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自卑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自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前言
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重要的心理现象，自卑曾引起了西方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的关注。文学领域中第一个从心理的角度分析自卑的是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研究者M.E.Montaigne（1533～1592），他在其《随笔集》中叹息自己身材矮小，不懂音乐，不会游泳、击剑、跳高。而法国精神病理学家、心理学家P.Janet（1859～1947）是第一个对自卑作出科学说明的人，他沿袭19世纪精神病学以观念为中心的观点，将自卑当作耻辱的固执观念，认为这是受自己诸事不顺的固执观念支配的体现。
研究自卑最权威的当属奥地利精神病学家A.Adler（1870～1937）。Adler因为撰文捍卫S.Freud的观点而受到Freud的赏识和提拔，于1902年加入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并当选为该学会的主席。之后不久，Adler就开始反对Freud的观点，并于1907年发表了论文《器官缺陷及其心理补偿的研究（Study of Organ Inferiority and its Psychical Compensation）》[1]，扩大了从性到整个有机体的生物学基础[2]，提出了人们特别容易患器官的疾病，致使这些器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较其他器官“低劣”，这些天生缺陷由于环境给予的压力在个人生活中产生不少问题，自卑感由此而生。但个体能通过竭尽全力发展有缺陷的器官，或突出发展能补偿这种缺陷的其它功能来实现“补偿”。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能通过把生理的缺陷改变成优势功能从而获得“过度补偿”。1910年，Adler把他的理论重点从真实的生理自卑感转向“主观的自卑感（或称自卑感）”。这时，补偿或过度补偿都直接指向真实的或想象的自卑[3]。1911年，德国哲学家H.Vaihinger出版了《“虚构”的哲学》一书，提出了“虚构主义”的概念，认为人都是依靠一些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的虚构的目标而生活的[4]。这一学说旋即对Adler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从中引伸出促使人类行动的动机并不像Freud所描绘的那样仅仅被局限于过去的经验，而是在于对未来的期望（虚构），因而提出了“个人奋斗”的概念，认为人有自主性，能够按照虚构的目标有选择性地看待生活中的这些经验，而这种选择性就是人与生俱来的创造性，它决定着每个人的发展。德国哲学家F.Nietzsche的“超人哲学”对Adler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20世纪20年代Adler开始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受“向上意志”的支配，向上意志促使人要做一个没有缺点的“完善的人”。因此，羡慕别人，胜过别人，征服别人等都是“追求优越”的人格表现[5]。一个人试图用以获得优越的手段就是其“生活风格”。儿童在6岁前就形成了生活风格[6]。尽管这时生活风格还处于潜意识之中，但人的行为已受到它的无形的支配了。生活风格主要包括人的生活目标、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以及实现生活目标所用的方式。人在思维、情感、行动中处处表现着自己的生活风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同时，Adler也提出了社会植入的概念，认为人除了追求比他人优越以外，还会追求社会平等。20世纪30年代，Adler开始意识到自卑感和追求优越既非是必然的，也不是人类的基本情形，而是错误的态度和养育的结果；与更加短暂的、由给定任务或情境引发的自卑感不同，社会自卑感是个体缺乏价值感和充分感的反映。Adler不断强调自卑感（社会）可以通过合适的儿童训练而加以避免。他不再认为追求个体优越的奋斗是人类的基本动机，转而认为人类的基本动机是社会兴趣。Adler也改变了对优越感的看法，从强调社会优越感转向强调任务优越感。在Adler去世前几年，当他提到个体追求卓越时，他指的是追求成就、成长、发展、掌控环境和任务，而不是追求比他人优越[7]。
