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资本与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私人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是由市场经济和政府经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那么传统上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公共部门投资，是否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甚至因“挤出”私人部门投资而减少资本积累和影响经济增长？实行公共财政不再对属于竞争领域的私人部门进行投资，那么财政政策还能促进经济长期增长吗？
在市场经济中，虽然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私人部门，但公共部门投资形成的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也具有影响。公共资本是指政府在公共部门的公共投资形成的资本，在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下，它常指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公共设施资本，例如高速公路、机场、供水系统等方面的资本。国际研究表明，公共资本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其中关于公共资本与总产出的实证分析，大部分是估计总量生产函数，也有人利用成本函数和利润函数来分析公共资本的贡献，大都发现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
Ratner(1983)在总量生产函数框架下，利用美国1949-1973年的年度数据，估计了公共设施对总产出的影响，发现产出关于公共资本（不包括军用设备和设施）的弹性为0.06。Aschauer(1989)利用美国1949-1985年的数据，估计出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等于0.39，认为该国1971-1985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是由公共资本增速降低引起的。Munnell(1990a)用美国48个州1970-1986年的数据，发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大约为0.1；如只把高速公路和街道视为公共资本，弹性为0.06；如公共资本指供水和排污水系统，弹性则为0.12；对4个地区进行回归，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介于东北地区的0.07到南部地区的0.36之间；Munnell(1990b)估计1969年以后美国劳动生产率下降的78%是由于公共资本／劳动比率下降造成的。Ford和Poret(1991)利用10个工业化国家数据，估计发现各种不同定义的公共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且显著的效应。
Cazzavillan(1993)利用欧洲12个国家1957-1987年的数据，得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5。Fay(1993)集中研究发电能力一种公共资本，利用95个国家1960-1985年间的5年期数据和两阶段最小平方法，在考虑能力利用率和固定效应后，公共资本弹性估计为0.2。Otta和Voss(1994)利用澳大利亚1966-1990年数据，得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38-0.45。Aschauer(2000)又利用46个中低收入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估计发现公共资本的数量和使用效率会使人均产出在20年内增长2.9%，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4。Dessus和Herrera(2000)利用28个发展中国家1981-1991的数据估计，发现公共资本积累对GDP增长具有正的贡献，它对GDP的边际影响约是私人资本的1/2，二者分别为0.126和0.215。
另一方面，有人通过估计工业的成本函数分析公共资本对产出的影响。例如Nadiri和Mamuneas(1991)估计了两种公共资本分别对美国12个制造业成本函数的影响，这两种资本是各级政府的净固定资本存量（不包括住宅建筑）和政府的R&D资本存量，发现它们的有显著的生产性效应。Shah(1992)将成本视为是电力、通讯和交通公共资本存量的函数，估计了墨西哥1970-1987年26大产业的成本函数，得到的弹性值是0.05（见Glomm和Ravikumar,1997）。Berndt和Hansson(1992)利用瑞典1960-1988年的数据，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加公共设施资本会降低私人部门的成本。Lynde和Richmond(1993)则利用超越对数利润函数，同时考虑数据的非平稳性和使用增加值数据以包括中间品（例如石油）价格的影响，得到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2，认为美国1975-1989年劳动生产率增速比1959-1973年下降1个百分点，其中41%是由政府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导致的。
我国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定量研究，目前主要是不区分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综合分析，或只就特定行业主要是工业内部的产出、资本和劳动投入关系研究，没有分析“投资环境”对竞争性产业增长的影响，还缺乏关于公共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计量。本文将研究传统上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公共部门对企业部门的外部效应，说明公共资本和投资性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二、方法与数据
