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开初冯玉祥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想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思想论文,政治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10-0100-07
20世纪30年代开初，是冯玉祥一生思想嬗变的重要阶段。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失败后的冯玉祥，避居山中，潜心读书，涉猎和研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开始试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的新思想，1932年11月，《马电诠释》的发表是其标志。对此，未见学术界有详论，本文试对此略加评析，不当之处，尚祈指正。
对20世纪30年代开初中国社会性质与状况的分析和认识，是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改造思想的前提。此时的冯玉祥已开始从经济入手来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情况，不是循着自然发展的行程而前进，而是以封建式的生产陡然与帝国主义的生产相合流、相竞争，”中国社会是“封建制度受帝国主义的突袭而崩溃的时期，只可称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社会而已。”[1](P91)从而，否认了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三种观点，并认为现在的“中国是受双重的压迫：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军阀、资本家、地主等的剥削”的复杂社会，由此决定了中国革命既不能“成一个资本主义的革命”，“也不能希望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1](P91-92)。因为，一方面，中国的资产阶级“多数未能与帝国主义绝缘，没有勇气与实力去对抗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破产”，“中国的生产技术，不足以立即实现社会主义”；“就生产而论量，也不够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因此，中国革命现在应取的途径，是在培植“建设‘社会主义’的条件”，这“是进行革命的方向问题”[1](P92)。如何才能向这一方向前进呢？还要明确革命的步骤。他认为，革命“必须先去革命的障碍，国外的便是帝国主义，国内的便是媚外辱国及压迫民众的独裁政府”。“革命的第一步，就应当推翻蒋氏独裁政府，及防御日本帝国主义”[1](P92)。
与此同时，冯玉祥提出了“重新建设革命的政权，及确定应付国难的正确方法。”[1](P92)关于重新建设革命政权。冯玉祥认为新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就是要以“推翻祸国殃民的蒋政府”为前提[1](P92)。他历数了蒋氏南京政府对日采取依赖国联的不抵抗政策，压抑民众抗日运动的罪状，指出蒋政府面对日敌入侵，不但“完全取不抵抗主义，而且亡羊补牢的自卫计划都不敢打算；还用欺骗压迫手段来对付民众”，在其统治下，人民“对国事不敢关心”，过去参加革命的军人“若是不肯为蒋作走狗的，都受尽摈斥艰苦”。号召全国同胞“团结起来，以铲除反动的独裁政府，夺取政权”，只有这样“才有实行各种救国主张的保障”[1](P96、97、93)。关于应付国难的正确方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了东三省，冯玉祥痛感亡国灭种的危险，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所受的根本压迫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中最凶顽而公然以武力侵略不已的，自然是日本”。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将造成的严重恶果是中国“很有可能沦于瓜分或共管的地步”，或者是“处成各帝国主义的秘密协定，重新在中国暗中划定一种势力范围”。他大声疾呼：“应付国难，是我们目前的一个重大问题。”[1](P92、93)他进一步分析了国联的性质及其盟约条文，批判了南京政府依赖国联的不抵抗政策。指出：“国联的组织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是英法的角逐场，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机关”，盟约中“也找不出一条有强制性的条文，更找不着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以制裁的规定”，所以我们决“不能希望国联代复疆土”，“代维边防”。如果一味去哀求国联，“其结果必失败到不堪设想”[1](P93、94)。而应付国难的最根本方法“是‘备战’与激励民众”。对于备战，他主张“设立国防局，集中各军事领袖及专门家，共同速筹国防计划，划分国防区域，所有全国各军，由中央选择精锐，配置于各重要地带。其老弱者，与各地民众结合，担任后方交通。各地治安，由警察民团义勇军负责，统一兵工厂，移设腹地”。在军事准备上，“给养方面，可由国家的经济计划中通盘筹算，惟军械方面，除迅速作大规模的购买而外，尤应将各地兵工厂统一起来，移设于腹地”。此外，“首都应迁于适当地点，以免帝国主义炮舰之威胁”[1](P95、96)。对于“激励民众”，他主张“厚恤过去为革命的牺牲者”[1](P97、95)，要充分相信、依靠人民的力量，“恢复民众运动，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将各种民众加以组织，施以军事训练”。政府要以“人民的意志为依归”，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的力量联合起来，使全国人民与政府一致行动”。对于那些过去对革命的有功者，应“量才启用”。归根到底，就是“结合全国民众的力量以备战”[1](P97)。
