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对台湾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危机论文,生态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任危机一直是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 湾的信任危机问题不断加剧，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更是将信任危机激化到空前 严重的程度。这种信任危机的激化不仅表现为在野势力和相当部分民众对陈水扁执政当 局的不信任，它还广泛存在于岛内各大族群之间、蓝绿不同阵营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民 众与媒体、媒体与“政府”之间。尤其是这次3·20选举所引发的信任危机造成岛内族 群对立分裂之严重，对民众心理伤害之深，对岛内政治生态发展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 未有的。那么，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民 众政治参与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入剖析。
一、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一般来说，信任包括两层涵义；一为具体个人层面的 ，是对当事人的信任；一为制度、规则层面的，是对维持信任机制的信任。台湾出现的 信任危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制度的因素，还有复杂的社 会背景。
(一)政治制度上的缺失
制度上的缺失是信任危机在台湾政治发展中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照搬西方 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但依然处在初级的阶段。台湾现行的 “宪政体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台湾社会政治本土化进程的加快，岛内 统独意识形态的争执不断激化，台湾“宪政体制”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结构矛盾日益显 现，虽然经过多次“修宪”，依然未能建立稳定的政治运作制度。(注：张文生：《从 “罢免案”看台湾政治的结构性矛盾》，《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第61页。)
台湾政治制度上的缺失导致信任危机的产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剧了岛内各 个政党间的利益矛盾冲突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二是执政者的权力过于集中和宽泛，容易 造成法治和德治的真空，也极易引发信任危机。政党是凝聚本阶级的利益和表达本阶级 的政治意识，控制和影响利益的分配和实现过程，旨在夺取和巩固国家政治权力而组成 的政治组织。(注：郑楚宣等著：《政治学基本理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版 ，第153、168页。)政党的这种属性决定了不同政治理念和利益需求的政党之间天然存 在着矛盾和对立，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来制约和协调这些矛盾，就可能造成失序 的状态。台湾现在的政治制度中，“总统”、“行政院”和“立法院”之间的权责非常 不平衡，“总统”几乎是有权无责，“行政院”权力有限却要承担主要责任，“立法院 ”对“行政院”制衡力度明显不够。因此，当“行政”和“立法”分别控制在两个不同 阵营时，这样的制度设计不仅无法有效地协调和化解朝野之间的对立，反而可能激化矛 盾，经常出现执政党强行施政、野蛮施政和在野党为反对而反对、恶意杯葛的情况，如 此不断恶性循环只能不断加剧不同阵营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
即使“行政”和“立法”同属一个阵营，台湾现有的制度也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 总统”权力的无制约性带来失信于民。台湾经过多次“修宪”之后，“总统”的权力不 断扩展，享有“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外交”等多方面的权力，没有一个机构能够 对“总统”的权力形成实质性的制约。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就极易于造成 权力的滥用，使得民众无法信任和依赖政府。李登辉在台湾执政12年逐渐走向威权独裁 的过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再次胜选后的民进党提出了年底“立委”选举过半，实现 民进党“长期执政”的目标，同样引起了人们对陈水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的担忧。虽然 陈水扁在7月18日民进党全代会上宣誓下任“监察院长”将由非民进党人士担任，但“ 监察院”有限的监督职权实际上很难对陈水扁当局构成有效的制约，无法化解在野党和 民众的不信任。
