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策层论文,日本论文,国策论文,事变论文,九一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吞中国东北是实施大陆政策的关键步骤。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彻底落实大陆政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① 日本学界也有“十五年战争说”，承认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② 但是，同样有相当数量的论著把研究视角放在“协调派”和“扩大派”的纷争上，③ 片面强调“协调派”的“不扩大方针”，以及为避免战争付出的诸多“努力”，甚至人为放大两派之间的矛盾，由此客观上出现为日本政府开脱侵华责任的“独走论”和“偶发说”。
如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新历史教科书》记述九一八事变：“1931年9月，关东军在今沈阳郊外的柳条湖爆破了满铁线路……政府和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但是关东军占领了全满洲的主要部分，（日本）政府予以追认。”④ 2010年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中的《日方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是：“1931年9月18日，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线路被爆破，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为首的谋略……他们在满洲的武力发动，也展开了反政府及陆军指导部基本方针的行动”，“9月19日，若槻礼次郎内阁决定了不扩大方针，但陆军指导部容忍关东军的行动，要求政府对朝鲜驻军的越境，不视为违背不扩大方针”。⑤
日本主流史学界对九一八事变的记述往往与上述论述模式类同。即：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部分军官的擅自行动（独走论）→政府采取不扩大方针→军部为关东军行动转圜→政府追认、承认伪满洲国。对六年后的七七事变，几乎也是同样的叙述模式：“不明枪声”→驻华北日军发动武力（偶发说）→政府及军部采取不扩大方针→政府决定出兵→走向战争。
九一八事变虽已过去80年，但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据《读卖新闻》2005年民意调查，日本国内承认对外发动的所有战争属于侵略战争的为34.2％，另有33.9％的人认为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但对美国的战争不是侵略战争。⑥ 因此，在探讨战争责任问题搁置至今的原因时，不能忽略日本部分学术研究的影响。特别是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以微观研究或实证研究为名，忽略宏观性的俯瞰和把握，“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⑦ 落入“无构造历史观”的窠臼，从而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加上原本就没有战争反省意识的日本政界及右翼团体推波助澜，以及媒体、文化、教育各界潜移默化，日本民众的注意力自然被引入日本“并非好战”、“没有领土要求”、“除了战争，没有其他任何出路”的狭小甬道。这为彻底厘清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投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
根据历史的微观考证，九一八事变确实是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日本政府最初确实出台了“不扩大方针”。但随后日本政府、军部、外交机构、财阀，乃至昭和天皇均旗帜鲜明地支持驻外军队的侵略行为，甚至不惜冲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最后退出国联，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揭开十五年战争的序幕。换言之，正是九一八事变，迅速统一了日本朝野上下先吞并中国东北，再染指华北，最后侵略中国大陆的基本国策。本文试图通过对比“协调派”与“扩大派”的内在异同，揭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化的历史过程，评析日本社会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及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的作用力，以及“财阀转向”、“军财一体”的影响力等，进而剖析日本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逐步完备的诸多因素，并从另一个侧面透视“独走论”和“偶发说”的历史失真。⑧
二、日本决策层的满蒙因素决定论
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在奉天柳条湖爆破南满铁路后不久，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即致电外相币原喜重郎，称关东军“业已拟定由满铁沿线各地一起发动积极行动的方针”，“此事件纯属军部的有计划的行为”。⑨ 满铁调查人员当时的记录也提及，“作为冲突的原因，支那兵破坏满铁线路的实情，由于（关东）军方严格保密，欠缺明确”。⑩ 可见，日本当局完全清楚发动事件的元凶。次日上午，若槻内阁召开阁僚紧急会议。会前，若槻首相特意询问陆相南次郎道：“关东军此次针对暴戾的支那军的行动，的确是为了自卫吗？你相信吗？”会议期间，币原喜重郎宣读了外务省获取的各种情报，“其情报多对陆军不利”。阁议最后确定了“维持现状，不扩大的方针”。(11) 随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电，先是肯定“关东军的决定和处置”，并指出，“鉴于事件发生后支那方面的态度，事件处理不宜超过必要限度，宜遵从阁议决定，此后关东军的行动应遵循此旨善处之”。(12)
9月19日，中国政府通过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提出严重抗议，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代表施肇基也将此事报告给国联，并分别向《非战公约》各签字国发出通告，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同日，在国联第65次理事会上，日方代表芳泽谦吉宣读了日本政府关于满洲事件之声明书，“请理事会不必过分重视此‘地方事件’”。9月21日，中国政府代表又向国联秘书长提交照会，请求国联“立即采取办法，使危害国际和平之局势不致扩大”。(13) 为此，芳泽谦吉在发给币原喜重郎的极密电报中不无忧虑地报告：“如果理事会依据（盟约）第11条采取的措施有效……我方不仅无法阻止其通过，而且如若不服从其裁决，将依据第16条规定予以制裁……或许有的国家与我断交……将使我之立场愈发困难，军事占领长期持续的结果，不仅难以达到增加权益之目的，相反有招来削减之虞，诚希望尽早收拾时局。”(14) 包括日驻华各领事馆与外务省之间，以及日本代表在国联会议的“表态”等大量函电都发出了类似信号。日本政府似乎不希望事态扩大。如果拘泥于这些函电或档案资料，自然会得出日本政府及外交机关与关东军和军部行同陌路的结论。但问题在于，日本政府为什么“无力”约束军部和驻外军队？日本外交机关为什么很快转变方针，转而迎合军部及关东军的军事行动？以致最后抛出对中国、对国际社会强硬的“焦土外交”方针？其要因之一是“满蒙因素决定论”，即维护和扩大“满蒙权益”不仅是实施大陆政策的重要链条，更是日本决策层压倒一切的战略性抉择。
向以“协调外交”为标榜的币原外交，屡屡被国内激进势力抨击为“软弱外交”、“迎合外交”。1931年1月24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上公然提出“满蒙生命线论”，他说：“满蒙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问题，是我国民的生命线，无论在国防上、经济上均是如此”，接着，松冈质疑（滨口）内阁“成立一年半以来，究竟在满蒙之地有何作为？”指责币原外相“绝对无为的旁观主义”。币原喜重郎答辩称，“对松冈君的批评感到意外”，并阐述他的“外交经济化”。他认为，外交方针应该致力于“如何使国家的经济获得发展，徒然发出高亢的声音，引起外国的注意，是不能实现有益的目的”，(15) 指出“关于满洲的铁路问题，数年来未能解决，政府依据历来的方针正致力适当调整之……我们并非无视民国的正当立场，但危及我满铁利益的计谋不可能轻易得以实现”。(16) 可见，币原并非反对松冈的“生命线论”，只是主张在国家经济利益上充分获益，在维护日本的满蒙权益方面不作半点让步，“这便是币原外交的底线”。(17) 在最终目的上，币原外交与其他所谓的“强硬外交”没有本质区别。(18)
