上海尚存的另一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新闻》兼并，成为上海唯一的日文报纸，销量增至4万份。每日出日报对开一张，晚报半张。其特点是消息迅速，特稿丰富。1944年春夏之交，由于纸张紧缺，逢星期二、三、四、六改出半张。该报于日本投降后停刊，由中国政府接收(84)。
1939年9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特别调查班发行一种题为《特调班月报》的日文杂志。该刊的目的，是注意中国抗战动向及社会、经济的变化。内容主要翻译来自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杂志的重要文章，也有日本特务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中国情报的分析文章。1942年5月停刊，出至第4卷第5号。该调查班还于1940年9月发刊《通讯》旬刊(85)。
日军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进占上海公共租界，老牌的商业报纸《申报》和《新闻报》均落入日军手中。这两份具有广泛影响的大报，表面上仍保持以往商办的性质，实则渐被改造，而成为亲日的报纸。虽然如此，其“中立态度”仍引起日军内部的争议和汪伪政权的不满。1942年11月，日本驻沪海军取代陆军接管《申报》和《新闻报》，掀去其“中立”的面具。抗日战争胜利后，两报因其附逆有据，被国民党政府接管。
四、结语
日人在华的办报活动始于上海，其后一直以上海作为日系报刊的重镇。总计由晚清至民国期间在上海创办的日系报刊多达34种(附表)，高居全中国首位。其中，晚清时期15种，民国时期19种；但论其重要性，则晚清时期并不比民国时期逊色，原因是中文报刊的数量较多，对中国社会影响较大，与晚清政治的关系也很深。
具体地说，其中与满清政府及守旧人士的论调相同者，似乎极少，除不涉政见的刊物外，大多主张中国进行维新改革，甚而对清廷措施及顽固的见解大加挞伐，故此取得中国维新派及后来保皇派、立宪派的认同，而为清廷所忌，或予收购，或予查禁。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致东京钱恂的电文说：
查天津《国闻报》、上海《中外日报》、《便览报》、《苏报》、《沪报》、汉口《汉报》，皆日本保护，阁下务访其外部并商近卫、伊藤述鄙意，与之婉商。此各报多误信康党谣言，不知康党逆谋意危乱中国，中国乱于日本亦不利，且非日本力自强之意。(86)
另一方面，他命地方长官着意此事，锡良布政使公布“外人报章不得销行内地，华人代外人售报即以从逆论罪，当不赦，况日本为我国雠敌，何得代其任事”。并于1900年3月17日在长沙禁止《同文沪报》、《申报》、《中外日报》、《汉报》、《湘省电录》发售，贩卖者亦逮捕(87)。其中《申报》牵连在内，但并不是所谓反体制的报纸，应予特别注意的是《汉报》和《同文沪报》，梁启超尝论戊戌政变以后中国报界的情形，说：
日报则《国闻报》、《湘报》为巨擘。《汉报》以日人之力，大声疾呼于汉口。他若《亚东时报》、《五州时事汇报》、《中外大事报》，皆出于政变之后，卓然名论，砥柱狂澜，吾国旬报之不易得者。后之兴者，《苏报》、《中外日报》、《同文沪报》，皆日报矫矫者，屹立于惊涛骇浪狂飙风毒雾中，难矣，诚可贵矣。(88)
《亚东时报》上尝载唐才常的诗文，唐且担任过该刊主编。《同文沪报》“与吾国维新志士颇有关系，庚子唐才常、林述唐等，在上海张园召集国会，暨诺在汉口起事，皆假此报为宣传机关”(89)。至于《汉报》与自立军起义究竟有无直接的关系，因缺乏详细的数据，难以确定，但唐才常被杀后，张之洞以东亚同文会人士牵连在内，而对《汉报》施加压力，最后并予收购，也充分说明该报是与《同文沪报》等同一步伐的。
论者指出：“由于当时中国维新派采取亲日反俄立场，而日本相当一部人企图利用中国新派势力以与列强相抗衡。日本一部分在华报刊，如《亚东时报》、《同文沪报》和《汉报》等，都对中国维新派的活动，表现了积极支持的态度。”(90)从更深层的意义来看，在华日人所办的报刊倾向于维新变法，并不纯然是一种功利考虑，而与当时中国知识人士的普遍趋向有关。因为甲午战争后，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君主立宪制度已是中国比较进步的人士所欲模仿的对象，日人也希望将本国的政治体制宣示于中国，而抱此理想到中国来，希望中国维新变革者，实不乏人，其意并非全可非议。但在日本的国策之下，这批人士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了利用，成为对华活动中不由自主的一个环节。
中国方面，变法失败之后，维新派继续演变为保皇党、立宪派，部分且转化为主张革命排满的激进分子，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苏报》案发生以后，改革与革命的对立更趋明显。日系中文报刊在这一潮流之中，都倾向改革方面。这一点早在1903年中《同文沪报》对《苏报》的批评及案发后对革命派人士的抨击等，都明白地表现了出来(91)。同年8、9月间，更对香港的革命派报纸《中国日报》大加反驳(92)。早在1905年至1907年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及同盟会的《民报》为中心的大论争展开之前，日系中文报刊已完全与革命派报纸划清界限了。例如1908年间，北京的《顺天时报》连篇累牍地支持君主立宪运动，“念中国为预备立宪之时代也，则我《顺天时报》亦即为预备立宪之报章也”(93)。主要原因，除了受日本国策的操纵之外，日本不欲正面与清政府对立，也是可以理解的。1903年以后，日系报刊在中国政治运动中不能起大的作用，正是逐渐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所致。进入民国时期以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了。
注释：
①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香港)太平书局重印本1964年版，第21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4、110页；并参见李瞻《外人在华创办的报纸》，载谢然之编《报学论集》，台北“中国文化学院”新闻研究所及新闻系、中华大典编印会1965年，第228页。
③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211页。
④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7页。
⑤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64页。
⑥转引自[日]蛯原八郎《海外邦字新闻杂志史》，东京学而书院1936年版，第270页。原文为日文，中文翻译可参胡道静《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上海)世界书局1946年版，第29页。
⑦[日]蛯原八郎：《海外邦字新闻杂志史》，第275—276页；[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东京研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⑧[日]中下正治：《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季刊·现代中国》第11号，东京1974年，第27页。