(二)政治人物的性格弱点
政治人物的性格特点和政治表现也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信任。从人性的角度讲，掌握 权力的人，并不必然地具有超人的智慧，权力并不等于真理和良知，面对自我的利益得 失，总不免要在一定的程度上倾向于自我利益的维护，这就极有可能由于个人的政治性 格和道德品格的缺陷，带来国家或政府信任危机的问题。(注：阎钢：《试论国家政府 的诚信建设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370页。) 目前台湾政治社会中出现的信任危机同陈水扁的性格特点和人格特质有很大的关系。
陈水扁最突出的政治性格就是善变和缺乏诚信。在过去的四年里，无论是在岛内政治 斗争还是处理两岸关系中，陈水扁的善变表现得淋漓尽致。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中 ，陈水扁曾宣布当选后不担任党职，但却在2002年主动推动“党政同步”，兼任民进党 主席；2004年连任成功后不久，他再次放出风声表示不想再担任党主席，遭到党内反弹 后又暂时搁置这一问题。在两岸“三通”问题上，陈水扁一面讲“三通”是必走之路， 一面却声称“三通”不是万灵丹；一面表示要推动“三通”直航，一面又为“三通”设 置种种障碍。陈水扁这些善变表现的背后是极端、偏激的心理和机会主义的考虑，直接 导致他以“民粹主义”煽动不同阵营支持者之间、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对立情绪；为了选 票的需要，面对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他可以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讲出完 全自相矛盾的话。陈水扁性格中还有既自卑又自负的一面，自卑使他对有实力的政治对 手不断打压和报复，自负导致他对实力不够的政治对手展现权力的傲慢，甚至进行公开 羞辱，不屑一顾。陈水扁政治性格弱点在施政过程中的展现使得他很难获得岛内政治对 手的信任，也很难赢得大陆和国际社会的信任，同样岛内绝大多数民众也对他保持怀疑 和不信任的态度。除了陈水扁之外，岛内其它政治人物的政治弱点也或多或少在政治生 活中有所体现，对信任危机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
(三)权力和利益至上的驱动
制度上的缺失和政治人格上的弱点并不必然导致信任危机的产生，但它们一旦与权力 和利益至上的追求相结合，就极易诱发信任危机。依照政治社会学的观点，权力和利益 本身就带有诚信缺失的倾向，在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中，权力至上，有权就有一切，已 经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积淀于人们的政治理念之中；权力获取越大，地位也就越高，对社 会支配的力量也就越广越强，利益也就相应地获得越多，个人生命的力度也就越旺；而 社会对权力的制约力度却越来越弱，由于民众相对于集权而言是弱势，权力便会在其势 力的范围内形成社会制约的真空区域，致使权力在根本上带有诚信缺失的倾向。(注： 阎钢：《政府诚信缺失的本源性探索》，《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 第2期，第54页。)在台湾，执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个人或者党派团体谋求政治权力 和经济利益的手段，社会民众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牺牲品和政治竞争的筹码。
台湾的政党政治是一种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各个政党和政治人物为了赢得选举和获取 权力，在竞选过程中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排斥异己，煽动仇视，相互倾轧，直接造成 了选举风气的败坏。为了获得选票和争取支持，政治人物还会开出很多实际上无法兑现 的政策支票。陈水扁在过去四年提出的“拼经济”、“经发会共识”、“绿色矽岛”、 “2008行动方案”等目标和计划，最终都不了了之。在台湾，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无论是在“总统”、“立委”选举还是县市长、乡镇长选举，开列政策支票却不去兑 现的情况相当普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政党和政治人物只是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放 在第一位，并没有把民众的需求和利益放在第一位。这非常容易让选民产生被欺骗和失 望的感觉，长此以往就会对政党和政治人物失去信任。