这样，通过最初阶段强调器官的劣、第二个阶段强调个人奋斗和追求优越以及社会植入、第三阶段从进化论的角度强调社会兴趣是人类的基本动机，Adler实际上形成了他的动机理论。Adler学说的核心思想在于强调人类社会对个体性格发展的重要性和个人在生活中的每一个动作和情绪的指向的重要性[8]。在每一个阶段，Adler都关注人类的基本动机与自卑感的关系。Adler对自卑的论述抓住了自卑的本质，与Adler同时代的研究者“有关自卑的研究只是对Adler理论的细节所进行的完善。”[9]事实上，从Adler去世到如今，心理学界关于自卑的研究仍然深受Adler理论的影响甚至是左右。
2 西方心理学对自卑的研究
2.1 自卑感的概念及其测量
Adler最初认为自卑感源自身体器官的劣以及儿童的渺小和对成人世界的依赖。对于儿童来说，不管有无器官上的缺陷，儿童的自卑感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事实，这是因为他们常仰赖成年人生活，且一举一动受到成年人的控制[10]，所以幼儿对成人的依赖成了自卑感的来源。后来，Adler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把自卑感视为起源于个体知觉到自己不能达到自己理想的完美标准，认为人在生活中时刻都可能产生自卑感，比如先天的、生理上的缺陷，出生后在家庭中的地位，走上社会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等都可能让人产生不完美、不得志、比别人差的情绪。
其后的研究者们进行的少部分工作就是围绕着对Adler所提出的自卑感概念进行测量而展开的。这其中既有对某一具体方面的自卑感进行测量的研究，也有对总的自卑感进行测量的研究。前者如Secord & Jourad编制的身体贯注量表（Bodycathexis Scale），测量个体对其身体各部位或其功能满意或不满意的程度[11]。该量表列举了46种身体部位和功能，要求被试对其进行5点评价。不难发现，这个量表实际上测量的是自卑感的一个方面（即身体方面的自卑感）。后者如Janis & Field编制的FIS量表（The Feelings of Inadequacy Scale）。该量表主要是让被试回答其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程度，得分越高表示自卑感越弱，得分越低表示自卑感越强[12]。FJS包含23个题项，全部以否定方式描述，采用Likert5级评分，分别测量意识到的社交焦虑、不自在感和自我无价值感。由于该量表主要是让被试回答其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一个有关自尊的测量。Eagly对FIS进行了第一次修订，主要是消除顺从作答定势所造成的偏差，如把其中的某些题项改为正向题，最终使正、负题项数目相等；另外，将量表的题项减少至20个[13]。Fleming & Watts根据Shavelson有关自尊的“有层次的多维模型（hierarchical and multitaceted model,HMFM）”对FIS进行了第二次修订。该模型把自尊的结构分为许多层次，一般自尊位于最高层次，最低层次是指对特定情境中的行为的评价，中等层次是指那些更为一般的结构，较高层次是指那些更高等级的因素。修订后的FIS包含25个题项，采用Likert7级评分，分别测量社交信心、学业能力和自敬[14]。为了使FIS更接近Shavelson的理论，Fleming & Courtney对量表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修订后的量表除了自敬（指对自己存在价值的肯定和相信别人也肯定自己）、社交信心、学业能力、外表和体能五个分量表之外还有一个整体自尊因素，即将所有题项得分相加成一个总分来测量整体自尊[15]。
事实上，许多学者把自卑感视为低自尊或低自我概念进行研究。在对自卑感进行测量时，他们通常使用各种自尊量表或自我概念量表。如Burleson，Leach，Harrington在研究社会比较在艺术自我概念变化中的作用时，就以自我概念的消极变化作为不利上行社会比较导致了自卑感的指标[16]。当然，也有学者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自卑感和自我概念是有区别的。如Dixon & Strano指出，使用自我概念量表测量自卑感是把自我概念束缚到了深层结构（如自卑感）的行为表达上了，但是并没有达到深层结构[17]。
2.2 自卑情结及其测量