接替因遇刺重伤的滨口雄幸出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1931年7月在出席民政党北海道东北大会的讲演中再次强调要维护满蒙权益，鼓吹：“为了我国的生存防卫线，即使任何牺牲也必须奋然崛起！”(19) 可见，“满蒙因素”被认为是日本的“生存防卫线”，是日本决策层考虑对外政策的首要因素，是任何场合或变故都绝不松动的战略抉择。正如日本著名学者西村成雄的分析，“其对中国的根基正是‘满蒙分离论’和‘向中国扩充统治论’，前者作为九一八事变后建立‘满洲国’的因素固定在日本外交上，后者则被作为否定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中央政府合法性的重要因素而被继承下来”。(20)
正因为“满蒙因素”所致，早在1925年11月奉军大将郭松龄倒戈，兵逼奉天时，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立即电请政府出兵援张，关东军随即出兵挡住郭军锋芒，救了张作霖，目的自然是为了扶持亲日的奉系军阀，维护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1928年吉田茂转任之际，向外务省提交一份《对满政策私见》，强调“满蒙是我民族发展的适生之地，开放满蒙乃是我财界恢复繁荣之基础”，建议“不敢说将东三省收为我有，但实质上必须置于我指导之下，如同英国对埃及那样，取得同样的治绩，尤其在交通和财政等方面，张（作霖）政府必须倾听和尊重帝国的要求，采取充分之措施”。(21) 1930年10月，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也提交一份《关于我国在满蒙权益的意义》，称：“我在满蒙的权益除物资、经济上的利益外，还包括日本同满蒙的唇齿相依关系，换言之，对我国生存具有重大关系，因此，必须对满蒙予以深刻关注。更重要的是政治利益，从某种意义说，也是我国对支那全土利益之所在。”(22) 可见，维护和扩大所谓的满蒙权益，不仅是军部势力追逐的目标，也是日本政府战略抉择的重要砝码。
因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虽然推出“不扩大方针”，代表若槻内阁的币原外交也反复强调贯彻此方针，但在国联会议以及同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交涉中，却完全变了样。9月23日，国联发出通告，要求“中日两国军队各自撤退，中日代表在交换意见的基础上，寻求适当解决手段”。币原喜重郎接到通告后，立即电告芳泽谦吉代表日本作如下回答：“我国军队的行动只限于保护铁路和侨民的安全”，“日本军队已陆续回归满铁附属地，其他残留部队负责各地方治安和保护侨民之责，不属于军事占领”。(23) 翌日，又以日本政府名义发表声明，强调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属于“正当权益”。不难看出，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不扩大方针”，但事实上并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制止驻外军队的侵略行径，相反却为之辩解张目。这表明日本的外交政策已经从表面的“协调外交”实际转型到追随军部及驻外军队的“追随外交”。在“满蒙权益”问题上，他们的目标与军部及关东军别无二致。
1932年1月，若槻内阁在军部、舆论界以及反对党的抨击下宣布总辞职，政友会总裁犬养毅上台组阁，外电纷纷评论或预测犬养内阁处理满蒙问题的态度。据日本驻各地公领使馆的汇总报告，美国媒体认为，“新内阁的满洲政策，正像犬养首相声明的那样不会有什么变化，肯定要求张（学良）军撤出锦州，中国政府也不会抵抗日本的攻势，并逐渐顺从日本的要求，其结果，满洲事件将成为变更支配者的舞台”；苏联在哈尔滨的媒体报道，“政友会内阁的出现，将加剧远东军事事态的频发”，“今后，日本对满蒙政策将更加积极”，“荒木（贞夫）出任陆相带有特别的意义，一旦日本经略满洲成功，其势力将伸向苏联疆域”；法国媒体报道，日本新内阁“受到军部及积极发展论者的拥护，他们将更加顽固地支持日本在满洲的立场，其处理中日纠纷的态度也会比前内阁更加坚决”。(24)
事态正像外电预测的那样发展。犬养内阁以原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为外相（初由犬养毅兼任外相），对华强硬派森恪为内阁书记长，陆军中将荒木贞夫为陆相，参谋总长也换下“对推进满洲事变不甚热中”的金谷范三，改由皇族载仁亲王接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则出任参谋次长。荒木与真崎二人是日本法西斯激进派军人（皇道派）推崇的对象。“从内阁的构成看，犬养内阁比前内阁更接近军部，以积极态度应对满洲事变，与军部和关东军更是同调”。(25) 犬养上任伊始，就满蒙权益问题在国会讲演中称，“我国寄希望的是对既存条约的尊重，对既得利益的拥护，此乃我国策之基础……今后仍有发生几多波澜的可能，眼下，我国军将士为实现安定此根基之大目的，正在严寒环境下饱尝艰辛，对此，我政府及全体国民向他们表示深厚的敬意”。外务大臣芳泽谦吉在讲演中也表示，“日本在满洲及内蒙古有百万居留民，有租借地、铁路、煤矿以及条约和契约享有的重要权益，然而，近年来支那政府蔑视历史，蹂躏我方依据条约和契约享有的权益……使我国的权利利益陷于危机”，“9月18日夜，又突发爆破铁路事件，酿成日支冲突事态，以至使满洲的政情为之一变”。(26) 不仅如此，在这次会议上，贵族院还通过一纸《感谢陆海军将士决议》，内称：“满洲事变以来，我帝国陆海军英勇奋战，膺惩暴虐的支那军，大奏扫荡之功，保护了我同胞的生命财产，维护了我国之权益，贵族院对忠勇陆海军将士之功勋表示诚挚的谢意。”(27)
在坚持满蒙权益问题上，犬养内阁比前任内阁更激进，因此该内阁成立伊始，就宣布承认关东军对辽西“匪贼”的讨伐权。接着，连续挑起一·二八事变，进攻齐齐哈尔、哈尔滨，撮成伪满洲国，抵制李顿调查团，轰炸锦州等一系列事端，并在陆、海、外三相协议的《支那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基础上，推出《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明确表示：“将满蒙从支那本部政权分离出来，在其统治支配地域，诱导其建立一实质性国家”，“当下主要由帝国维持满蒙之治安”，“为扩大和恢复帝国在满蒙之权益，今后以新国家为（交涉）对象”，“增加驻满帝国军队及必要的海军设施，不允许新国家存在正规陆军”。阁议还决定，新国家“建国最迟定为3月12日”。(28) 另有史料披露，犬养上台伊始，曾秘密派遣亲信萱野长知与中国高层接触，计划在东北成立“日中合并的经济中心行政机关”，“宗主权在国民政府名下，中国取其名，日本务其实”。(29) 这一构想无疑是独占中国东北的翻版，当然被中国政府拒绝，却也反映出“满蒙因素”在犬养内阁施政策略中的位置。几十年后，犬养毅的曾外孙女、国际政治学学者绪方贞子评议说，犬养毅其实“并不反对行使武力维持和扩大日本（在满蒙）的权益，只是考虑到不能缺少中国人的协助，所以反对背离中国人的那些粗暴轻率行动”。(30) 然而，日本激进的法西斯军人及社会右翼势力仍不满足，1932年5月15日策划了刺杀犬养的“五一五事件”。从此，法西斯军人政权开始直接操纵国家机器，日本的政党内阁宣布终结。
犬养毅后，海军大将斋藤实出面组建举国一致内阁，以强硬派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1932年8月25日，在国会临时会议上，内田康哉公然宣称：“满蒙事件是我国发动自卫权，正大光明，毫不羞耻，正像森恪先生刚才讲的那样，‘对于满洲（国）问题，不是单纯承认就完事大吉了’，我国民必须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变成焦土，也要坚持主张，一步也不能退让，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信心！没有什么可畏惧的！”(31) 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抛出的著名的“焦土外交”政策。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日本决策层推出强硬派松冈洋右出任国联全权代表。据松冈事后回忆，当时曾接到数万封国民来信，其中99％以上都是激励他退出国联的话语，而反对退出国联的“只有一二封”。在国联会议上，松冈以强硬的姿态表达了朝野上下的意志，便率团离席而去，宣布退出国联。一时间，松冈被视为日本的“英雄”，就连有日共背景的《妇人公论》，也把松冈誉为“征讨国联的桃太郎”。(32) 这样，日本外交又从“追随外交”转向强硬外交，完全与军部同调。
三、军权膨胀与“军国热”狂潮
