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吉亚斯修辞学与柏拉图真修辞学——西方文体学萌芽时期的一场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修辞学论文,柏拉图论文,论战论文,萌芽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引言
当代学者都承认公元前七百年可能在小亚细亚的某地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游唱诗人荷马（Homer）。他虽然为贵族写作，但他的两部叙事诗《伊里亚德》和《奥德赛》是烩炙人口的传世之作。作品的成功在于其优美绝伦的文体风格，如作品完整统一，情节性强，戏剧效果卓越，各个部分完美衔接，是经书面整理后仍可朗朗上口的佳作。由此可见，荷马是位有独特风格的不朽诗人。我们还可以通过他的《伊利亚德》看到，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某种经过周密加工、讲究修辞的演讲术。这里的“修辞”是有意识地选用某些语言表达手段，“演讲术”则是掌握口头表达的技巧。可惜其具体内容没有文字记载。
但荷马终究是位文体家（stylist），不是文体学家（stylistician）。文体学在西方是个近代的概念，style作为文体或风格的意义在古希借直到亚里士多德时期才有较多论述。在此以前，我们要从以高吉亚斯（Gorgias）为代表的修辞学家的言论和实践中，以及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先哲有关真修辞学的论著中去追踪文体风格在西方的早期萌芽。
2.0高吉亚斯修辞学
传统上把修辞学的缔造者归之于在今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上锡拉丘斯的柯腊克斯（Gorax of Syracuse，公元前476年）。他的一个弟子叫做梯西亚斯（Tisias）做了大量的发展和传播工作。梯西亚斯的弟子中名声最大的要数高吉亚斯（Gorgias，公元前485—380年）。约公元前428年，他作为西西里的里昂梯尼城邦的使节被派往雅典，此后在那里从事修辞术的教授和实践，也就是说他将修辞术传入希腊。
2.1历史上的高吉亚斯
高吉亚斯留下的作品仅两部：《海伦颂》和《帕拉米提斯》。
我们从这两部作品可以看到历史上的高吉亚斯在修辞学上所持的观点。他的修辞学艺术实际上是言语魅力的艺术。用他自己的话说：“神幻的力量，通过其魔力，迷惑、劝诱和改变人的灵魂”，这实际上是文体家的工作。文体家呕心沥血地推敲每字每句，迷醉于形式，但对真理的关系考虑很少。忠实于现实对高吉亚斯来说是次要的；因为他懂得：“一次演讲可取悦和劝诱大批听众，这是通过对演说的组织的熟练技巧，而不是对其陈述的精确性来实现的。”（《海伦颂》13）
高吉亚斯本人的文体今天看来，有矫柔造作、罗唆累赘之弊。中世纪的学者早已有此看法。但高吉亚斯同时代的人却为之倾倒，甚至像Thucydides,Antiphon和Isocrates等名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折服。这可能是他的文体易于模仿和传授之故。从对高吉亚斯本人文体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文体风格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中产生不同效果或具有不同的价值标准。