如果说打倒蒋氏南京政府，动员全国军民的力量积极备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是解决当前中国燃眉之急的问题的话，那么，“要图根本的自强，要图全国人民得享受安定生活，要使全国人民免除一切不平等的压迫，必须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1](P97)。冯玉祥从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分别阐明了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他明确指出，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必须要经过相当的步骤”。首先应“实际考察中国现在社会的需要，创造一种新制度，使能适合于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与生存”。他认为，中国人民现在最需要的“是能够过最低限的安定生活”。要满足人民的这一点，必须要考察中国现在的状况，明确中国的经济地位，找出中国社会的总“病源”，以便“对症决定一种政策”[1](P98、99)。当时中国人民“内受苛捐杂税、地租高利贷等之剥削及军队之勒索、土匪之骚扰；外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威胁，民不聊生，达于极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经济“成了帝国主义的附庸”，不打破这种附庸的经济地位，中国必“永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奴隶”，“社会也不致安定；一切主义更无从实现了。所以要真正为全国被压迫的大多数人谋幸福，非打破附庸经济的地位不可”[1](P98、99)。如何打破呢？他指出：“决不能用发展中国个人资本主义的办法”，因为“中国的个人资本家决无力与列强大资本家相竞争”，“尚徘徊于买办阶级的地位”，没有“勇气去反抗他的洋主人”，所以，必须“打破无政府式的个人生产”和“盲目的商品交易，使全国人民都同度有计划的经济生活”；必须“用政治方面的强制权力”，由国家“对内作有计划的生产，使适合于全国人的必要消费；对外的贸易由国家经营”，奢侈品由国家专卖，并加以购买限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国家的经济地位”，“才能脱离帝国主义的经济羁绊，才能以全力与帝国主义搏战”。这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第一个最适当的方法，是医治中国社会病源的独一无二的良剂”[1](P99-100)。为了保证这第一步政策的实施，他提出了“用累进的方法，严重的征收所得税及遗产税”，“规定工务人员之最高薪及农工之最低薪”，“实行财政公开，应用预算决算制度”[1](P102、103、106)等主张。以上，冯玉祥从经济入手，提出了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第一步主张。
冯玉祥还从政治角度论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主张。他认为，要根本改造社会制度，必须造就一个坚强的政党，由这个党来领导和实现。他总结了过去蒋介石背叛革命，实行专制统治的原因在于“过去的党自公开以来，表面扩张太快而内部脆弱”，“蒋因此能够破坏党的组织，诱胁投机的党员，把革命的党变成了私人的御用机关”[1](P106)。鉴于此，他认为，要使党能够成为强有力的、真正发挥作用的党，“必须慎选党员，提高党员的标准，使党中任何分子都是有力量的，并且要使党中的纪律严明”。并且，为防止个人独裁，要把“革命的领导权，归之于革命团体，而不属于任何个人，用团体的力量，以规范个人的行动”，“以党的力量监督个人”。同时，党内“还须有民主制的精神，使全体党员都有思想的结合，不致以个人为中心，不致养成军阀官僚式的领袖，不致使党员只仰握有实力者的鼻息”，只有做到这几点，“党才有力量，才能够免除个人的专横，才能够根本改造社会制度”[1](P106、107)。
除此而外，冯玉祥还从社会保险事业、教育事业对改造社会制度的作用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要想使社会安定，经济地位增高，不特要使现在的人民能暂安其业，尤须有长远的方法，使他能永安其业，即是社会保险事业一件刻不容缓的事”，要“制定社会保险法，尤注重在专设机关以实际施行”。对于教育，他认为“过去的教育都是漫无计划……与社会漠不相关，社会上所需要的人才，与学校里的教育方针，完全各干各的”。为了培养改造社会制度、实行新制度的人才，“刻不容缓的急需实行有计划的教育，能养成合于现在社会所需要的人才”，为将来社会建设的长远打算，“更应当使整个的教育不致有丝毫的妄费”。他还强调，尤其重要的是“使人民有平等受教育之机会”[1](P104、105)。
30年代开初，冯玉祥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一系列新思想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有外部环境的作用，也有冯自己的努力求索，还有其他政治力量的帮助和影响。