1930年3月伦敦裁军条约签字前后，围绕“统帅权”问题，日本军部和社会右翼势力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早在伦敦谈判进行之时，海军军令部长加藤宽治就动用“帷幄上奏”权，在给昭和天皇的《上奏文》中强调日本海军提出的兵力及舰艇比率是“帝国自卫必需的最小限度”，指责美国的提案“包藏着让帝国海军作战时出现重大缺欠的内容”，“实质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率低下，如果协定成立，基于大正12年（1923）陛下裁定的国防方针而制定的作战计划势必发生重大变更，务须慎重审议”。(33) 1930年3月19日，加藤又专程拜访滨口首相，强烈反对签署伦敦裁军条约，指出“决定兵力数量之事，乃统帅权独立之立国根本……如果政府专断决定，事态重大”。(34) 其后，加藤及军令部次官、海军省大臣、海军省次官等头面人物频频出面，邀见各方，争取到陆军的支持，联络一气抵制裁军条约。4月21日，内阁召开第58次议会，由于加藤等人的事先运筹，签署裁军条约上升到“统帅权”问题，引起国会的纷争。海军大臣安保清种坚持，“作为海军大臣的立场……国防上只有具备必要的兵力，才有可能安全”，“由于条约的限制，要缓和各种影响，需要采取各种对策”，“国防上必要的兵力骨干也需要进一步整备”。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强调，“陆军的军备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帝国的荣光和国民的福利，西伯利亚、满洲、扬子江沿岸都是陆军兵力投入之地域，如果（这些地域）有假想敌……诸位所说的减少陆军和缩减军费等语，必须予以认真的研究和调查”。(35) 也有些议员站在与军部相反的立场，认为裁军条约“有利于减轻国民的负担”，“（伦敦）谈判是成功的”，指责海军的“统帅权”之说是企图建立“独立国家机关”等。(36) 宪法学者美浓部达吉也认为，“制定陆海军编制，确定大体的势（军）力程度，属于国家外交及财政密切相关的事情，只有内阁才能担负辅弼之任，不是帷幄大权能够决定的事情”。(37)
裁军条约签字后，军令部发起更大攻势，推出题为《政府决定发布回训之处置涉及影响统帅权》的质疑文件，强调“帷幄大权专由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辅翼，国务大臣应在辅弼之外”，“问题在于，作为主管大臣的外务大臣超越海军大臣及海军军令部长的辅翼职责……内阁总理大臣不计海军军令部长明确的反对意见，未经海军军令部长的同意，就擅自发布回训内容”。(38) 于是，围绕“统帅权”问题，军政、司法乃至社会各界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论争。
海军大将有马良橘、黑井悌次郎、枥内曾次郎、中将板本一、佐藤铁三郎等人纠集成立一个“洋洋会”，展开反对裁军条约的运动，攻讦“政府对全权代表所发回训，引发关联统帅权的大问题，冒犯大权，世人议论哗然，海军内部愤慨至极”。(39) 海陆军少壮派军官趁机掀起“维护统帅权”运动，各社会右翼势力也积极配合，成立起诸如“伦敦条约反对同盟”，“军缩问题同盟”、“全日本学生革正联盟”、“反对卖国条约全国学生同盟”等组织，喊出“打倒软弱外交”，“维护统帅权独立”、“坚决反对卖国的伦敦条约”等口号，(40) 一时间，全国上下沸沸扬扬。1930年11月，右翼团体干员佐乡屋留雄行刺了滨口首相，滨口身负重伤，于次年死去。
刺杀滨口事件拉开了日本军权膨胀的序幕，(41) 同时，也酿成暴力恐怖事件越发张狂的后果。从1930年滨口雄幸被刺开始，到1932年“五一五事件”，日本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势力打着“国家改造”、“清君侧”的旗号，频繁发动军事政变，疯狂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其目的，一是为了策应关东军在东北的军事侵略活动，炮制伪满洲国；二是否定议会和政党政治，彻底铲除“异己”，树立军人操纵的举国一致的法西斯军国政体。诸如1931年3月的“三月事件”，同年10月的“十月事件”，两事件的目标都试图发动暴力颠覆政府，建立军人政权。其他还有1932年初刺杀藏相井上准之助、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的“血盟团事件”。1932年5月15日刺杀首相犬养毅的“五一五事件”以及“神兵队事件”、“相泽事件”等。再后来发展到较大规模的军人武装叛乱，杀害三名大臣，重伤一名大臣的“二二六事件”等。(42)
军事政变及恐怖主义活动推动了日本军事法西斯国家体制的进程，尤其是“二二六事件”后，1913年废止的现役武官担任陆海相制度被恢复。从此，陆海军大臣由军部指派，对军部负责，不但不受内阁控制，而且可以采取不指派人选，或辞职等手段要挟内阁，威胁内阁遵从军部的指挥棒。结果，军部如同“牵动国家庞大组织的牵引车，拉动着日本历史急转弯”。(43)
诚如几位日本学者的研究结论，“满洲事变绝不是关东军的发动或以下克上，而是整个陆军政策实施的第一阶段”；(44)“从历史上看，满洲事变是日本膨胀政策不断向大陆进出的显著一例”；(45)“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部严密的有组织有计划而发动的阴谋……此计划得到位居陆军省及参谋本部要员的支持，并呼应他们的行动”，(46) 九一八事变虽由石原、板垣等关东军幕僚军官首谋发动，但绝非几个关东军军官的擅自“谋略”。事变之后，军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9月20日，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不惜冒犯“统帅权”，命令第39混成旅团越境支援关东军。明治宪法规定，“日本陆海军部队没有天皇（大元帅）命令，不得离开卫戍地或驻屯地一步，也不得参与战斗行为”。(47) 但陆军大臣南次郎则认为，朝鲜驻军擅自越界是出于“用兵计划”，“9月21日关东军向奉天移动，如果支那军乘机攻击其空虚，要出大事情，所以林司令官独断出兵满洲，参谋总长根据当时的情况也判断认为是适当的，并且上奏了天皇”。(48) 结果，内阁批准了越境部队的“预算”经费，等于肯定了朝鲜驻军擅自越境的合法性。包括后来的“天津事件”、“一·二八事变”等，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军权膨胀的产物。
军权膨胀的岩浆一旦喷射，势难遏止。除了天皇行使“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权外，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或军事力量可以将其压制。总揽“统帅权”的昭和天皇又是什么态度呢？
前文提及，林铣十郎无视“统帅权”擅自派兵越境后，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立即通过“帷幄上奏”到天皇面前转圜，天皇表示，“未经阁议决定不能裁可出兵”。(49) 9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阁议对派兵予以“追认”。天皇虽然“提醒”一句：“将来要充分注意”，(50) 但还是下达了“允许越境”、“越境支援关东军”的命令。1932年1月7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板垣征四郎返回东京汇报，天皇破例予以接见，还下发敕语盛赞关东军，内称：“满洲事变爆发系自卫之必要，关东军官兵果断神速，以寡克众，迅速征讨，尔来承受严寒，扫荡各地蜂起之匪贼，完成警备之任，或在嫩江齐齐哈尔，或在辽西锦州，抗冰雪，勇战力斗，拔除祸根，皇军威武宣扬中外，朕深嘉其忠烈，汝等官兵宜继续坚忍自重，确立东洋和平之基础，朕信倚期待之。”1932年9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转任侍从武官长，进宫面谒天皇，昭和天皇又下发敕语，称赞：“卿之关东军司令官身在异域，神速应变，果断赴急，以寡克众，宣扬皇军之威信于中外。朕今亲闻复命，更深嘉卿等勋绩及官兵之忠烈。”本庄繁感激涕零，发表声明称，“关东军建此武勋，之所以受到天皇嘉勉之敕语，对后方支援的诸位不胜谢忱”。毋庸置疑，天皇敕语是对关东军侵略行径的最大奖赏和最高评价，也一扫朝野上下对关东军的质疑。“一·二八事变”后，天皇又敕语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称“卿之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异域恪尽精力，完成任务，宣扬威武，敦睦国际信义，朕深嘉其劳苦”。(51) 可见，天皇对军部采取的是纵容，甚至怂恿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后军权之所以迅速膨胀，以至一发不可收敛，还由明治国家军部的特殊地位决定。军部作为天皇的“辅佐”直属大元帅（天皇）统帅，与立法权、行政权是平行关系，内阁无权“干犯统帅权”。不仅如此，军部还有两把尚方宝剑，“它可以独往独来，不但自身不受监督，而且可以监督和制约其他权力。这两把尚方宝剑就是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和帷幄上奏权”。(52) 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充分运用了这两把尚方宝剑。无论是关东军的先斩后奏，还是朝鲜驻军的擅自越境，乃至挑起“天津事件”、“一·二八事变”等，都通过“帷幄上奏”或维护“统帅权”的“合法”手段摆平。与此同时，法西斯军人发动的“国家改造”和“国权扩张”运动交叉并行，扫清了朝野上下的“不合作势力”，形成了不可逆转的军权干预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态势。军国一体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国策迅速趋同的最重要因素。
