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山东经济的发展（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山东论文,明清论文,时期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经济作物种植的发展
山东经济作物的种植首推棉花。明王朝建立之初即推行指令性植棉政策，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22〕，这一政策对山东棉花种植的迅速推广起了很大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显然是植棉的经济收益。如嘉靖《山东通志》记载，棉花“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方，其利甚溥”〔23〕；万历《东昌府志》则言“高唐、夏津、恩县、范县宜木棉，江淮贾客列肆赍收，居人以此致富”〔24〕。又如兖州府郓城县，土宜木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25〕；济南府临邑县“木棉之产独甲他所，充赋治生依办为最”〔26〕。据笔者统计，嘉靖～万历年间山东六府104州县中， 见于史籍记载的植棉州县已有40余个〔27〕，约占州县总数的40%。
清代山东植棉进一步发展，植棉州县增至90余个，达州县总数的87%；特别是专业化、大面积种植得到很大发展，一些棉花主要产区棉花种植已占相当的比重，出现了粮棉并重，乃至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如康熙年间鲁西南曹县，木棉之利“几与九谷平分轻重”〔28〕；乾隆间，鲁北沾化县“通县所赖惟小麦、棉花二种”〔29〕。在鲁西北棉区棉花种植比重更高，清平县棉花“连顷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30〕；夏津县则以棉花收成的好坏作为衡量“年之丰歉”的标准〔31〕；高唐州更是“种花地多，种谷地少”， 道光年间棉花种植排挤粮食作物的现象引起地方政府的极大担忧〔32〕。大体而言，到清代中叶近代山东三大棉区已基本形成，依次为：（一）鲁西北棉区，以高唐、临清为中心，包括夏津、清平、恩县、冠县、武城、馆陶、丘县、堂邑等州县；（二）鲁北大清河棉区，以滨州为中心，包括惠民、乐陵、蒲台、利津、沾化、商河以及博兴、高苑、临邑等州县；（三）鲁西南棉区，包括曹县、郓城、巨野、单希地、定陶等州县。
果树种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发展。山东果树种植以枣梨为最.核桃、柿子等次之。嘉靖《山东通志》称，梨“六府皆有，……出东昌临清、武城者佳”；枣“六府皆有之，东昌属县尤多”“商人先岁计其木，夏相其实而值之，货于四方”〔33〕。平原、恩县两县接壤的马颊河西岸临河一带，北自梅家口、董家口，南至津期店“凡五六十里”多种植果树，“枣梨桃李之属获利颇多”〔34〕。 甚至有专以果树种植为业者，“每岁以梨枣附客江南”，以出售果品的收入开支全家衣食日用所需和交纳赋税〔35〕。运河沿岸的临清、聊城、张秋、济宁、峄县等都有果品集散市场。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年间山东经运河输往江南的枣梨等干鲜果品每年即有五六十千万斤之多〔36〕。青州府益都、临朐等县所产果品以核桃、栗子、柿饼为多，柿树“盈亩连陌”，其果实加工为柿饼，与核桃、粟子等一起“贩之胶州、即墨，海估载之以南”，远销江淮闽粤，颇为民利〔37〕。
表2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
山东烟草种植始于清初，大约以滋阳、济宁一带种植最早。据康熙《滋阳县志》记载，烟草“滋阳旧无”，顺治年间城西乡民试种之，“相习渐广”；到康熙年间已是“遍地栽种”，“每岁京客来贩，收买不绝”，颇为滋阳民利〔38〕。济宁烟草种植最晚在康熙年间，乾隆时烟草种植已开始与粮食作物争劳力争农时，道光年间济宁“环城四五里皆种烟草”，“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39〕。青州府寿光县烟草种植也是从济宁传去的，康熙年间有济宁人移居寿光，购种在当地种植，“获得甚赢”，于是邑人“转相慕效”，“不数年而乡村遍植，负贩者往来如织”〔40〕。他如济南府的章丘、长山、德平，山东半岛的潍县、高密、黄县、宁海，以及兖州府、曹州府的大部分州县。清中叶前后都相继种植烟草。到清末英美烟草公司在山东推广美烟种植之前，山东已有40%左右的州县种植烟草（参见清代山东烟草种植分布年表），其中以兖州府之济宁、滋阳、宁阳、邹县，青州府之临朐、寿光、莱州府之潍县所产较丰。