Adler把自卑区分为自卑感和自卑情结。他认为，当人的某种能力缺陷受到周围人们的轻视、嘲笑、侮辱时，自卑心理往往会大大加强，甚至以畸形的形式如嫉妒、暴怒、自欺欺人等方式表现出来，由此上升为“自卑情结”。所谓自卑情结，是指一个人在面对问题时无所适从的表现[18]。由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愤怒、眼泪或道歉都可能是自卑情结的表现。在Adler看来，经常用眼泪和抱怨的方式来唤起人们的注意的人，与过度害羞、忸捏作态及有犯罪感的人都在其举止上表现出自卑情结。他们在涉及自我评价的一切方面尤其容易被刺痛和敏感，他们对批评、笑声、否定等做出病态的反应，他们在工作不顺利或发现自己有某种缺点时感到特别难受，他们在周围人对自己印象不佳时比别人更多地感到不安，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具有腼腆，容易产生心理孤独和想入非非的特点，而且并不是自愿的[19]。
Adler之后的研究者们对自卑情结概念该如何测量也进行了巧妙的研究。例如，Heidbreder采用Adler关于自卑情结的概念，特别是自卑情结在“正常的”个体身上也存在的观点，编制了一个5点量表来测量自卑情结[20]。该量表包括137个特质词，每种特质都是自卑情结的典型特征。施测时要求被试本人就量表题目对自己进行一次评价，两位了解被试的他人就量表题目对被试各进行一次评价。对268名大学生的测量结果表明，量表所测量的特质与理论家所描述的自卑情结是一致的；无论是自评方式还是他评方式，男、女被试的自卑情结的得分都呈近似正态分布；不同个体拥有的自卑情结的强度不同；没有一个被试具有所测量的全部特质，也没有一个被试一种特质都不具有，因此，自卑情结在个体身上不是或者具有或者不具有的问题，而是具有的程度差异的问题，这与正常－变态是一个连续体的观点是一致的。根据研究结果，研究者还给出了用于鉴别特质是否描述了自卑情结的特点的指标，并且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个体选择“非常同意”具有某特质时，该特质才能作为判断个体是否存在自卑情结的指标。
Richman采用Rosenberg自尊量表和自编的男性角色定向量表、男性角色自卑量表研究了Alder关于成为一个“真男人”就是对潜在的自卑感进行有闯劲儿的过度补偿的观点，即研究男性角色定向是否具有一种推动男性成为“真男人”的潜在男性角色自卑的成分[21]。对102名21岁以上的男性被试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传统的男性角色定向和男性角色自卑感有显著相关；男性将自己视为比整个男性群体具有较少角色定向和角色自卑的。研究者建议男性研究需要关注男性个体和整个社会中的男性角色的潜在激发因素。
随着20世纪末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的兴起，研究者对自卑情结的测量又有了一种全新的途径。Moritz，Werner & von Collani就鉴于内隐自尊以前被称为“自卑情结”，对23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13名有迫害妄想症状）、14名抑郁患者、41名健康者进行了IAT研究[22]。结果表明，迫害妄想可能是用来防御低内隐自尊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组的内隐自尊和外显自尊水平都比健康组低。其中，有迫害妄想症状者比没有者表现出更高的外显自尊和更低的内隐自尊。
2.3 自卑的原因及其测量
Adler认为自卑感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主要的，那就是与人或物的比较。自卑一词导源于拉丁文，原意为“低下”或“下等”。如果一个人在与他人或某种标准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在某方面不如他人，或不及标准，就有可能产生自卑感[23]。
受其启发，Hays研究了104个有自卑感的精神病人[24]。他通过病人描述自己和最亲近的亲人的人格特征、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抚养和训练、双亲对自己的态度、导致社交失利的身体缺陷等获得被试信息，以对其人格特征进行分类。结果发现，遗传与环境因素都影响自卑感的发展，但二者却各自独立地发挥作用。自卑感可以导致诸如上瘾过度、烟草或酒精依赖、抑郁反应等精神疾病，且以女性患病者居多。
Dixon & Strano特别强调自卑感的测量应该要求个体对自己和他人进行比较以反映主观评价[25]。他们尝试编制了“比较自卑感量表（Comparative Feeling of Iriferiority Index，CFII）”。CFII基于Osgood,Succi & Tannenbaum（1957）描述个体的形容词单，要求被试先从身体、社交（social）、目标和标准两个方面评定每一个形容词用于评价童年时的自己和兄弟姐妹的符合程度以及每个形容词作为总体特征的合意程度，然后对这两个评价进行比较。这样，CFII包括两个部分，即家庭评定部分和自我评定部分，各由30个形容词组成，分别包括身体、社交、目标和标准三个分量表，每个分量表各由10个形容词组成。CFII先采用Likert6级（从很不同意到很同意）记分，再利用Bem（1974）提出的T比率法计算自我评定和家庭评定之间的差异。