日本社会的右翼势力也在兴风作浪，助推军权膨胀。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在《时局方针》中强烈要求政府，“即时承认满国，承认后立即缔结保护条约，实现国防与经济的协同统制”。(53) 另据内务省警保局的一份内部文件披露，“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以来，为了进一步推进事变的进展，反议会中心主义的意见越发强烈，打倒政党，膺惩财阀的声调高涨，国家主义团体以军事性日本主义为立脚点，在天皇主义的旗帜下，标榜自己是日本劳苦大众的最忠良、最忠实的代表”。(54) 其中，右翼巨头大川周明不仅身体力行恐怖暴力活动，而且组织徒众煽动民众，大造声势，影响舆论，为军部的军事侵略行径张目。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以大川周明为首的“神武会”，“在陆军部少壮派军官的支持下，以在乡军人青年团为骨干，在全国范围召开军事教育普及讲演会，以期唤起舆论关注，收到了预期效果。大川与海军干部有密切关系，在他的推介下，海军亦与在乡军人青年团结成同志关系。在陆海军军人同志的呼应下，日本全国范围的法西斯运动展开……2月12日在千叶市召开讲演会，以城市为中心弹劾政党，促进昭和维新。大日本生产党津久井龙雄、伊地知义一、市原寿，拓殖大学教授石井野、早大高及工业学校教授高井笃等人出席讲演”，“2月25日，关东军少佐花谷正从满洲来京，拜会了大川，进行了种种商议。预定3月1日在东拓大楼召开秘密会议，届时与花谷有交往的陆军少壮派军官也将出席”。(55)
军部法西斯与右翼势力结合，对日本民众的影响无疑是深刻的。诚如1932年3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在文件中指出，“满洲的历史因缘煽动着日本国民的国家主义情绪”，“从某种意义上说，（满洲事变）是国家主义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主义的最大原因”，“满蒙问题恐怕今后永远是国家主义的水源地”。(56) 而作为民众最大情报源的各新闻媒体则依据关东军提供的信息，频繁发表社论和文章，“几乎所有的国民都被其蒙蔽，从这一意义上说，媒体的作用是成功的”，总之，“随着事变的扩大，（各报刊）充满了将事变正当化，歌颂关东军的奋战和胜利，煽动、污蔑和憎恨中国以及敌视国联的内容”。结果，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社会各界几乎异口同声地支持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掀起狂热的“排外热”和“军国热”。铺天盖地的“军国美谈”开始泛滥，民众纷纷踊跃捐款献物。据不完全统计，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1月15日短短4个月时间里，民众捐款达2183850日元，捐赠慰问袋1533495条，分别为整个日俄战争期间的2.4倍和1.63倍。(57) 弘前高级中学338名学生联名向关东军发出“感谢文”，并各自按上血手印，还将平时积攒的零花钱掏出来凑成152.9日元“义捐”给关东军，以表示“对在满军人献身努力的感谢激励之情”。(58) 旭川市是日军第七师团所在地，九一八事变后该师团受命侵入东北。为此，旭川市当局和商工会所挑选6名女中学生、3名教师及市政府工作人员，组成“满洲军北海道少女慰问团”，赴日军侵略现场的东北慰问，“携带全北海道捐赠的慰问信和慰问品，披沥北海道少女的衷心慰问之情”。(59) 广岛高中女学生到街头进行“千人针”活动，然后寄给关东军，为他们打气。(60) 京都帝国大学的学生集体发布宣言，内称：“吾等不能坐视难局，自今全校学生崛起结成爱国联合，众心协同戮力，开导民心，统一舆论，匡正国内一切矛盾，确立帝国国是……唤醒邻国之迷梦，铲除满蒙葛藤之祸根……”(61) 更有甚者，一个名叫井上千代子的年轻妻子为了让丈夫毫无牵挂地上前线，竟然自刎身死，她在留给丈夫的遗书中写道：“托您的福，一直关照我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明天就要出征，（我）离开这个世界，您就没有任何牵挂，望您为了国家努力地干，此乃我惟一所愿。”一时间，千代子自杀事件成为“壮烈的军国美谈”。军方更是抓住这一机会盛赞千代子的“义举”，称她“作为武人之妻不懈怠修养，内助之功显著”，并向陆军各部队通报“真相”，称此次事件是“振奋普通国民精神的好教材”。(62) 千代子的丈夫正是数日后在抚顺制造“平顶山惨案”的日军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井上清一。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在整个列岛掀起“军国热”的狂潮中，天皇皇室也作出了“表率”。1931年12月7日，考虑到天气寒冷，皇室以皇后、皇太后的名义赏赐关东军“丝绵”16515人/份（其中天津驻屯军1300人/份），关东军收到赏赐后，致电对天皇及皇室的“仁慈感激不尽”。(63)
日本全国掀起的军国热狂潮，一方面是军部势力膨胀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加速了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另外，日本“军财一体”体制的建立，也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密不可分。
四、“军财一体”的建立
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本来与亚洲国家日本无大关联，但是，日本政府及社会各界却把这次大战称作“大正天佑”，执意以英国同盟国的身份对德宣战，结果攫取了中国山东和南洋诸岛的权利，财阀也从中获得巨额利润。一战前，日本的纺织、造船、贸易、海运等业的年利润率仅为10％—30％，而到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航运业利润率竟高达191.6％，造船业为166.6％，棉纺业为115.9％。(64) 因此，日本财界将其称为“大战景气”，尝到了对外扩张带来巨大利益的甜头。不过，这种景气并没有持续长久。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7.9级关东大地震，除二三十万人伤亡外，财产损失总额达60亿日元之多，给日本经济造成重创。更严重的是，受1929年西方经济危机冲击，日本又出现严峻的经济危机，日本史称“昭和恐慌”。犬养内阁的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在国会演说时也不得不承认，“与前届内阁的预测恰恰相反，财界的不景气越发深刻，物价即将跌落到何种程度，无人可以揣测，产业的低迷已达到极限，社会思想方面呈现出值得忧虑的现象，并导致公共课税及租税负担的实质性加重”。(65) 据有关史料记载，如果以1928年国民总收入为100％，那么，从1929—1932年分别为104％、84％、80％、86％；以1934年的物价指数为100％，则1928—1932年分别是95％、92％、76％、64％、71％；以1934年的米价为100％，从1928—1932年则分别为81％、76％、48％、48％、56％，(66) 均呈逐年下降趋势。在“昭和恐慌”影响下，日本垄断财阀的盈利能力大为削弱，以1931年为例，三井、三菱、住友三大银行分别亏损1230万、670万和138万日元。(67) 为摆脱经济危机冲击，各垄断财阀希望议会体制的政党内阁能够制定并实施振兴经济的政策，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因此“对各政党派别不偏不倚，任何内阁只要站在公平的立场上，对产业振兴政策起到指导性作用，他们就欢迎”。(68) 所以，从表象上看，九一八事变前的财阀似乎与政界走得更近一些，而与军部格格不入。
然而，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这种格局，特别是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势力发动的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使财阀们清醒地意识到，继续追随政党内阁已经没有出路。更严重的是，财阀们还随时面临恐怖活动的威胁。1932年2月9日，若槻内阁大藏相井上准之助被“血盟团”成员暗杀，3月5日，三井财阀最高领导人三井合名理事长团琢磨也倒在同一个右翼团体成员的枪口下。财界人物为什么会成为法西斯军人和右翼团体的攻击对象？这可从这些右翼团体的纲领或声明中看出端倪。右翼团体大日本生产党在《纲领》中主张，“彻底改变亡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打倒私利的金融资本家”。犬养内阁成立后，该党发表声明，抨击“民政党内阁因滔天的积恶崩溃，犬养内阁出现，本质上依然是金融大财阀的走狗，不过是以三井内阁取代三菱内阁……罪恶不遏的内阁使我国陷于亡国状态”。该党还提出“根绝缺乏国体观念的政治家”，“打破金融寡头专制政治”等口号。(69)“血盟团事件”的被告在法庭上“异口同声”为恐怖活动辩解，指责“政党财阀及特权阶层相互勾结，谋图私利，置国利民福于不顾，腐败堕落至极”，“为政者贻误国策，内政外交失败，特别是不顾农村之凋敝，使农村陷于频死之状态”，“帝国议会是堕落政治家图谋权利，离德背义议员之乱斗场……为了私利无视国家之利害，为挫败政敌蹂躏国家的名誉信用”。“五一五事件”制造者在自供犯罪动机时称，“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局势均陷于困顿之中，政党、财阀及特权阶层相互勾结，紊乱国政，绝不能容忍坐视支配阶层的堕落，故采取非常之手段，对支配阶层予以痛击，促其觉醒”，“更换以犬养为首班的内阁，树立军政府，以期刷新政治，变革内阁制度，改废帝国的基本政治制度”。(70)“五一五事件”后，负责审判的陆海军（军事法庭）和司法机关联合公布《五一五事件公表文》，在分析“犯罪动机及目的”时称，“近年来，我国的形势在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思想、军事等所有方面出现困顿……不打破现状，将有导致帝国毁灭之虞，困顿的根源在于政党、财阀与特权阶层勾结，只图私欲私利，轻视国防，不思国利民福，腐败堕落，只有铲除此祸根，实现国家革新，才能建设真正的日本”。(71) 可见，在法西斯和右翼势力眼中，财阀“十恶不赦”，政党政治为财阀的走狗，财阀是民众贫困的罪魁，理应铲除。