2.2柏拉图笔下的高吉亚斯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死后（约公元前387年）不久，发表《高吉亚斯》一文。在该文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与高吉亚斯等人的对话，批判高吉亚斯大力倡导修辞学的观点。历史上的高吉亚斯是否说过这些话，或者，有些批评，究竟真的出自苏格拉底之口，还是柏拉图之口，已无法澄清。好在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的论点。争论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修辞学是一种艺术或职业。高吉亚斯认为修辞学是演讲或话语的艺术，是演讲给人以深刻影响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之皇后。苏格拉底指出价值的判断不能作为定义。说修辞学是科学中最崇高的，或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制度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修辞学，什么是民主。在没有知道一件事之前，就不能说这件事像什么。或者，只有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才能知道它能否传授。
这里，苏格拉底把职业知识和系统传授，可靠地、成功地完成某事，和解释该职业活动的能力联系起来。但对话录没有区别修辞家（rhetor）和修辞学家（rhetorician），前者是演说家的职业，他知道如何使演说对听众产生效应，后者的职业是指导如何教授他人去对听众产生影响。因此，把从事修辞理论教育的高吉亚斯称之为修辞家不很贴切。
（2）修辞学是关于演讲的知识。苏格拉底把演讲叫做逻各斯（logos）。它有四个方面：i）一般的说话或谈论；ii）系统的有组织的说话，如演讲者的连续说话，或讨论；iii）理性的叙述而不是故事或神话；iv）提供理由和解释。苏格拉底要求逻各斯满足所有这四个条件，最终给一个人所奉的信念作理性的说明和提供正当理由。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在我们知道有关X的任何事之前，我们必须说清X是什么。
分歧就在于：高吉亚斯心目中的修辞学只是指说话的一般意义，而苏格拉底认为逻各斯是理性的话语。苏格拉底的这一要求今天受到较多批评。这个要求如果作为知识的前提，而不是关于X的信念的前提，那么是可以接受的。如果“X是什么”的知识，只是有关X的任何信念的先行条件，同时如果我们要获得“X是什么”的知识，我们需要关于X的真实信念，那么我们不可能获得“X是什么”的知识。苏格拉底的陈述失之对知识和信念未做出区别并走入了循环论证的误区。
在另一处我们也可发现苏格拉底的批评是无力的。当高吉亚斯说明修辞学所诱发的不是知识（知识应当总是正确的），而是信念（信念可以是正确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苏格拉底说修辞家产生的信任感来自信念，不是应当由教师产生的合乎道理的信任感和知识。对此，高吉亚斯认为修辞家就是修辞家，不在乎算不算教师，因此苏格拉底的观点不能驳倒高吉亚斯。
（3）题材。高吉亚斯认为题材应当是人类关心的最重要事，涉及人类最大利益的事。苏格拉底认为这个观点有些混乱，因为人们会有不同理解，如算术家关心的是奇数和偶数；医生关心的是健康；经济学家或商人关心的是财富。这个辩解并没有驳倒高吉亚斯的观点。因为前者的观点是高度的概括，而后者视不同职业而定。
（4）修辞学可使人们说话有力量并懂得所谈内容。高吉亚斯指的是一位修辞家在谈某事时，他理解并知道这位修辞家所用词语的意义。苏格拉底显然对“理解”有更多的含义。如医生“理解”医学配方，其意义是医生能解释这些配方并说明理由，而一般人是不理解的，尽管他知道配方中所有词语的意义。
当代的读者会拒绝苏格拉底的观点，坚持修辞学只处理话语的形式成分，但在高吉亚斯的时代人们尚未区别一个陈述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抽象区别。