(四)民众政治心理的紊乱
台湾民众长期形成的独特政治心理也给政治人物利用制度缺陷和性格弱点进行权力利 益斗争提供了环境和机会，是信任危机能够存在和发酵的社会背景。当前的台湾并不是 一个民主和理性的社会，民众政治心理非常复杂，可以说是处于紊乱的状态，在很多关 键性问题上远没有达成共识。大陆学者刘国深就总结出台湾人具有叛逆心理、悲情意识 、“恐共”心理和“媚日崇美”现象，并认为台湾人的政治意识形态具有政治信仰“欧 美化”、族群意识“褊狭化”、政治文化“脱中国化”、国家认同“异质化”、台湾前 途“自立化”等五大迷思。(注：刘国深：《当代台湾政治分析》，九州出版社，2002 年6月版，第37-43、52-85页。)
台湾民众这种复杂政治心理的产生有些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性有关，有些是历史的原 因和记忆造成的，有的存在于现实的生活过程之中，还有则是政党和政治人物长期政治 操作所致。台湾的“省籍族群”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进党长期操弄的结果，民进党 利用台湾族群复杂多元的特点、国民党政权在族群问题上的一些不当处理和民众政治心 理的紊乱，将“省籍族群”作为颠覆国民党政权、赢得选举和对抗大陆的政治斗争工具 ，不断用极端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挑拨煽动。长此以往，台湾就变成了一个充满仇恨、 斗争和矛盾的社会，一个民粹主义盛行的社会，一个“非蓝即绿”的社会。由此可见， 台湾民众政治心理的紊乱给政治操作提供了空间，政治的操作导致信任危机的出现，信 任危机的加剧又造成民众心理的进一步紊乱，台湾政治社会就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中 不断发展，使得信任危机成为台湾政治社会中一个难解的结。
二、信任危机对政党政治和民众政治参与的影响
虽然经过多年的实践，台湾的政党政治并没有完全走上成熟稳定发展的轨道，在这个 过程中，信任危机和政党政治的发展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政党政治的不正常发展可 能导致信任危机的出现，信任危机又会对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民众参与政治的心态产生负 面影响。
(一)信任危机已经对台湾的政党政治秩序造成损害，危及到民进党政权的合法性与有 效性
任何一种政治秩序的维持都同时依赖于两个方面，即有效性和合法性(注：S·M·李普 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5-60页。)。所 谓有效性，是指某一政治体系通过实际行动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的能力及程度；而合法 性则与信任有关，指的是社会成员由于信任某一政治体系的品质和能力而拥护和效忠这 一体系的程度；有效性与合法性之间是一种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关系。(注：冯仕政 ：《我国当前的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28 页。)民进党在2004年的选举中，以“公投”捆绑选举、制造族群对立，在枪击事件后 又操弄“国安机制”，对枪击案真相调查躲躲闪闪，使在野党和相当部分民众对民进党 取得政权手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产生强烈质疑。
更为严重的是，陈水扁在“就职”后并没有积极弥合分歧，消除危机，反而毫无顾忌 地利用公共权力进行寻租行为，在各项人事任命上以政治酬庸优先于专业考量，不仅对 辅选有功人员论功行赏，还在某些需要保持超然中立的职位上安排明显有偏绿倾向的人 士，甚至有人公开表示“即使政治酬庸也酬庸得有道理”。这种公开的寻租行为所导致 的信任危机不仅会直接损害到民进党当局的行政效能，让民众对台湾政治和行政制度的 公正性、纯洁性丧失信任，更让民众与“政府”的沟通出现困难。而且，这种因信任危 机而形成的“寻租”心理往往是一个“自我确证”的“恶性循环”，即因信任危机而不 断寻租，因寻租成功而强化信任危机，如此循环往复，终将使寻租的冲动积淀为一种根 深蒂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导致更多的人加入寻租的行列。(注：冯仕政：《我国当前的 信任危机与社会安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28页。)如果民进党 当局任由这种风气发展下去，台湾政党政治发展的秩序将会遭受更为严重损害。
(二)信任危机使不同阵营政党之间的政策分野和对立更加清晰和激烈，“中道力量” 发展的机会和空间有限，台湾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政治稳定