首先，是冯玉祥所处时代及处境使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社会急剧动荡的年代。在民国的招牌下，为争夺中央统治权，北洋军阀展开混战，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历经了从胜利到失败，第二次“北伐”胜利后，由蒋介石削藩引起了空前的国民党新军阀混混战。上述战争，冯玉祥不但都亲力亲为，而且有的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是主角。尤其是中原大战，反蒋联盟战败，损失最巨的就是冯玉祥，他苦心经营了20多年，拥有鲁、豫、陕、甘、宁、青六省地盘，40多万军队的西北军顷刻瓦解，他自己变成了光杆司令。从此，冯失去了与蒋介石抗衡的武力，只好隐居至汾阳峪道河。失败后的苦闷、彷徨、迷茫，促使他痛定思痛，重新思考。他常常问自己：“大局如此，我们到底是做什么？到底是不做什么？须有个明白的认识”[2](P380)。对于部下有的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也渐渐认识到他们是因为“不知何为真理，何为人民”，而这些都是“因为我知识不足”、“读书太少，认理不明”所造成，“实在不能怪他们”[2](P402)。而40年戎马生涯使冯“没有闲功夫专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及革命理论”[1](P87)，尽管由叱咤风云的将军到“平民”角色的转换一时还使他不适应，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不带兵、远离战场，在宁静的小山村专心致志学习，加之冯勤于学习，善于思考，所以，炕头、庭院、田间、旷野、山坡等都成了他读书、思考的好地方，每天除了学习和思考，几无他事。他不但深入剖析了自己失败的原因，而且对今后自己如何革命、如何救国救民、中国的前途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作深入思考。
如果说中原大战的失败，促使冯玉祥下决心寻找新的出路的话，那么，九一八事变及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更加促使他要旗帜鲜明地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改造办法。冯玉祥虽隐居读书，但他仍时刻关注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当他9月21日得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时，感到“真是伤心万分，愧对国人万分”[2](P488)。之后迅速做出反应，23日致电全国同胞，揭露蒋介石“专横暴厉，阴狠险毒。对民众则甘言欺骗，压迫宰杀；对舆论则操纵箝制，颠倒是非；对军队则纵横捭阖，利诱威胁；对外交则认贼作父，妥协屈服”。他认为，之所以“酿成空前之外侮”，完全是由“媚外政府以数年来独裁之政治”，“厉年压制民众，诚心媚外所自至”，对蒋面对日帝侵略，“不思亟图抵抗之方”，反而“听候国联，主张道德，主张公理”，“漠然视之，不以为辱”的做法，痛斥为“无气骨无人格”到了极致。他力促蒋介石“即日通电认罪，即行停职，听候国民公判”，号召全国同胞“亟应猛醒，否认媚外政府，从速组织代表民意之机关，各抒意见，共救危亡，团结全国民众之力量，一致对外，督促全国军队，开赴前线及各重要口岸，正式抵抗日帝国主义之侵略……雪此无上之奇耻”，誓言“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无返顾”[3](P650、651)。在此后的日子里，冯玉祥念及民族存亡，常常是至凌晨三四点钟还不能入睡。他在日记中写道：“为国家的事，一看报便心中难过的很，吃也不好，睡也不好，书亦不能读”[2](P492)，从9月21日到10月1日，整10天冯玉祥没读一点书。他在1931年10月9日的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坐在椅子上，如坐在针上，卧在床上，亦如卧在针上。绕院彷徨，看见星星各个都是讨厌的，看见什么即厌烦什么。听见水的声音，只象听见喊叫的声音一样，听见一切声音，均如听见哭声一样……如何把个国家弄到这步田地，真是伤心万分啊”[2](P502)！国难临头，一方面他“早已抱定为国牺牲，为民丧命之决心”，另一方面，“誓要以极鲜明的旗帜，极具体的办法，极简要的誓辞昭告国人，为国家雪耻，为人民杀贼”[2](P489)。接着，10月8日、21日和11月6日，就经济、抚恤伤残军人、工农的要求、工人和其他民众运动等问题提出于解决方案[2](P501、511-512、521-522)。《马电诠释》亦应民族命运而生。
其次，是冯玉祥自身反思和求索的结晶。他广泛涉猎和研读的人文社会科学著述尤其是马列著作，是其提出新思想的理论支撑。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在自省中认为在和蒋介石斗争中屡遭失败的原因在于自己“一向仅有革命行动而无革命主张”，因此，“潜心研究革命主张”[2](P354)，埋头读书，就成了他中原大战后的头等重要工作。在他所读的众多书籍中，马列经典著作占了很大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仅1931年一年，冯玉祥共读马列著作和社会、政治、历史、中国古代典籍及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达80余部，其中马列著作有《资本论》、《反杜林论》等。由于他找到了自己失败的原因在于“理论不清”[2](P363)，因此，他在1929年4月3日，7月3、15、27日，8月19、22日，11月30日等时间的日记中，均强调“主义、理论、组织是一切的根本，无此便无有行动了”[2](P448)，“非时时研究不可”[2](P467)，“以期达到真认识，真信仰”的目的[2](P394)。