（5）修辞学是信任感的制造者。高吉亚斯认为在大批公民聚会决定重大问题时，修辞学具有劝说公众团体的力量。苏格拉底认为这个定义过宽；其它技术也可产生信任感。
从高吉亚斯的定义本身来看，他应该说清楚修辞学产生什么样的信任感，关于什么题材？但在当时的雅典，重大决定确是由这些公众团体做出的，故高吉亚斯的大话并非不现实，当时的修辞学的确具有今天的院外游说、大众媒介和广告的功能。
（6）修辞家的力量比苏格拉底所承认的大。在这方面高吉亚斯的观点是，即使按苏格拉底所说的情况，修辞学控制了所有其它职业；如果专家意见使用不当，对他也不必比其它职业责备更甚。例如当时在雅典和港口之间有一座长长的防御墙，对这个有远见的战略工程是由民主议会中的群众领袖决定的，即由那些修辞家决定的，而不是工程师。苏格拉底根据公元前五世纪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往往集中于同一人身上，认为这些修辞家有不少是将军，因而有能力对这一战略决定提出建议。但这一现象在公元前四世纪统揽军政大权的现象已大大减少，因而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演说家的劝说力。套用当代的话，则是外行领导内行。
在另一处提到修辞家与专家关系时，高吉亚斯论证：修辞家比非专家的劝说力大，但比专家无知。从此可看到，高吉亚斯并不接受苏格拉底的指责，把自己看得比专家还有知识。但也不能说，修辞家对有关事实一无所知。例如，修辞家对胃灼热病该服用什么药可能没有太多知识，但他有让病人把药吃下去的劝说力，因为修辞家知道恢复健康的价值，边劝说边把药给了病人。
（7）修辞学与德行的传授。高吉亚斯声明修辞学对使用好坏的态度是中性的，它不以传授美德为自己目的。
对于这个问题，当某人声称某一品行是一个美德，重要的是知道他心中的目的是什么，期待的是什么，对该品行的作用是什么。但在苏格拉底的同代人中对人类美德有众多条件，如力量、勇气、财富，以及其它贵族传统的特性，有时又指公民应当正直、守法等特性。高吉亚斯与普罗塔古拉斯（Protagoras）不同，他不传授使人成为好公民的公认的美德。其实，如果他声称可以传授美德也无碍大局，因为修辞家具有的力量对修辞家本人也是好的。
其次，在高吉亚斯的声明中含有一定的真理：在所谓希腊的民主制条件下，一个善言能辩的演说家可以起到不相称的危险的影响。希腊的悲剧诗人尤里皮提斯（Euripides，公元？480／485—406年）在五世纪时就已提出反对民主的论点，民主很容易欺骗更多的人，而不是一个人。因为阿里斯托古拉斯（Aristagoras）发现欺骗三万名雅典人比欺骗一个斯巴达的国王容易，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群众心理学。
高吉亚斯进一步说明如果演说者滥用其力量的话，这不是修辞学的错误，就象一名拳击手学了拳击技术后打了他自己的父亲，不能责备他师傅一样。
总之，修辞学不是反对道德的，与其他技术性技能一样，是中性的。这个立场符合历史上的高吉亚斯的观点，他不声称修辞学可以传授德行，但确认修辞学有使用不当的可能。但就是这个道德上持中的立场也为柏拉图所不容并加以谴责。
（8）修辞学与吹捧和谋私。苏格拉底把修辞学看作“吹捧”和“谋私”的雕虫小技。吹捧者卑躬屈膝地为形形色色的客户服务，有失自由人的身份，特别是修辞家讨好客户，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对于这一指控，需视修辞家的目的而定。如果修辞家认为修辞家对大家有好处，他就是在传授修辞学。反之，苏格拉底没有证明为什么修辞学根本不容存在，为什么不让修辞学解释每一个修辞手段是怎样在不同条件下对不同听众产生劝说力的。
2.3小结
行文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有关修辞学的争论和文体学研究的发展史究竟有何联系？我们认为修辞学对文体学的理论有以下启示。