表3 清代山东花生种植分布年表
鲁西南平原鲁西北平原鲁北平原鲁中山区山东半岛
宁阳(嘉庆)临清(乾隆)
陵县(光绪) 费县(乾嘉) 海阳(嘉庆)
巨野(道光)丘县(乾隆)
德州(光绪) 益都(道光) 平度州(嘉庆)
城武(道光)冠县(道光)
平原(光绪) 蒙阴(咸丰) 安丘(嘉庆)
金乡(同治)恩县(光绪)
齐东(光绪) 沂水(咸丰) 胶州(道光)
朝城(光绪)
高唐州(光绪) 淄川(光绪) 兰山(光绪) 即墨(同治)
郓城(光绪)清平(光绪)
禹城(光绪) 临朐(光绪) 黄县(同治)
嘉祥(光绪) 齐河(光绪) 肥城(光绪) 潍县(光绪)
邹县(光绪) 新泰(光绪) 诸城(光绪)
滕县(光绪) 莱芜(光绪) 高密(光绪)
峄县(光绪) 昌邑(光绪)
范县(光绪)
合计:43州县
资料来源：据各州县方志。括号中是始见于记载的年代。
此外，染料、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的专业化种植，在明清时代也有较大的发展。
（三）丘陵山区及贫瘠土地的开发利用
棉花、烟草种植对耕地条件要求较高，故多集中于平原沃壤。清代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不仅平原区人口密度翻了两番，就连明中叶还是“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的沂州、登、 莱三府〔41〕到清代中叶也已人满为患，人均耕地不足4亩。山东丘陵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1/3，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如何有效地利用这部分土地，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对鲁中山区、山东半岛丘陵山地的开发利用，以发展山蚕养殖和花生、蕃薯的引种、推广最为有效。
山东自古为蚕桑之地，史称“齐鲁千亩桑麻”，自汉唐历宋元，乃至明初仍是全国重要桑蚕区之一。明中叶以后山东桑蚕业逐渐衰退，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自14世纪起华北平原气候转冷，年积温下降〔42〕。不利于桑蚕生产；另方面显然是由于植棉的推广，棉花日益取代丝绢成为衣服的主要原料，植棉的经济收益亦属可观。而山蚕业的发展与桑蚕业的衰退恰形成鲜明对照。山蚕，山东古亦有之，明末清初开始由野生发展为大规模人工放养。据乾隆年间张崧《山蚕谱序》言，“山蚕盖自古有之，特前此未知饲养之法，任其自育于林谷之中，故多收则以为瑞。宋元以来其利渐兴，积至于今人事益修，利赖日广。立场畜蛾之方，纺缚织衽之具踵事而增，工埒桑麻矣”〔43〕。宋元以来数百年间积累的经验，为清代山蚕养殖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放养山蚕虽需人工，但与家蚕相比却是工省利厚；同时无论丘陵山地，只要可种植槲、椿、柘、柞等树之处均可放养，不需占用耕地即可获厚利，故清代发展十分迅速。
山东的山蚕业主要分布于鲁中山区的沂州、泰安二府和山东半岛青莱登三府的部分州县。康熙时人张新修所著《齐雅》记载，“山桑，叶大于常，登莱青兖四府凡有山谷之处无不种植。不论顷亩，以一人所饲为一把手，有多至千手之家。不供赋税，坐享千金”〔44〕。康熙年间沂州府已是“各属山中多种树畜蚕，名为蚕场”，“弥山遍谷，一望蚕丛”〔45〕；又有记载说，“山蚕，齐鲁诸山所在多有，……而沂水所产为最”〔46〕。稍后，登州府山蚕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各州县农户“均以养蚕为业，种柞为本，依此山茧以为养生之源”〔47〕。