通过学习，冯玉祥认为马克思学说“确实是真理，不可訾议”[2](P405)，对其基本理论有了自己的理解。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他认为“物质决定思想，非思想决定物质”[2](P446)。“国家大事，一切均在经济二字”[2](P497)。他对资产阶级分析认为：“当资产阶级被封建社会压迫的时侯，极力和封建势力斗争，本是革命的。然一旦得到了政权，形成压迫阶级，遂一变而为革命的对象了”[2](P388)。他认为，马克思不同于他人的卓见在于看到了“经济不平等”，从而“发现阶级斗争”[2](P415)，“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均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亦即是为反对贫穷而起”[2](P405)。至此，冯找到了贫富不均的根源，即“私有制度为众祸之胎，万恶之源，不打破则诸事均不能成”[2](P399)。他还对无政府主义等作了批判，指出：“无政府主义乃注重个人共产主义，反对国家、反对战争，反对一切组织与暴力，故与马克思主义者为大敌”[2](P381)。
冯玉祥是有名的“基督将军”，在学习中，他认识到了教会、教皇的罪恶，即“教权与政权，教皇与国王，互争雄长，无非以人民为剥夺对象”[2](P544)。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并公开声明：“我的信仰是社会主义”，“并努力促其实现”，就是“上刀山，下油锅，决不改口的信仰下去”[2](P449、517)，并称自己是“马二真”，即马克思第二之意，可见其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程度。此外，冯还读了大量历史书籍，如《法国大革命史》、《俄国革命史》、《世界通史》、《国民军史稿》等。通过读史，他认识到了历史和政治的紧密关系，指出：“多读历史，……然后始能懂政治，办理政治”[2](P545)。希望通过读史，对自己今后的道路能有所借鉴。
冯玉祥在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较多的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以此为指导，开始重新认识和分析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现阶段之社会经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故应努力于反封建反帝之工作”[2](P434)；社会经济结构是：“西北、西南为封建社会，沿海为资本社会，蒙、藏则为游牧社会、神权社会”[2](P449)；阶级结构是“两大阶级，治者与被治者，资产者与无产者，亦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2](P420)；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正在发展中，具有两面性，即革命性和买办性[2](P423)。更可贵的是他逐步认识到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有针对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提出了在中国“须有马克思的中国主义”的观点[2](P47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民生等十条主张，和其它改造中国社会的办法[2](P450)。
读了马列的书，冯玉祥明白了许多道理，增长了智慧，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于七年至十一年之读《圣经》及在南苑之读《易经》及《群书治要》，诚白费功夫不少，如以此功夫看政治书，绝不至于如此”[2](P453)。思想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即“由唯心的窠臼里，转到唯物的基础了”，由“人治主义转到制度的改革了”[1](P88)，从而抛弃了旧思想，提出了新的革命主张。由此可见，马列理论和其它社会科学知识为《马电诠释》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再次，是共产党指导、帮助和影响的结果。中原大战后，共产党重新争取与冯玉祥合作，派一批秘密党员到冯玉祥身边，李德全之弟李连海、冯的连襟张克侠、为其搞通讯联络的张金瑞、为他记日记的传令员李景合、跟随冯多年的基督教牧师于心清、汾阳军校的教育长尹心田等都是共产党员，还有冯的秘书长高兴亚也是革命进步教官，是给冯讲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员。他们一方面为冯提供马列著作，指导、帮助他学习，另一方面又经常给冯带来外面的消息，与其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931年3月初，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来峪道河会见冯玉祥，就当前形势交换了意见。3月下旬，中共派代表肖明来峪道河，正式向冯提出了双方再次合作的问题，冯对中共的宽宏大量，不咎既往十分钦佩，对自己此前“礼送”中共的做法，认为是“半生以来最大的错误”[4](P29)。对共产党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共产党是“良民、饥民相聚而成”[2](P472)，对共产党“主义则光明正大，且打不平之精神，尤为敬佩万万万万分”[2](P473)。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加紧了对冯的工作，1931年9月29日，于心清与冯玉祥交换了意见，把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列出了提纲，冯看了觉得“十分重要”，下决心，“不论如何，须努力成一个有结果的东西”[2](P494)。1931年11月初，肖明应冯之约再次来到峪道河，就中国革命的具体办法和冯进行了热烈讨论，冯深感肖明所谈“诚为有识之话”，对己“颇有教训”[2](P518-519)。肖明走后，他据谈话所得，就民众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其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学习马列著作、共产党人的帮助，使冯玉祥豁然开朗，摆脱了失意后的苦闷，他高兴地说：“真万分庆幸啊，真快乐极了，我能以刻刻手不释卷的精神，读马列的书，来为贫苦同胞，来为大多数的人革命，我马二真是愈倒霉愈心快乐啊”[2](P474)，和中共的感情也更贴近了，在1931年8月28、31日，9月17日，10月3日等日记中，多次提出“须勇敢的加入共产党去”[2](P485)。
