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若干问题思考提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论文,提纲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基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9774（2001）02—0027—05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历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进程。这首先是一个经济事实，同时又涉及到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其他一切方面。
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产生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实践，一经产生，又进一步参与和作用于这一历史性实践，并由此成为推动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样的因素当然也就是一种活力或机遇。
历史发展到今天，“国际社会”的概念才真正逐步得到确认。中国正在融入国际社会，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考察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问题必须对此予以充分关注。
一、“文化基因”和“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的概念
人们一切社会实践活动的精神形态的产品或活动过程及其结果中的精神的“烙印”，都可以称之为“文化”或“文化现象”。内在于各种文化现象中，并且具有在时间和空间上得以传承和展开能力的基本理念或基本精神，以及具有这种能力的文化表达或表现形式的基本风格，叫做“文化基因”。例如，信息科学技术一个个具体的成果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基因，而内在于其中的确认人类正在或将要逐步进入以信息科学技术及其应用为标志的信息化社会的历史理念，则可视为一种文化基因；统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具体的政策、法律和措施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基因，而内在于其中的要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理念，则可视为一种文化基因；有关市场经济及其运作机制的具体的政策、法律和规则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基因，而内在于其中的确认在生产力水平的一定幅度内市场经济不可逾越的经济体制发展理念，则可视为一种文化基因；有关社会民主的具体的法律和实施方法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基因，而内在于其中的把民主作为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目的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的政治理念，则可视为一种文化基因；个体和公共道德的具体规范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基因，而内在于其中的集体本位或个人本位或其他类型的核心伦理理念，则可视为一种文化基因；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具体作品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化基因，而内在于其中的反映某一时代本质特征的时代精神，以及诸如作品中的语言运用或艺术结构方面的民族特点，均应视为文化基因；等等。
文化基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分类。如就其产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领域来看，可以划分为科技文化基因、经济文化基因、政治文化基因、军事文化基因、教育文化基因、伦理文化基因、宗教文化基因、艺术文化基因、习俗文化基因，以及国际交往文化基因，等等。思想文化基因则是上述文化基因的再抽象、再概括。就其是否体现与根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伦理相联系的价值取向来看，可以划分为价值文化基因和非价值文化基因。就其所处的地位来看，可以划分为主流文化基因和非主流文化基因。就其所起的历史作用来看，可以划分为积极的、先进的文化基因和消极的、落后的乃至腐朽没落的文化基因。
一个国家或民族各个层次、各个侧面的文化基因按照一定的内在联系构成的系统，就是该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传统。一定的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总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基因和文化传统必然保持着一以贯之的基本特色，具有相对的、长期的稳定性和足够的生存力，因而在可能发生的双边、多边乃至更为广泛的国际文化交往中也必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文化基因也要发生代谢和创新，并由此导致文化传统的代谢和创新，使之产生新的生存力和影响力。
新文化基因之“新”同样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和1949年缔造新的国家以来，都发生过各有其质的规定性的文化基因的更新。本文所说的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特指孕育和形成于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实践，并且体现这种实践的历史必然性和未来方向的先进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不是空洞的东西，因而谈论文化基因问题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具体的文化现象。文化基因正是通过不可胜计的活生生的文化现象而存在，而发展，而实现自己的生命力。研究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的目的，仅仅在于站在文化哲学的高度通观和透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景观和气象，把握新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发展规律，从而引导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健康成长和日益繁荣中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