在西方发达的民主国家里，政党的竞争是一种相对有序、有度、有限的竞争，朝野政 党之间竞争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和施政层面，很多时候都会出现政策趋同，为了防止过 于趋同而丧失特色，各政党一般又会采取模糊的政策立场(注：周方银：《国际问题数 量化分析》，时事出版社，2001年2月版，第125-126页。)，这样就可以避免造成社会 的重大分歧和对立。为了实现政治稳定，各政党之间经常通过谈判、协商达成妥协，妥 协意味着对政党政治的各方特别是少数一方权利的尊重，可以有效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 ，没有妥协就没有政治稳定。(注：胡元梓：《论中国实现有效治理的社会政治心理基 础》，《文史哲》，2004年第1期，第158-159页。)而在台湾，政党政治恶质化积弊深 重，信任危机使朝野不同阵营之间在多数时候都处于剧烈对抗的状态，民进党和国亲两 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缺乏共识，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分野清晰，基本上是趋于 两极，很难找到妥协的空间。在过去的四年，台湾朝野政党在是否停建“核四”、高层 人事任命、预算编列、两岸“三通”、农渔会改革、“公投制宪”等问题上都进行了非 常激烈的对决。
蓝绿非理性的激烈对决导致不少民众对两个阵营都失去信心，一些社会“中道力量” 想趁机挤占蓝绿所丧失的政治空间。台湾选举期间所出现的由弱势团体组成的“泛紫联 盟”、主张蓝绿都是“烂苹果”的“废票联盟”、“立法院”新成立的“无党联盟”， 以及一些知名人士成立的“台湾民主学校”等等都以“中道力量”自居。在台湾目前“ 非蓝即绿”的政治氛围下，这些“中道力量”所能够发挥的空间并不大，他们自身都没 有足够的力量担负起维护台湾政治社会客观中立的责任，还是要仰赖蓝绿阵营才能发挥 关键少数的作用；况且很多台湾民众是对整个岛内政治感到失望，对新出现的政治势力 ，往往会有“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心态，也影响到中道力量的发展。
年底的“立委”选举关系到台湾政党政治版图的重划，已经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但 有一点可以明确，民进党希望通过“立委”选举过半实现完全稳定政局的目的并不容易 达到。泛蓝即使失去“立法院”多数，依然会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执政者对他 们权益的不尊重和刻意忽视只会导致他们对民进党当局更加的不信任，他们可能会通过 其它平台和途径来进行更激烈的反制和杯葛。而且，台湾社会已经被撕裂为两半，“立 法院”的多数并不意味着民意的多数，如果民进党当局以“通吃”的心态施政，则可能 引发不同规模的社会游行抗争运动，从而导致政治社会的不稳定。
(三)信任危机使台湾同一阵营各政党之间和各政党内部围绕权力利益的合纵连横更加 微妙。
在政党政治中，政党之间的结盟或合作是一种常态，目前台湾已经形成了以民进党和 “台联党”为主的泛绿阵营和以国民党、亲民党为主的泛蓝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信任 危机不仅外溢到整个台湾政治社会当中，也内渗到同一阵营内部的政党之间和某一政党 内部各派系之间，使得它们围绕权力利益进行的合众连横更加微妙。同一阵营的不同政 党之间虽然有理念上的相似之处，但各个政党也都有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考虑，政策利益 需求并不完全一致，相互之间的信任是有限度的，在有些问题上的信任基础甚至比较脆 弱。它们之间即使是合作也不免有防范和竞争的一面，一旦面临的外部压力比较小，在 台湾整体社会信任危机弥漫的氛围中，这种内部的竞争就可能凸现出来。同一政党内的 不同派系也有类似的问题，不少决策往往需要考虑到派系的平衡和妥协。
对于泛蓝阵营来说，泛绿阵营的压力迫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合作，甚至考虑合并的可能 性，但两党之间的历史恩怨、对某些领导人的不信任、对合并动机的怀疑都使国亲合作 的方向明确但道路却极不平坦。民进党和台联党之间是相互利用的关系，两党间的信任 基础也并非牢不可破。民进党担心“台联党”同它抢夺政治行政资源，不希望“台联党 ”发展过快而加重其要价的筹码；而“台联党”也不甘心永远只是一个当配角的小党， 在选后一度传出国亲势力消减后可以让“台联党”成为岛内第二大党来制约民进党的声 音。此外，在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内部，各种势力和派系为了取得党内领导人地位和2008 年“总统”候选人资格也在明争暗斗。虽然目前各党派和阵营内部的信任问题尚没有溢 出党外或阵营之外，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政党政治版图的构建。
(四)信任危机会对台湾民众政治参与的心态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