由于T比率法不要求被试对自己和他人进行直接的比较，这与Adler（1956）关于“自卑（和比较）可以是小被意识到的”观点相一致，T比率法还可以避免被试觉察到测量的目的（即比较），所以从计分方法上看，我们认为CFII更像是对内隐自卑而非自卑感的测量。
2.4 自卑的后果及其测量
Adler认为自卑感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现实。自卑感能促使人发奋图强，力求振作，从而超越自卑感，补偿弱点。因此，自卑感并不是变态的象征，而是个人在追求优越地位时的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实际上，这种情感是隐藏在所有个人成就后面的主要推动力，是人类地位增进的原因，是人类在改进自己的整个情境、对宇宙作更进一步的探知、试图更妥善地控制自然时努力奋斗的成果。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然而，尽管自卑感对所有积极的成长起着一种激励的作用，但是其也会作为障碍因素发挥作用，甚至把人弄到心灰意懒的地步或导致精神病症。在Adler看来，一个人不管处在多么有利、多么占优势的情况下，他总会渴求更完美、更理想的状态，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自卑感成为人类心理上的一种普遍的负荷。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因为我们都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希望加以改进的。没有人能长期忍受自卑感，人类正是通过思维而采取某种行动来解除自己的紧张状态。假如一个人已经气馁了，假如他不再认为脚踏实地的努力能够改进他所处的环境，他仍然无法忍受他的自卑感，可是，他却不再设法克服障碍，反倒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陶醉，或麻木自己。同时，他的自卑感会愈积愈多，如果造成自卑感的情境一成不变，问题也依旧存在，他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逐渐将他导入自欺之中，而他的各种问题也会以日渐增大的压力逼迫着他。
Adler之后的研究者们关于自卑后果的研究一方面是围绕对Adler所提出的自卑感-优越感进行测量而展开的，另一方面集中于对自卑与其他心理和行为变量关系的研究。前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精神病人、夫妻、完美主义者等特定群体进行的。例如，Foulds采用问卷法研究了精神病人在挫折情境下的优越感-自卑感指标，该指标用来反映个体在应对挫折情境时感到自己优于或不如大多数人的程度[26]。问卷共包括24个条目，每个条目都是一个老太太（或老先生、妇女、男人、女孩、男孩）说的一句很可能挫败他人的话，相应的4个选项是对这句话的回应，被按照被试的性别设置为“女性回答到”或“男性回答到”。这些回应实际上可以分为3种类型：外部惩罚性自我防卫（自责遭到强调性的否定，敌意转向环境中的人或物）、外部惩罚性需要维持（解决方案需要依赖他人）、内部惩罚性自我防卫（自责是指向自身的）、内部惩罚性需要维持（被试提出补偿之道）。被试的任务是分别选出自己很可能的回应、自己认为应该的回应、自己认为大多数人的回应。根据被试选择外部惩罚性选项的数量计算优越感－自卑感指标。结果发现，精神病人可以按病种从自卑感到优越感的升序排列为：忧郁、神经性抑郁、强迫、焦虑状态、歇斯底里发作、类歇斯底里的精神病、酗酒的精神病。又如，Mozdzierz & Friedman综述了优越感－自卑感婚姻症（the superiority- inferiority spouses syndrome，SIS）的诊断和治疗要点，认为夫妻任何一方持优越感的话，另一方就会出现障碍，产生自卑感[27]。优越的一方表现出更有能力、完美主义，爱抱怨对方；自卑的一方表现出较差的个人能力、神经质，并理想化对方。SIS不是由单一原因引起的，治疗应该强调夫妻间的合作和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可能正确的说法，即自卑的一方也蕴含力量、优越的一方也有不足之处，其目标是找到固定和僵化的夫妻角色的替代角色。再如，Coleman & Croake同意个体对器官缺陷的反应比具体的器官缺陷更重要的观点，研究了26名有视觉障碍的儿童的器官自卑感和过度补偿[28]。缺陷组被试在CTP（California Test of Personality）的自立和个人价值感分量表上的得分比由正常被试构成的控制组的得分高，表明其对自卑感产生了过度补偿；在CTP其它分量表上的得分与由正常被试构成的控制组的得分没有差异，表明其有对自卑感的补偿。