二、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的提炼、培育和传播
新文化基因是一个客观的存在，但它的发育成长既可以是自发的过程，也可以通过自觉的推动，即提炼、培育和传播，使之加大力度，从而减少曲折，较为顺利。
所谓提炼，是指敏锐地发现新的文化基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给予准确、清晰和深刻的表述，或者塑造成典型的艺术形象。新文化基因的培育，则是依照国家、民族、社会前进的方向，依照个人、群体健全发展的需要，依照文化机制固有的特殊规律，在新的社会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实施教育和引导，使其转化为人的内在素质，并促进其自身的成熟和发展。而传播，当然就是通过一定的渠道、凭借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在广度和深度上扩大新文化基因的影响。提炼和传播本身即是一种培育。
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弘扬中国文化传统的精华、吸收人类特别是当今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是一个伟大民族的新的伟大觉醒和科学理智的标志。这也就意味着邓小平理论倡导和阐明的一系列思想，既是对当今中国和世界重大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同时也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些思想主要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保障社会全面协调的发展，实现繁荣富强和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民主和法制相结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用“一国两制”的办法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国际争端问题，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新的理念或者注入了新的内涵，明显地体现着或者本身就是当代中国新的文化基因，而且作为一种科学思想体系的邓小平理论应当是提炼这种新文化基因的指南。
改革开放以来，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事展现着先进的思想风格，同时又构筑了一道又一道联结传统的新的文化景观。例如：
深圳的“拓荒牛”精神。它的特质是敢闯、敢试。凭着这种特质，一个地图上找不到标记的荒僻之地，以惊人的建设速度，以现代化城市的面貌，以花园般美丽的环境闻名于世，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海内外的资金、人才和观光者。
上海迈步学习型城市的风姿。上海的经济、文化、教育和科技事业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而它愈是领先，愈是不断地向新的领域学习，不断地瞄准新的制高点。因为上海人清醒地意识到，当今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正如两位记者所说：“上海，正在向学习型城市迈进。一个注重学习的城市，将永葆青春与活力。”（赵兰英、郭伟成《上海，向学习型城市迈进》，新华社上海2000年8 月30日电）
张家港精神。它的特质是“自加压力”、“负重奋进”。张家港本来是贫穷落后、难以引起注意的地理位置上的“边角料”。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全市公民团结一心，艰苦拼搏，勇于挑战，创造机遇，在营建一座崭新城市、振兴各项事业的火红的岁月里，全面地、大幅度地提高了自身的文明素质。
1998年抗洪精神。1998年中国人民战胜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的精神决不仅仅属于1998年，而是属于时代，属于永远不可磨灭的英雄史诗。它包涵着足以排除万难的华夏子孙的伟大凝聚力，包涵着对于来自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珍惜，包涵着运用科技手段和科学方法征服自然灾害的新的智慧，包涵着对于保护生态环境、谋求生存和发展条件的深刻的反思。
孔繁森精神。孔繁森两度从山东进藏工作，岂止无怨无悔，而且求之若渴。从他身上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领导干部的人民公仆的本色和一心扶贫济困、致力共同富裕的高风亮节。
马永顺精神。马永顺是新中国第一代伐木工人，又是荣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绿化标兵称号的造林英雄。他以宝贵的生命践行自己的誓言：“为了实现青山的永续利用，我要把砍倒的树都补种回来！”从砍树到种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观念更新。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像马永顺这样的造林英雄的榜样，必将有力地推动这一重大的历史进步。
中国体坛的奥林匹克精神。中国重返奥运会仅仅16年，即令世人刮目相看。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又有新的突破，所获成果在金牌榜和奖牌榜上均列入第三位，并创8项世界纪录、11 项奥运会纪录。他们不仅早已把被人讥讽为“东亚病夫”的民族耻辱清洗尽净，而且为“和平、友谊、进步”增光添彩，在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攀登中显示了中国体育、中国文化的实力和潜力，同时也表现了谦虚谨慎、承认差距、严于解剖自己的品质。
中国艺术节的精品意识。历届中国艺术节特别是2000 年在南京等5个城市举行的第六届艺术节，可以说是洋洋大观，精品荟萃。更为重要的，它是对体现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与当代中国形象和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相称的艺术精品创作的一种强烈的呼唤、殷切的期待和有力的开导。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里想要说明的是，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的良田沃壤。因此，新文化基因的提炼必须从改革开放以来典型事件和典型群体、典型人物的业迹、言行和精神风貌及其社会影响的考察入手，并以此为基础。