（1）修辞学是从演讲术发展起来的。用今天的术语说，演讲是一种在当时议会中使用的正式的口语语体。如果事先有了书面稿，那就是“写后为了说的”语体，也就是说，是文体学名符其实地需要研究的对象。又如，当苏格拉底要求高吉亚斯在对话中讲话简炼，不要长篇大论，高吉亚斯回答说有的回答需要长的发言，苏格拉底便要求他使用短的文体，下一次使用长的文体。这些都是文体的概念。
（2）高吉亚斯等向当时的人们，特别是贵族阶级的子弟传授讲究演讲技巧，便有必要对演讲这种语体进行分析，归纳各种修辞手段。虽然当时人们对语言的形式和语义关系还不清楚，应该肯定，这是在西方开创了对一种文体进行分析的滥觞。
（3）修辞学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演讲的劝说力，或者说，根据劝说力来挖掘哪些语言手段起到这些修辞作用。这具有极大的功能性和实用性。我们今天研究文体学，不仅是研究其文体特征，而且是了解某些文体特征在表达作者思想和感染读者／听者方面所起的效应。
3.0柏拉图：真修辞学
由于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对高吉亚斯口诛笔伐，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终柏拉图之一生，他是反对修辞学的，就像他反对诗歌一样坚决。根据他的真理标准，诗歌与修辞学都不说真话。
最近布来克（Edwin Black）提出全新的观点：即只要运用恰当，柏拉图是赞同修辞学的。从他的《高吉亚斯》和《费德拉斯》两篇对话录中可以看到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试比较以下两篇对话的特征：
《高吉亚斯》《费德乐斯》
讽刺的 建设性的
论辩的 肯定的
反驳的
因此，柏拉图或者改变了自己的观点，或者改变了修辞学的定义。
3.1柏拉图早期的温和态度
从柏拉图早期阶段写的《尤西德麦斯》（公元前390年）一书可以看到，对话者之一，苏格拉底的口气是温和的。苏格拉底问克里尼阿斯，当一个人学会如何作演讲是否幸福？克里尼阿斯答之以否，因为一些水平很高的理论家不会产生可接受的演讲，但一些可尊敬的实践家要向演说学家请教以编成自己的讲话稿，苏格拉底是同意的。他还补充说：“演讲的编制者，在我看来总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他们的这一艺术是崇高的，神圣的”，因为这使群人着迷和镇静的魅力是这一伟大艺术的组成部分。他还提到体操、修辞学、财富的积聚和军事都是神圣的。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当时反对诡辩论者不是因为他们传授修辞学，而是他们散布一种错误的哲学观点，把他们的能力夸大到能改进人类。
在柏拉图同一时期写的《普罗塔戈拉斯》（Protagoras）一文中，普罗塔戈拉斯说他的长而有劝说性的演讲以及修辞方法会使苏格拉底不舒服。苏格拉底说他不会使用普罗塔戈拉的这种形式来表达自己。为了让讨论继续下去，普罗塔戈拉斯应将他的演讲式的发言缩短。讨论是一回事，演讲是另一回事。这里，苏格拉底反对的只是某些修辞手段，而不是修辞学本身。即使在公元前387年，柏拉图第一次访问西西里后写的《梅诺》（Meno）一文中，修辞学仍然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外围性的题目，柏拉图只是不同意它的实践家们声称修辞学能使人聪明起来的观点，柏拉图仍然没有批评修辞学本身，被批评的是高吉亚斯及其同路人。
从上述对话可以看到，在写《高吉亚斯》之前，柏拉图对修辞学持温和态度。尽管修辞学还算不上一门艺术，但值得注意。诡辩论者以及高吉亚斯的错误不在于修辞学而是他们在哲学上有缺陷，对辩证法一无所知。
3.2对修辞学的猛烈抨击
《高吉亚斯》一文是柏拉图从西西里回来后写的，当时他开始领导他的学院。柏拉图对高吉亚斯的批判从理论上说是因为高吉亚斯给修辞学下了定义：没有道义上坏的修辞学，或不公正的修辞学，其逻辑结果是这个定义含蓄地声称修辞学有道义特征，而事实上它是没有的。