而Ashby & Kottman总结认为完美主义通常的操作性定义是持有高的个人标准[29]。他们采用CFII测量自卑感、APSR（the Almost Perfect Scale- Revised）测量完美主义，发现神经质的完美主义者（表现为在追求完美时情绪紧张度提高）比正常的完美主义者的自卑感更强烈，前者在情绪紧张（焦虑、拖延、亲密）方面的得分也显著高于后者，由此认为研究结果支持了Adler关于追求优越的观点，即正常的奋斗和神经质的奋斗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是自卑感的水平不同。
最近，Adler有关自卑感后果的观点被用到了社会等级理论（Social Rank Theory）中。该理论在探讨与等级有关的行为及竞争性行为时，着眼于避免自卑感的个人奋斗（Striving to Avoid Inferiority，SAIS），认为情绪的变化与个体在其社会活动领域感受到的安全感及其对不随意发生的具体情绪（如挫败感或自卑感）的敏感程度有关。Gilbert，Broomhead，Irons等人还编制了“避免自卑感的个人奋斗量表”[30]。该量表包括两个维度：不安全的奋斗（insecure striving）和安全的非奋斗（secure non- striving），前者与惧怕由于“掉队”而导致的拒绝和批评有关，后者与感到社会可以接受和认可个体不在意自己是否成功有关。对207名大学生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这两个维度各自都与自卑感等因素有显著相关。与此相关的是，Bellew，Gilbert，Mills，McEwan & Gale在探讨饮食障碍时，研究了女大学生的、与饮食态度和外貌焦虑相联系的“不安全的奋斗”[31]。其中，采用社会比较量表（Social Comparison Scale，SCS）间接测量自卑感。结果发现，女大学生的饮食态度和外貌焦虑与自卑感、避免自卑感的不安全奋斗、失败恐惧有正相关，与安全的非奋斗呈负相关。
近20多年来，研究者开始关注自卑与其他心理和行为变量，如学业成绩、依恋、抑郁的关系，相关的研究主要有：Patalano尝试用母亲的育儿态度、儿童的自卑感和儿童的性别预测儿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恐惧[32]。其中，利用Rogers Personal Adjustment Inventory中的Personal Inferiority Scale测量儿童的自卑感。对115名11～13岁的城市小学生被试的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和自卑感程度的儿童的权利需要和权利恐惧有显著相关。Smith，Parrott，Ozer & Moniz在用语言激发起427名大学生被试的嫉妒体验的条件下，让被试写下有关自己嫉妒体验的自传体式记述，并说明自己认为其所嫉妒的对象的优势是如何地不公正的（在主、客观的意义上）、这些优势让其觉得有多自卑、其感到多么充满敌意和抑郁[33。之后，被试完成一系列问卷测量。其中，自卑感是通过自编的4个项目测量的。多层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主、客观的不公正感都可以预测敌意感，但自卑感不能预测敌意感。自卑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抑郁，主观不公正感也可以预测抑郁。Strano & Petrocelli指出学业成就在美国文化中被视为个人积极奋斗的重要方式，被认为是成功解决Adler所说的“职业任务”的前奏[34]。他们按照Adler的观点，认为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看，自卑感以普遍的、通常的、功能性的动机基础的方式推动个体行动、最终成为个人奋斗和成就的催化剂；认为既然理论表明自卑感可以对个人成就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就可以假设中等程度的自卑感与更高水平的学业成就相联系。他们利用CFII研究了大学生的自卑感在其学业成就中的作用，发现按照大学生被试在CFII上的得分将其分为三组的话，组间分析的结果部分支持了假设。Hutt采用相关研究和实验研究范式，对388名中学生和55名中学老师开展了与数学有关的自卑感研究[35]。其中，采用Psychological Safety Scale测量自卑感。结果发现，数学学习可能与自卑情结、低动机、低自我效能、差的自我指向的学习策略、不安全感或焦虑有关。Derrick & Murray发现对于依恋安全感相对较低的个体而言，对自己不如伴侣的担心会导致对伴侣承诺的怀疑，这反过来削弱了其眼中的伴侣的价值，而减轻自卑感可以有效地提高关系知觉[36]。