除民间自行传播外，山东地方官也加意提倡。乾隆24年山东巡抚阿尔泰下令济南、泰安、兖州府属各州县地方官购买勃罗树（即槲树）种，“发给百姓种植”以发展山蚕养殖〔48〕。此项措施很快收到了相当的实效，如乾隆47年《泰安县志》即载：“槲……叶可饲蚕，谓之山蚕，织绸谓之山绸。向惟莱芜有之，近特收橡种发给贫民，设法劝种，七属山麓殆遍。槲之大者为橡，故俗呼橡子树，饲蚕宜小树，土人所谓勃罗科也”〔49〕。山东半岛莱州府宁海州种柞养蚕，也是乾隆年间知州李湖所倡导，邑民“世受其利”，故立生祠以祀之〔50〕。
花生在山东的引种、推广稍晚于烟草，大体始于乾嘉年间。引种最早的当推鲁西北运河沿岸的临清、丘县，乾隆年间已见于记载〔51〕。可能是由于大面积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引种较早，但真正推广却已是光绪年间了。
花生对土壤要求不高，在耕地条件较差的山东半岛和鲁中山区更能够显示其经济效益，故推广较快。山东半岛多是在嘉庆年间开始引种，如安丘县“嘉庆十年以后始有种者，获利无算”，以致汶河两岸原不宜五谷的“废田”因种植花生获利，反被视为“膏沃之地”了〔52〕；胶州也发展较快，道光25年州志即称，州境“南鄙以蕃薯蓣为食，东以落花生代稼”〔53〕；平度州花生种植系嘉庆末年知州周凤云所教，同治间州人又从传教士手中获得美国花生种，子粒硕大，遂改种美种花生，光绪时则“连阡陌矣”〔54〕。咸丰年间山东半岛花生已有输出，郭嵩焘在即墨金家口港就见到“小车运载豆饼、花生上船以数百辆计，填塞街道”〔55〕。鲁中山区的益都、临朐约在道咸之际开始种植，因花生“工省而易收”，且对砂碛之地有较强适应性而被视为“贫民之利”，自咸丰～光绪初年逐渐推广，“种者颇多”〔56〕；兰山、费县、莱芜等更是“连阡累陌”〔57〕，产量甚丰。此外，鲁西南平原花生种植也有较大发展，如宁阳县引种花生始于嘉庆年间，到同光之际据说已是“其收获乃至与五谷埒”〔58〕；峄县西境地多砂碛不宜五谷，光绪间始种花生，“每亩可获十余石”，“南商每以重价购之，由是境内人远近皆传植之，贩鬻日众”，居民因以致小康〔59〕。光绪年间，山东花生种植已发展到40余州县（山东花生种植分布详见表3）， 其中鲁中山区的兰山、费县、莱芜、新泰，山东半岛的平度、胶州、鲁西南的宁阳、峄、滕等县产量较丰。
高产作物蕃薯的引入和推广对于利用沙瘠土地，提高粮食总产量，解决日益增多的人口的食粮问题也起了重要作用。蕃薯引入山东约在乾隆初年。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是较早引种的地区之一，乾隆《胶州志》称，蕃薯由闽人余瑞元、陈世元等“移种于胶，滋息适合土宜”。据《金薯传习录》记载，陈世元系乾隆14年到胶州，其时正值“东省旱涝蝗三载为灾”，他乃“于次年捐资运种及犁锄铁钯等器，复募习惯种薯数人同往胶州之古镇，依法试种。始人尤不信可佐谷食，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至道光年间已是“蕃衍与五谷等”了〔60〕。安丘县也是“乾隆十四年有越人携种至北郭”，至道光年间“已蕃衍域内”〔61〕。运河沿线蕃薯的传入也在乾隆初年，乾隆16年黄可润“忧归”故里时途经德州，见蕃薯“甚多且贱”，“问之，云四、五年前有河南浙江粮艘带来，民间买种以为稀物，今则充斥矣”〔62〕，蕃薯的传种之速实在惊人。又如沂州府费县系“道光以后始盛行种植，同治六年荒歉，人赖全活”〔63〕。在民间自然传播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山东大力推广蕃薯种植，并颇获成效。如泰安府，“自乾隆十七年各县奉文劝种，于高阜沙土地依法种植”，至乾隆末年已是“所在有之”〔64〕；鲁西南济宁、巨野、郓城等州县也是“乾隆十七年奉文劝种”，道光年间“遍于中土”〔65〕。
清代中叶，山东至少已有三十余州县推广了蕃薯种植。蕃薯传入山东后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得以迅速推广，主要是由于它产量高于一般粮食作物数倍，乃至十倍，而对土地的要求甚少，因而很快成为解决日益膨涨的人口对粮食需求的有效手段。
二 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趋势
前已述及，明清时期山东农业结构的变化从空间分布来看并不是均衡的，而是因地制宜，各有侧重。事实上，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经济布局的合理化过程。