经济危机对日本社会下层的冲击更甚，尤其是农村凋敝衰败，农民生活痛苦不堪。1930年7月10日，崎玉县北足立郡的六个町村代表120余人涌上东京，分别向大藏、内务、农林省及各政党党部的官员呈上陈述状，泣诉：“如今，我们农民处在是生？是死？是救援？还是杀掉我们的十字路口上，这是一个浸透眼泪的苦难时代，流尽汗水种植的50棵甘蓝，仅能买一盒‘敷岛牌’香烟！没有一百把芜菁买不来一只桶！三贯蚕茧、三俵大麦仅售10元，连肥料钱都换不来，这究竟是为什么？”(72) 日本军人的主体来自下层社会，自然对这些苦难感受深刻。因此，当日本法西斯势力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力主铲除财阀，进而建立国家统制经济的军财体制，扭转国势衰败的趋势时，能获得坚实的战争支持力量。
为缓和社会各界的反财阀情绪，摆脱恐怖活动的威胁，日本财阀“展开了巧妙的后退作战”。首先，三井合名常务理事池田成彬提出“财阀改革”，(73) 财阀家族退出经营领域，调整首脑部成员，实行股份公开，并成立一个“三井报恩会”，集资3000万日元，用于“军事献金”或农村救济事业。紧接着，以三菱为代表的各家财阀也纷纷掀起“军事献金”活动。这些“军事献金”多提供给军部使用，“如军人会馆建设费、海军参考馆建设费及防空普及费用等高达6000万元以上”。(74) 各财阀还公开发行股票，积极筹措战争资金。三菱财阀为此特意发表《三菱精神纲领》，声称“希望从此不再遭到富豪垄断利益的诽谤”。(75) 言外之意是今后的经济活动要转移到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轨道上。三井、三菱、住友财阀还相继投资入股满洲中央银行，为关东军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注血输液。这样，财阀终于向军部靠拢，日本史称“财阀转向”或“向法西斯套近乎”。(76)
其实，军部的“国权扩张”离不开财阀的鼎力支持，同样，财阀的“海外腾飞”如果没有军队的对外侵略开疆辟土，也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财阀与军部走到一起，实现“军财一体”体制有其内在的必然性。(77) 如日本的关西财团就曾公开表明“以军事力量确保东洋市场”。(78)
“军财一体”的结果是“武力与资本的结合”，(79) 首获其利的是满铁。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初，满铁很“知趣”地掏出10万日元作为“机密费”赠给关东军。(80)《日满议定书》签字后，满铁完全控制了东北的铁路、矿山、港湾等三大产业，以“特殊会社”或“准特殊会社”的形式垄断着东北的经济命脉。而且，关东军要求伪满洲国必须确保满铁（包括后来的“满业”）的投资利润率不得低于13.6％，这样，仅从1932年到1936年间，满铁最低利润收入就达1.9亿日元之多。(81) 1935年，日本政府以伪满洲国的名义从苏联买回北满铁路，交由满铁经营，满铁经营的铁路线达1732.8多公里，资本金达4.4亿日元。(82)
1933年《塘沽协定》签字后，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沆瀣一气，准备在华北建立“第二满洲国”，满铁也随着关东军指挥棒，开始向华北进军，当年就出台了《华北经济工作调查要项》及《设置华北经济工作调查机关案》，成立“经济调查会”，其中有一个第六部，“全面参与关东军和支那驻屯军的华北分离工作”，另外组成矿业、工业、铁路、港湾、经济等五个班（外有一个总务班），到七七事变前，调查地域包括北平、天津、青岛、济南、汉口、秦皇岛、唐山、张家口、芝罘（烟台）以及北宁、津浦、平汉、胶济、泷海、正太等铁路沿线，除工农业等经济情报外，对华北地区的金、铁、煤等26种矿产，159座矿山进行了详尽调查，另外还对秦皇岛、天津、龙口、芝罘、威海卫、青岛、连云港等七处港湾进行了调查。(83) 无疑，满铁的“经济调查”活动为策划“华北事变”，发动卢沟桥全面侵华战争，进而对华北占领区实施资源掠夺起到了显而易见的作用。七七事变后，满铁在天津成立“北支事务局”（原称天津事务所），先后派出两万余名满铁社员入关，协助日本军方“接管”华北经济各业，其中，一些人还作为军部的“嘱托”（顾问），直接进入日军各军事管理机构服务。据不完全统计，仅得授“嘱托”衔的满铁社员就达近百人之多，分别安插在日军参谋部、物种班、电信班、宣传部、天津特务机关，副官部、医院、铁路监部、北宁铁路局等部门供职，还有些人充任“公有财产没收委员”，(84) 在军部的统制经济政策下着手经营华北。满铁还在华北成立有“兴中公司”和“华北产业开发会社”等大型垄断机构，为掠夺华北战争资源，聚敛战争资金，支撑侵略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由于满铁对东北产业的高度垄断，关东军担心其尾大不掉，对殖民统治和经济统制政策构成障碍，于是，时已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亲自出面，包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次长岸信介，都频繁与日产新兴财阀总裁鲇川义介接触，怂恿该财阀进入东北。直接理由是日产财阀以大众资本为基础，在经营重化学工业方面颇有建树，是军工业必须依赖的重要产业。此外，日产财阀总裁鲇川义介与军部相交甚密，尤其对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推行的满洲开发五年计划饶有兴致，曾亲自到东北考察，提出“一系列资源综合开发”的建议，以及在东北建立汽车、飞机工业，实行“一业一社主义”等主张，都深得关东军首肯。(85) 1937年10月，日本内阁讨论通过关东军制定的《满洲国重工业确立要纲》，决定“以综合经营满洲国重工业为目的，设立强有力的会社”，“该会社由满洲国和（日本）民间会社各出资一半，日产预定资本金2.25亿元，持股人数约5万人”，经营的产业包括“钢铁业、轻金属业、重工业（汽车、飞机制造业）、煤炭业”以及“金、铜、铅、铝等矿业的投资经营”。(86) 同年12月，日产财阀正式将总部迁到东北，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垄断了除铁路以外的东北轻重工业以及化工、制造、矿产业等。日产财阀从此处于成立以来的巅峰期，旗下的77家企业总资本金由原来的2.25亿日元一跃增至6.2亿之多，原本不过是二三流的财阀，由于摸准了军部的脉搏，竟然一跃而起，上升到仅次于三井和三菱的第三位大财阀集团。
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的海外扩张，为日本财阀摆脱危机、输出资本打开了方便之门。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财阀纷纷涌进东北和华北，除入股伪满中央银行外，还成立“满洲拓殖会社”，协助关东军推行日本移民侵略政策。在华北，各财阀积极派代表参与军部的殖民统治机构“兴亚院”，并与军部共同组建和把持“华北开发株式会社”和“华中振兴株式会社”，控制华北乃至华中的金融、钢铁、煤炭、制盐、棉花、矾土页岩、轻重化工各业，把持着这些地域的经济命脉。仅以煤炭产业为例，除满铁经营的大同、下花园矿外，河北、山西、山东的数十家煤矿被三井、三菱、大仓、明治、贝岛等五家财团分别垄断。(87) 这样，继东北沦陷后，华北不仅成为日本全面侵华、乃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个重要战略资源基地，而且成为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重要财源地。