例如，要信任伴侣的承诺和爱的话，人们需要相信自己和伴侣一样好。然而，依恋安全感低的个体可能感到难于维持这些信念。他们用两个实验研究了减轻对伴侣的自卑感的后果。其中，被试的自卑感是由实验条件引发的。结果发现，高依恋焦虑的被试（谈恋爱的大学生，共95名）和高依恋避免的被试（谈恋爱的大学生情侣对，共78对）对伴侣的承诺和爱的信心大幅提高，并且在被引导感到（或相信其伴侣也这么认为）比伴侣强时，还认为其伴侣更有价值。Zuroff，Fournier & Moskowitz采用事件伴随记录法（event- contingent recording method）证实了社会竞争理论（social competition theory）[37]。该理论把抑郁归因于个体感到挫败、看不到逃脱或转变困境的希望时不随意的挫败策略（Involuntary Defeat Strategy，IDS）的激活，其阻止受挫的个体与占优势的对手发生有潜在危险的竞争。研究者要求113名成年被试在20天内对其社会交互活动进行记录，评价同伴的优势和热情、自己知觉到的自卑感及控制力、顺从性、争辩性、服从行为水平。其中，知觉到的自卑感是通过一个7点评分的条目（“我比别人差”）来评价的。并且，由于被试在这个条目上的得分普遍偏低，研究者把原始分扩大了10倍以便于展示参数估计的结果和图形。多水平分析的结果表明，抑郁调节了知觉到的自卑感、同伴行为和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高抑郁被试而言，同伴优势与知觉到的自卑感高相关，并且，它们都能预测更多的顺从行为。
3 对既有研究的思考
总的看来，西方研究者专门针对自卑而开展的研究不多，自卑通常是作为其他心理变量的调节变量或影响因素而加以研究讨论的，并且，其中关于自卑与人格、能力的关系研究也并不多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我成为人格领域中研究最多的主题之一，心理健康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之一。但是，作为重要的自我变量及影响人格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自卑并未受到研究者的特别关注。综观国内有关自卑的研究，主要局限于教育工作者对自卑感进行经验总结性质的思辨剖析，很少有心理学研究者对自卑进行实证研究。西方学者对自卑的研究热情也很有限。尽管Ferguson提醒我们，不要认为Adler的个体心理学是20世纪早期的事儿[38]。Adler把社会价值的重要性既独特又创新地整合进了人格和个体动力理论，有效地解决了心理治疗、学校、家庭、和工作场所的个体问题[39]，与当代心理学的诸多方面相吻合，使个体心理学理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事实上，到了21世纪，在临床、发展、教育、社会心理学领域，Adler的心理治疗方法都是最先锋。但是，总的看来，即使是当代个体心理学家，也很少从理论上对自卑加以研究，他们主要是从应用角度运用和发展Adler的社会兴趣等理论的。总的看来，国外有关自卑的研究在深入程度上与自卑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程度远远不相适应。
3.1 自卑测量工具的问题
自卑是Adler个体心理学理论的最基本的概念。在Adler看来，人在生活中时刻都可能产生自卑感，比如先天的生理上的缺陷、出生后在家庭中的地位、走上社会后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等都可能让人产生不完满、不得志、比别人差的情绪。受Adler的影响，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心理学界掀起了对自卑进行研究的高潮，研究者们主要从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上探讨自卑问题。不过，遗憾的是，之后，自卑研究陷入了低谷，个体心理学家们开始主要关注Adler的社会兴趣理论在临床实践中的价值，探讨Adler个体心理学中的文化关切及Adler的理论对现代心理学理论建设的贡献。当然，其间也有关于自卑的零星研究，如国外有研究者尝试从社会比较的角度编制了“比较自卑感量表”（CFII）对自卑感进行量化研究，但是从计分方法上看，我们认为CFII更像是对内隐自卑而非自卑感的测量。国内虽然有学者采用自编问卷对自卑感进行测量，但是基本上都没有突出自卑感是在个体与他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产生的，更没有对内隐自卑开展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中，自卑感经常被定义为低自我概念或低自尊，关于自卑感的测量实际上是自我概念测量或自尊测量，因而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总的来说，既有研究对Adler理论的基本概念——自卑进行的实证研究很少，尝试对自卑进行测量的也不多，后者可以部分地解释为是由前者造成的。