假定公共资本服务流量与公共资本存量G成比例，私人部门经济的总量生产函数为：Y=A·F(N,K,G)，其中，Y、N、K分别是私人部门的真实产出、劳动和资本存量，G是公共资本，A是生产率或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假定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技术，其两边取对数变为：
y=a+e[,n]n+e[,K]k+e[,G]g
(1)
其中小写变量表示其大写字母对应变量的自然对数，e[,i]是要素i的产出弹性，i=K,N,G。
生产技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规模报酬不变两种可能形式：一是所有投入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性，但私人投入的规模报酬不变。在这种情况下，e[,N]+e[,K]=1，把e[,k]=1-e[,N]代入方程(1)并整理得到：
y-k=a+e[,N](n-k)+e[,G]g
(2)
二是生产技术对所有投入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这时e[,N]+e[,K]+e[,G]=1，把e[,K]=1-e[,N]-e[,G]代入方程(1)则有：
y-k=a+e[,N](n-k)+e[,G](g-k)
(3)
以上两种模型设定哪个更为合理或符合实际，可以通过以下回归检验确定：
y-k=a+β[,1](n-k)+β[,2]g+β[,3]k+β[,4]cy+u(4)
其中cy是经济周期指数变量，以反映经济波动对总产出的影响，这是国际大多数经验分析都使用的一个控制变量，其中Aschauer(1989)等采用设备利用率指标表示经济周期。在(4)式中，拒绝限制条件β[,3]=0，等于否定有约束的规模报酬递增设定；拒绝约束条件β[,2]=-β[,3]，就否定了规模报酬不变设定（Otto和Voss,1994）。
关于a=1nA，国际上一般采用常数项和趋势变量表示，例如Aschauer(1989)和Otto和Voss(1994)都在其回归方程中引入截距项和时间变量t代替a。但我们认为技术不一定是线性的，除了常数项为，我们按照Darby(1984)、Tatom(1991)以及Charles、Thompson和Warren(1999)，在(2)-(4)式中引入线性和二次项的时间趋势代表非线性的技术变化，即a=1nA=1nA[,0]exp(γ[,1]t+γ[,2]t[2])，其中常数A[,0]指初始技术水平，γ[,1]和γ[,2]是参数，exp(γ[,1]+γ[,2]t[2])表示e的(γ[,1]+γ[,2]t[2])次方。因此，在以上方程中加入时间变量t和t[2]，另外再加上一个正态分布误差项，它们就是我们要估计的完整单方程模型。
本文主要研究我国公共资本与企业或私人部门经济增长的关系。这里私人部门是指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它们一般为竞争性领域或企业部门，是市场经济中私人部门的基本组成部分。公共资本是指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地质勘查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等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本。由于数据限制，尽管这些公共部门的投资并非全部直接来自财政，但由于它们在市场经济中一般被认为是公共部门，并且在我国主要是国有单位，其资本积累仍然可以视为是公共资本活动。因完整的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始于1981年，分行业GDP数据最新只有到1997年，这决定了我们的样本区间是1981-1997年。
由于我国不存在真实资本存量的总量和结构数据，我们根据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分别构造私人部门资本和公共资本存量：K[,1]=(1-δ)K[,t-1]+I[,t]，其中K[,t]和I[,t]分别是t期的资本存量和投资，δ是几何折旧率，根据我国情况假定它等于5%。基期年的资本存量按以下国际常用方法计算（见Griliches 1979,Coe和Helpman 1995,Baffes和Shah 1998）：K[,0]=I[,0]/(g+δ)，其中g是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本文所用的产出和劳动是指以上定义的私人部门的GDP和从业人数，但后者为年平均数。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均是经我们计算的以1990年为100的全国GDP缩减指数调整后的真实变量。另外，因我国没有直接的设备利用率和全面的失业率指标反映经济的景气循环，我们借鉴李京文和钟学义(1998,PP.208)做法，以每年通货膨胀的加速度推算相对的设备利用率。通货膨胀加速度越高，说明我国经济过热：加速度越低，表示需求不足，经济处于经济波动的低谷。我们以1980-1997年通货膨胀率的一阶差分代表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所有的数据都来自于有关各期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轻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
三、估计结果
我们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中国1981-1998年私人（企业）部门每元资本的净产值率进行了估计（表3.1）。其中，(1.1)式是对包括规模报酬递增和固定不变两种设定的方程(4)的估计结果，k的系数估计不显著异于0，从而直接支持有约束的规模报酬递增假设。此外，如规模报酬固定假设正确，那么公共资本g和私人资本k的系数应大致相等但符号相反，我们对这一原假设β[,2]=-β[,3]进行了Wald检验，其F-统计值和x[2]-统计值都为0.42，但显著程度分别仅有0.53和0.52，拒绝了规模报酬固定的原假设。此外，我们也按规模收益不变假设进行了估计即(1.2)式，其中n-k的估计系数不显著，也说明规模报酬不变设定不合理。因此，我国私人部门经济的生产技术，总体上拒绝了规模报酬不变假定，而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
注：估计时都经过了广义差分变换以矫正自相关，[* *]指在5%水平上显著，[*]至少在0.1%水平上显著。