30年代开初，冯玉祥关于政治革命和社会改造的主张，在冯玉祥一生的思想演进和政治生涯中具有重要价值，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其一，这些思想的提出，表明他已经开始跳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圈子，具有了一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属性。他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全面考察、分析，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认识到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关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中国所受的根本压迫就是帝国主义，一切军阀政客资本家土豪劣绅等，直接间接都与它有相当的关系”[1](P93)，这种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指出了中国革命既不能是资本主义革命，又不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革命的步骤，认为革命的方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南京政府，改造中国的社会制度，现在所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斗争都是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他虽然没有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但他否认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明确指出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实力与勇气去反抗帝国主义，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阶级。冯玉祥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一致性，标志着冯玉祥开始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向新民主主义者转变，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其二，这些思想的提出，对其此后的思想发展和政治活动及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合作无不产生积极的影响。爱国主义、亲民、爱民是贯穿冯玉祥一生思想的主线，以他至峪道河为界，之前，在冯的思想中，占主要成份的是中国古代的朴素革命观，即绿林好汉的“除暴安良、杀富济贫”，中国农民的“造反”、改朝换代等，即“以为恶人应当打倒，打倒恶人之后，好人便来了；好人一来，社会中一切都好了”[1](P87)。所以在军阀混战中，“凡仅同此目的者，均可结为无限制的合作，以致成功后又内部分裂；分裂之际，又欲迁就弥补……致社会上得不着革命的好处”[1](P90)。其原因就是“偏重人治，根本上就不留心社会制度”[1](P87)，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制度。此外，在他的思想中改良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即他所认为的“革命”。冯玉祥出身贫寒，痛恨贫富不均，他不断提醒自己，革命“旨在救民，服务斯邦”[3](P469)。他始终不忘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努力建设部队驻扎之地。1928年元旦，曾发表《整理豫陕甘三省行政通电》，提出了肃清匪患、改善民生等办法，这些都是在不触动原有旧制度的基础上做的一些改良。他虽然同情工农、体恤百姓之苦，但当北伐中看到工农民众起来革命时，他不解地说：“本党主张是以政治领导群众，由有秩序之运动，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而彼辈主张则反之。其意必将无知识群众煽动起来，以打倒一切有知识及政治上之领导者，而造成恐怖状态，然后始可指挥自如，此皆根本上冲突之点”[5](P20)。没有认识到工农大众的苦难是阶级压迫造成的，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要推翻剥削阶级和制度。至峪道河后，通过学习马列著作，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过去的生命，至今更新了。以后的精神，完全变成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革命家一样”[1](P90)，决心将来的革命行动，“不仅在攻击统治阶级中的坏人，尤注重在改造培养恶人的坏制度”。