在“财阀转向”的历史时刻，大藏省也主动站在军部一边，为扩大侵略战争出谋划策。日本退出国联后，为解决战争经费问题，大藏省向全国发行公债，并由次官出面发表广播讲话，动员国民认购公债，与官方同心同德。广播讲话称，“满洲问题与各国并无重大关系，但我国受到诸外国的深重压迫，在此情况下不容乐观，必须意识到万一的场合，无论政府抑或民间，必须协力一致，才能承受最坏的场合，以做万全之准备……值此前所未有的难局，期待国家基础之安泰，国运的继续伸张”，“考虑退出国联后对我国际金融的影响……今后必须在国内发行公债，故望国民以更坚强的决心，响应政府政策，对内发展产业，对外伸张贸易，增强国富，增进国民所得，以涵养国民纳税能力，致力于恢复国库收支之均衡”，“我们对今后可能出现的事态必须有充分的觉悟，必须有应付万一的准备……举国一致，充实国力，以安圣心”。(88) 此外，各财阀更意识到大藏省的重要地位，纷纷将自己的代理人推进大藏省，诸如三井财阀的池田成彬，安田财阀的结城丰太郎，住友财阀的八代则彦、小仓正恒，以及三菱财阀的串田万岁都一度入阁，多担当军人内阁的大藏大臣，(89) 在军部的统制下，政党、财阀、官僚顺从军部指挥棒的举国一致体制终于形成。
“军财一体”体制的形成，无疑把国家、民间以及殖民地和占领区的财力集中到侵略战争之上，既保障了侵略战争必需的武器和军需物资，也提供了必要的经费保证。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仅三菱重工业株式会社就为日本生产出占总量40％的军舰和20％的飞机。同时，各财阀也因此大发战争横财。住友财阀干员、后来任企画院副总裁的小畑忠良曾一语道破“天机”：（事变爆发后）“因为战争的缘故，需求突然扩大起来，当然可以大赚特赚了。”1937年以前，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四大财阀的资本金总额占全国的10.4％，至1945年跃增到24.5％。(90) 可见，日本帝国主义资本对外扩张的欲望和本性，也是促使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的重要因素之一。
五、结语
日本史学界往往把战争时期的决策层分为“协调派”和“扩大派”，得出的结论是“扩大派”发动侵略战争，“协调派”被迫追认，最后很不情愿地走向了战争。应该承认，“协调派”与“扩大派”之间见解的分歧是客观存在的，但绝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敌对关系。一旦“扩大派”独断专行，或者造成既成事实，“协调派”或者退阵，或者“转向”，在所谓的“国家利益”面前，他们也就走到了一起，日本随之进入准战时、战时直至总力战的举国一致体制。更紧要的是，所谓的“协调派”都是忠于天皇，效忠“大和民族”的政治人物，骨子里也是“国益扩张派”，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哪怕从潜意识上有过放弃海外权益的意图。即使在日本民众中获有一定同情的犬养毅在施政演说时也明确表示过，“值此之际，当恪尽职守，宁可粉身碎骨以报圣恩”。(91) 所以，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他们未有一次制止住战争的脚步，也不可能拖住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战车。显然，一味着眼于事件的表象，拘泥于考证、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两者“分歧”，忽略决策层内在的共性，不可能揭开历史的本来面目。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迅速趋同，正是“协调派”与“扩大派”表里一体化的过程。1936年，日本外务省制定一份《日本固有的外交指导原理纲领》，内称，“满洲事变是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益”，“日本民族的膨胀发展是必然趋势，不可采取消极的退缩政策，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92) 可见，这种对外扩张国策绝非仅仅是军部的“独门法器”。这种表里一体化的趋同，为自下而上狂躁的“国家改造”运动提供了契机，是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法西斯军国体制建立的起始点。换言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军权膨胀，还是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都成为敦促日本决策层趋同侵华国策的不可或缺的要因，显现了日本军政一体、军财一体乃至军民一体的异变过程。(93) 加之逼宫式的恐怖活动，权益攫取的既成事实，频繁的人事更迭等因素，决策层侵华国策趋同已是水到渠成。
作为立宪君主的昭和天皇，同时罩有“神国现人神”的光环，具有任何人不可僭越的统帅大权。然而，面对关东军的“独走”，朝鲜驻军的擅自越境，以及增兵东北、炮制伪满洲国、退出国联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虽然有记载表明昭和天皇当时曾质疑，但事后均以立宪君主的身份予以追认或裁可。昭和天皇对统帅权“有时行使，有时不行使，由于失控导致大事变及侵略行动，却多次不去处罚当事者，反而予以嘉奖，结果走向崩溃”。(94) 从这个意义上说，昭和天皇是促使决策层国策趋同的黏合剂。
此外，构成社会基础的日本民众阶层，在军部、政界、右翼团体、媒体等的综合作用下，掀起远比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要狂热的“军国热”和“排外热”，以支持军部的行动，构成军国政体的社会基础，也是不可忽略的要因。
一战以来，日本取得前所未有的“大战景气”，但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导致日本经济萧条，民怨沸腾，财阀赤字连年，急欲向海外寻求市场，九一八事变为他们再次提供了良机。在利益驱动下，财阀一反原来与政界火热的常态，纷纷以“军事献金”等各种形式讨好军部，“顺乎自然”地完成了“财阀转向”的过程。“军财一体”体制的确立，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掠夺殖民地的本质所决定的。
注释：
① 参见步平、荣维木主编：《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上、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② 参见鶴見俊輔：《戦争時期の日本精神史》，東京：岩波書店，1982年；古屋哲夫編：《日中戦争史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4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東京：青木書店，1986年；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開幕》，東京：小学館，1988年；西村成雄：《中国近代史の重構建及び“抗日十五年戰争”》，《歷史科学》1985年第102期。
③ 在日本，“协调派”又被称作“温和派”或“不扩大派”，主张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纠纷，但并不放弃武力后盾。“扩大派”又称“强硬派”，指驻外军队和军部。在日本，“协调派”往往指以币原为代表的外交人员，但当时就遭到军部和右翼势力的抨击。与之相反，田中外交被视为“强硬外交”，田中义一内阁期间，出兵山东，制造山东惨案，召开东方会议，主张以强硬手段解决满蒙问题。国内学界对此多有研究，可参见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宋志勇、田庆立《日本近现代对华关系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胡德坤《中国抗战与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1941—1945）》（《世界历史》1985年第9期）；沈予、谢雪桥《“田中外交”的对华政策》（《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郎维诚《币原外交及其特点》（《日本学论坛》1985年第1期）；文春美《二战前日本政党内阁对中国政策变化原因分析》（《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等。
④ 藤岡信勝等編：《新しぃ歷史教科書》，東京：扶桑社，2005年，第196頁。
⑤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委员会编：《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日方报告书》（内部版），2010年，第238、239页。
⑥ 参见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郑钧、范菲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第328页。
⑦ 参见步平：《我读〈检证战争责任〉》，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17页。
⑧ 国内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对华侵略战争政策是连续性的，不赞同“独走论”与“偶发说”，除前引的论著外，举凡有关日本侵华史、大陆政策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专著或论文，几乎都指出日本侵华战争的连续性，其成果之多，恕不一一列举。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的一次中日学者研讨会上，双方还因此进行过一次较激烈的争辩（参加的日本学者均是对华友好、坚持日本侵略战争说的学者）。但从日本侵华国策趋同的视角，解析日本为什么一面拋出“不扩大方针”，一面又连续走向扩大战争的研究成果尚显不足。