文化和文化基因的传播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传播，就谈不上它的实际作用，文化基因的生命也无法得以延续。传播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领域。当代中国文化离不开国际舞台，当代人类文化也离不开拥有五千年历史遗产而且正在发育着新的基因的当代中国文化，其间应当有一个良性互动和互补的关系。近20余年来，中外文化交流和传播有了长足的进步。例如，中国兴起学习英语和其他外语的热潮，有些国家也出现“中文热”，英国甚至批准2000年之后5年内每年拨款100万英镑推动中文学习，这个事实应当看作上述进步的一个极好的证明，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语言乃是文化表达的第一载体。同时类似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这样的活动也频频举行，非常鼓舞人心。然而相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相对于世界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需要，这种进步还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国家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缺乏了解，有的国家某些机构对于中国的信息甚至长期封锁乃至进行面目全非的宣传，因此，畅通中外文化交流看来还要走一段不短的路程。我们一方面要以更大的容量吸收国外文化的优秀成果，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通过外文版本的中国代表性作品、中国历史概要和现状综述以及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性论著等形式，将中国优秀文化包括当代新文化基因介绍给国际社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许许多多外国学者、外裔中国籍学者、华裔外籍学者和华侨学者在中国文化传播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颇具中国文化学养的华裔澳洲学者林子强教授，历经多年艰辛，终于使中医在澳洲有了一席之地，并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促成澳洲确立西方世界的第一部中医法案，隆重地肯定中华文化的一大瑰宝（参见《扬子晚报》2000年10月13日有关报道）。我们深信，这样感人至深的事例还将不断涌现。而中国学人尤其有责任自己动手用外文翻译本国的文献，中英文对照的《大中华文库》（其中也包括外国汉学家的权威译作）等等就是极好的范例（参见庄建《〈大中华文库〉架起中外交流桥梁》，《光明日报》2000年9月27日）。一般地说，只有长期生活在中国， 直接接受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熏陶，才较易于把握“意境”、“神韵”之类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底蕴，并将其较为准确地传达给其他国家和民族。同样，只有亲身感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才能更好地借助于语言文字的沟通，让各国朋友了解和理解当代中国新的文化基因。
学校是文化教育的基地，因此在新文化基因的提炼、培育和传播上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学生既是文化教育的接受者，也是文化活动中的创造者。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有能力在接受文化教育和参与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中探索、开掘和把握新的文化基因。高等学校应当把推动新文化基因的提炼、培育和传播作为教学和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学特别是有条件开设研究型课程的学校，也需要进行有关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有的方面还可提出尝试性的要求。社会公民从当学生开始，就要逐步培养文化基因意识，这对于终身不断加强文化修养、提升精神境界，都将大有裨益。
三、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又存在着诸多甚至某些产生严重影响的消极因素。就是说它是一个矛盾。解决矛盾的可取的途径，在于尽可能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参与，在参与中进行平等的谈判、磋商和协调，使各个成员都能获得应有的利益和发展。
经济全球化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必然伴随和交织着包括文化在内的各种背景和条件。就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而言，应当努力实现其良性的互动，避免相互抵触和掣肘。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起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经济以及与其直接相关的领域中，一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内容，同时也延伸和提升了源于传统的某些内容。这就是市场体制和市场机制意识，经济法规意识，与国际市场接轨意识，效率与效益意识，公平和正当竞争意识，自立自强与互补、互惠、互利意识，国内和国际信誉意识，以人为本意识，质量第一意识，售后服务意识（服务是销售开始的意识），品牌意识，信息意识，技术创新意识，知识产权意识，人才意识，教育产业化意识，资源合理开发、配置和利用意识，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意识，人口控制与劳动者素质意识，造福社会、造福后代、不抢子孙饭的意识，企业和企业家的人格形象和文化形象意识，等等。从文化学和文化哲学的视角看，这些也都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素质和文化品格的表现。它有利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法规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和经济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化，有利于推动本国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有利于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有利于中国这样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作出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以上涉及的经济意识和相关意识或者说经济和相关领域中的文化内涵，在中国各种类型、各种体裁、各种形式的文化载体中都得到生动的反映。而综合考察的结果，其中之一也许可以概括为“谋求和促进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与谋求和促进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的统一”的理念，这种理念应当可以纳入到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的范畴。它包含着对于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当前与长远、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一种新的理解。