因此，将来的办法“是在每次努力革命运动，均必提出自己的主张，依主张而结合同志。其主张不同者，纵然因环境关系非合作不可，亦必以主张为合作点的分水岭，决不牺牲主张，以求苟安的妥协”[1](P90)。宣称《马电诠释》中的主张，“只是改造中国社会制度的第一步，也是建设新中国的起点”[1](P90)(P107)。在其后的抗日、争取民主、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实践中，在更加刻苦读书的基础上，冯玉祥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首先，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在民族危亡之秋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坚决主张抗战，武力收复失地，反对投降，这是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冯的一贯主张。
其次，顾全大局，以中华民族利益为重，由反蒋抗日，走向拥蒋抗日，这不仅体现了一个爱国军人的责任感，更反映了其政治上的觉悟和胸怀。中原大战和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新仇旧恨，使冯力促蒋下野，但为抗日大计，冯又毅然抛弃个人恩怨，拥护、支持蒋介石抗战。1932年1月12日，致电已下野的蒋介石：“吾弟归乡后，锦城已不守，冀热亦振动，形势险恶，前所未有……国难至此，必须群策群力，以共救此垂亡之祖国，务请即日来京”[3](P702)。1月26日，又“在孔宅同介石先生谈话，痛叙往事，各自深为愧悔。介石似有真悔之意，我为国家计，仍当与之和好如初，共赴国难”[2](P568)。1936年的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发生后，冯竭力斡旋，力主和平解决。从1935年10月19日到1945年8月16日致蒋介石函电达188封，为抗日、民主建国荐言献策，这在国民党高层中也是罕见的。同时，爱憎分明，坚持原则，始终秉承“抗日，仇敌能化为同志；不抗日，同志将化为仇敌”[7](P472)。1931年底，冯怀着满腔抗日激情赴宁，当看到南京抗日是假，妥协是真时，愤然离去。对汪精卫的叛国坚决要求将其开除党籍并通缉，建议蒋介石对汪的罪行彻底揭露，并在重庆电台作《团结抗战，粉碎日汪协定》演讲，揭露汪的叛国罪行，坚定全国人民的抗日必胜信心。为表示对国民党发动破坏团结抗战的“皖南事变”的强烈不满，遂称病到川西。
再次，认识到了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斗争中的伟大作用，把以前的爱民、为民、怕民众革命的思想，发展、转变成发动、组织人民，唤醒人民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使人民为国家民族主动担纲。冯玉祥在各种场合、以各种形式呼吁发动民众。把“收复失地，抵抗到底，并组织民众，成立全国民意机关监督政府”，称为“今日救国之不二法门”[2](P600)。1937至1938年冯专门写了《战区民众组织》、《民众救国问答》、《伟大的抗日民众》、《抗日游击战术问答》等小册子广为散发。亲自到群众中去演讲，鼓舞民众抗日。旅美期间，号召留美侨胞和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蒋氏独裁，反对官僚资本，反对美国援蒋”，“掀起一个争自由争民主的巨浪”[6](P723)。
最后，和中共合作从态度日趋明朗到真正实现。在屿道河与共产党人的密切接触和学习马列著作的过程中，冯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人对他的真心与坦诚，对马列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都有一定认识，这是他以后在抗战和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对外主张联苏，对内主张联共，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思想基础。1932年和1933年冯两度隐居泰山继续读书，请了许多社会名学者来讲学，如李达、邓初民、陶行知等，在他们的指导下，冯系统地学习了《辩证法的唯物论》等近20部著作。发自内心地喊出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一个千真万确、颠扑不破的真理”[2](P598)。他还派研究员赖亚力在1935年四五月间到天津给鹿钟麟、石敬亭等将军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政治学和经济学。与中共的合作也随着统一战线的建立由地下转成了公开。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同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1939年，国民党在河北等地跟共产党搞摩擦，冯多次跟国民党将领谈到“国民党要处在大哥的地位上去，包容其它小党”，“就是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只要不违背抗日，怎么样忍耐都可以”[8](P587)。我们要“把一切的私仇完全消减，我们的敌人就是日本鬼子”[8](P779)。把“挑拨的汉奸”同“亲日的汉奸”、“反苏的汉奸”并列为国内三大汉奸[8](P867)。多次会见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竭诚希望合作抗日，称赞“第八路军放弃过去的成见，替国家打了许多光荣的胜仗”[6](P413)，对共产党要求的多编几个师，冯致函蒋认为没问题，只要他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9](P123)。