⑨[日]山本文雄：《明治时代の中国における邦人经营纸》，《东洋史论丛》，铃木俊教授还历纪念会1964年，第378页。修文书馆的主持人，《上海档案》载《上海日人居留民团成立经过》作松野植之助；原文未见，参见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按：松野植之助即松野直之助，1884年到上海创办修文书馆，1889年3月逝世，由松野平三郎继任。
⑩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11)陈祖恩：《寻访东洋人——近代上海的日本居留民(1868-1945)》，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227页。
(12)[日]中下正治：《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季刊·现代中国》第11号，第27页。并参见东亚同文会编、[日]中岛真雄主编《对支回顾录》(上)，1936年初版，东京原书房重印本，第699—701页；《续对支回顾录》，1942年初版，东京原书房重印本。
(13)《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14)戚其章：《甲午日谍秘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3页。
(15)[日]山本文雄前引文，《东洋史论丛》，第378页；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第174页。
(16)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157、174页。
(17)[日]山本文雄前引文，《东洋史论丛》，第378页。
(18)[日]中下正治：《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季刊·现代中国》第11号，第28页。
(19)李则芬：《中日关系史》，(台北)中华书局1970年版，第449页。
(20)游有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
(21)萧平的《近代中国佛教的复兴——与日本佛教界的交往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列出东本愿寺上海别院的主要布教人员，当中有佐野即悟(第97页)，应该就是佐野则悟。书中引述高西贤圣编《东本愿寺上海开教六十年史》(法藏馆，1937年)，与山本文雄所提的《东本愿寺上海别院六十年史》当为同一本书。但萧平此书没有提及《佛门日报》。
(22)[日]高纲博文、陈祖恩：《日本侨民在上海：1820-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6页。
(23)[日]岸本英夫：《明治文化史·宗教编》，第248-249页；山本文雄前引文，《东洋史论丛》，第379页。
(24)[日]高纲博文、陈祖恩：《日本侨民在上海：1820-1945》，第56页；游有雄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说西本愿寺上海别院创于1911年(第139页)，不确。
(25)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227页。
(26)参见葛兆光《西潮却自东瀛来——日本东本愿寺与中国近代佛学的因缘》，载《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7-66页。
(27)[日]山本文雄前引文，《东洋史论丛》，第378页。
(28)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29)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318页。此书至今仍是最新和最详尽的中国报业史概论，但必须注意，书中仍然沿袭旧说，认为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始于1890年，《上海新报》是他们在上海办的第一种刊物，而没有提及早于1882年创刊的《上海商业杂报》。
(30)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350页。
(31)[日]中下正治：《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季刊·现代中国》第11号，第23页。按：此文年表中，1896年列有《上海时报》(上海发行，日文，停刊年份不详)一条，查是年并无发行过《上海时报》的记载，相信“报’’字为“事”字之误。
(32)吴文星：《顺天时报——日本在华宣传机构研究之一》，《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6期(台北，1978年5月)，第416页。
(33)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18页。
(34)《上海新闻志》，第142页。
(35)《上海新闻志》，第325页。
(36)[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第7页。
(37)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第130页。
(38)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175页。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则谓《上海新报》由永岛高连创办，1904年出至第13号时，因经营困难，售予中原定太郎的印刷所。1904年3月16日改为《上海日报》，由井手三郎主办，报馆设在上海靶子路3至4号，7月与同文沪报社合并(第18页)。另据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所载，《上海日报》的创办时间是1903年3月26日(第59页)。
(39)《上海新闻志》，第142-143页。
(40)《外人在华新闻事业调查表》，见张静庐辑《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333页。但该调查谓《上海日报》的创刊日期为1904年7月1日，与3月16日的记载不同；又谓该报原为“户出三郎”所办，应为井手三郎之误。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则谓1904年“数据中出现两家《上海日报》”(第130页)。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查证。
(41)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18页；[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第8页。
(42)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157页。
(43)周佳荣：《苏报及苏报案：1903年上海新闻事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4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52页。
(45)原载1898年3月9日《申报》，引自胡道静《上海的日报》，第40页。
(46)胡道静：《上海的日报》，第40页；蒋慎吾：《苏报案始末》，《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通社1939年，台北中国出版社影印本，第72页。