⑨ 参见林久治郎：《満洲事変と奉天総領事——林久治郎貴稿》，東京：原書房，1978年，第117頁。
⑩ 芳井研一解說：《満洲事変日誌記錄》第1冊，東京：不二出版社，2009年，第9頁。
(11) 《満洲事変機密作戦日誌》，稲葉正夫等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巻·資料編），東京：朝日新聞社，1963年，第114、115頁。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官方文书一律称中国为“支那”，为保持原貌，以下原文引用。
(12) 《電第十五号総長発軍司令官宛》，稲葉正夫等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巻·資料編），第115頁。
(13) 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由一八七一年同治订约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第8卷，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41—243页。
(14) 《芳沢謙吉致幣原喜重郎電文》（1931年9月23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ス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2030358300，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蒇。以下同类档案之所藏地，不再注明。
(15) 《第59回帝国議会眾議院議事速記錄》，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7050025300。
(16) 《第59回帝国議会眾議院議事速記錄》，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705002510。
(17) 参见馬場伸也：《満洲事変への道》，東京：中公新書，1972年，第144、145頁。
(18) 参见緒方貞子：《満洲事変と政策の形成過程》，東京：原書房，1966年，第22、23頁。
(19) 参见粟屋憲太郎：《昭和の政党》，東京：小学館，1989年，第264頁。
(20) 西村成雄：《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体制下的中国和日本》，黄自进主编：《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台北：稻乡出版社，2006年，第37页。另有许多日本学者与西村先生的意见一致，认为中日关系中的“满洲因素”是决定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如井上清、衛藤沈吉的《日中戦争と日中関係》（東京：原書房，1988年），角田順的《満洲問題と国防方針》（東京：原書房，1967年），江口圭一的《山東出兵·満洲事变問題》（東京：東洋経濟新報社，1972年），波多野澄雄的《日本陸軍的对中国認識》（東京：原書房，1988年），緒方貞子的《満洲事变と政策の形成過程》等，都指出满蒙因素对于日本决策的“决定性影响”。
(21) 吉田茂：《対満政策私見》，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2030036300。
(22) 《満蒙に於けゐ我“権益”の意義に就て》，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2030036300。
(23) 《満事変に関すゐ報告》，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 ，A03033724400。
(24) 《犬養毅內閣成立及施政関係》（1931年2月14日から1932年1月20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2031320300。
(25) 参见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開幕》，第133、134頁。
(26) 《第60回帝国議会貴族院議事速記錄》，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7050025500。芳泽所称“百万居留民”包括在东北和内蒙的朝鲜人。
(27) 《陸海軍将士に対すゐ感謝決議》，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7050025500。
(28) 《満蒙問題処理方針要綱》（1932年3月12日閣議通過），稲葉正夫等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巻·資料編），第172、173頁。
(29) 参见戸川猪佐武：《犬養毅と青年将校》，東京：講談社，1982年，第301頁。
(30) 緒方貞子：《満洲事変と政策の形成過程》，第233頁。绪方贞子的祖父芳泽谦吉，为犬养的女婿，曾任犬养内阁外相。
(31) 《第63回帝国議会（臨時）眾議院議事錄》，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7050027300。
(32) 参见戸川猪佐武：《近衛文麿と重臣たち》，東京：講談社，1982年，第41、52頁；桃太郎是日本神话传说中智勇双全的少年勇士。
(33) 《加藤軍令部長上奏文》（1929年4月2日），稲葉正夫等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巻·資料編），第47、48頁。
(34) 《口ンドン海軍会議一件/条約批准関係/日本の与論と上新聞論調》，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122576000。
(35) 《第58回帝国会議議事錄拔萃第三号》，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122578000。
(36) 《第58回帝国会議議事錄拔萃第一号》，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122577900。
(37) 《口ンデン海軍会議一件/条約批准関係/統帥権問題》，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12257750。
(38) 海軍軍令部：《回訓ノ決定発布ニ当リ政府ノ執リタル処置ガ統帥権ニ及ボス影響》，稲葉正夫等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別巻·資料編），第58、59頁。这里的“回训”指日本政府对伦敦会议日本全权代表发出的指示。
(39) 《軍縮会議に関すゐ洋洋会の行動に関すゐの件》，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122576100。
(40) 《口ンドン海軍会議一件/条約批准関係/日本の与論と新聞論調》，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4122576000。
(41) 国内研究日本学学者蒋立峰、汤重南认为：“1930年的伦敦海军裁军条约，可以说拉开了军权取代政权的序幕。”（蒋立峰、汤重南：《日本军国主义论》（上），第267页）
(42) 参见高橋正衛：《二·二六事件》，東京：中公新書，1972年，第119—133頁；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84页；步平、王希亮：《日本右翼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2—166页。
(43) 大江志乃夫：《日本の参謀本部》，東京：中公新書，1991年，第155頁。
(44) 高橋正衛：《二·二六事件》，第124頁。
(45) 緒方貞子：《満洲事変と政策の形成過程》，第295頁。
(46) 占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陸政策》，東京：東京書籍株式会社，1991年，第494頁。
(47) 千田夏光：《天皇と勅語と昭和史》，東京：汐文社，1983年，第149頁。
(48) 《満洲事変に関すゐ宁6報告》，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3033724400。
(49) 参见緒方貞子：《満洲事変と政策の形成過程》，第109頁。
(50) 参见児島襄：《天皇》第2卷，東京：文芸春秋，1974年，第140頁。
(51) 参见千田夏光：《天皇と勅語と昭和史》，第151、167、168、184、186、172頁。