有些学者把“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内核，并且认为当今的取向应是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的基础上重新回归于“天人合一”。这是颇有见地的。不过“天人”关系并不能明确指向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当今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脱离经济全球化，脱离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不可想象的。因此， 还需要把上述几层关系有机地综合起来，提炼成一个更为完整的文化基因。
说到这里，必须回过头来补充一点，即文化基因的认定也具有相对性，参照系不同，作出的认定自然会有所不同。刚才论及的文化基因是就一定意义而言的。如果变换角度或层次来考察，上面列举的各种“意识”也都可以具备文化基因的“资格”。
四、当代中国新文化基因与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化
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主要是指价值文化领域（见本文第一部分），而不是指任何文化个性。文化个性可以用“文化多样化”的概念来反映，它包含着但不能归结为多元化。人类文化多元化是进入文明史以来业已长期存在的事实，将来还要经历难以预见的漫长的历史时期。多元化之中，既有磨擦和冲突的一面，也有互补和融合的一面。就人类文化发展的相当遥远的前景来说，多元化将会趋向于主流文化的形成。但这只能是一个自然的、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靠人为的强力来实现的。主流文化不可能表达少数国家或民族的利益，而只能最完备地集中各种文化的优长，并从而表达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个性是创造性的源泉。没有文化的健康的个性，就没有人类文化的丰富多彩、灿烂辉煌和活力。因此，与价值文化无关的健康的文化个性，其多样化则必然是永恒的。
本文第一部分曾提到“国际交往文化基因”的概念。这就是说国际交往（更不必说国际文化交流）也包含着（或者也是）文化现象，即“国际交往文化”，它必然也有自己的基本理念即文化基因。就国际文化交流而言，交流的对象自然是有关方面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基因。除此之外，还应当存在各个国家或民族引导和制约文化交流本身的某种基本理念或文化基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内核叫做“和而不同”。意思是说，好比奏乐，只有乐器发出不同的乐音而不是一种单调的音响，才能和谐动听（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第149页，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1958年6月）。自古以来，它已逐渐成为一种处世哲学， 同时也是对待多元文化之间和多样性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一种基本立场、基本理念即文化基因。中外文化交流的悠久的历史表明，这一领域中的“和而不同”有以下几点含义：第一，承认不同国家或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性；第二，主张以和平的、平等的而非强制的方式处理文化差异，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之间准确的而非臆测的相互理解和沟通，包含着对于外域文化（相对于其他国家或民族，中国文化也是一种外域文化）的某种认同和采纳，或者是某种冷静的旁观和中立，或者是某种抵制和拒绝；第三，对于外域某种文化的认同和采纳，仍然坚持本民族文化的个性，对于外域某种文化的抵制和拒绝则应诉诸情理。尽管中国在对待外域文化上确曾有过闭关自守或食而不化的历史教训，但“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文化基因却得以坚持，并且发挥着重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
面向21世纪，“和而不同”这样一种处世哲学、一种文化交流的立场，仍然可以视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因，但已充实了新的内涵，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从文化交流的导向来看，它意味着：第一，中国文化将真正在全球范围内而不是局限于一些国家或地区虚心学习、精心吸纳人类文明的一切创造，并且由于自身的现代化，不仅继续致力于向人类文明奉献五千年积累的古典意义的精粹，也同样重视力求奉献高新科学技术和知识经济等领域的成果，力求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各个民族的新的精神面貌和绚丽多姿的艺术风采；第二，中国将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形式的文化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谋求任何文化霸权。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和悠久历史的国家，当然渴望别人的理解，更欢迎采纳自己的智慧，但任何时候都决不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中国建设新文化，最大幅度地扩大文化交流，对于当代人类文化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健康发展乃至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简而言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彼此交相辉映，描绘着当代中国发展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无限风光。
（本文曾入选2000年5 月在上海召开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机遇”国际研讨会，此次发表前作者作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