但是为什么柏拉图要下大力气去反对借高吉亚斯之口说出来的定义呢？很可能柏拉图见到诡辩学派的影响日益扩大，受人尊敬，危及了自己学派的发展。碰巧诡辩论者接受了高吉亚斯的修辞学，虽然他们的理论核心是声称诡辩术可传授美德。柏拉图多少把修辞学看作是诡辩术了。
3.3柏拉图的真修辞学
虽然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的口对高吉亚斯等修辞学派等猛烈攻击，但仔细分析，仍可发现柏拉图的攻击限于修辞学的特定实践。苏格拉底在指责修辞学时给人以犹豫不决之感。他说“我想把真相说出来有些粗鲁，为了高吉亚斯的缘故，我不愿意说出来，怕他以为我在讽刺他的职业。同时，这是否是高吉亚斯所实践的那种修辞学，我真的不清楚。”从中可以看到柏拉图心中也在酝酿一种不同于高吉亚斯“那种修辞学”的修辞学，这就是他在《费德拉斯》一文中表述的真修辞学。在该文中，柏拉图转述了苏格拉底的三次讲话。
第一次讲话旨在说明一个“恋人”往往是神魂颠倒，受自己激情的支配而容易作出盲目的判断，非恋人处于旁观者清的境地，能靠理性作出判断。
在第二个讲话中苏格拉底提出一个好的语篇应当具有明确的有机的结构。这就是说，当要阐明一个主题时，重要的是对它作出定义。要作定义，就须要将部分“集中”在一个统一的“型式”中。有了这个单一的型式，再把它分解成次型式，也是重要的。这个观点具有文体学研究的理论意义，即一种优秀文体风格的首要条件是能看到事物之间的真正联系，把这些相似的联系集中在一个定义清楚的属中能发现这个属中各部分的差异而标志出不同的种。
应该说，苏格拉底对“科学的文体”已有正确的概念。在谈到特拉西马屈斯（Thrasymachus）和其它导师的散文风格时，他指出这不同于“修辞文体”。他们也按一定模式排列语篇的各个部分，但与上述逻辑结构无关。
至于如何才能获得具有真正劝说力的文体风格呢？苏格拉底认为应具有表达的天赋；这种天赋的培育要求知识和实践，前者是其种艺术的基础。这时，苏格拉底引入了“迷狂”说，它不是我们处于清醒和自控状态时能获得的，它是来自上天的灵感。
苏格拉底在第三次讲话中谈到有关文体的许多原则，值得一读。
首先，一个真正好的语篇的先决条件应当是产生这个语篇的人应当了解自己题目的真正价值。可是在那个时代较多的人认为这不必要。要做一次生动的演讲，不需要知道这件事的“对与错”，只求了解决定问题正确与否的听众是谁。
其次，对善恶的正确知识是政治家风度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但政治家也需要掌握修辞学的技术规则以使公众信服。
第三，对语言具有天赋。
第四，一个语篇，一旦写成后，可掌握在理解力有强有弱的不同人的手中，很容易被误解。这就需要作者自己站出来解释或辩护。这就回到了柏拉图的传统观点。书面语篇至多是活的思想的无生命的意象，这活的思想存在于了解这思想的人的灵魂中。一个人的人格应当高于他的文学作品。这个观点可看作“文如其人”说或“文体道德论”在西方的最早表述。
3.4有关文体的其它观点
在柏拉图的真修辞学中，我们已经看到，苏格拉底的三次讲话中含有不少有关文体的观点。在该文和其它著作中，我们还可看到以下一些论述：
（1）书面写作。在《费德拉斯》一文，柏拉图论述书面写作尤如绘画；它表现生活，但如果你向它提问，它保持沉默。书面的字如果被错误理解的话，它不能给自己辩护。书面写作是一种消谴，一种游戏，但用它来严肃地、愉快地谈论正义一类的题目便是崇高的了。这里，柏拉图一面暗示只有像他那样的哲学家才能做到，同时又点明书面写作与口若悬河的说话相同，一样具有表面的劝说力。但它终究是口语交际的模仿。只有在面对面接触时，语篇才能印入对方的脑子中。
在另一个场合，柏拉图又模糊地区别两种语篇，书面语篇和真正严肃的语篇。前者不能满足后者的标准，即与真理一致的语篇。这是因为书面语篇是“死”的语篇，它没有后者的可塑性。