民众的政治参与是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参与程度和水平高低， 往往成为衡量此国家或地区民主程度和政治发展程度的最主要标准之一；政治参与的途 径一般有参加投票和选举活动、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政治表达和政治接触活动等。( 注：郑楚宣等著：《政治学基本理论》，第106页。)台湾地区民众政治参与程度比较高 ，多数大型选举的投票率都达到七成左右，有几次甚至高达八成以上，但台湾民众政治 参与的水平却并不高。这是因为台湾民众的政治心理尚不成熟，政治参与中非理性的情 感取向过重。如果民众对政治或特定政治团体的情感承诺过于强烈，会对民主政治造成 不利的影响，助长导致民主政治动摇的大规模的救治主式运动，导致政治系统的分裂动 荡。(注：刘松阳、刘锋：《政治心理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页 。)而按照西方选举的经验，信任危机必定会导致民众参选、参政热情下降，政党的固 定选民队伍和活动空间日渐萎缩的情况。但在台湾，信任危机不仅导致各党派的基本支 持者对政治参与热情更加积极稳固，而且刺激非基本支持者的危机意识，使他们不得不 “选边站”，从而压缩中间选民的数量，使投票率抬升。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 票率达到80.24%，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些选民对蓝绿阵营盲目和无保留的支持所致 。
信任危机对选民的刺激作用在台湾选举空前激烈、高度动员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 但在平时，信任危机最直接的影响是政治冷漠者增加，很多民众对政治产生失望、无奈 、疏离甚至是反感的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源于政治信任的受挫，当选民发现自己所选 的候选人不值得信任，自己所支持的政党不符合自己的期待，政党之间政治斗争的本质 如此肮脏的时候，就会视政治为畏途，消极地适应政治环境，主动地远离政治生活。政 治信任是一种非常复杂和微妙的政治心理，需要长期的努力才能培养起来，一旦受到损 害，恢复起来就相当困难。2004年7月高雄市“议员”补选投票率仅为32.03%，创下历 史新低，就与此前出现的“议会贿选案”和“总统”选举后的种种争议冲击选民的心理 有关。
三、几点结论
台湾日趋严重的信任危机不仅危及到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而且已经冲击到社会的团 结和安定。相互信任是维系任何政治社会系统的重要凝聚力，严重的信任危机会造成整 个政治社会系统的崩溃。
首先，台湾当政者缺乏“反省”的自觉，信任危机难以化解。目前，陈水扁和民进党 不敢或不愿意承认信任危机的存在，刻意将政治对手的抗争解释为“输不起”，将领导 人的政治性格仅仅理解为诚信问题，将台湾社会存在认同与族群的“问题”说成是“课 题”等等，想以此转移民众疑惑的视线，或仅将“率先反省”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没 有采取有效的行动，仍然象以前一样做秀多于实质，这样不仅无助于信任危机的化解， 而且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其次，信任危机与政治系统、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传统等因素都有密切的联系 ，要多管齐下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般来说，政治稳定是政治参与良性运行的基本 条件，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民众的政治参与将走向无序化。无论是执政的民进党还是 在野的国亲两党，都必须加强责任意识，扮演好负责任的执政党或在野党的角色，避免 以政治煽动和激起民粹的方式进行对抗性的政治动员，激化族群矛盾，破坏社会结构的 和谐，为政治系统的良好运作创造条件。经济繁荣和发展是社会信任建立的物质基础， 经济的发展可以提升民众对政治社会的信心，反之则会降低民众的信心。文化的一致和 认同也是建构相互信任重要方面，人为割裂台湾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搞“去中国化 ”的“文化台独”活动只会加剧社会信任危机的程度。
第三，当前的信任危机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心理，归根到底是政治社会互动的结果。因 此，从根本上讲，要消除台湾的信任危机，就必须消除导致“政府”、政党和民众之间 相互隔离、沟通不畅的因素，建立一种能为各方普遍信任和接受的社会制度性安排与制 度性承诺。当前台湾政治中存在的“五权”和“三权”体制不协调、“总统制”与“双 首长制”相矛盾、“总统”与“立法院”的权限不平衡、政治人物对现有“宪政体制” 的不尊重、民意代表的产生方式不尽合理等都是需要检讨和处理的问题。只有实现了制 度上的协调，才能最终建立和谐信任的政治社会互动机制，解决信任危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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