3.2 自卑心理结构的问题
认知心理学兴起以后，心理学的研究技术不断进步，新的研究方法不断涌现，研究者在传统心理学无法涉足的诸多领域开展了广泛的实证研究，获得了一大批惊人的发现。例如，在内隐社会认知领域，研究者利用内隐联想测验、阈下语义启动等技术开展的研究大大深化了人们对高级心理活动的认识，有关内隐自尊与外显自尊的概念和相关研究结果已经深入人心。
目前，研究者关于自卑的实证研究大多数是采用自陈测验法进行的。虽然用这种方法测得的自卑对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但其蕴含了自卑存在于意识层面之上、个体能够对自卑进行内省的假设。如果像有些心理学家认为的那样，自卑也可以是潜意识存在的，即有内隐自卑存在的话，那么，囿于自陈测验法的局限，研究者难以通过自陈测验法获得有关内隐自卑的结构、特点、影响因素等的结论，因而仅仅通过自陈测验法进行的研究结果无法反映自卑的全貌。受内隐自尊研究的启发，作为与自尊关系密切的自我变量，自卑的结构值得我们进行积极、深入的研究。
3.3 自卑特征的问题
自我问题与具体文化背景关系紧密，所以，自我的研究必须考虑文化因素[40]。人格心理学虽然一贯强调人格是个体遗传因素与其所处社会文化情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但过往的研究主要把社会文化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所幸的是，近年来，社会文化因素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探讨自我概念的文化差异甚至成为自我研究中一种值得注意的新动向[41]。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西方自我的差异，指出一般而言，西方人讲的白我是真正意义卜的个体自我，即个体对自己的自觉与反省，西方文化一向注重肯定与保护个人的独立性；中国文化强调社会关系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关系自我为核心来指称自己，中国人的“我”里不但包含个体我，还包含形形色色的社会我[42]。还有学者提出了与西方经典核心自我评价内容不同的中国人的核心自我评价的理论构想，认为集体自尊而非个体自尊，即“我所属的群体是有价值的”而非“我是有价值的”，是中国人的核心自我评价的内容之一[43]。中国人是部分地依据自己所属的社会群体或群体种类来定义自我的，因此，人的自我知觉、自我评价、自尊等都受到所属群体的影响。自我的这种文化差异要求我们在研究自卑时必须考虑文化的作用。
个体心理学家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卑本身既非积极的，也非消极的，反而是个人奋斗的内容和方向表明了其性质。我们认为，个人奋斗的具体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受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发展任务的制约。考虑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东方人和西方人个人奋斗的内容很可能因打上了各自文化的烙印而具有不同的特点，使得自卑也各具特点。比如，东方人可能比西方人更多地与所属群体中的其他个体进行社会比较并产生自卑。具体到东方文化情境，不同东方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民族文化特征和集体潜意识，他们的国民在自卑上也应该有差异。即使是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不同个体的自卑表现也是有差异的，这可能与不同个体在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发展任务不尽相同有关。
传统的个体心理学家把研究主要局限于儿童，对青少年很少进行研究，也几乎没有开展对成年人和老年人的研究。并且，虽然Adler从观察儿童的生活、而不是从成年精神病患者可能歪曲的回忆入手构建儿童的生活，但是在实践中却不再强调正常人和正常行为，没有能研究普遍的、普通人的自卑。已有研究者呼吁对正常人开展研究[44]。我们认为不仅要开展正常人的自卑研究，而且还应该将自卑研究的对象扩大至儿童以外的其他群体，这对于丰富我们有关普通人人格的认识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