他创办的“三户印刷社”，印刷了大量抗日宣传品和列宁、毛泽东的著作。1941年，面对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为继续抗战，冯曾秘密准备三条出路，其中一条就是到延安去[5](P184)。同时积极主张联苏，1944年致函蒋介石，希望“主席指派大员，专对苏建立亲密无间的外交关系”[9](P128)。抗战后期和抗战胜利后，冯玉祥响应中共提出的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同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积极开展争取民主、和平建国，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的斗争。1945年12月，专门写了《建国问答204问》，集中表达了他的民主建国思想。1944年8月、1946年8月三次致函蒋介石，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应有“广征博采，相容并包”之态度，对“友邦之评论”、“人民之舆论”、“各党各派之意见”“当重视之”，强调“民为贵”思想是“三民主义之基本精神”[9](P139、138)。借用华盛顿成功之自白“我唯能使我之敌人成为我之友人而已”来规劝蒋不要跟中共打内战[6](P826)。在美国，为阻止美援蒋打内战，分别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国务卿马歇尔和美国每个议员。仅两个星期，在美国中西部各地就发表了27次反美援蒋的演讲。在对蒋介石政府彻底绝望的情况下，1947年11月5日，冯在美国《民族报》发表了《我为什么于蒋决裂》，指出“蒋介石政权是中国所有腐败政府的顶峰”[1](P802)。“必须像对待清朝，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一样，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以便在中国能最终实现和平与民主”[6](P702)。在离美回国之际，他激动地对留美侨胞说：“这次回国是为了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这是一个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政治会议，这是中国历史从旧王朝走向新时代的一个纪程碑”[6](P722)。对新中国充满了无限的憧憬和向往，也最终实现了与共产党的完全合作。
其三，这些思想的提出，表明了他弃旧图新，不断追求进步的勇气和精神。从辛亥革命到北伐战争，冯玉祥顺应历史潮流，不断更新思想，抛弃旧的东西，吸收新的东西。中原大战的惨败，对冯的打击可想而知，对他的考验也最严峻，他虽然情绪低落，但并未丧失信心，他一面深刻反思自己的过去，一面主动派人寻找中共地下党，同时发奋读书，期望从中寻找到能指引他取得革命胜利的新思想、新理论。但这次读的书是他以前从没接触过的马列著作。读这些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书，和国民党政府要消灭的共产党人密切来往，这再一次证明了他不断追求新知、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勇气，他毫不掩饰地说：“我的新路是与旧朋友离开的路”[2](P456)。“我的信仰是社会主义，然强盗们对于社会主义者日事杀害……不论他们如何，我是干我自己的”[2](P517)。
其四，这些思想的提出，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很大影响。蒋介石经过中原大战暂时巩固了中央的统治地位后，对内全力“剿共”和继续打压国民党内异己力量，对外则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屈辱妥协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公开提出这些主张，和南京政府大唱反调，受到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反蒋派的欢迎和支持，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下野。
诚然，必须指出，冯玉祥《马电诠释》中的思想和主张以及如前所述的他对马列理论、社会主义如此敬仰，对共产党如此好感，但这并不表明他此时一定想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由于他自身的处境，需要广泛联系一切反蒋势力，以前有过合作的共产党自然也在其中，加之共产党对他的态度，所以，此时他和中共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是在情理之中的；由于他急于寻求一种真正管用的救国救民的思想，所以，对马列主义采取的基本是拿来主义的办法，为我所用，虽赞成共产党的主义“光明正大”，但对“他们的糊涂办法实不赞成”，“希望弄一个中国的党为最好”[2](P473、475)。他心目中的“中国主义”和邓演达的思想比较契合，他曾反复详细了解邓演达的政治主张，认为“颇有道理”，“与我颇有相合者，应当特别研究之”[2](P423、424)，他还曾邀请邓演达北上详谈，愿与其合作，后因邓被蒋介石杀害而未能实现。冯玉祥读的书很多、很杂，加之他的知识基础、文化程度、学习条件等的限制，其思想没什么体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各种政治思想的交锋。
标签：冯玉祥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蒋介石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世界大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