（2）语言与真理。在《克拉提勒斯》一文中，柏拉图论述道，由于语言至多是对自然的聪明的模仿，对语言的研究不能代替对真理的直接的和立即的探索。此话不假，而且也没有人企图以修辞学或文体学来取代哲学。但当柏拉图谈到语篇的肯定性和清晰性决定于知识，不决定于文体技巧，他否定了思维的特定体现方式的任何价值，似乎真理只与视觉意象有关，因而诗歌除了表面的肌理以外没有其它东西，他甚至把呕心沥血、字字推敲的文体家以蔑视的眼光称为诗人或演讲作家或立法者。这种极端之见必然使柏拉图无法回答一些极为现实的问题：既然只有视觉手段才能反映真理，那么所有不在眼前发生的事是否含有真理呢？那么柏拉图自己为什么要写《对话录》呢？为什么让已经去世的苏格拉底来辩论，而不是自己跑到高吉亚斯的家里去面对面辩论呢？柏拉图在这里犯了一个他自己批评别人的错误：把形式的标准凌驾于内容之上。
（3）对话体。柏拉图将自己的写作以对话体的形式发表，而不是说理的论文。在这一点上，他对文体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至今仍有不少学者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介绍论辩双方的观点。对话体的形式使柏拉图能随心所欲地、貌似公允地介绍辩论双方的观点，可以将严肃的哲学的主题以通俗的口语的方式表现出来，有时打诨，有时辛酸、有时讽刺、有时公平。
对话体的发展与柏拉图的一个基本观点有关。他从来不将意义屈从于形式。没有内容的艺术不是艺术。在物理科学中，假设是通过实验手段来检验的，但哲学家的源泉是以和自己或他人谈话的形式思考的。显然，柏拉图也是根据实用的、功能的原则开发这个文体的。从比较文体学的角度看，我国的《论语》颇具有对话体的表现方式。
（4）修辞学的社会效用。在《论政治》一文中，柏拉图认为修辞学的劝说力是政治家用威胁手段以外实施社会控制的唯一方法。他还给修辞学赋予教育的价值，这就是说，年青人如不能通过哲学来获得真的知识，那么可以通过修辞学的“劝说”的方法来学习哲学。这样，他多少接受了高吉亚斯的观点。
3.5作为修辞家的柏拉图
历史的莫大讽刺是柏拉图反对诗歌，他本人却是位诗人；他反对高吉亚斯及其修辞学，他本人却是位修辞家、文体家。我们在前文中已谈到他开发对话体的特殊贡献。现罗列一些他常用的修辞手段如下：
——使用证人和权威的言语来支持自己的论点；
——结论与引言相呼应；
——引用历史典故；
——引用谵语：
——长篇的叙述；
——假想的谈话，为了使读者能适应，有时会离题；
——有时加上几段韵文作为润色；
——编造对话；
——对语的使用；
——比较；
——作形象的比喻以达到纯澄清、生动和着重的效果。
3.6小结
不管柏拉图是否出于误把修辞学家高吉亚斯当作诡辩论者而进行攻击的动机，他对修辞学更多的是持负面意见。其原因是修辞学的蓬勃发展已危及他的学派和理论的地位。由于高吉亚斯的修辞学的实用性，当时的贵族子弟掀起了学习修辞学热，以便用自己经过“包装”的言词来赢得议会内多数的支持或在法院内打赢官司，这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应该说，柏拉图的抨击谈大道理多，没有针对修辞学的具体争论提出有力的观点。
而当人们争相学习修辞学这个潮流来势很猛而无法阻挡时，作为懂得政治的哲学家的柏拉图深明大义，不甘落后，急着要把修辞学的大旗抢在自己手中。“真修辞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笼的。我们从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会见到类似的人物和事例。
应该承认，在柏拉图用自己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修辞学的过程中。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在方法上，他倡导“合”与“分”并用的辩证法。其次，修辞学不仅可用来提高演讲水平，而且可用于所有的语篇，公众的和私下的，劝说的和说明的，最后都是为了感化人的灵魂。这就是柏拉图的真修辞学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