(52) 武寅：《日本军国主义与强权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53)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特高月報》（1932年3月分），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4010467800。
(54)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国家社会主義に関すゐ調》（1932年5月），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4010503000。
(55)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特高月報》（1932年3月分），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4010467800。
(56) 内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国家社会主義台頭之由来》（1932年3月），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4010503000。
(57)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の開幕》，第100、115頁。
(58) 第八師团長西義一致陸軍大臣南次郎電：《連名血判に依ゐ檄文及義捐金の件報告》（1931年12月5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C04011101300。弘前是日军第八师团所在地，九一八事变后该师团加入出征东北的队列。
(59) 旭川市長奧田千春、旭川北海道協調協会会長荒滝実致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函：《満洲軍に対し慰問少女派遣に関すゐ件》（1931年12月18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C04011101900。
(60) 講談社編輯発行：《昭和二万日の全記錄》（2），東京：講談社，1995年，第314頁。“千人针”是日本为亲人祝福祈祷的一种形式，即发动众人一针一线缝制物品（战争时期主要是太阳旗）送给前线官兵。
(61) 《京都帝国大学全体学生宣言書》（1931年12月3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C05021899000。
(62) 参见憲兵司令官外山豊遖致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報告：《現役将校夫人自殺の件報告》（1931年12月15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C04011104600。
(63) 参见《満洲事変变出動の軍人軍属へ真綿下賜の件》，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C04011118100。
(64) 参见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649页。
(65) 《第60回帝国議会ニ於けゐ大藏大臣財政演說》（1932年1月21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8072211500。
(66) 参见長幸男：《昭和恐慌——日本ファシズム前夜》，東京：岩波書店，1973年，第114、115頁。
(67) 参见中村政則：《日本の恐慌》，東京：小学館，1989年，第319頁。
(68) 粟屋憲太郎：《昭和の政党》，第324頁。
(69)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国家社会主義に関すゐ調》（1932年5月），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4010503000。
(70) 內務省警保局保安課：《国家主義系下穩事件論告並判決錄》（1935年4月），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4010482200。
(71) 楓元夫：《震撼の昭和政治50年》，東京：日新報道出版部，1975年3月，第84頁。
(72) 長幸男：《昭和恐慌——日本ファシズム前夜》，第124、125頁。“贯”为日本计量单位，1贯＝3.75公斤。俵：即草袋子。“芜菁”，日本称“蕪”，系一种根菜。
(73) 池田成彬后来担任日本银行总裁、近卫内阁大藏大臣兼商工大臣等要职。
(74) 参见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655页。
(75)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74页。
(76) 原文“ファツョへの偽装工作”，这里译作“向法西斯套近乎”。参见粟屋憲太郎：《昭和の政党》，第325頁。
(77) 日本称“军财抱合”，参见粟屋憲太郎：《昭和の政党》，第324頁。
(78) 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655页。
(79) 参见解学诗：《武力与资本的新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上卷，第358页。
(80) 参见原田勝正：《満鉄》，東京：岩波書店，1981年，第169頁。
(81) 参见東北淪陥14年史総編室、日本殖民地文化学会：《満洲国とは何だったのか》，東京：小学館，2008年，第280頁。
(82) 参见原田勝正：《満鉄》，第168、169頁。
(83) 参见小林英夫：《満鉄調查部》，東京：平凡社，2005年，第108、113、114頁。
(84) 参见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88、89页。
(85) 参见鈴木隆史：《日本帝国主義と滿州》（下），東京：塙書房，1992年，第269、270頁。关于“满洲”的称谓，日文资料中有“满洲”或“满州”，本文所引日文资料均尊重原著。
(86) 鈴木隆史：《日本帝国主義と満州》（下），第274、275頁。
(87) 参见王健：《日本军国主义与财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卷，第658页。
(88) 大藏省次官黒田の放送原稿：《聯盟退出後の我財政経濟と国民の覚悟》（1933年4月1日），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8072212500。
(89) 参见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東京：現代評論社，1977年，第111頁。
(90) 参见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第75、76页。
(91) 《第60回帝国議会貴族院議事速記錄》，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A07050025500。犬养毅曾支持过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家领导的辛亥革命，1932年5月15日又倒在右翼恐怖运动的枪口下，在当今中日民众中享有一定声誉。但是，犬养内阁支持军部和关东军的侵略政策，推进伪满洲国的成立也是不争的事实。
(92) 《日本固有の外交指導原理綱領》（1936年12月），ァジァ歷史資料センタ一：レファレンスコ一ド，B02030013800。
(93) 法西斯势力掀起“国家改造”的同时，日本当局强化了对内的镇压。1928年3月15日，田中内阁依据修改后的《治安维持法》，一次就逮捕1600余名日共及其外围人员。九一八事变当年，警察当局颁令解散日本劳动农民党、劳动组合评议会、全日本无产阶级青年同盟会等进步团体，逮捕了10422名日共及进步人士。1932年逮捕13938人，1933年为14622人，呈逐年上升趋势，期间还制造了“司法官赤化事件”、“教员赤化事件”等一系列迫害进步反战人士的事件。1932年10月，东京特高警察又破获了日共中央组织机构，一部分日共领导人“转向”，日共及进步团体的活动陷于低潮。可以说，日本当局对内的残酷镇压也是导致“军民一体”的要因之一。因篇幅关系，正文没有展开。
(94) 这段资料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秘密审问内大臣木户幸一的记录，明确指出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但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这份记录没有在法庭上公开。另：这里的所谓“行使”系指处理“二二六事件”及颁布《终战诏书》。（参见色川大吉：《昭和史と天皇》，東京：岩波書店，1991年，第15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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