山东几个小区之间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差异较大。明中叶以前山东赋税以实物征收为主，夏税为麦，秋粮为粟，同时各州县还需交纳一定数量的棉花、棉布和丝绢，故而无论土壤是否合宜都需按比例种植。一条鞭法实行后，山东农业发展摆脱了实物赋税束缚，16—19世纪这三百余年中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种植分布由均衡趋向集中。如棉花种植的发展主要分布于鲁西、鲁北平原：清代新发展起来的柞蚕、烟草、花生等分布也相对集中。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中叶以前山东各州县均有桑蚕业，夏税丝绢定额少则百余匹，多者至数千匹〔66〕：嘉靖初年全国征收税绢206198匹，出自山东者就达54990匹， 占总额的26.7%〔67〕。明中叶赋税改革之后，山东桑蚕业走上自然分化的道路，少数州县保持并发展了原来的优势，而大部分州县桑蚕业逐渐萎缩，甚至消亡。如元代曾以“茧丝之富”号为山东名郡的高唐州，明代植棉迅速发展，成为该邑的财富之源，到清代中叶甚至已是“野无一亩桑麻矣”〔68〕，时人包世臣也说，“兖州古称桑土，今至莫识蚕丝，青州女工甲天下，今至莫能操针线”〔69〕。其言不免夸大，却也说明山东桑蚕业的衰退此时已是相当严重了。清代中叶山东的桑蚕业大致已集中于二、三十个州县。农业生产布局从均衡趋向集中的这一变化过程，实际上正是经济布局的优化过程。
到清代中叶，山东几个自然地理小区基于各自的耕地、人口、水源、交通条件之优劣，因地制宜，已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生产结构，现分述如下（参见表4）
表4清代中叶山东人口、耕地分区统计
资料来源：人口、耕地数字据宣统《山东通志》户口，田赋：各府面积分别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清代山东省图以称重法求出。
鲁西南平原区包括兖州府、曹州府和济宁直隶州，是山东最主要的粮食产区。从表4的数字可以看出该区人口密度较高， 但耕地资源相对充裕，清代中叶人均土地仍在4亩以上；加之地理位置在山东最南部，气候温暖，水源较丰，是山东各区中农业种植条件最好的地区，这里是山东两年三熟制实行最早，也最为普遍的地区，表5 是乾嘉年间兖州府汶上、曲阜二县孔府屯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复种率统计：
表5 乾嘉年间孔府屯庄农作物种植结构与复种率统计
资料来源：据《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第9册、第11册各该庄租粮账册统计。
该表显示，耕地复种指数已达150左右。 我们不排除孔府所占耕地可能土质较好的因素，但估计差距不会太大。乾隆年间，鲁西南一带每年约有数百万石小麦、大豆、杂粮销往江南、直隶、河南及鲁西北东昌府，直到清末这里仍是山东的余粮区〔70〕。经济作物则以棉花、烟草、花生种植较广。鲁西南是山东引种烟草最早、发展最盛的地区；花生自清中叶以后推广，发展很快；明代山东三大棉区中鲁西南位居第二，或许是由于土质原因，清代未见进一步发展，退居第三。
鲁西北平原区包括东昌府和临清直隶州，是粮、棉、果种植并重的地区。该区是山东主要的棉产区，棉田面积占山东全省的60%以上〔71〕。棉花种植自明代中后期起直至清末，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势头。表6是光绪末年鲁西北临清等州县棉田面积统计，表中临清、 高唐棉田比重分别占耕地的26%和35%，夏津县将近50%，与文献记载大体吻合；唯清平县仅4.4%，与方志记载所反映的状况差距较大， 数字可能有误；九州县平均棉田比重为14.5%，也已是很高了。东昌府是山东十府中人均耕地最多的一府，虽然棉田所占比重较大，但除临清、高唐、夏津等州县需经常输入粮食外，其余大体尚能自给。临清是清代山东乃至华北最大的粮食市场，每年的粮食交易量高达五、六百万一千万石 〔72〕。这一粮食市场的存在，也为鲁西北棉花种植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可靠的保障。东昌府还是山东最主要的果品输出区，每年由运河南下的山东梨枣大部分产自这里。或许是因为大量植棉的缘故，鲁西北虽最早种植花生，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末得到推广。棉花与花生都适于沙质土壤，棉花收益显然更高于花生。
表6 光绪34年临清等州县棉田面积统计