(47)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88页。
(48)参见[日]中下正治《上海新闻小史——太平天国から辛亥革命まご》，《季刊·现代中国》第7号(东京，1973年)，第83页。
(49)《苏报鼓吹革命清方档案》，《辛亥革命》第1册，第409页。
(50)王桧林、朱汉国主编：《中国报刊辞典(1815-1949)》，第10页。
(51)汤志钧：《戊戌政变后的唐才常和自立军》，《近代史研究》第1期(北京，1970年10月)，第215页。
(52)《上海新闻志》，第114页。
(53)吴文星前引文，《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第6期，第422页；[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第4页。
(54)《上海新闻志》，第118-119页；[日]中下正治：《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季刊·现代中国》第11号，第29页。
(55)东亚同文会编、中岛真雄主编：《对支回顾录》上卷，第716页。
(56)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1页；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139页。
(57)[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第4页。
(58)《上海新闻志》，第118-119页。
(59)东亚同文会编、[日]中岛真雄主编：《对支回顾录》(上卷)，第716页；[日]中下正治：《日本人经营新闻小史》，《季刊·现代中国》第11号，第29页。
(60)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华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887-888页。
(6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76—77页；汤志钧：《戊戌变法时的学会和报刊》，第130页。
(62)以1901年5月14日的《同文沪报》为例，先后列出“大清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及“大日本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字样，又载：“本馆迁设上海英大马路中泥城桥西首三层楼，分馆在老巡捕房对门乐善堂药房。”
(63)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355页。但“田野橘次”一名，胡道静《上海的日报》(上海市通志馆，1935年)作“田野橘次郎”(第113页)；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误作“田野桥次”。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且认为田野橘次是《同文沪报》的创设者(第140页)。1903年上海曾出版田野橘次原著，新智社编辑局补译《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其名殆无可疑。但中下正治认为应是“田野橘治”之误，见《东亚同文会と同文沪报》(下)，《季刊·现代中国》第10号(1974年)，第93页。是否属实，待考。
(64)《上海新闻志》，第121页。
(65)[日]中下正治：《东亚同文会と同文沪报》(下)，《季刊·现代中国》第10号，第99页；《上海新闻志》，第121页。
(66)东亚同文会编、中岛真雄主编：《对支回顾录》(上卷)，第716页。
(67)[日]中下正治：《戊戌变法前後の日系汉字纸》，《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第6号，第130页。
(68)[日]中下正治：《戊戌变法前後の日系汉字纸》，《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第6号，第130页；《东亚同文会と同文沪报》(下)，《季刊·现代中国》第10号，第101-102页。
(69)1901年5月14日的《同文沪报》，报端有“今日附送同文消闲报一纸，不取分文”字样。同日附送的《同文消闲报》是第369号。中国报业史论著常把《同文消闲报》误作《同文消闲录》。
(70)胡道静：《上海的日报》，第113页；《上海新闻志》，第121页。
(71)[日]高纲博文、陈祖恩：《日本侨民在上海：1820-1945》，第52页。
(72)沪友会编：《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记录》之冯天瑜《中文版前言》，杨华等译，第4-5页。
(73)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52页；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第153页。
(74)(75)[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第23、24页。
(76)《上海新闻志》，第143页；并参见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22页。
(77)曾虚白：《中国新闻史》，第175页；并参见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24页。
(78)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202页。
(79)(80)[日]中下正治：《新聞にみる日中關系史·資料篇》，第20-21、22页。
(81)(82)(83)(84)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32、105、213、7页。
(85)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第325页；《上海新闻志》，第143页。
(86)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第159卷，第27页。
(87)日本外务省记录“清国新闻关系杂件”明治三十三年3月21日，汉口领事濑川浅之进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报告；[日]中下正治：《戊戌变法後の日系汉字纸》，《东洋大学大学院纪要》第6号，第136-137页。
(88)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清议报》第100号。
(89)冯自由：《开国前海内外革命书报一览》，载《革命逸史》第3集，第47页。
(90)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第804-805页。
(91)如《论革命党》一篇社论说，指革命为“犯上”、“作乱”，对章炳麟、邹容等被捕者大加非议。见《同文沪报》1903年7月7日。
(92)《同文沪报》反驳《中国日报》的文章，有1903年8月2、3日《解惑篇》，8月3日“寓沪日本铁血生”《与中国报主笔陈少伯[白]书》，8月29日至9月4日《驳中国日报》等。
(93)《顺天时报二千号记》，《顺天时报》1908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