在按规模收益递增假设估计的(1.3)式中，各个变量均很显著而且具有合理的符号，即使是校正后的可决系数也接近于1，说明方程的拟合程度和解释力相当优良。其中，我们对常数项和线性趋势项估计的符号与Otto和Voss(1994)相同。劳动和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估计分别为0.35和0.55，私人部门资本的产出弹性为0.65，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小于私人资本是正常的。我们关于公共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在数值上与Aschauer(1989c)、Dalamagas(1995)和Wylie(1996)的上限结果比较接近，公共资本每增长1%，可使企业部门资本要素在生产率增长0.55%。在所有的估计中，cy的符号均为预期的正号，说明以本年和上年通货膨胀率之差表示的通货膨胀加速度是顺周期的。
我们估计的企业部门产出关于公共资本的弹性较大，其原因可能在于公共资本中的电力交通通讯资本的生产力较大：电力、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是核心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现代知识经济的重要内容，与生产和生活消费最为直接和紧密，其正的外部性效应相当显著，具有不可低估的生产性；建国以来我国长期是基础设施欠帐太多，但改革开放后基础设施逐步得到加强，例如1981-1998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信业固定资产名义投资年均增长28.7%，大大高于工业部门18.3%的速度，使我国的铁路、码头、机场、高速公路和通讯等设施迅速改善，另外电力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瓶颈”制约的缓解和消除，“挤进”大量的企业投资特别是外资和民间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所以，以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业发展为核心的公共资本积累，不但扩大了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促进了社会总供给的增加，对中国近20年的经济增长起了较大推动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我们利用生产函数框架，评价了中国公共资本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其产出弹性大约为0.55，说明公共资本对市场化部门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其政策含义是在政府职能转换和实行公共财政情况下，国家直接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但不能忽视对基础设施或具有自然垄断行业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当前财政以“吃饭”为主和国内需求不足情况下，更应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在加强国有资本金运营基础上，目前财政增加公共投资，扩大投资需求和促进经济增长，可重点考虑以下政策选择：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主要是控制行政管理费，压缩“吃饭”支出比重，为公共投资挤资金。首先，按市场经济原则，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在职能上缩小政府。二是继续改革政府机构设置，消除按行业设置机构造成机构总体庞大、职能交叉弊端，改变所有政府机构都垂直设立、上下对口的分布格局，从组织和人员上精简党政机构。三实行零基预算，严控公用经费，特别是改革会议、公车和接待制度，减少会议费、车辆费和招待费的支出，在费用上缩小财政的供应范围。最后，许多事业单位可逐步推向市场。另外，通过减少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和其他财政支出，增加公共投资的可支配资金。
——积极推进费改税。当前为提高税收占GDP比重增加财政投资可用资金，不宜采取提高税率增加税负办法，而应在从长期着眼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的同时，中近期把重点放在整顿非规范的政府收入分配上，有效扩大税基，提高各种税率的加权平均税负。另外，目前有些公共建设性质的资金采取收费办法，而且大多是在预算外管理，既不规范也不利用监督提高其使用效率，并扰乱了分配秩序，也要求进行费改税纳入预算统一管理，弥补财政在一些基本公共（设施）领域的投资职能缺位。费改税以后，一方面通过预算监督提高这些资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通过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促进经济增长与税源扩大，在长期增加公共投资可用资金。
——增加国债发行。发行国债是各国进行公共投资的常用手段。虽然近两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扩大国债发行缩小了我国的发债空间，但这种负面影响远没有达到极限，国债负担率大大低于国际公认60%的警戒线。从可行性上看，我国居民特别是机构投资者还有巨大的应债潜力。因此，宜通过制定稳健的长期国债政策，为公共投资提供稳定的融资来源。另外，借鉴国外经验，逐步在适当时候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国债特别是市政债券，增加公共投资。例如美国1992年的国债总额中，联邦债务占75.4%，州和地方政府债务分别占9.4%和15.2%(Wallis,2000)。
——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上于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公共财政在当前的西部大开发中，应主要通过基础设施投资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中央在这方面应增加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建议中央恢复对西部民族地区每年补助递增10%的规定；对西部落后地区上划中央“两税”收入的增量全部返还；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过渡期转移支付；调整现行专向拨款补助项目地方配套政策，对落后地区的专向拨款包括国债专项建设资金，地方所需配套资金由中央财政全额负担，以增加西部地区的公共投资能力。
标签：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实证分析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