州县 耕地(亩) 棉田(亩)
棉田所占%
临清县
995262
264098 26.5%
夏津县
726727
356700 49.1%
清平县
731884
32000
4.4%
高唐县
798221
279800 35.1%
堂邑县
880266
20000
2.3%
恩县 1332996 11000
0.8%
丘县 658181
80920
12.3%
馆陶县
1245333 115000 9.2%
冠县 1113091 71000
6.4%
合计 8481961 1230518
_
平均
_ _14.5%
鲁北平原包括济南、武定二府全部及青州，泰安府的部分州县，是粮、棉、桑并重的地区。济南府是农业开发最早的地区，明代中叶人口密度居全省之首，棉、桑种植均较发达；清代蚕桑业在部分州县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山东桑蚕业得到保留的少数地区之一。清中叶前后，武定府、青州府大小清河流域不少州县相继发展为新的棉产区，使该区棉花种植后来居上超过鲁西南棉区跃居全省第二。此外，武定府沿海滩地虽不宜农稼，但盐产颇丰，山东盐区所需食盐有2/3即出于此， 年产在亿斤以上。〔73〕
鲁中山区包括沂州全府和青州、泰安二府各一部分州县。该区人口密度不高，但耕地资源较差，人均只有两亩零，且多属贫瘠山地，故粮产不丰。由于交通不便，鲁中山区的粮食流通受到较大影响，大规模输入相当困难，一遇灾歉即有大量人口外出逃荒 。如乾隆五年山东巡抚硕色等奏报，沂州府之“郯城、兰山、蒙阴三县连岁歉收，是以……流移独多”，“流民散至湖广、江西者将及万人”〔74〕。蚕桑业和大豆、花生种植是该区农业的主要特色。桑树、柞树均可利用山地，其中沂水、兰山、费、新泰等县多山蚕，临朐、莱芜等县多桑蚕。如沂水县“多山，山必有场，种勃罗（即槲树）以养山蚕，岁出山茧、山绸无算”〔75〕；临朐县则以桑蚕为盛，光绪年间“约有三分之一的农家种桑育蚕”，生丝及丝织品为该县商品之最大宗，岁入达百数十万两之多〔76〕。大豆、花生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沂州府在明代就是大豆产区；清代花生引入后也得到迅速推广，光绪34年兰山等四县平均花生种植面积占耕地的7.4%，花生的商品率占83.9%，清末鲁中山区已成为山东花生的主要输出区之一，产销量占全省的一半以上〔77〕。
表7光绪34年兰山等县花生种植面积及产销量统计
种植量(亩)产销量(担)
县别耕地数种花生 比重产量销量商品率
兰山1521393
140000 9.2%165000 165000100%
新泰40955648000
11.7%
140000 130000
92.8%
莱芜82967935000
4.2%388500 388500
100%
费县55267921000
3.8%602000 403000
66.9%
合计3313307 244000_ 1295000 1086500_
平均 ＿＿ 7.4% _
_ 83.9%
资料来源：种植面积及产销量据光绪34年《山东省实业统计》；耕地面积据宣统《山东通志》。
山东半岛主要包括登莱二府，该区三面环渤海。是一个渔、农兼作，贸易发达的地区。二府土地多盐碱砂碛，农业种植条件不佳，特别是登州府境内“无五十里之平壤”，即便丰年粮食仍不足自给，需由关东大量输入〔78〕；这里又是山东的主要缺棉区，因地不宜有十余州县几乎完全不植棉〔79〕，所需棉花多自江南、直隶输入〔80〕。半岛北环渤海，南濒黄海，近海渔业是该区重要财源之一；丘陵地带适合种植果，养蚕收果是另一项利源；清中叶以后，烟草、花生种植也有较大的发展。而沿海贸易则是该区经济的主要支柱，据《登州府志》记载，府境”以内无50里之平壤，食货所资惟田农拙业，而地狭人稠不足以更费；其山民务茧丝，海民竞渔盐。……若夫操末业走四方者多营末富”〔81〕。《黄县志》亦言：“黄民多畜牧之利，水居兼利鱼虾， 山居兼利薪刍果木，附郭而居兼利蔬菜果……总黄之民而计之，农十之三，士与工十之二，商十之五”〔82〕。山东半岛从事沿海贸易者为数甚多，粮食、棉花的输入，本地产品的输出，以及南北货物的转运均十分频繁。因而虽土地资源匮乏却无缺粮之虞，恰与鲁中山区形成鲜明的对照。还应一提的是，登州府虽棉产不丰，家庭棉纺织业却相当发达，自给之外也有少量棉布可供输出，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通过与关东、江南地区的双向流通，山东半岛不仅摆脱了耕地资源匮乏的劣势，而且后来居上，日渐成为山东的“富庶之区”〔83〕。